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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与 政 治(演讲稿)

——专治政治下的文学处境

◎ 马  建   

我的长篇小说《拉面者》写的是八十年代未政治环境的转变，人也随着扭曲了的故事。在这小说里两个人物互相喝酒倾诉，但还有一双无形的手拉扯着他们的肉体，那就是中国人的政治生活。

其实我们的一切举止都处在党的规范里，党盯着每个人的思想。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控制下，中国人充分发挥了“物竟天则”的原理，为了不死，人人都脱变为自己的精神警察，检举揭发自己，承认自己是小我，国家是大我的人，甚至把自己送到党的屠刀之下的人比比皆是。

特别是中国的作家们，从解放开始就断绝了创作，成为一群废物，和死尸没有区别，但他们天天高喊“解放了”。

直到我长过了三十岁，才明白“解放”就是杀死有钱和有地的人而己，共产党自称为“消灭”。五十年代杀人最疯狂的时期，在这群作家笔下描绘成夜不闭户，可杀人布告几乎每星期更换的“人间天堂”。

文学是思想创作，而思想本身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来实现的，一个是过去的记忆和经验，另一个是语言描述。

于是，政治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意识、感情、记忆、希望、欲求、感觉、念头来控制一个人的外在行为和活动。控制者有意识地、有步骤地修改和消灭过去，他们把过去塑造成他们所希望是的样子，进而使思想者失去了可供比较和判断的标准。

另一个办法是消灭旧的语言和创造新的语言，对旧的词汇的成批成批的消灭，实际上也就是在消灭过去，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使大家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渐渐失去了正常人的判断力，爱党和爱国都无法区分了。

今天我们才发现，文学和历史实际上被冻结了。种种历史记录被有计划地焚毁，各种各样的报刊被不断地修改，使人产生执政者永远是正确的印象，这也就是所谓“控制过去就意味着控制现在和未来”，因为过去是存在于各人的记忆和历史的记录之中的，通过焚毁和篡改历史的记录，通过抑制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一个源泉，文学思想的河流就趋于枯竭，或者只能沿着控制者指定的渠道流淌。

九十年代的中国虽然进入了后极权社会，但仍然危险。它是由共产党、黑社会和商人重新组成的利益集团，仍然全部操纵着全国的财产、媒体和政治环境。

去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想法，如同“做案”正考验着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

以发展经济为国策的政府，己将强制性洗脑改为“过关”，还把过关的权力白送给人民，与毛泽东的独裁，今天的专制社会算是进步了。

但今天的共产党依然要求活在中国的大人或孩子，对道德或对自由人权的表述不能偏离党的规范，其诱饵是好的经济生活条件。

那么，没有思想要表述的人民很快与党一致而过了关，绝大多数作家也成为体制的拥护者，剩下过不了关的少数反叛者，就仗着年青人的激情，仗着中年有点社会知名度，仗着晚年死猪不怕开水烫，成为被警察随时监控的“敢搞政治”的坏人。对付这种坏人的做法通常是判刑、劳改和劳教，出来后过苦日子，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赶出去，使他流亡在中国之外。

但巳经过了关的作家或人民并不能保证生活就是平坦的，政治仍然是悬在头上的警棍。敢思考的记者或作家，一旦思想脱离党的界线，便要重新过关和表态。

所以，多数作家们选择了对自己生活的社会不表达任何看法，直到死去。

令我惊讶地是，中国的作家，并没有认为那种精神生活有问题，反倒认为批评社会的作家都是没有才能，在搞政治。作家苏童说：政治如窗外的苍蝇，关上窗就不受影响了。

这是说，只要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就不会过问你。

那我必须说清楚，不仅是关上窗写作，而是也关上了思想和道德。

我也相信没有对别人的怜悯之心，没有关怀意识的作家，他的作品是无法感动人的。

共产党是世界上控制思想最严密的政权，而文明的政治社会，人们不会因为发表言论被投进监狱。现在正在牢里的四君子杨子立等人，是少数宁可做牢，也要改变政治环境的勇者个中国人。他们是合法的“囚徒”。

但多数现代中国青年在这种政治环境中长大，对周围的人和事几乎知道的和党所要求的一样。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并不知道他那个年代的饿死人历史，知道了也不承认。和五十年代长大的人不知道镇反、肃反等一系列“枪决运动”一样。

我正在写的一部长篇小说是关于植物人的，那是一个在六四大屠杀中，被枪打成植物人的生活经历。我就是要写一个植物人走向了内心的自由，而周围的活人们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政治社会。

当国家是个政治禁区时，我不会为此自豪，那是对祖国的污辱。

二十一世纪是不应该有思想罪犯的。

那么，走中国有良知的作家除了反叛和沉默，便只有逃亡了。他们靠着“哪里自由哪里就是你的国家。”的无奈的激情，成为流亡作家。

但作家和社会的关怀便一刀两断了，成了无水之鱼。但政治的绳索仍会追着流亡作家直到生命终结，因为对一位有道德感的作家来说，他的美感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就已经是半死了，何况又无法触摸现实，那就只能活在没有出国的记忆里了。

只有少数不是仅靠激情而创作的天才，才能使流亡写作不变成政治的牺牲品。

今天，劝人为善的用词汇包括，不要踏入“政治误区”，这是个正面词，意思是离党的要求偏了。

当人们对党“表态”，想法也“过关”了，我就不尊敬这种人了，那是孬种。

多数中国的作家属于这一类。牙医可以对着牙齿拔一个二千元，装一个也二千元地生活，作家难道不描述自己的时代而能成其为作家吗？

一个政治控制一切的执政党，可以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但不会给中国带来文学，带来精神财富。有流亡作家的专治国家，是不会产生有思想的文学，中国文学从屈原到高行健，都是以反专治成为传统。

这种反叛精神也会在共产王朝时代以流亡的方式活下来。

用文学作品来催化我们的政治环境，不当御用文人，是中国作家的人文之路，我反感政治，但我不迥避政治。正如我们反感脏，便要去收拾一样。

《自由写作》首发

流亡与诗歌创作(演讲稿)

◎ 雪  迪   

到美国后诗风的变化，和与在中国写作的基本的不同处

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造成内心的一片空白。在可以自由写作的环境中，由于失去那种熟悉的创作环境，失去说自己的语言的环境，朋友们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曾经压制自己创作的政府突然位于那么遥远的地方；曾经有过的推动创作的力量突然消失。我感到无比茫然。在新的文化中说我不会说的语言，象一个弱智者，用不熟悉的语言吃力、笨拙地表达自己。那种挫折感、艰难感，不仅给新生活带来巨大压力，也使创作处于重要的转折点。我开始更多的向内凝视，倾听内心一个清晰的声音，而不是象以往在国内时听到一个庞杂、巨大、响亮的声音。我曾经生活在那个声音之中，在那个声音里写作。那个声音里混杂了太多、太响的噪音。在国外的写作，因为更个人化，更孤独，因之来自内心的那个声音也更纯粹，更无功利性，带有深刻的觉悟感。写作变得清晰、内向，不爆烈。

在美国和在中国写作的基本的不同是：在国内的创作太向外抒发，因为生存的被禁锢的状态。那时的写作带有极强的反政府性，带有极强的为写作自由而争的气势。因之作品爆烈。气势很大，内涵不足。国内的创作总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被一些新译介入大陆的西方诗人的创作方式影响。国外的创作，因为是生活在不是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的环境中，因此作品显得宁静、冷静，更多的内省和对自身的观照，更多倾听中的内涵。这样就形成距离：作品与作者之间思索、感觉的距离；读者与被阅读的作品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作品本身与读者感悟的距离。这些错综地混淆在一起的距离，赋予作品张力和撞击力。作品向内，触及更深的地带；表现的形式清晰、干净。由于不生活在母语中，因此会以更敏感、更主动的方式体验和使用母语。这样写出的诗作比以往直接进入内在，语言更干净，去掉很多飘的东西。作品呈现了自己风格的发展和完善的倾向，不被其它诗人影响。因为“自我”和“品格”都在异国的文化和孤独地思索的生活中强化了，成熟了。作为一个诗人，更坚强，更明晰。

相同的是：不论国内、国外，我的创作都紧紧连接着生活。读我的诗，你会感到一个人的具体、真实的生活感受：疼痛、抑郁或呼喊；欣喜，或对灵性的追求。它们真实地纪录了我的心灵和肉体的成长过程，我的精神的向上的旅行路线，我的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它们真实、鲜明，不造作，也许表达的方式愈益抽象。

诗学中的文化与反文化，和我的创作的风格

我的诗反映的是生活，是具体的生活欲望和状态：受苦，渴望；一些孤独的时刻，静夜里听到的几种声音。它们都很真实、鲜明。写诗是我与我的灵魂的对话，是我的肉身在不同阶段向更高一层发展的记录文字。在写作中，我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并把生活中很多受苦的时期转换成美。我的诗歌写作紧密地与我的“灵”和“肉”连接，深挚地与我的对精神的领悟连接。因此，我不是在写[文化]，或者简单地标榜[反文化]。我不愿意立标签，喊口号，只是写。让写作成为叙述者和阐释者。我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文化过程，但我的创作指向生命。我的诗歌创作是努力将生命升华的过程。记录下关于美的纯粹的思考，记录下那些置身于美的喜悦、顿悟的时刻。它们更接近省悟和感觉，离[文化]和[反文化]稍远。

我的诗歌自始自终与生活紧密相连。我对诗歌的认识和表达的方式在不断丰富与完善中。如果我失去对生活细节、对情感的细腻和清晰的感受，我也就不再写作诗歌。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写作标签为一个流派，就象你无法把生活化分为派。写作和生活一样：复杂，清晰；充满善意。要真诚；显示出悟性；精力集中。真诚和深刻是首要的。这也是我做人和写诗的信条。因之，即使你强迫我，我也不会自我封派。我的诗歌创作来自生活，来自我的真诚的感受。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希望象土地一样本质，象天空一样辽阔。诗歌写作艺术的发展应该象使一切生命存在的气和能一样：它们就是你本身。你吸气，吐气；你自在地振动；同时气连接你和其它物质及存在。你看见它们流动、转弯，消逝后又出现。它们把一切物体连起来，然后呈现成“自然”这一景象。你观看它，你也在其中。

对中国古典文化和诗歌的理解，以及对我的创作的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完美地表现了“形”和“意”的连接，这其实也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诗歌的话题及写作方式。也许意象群不一样；也许感受和意念不一样，但现代作品同样需要“形”和“意”，需要研究、完善使意念和意象连接的方式。请注意古典诗歌创作中对细节的关注和描写。我以为这是古诗所以那么成功的关健所在。赋予强烈的美感及心灵感受的撞击，重要的部分来自古诗人对细节的观察和准确的描写能力。他们把细节准确呈现，然后抽象地连接细节，同感物质和抽象体。在一刹那，物质幻化为气流，细节演变为向外、向内漫延的载体。古诗永远言中有物，这是“核”；在物与物的连接中成熟、完美地传达了精神，这是“体”。二者互相倚托、互相借重，演变成满含精神性的诗歌的美。

1998年4月，我获加里福尼亚州Djerassi艺术创作奖。从4月至6月，我住在加州桑塔·克鲁斯山中潜心写作《碎镜里的猫眼》，同时钻研古诗。美好的山景和大片红松林的景象；山脚下的大海；山中无数的野生动物和漫长的西部雨季，这些都使我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了古诗中的自然美。由于我当时痴迷摄影，使我在那段时间领悟到古诗中的细节的重要性。

后现代艺术是反映西方的消费的时代；是整体逐渐消失，个体浮出并主宰一切的时代。广告成为一门艺术日趋精致，占领人的日常生活。后现代艺术是关于细节的艺术。从波普艺术到美国西海岸的语言诗，对细节的关注就是对个体的关注；就是对统一和集体的反抗。没有细节就没有日常生活，也就失去了后现代的艺术特征。在美国的10年生活使我深深体验到这一点。对后现代艺术的进一步了解，使我更清晰地看到它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的联系。我的新作注意细节；注意对细节描写准确和精炼；注意对独立现象的本质的探讨；注意连接细节时的开阔性和思想性；注意抽象的感觉体现的精确的美。这样，诗更结实，言中有物；更开阔、准确。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创作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连接处。我从来不想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我一直在研究怎样以现代的方式连接古典文化，尤其当我孤身独处异国，更感到这种寻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在加里福尼亚的群山中；在倾听窗外成群的北美狼嚎叫的那些夜晚，我领悟到那种连接的方式。

“向内” 和 “向下” 的诗歌写作

内部的、内在的，是指一种生存姿态和方式；是一个选择，过一种内心生活的选择。联系到写作，就是把力量向内凝聚，把情绪向里、向深处爆发的写作风格。这和生活在美国有很大关系。外在的迫害的现象消失，反抗的直接的目标不见了。（当然挣钱、付帐单的外在压力仍旧存在）。这时你发现最强大的对手，不断骚扰你过一种宁静的生活的其实是你自己。我们不习惯与自己做战。我们习惯了生活在外在的压迫之中，然后反抗压迫；然后被迫害，然后反对迫害。在这样的循环中，我们获得写作动力，获得生存的欲望和决心。我们在此生存状态中，获取知识，渴望获得更多知识，以便能战斗得更持久，打得更漂亮。这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和细节。我们习惯了看清对方的弱处、不仁不义；我们习惯了认知“一切的错误都是对方的”，是党的。

当我们生活在异国，失去抗争对象；在自由的环境中，在民主的气氛中，我们发现以往的斗争精神实际上将我们放在最低的生存地带。我们没有时间、环境和需求去认识、发展和升华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不曾询问和拷问自己：哪些方面是我们犯下的错误？是我们自己心智的迷乱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惑和失落感？是我们自己精神体的孱弱，使我们生活在不清晰、不幸福之中？这一切都和党的专制统治和国家警察的残酷迫害混在一起。我们从不询问自己：哪些是我们对人生、人性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哪些是致命的，不可宽恕的；是源自我们个人的内心的恶？

因此，内在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是一种选择。选择过智性、灵性的内心生活。真诚，充满善意。把力量向内、而不向外扩张；把使生命向更高处升华做为一个挑战，不断看见自身的错处，承认并发展，这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会改变诗歌的写作。诗歌变得干净，注意力更加集中。诗歌中出现更多灵性的声音。诗歌和古人的思索连在一起，呈献广阔、深刻、满含智慧的语言。这样的创作变得更浑厚。你感到那些诗作的底在向下沉，向深处运行；诗作表述的在向上升，到达另一个层次，带领我们达到高处。那儿干净、舒适。向内是艰苦的工作的过程，不是一个随心如意的过程。但你总能看见上面的光。你不放弃。你会感受到很多光贯穿着你写作的那些日子。

流亡与流亡的选择

流放、流亡都是被迫的，是出于政治原因。我不认为我是在流亡中。在异国生活是我的选择；没有人强迫我留在国外，我也可以返回中国。我也不用“内心流亡”来形容自己。我选择生活在美国，这是一个主动的生活姿态。在异国生活有很多困苦，尤其是诗人用语言建筑一生的事业，和语言的紧密联系超过任何其它行业的艺术家。因此在不讲母语的国度中，来自内心的痛苦和深深的孤独具有摧毁性的力量。如果异国的诗人性格不够强壮；目标不是鲜明集中；不能排解众多新的物质的诱惑带来的迷乱和困扰；不能聚集全部的精力去干要干的，这个诗人就无法在异国继续写作。这也是许多大陆诗人到西方后停止写作的原因。这样聚精会神地活在西方很累。除非你进入到那样的状态，感到这是一种给你带来巨大补偿的活法。我认为这样的内心的生活是挑战，也是在精神中的快乐，是非常不易的。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因此不是“内在的流亡”。没有人强迫我过这种“内在的流亡生活”，这是我的主动的、认识清楚的选择。

诗歌和政治的关系

诗人应该怜悯众生。如果你的人民、你的朋友、你的父母兄妹生活在不幸福、不自由之中，你要创造出诗歌为他们申张正义。因为诗意味着真诚与善良，充满对美的梦想、幻想。政治家为达到目标撒谎；诗人为达到目标说心里话，并不惜为此遭受迫害。这是政治与诗歌的根本区别。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国家，不自由与独裁贯穿了人民的日常生活，做为诗人，遣责与反抗不公平与不人道的待遇就是你的职责。你用语言表达，每一句意味着你的认知，它们对生命和精神负责。政治家运用组织手段，经常变化；他们应该对生命和纯真的精神负责，但他们往往蹂躏、糟蹋生命。

诗人应有普世的怜悯心。如你不怜悯生活在不幸中的人，你怎么能真诚地对待你的内心世界？你怎么能写出感动世人的诗歌？如你无善心，你的诗也无善心。美是不脱离善的。大美是有大怜悯心在内。即使是诗句的美，也只会来自创作者人格中的美。诗歌的美来自诗人心灵的善和神经的敏感。对于一个生活、成长在中国大陆的诗人来说，他的创作或多或少都应该、必须与中国大陆的不人道的政治状态连接。

即使是写内在的生命，这个内在的生命更紧密和深刻地与我们的父母兄妹的被政治化了的生活连接。他们被不公平的待遇，也是我们生命的失败。身处自由的环境，我们无任何借口，不为身处不人道状态的兄弟姐妹们，用诗歌发出深刻、良知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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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大陆）的版权问题(演讲稿)

◎ 张桂华   

这个问题，我分两个题目来谈，第一个题目，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的版权情况，第二个题目，盗版对作家的影响。

一、中国大陆半个世纪以来的版权情况

这个题目，再分为三个时段来谈，主要谈后两个时期：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
二，市场化前期（1978——1992）
三，市场化时期（1993——2006）

一，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归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几十年冷战，东西方两大阵营互不往来，各自为政为经，双方隔绝，不可能尊重互相的版权。由于西方有成熟的财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这方面问题主要在大陆方面。这里无法给出数字，只能举一些实例。

1，1949年——1966年，大陆翻译西方的书籍很少，主要翻译的是苏联作品。少量西方书的翻译，还是从苏联转译的。
2，1967年——1977年，1970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出现过一个翻译作品小高潮，主要是苏联作品，如柯切托夫、西蒙诺夫等人的小说，此时中苏早已分裂，这些作品不完全符合大陆意识形态倾向，因此都是“内部发行”。1972年，自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与西方往来，也开始翻译一点西方书籍，如美国作者编写的《世界史》以及当时西方国家首脑的各类自传传记。这些翻译读物也同样是“内部发行”。

用“内部发行”形式翻译西方书籍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如哈耶克的《走向奴役之路》，只是当时这部分读物数量很少，控制很严，只有高级干部和研究人员才能够看到，而文化大革命后期“内部发行”的书籍的数量较多，阅读范围自然也要大得多。

二，市场化前期（1978——1992）

1978年始，大陆改革开放，整个社会松动，多年与外部世界的隔绝积聚了了解西方、向往现代化的强烈求知欲，此时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的各种作品读物，蔚为大观，短短几年内翻译的数量超过过去几十年的总和。

早期，仍然延续“内部发行”方式，以专业杂志社名义如《编译参考》专辑翻译西方书籍，先分段连载刊登，再出整书。这份杂志先后翻译的书籍有：《日本人》，《1984》，《最后诊断》等。西方的一些政治社会读物如《光荣与梦想》、《仅仅一年》（斯大林女儿回忆录）和《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也以“内部发行”名义出书。这些“内部发行”书刊数量很大，但因为是“内部发行”，自然可以不顾及版权。以单个品种而言，西方版权受侵害最大的，应数“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 English）。这是大陆自1978年以后发行量最大最为普及的英语原版教材，直到今天仍然在各级各类学校中使用。现在这套教材已获得版权，但在近二十年时间内，随地翻印，至少有几百万册数量。

其他公开发行的书籍，最早是西方经典小说，以前有的译本几乎都翻译出版，这部分是没有版权的。西方现代文学作品和其他社会科学读物如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和阿瑟·黑利的小说以及其他许多小说，也大量出版，这部分小说大陆仍不管版权。此后，港台小说也大量出版，金庸、琼瑶、三毛的大陆堂而皇之出版，不管版权与否，甚至连招呼都不打。

一般出版社出版不管版权出版西方港台图书，是当时大陆普遍的做法。这种做法，用版权专家的说法叫做：“自由使用”。这在当时或许有情可原，一则大陆当时尚未制定版权法（著作权法），尚未签署世界版权公约，参加世界版权组织，再则，当时的一部分翻译出版确也不是出于谋利动机。

但此时已出现为谋利而盗版的现象，这可以说就是由《新概念英语》那种影印形式开始的，再扩展及英语读物和词典。这些盗版以作教育教学参考所用，即使根据版权法，也可规避侵权指责，但如此多数量就难以解释了。其他非英语读物更是纯粹的盗版。如美国《读者文摘》，如港台翻译作品的影印等等。

1987年初，情况有所改观，大陆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要求各出版社出版港台和海外书籍，必须得到作者或出版社委托书。这是一个开始，直到1990年大陆制订了著作权法（版权法），随后不久又参加了世界版权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执行情况不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出版社比较规范，内地小出版社就不那么规范了。这种状况真正改观，还是到市场化时期。

值得指出的是，前面两个时期内，大陆出版的书籍没有出现盗版现象。

三，市场化时期（1993——2006）

1992年，大陆开始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至今已15年。这段时期内，大陆加入WTO前后有较大差别。加入前，大陆出版社基本仍延续1987年后的做法，翻译图书和出版港台图书获得委托书后出版，但正如前所言，并不完全规范。加入后，出版翻译国外图书完全正规化，版权页上写明版权所有、版权出自何方授权等等。到目前为止，原来的翻译出版国外书籍不顾及版权的问题已基本解决。

现在大陆最大的版权问题，是大陆书籍的盗版问题，而且近年来呈现越来越厉害的趋势。表面上看，这些盗版与以前《新概念英语》做法相似，但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别：

第一，以前是计划经济下的单位行为，现在是盗版者纯为谋利的市场行为。

第二，当时出版、印刷单位的这类行为，虽然不合世界上通行做法，但因为大陆没有相关法律和政策明文规定，故不能算违法，而现在盗版者的盗版行为则是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

第三，盗版技术越来越成熟，以前多是影印制版印刷，现在则是扫描制版印刷，盗版书质量越来越好，使人难辩真假。而且盗版时间越来越短，从制作到完成最快的只需一周时间。

第四，盗版已形成一个产业模式，从制作到分发推销，出现在大街小巷小书店书铺书摊上，前后紧密相连。

其结果，就形成了目前这种状况：大陆出版图书，无论什么类别的图书，发行量稍大点的，立即就会出现盗版。西方图书是否畅销看其是否有平装本，目前大陆出版的是否畅销书，可看其是否有盗版，这可以作为一个指标。

面对盗版的猖獗，对出版社而言，出的书若有可能畅销，第一版即印上几十万册，争取尽快赢利，如余秋雨《借我一生》第一版40万册，余华《兄弟》第一版40万册，易中天谈《三国演义》的书第一版也是几十万。这主要是害怕盗版，新书的利润只能集中在第一版时赚取，等盗版书跟上，赢利也就难了。对书店而言，大店，连锁店以及新华书店改制而成的出版集团开办的书城一般不进盗版书，卖盗版书的，是无数小书店和骑车摆摊在大街小巷流串的小书贩。卖盗版书要比卖正版书赢利多得多，因此也是“劣币驱逐良币”，原来卖正版书的小书店，逐渐也就以卖盗版书为主了。

盗版书的实际成本一般是正版的1/10，卖出价在2—4/10。为了更快获利，盗版者还制作伪书，将几本同一作者的书合在一起印成一厚本，随便标上一个出版社名字。因为出版社没出过这种书，因此名之为伪书，以和盗版书相区别。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是正版书价格较高，盗版书便宜，更深层的则是大陆公众缺乏版权观念和道德自律。其次是政府管理不善，这应是更重要原因。政府的态度应该是明确反对的，不知是打击不力，还是无法根绝。

这里再介绍一种书，不是盗版，可名之为非正规出版物，即不是由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由个人自费印刷的书。这是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现象，一些老人特别是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将自己一生经历写下，自费印几十数百本分送友好。显然，这些非正规出版物是为纪念不是为谋利的。目前，这种事情越来越多，对于不直接违反官方意识形态的，有关部门也不干涉，最近报刊上甚至公然宣传这种做法。

还有少数作家在这么做，对于有些难于出版的作品，就采取这种方法印出流传。他们认为：一方面宪法和其他法律并没有禁止条文，另一方面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目前大陆从报刊到网络，言论尺度较宽，但在报刊和网络两种媒体之间还可形成一个空间。这类出版物现在已印得越来越精致，品质与正规出版物无大差异。如现居北京作家毛喻原翻译自费印刷的法拉奇的《愤怒与自豪》。

二、盗版对作家的影响

一， 不同作家影响不同

大陆作家粗略可分为三类，官方的、半官方半民间的、民间的，这里不是指立场态度，主要指发表作品的渠道。

对这三类作家而言，盗版问题对他们的影响是不同的。盗版影响的主要是第一类作家，如余秋雨、余华、易中天等。对第二类作家也会有影响，这主要指，当这些作家写出有影响的书之时，也就会成为盗版对象，如写《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潜规则》等书的作者。至于第三类民间作家，他们主要在网络、海外媒体以及非正规出版物上发表作品，盗版对他们几乎不构成问题。所以，盗版主要损害的是官方作家尤其是发表畅销作品的作家。

二，盗版与大陆作家收入

大陆书刊市场上，作家、出版社和发行商之间，作家是弱势群体。三者中最获利的不是作家，而是发行商，其次是出版社，最后才轮到作家。只有极少数知名畅销作家才可能与出版社谈版权费，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在各种书籍中，文艺书、社科书在现今社会上难于有大的发行量，最有利润的是教科书以及辅导资料。因此，中国作家不可能凭作品发财，即便畅销，因为有盗版存在，绝无可能象西方畅销作家那样有钱有影响。许多民间作家指责官方作家协会的专职作家，其实在当今社会，这些专职作家的那点工资补贴已够可怜，最近几年许多知名作家都去大学教书，就可证明这一点。现代世界有两个致富神话，一是比尔·盖茨，一是英国的J.K罗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这在大陆，绝无可能。因为有盗版。名作家王朔最近说，以他作品的发行量，要在美国，他就可能是亿万富翁了。

对那些受到官方查禁的作品，盗版书也有其意外之处，如官方查禁之后，只要该书有影响、有人要看，盗版书肯定会填补空缺，扩大其传播面。如前面所说的《往事并不如烟》几种书，如海外版的毛泽东医生回忆录等。

三，对盗版书的态度

盗版肯定是不对的，无论对外还是对内，于法还是于情。

在确定这一点之后，这里我们再提出一种似乎也值得注意的看法，这种看法也就决定了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对盗版书的态度。

有人曾断言，如果大陆的计算机软件都严格遵守知识产权的规定，不用盗版，那么，大陆的计算机发展、网络发展的情况至少要落后五到十年。当然，另一方面就是比尔·盖茨也会更有钱。将此类推到书籍的版权，有人认为，盗版书因为便宜，至少它有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实际作用，再就是，由于盗版书已成为一个据估计拥有几十万人的行业，它事实上也就提供了这么多的劳动岗位。可以说，这些人都是在分割作者和出版社的利润，一本畅销书出现，大家一拥而上都从中分肥，这于道德法律都是不对的。但从我们大陆的国情出发，少一个两个比尔·盖茨或罗琳而能够提供几十万人吃饭，在这两种做法中作出选择，似乎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修改于2007/2/10

《自由写作》首发

我的出版社(演讲稿)

——互联网

◎ 杨恒均   

我还是说自己的经历，我从小就很想当一名作家，这算是我的梦想。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当一名作家是无上光荣的。全国人民都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起献给了党和毛主席，老毛也就靠一个红本本、四五份全国性大报纸，以及八台样板戏干出了空前绝后的事儿：把世上最难驯服的人类的思想高度地统一了。

在那个时代如果能够当一名作家，如果你能够有郭沫若歌颂红太阳的激情，又或者有写出金光大道这样的乌托邦的生花妙笔，你祖宗三代都会荣耀的。

时过境迁，虽然改革开放后作家在中国大陆的地位每况愈下，弄到今天，几乎要和娼妓相提并论，可我还是痴心不改，愿意混进作家的队伍里。

我是学习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后来在好几个党政部门混过。平时闲来无事，最喜欢看的就是国外的政治和间谍类的小说，还有好莱坞大片。看多了，就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堂堂的中华大帝国，竟然没有一本这类题材的小说作品。这一发现真是让我大吃一惊。我们不是总抱怨美国人以好莱坞大片为武器对古老的中华文明搞文化侵略吗？我们自己怎么不也搞一些类似的作品？看看中国的大片，不是秦始皇，就是清皇帝，就是写中国人的也要把场景推回到古代，当然也有进步，最近开始改编莎士比亚。

我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萌生了写政治小说和间谍小说的念头，当时想从官场小说写起。不过，当我一有了这个念头，我也立即产生了打消这个念头的念头。原因很简单，我一直在党政机关部门工作，我的朋友也大多在政府部门工作，我想如果我写政治小说和官场小说，虽然一定会比那些没有经验的作家写得更深——当然不一定是更好，可是正因为我了解太多，我也清醒地认识到，就算写出来了，要想出版的话，也是很困难的。既然无法出版，写那些劳什子干什么？

于是，我只好憋着，十几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提起笔，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

我第一次知道网络是在一九九七年，当时主要是用来看新闻。认识网络好几年后我才认识到网络不但是一种新的媒体，也是一个平台，一个你可以表达意见的平台（例如论坛，交友），后来更发展到博客，成了你可以随时出版自己作品的平台。说起这些，要感谢博讯网，我第一篇文章和那些小说都是在博讯发出来的。

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我，在我发现可以把自己写的作品贴到网络上时，我的创作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拾。在短短三年里，我在没有拉下自己的工作的前提下，用业余时间一口气写了近两百万字的文学作品，把我的家人和朋友吓坏了，我自己暗中吃惊。有几位看到我的书的编辑都懵嚓嚓，一位编辑说，怎么回事，好像洪水暴发，一下子写了这么多？是以前憋的吗？

这真是一针见血，我确实是憋的呀，满脸沧桑，满肚子鬼主意，一脑袋的分泌物，足足憋了一二十年，没处发泄，现在有了互联网，我还不一次泄过够，更待何时？

我写作就是要发泄，发泄我大脑的分泌物——所谓想法和观点。我是文学的门外汉，不会咬文嚼字，甚至连基本语法都没有弄太清楚，常常用错标点符号。可是，我有感而发，而且，折腾了两年，总算搞出了十三亿人中第一部政治间谍小说——我在这里强调十三亿中国人的第一部，是想挑战，挑战我自己，也挑战那些限制人写作的当局统治者以及自我设限的作家。

对于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写作并不需要多少才华，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勇气而已。

今后我还会写一些中国大陆迄今没有的题材，我觉得互联网的出现给我提供了方便和机遇。如果你不是卖文为生，不用一边数字数一边算计银行进帐的话，大可把互联网当作你的出版社。再说在当今的中国大陆，如果是想写政治类的文艺作品，无论是从赚钱还是名声上，都是不划算的，搞不好，还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大陆作家的财富排行榜出来了，首富余秋雨也就一千多万，听着让人心酸，你们知道人家陈良宇的排名最后一位的情妇年收入是多少吗？绞尽脑汁用文字来吮痈舐痔，还不如人家小姑娘直接用嘴巴来的快捷。

至于说到名声，我前一段时间看到一个德国人说大陆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都是垃圾，我很生气，这个德国人难道不知道造成这些垃圾的罪魁祸首也是一个叫马克思的德国人吗？后来有人说，德国人的原意不是这样的。那么我来说一句，在目前大陆的出版制度下，能够出版的涉及到政治的文艺作品，很难有好东东，更不要说传世之作了。有那么一部分趋炎附势的作品不但确实是垃圾，而且还是毒垃圾。

上面说了，既然在大陆写能够通过审查而出版的政治类文艺作品又无钱又无名，还不如不要自我设限，让大脑在虚拟的空间彻底解放出来，畅所欲言，像那些乳臭未干、想唱就唱的超女一样，作家们应该想写就写，想发表就发表，——感谢虚拟的互联网，使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个自己的出版社。

我说过，当作家虽然是我的梦想，可我也不会一直写下去，有朋友问，你什么时候收手？我说，等到中国大陆出版自由了，高潮到来，我就停止写作，不再发泄了。

为什么？很简单，中国十三亿人人才济济，能写会道的不计其数，等到大陆出版自由了，等到我的书能够出版了，谁还会看我的？我一没有文采，二没有耐心，思想也不够深——我是自知之明。

我现在拥有的只不过一点点勇气而已。在一个言论不自由的国度，在一个动不动就因言获罪的国家，真正的写作最需要的是一点勇气，当然还有良知和爱心也不可少。

我也不必太谦虚，特别是作为一名三年前才开始业余写作的半路出家人，我还是很自豪的。如果你把“政治间谍小说”几个字输入谷歌（Google）搜索，就能够看到，已经至少有了一套这类书，那就是“致命”系列，而且国内的读者也很喜欢看。

致命系列第一部《致命弱点》算是温和的，国内读者比较喜欢，有三个出版社和书商先后三次和我签约出版，结果都被审查掉了。通不过的主要原因是出版社领导拿不准，害怕国家安全部的人随时来敲门，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作品里出现的“国家安全部”这个名字了，说了国家安全部是间谍机关，向外派遣间谍这个事实。编辑说，你知道，这可是原则问题，我们国家原则上是不承认自己有间谍机关，更不会说自己向海外派遣间谍。所以，你不能写甚至暗示中国有情报机关。

每个国家都有间谍机构，每个国家都向外派遣间谍，没有一个国家政府承认这件事，可是同样没有几个国家限制文艺作品里写这样的故事。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一个向国外派遣最多间谍的国家说自己没有间谍机关，从而，让我们读者和中国间谍小说彻底绝缘，每天只能捧着外国人写的政治间谍小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最后我想说，当我了解了互联网诸多性能后，我认为再保持沉默就是不应该的，特别是对于那些自认为有良知和独立性的知识分子。邓小平上台前，中国的文人和作家没有权力保持沉默，你必须表态，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书，必须写反映时代声音的作品来交差，要保持沉默是不可能的。我对那时的作家的遭遇很同情，甚至对那些昧良心歌颂红太阳的知识分子也是怜悯多于讨厌。

改革开放后，中国毕竟有所进步，至少这个时候，没有人逼迫你写自己不愿意写的
东西，如果没有饭吃，你可以改行，下海经商或者摆摊卖茶叶蛋什么的都可以，你不应该去写一些违心的甚至是害人的东西。而且，北京政府虽然还在不停压制言论自由，但已经有点黔驴技穷了。他们现在对出版发行的控制大多放在对出版社的控制上，至于对广大的作者，则越来越力不从心。这个时候，只要善于利用互联网这个出版社，相信会有好作品脱颖而出的。至少我本人是很期待的。

互联网的出现是否会让自由写作的时代提前一点到来，是否会涌出无数个独立的作家？至少现在有了这种迹象。我看到的好作品，都是从互联网上来的，包括今天在座各位的众多作品。

最后我想祈祷一下：感谢上天给了我那么一点点勇气开始写作，感谢比尔盖茨搞出的软件让我一天能够折腾出一万字，感谢虚拟的互联网成了我的出版社，也顺便感谢互联网让我读到那么多好作品以及认识了在座的各位，当然，从我自己来说，我好像还得感谢一下北京政府，如果不是你们对出版自由强有力的打压，我是无论如何不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政治间谍小说作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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