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书院的思与在

 

最美好的东西,一些人物,一些理念,在历史上由最优秀的书院传下来了。书院有一些伟大的主持人,当时叫“山长”。就因为他们的精神在那儿,书院也就在那儿了。关键是坚持和专一,头脑既清楚又执著。从古到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生活在任何时代里的人都要有爱心,都要爱得深刻,然后做事情的目标也就有了,态度也就有了。如果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不关心人,不忧患世事,没有文化上的坚定性和责任感,只想有点“说法”,就会成为一个酸腐文人,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一想到书院就想到诵经。经是经典,当然不会是一般的佛经,是需要诵读的经典。书院如果不守住中国文化之根,那就非常可疑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中,中国文化之根并非是逐步强固的过程,这个毋庸讳言。可以想象,我们的现代化过程中如果出现了一批深入研习中国文化的年轻人,而且能蔚然成风,我们的民族就好了。这才是时代的觉悟。许久了,博大精深的文人或者无声,或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得到了不适当的推崇。长期以来,我们不仅没有了钱穆这一类人,就连南怀瑾这样的先生也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的书院不得不再一次强调:从头读读四书五经吧。

现在有些文学人士,一开口就是杜拉斯、昆德拉。总这样“拉”也不行,因为太简单了,太偏食了。谁还能指望这样的文学有什么深度呢。中国的文学必然是从自己的沃土上茁壮而生的,这个不必怀疑。当然,书院也有个面向世界的问题。全球化时代不是我们的理想,却是一个潮流。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将有自己的对应,所以还是要听到窗外的风雨之声。

从历史上看,书院是高级形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不是培训班之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它首先需要相当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能够与一个时期最高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对话。没有这种能力,也就成了遍地皆是的私学和官学,或者狭隘,或者办成平庸的庙堂。它有时也可以沉默,可以不发声,但是它要存在在那儿。它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磁力线,要辐射和切割,要生电。惠特曼说:“我歌唱带电的肉体”,他其实是歌唱真正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古代,那些著名的书院哪个不带电?不带电的肉体只会是淫荡的肉体,不带电的书院也必会是一个空有其名的俗物,变成一些好事之徒的俗腻场所。

古代的书院,大半建于山中大野,这种僻远开阔的环境有利于大思大悟,有利于生长真正的见识。在这里既是读书,更是读山林土地。纸上的东西与地上的东西相互交融,一些新的创见就会滋生出来。我们现在常见的毛病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文字到文字,写作也是从文本到文本的投射,每个人的语调都差不多。为什么?因为这些写作者只是读书,而且都在读一个时期最热闹的书,并不读山林大地。没接上地气的文字,没接上地气的学问,终归不会有什么惊人之笔,不会有什么大的价值。

钱穆先生当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很不简单,那时的艰辛不可想象。他那里名为书院,其实不太具备传统书院的一些要素。他大概是瞅准了“书院”这两个字的内美。他要把书院的精神保存下来,结果做了许多事情。一个生在乱世的人,做了文化传承的工作,做了保存读书种子的工作,这就是勇者之事。勇者,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逆流而上。这样的人稍有成就即是大得,他们才是民族的中坚。有人以为夺到一块地盘才是大业大勇,这是极其粗浅和庸俗的认识。实际上,有形的地盘要失去太容易了,而文化的根基一旦立起来,却会最终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在污浊的世风之下,精神是向下的,这时候正义不存,伦理不守,离一种文化崩溃的时间也就不远了。是不是到了文化崩溃之期,得看两种人:一是知识分子懂不懂廉耻,再就是要看看更年轻的人,比如青少年学不学好。青少年向不向善可是大指标,如果相当数量的青少年乐于表达丑恶、变得心怀恶意并且沾沾自喜,那么离文化的崩溃之期也就不远了。文化崩溃了,一切幸福都谈不上了,一切希望都谈不上了。

有朋友说到了美国的梭罗研究,说到了梭罗故居开展的事业。他们这一伙人就在林子里的几幢木屋中,那儿是梭罗生活过的地方,复原的梭罗的小木屋就在一旁。这是美国的康科德小城西郊,我也去过这个研究中心。说来一个梭罗有什么可研究的?一个著作不多的作家,一个行为引起争议的独居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但这对于商业繁荣和现代化的美国颇有吸引力,对于文学历史浅薄的美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梭罗研究中心把梭罗所有的资料、照片,包括他当年在林中或其他地方生活时用过的、积累起来的一些东西收集起来。研究者们编书,接待热衷于梭罗的人,送上一些研究资料。他们这种专注的行为,可以把梭罗这件事情办得更深入、更透彻。想想看,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做好梭罗的事情不也是挺好吗?这些人的工作是充实的、有意义的。

人们现在议论最多的是中国的教育体制,开始进行反思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应试教育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书院在这种情形下能做些什么?选择一个切入点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教辅多得汗牛充栋,有的是出于忧虑,有的仅仅是一种商业行为。书院的责任感,也表现在这里,我们不能在这场教育的反思和变革中做一个袖手旁观者。我们也要有声音,也要做努力。

还有现在可怕的艺术批评风气。其实这与应试教育的性质是一样的:一个特殊时期,教育和出版的充分商业化,伴随着后工业时期的高度现代化的制造功能,使真正的艺术欣赏能力丧失殆尽。无论是专业和业余的艺术批评,常常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漠视艺术本身、或者说根本读不懂艺术品的情形。欣赏和阅读的口味被彻底败坏了,而且愈演愈烈。这种趋向不是中国所独有,恰恰相反,这是从西方、从商业竞争的炽热之地传播过来的。这个时期整个社会的零件都差不多,它们在一块儿运转。这个时期人的头脑已经被充分系统化、格式化,所以基本上读不懂文学艺术作品了。流派越来越多,批评家们与艺术的关系却越来越少。文学作品放在这一架架高效率的程式化的粉碎机里,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批评,想一想“以诗论诗”的传统。批评的基础如果不是悟想和赏读,没有一场深入的纠缠和感动,不是参与阅读并一起创造和激动,批评也就变成最无价值最无聊的事物。这时候,好好研究一下中国的文艺批评史是有必要的,重新读读刘勰的《文心雕龙》,看看中国传统上是怎么搞艺术批评的。

目前形成的非常庸俗的商业潮流,它对学术和艺术的损害;一些随大流的思想和见解,包括业已形成的学术体制,让人强烈地不满。古代书院的产生,首先是因为不满于当时那种教育体制。所以说它安静,却又非常不安分、非常具有创造性。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自己,而且具有很大的辐射性。

应该从学会阅读开始。那些从僵死刻板的教育机器形成和生产的一些后果,就是让人丧失了阅读能力。那么我们每个人现在是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倾向呢——不能高估自己,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所以也应该有这样的忧虑。所以我们要从头寻找阅读的方法,形成自己的阅读习惯,不妨从一些最有魅力的、令人着迷的书开始读起。

[一周网事]需要烧香的不一定是和尚

 

电脑死机、局域网瘫痪、数据惨遭破坏。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精卫填海以来,神州大地亿万炎黄子孙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国宝级宠物大熊猫发出过如许声势浩大的集体讨伐。那只颔首敬香、双眼微闭、憨态可掬的虔诚“熊猫”,让中国网民为之彻底抓狂。

两个月后的本周,年轻无畏的“熊猫”养殖者们陆续归案。然而,由该病毒引发的另一波互联网娱乐狂潮,却在轰轰烈烈地肆虐和蔓延。自猫扑网大杂烩出笼《题诗三百首》之后,各种视频、流行歌曲、电影对白的恶搞版,乃至原创漫画,席卷各大中文网站。其传播之迅捷和猛烈,决不亚于病毒本身。

一个病毒及其十几个变种,悍然击破了“有了瑞星江民金山毒霸就可以高枕无忧”的神话,鞭策了广大网民养成勤打系统漏洞补丁的好习惯。而一张小纸条,也有着如此大的威力哦。

一位自称“上海电力系统的员工”,拿自己一月份的工资条在网上开晒,两万余元的畸高月薪立即晒出了网民对民生的焦虑,对公平的期盼。大家针对如此不和谐的薪酬差距言词激烈地垒着万丈高楼帖。其讨论的命题,从质疑工资条的真实性,到拷问垄断行业的社会责任感,不一而足。

跟网友骂战永不疲倦的性先锋性旗手李银河博士,本周突然在自己博客上公然宣称要闭关修炼了,要开始享受生活了,要尽可能少发表与性有关的言论了。有网友惊诧、有网友旗帜鲜明地挽留、有网友顺水推舟让她干脆封笔,有网友表示要给小波过十周年祭……而这一切的肇始,据李银河透露,乃是因为那“不是一般老百姓方面来的压力”。

但本周最带劲、最富有新闻效应的,当属各大门户网站的群殴事件。本周,盛大再次抛售400万股新浪股票。搜狐则不顾任何风度,也赤膊上阵大批量撰文,免费替新浪传播负面消息。新浪则修饰自己的股价实事播报。再加王朔痛扁陈彤,群殴的热闹格局前所未有。

马上就要过节了,但过节不一定人人都快乐,今年更是多了层紧张气氛。情人节春节双节将至,各大论坛雨后春笋般冒出巨多量“诚征女友回家过年”和“恳请介绍黄牛一位”的主题帖。其心情之焦灼、语气之恳切、现实遭遇之无奈均让旁观者们为之深深动容。

书情–07.02.16

  【文学】

  《马尔特手记》

  作者:里尔克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34.00元

  这是诗人在小说创作方面的顶峰之作,小说叙述了一个出生没落贵族的丹麦青年诗人的回忆和自白,小说中充满了孤独、恐惧、疾病、死亡、爱和创造等。本书首次在内地出版全译本。

  《亚瑟与乔治》

  作者:朱利安·恩斯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3.00元

  亚瑟和乔治生于英国19世纪末,但出生环境截然不同。

  亚瑟是医生,后成为大名鼎鼎的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乔治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律师,为铁路法而努力呼吁。本书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和成长环境,反映了罪过与无辜、民族与种族等问题。

  《大地之灯》

  作者:七堇年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2.00元

  这是一个关于救赎和解脱的小说,讲述了在雪域高原深处长大的孤儿卡桑和出生在北大荒的孩子简生的故事。简生和卡桑由于父母缺席的家庭抚养,两人在整个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欠缺。在成年之后的岁月一直都艰苦地进行自我扶正与探索。

  【艺术】

  《人体美丽史》

  作者:(法)维加莱洛

  版本: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32.80元

  时代不同,人体美丽的标准不同,本书叙述的就是人体美丽标准的演变过程。不是已经广泛研究的学派典范和学院式参照对象差别甚微的艺术史,而是在日常言行中身体审美、魅力和品位标准得到一一体现的更社会化的历史。

  《电影演员》

  作者:(法)雅克林娜·纳卡什

  版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9.00元

  演员给人物以生命,但与此同时,又因是人物的化身而将人物定格;演员在电影中引导观众,却使后者在虚幻中迷失方向;演员让电影臣服于人类,阻止它成为一门艺术。电影远没有将演员消耗殆尽,它只是用新的悖论对之进行充实和丰富。

  《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

  作者:(法)弗朗索瓦·特吕弗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33.00元

  这本书中的交谈进行了四年,希区柯克回答了特吕弗关于自己电影生涯的500个提问。它揭示了希区柯克这个易受攻击而又敏感的人的真正本质,也记录下了自默片时代起便活跃在影坛上的这位大电影艺术家行将消逝的艺术秘密。

  【人文】

  《哲学科学常识》

  作者:陈嘉映

  版本:东方出版社2007年2月

  定价:32.00元

  陈嘉映是位低调的学者,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各自和常识的关系,并集中讨论了常识、科学、哲学三者的关系,这本小书大量借用了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关心的却是哲学的命运,或者,思想的命运。

  《说吧,北京》

  作者:李江树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60.00元

  一座又一座城市,历史的积累和宝贵的遗存,还是依次被拆光毁坏。于是,我们的思想很难达到一致,总是看见枯燥的争论在不休地上演。本书从城市保护的角度对北京的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呼吁。

  《希特勒家族》

  作者:(德)沃尔夫冈·茨德拉

  版本:新星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6.00元

  关于他的家族,希特勒编造了一个充满谎言的神话。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知道希特勒的家族在纳粹上台前,是如何生活的。本书首次呈现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希特勒家族,将视角投向希特勒的私人生活领域。

  【女性】

  《杜拉斯:真相与传奇》

  作者:阿兰·维尔贡德莱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46.00元

  杜拉斯和她的儿子让·马斯科罗曾想出版一本家庭影集,后因杜拉斯集中力量写《情人》,计划搁浅。杜拉斯去世后,她生前的好友、杜拉斯研究专家维尔贡德莱与马斯科罗合作,共同完成了这部影像丰富的传记。

  《无目的美好生活》

  作者:洪晃

  版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年1月

  定价:25.00元

  洪晃是一个喜欢找乐的人,找乐对她来说,既是生活态度,又是生存状态。本书向我们展示了她走在美好生活的大路上、享受着她的美好生活。美好的生活有千万种形式,而达至美好生活的路径也有万千条,洪晃的生活,是其中一种。

  《墨迹》

  作者:曾子墨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2.00元

  凤凰卫视盛产美女主持人,曾子墨也是其中之一。在这本书中,她清晰地回溯了自己在华尔街从事投资银行,到进入全球顶级企业,直至后来加入自己一无所知的电视媒体。书中幽默地展现着一个中国女孩的智慧和努力。

  【历史】

  《证照中国:1949-1966》

  作者:许善斌

  版本: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

  定价:32.80元

  许善斌是一位致力于证照收藏的收藏家。去年出版的《证照百年》让人对证照反映出来的独特历史为之惊叹。这本《证照中国》又是一本全新的另类“断代史”,记录了1949-1966年间的“历史碎片”。

  《罗马与长安》

  作者:凌沧洲

  版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

  定价:23.80元

  作者从权力的角度切入,以大历史时评的叙事方式探讨中国文明的盛衰和得失,观察历史的转折与冲突,讲述历史的故事和细节。不仅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发掘出许多勇气和自由的基因,而且对中世纪专制与愚昧进行了剖析和批判。

  《大明朝的另类史》

  作者:梅毅

  版本: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

  定价:39.80元

  已经不能怪出版商赶潮或跟风了,因为明朝题材的确很热。明朝那些皇帝和宦臣已经被无数的书解读,解构。这本书也没脱开这些人物,只不过将关注的点更向细节转移,更注重他们私人生活中另类的一面。

吴弘达:邓小平——最后的共产党巨人

 

2007年2月19日是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应该给他做一个评论。这里是我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

70年代后期,毛泽东的暴戾和荒诞使中国整个国家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了。在毛的最后几年中,他自己也无法适从各种变化了。特别是在他的继承人的问题上。他非常不放心周恩来,尽管周恩来再三地表现他的忠诚。毛周两条巨大的战舰都在沉没之中。毛泽东最后不得不把邓小平提出来掌管这个巨大的帝国。但是毛的亲信和徒众很快又把邓扳倒了,但是,天不济时,老毛及周撒手人寰了。

1976年毛周死后,中国是绝对混乱的国家,经济已多年停滞,国库没有钱,统治集团分裂,民众的痛苦已到了顶点。政权若继续按毛的方针及路线前进,其后果是帝国的分裂和崩溃。

邓小平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说法,获得了多数民众的支持,在共产党高层统治集团中,邓小平既打倒了“四人帮”——毛的妻子,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毛提拔的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又获得了共产党内陈云,叶剑英,薄一波等所有幸存的人的支持。邓小平终于成为这个帝国的统治者。

邓小平打出“改革,开放”的旗帜。在国际上以越南战争改变了支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公开向美国及西方靠拢。经济上恢复资本主义,允许私人企业,並且大规模地欢迎外资入境。国内政治上以胡耀邦为首几乎“平反” 了前三十年中毛泽东所主持的所有政治运动,给上千万人恢复了名誉和地位。但是,这一点邓小平不同于50年代的赫鲁晓夫,他坚决批判斯大林,邓没有公开批判毛泽东。毛的形象还在全国各地矗立着。毛建立的共产帝国完全没有改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邓小平的方针很有成效,经济上特别是外资的投入不仅解决了工商业方面的危机,而且很大程度上疏解了多余农业劳动力的问题。整个社会活跃起来,社会趋向相对的稳定。

然而,邓小平的战舰也很快要沉没了,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却渡过了难关。邓小平指定了“接班人” 江泽民,而且还指定了再下一个的“接班人” 胡锦涛。但是,诚如他自己说的,“现在的这条路是摸着石头过河”。再下去就自己走吧!“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走一百年以上” 共产主义就不讲了吧!

邓小平生前最后遇到了二件事。首先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上百万的学生几乎瘫痪了中共中央及政府部门的职能。这也是十年来“开放”的结果,全国上下几乎没有人——包括几千万共产党员——认为共产主义是唯一的前途,没有人相信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人信赖共产党。这是自然的一个趋势。但是中国的民众没有成熟的准备,参与天安门事件的人绝大部分是年青的学生,他们并没有经历过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也没有开阔的政治,社会及自然科学的基础。他们只是凭着热情,冲动及爱国的情感,还有一些人就是党内的异见分子,他们是要求“更快”地“改革”,祛除“腐化”。他们是体制内的“先进份子”。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可能分裂,于是他下令野战军及坦克,给予严厉的镇压,由此他获得了刽子手的称号。

第二件事是1997年香港回归,他没有能去香港,看到它的回归而离开了人世。国内自1978年“开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经营管理立即象春风野火一般蔓延全国,中国很快成为国际资本的宠物。这不仅是完全违反了共产主义的基本教条,而且影响到了国内政治上的彻底分化。共产党内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教条主义者掀起了一场反抗,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邓小平不辞年老之躯,出巡深圳,发出“南巡讲话”再次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自1990年代起,国际资本(包括港、澳、台三地)的投入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共产党肆无忌惮地同国际大资本集团密切结合,共同利用中国丰富的,低廉的并且极度驯服的劳动力。

很遗憾,中国人接受了邓小平的二十年统治。这二十年的统治决定了今后的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政治状态。如今经济上不论在结构、制度、拥有制等各方面来看,不能说是自由资本主义方式,但绝对不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方式。目前,这种生产组织和方式将在中国存在许多年。这种生产方式很奇怪,庞大的资本集团同集权的共产制度结合在一起。资本集团需要充裕的但不追求人权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市场。极权制度需要权力的集中和富裕的金钱,这两者之间没有根本的冲突。

政治“改革”方面是相对落后的。毛泽东所领导的政治架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共产党严格地掌握政权, 掌握军队及专政机关,並且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是共产党的中宣部仍然严格地控制着新闻媒体及各种宣传工具。中国仍然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尽管专政的方式与毛泽东时代相比较为缓和一些,方式方法上也有所不同。但是宪法中的“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领导” “共产主义道路”是绝对存在的。现在,在中国不再提“反党” “反社会主义” “反革命”这些罪行了,而代之以“颠覆国家政权” 的罪行。但这个国家是只有一个党“领导”,自工厂、机关、学校、以至省、市、县各级“领导人” 全是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以前是“反党” 就是“反对祖国”,现在是“反对祖国” 就是“反党”。

邓小平自年青时起全心全意参加共产主义运动,随着毛泽东打天下,平定西南后,在中央是毛泽东也是周恩来的左右手,他不可能推翻或削弱这个与他生死攸关的帝国。在文革中,邓小平被疯狂的毛泽东连同刘少奇一同整肃了。虽然如此,他还做了“深刻检讨” 求得一命。最终,他以大度的精神为共产帝国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章诒和们夺回父辈手中失去的自由

 

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掌握了政权之初,不可能一下子就控制所有的新闻出版行业。一九五七年以前的中国人是有言论自由的,虽然程度上不尽人意,总胜于无。

中国人的自由是一点一点失去的。中共建国初年从八大民主党派成为共产党的附庸开始,一些民主党派的领袖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人成为共产党的部长,享受四级或六级待遇。但他们也因而失去了作为独立声音的权利和资格。共产党进而又通过公私合营掌握了一切社会经济资源。通过了历次运动,一九五八年以后党以外的声音不但会被群起而攻之,发出声音的肉体也会受到惩罚和陷入经济上的困境。毕竟鲁迅在「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时候,每月有一千大洋的薪水。而大多数右派在失去政治权利的时候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

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后,中国又开始有了私有资产。人们不领政府的工资也能生存,甚至活得更好。在收起了共产主义大旗以后,中共能聚集民众的只剩下了民族主义。官方对不同声音的封口和围堵不免力不从心,剩下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明令禁止」了。可惜在商品加信息社会里禁止只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效果适得其反。有人还竟认为是书商炒作。

我相信,全中国人得到言论自由只是时间的问题。但自由不能赐予。在集权社会争取言论自由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一九八九年以前就开始了。最近章诒和等对新闻总署的禁书令的几次公开声明,是一次在法律范围内的集体抗争。章诒和们正用他们的行动去夺回在他们父辈手中失去的自由。

中宣部可以休矣

 

最近几个月闹得纷纷扬扬的那场“禁书事件”终于尘埃落定了。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矢口否认此事,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否认归否认,但也没有人说那八本书就可以继续发行了。绝对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那八本书确实一夜之间从各书店的货架上永久消失了。而且,相关的出版发行机构也确实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同程度的责罚。这一次政府又赢了。虽然赢的很实在,也确实很卑鄙、无耻、和下流。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国家新闻出版署不过是个两面受气的冤大头。真正的赢家,则是躲在幕后的中宣部。

自打1949年起,这禁书的事在中国就从未间断过。今后还是要继续下去的。这也算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个奇迹吧。

这样的事情要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秦王朝,谁都不会大惊小怪的。因为那是个不开化的蒙昧年代。别说禁几本书,皇上就是烧掉天下所有的书也是天理。这事如果发生在今天那个国王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把女孩子拉回家享用的太平洋岛国,那也就犯不着动脾气了。因为那个所谓的国家充其量不过是个规模较大的原始部落,有没有书都无所谓,只要骏马和美女都任由部落酋长支配就行了。但这事却发生在当代一个有宪法有政府有秩序的国家,而且半个多世纪来就一直在发生着。这问题可就大了。因为自打希特勒死后,新闻出版检查和舆论钳制这类臭名昭著的事情已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唾弃。禁止任何一部不违法的出版物的发行,都是倒行逆施、冒天下之大不违的事。那么,中国政府究竟有什么三头六臂,凭什么禁那八本书?

大概我们的世界还不够完美吧。无论社会多么文明,总还是有人缺吃少穿,有人身患绝症,有孩子没钱读书,有的国家战乱不断……好在这类悲剧无论发生在哪里,多少总有人幸免的。但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却是另外一种悲剧:举国上下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都难逃一劫。这个悲剧就是所有人都不可以放心大胆地说话,都不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字,都无法畅通无阻地上网,都不可以自由自在地了解世界上许多事件的真相。一个中国人要是认了这个命,一辈子就少了许多麻烦。这人如果贱到把这悲剧当喜剧来欣赏的程度,学会见风使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那么这人就具备了党政精英、国家栋梁的素质,前途无量。

为什么今日国人的五官都要闭塞一点才可生存呢?这是因为打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中国的社稷大事都是由国家栋梁们来敲定的,老百姓算个屁。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早就可以自由言论了,但中国当今的栋梁仍然觉得中国人尚未进化到可以自由思维和自由说话的地步。中国现今的栋梁简称“党”。据说是这个党把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的旧社会解放了出来。按理说被解放了就应该有自由的。但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便会发现中国的平民百姓们实际上并不比牢房里那些穿着号衣带着镣铐的囚犯们自由到哪里去。我们知道,中国的囚犯们是绝对不可以对党说三道四的,但在中国有谁又敢说党半个“不”字?中国的囚犯们是不可以自由参加选举的,但在新中国难道又有过任何自由选举吗?中国的囚犯们无从了解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大事的,难道监狱外的中国人又比囚犯们知道得更多吗?中国的囚犯们不可以上街游行示威,在中国有谁又胆敢示威游行?

搞了半天,我们中国人仍然生活在一个野蛮和蒙昧的原始时代,所有的中国公民包括左派、右派还有平头老百姓都被关在同一个监狱里。甚至就连那些大权在握,为所欲为,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的达官贵人们也休想自由说话。精英们可以尽情享受豪宅、“宝马”、美女,但他们就是享受不到言论自由。官再大、钱再多也不顶用。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大官还是普通扫街工都可以因为说错一句话、写错一篇文章而惹祸上身,轻辙丢官去职,重辙家破人亡。

其实,中国的法律并没有出问题。事实上,中国自打有宪法以来从来就没有任何一部宪法禁止言论自由。而中国“党”章里甚至还多处提倡民主。“新中国”刚成立那阵子,有一首歌就唱到:“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那么,是谁如此胆大妄为,置中国宪法和中国“党”章于不顾,粗暴干涉国人的言论自由,剥夺了国人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呢?

这人名叫中宣部。

中宣部,又名阎王殿。早先国民党也有个中宣部。今天这个中宣部就是比照国民党那个中宣部设计制造的。国民党的中宣部由于名声太臭,太恶心,早已关门大吉,不再插手国事了。而大陆这个名声更臭的中宣部,几十年来不但死死赖着不走,而且变本加厉,演化成了一个魔法无边的舆论钳制机器,冤假错案制造总厂,假话、大话、空话的发源地。

照官方的公开说法,中宣部最多不过是党内从事宣传和教育的部门而已。至于党外的老百姓开口说什么话,写什么书,上什么网站,按理说是不关中宣部屁事的。笔者仔细研究过党章和宪法,那里面甚至就没提中宣部。但谁都知道,这个宪法和党章里都没提到的中宣部实际上却“分管”了全中国所有百姓的耳朵,嘴巴,眼睛,乃至中枢神经,提供着全天候的无微不至的洗脑服务。您也许要说:如今已是网络时代了,网络无国界。这话在哪说都是对的,唯独在中国就错,因为中国的网络跟外国的不一样。虽然中国有世界第二大的网民队伍,但中国却有着世界最强大的网警队伍。网民们该看什么,不该看到什么,事先就由中宣部规划好了。很多在国外如雷贯耳的网站在中国的网络上压根就不存在。曾几何时,国外梦想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的傻瓜们预言网络将改变中国。铁一样的现实告诉世界:中国在改变网络!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中宣部,我们中国人从学会说话起就必须知道,有些事是永远不能说的。有些事情永远只可以有那么一种说法。有些在国内人尽皆知的事却不可以说给外国人听。有些事情和中国人要这样说,和外国人却又必须那样说,说错了就是犯里通外国罪了。有的事一定要等到党先说出去以后再说,您哪怕是嘴快一秒钟都是犯了泄露国家机密罪。还有些话明明是党和伟大领袖在许多年前公开说的,但是今天谁都不可以再重复那些话了,说了就算反党。就是赞美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要恰到好处、用词准确地说。马屁既不可拍得太重也不可拍得太轻,拍不好反而要惹祸。至于小骂大帮忙之类的高级马屁技巧,更不是等闲之辈可以滥用的。在中国无论是当左派还是右派都无所谓,关键必须懂得“与时俱进”,错之豪厘就可能失之千里。这些繁杂的中国现代语言规则是永远不会写到任何教科书里的,但人人都必须记住。最最重要的是,任何藐视中宣部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您就是变成一只“不锈钢老鼠”也休想逃过中宣部的火眼金睛。

所以,才有了“中宣部是阎王殿”这么一说,而且是伟大领袖说的。您就是翻遍政府官文和党历来的决议,查遍领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也找不到任何文字认可中宣部的所作所为。要是真的依法办事,中宣部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级别最高的非法机构了。要是拿本《党章》去论理,这中宣部就是中国最大、级别最高的反党组织了。

证据之一:党每天都在说,要建立一个和谐社会。但是,中宣部却堵住老百姓的嘴不让人家开口自由说话。连话都不能说还怎么和谐?有中宣部的存在,中国就甭想进入和谐社会,就只是一个永久的戒严。

想必就连中宣部的大员们也知道,我们人类的嘴巴不光是用来吃饭的,这是人类有别于动物的特征之一。在这个世界上,想要人们的嘴巴失去自由说话的功能,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把人的舌头给割了,就和对付张志新那样。不过这个法子只能小批量使用,要割掉成千上万人的舌头麻烦比较大,且技术较复杂,难以推广。另一个法子就是搞戒严。前年法国的穆斯林兄弟们大搞打砸抢烧,当局一恼火就戒了严:谁都不可以上街游行,也不可以拿个大喇叭在街上大喊大叫的,天一黑都要回家。但人们呆在家里想看什么电视,想读什么报纸看什么书却是没人管的;写本书恶毒攻击政府,关起门来开个大会骂娘也绝对没事。就连文化大革命中他老人家搞军管戒严的那阵子,虽然连大小衙门都换上了军队站岗,但革命群众一高兴还是照样可以上街贴市委书记大字报的。这么比起来,打1949年中国“解放”起,中国就一直在戒严,而且是越戒越严。打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人民就从来没有过说话的自由。既然中国还处于戒严之中,那就别说“和谐社会”之类的大话了,谁信啊。

但我还是要讲句公道话,这长期戒严其实也并不光是党的拿手好戏。1949后海峡对岸也搞了长期戒严。只不过那一帮傻帽生怕天下人不知,硬是弄了个什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戒严法,明说了要党禁报禁,冻结“国代”选举。这不是自找麻烦吗?这既叫人抓住了“独裁”的把柄,又让李敖之流把风头出尽。所以到了1991年只好把戒严给废了。中国大陆这边有谁说过冻结选举吗?又有谁说过“党禁报禁”?可是自打1949年到如今,大陆有过任何自由选举吗?又有谁成立过任何一个政党?有谁发行过一份不归中宣部管的报纸?国民党就一个笨啊!他们怎么就是不知道早来这边拜师学艺,练就表里不一、只做不说的硬功夫呢?大陆这边一句话不说便把戒严成功地延续了五十八年。国民党怎么就永远不能领悟出“戒严才是硬道理”这个真谛?

中宣部反党的第二个证据,就是他们不准共产党执政。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所有的执政党都不可以有中宣部的,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规矩。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的执政党有中宣部吗?都没有。就连满清皇帝、北洋军阀政府也没有设立中宣部。执政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宣传,百姓自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用不着弄个狗屁宣传部来吹喇叭抬轿子当打手,对错自有公论。一个政党保持一个宣传部,一定是因为这个政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必须弄个宣传部来颠倒黑白,钳制舆论,造成不公正的舆论优势,保持其独裁地位。这样心胸狭窄、心狠手辣、流氓透顶的政党可以叫执政党吗?

不过,话又说过来,中国党也确实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长久保持中宣部的政党。据史书记载,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宣传部一直到苏联红军的坦克攻入柏林,戈培尔部长效命的那一刻才结束历史使命的。在德国党掌权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其宣传部坚持“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基本原则,反复宣讲犹太人种的低贱和雅利安人种的高贵,鼓舞日耳曼军民的反犹斗志。而且,当年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宣传部也出色地领导了新闻检查和舆论管制的艰巨任务。他们和盖世太保紧密合作,发现任何问题就立即交由盖世太保搜捕和屠杀,有效地保障了新闻和舆论同党和元首高度保持一致。新中国建立后,中宣部成功地学习参照了国外卓有成效的舆论管制经验,并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宣部同国安部、公安部紧密配合,有效地指挥各地方党组织的宣传部和各地公安、国安部门日夜出动,全天候地监视舆论动向,随时随地拘捕任何敢于和中宣部唱反调的人士。

而且,中宣部在积极吸收国外优秀经验的同时也注意继承和发扬国人的悠久传统。远的不说,就说九十多年前,袁世凯称帝之际,家人不许他阅报,怕负面消息影响他的登基大业,且有碍龙体安康。病榻上的洪宪皇帝偏偏不甘寂寞,一定要每天亲自读报。家人无奈只好请人每天代为“出版”一份假版《顺天时报》,内容皆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吾皇万岁万万岁一类的“正面消息”,唯独缺乏真相。好在那份报纸的读者也就袁某一人,并无大碍。袁某识破那个机关后暴跳如雷,把大儿子克定揍了个半死,那都是后话了。1949年后,中宣部充分肯定了先帝家眷创立假版报纸的好经验,并以此作为今后办报、办杂志、办广播电台的方向。袁家秘箕从此在中华大地得到推广普及。今天在全中国,不是假版的报纸已大体上绝迹了。假版出版社、假版广播电台、假版电视台也高度普及了。那个旧时代只有帝王可以享受的假版报纸待遇,如今已是中国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一个消遣了。

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宣部又与时俱进,继往开来,创办了世界第一个假版网络,把造假事业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假版消息对于党政精英和国家栋梁们来说比吸食鸦片还过瘾,但对于每天生活在真实世界里的庶民百姓们却犹如刀割。秦史皇焚书坑儒固然了却了他一时的心头之恨,但却留下了千古骂名。戈培尔实际上从未举刀屠杀过一个犹太人,甚至没有批准过任何屠杀行动。但在占领军到来之前,他十分知趣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还连带了他美丽的妻和六个可爱的孩儿。张道藩其实是一个风度翩翩、英俊潇洒、含情脉脉、善解人意的海归、风流才子。他发表过许多作品,他甚至和徐悲鸿的前妻共演了一部长达二十年的爱情悲剧。他在国民政府中曾担任过许多要职。但人们唯一能记住的,就是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宣部长。那个不光彩的职务导致人们常误以为他是流氓。可见这“中宣部”是个多么狠毒、下流的概念。1989年的那场“风波”实际上要是没了中宣部就不可能掀起来。那三个久跪在人民大会堂前请愿的学生,要的实际上不就是解散中宣部吗?自打那年6月开始,中国党就针对国际上的人权叫嚣进行了义正辞严的驳斥。中国党严肃地指出,人权,首先就是生存权,发展权。这话是说到中国臣民们的心坎里去了。诸位,前几年广东汕尾的那些拼死拼活的小农们,要的不就是生存权吗?那个被毒打致死的农夫丁作明和大学生孙志刚,要的不就是发展权吗?可是,如果臣民们明明是得了SARS还要充作没事,明明是看着“宝马”把农民活活撞死还要假装没看见,明明眼看着兜里的钱都被那些人民公仆们给贪光了还不准吭声,明明是自己的房屋被大款给白拆了还不准喊冤,那还谈何生存权、发展权呢?没有知情权、说话权,又上哪来生存权和发展权?是谁无情地剥夺了中国亿万臣民们的知情权、说话权、生存权、发展权呢?

还是中宣部。

这么看来,这中宣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中国如今的经济发展已逼近一个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的教育普及程度远高于发达国家100年前的水准。如今每年中国出的博士已远多于其它任何国家。可中国人民却一直在被当成阿斗、傻瓜、笨蛋,不准参政议政,不准发表任何与政府官员口径不一致的言论,不准上街游行示威,不准成立新的政党和政治组织,不准独立自由地发行刊物和书籍。一个人生在中国难道就该这么惨?

恕我说句公道话:中宣部可以休矣。

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人就一日不得安宁,就要提心吊胆地捂住嘴巴过日子。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就一日没有任何公道可言。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就一日不能告别封建旧时代。中宣部存在一日,中国人民就一日没有被解放。那个长达58年的强加于中国人民的非法戒严早该结束了。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生活在底层的不幸的人们,你们要生存、谋发展,我看先得想点法子解散那个非法的中宣部。中宣部存在一天,你们就一天没法堂堂正正地做人,只能做没有发言权的奴隶。中国的亿万穷苦百姓们如果不想继续在戒严下过着担惊受怕、任人欺压的日子,除了解散中宣部之外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没了中宣部,弱势群体就可以为自己的合法利益奔走呼号,可以上街呐喊相告,把所有的不幸公诸于众,与世人评说。没了中宣部,谁也不能再查禁《中国农民调查》那样的好书了。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发言权的人绝对不会有任何生存权的。

中国社会各阶层如果想逃出那个十恶不赦的文字监狱,也只有解散那个罪恶的中宣部。中宣部一天不解散,全中国人民就要继续被羁押在那个超级监狱里装聋作哑,不能畅所欲言。

中宣部是中国的自由派、左派、右派,还有其他各个政治派别面临的共同敌人。各派只有联合起来,向那个无法无天的中宣部宣战,夺回宪法保护的权利,才能够有发展空间。

中国所有的报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社、电影公司、网站如果不想继续当奴才了,要挺直腰杆做人,说真话吐真言,也只有联合起来,顶住中宣部的压力,抗住中宣部的淫威,反戈一击,铲除那个迂腐、独断、霸道的中宣部!

中国共产党如果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不折不扣的执政党,也必须立即解散中宣部,奉还宪法和党章赋予人民和党员的基本权利,开放党内外民主,解除党禁报禁。民主是一定要在中国大地上实现的。你们可以推迟民主的到来,但却无法避免民主的到来。民主在中国大陆到来的越晚,对共产党将越不利。

就连国民党中宣部第一任代理部长毛泽东都说过,让人家说话,天塌不下来。毛的话实际上只说了一半。另半句话是,不让人民说话,天是一定要塌的!

江河水:“主旋律”新紧箍咒引发新抗议

 

广电总局宣布新「限播令」

当章诒和就其新着《伶人往事》遭非法禁止,代表「八本禁书」于二○○七年一月十九日愤然发表抗议时,当局不仅没有检讨反思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在三天后以再禁「非主流电视剧」。二○○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广电总局通过主流媒体宣布「限播令」:广电总局要求二月起卫视黄金时段须播主旋律影视–从二○○七年二月份起的至少八个月时间内,所有卫星频道在黄金时段一律播出主旋律电视剧。这一禁令意味着数以千计的「非主流电视剧」在各电视频道黄金时间消失。尽管这些「非主流电视剧」并无任何政治问题或「低级趣味」。

据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副司长王卫平说:「今年对所有电视节目都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为此,广电总局对电视剧设立了四级审查制度,即所有省级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提前一个月报省广电局,而后由省广电局报送省宣传部,再由省宣传部审核后报送广电总局,最后广电总局报送中宣部文艺局,审批通过后再播出。」

当局以「禁网令」配合禁书禁剧

紧接着,当局又再以「禁网令」配合禁书禁剧–新华社北京一月二十四日电: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月二十三日下午进行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强调,要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我们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这意味着许多当局认为的「非健康向上」网站和网文将如「八本禁书」一样惨遭禁止。至此,二○○七年大陆的文化思想新禁区已从「八本禁书」扩大到上千部电视剧和亿万网文。

这些一发不可收的严酷禁令到底为何?从广电总局的「限播令」中可见一些端倪。

此次「限播令」的时间界限是「从二○○七年二月份起的至少八个月时间内」,即到二○○七年十一月,才可以松动。这般意在确保二○○七年十一月之前的「和谐」,显然是因为中共十七大将在二○○七年十月召开。再联想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二○○一年国家广电总局也曾以「提升电视剧」为名发过一个限播令,有关部门也曾大关网站便可明白,每当中共召开「换届大会」之际,必要来一番禁止「非主旋律」自由思想的「不是运动的运动」–在一个需要广泛听取民意进行民主监督的关键时刻,偏偏要残酷封锁民意禁止民主监督。当年毛泽东曾希望每七、八年来一次大运动,现在却进化为每五年来增加一次思想新禁区。

到底什么才是「主旋律」

时代到底在进步,今日许多文化人已不愿任人圈禁。在章诒和就「八本禁书」遭非法禁止三次发表抗议时,一些主流媒体也愤而巧妙地对「主旋律」发表异议。

二○○七年一月二十五日,章诒和发表抗议的第六天,广电总局宣布「限播令」的第三天,中共中央查禁「非健康向上」网站和网文的第二天,《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及《南方报业网》同时发表了两篇「质疑主旋律」的议论。

《南方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题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是什么?》,指出「主旋律」禁区加剧了文化腐败:「去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要坚持正确导向,唱响主旋律,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思想舆论氛围』。这就给了『文化口』的官员们出手干预措施的底气。」由此带来了许多文化腐败–「有些文化官员的滥权已经引起了严厉的社会批评:低端的如重庆市查处的有些人利用网吧审批权『设租寻租』,高端的如贾樟柯严辞抨击有关部门让电影《英雄》垄断院线放映市场,是权钱联合,压制年轻电影工作者并散布『法西斯细菌』。」如果说人类有什么「主旋律」,只能是民主–「当今中国的主旋律作品,核心价值观应当符合『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这十二个字。」

《南方都市报》在题为《到底什么是主旋律?》的「长平专栏」评论中说得更尖锐:「这几天,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词,突然让人们感到困惑–当它再次出现在律令之中时,人们不再满足于领会精神和揣摩意图,而是希望发号施令者能够给出清晰的定义。这无疑是一种进步,是社会理性和法治意识的体现。这个词就是『主旋律』」。「民主与法治之下的自由市场观念、人权与人性之中的多元文化观念,就是世界文明的主旋律,也是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政府管理的主旋律应该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确保市场秩序的有限政府模式,而不是大包大揽、插手过深的计划经济模式,文化产业的主旋律则应该是鼓励创新、包容多元,而不是垄断控制、单调乏味。」「如果只是针对低级庸俗、消极反动的作品,现有的审查制度完全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以一个过于宽泛甚至空洞的规定,增设繁琐的审查程序,无疑扩大了行政部门的权力边界,浪费行政资源,并造成新的寻租空间,这不符合本届政府提出的『节约型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法治型政府』的理念,不是行政管理的主旋律。」

面对「民言可畏」的辩解

也许来自民间的众多大胆质疑,形成「民言可畏」,迫使广电总局不得不对「二○○七限播令」作出了有所退让的解释。广电总局规划处处长宋鲁曼出面辩解说:「不要以为只有革命历史题材才是主旋律。所谓『主旋律』最重要就是体现出『四个有利于』的精神,落实到具体的层面上,主要是看电视剧的价值取向,只要是表达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传达美好的情操,一般都没什么问题。」「在他的回答中,《大明宫词》、《汉武大帝》等都算主旋律,《中国式离婚》、《新结婚时代》等经过评估也不是没有可能『入主』」。

尽管广电总局不得不对「二○○七限播令」有所退让,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也让人捎话章诒和有所解释,但「主旋律」新紧箍咒并没有解除的迹象,随着「中国外宣办网络宣传局」成立,二○○七似乎想回归一九五七的「反右智慧」,成为中国文化思想界又一个「严冬」!

二○○七年二月三日于深圳

冉云飞:支持四位法学界人士警告新浪网站

 

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法学家界四位著名的人物贺卫方先生、蒲志强先生、萧翰兄、许志永兄发表声明《请公开你们的理由!——关于新浪博客删帖的联合声明》,我深表赞同支持。我曾于2007年1月16日写过一篇《致天涯管理当局的一封公开信》,表达我对天涯社区删帖和屏蔽帖子的不满。天涯社区的管理人员与我沟通得还比较好,最后得以妥善解决,即他们删帖和屏蔽帖时,给我备份的时间、屏蔽和删帖之理由。这理由当然不能随意编造,因为一切理由最终是一种证据,是历史的纪录。你可以迫于压力向现实妥协,但历史会公平对待各种纪录,各种纪录会以各种方式被研究者打捞出来,研究出彼时的社会情状,历史不会姑息各位在其间的不义作为。换言之,在这样的独裁制度下,删除或屏蔽帖子的理由或许都是荒谬的,但是我有索要这荒谬理由的权利,我有保存这荒谬理由的癖好。我不会因看着这些荒谬的理由,影响我的情绪和判断,我只会更加地用常识和理性来试探你们到底还可以荒谬到何种程度,荒谬到何种程度,才是你们的尽头。这个尽头,就是随着我们不断对荒谬的抗议,而达致荒谬的边际效益递减,最终使得荒谬制造者像被烈马尥一蹶子一样,让其清醒地知晓荒谬的代价。

新浪的作派,我一直是非常反感的,譬如可以用金钱拉名人一窝蜂地在那里写口水文字挣商业点击率。但反感归反感,我从没有公开批评过,并且我也没有制止他这样搞商业运作的权利。即我可以认为新浪此种做法很“庸俗”,但新浪有“庸俗”的权利。其实任何一个网站不“庸俗”都无法挣到足够多的点击率,带来相应的广告收入,以及相关的风投支持。但庸俗到无耻,由无耻到没有商业底线,恐怕就不是它的权利了。什么是你商业的法律底线和伦理底线?在这个几乎是无耻的渊薮的国家,真还有些不好界定。商业的法律和伦理底线包含的东西太多,我们单说与此事有关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保护的权利,这是中共白纸黑字写进去的,你应该遵守。新浪也许会说,笑话!中共自己都不遵守,你要我们遵守,简直岂有此理!你这样的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实质是在藉此推卸自己应负的责任。政府视法律为玩具、视宪法为装饰品的行为,当然应该受到所有公民的持久批评和坚决反对,任何时候政府都不可能因此推卸他自己的责任。哪怕是将来进入民主自由社会了,要实现国家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解,也必须像南非成立以图图大主教为主席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解决此事,会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内,要求相关人物前往将自己以前所作所为说清楚,而免于此前犯错误而应得之处分。和解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但和解也是有前提的,但这个前提是和平的和解,而不是暴力的打压。但是和解也不是乞求,也不是奢望,而是多方本着各自利益最大化,而又追求多赢的理性追求之结果。

开网站的人都知道,网络的内容是由语言、照片、声音等材料来体现,从而构成其内容的。网站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就不成其为网站,也不会有任何吸引力。而这些东西无一不涉及言论自由,以及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既然你在开网站,你就要准备好接受因各种言论带来的麻烦,你如果真相信一个社会有什么“统一的思想”,那么你最好不要来办网站,这不过是中共的一厢情愿罢了。从来不可能什么统一的思想,即使在最严苛的铁幕时代,那个时代也有不怕死的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林昭、冯元春等人不懈努力,虽然他们的声音微弱,不足以划破漫漫长夜,但任何想让他们的努力寂灭无闻的想法,都是徒劳的。进一步说,政府、网站、网民之间形成了一个三方的博弈。一个不受制约、不讲究法治的政府有强大的军队和丰盛的税收作后盾,它当然是这博弈之中的强者,但强者不会永远是强者,尤其是自视甚高的独裁政府;网站是商业驱动的主体,在中国要与政府形成勾结与合谋,才能分得自己的利益,因此对政府惟命是从,已形成惯例。政府固然可以给你优厚的政策,也可以使你获得利润,但政府不会养你,你必须自谋生路。什么是生路,那就是网民的支持。网民的支持不会是无条件的,他们固然从你们的平台获得信息,供给你们点击率。但另一方面,由于博客的兴起,网民也成了一个庞大的信息提供源,以及诸种思想的发源地。诸种不同信息源泉的冲撞和思想的交锋,才可能带来你的点击率和人气,从而获取你的商业利益。既如此,对网民利益的尊重,必须列上你的议事日程,切不可能胡作非为。

但新浪对诸种言论尤其是对博客言论的胡作非为,已非一日。本人虽没在新浪开博客,但时常去新浪看朋友的博客,去回了帖后,常在几秒种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真是极端让人难以容忍之事。可惜我没有保存发帖后被新浪删除的情形,以后我努力保存证据,以使其“罪证”更加确凿。这种大规模的删除诸种言论的行为,已引起许多网民的愤怒。且不说像罗永浩这样的自由主义“愤青”时常抨击新浪是个“傻逼”,而且他抨击得常常有理。就是温和理性如《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兄,也在新浪不告知而删其摘录的党报言论时,使得他忍不住破口大骂。最近不断的删帖终于引发了贺、蒲、萧、许诸人的强烈愤慨,可谓良有以也。新浪的删帖,以我的体验,在各大网站中是最为过火的。作为网民,我们也理解你在独裁政权下之生存不易,你做出相应的转圜、妥协,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你创造性地迎合极权政权对言论自由的持续打压,这就是不可容忍的行为。往往其它网站毫无问题的文章和帖子,在新浪会变成“万恶不赦”的言论。你可以说新浪树大招风,但招风的也未必只有你一家吧,但为什么就你那么无耻呢?这难道不值得声讨和挞伐吗?更可耻的还在后头,别的网站都很少有什么“举报”,新浪却也“与时俱进”来搞个什么狗屁举报,这是实足的下作行为。以我对告密近十年的研究表明,任何极权政权都是靠告密来统治社会,维护其社会运营的。因为告密使得统治成本低廉,而对民众的身心伤害极大,人人自危的生存状态与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相去何止霄壤!民主社会是靠良好的制度而非靠降低人之人格、迎合个人主观偏好甚至公报私仇等告密等行为来进行社会运营和管理的。

贺、蒲、萧、许四位,前二位是闻名已久,后二位许兄有一面之雅,萧兄有多面之缘。他们的文章及作为,常令我起见贤思齐之心,令我敬佩之至。八十年代的社会启蒙,如果只是文学等领域在“热烈”地参与的话,这“热烈”固然可敬,但其间时有理性之缺失,更缺少法理层面的支持。八十年代之维权靠的是报告文学,九十年代末至今,许多法学界人士参与对社会变革的议论和行动,是对整个社会民众的公民课和相关法治理性之普及。我谨撰此文表达我对他们自身维权之支持,他们的维权不只是为了自己,对社会亦有极大的延伸意义,希望得到更多朋友们的支持。2007年2月14日8:30分于成都

刘慧卿:“回归十年,新闻自由倒退”

(作者为香港前线立法会议员)

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六日

最近,香港记者协会公布上月委托岭南大学就本港新闻自由进行调查的结果,指逾半数受访的新闻从业员认为回归后新闻自由出现倒退,其中更有三成承认在过去一年曾进行自我审查,情况令人忧虑。

无独有偶,亚洲电视国际台时事节目《时事纵横》,上周亦怀疑出现自我审查,电视台怀疑受到官方压力,临时取消播映有关行政长官选举的节目。后来经传媒追问,电视台才屈服于舆论压力,令节目得以重见天日,于二月十一日播出。

节目获邀参与讨论的嘉宾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立法会议员和人大代表兼时事评论员李鹏飞先生。节目原定于本月四日播出,但当天电视台却临时抽起节目,改为重播以禁烟条例生效为题材的旧节目,做法简直是非夷所思。

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的是,节目被抽起当天,节目主持及嘉宾均被蒙在鼓里。由于李鹏飞先生在节目中曾对本人作出批评,节目主持人特意在节目原定播出前几天致电叮嘱本人收看。

事后本人曾致电节目主持人,查询节目被抽起的原因,但他不愿多谈,而电视台则向传媒解释是「技术问题」。李鹏飞先生回应传媒查询时直指「你们应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节目中讨论行政长官选举的议题,其实在最近几个月,不同媒体亦就此话题进行广泛讨论和报道,不少政党人士甚至学者也表达了他们对行政长官选举的看法,因此没有任何敏感或需要避讳的理由。

本人在本周日特意收看该节目,只见两位嘉宾未有过激的评论。他们指行政长官选举并不公平及民主,但他们希望透过梁家杰参选,可以为本港争取进一步政制民主化。李鹏飞先生则批评本人杯葛小圈子选举是十分愚蠢,因为有民主派人士参选是可推动民主。本人和前??决定不参与小圈子选举是因为恐怕 ‘参选’过程会为小圈子选举增加认受性和合理化了这个不民主的制度。但本人是尊重决定参与这游戏的人士,只希望他们小心行事,更要专注冲击这不民主的制度。

李先生和何议员在节目中发表的论点并不新鲜,二人的评论亦非过激,那么为何节目被抽起?本人相信原因是与亚洲电视的亲北京背景有关,因为电视台主管对政治性议题进行自我审查,避免播映不受北京欢迎的节目。

亚视高级副总裁关伟在接受传媒查询时否认指控,指当日节目未能如期「出街」,确是因为录影带出问题,而有关何、李两人批评选举的内容,播出时亦没有被删减。

亚视新闻台近年的表现已令很多观众失望,认为她只懂紧贴北京路线实行自我审查,妄顾编辑独立自主的原则,这问题在中文台尤为严重。

可悲的是,对于亚视抽起节目的风波,大部份传媒竟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实有个别传媒当获悉节目被抽起时,曾向亚视了解,但当获悉节目将顺延一周播映后,便认为事件已得到解决,因此再没有追究,更没把事件报道出来。传媒没有深究节目被抽起的因由,究竟同样是进行自我审查,抑或是传媒的分析力不足?香港记者协会就新闻自由所进行的调查,结果所反映的情况,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何清涟:别让中国成为一个疾病蔓延的大国

 

中国经济正在以10%的增速飞速发展,但社会总体福利却正在迅速下降,其中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中国人健康状况的下降与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一期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梅毒蔓延的调查报告。该报告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医学院传染病中心的主任科恩教授(Dr. Myron Cohen)和中国国家性病控制中心的同行合作,研究从1989到2005年间中国人感染和罹患性病的趋势。结果显示:1993年,中国每10万人当中的梅毒病发个案仅有0.2例;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每10万人当中有5.7例。中国病毒学专家认为这一数字有可能被严重低估。而梅毒瓣母婴传染率在1991年到2005年之间,平均每年增速高达70%以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如上海、北京、广东、海南和浙江,梅毒案例最多。科恩教授说,几乎可以肯定,实际情况只可能比已经公布的数字更糟。

这一数字让人联想到其他有关中国疾病的统计数字,于是笔者上网查了一下一些常见病的统计数字,现列于下:

目前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约84万人。据联合国驻华机构公布的资料,如不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到2010年,中国爱滋病病毒感染者将超过1,000万人。

中国结核病患者数量居世界第二位,其中80%在农村。中国现有结核菌感染者4亿人,结核病患者500万人,其中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200万人。每年因患结核病死亡的人数达到15万人。

中国还有3,000多万乙肝患者、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

近5年全国慢性血吸虫病人推算数一直维持在80万以上 ,局部地区人畜血吸虫感染率高达68%.

此外,全国涉及有毒有害品企业超过1,600万家,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人数超过2亿人。在煤炭、化工、冶金、电力、建材、电子、轻工等几大职业病高发行业现有134,244人有职业病。而这一数位中仅仅只包括参加职业健康体检的占全行业54%的职工,另外46%未体检人数不在此列。

中国环境规划院估计,在中国13亿人口中,每年有40多万人因与空气污染相关的疾病而死亡。

上述资料均为中国国家卫生部及其它政府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这些疾病的蔓延既与中国那种饮鸩止渴的发展战略有关,也与中国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有关。不少地方为发展经济,开办各种有毒有害企业,同时也完全放弃了劳动保护,“带血的GDP”指的就是这类企业;而爱滋病的蔓延既与性产业庞大(拥有600万从业人员),也与地方政府如河南鼓吹“血浆经济”有关。

属于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而导致的疾病,血吸虫可算一例,从80年代中期开始,洞庭湖区与鄱阳湖区防治血吸虫的血防系统已经崩溃,因此血吸虫病又卷土重来。而死于与空气污染有关疾病的人则是中国环境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的直接受害者――如果说失去社会公正是中国底层人民为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那么健康则是全体中国人为经济发展支付的代价。

中国政府在卫生的公共投入上严重不足,更是加速了各种疾病的蔓延。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资料显示,中国现在将近有一半人口没有能力支付医疗费用。国内亦有研究者指出,在卫生总费用、私人卫生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年增加的情况下,公共卫生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不断下降:1990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为747.97亿元,2003年达到6584.1亿元;但其中公共卫生费用仅从1990年152.98增至2003年897.69亿元,而私人卫生费用则从1990年549.99亿元增至2003年5686.41亿元, 私人卫生费用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1990年的79.55%上升为2003的86.37%.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中国卫生总费用有十分明显的私有化和市场化趋势,政府公共投入严重不足。而2003年SARS在中国蔓延之后,中国人才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公共防疫系统非常脆弱。

中国的健康人口还占多少?古巴比仑王国的衰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巴比伦王国末期梅毒蔓延,当外敌入侵时,竟至于无法征到足够的兵力抵抗外敌。中国近来在讨论大国的崛起,但如果考量中国社会状况,可能讨论如何吸取大国衰落的经验更有现实意义。一个从身体到精神都不健康的民族如何才能让崛起不至于成为一个自慰之梦,更是一个必须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