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吉《“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
高举反美帝、反日修、反台独、反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大旗的《环球视野》，经常有反马列主义、反邓小平、反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惊人之作出笼；新吉发表在《环球视野》第151期的《“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就是这样的一篇奇文。这个叫新吉（心急）的左派打手，沿用的仍然是毛泽东、姚文元的老谱：攻其文必先攻其人，而为了打倒一个人又不惜用尽诬陷、栽賍、罗织，甚至逼供信等一切卑劣手段。新吉在他（们）的文章一开头就对周瑞金作人身攻击：把“皇甫平”骂作是“汪汪大叫”的“大黄狗”；再把周瑞金说成沽名钓誉分子：冒充“皇甫平”；最后揭老底，说“周瑞金在文革中也是‘积极分子’，文革后‘清查’时还苦苦哀求有关方面将他整人的材料从人事档案中撤出来。只是由于见风使舵比较快，才有了后来周瑞金的官运亨通。”原来周瑞金也不是好东西！其人如此，其文可知；於是打手们便可大获全胜，班师回朝了。
武宜三先生受我党文化燻陶数十年，深知“打着B56旗号反对B56”的奥妙，今择其最恶毒的两点示众：
1，攻击邓小平的“改革不可动摇！”是汪汪狗叫：“是可忍，孰不可忍”！
2，2005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以人为本’和‘立足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点’为基本内涵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些，恐怕就是促使周瑞金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动力。”好傢伙，胡锦涛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头目、周瑞金反动文章的总根源。“其用心何其毒也”！
左派打手把“山村女教师利用周末卖淫供弟弟上学”，“马家爵作为一名贫困生被人看不起而采取杀人的方法来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同学”，都归罪后开放改革；质问：“难道这是市场化不够充分造成的？”亲爱的朋友，你问的好，这些悲剧确是“市场化不够充分”所造成的，是一党专政、权力寻租、拒绝政治改革而造成半吊子市场化所带来的恶果。
当然周瑞金也不是无懈可击，例如他一面说：“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一面又说：“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怀念建国之初，当时虽然经济落后，但注意公共品的配给，比如住房、暖气等都由单位包揽，看病有报销，一下子让人觉得十分有优越感。”两相矛盾又违背逻辑的说法授人以柄，给了心急的左派打手以继续造谣的机会。以至被新吉挖苦：“我觉得周瑞金应该先感谢毛泽东时代给予他成功的基础，比如免费读大学、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等。”可谓自取其辱！其实毛泽东时代享受“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等”的只是佔中国总人口不是百分之几的特权阶层，佔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的农村人口是无福消受“公共品的配给，比如住房、暖气等都由单位包揽，看病有报销”的：“免费读大学”的机会，对於广大的农民子弟也是微乎其微的。
周瑞金应该更彻底一点、更勇敢一点，把毛太祖神庙乾净俐落地拆掉，把毛太祖神牌扔到茅坑里去，把毛泽东自井冈山以来的暴行来个总清算。特别是1949年毛共窃取政权以后的暴力土改、镇压反革命、三五反、反胡风、反右、三年人祸、十年浩劫，造成数千万人被无辜杀害、被逼自杀、被饿死，几十年间血债累累、寃案如山；凡中国人，到底有多少人还对毛泽东存“很浓的感恩心”？至於新吉的“广大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时代”，更是伪造民意、强奸民意！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透过《“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我看到的是毛泽东阴魂不散，阶级斗争的幽灵仍然在中国上空游荡。
附： “皇甫平”再度出手，网上出师不利—兼评周瑞金其文其人
新吉
（一）
狗年还没到，墙头上就迫不及待窜出一条自称“皇甫平”的大黄狗：“改革不可动摇！”署名“皇甫平”的大作《改革不可动摇》一经在2006年1月26日《财经》杂志刊出，便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非议和质疑。该文在网上刊出后，同样受到了许多网民的猛烈抨击。
不久前，海外媒体发表题为《皇甫平重出江湖，呼吁防止左倾思潮》的文章回顾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皇甫平系列评论”曾经因鼎力支持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阻挡了当时社会上的左倾思潮而轰动一时，为扭转当时的政治方向起到了巨大的舆论引导作用。
“皇甫平”这个笔名原来是中共上海市党委宣传部直属写作组的代称，而《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真实作者则是原“皇甫平”写作组成员之一的周瑞金。周瑞金何许人也？从网上搜寻到的资料显示：该人历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评论部主任、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据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周瑞金上调到《人民日报》，乃是源于“皇甫平”写作组的功劳，是当年政治转向的产物，随着周瑞金上调《人民日报》，《人民日报》社内一些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则因“左”的嫌疑而离开《人民日报》。
根据《周瑞金答“东方网”记者问》的报道，周瑞金对记者说，在《财经》杂志准备刊登《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时，《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建议他使用“皇甫平”这个署名。周瑞金对“东方网”记者说：“我猜想她（—指胡舒立）的本意想表达，当年的‘皇甫平’，今天又发表文章呼唤改革不动摇了！这有新闻看点，现在也叫‘卖点’。 ”
显然，胡舒立和一些人对“皇甫平”这个笔名的含金量和影响力是抱有巨大期待的。但从互联网上广大同友的反应看，这个愿望恐怕要落空了。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网”附属一个网上论坛叫做“强国论坛”。2006年2月10日该坛贴出了一篇《皇甫平文章在强国论坛深水区反应的一个阶段性统计》：
皇甫平在《财经》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改革不可动摇》的文章，有人把它贴到强国论坛后，论坛深水区有一定的反应。2个星期以来至今日零点，深水区中有关这篇文章的评论共46篇；分类统计如下；第一类：支持皇甫平的4篇，占8.7%，第二类：反对皇甫平的42篇，占91.3%.
周瑞金《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开门见山地说：“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
同名为“云淡水暖”的网友在《皇甫平为什么“再出手”》一文中指出：皇甫平先生把2005年打造成“拐点”，那人们就不得不把目光将2005年纵览一遍。结果发现，就是在2005年，自称“20年来投身于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失语”了。20年来如日中天的“主流”们为什么会“集体失语”呢？原来由郎咸平先生引发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中，曾经得到众多“研究员”、“教授”们坚定支持的“国有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样板” 顾雏军，2004年被郎咸平指为吞噬国有资产“样板”，紧接着顾雏军就被司法部门指称涉嫌吞噬国有企业资产而锒挡入狱。自此，披着“改革”战袍的“主流”们“集体失语”了，并且一“失语”就是近一年。
当然，“云淡水暖”网友对2005年概括得还不够全面。2005年，继“郎旋风”之后，改革初期的领军人物之一刘国光又拍案而起，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在经济学教学领域、乃至整个理论领域受到严重挑战，痛陈诸多院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随着刘国光发出声音。众多理论工作者和老一辈革命家纷纷站出来说话，指斥“主流”“精英”们糟蹋了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初衷的改革，掀起了批判新自由主义、反思改革中的资本主义倾向的思潮。
实际上，2005年更重要的一个“拐点”，当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针对社会现实情况提出了以“以人为本”和“立足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点”为基本内涵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所有这些，恐怕就是促使周瑞金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动力。
关于周瑞金写《改革不可动摇》一文的动力，周瑞金自己在2006年2月5日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交待得很清楚：“去年，有些事给我感触很深。比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社会人士联名向中央上了一份新‘万言书’，要求中央撤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 90年代几个‘万言书’，如《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影响我国国家安全若干因素》、《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等。这些‘万言书’一脉相承，都是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还有，有的以个案来轻率否定国企的全部改革，导致有些人在媒体上掀起一股攻击、丑化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浪波。与此同时，国内一些媒体又发起批判西方新自由主义，并借此否定我国市场化的改革。甚至有人进一步提出，我国高校有的校长、院长、系、研究室、研究所的主任、校长助理等等，领导权被篡夺了，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如此种种现象，早已令我心存忧虑，似乎又回到了15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恰好此时，思想理论界一些同志已敏锐警觉到当前以反思改革的名义来否定改革的思潮。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提笔撰写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要说背景，这就是背景吧！”
（二）
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说：“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到底取得了什么“巨大成就”，周瑞金没有过细交待。但是他承认“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这恐怕是周瑞金文章中唯—一句实话。为了狡辩的目的，周瑞金也不得不首先承认：“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成就巨大，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问题、新矛盾。目前群众中反应比较强烈的，有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天地良心，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一个据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造成“群众中反应比较强烈”，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难怪一名同友在网上发文指出，“皇甫平本来想要‘捍卫’改革，结果不经意中却否定了改革”。
但是周瑞金紧接着说：“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和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背景下，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并非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怎能责怪市场化改革呢？”
既然周瑞金承认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是在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凭什么又不能“归罪于”、不能“责怪”市场化改革“本身”呢？这本身就是周瑞金犯下的一个逻辑错误。按照周瑞金的说法，“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那么怎样才算成熟、充分呢？不成熟、不充分的原因何在？周瑞金没有解答。足见周瑞金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只是一篇训诫，而非摆事实、讲道理。
周瑞金说：“贫富差距的问题，不是因为市场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是因为市场化过程中因权力之手的介入，让有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暴富起来。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恰恰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请问周瑞金，你所说的“旧体制”指的又是什么？是否指改革开放之前的毛泽东时代呢？如果是，那么请问：“借助行政权力致富，损害弱势群体”难道是毛泽东时代的特征吗？如果周瑞金胆敢回答“是”，那不是睁眼说瞎话吗？！连周瑞金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生态环境恶化，权力腐败严重。社会治安混乱，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就业难等问题”全都是“新”矛盾、“新”问题，但是他又说这全都是“旧体制的弊端造成的”，可见周瑞金自打耳光，不能自圆其说了。有意思的是，“水生”网友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周瑞金所说的那些“新问题”和“新矛盾”，按说其实也是一些“旧矛盾”、“旧问题”，因为这些矛盾和问题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摩登时代》、《包身工》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都曾有过同样的描述，正如当下民谚所云：“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
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末尾大言不惭地说：“市场经济要走向成熟，但近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好家伙，周瑞金及其所捍卫的“改革”简直成了救世主了，不仅能救中国，还能救社会主义。那么周瑞金到底要捍卫的是什么样的“改革”呢？纵览《改革不可动摇》全篇，不难看出，在周瑞金眼里，“改革”就是“市场化”、“市场经济”就是“改革”。请看，周瑞金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最后有所交待：“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
周瑞金不但不思反悔，反而在文章中念念不忘自己的“辉煌往昔”：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据说某报刊在刊登署名“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时，还特意加了一行小注：“皇甫平是原《解放日报》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评论’而闻名。”真可谓用心良苦。按照周瑞金之流的意思，《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似乎可以同邓小平当年的南方谈话相媲美了，似乎应该起到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扭转乾坤的作用了。看起来，真正想“回到15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的，正是周瑞金自己，更重要的，是由周瑞金来充当当年邓小乎的角色。真是痴心妄想！按照俗话说，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谁！周瑞金在接受“东方网”记者采访时还故意捏造说，“皇甫平”的笔名，其意思就是“辅佐邓小平”。正如有的网友在网文中所质问：周瑞金是要辅佐邓小平，还是要毁掉邓小平？
（三）
周瑞金在答“东方网”记者问时说：“我这一代知识分子（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末）有个特点，因为是党和国家直接培养成长的，所以有很浓的感恩心和很强的责任感。”那么，周瑞金感谁的恩呢？他在2006年2月23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又说：“改革，我是得益者。一个农家子弟一步步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改革才有的。我能有机会有平台用自己手中的笔，写出‘皇甫平’的文章，推动思想解放，这也是因为改革才有的。”
周瑞金先生当然感恩“改革”使得他能够有机会、有平台崭露头角，特别是在“皇甫平写作组”时期他得以政治投机的机会和平台。但是，周瑞金从一个农家子弟，不可能一步登天成为“皇甫平写作组”成员。那么他的成长经历又是怎样的呢？
2003年5月周瑞金为自己的《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一书作了一篇自序题为《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他在这篇《自序》中说：“孩提时代，逃避战乱，尝够枪炮的惊吓。迎来解放，戴上儿童团的袖标参加劳军演出，又有多少童年欢乐。少年时，跋山涉水从偏远山区到温州城求学，尽管家境贫寒，大半年赤脚没有鞋穿，还不时交不出伙食费被停伙挨饿。但是苦读带来的荣誉与满足，尤其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名牌大学的喜悦，在我年轻的心底里牢牢烙印。”请看，毛泽东时代在周瑞金心里留下的烙印，只有“苦读带来的荣誉与满足”和“考进名牌大学的喜悦”。相比之下，这一点荣誉满足和喜悦，与改革开放时代官升《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相比，就微不足道了。所以，周瑞金对改革有着浓厚的感恩，认为自己更得益于改革，进而对改革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这就不奇怪了。
广大人民群众为什么怀念毛泽东时代？周瑞金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也有交待：“为什么现在有些人怀念建国之初，当时虽然经济落后，但注意公共品的配给，比如住房、暖气等都由单位包揽，看病有报销，一下子让人觉得十分有优越感。”对于这些，周瑞金是看不上眼的。尽管他在《改革不可动摇》一文中也说“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的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公共品是指政府为民众提供的社会服务，如教育、文化、住宅、医疗卫生、社会就业、社会治安、生态保护、环境安全等等。”但他在答《南方周末》记者问时声称：“我试图在文章中揭示，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这个公共品包括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环保等诸多方面。因此，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深化政府职能、机制与管理体制改革，才是当前深化改革，解决民众诸多不满意的关键所在。”
可见，周瑞金关注的，不是民众的疾苦，而是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在经济体制中进一步弱化政府的作用。按照他的理论，这才能解决诸多的民生问题和社会不公问题。我们这里暂且不去批驳周瑞金这一荒唐而不可及的教条。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像周瑞金这样一个贫苦的农家子弟，为什么会对自己出身的阶级失去深刻的同情，哪怕是朴素的感情，却对资本主义的歪理和教条坚信不疑呢？
正如一位网友在网文中所分析的：看来，周瑞金是承认改革开放前、或者说毛泽东时代的人们是“让人觉得十分有优越感”的，如果再深入一步讨论，当时的新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基础，需要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勒紧裤带搞积累，对付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军事威胁，“公共品”的提供所带来的“十分优越感”就更加难能可贵，像周瑞金这样一个“跋山涉水从偏远山区到温州城求学，尽管家境贫寒，大半年赤脚没有鞋穿，还不时交不出伙食费被停伙挨饿”的农家子弟，能够读到名牌大学，成就于后来的“皇甫平”，就很能够说明问题了。
这位网友说：如果设想一下，周瑞金少年时中国就开始实行市场化的教育、医疗、住房“改革”，肯定会改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差距巨大的状态，周瑞金这个连鞋都穿不起的穷小子，如何能够从偏远山区到温州读书？如何能上得起复旦大学？可以算一笔帐，如今的复旦大学文科的学费是5000元／年，已经“小康”了的农民的人均年收入（计算上实物收入）才2000多元，在西部农村，三个壮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高中的学费也在2000元甚至更多的水平。如果是家徒四壁的穷人，如何能够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成为下一代的“皇甫平”呢？如果周瑞金留意一下这两天的新闻，《南方周末》一位记者披露了一名山村女教师利用周末到外面卖淫供弟弟上学，难道这是市场化不够充分造成的吗？（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今年1月16日，周瑞金在“东方网”发表言论，主张“政府将性产业从地下带到地上，实行阳光管理”，这也是周瑞金所倡导的“不可动摇”的“改革”措施之一。）
这位网友继续说：这里，与少年时代穿不起鞋子的周瑞金比起来，人们还应该想起一个念书念到了大学还穿不起鞋子的农家子弟马家爵。马家爵作为一名贫困生，被人看不起而心理上受到极大伤害，最后采取杀人的方法来报复那些伤害过他的同学。马家爵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所以我觉得周瑞金应该先感谢毛泽东时代给予他成功的基础，比如免费读大学、免费医疗、免费住房等等，然后再“得益于改革”。
然而，周瑞金却不这样认为。在周瑞金看来，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不如改革年代，恐怕是毕竟还让周瑞金“大半年赤脚没有鞋穿，还不时交不出伙食费被停伙挨饿”，不如后来官运亨通那么惬意。在周瑞金眼里的毛泽东时代，除了“戴上儿童团的袖标参加劳军演出”的“童年欢乐”和“苦读带来的荣誉与满足”、“考进名牌大学的喜悦”以外，就是“大半年赤脚没有鞋穿，还不时交不出伙食费被停伙挨饿”给了他极深的印象，还有如他在《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一文中所说的“批斗声此伏彼起”、“打小报告整人成为积极分子”、“整人的和被整的走马灯般轮番表演”。据了解周瑞金先生的人士说，周瑞金在文革中也是“积极分子”，文革后“清查”时还苦苦哀求有关方面将他整人的材料从人事档案中撤出来。只是由于见风使舵比较快，才有了后来周瑞金的官运亨通。周瑞金在《为天地立心为民众立言》一文中慨叹“回首人生旅程，个人命运总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人生道路总与时势风云难分难舍”，恐怕也是经验之谈吧。
周瑞金在接待《南方周末》记者时，表示看不起那些在互联网上撰文批判他的网友，说他们“相当部分是年轻一代，他们没有过往历史经验的教训，容易被情绪感染”。知道了周瑞金的个人主义奋斗历程，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周瑞金这句话的分量。“相当部分的年轻一代”，引以为戒啊！
当然，并非所有“出生子上世纪30年代末”的一代知识分子，都如周瑞金那样，周瑞金在同《南方周末》记者谈话时也说：“还有一些来自学界的不同声音，他们还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他们，恐怕才是中国的脊梁！
（《环球视野》第151期）
中国改革的完全失败已经是铁的事实，连修修补补的维持性措施都无法达成一致了。这种窘境被著名学者秦晖、徐友渔等人称为“改革无共识”。发生了“改革无共识”状态后，“改革”作为一套话语系统而不是政治实践似乎还有些残值，所以，杜润生、吴象这样重量级的实践型改革元老又出来说话，其话语借壳为“纪念邓小平逝世十周年暨南方讲话十五周年”。且不论为什么将原来的“南巡讲话 ”改为“南方谈话”之细节原委，仅看5篇文章组成的系列（其余三人为周瑞金、马立诚、徐景安），毛病就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