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已递交上诉 为正义无怨无悔

北京学者刘晓波已递交上诉申请,周一通过律师表明他对自己一审被判刑的立场。与此同时,四川维权人士黄琦的案件二审法院限期递交书面辩护。

圣诞节当天被一审宣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判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的北京著名学者刘晓波周一再度在看守所内会见他的两名辩护律师,并告知他已经在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式通过看守所提交了上诉申请。

会面时刘晓波还通过律师表达了他本人对一审判决的态度,负责该案辩护工作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莫少平转述道:“十二月二十九号他正式提交了书面上诉。 今天他会见律师也表明了自己对这个判决的态度。

刘晓波自己的话:对我的判决是经不起中国宪法和国际公约的审查的,也经不起道义的追问,更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我相信我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终有一天会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没有恐惧的阳光下,为此,我付出了代价,但我无怨无悔。在一个独裁国家中,对一个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来讲,监狱是通向自由的第一道门槛,我已经迈进了这道门槛,自由就不会太遥远了。”

作为《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之一,莫少平不被获准亲自出庭为刘晓波辩护。他周一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刘晓波被指控的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不但属于宪法保障的言论表达权范围之内,内容也只是重申一些执政党曾公开提倡的宪政民主理念,不但判决结果受政治因素左右,审理过程也有众多违反程序之处。

莫少平:“中国司法不是独立的,因为要服从党的领导,对刘晓波的判决不是审理案件的法官能做主的,当然在基本程序上他们应该有权把握的,但是确实还存在重大瑕疵。比如他们限定刘晓波自我辩护和律师辩护发言的时间,这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另外,庭审时辩护律师准备的证据材料,如中国共产党二大的决议、新华日报的社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宣言等等,来证明像联邦制共和国、反对一党专政、主张言论自由,都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并且有案可查的。法官说你没有提前交到法院,拒绝当庭质证,其实这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 

按照相关规定,上诉连同案卷移交二审法院之日开始计算日期,一个半月内需作出终审判决。莫律师估计按照惯例,刘晓波案件二审不会开庭审理:“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二审通常不再开庭审理,只是进行书面审理。当然在二审时法院方必须提讯刘晓波当面听取他不服一审判决的意见,也要征求二审律师的意见,要提交辩护词。 ”

与此同时,同样引起国际关注的并且由莫少平律师事务所代理的四川成都维权人士黄琦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一案上诉已经转到二审法院,辩护律师周一收到通知,限期递交书面辩护, 辩护律师丁锡奎说,希望二审能够看到一审不获准摘抄复制的部分卷宗:“黄琦那边我们今天收到成都中院寄来的文书,要求我们一月十二号之前给他们寄二审辩护意见,这样就有可能不开庭了。 我们想本周下半周去成都一趟联系一下阅卷,看看一审庭审笔录、包括我们一审的时候好多没让我们阅的案卷,这样我们一起都阅一下 。” 

在08 年四川地震发生后,多次组织志愿者进入灾区提供物资,也将灾区情况发上网的人权网站负责人黄琦,在地震后不足一月间被当局以涉密抓捕。在羁押一年多以后,09年8月一审不公开审理,十一月下旬宣判罪成有期徒刑三年,而所谓的国家机密指的是与地震信息无关的三份国家管控信访工作的指导文件。

宣昶玮:反普世价值的真相

一、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普世价值之争

近几年来在中国发生的一件比较重大的理论和政治事件,就是风起云涌的主张普世价值和反对普世价值之争了。

普世价值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可以说是早已有之;但近几年来却突然成了中国官方和民间热烈争论的话题了。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支持者和反对者皆振振有词的,一时间云山雾罩的,到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今天宣昶玮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给梳理个明白,不知道能办得到么?

且说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震灾后5月22日《南方周末》发表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文中对抗震救灾的行动作了如下描述——“以国民的生命危机为国家的最高危机,以国民的生命尊严为国家的最高尊严,以整个国家的力量去拯救一个一个具体的生命,一个一个普通国民的生命。国家正以这样切实的行动,向全世界兑现自己对于普世价值的承诺”。

5月23日新华社记者在《汶川地震国际大救援:中国人民将永存心底的记忆》中写道:“还有网民留下了这样的肺腑之言:‘你们身体力行了一个普世价值——人溺,援之以手。’”一时间在网络成了热门。

就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之前,二○○七年两会前夕,新华社罕见地刊发了温家宝的署名文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中明确的提出:“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三月十六日温家宝举行总理记者会,在回答法国记者提问时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表示“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

温家宝的文章和讲话,看来在当时就已经触动了某些中国高层人物的敏感神经,于是为此次“普世价值”大论战埋下了伏笔。

就在《南方周末》发表《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的第二天,5月23日,中国著名的《乌有之乡》网站,名为悟宇的人士发表了篇《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观是骗人的歪理邪说》文章,开始了对普世价值的系列攻击。而且接下来的几天,乌有之乡对普世价值的攻击不断,居然成为这一网站的重点批判目标了。

不多几天,很快的,网上又出现一篇司马南的:“冷看《南方周末》裸体冲锋”一文,更是把普世价值狠狠奚落了一通。中国人对于司马南是熟悉的,他曾经是中国反伪科学的先锋;但中国人却并不熟悉此人的背景,不知道此人具有某些高层人物风向标的作用,只要他一出马,就说明有高层人物想有一些动作了。宣昶玮由于特殊的思想理论经历,所以知道司马南的背景:只要他一出现,就说明有大政治人物想发动什么运动了。果然有关普世价值的大争论,在司马南正式放话之后不久,便正式在中国爆发了。

这场争论爆发的标志是突然出现许多官方学者连发文章高调批判普世价值。反对中国实行民主普选等。

7月26日,政协副主席、社科院院长陈奎元发表讲话:“过去基督教宣扬其教义是普世价值,现在西方话语权的声音高,把他们主张的「民主观」「人权观」以及利伯维尔场经济理论也宣称为普世价值,我国也有一些人如影随形,大讲要与普世价值接轨。我们研究重大现实问题,涉及党的路线方针策,在这样重大理论战略问题上要清醒。”陈奎元的这个讲话当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同时的动作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冯虞章,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二○○八年第七期发表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九月十日人民日报给予转载。冯虞章在文章中说:“近几年来,宣扬「普世价值」的舆论比较集中在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化等问题上,这不是偶然的。在我们坚持通过改革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这是国内外某些势力打着「普世」旗号,把他们那一套全盘西化的主张和要求塞给我们,企图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手段。”

紧接着的,是具有官方背景的许多“研究员”、“教授”、“专家”如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北京大学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钟哲明等纷纷发言,《求是》、《人民日报》等官方意识形态背景浓厚的重量级理论刊物纷纷参加,把“普世价值”大批特批,很有文革大批判再来的韵味与势头,典型的政治运动和大批判的风格。

支持和赞成“普世价值”的学者和理论家更多,也纷纷撰写文章,予以迎头痛击;但这些支持“普世价值”说的文章一般只能在网络上发表,很被官方的报刊拒之于门外。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现在也没有停息。

以上,就是这场“普世价值”大论战的背景和现状。

二、其实,在过去和现在,中共官方从来未公开的反对过“普世价值”

这一条非常重要。

所谓“普世价值”,那应该是人类的共同认可的共同道德、共同伦理、共同文化、共同社会善恶标准、共同生活价值等观念中的公认部分,是全人类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念:只有这样,才能称为“普世价值”。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首先想到的是:

像这样全人类共同认可的公认的价值观念,任何人也不太敢于反对;中共难道能违逆全人类公认的观念,而加以反对么?如果那样,中共又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能够说服知识分子,和号召他的人民呢?所以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认为:

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团体、任何国度,要说他们会公开的反对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这样的事情似乎还没有发生过:即使萨达姆那样的暴君,还会假惺惺的玩些人民“选举”他为总统的把戏呢,难道中共是地狱来者,活阎王?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的反对“普世价值”?

因此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共不太可能公开的反对“普世价值”的。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必须用事实说话:于是便去查阅资料。

经过查阅相关资料,证实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历来的中共文献,不但不反对民主、自由、人权、人民直接选举、而且是处处主张“普世价值”、处处大声疾呼在中国推行“普世价值”的:这一发现非同小可:这证明了“普世价值”确实是普天之下人们共同承认的真理,真的是不能反的,几乎无人敢反。请看下面来自于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的资料:

“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新华日报》1939年2月25日“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全国各党派能够融洽的为共同目标奋斗到底,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英国人民把言论、集会、身体等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而加以无比重视,从美国方面也同样表现出来。上引赫尔国务卿自称一生为这目标奋斗力争的正是这个东西。……英美民主政治所重视的平等,正是这一含义……假如至今英美仍不准人民有平等的权利,那末怎样能够谈得到民主、怎样能够实现民治呢?说到”自由”也是一样,如果连人民言论、集会、身体的自由都不允许,则民治从何谈起?……英国没有成文宪法,但是英国人民有平等有自由,所以虽没有宪法也是民主国家。由此看来,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新华日报》1944年3月30日

“年青的民主的美国,曾经产生过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威尔逊,也产生过在这一次世界大战中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民主领袖罗斯福。这些伟大的公民们有一个传统的特点,就是民主,就是为多数的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新华日报》1945年7月4日

“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这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华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逊,使我们懂得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

“七月四日万岁!民主的美国万岁!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新华日报》1944年7月4日

“杰斐逊的民主精神孕育了两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民主政治,杰斐逊的民主精神也推进和教育了整个人类的历史行进。”——《新华日报》1945年4月13日

“我们尊重并且愿意接受美国朋友善意的批评和建议,正如我们对孤立主义提出批评,应受到尊重一样,这也是从彼此激励互求进步以加强两国人民的合作出发的。我们丝毫也不心存疑惧,认为美国朋友的批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新华日报》1944年3月15日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而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主要地要看人民的人权、政权、财权及其他自由权利是不是得到切实的保障,不做到这点,根本就谈不到民主……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除了上面我们引述的中共报纸上的公开言论以外,当今的中共领导人也同样坚持普世价值。

胡锦涛2006年4月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说:“我们将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使13亿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如果上面论述表达的意思还不是很清楚的话,胡锦涛和日本总理大臣福田康夫2008年5月7日在东京共同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说了一句话,是:“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里所说的“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其实就是对普世价值概念的另外一种表达。

温家宝的阐述更加具体和明了。2006年9月在接受五家海外媒体采访时他说:“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它的实现形式和途径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模式。”温家宝直接使用了“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名称。

在2007年2月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中,温家宝对普世价值作了明确阐述。他写道:“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他在同年全国人大会上答记者问时,又再次重申:“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其实,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些话,是中共过去历来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而且一点也没有超出过去历来主张的范围。

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中共不但从来没有反对过“普世价值”,而是相反:中共历来都是主张和推崇“普世价值”的:这有大量资料和事实在。

三、反“普世价值”者,是为维护特殊利益集团利益也

什么事情不经过认真研究,是不太容易知道真正真相的。

现在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有官方大背景的大反特反“普世价值”运动,如果不经过仔细研究,还真就被这帮人给唬住了呢,以为中国共产党真的是反对“普世价值”的呢;岂不知这其实只是一种假象。

既然是假象;那么就应该还有真相:那么反对“普世价值”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这个真相就是:官僚们假借中国共产党之名大反特反“普世价值”,让共产党背上黑锅;而官僚集团自己个人和家族,却暗中获取真正的天大的利益。他们为了自己个人和家族的私利,不惜把共产党的名声搞臭,也要大反特反“普世价值”,以维护自己已经到手的,天大的政治的、经济的利益。

仁者你按照这个标准与原则去对照那些坚决反对“普世价值”者的一言一行,就会愈看愈象,保证百不失一。

因为“普世价值”主张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民监督政权等等,其实就是过去共产党曾经长期大力主张的东西,可以说就是共产党的历来的主张;因此“普世价值”和共产党没有丝毫的利益与宗旨上的冲突,更没有观念上、信念上的冲突,甚至是相反:“普世价值”和共产党的宗旨是相当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怎么能去大反特反“普世价值”呢?根本不会的。

但是,“普世价值”所主张的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民监督政权等等,却确实与当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殊利益集团,即那些捞取了人民大量血汗的官僚们有很大的利益上的妨碍;如果真的实行民主、人权、自由、平等、人民监督政权等等,那么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老爷们便不能继续作威作福了,这样他们的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因此民主等“普世价值”就是他们所最害怕也最反对的东西。因此官僚们就坚决反对“普世价值”了。但虽然官僚们心里一百个反对“普世价值”,却又不敢明明白白的冠冕堂皇的反,而是玩了个花招: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反;而且又不直接反对民主,而是拐个弯子去反对“西方那套民主”;这样他们的腰杆子就硬朗得多了:如果他们就直白的说我们官老爷们就是不喜欢民主,那么人民还不把他们的八辈祖宗都给操了?而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反“普世价值”,那号召力可就名正言顺得多了。

这就是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即官僚集团所玩的瞒天过海的把戏。他们这样做坑害的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如果真的实行民主,那么人民必定拥护,那么共产党的地位就如日中天,就变得牢不可破了:共产党的事业可就真的发扬光大了;而现在让官僚集团这么假借其名义大反特反“普世价值”,那么共产党在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心中的形象就大大受到损害,变成人人唾骂了。因此官僚集团这样做把共产党狠狠坑害了一番,而得到天大好处的却是自己,包括官僚们的家族。有人说中国现在最有钱最有势力的就是大官僚们的约500个家族,这500个家族已经整个控制了中国经济,也控制住了中国的官场。如果中国实行民主,这些官僚们可不愿意: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当家,官僚们,和官僚的家族成员们,还怎么能象现在这样八面威风呢?你真的实行“司法独立”,官僚的家族成员犯了法,还怎么能继续“逍遥法外”呢?所以,对官僚们来说民主比地震都可怕;“普世价值”比洪水都可怕:岂有不起来大反特反的道理?自己亲自上阵反是一方面,让“一心一意跟党走的群众们”去反才会更加得力。

于是乌有之乡,司马南们便披挂登场了。

四、假左派本来就是官僚集团的帮凶,所以也大反特反“普世价值”

乌有之乡里确实有一些左派;然而控制这个网站的,则确实是假的左派,是冒充为左派,而其实却是有自己个人卑鄙政治目的的“左派”。

真的左派宣昶玮见过,宣昶玮和他们都是朋友呢,岂能不认识真的左派到底是什么样?

而操控乌有的这些“左派”其实和左派无关,是假冒的。这些假左派的所作所为,花样可能千变万化,但最后的结果却都是朝向一个效果:就是最终保护住中国特殊利益集团的地位牢固不可被动摇。大骂特骂官僚们是不会动摇官僚地位的,反而让骂官僚骂得很凶的人有了一层用来欺骗单纯群众的伪装色。官僚们不怕你操他八辈祖宗,官僚们就害怕实行民主,就害怕人民起来监督政权,害怕权力被制约:而这些都是“普世价值”里面的东西,才是官僚们最害怕的。乌有之乡的假左派们当然清清楚楚的知道官僚们的切身利益所在,于是便急主子所急,匆忙披挂上阵,替官僚老爷们大反特反起“普世价值”来了。司马南当然和这些假左派们目的一致,手法也类似,于是便和乌有之乡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保卫什么什么”了。

他们要保卫什么呢?

大家可要仔细的看,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啊,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们。

最后,让我们引用一段历史上中共报纸阐述的观点,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这段文字似乎就是专为本文而准备的:

“现在,官方豢养的论客们更公然地企图恐吓人民,说国民党是希望中国安定的,而共产党却希望天下大乱……中国共产党,不但”要变不要乱”,而且正是要”以变止乱”……(国民党反动派)也是希望某一种”安定”的,但那并不是全中国的安定,并不是全中国人民的安定,而仅仅是他们坐在压迫人民的宝座上的”安定”。他们那个小集团可以统治全国、为所欲为的”安定”……他们的统治”安定”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百姓就更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事做、没有书读、没有说话的自由、没有走路的自由、没有住家的自由……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新华日报》1946年5月17日社论

曾建元:两岸宪法战的开展

两岸交流日益频繁,关系日益紧密,数以万计的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经商、求学乃至于移民,其置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统治之下,日常生活无不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法制的规范,而在可预见的未来,亦将有为数更多的中国大陆人民前来台湾经商、求学与移民,此将为两岸人民的宪法意识,在现实的生活世界带来更多的交锋与冲击。

《中华民国宪法》本文原基于大中国之民主治理目的所制定,而源自政治协商会议关于修改〈五五宪草〉之原则,故而当前两岸之执政党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皆参与了其研议之过程。依照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三程序论,〈中华民国宪法〉之制定,即为终结国民党党国之训政,期以还政于民,因而为中华民国于抗战之后推动和平建国与民主化之最高指导纲领,尽管由于国共内战,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大陆之建政,以致于无法在中国大陆有效实施,但其间对于战后中国民主化之思考与擘划,仍具有其时代之意义。更者,〈中华民国宪法〉内在的立宪主义价值,又成为支持台湾自由化与民主化的精神力量,而〈中华民国宪法〉则在经过〈增修条文〉的适度增补之后,作为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宪法文本,尽管不无削足适履之憾,依旧可以有效地起着规范台湾宪政秩序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在其正统国家意识型态中,乃将中华民国界定为资产阶级民主,并认为〈中华民国宪法〉系为蒋中正之党国独裁所量身定制者,然而,自许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在建国之后为领导展开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仍旧以党国体制遂行其统治,并在其宪法中明文保障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而由于其自认已实现人民民主专政,并以此夸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故而从未有还政于民之思想与承诺,亦不认为其为必要。

中共将党国势力深入基层政治与民间社会,此一凭借现代统治技术的极权体制,乃远非古代中国皇权与乡绅共治的封建威权体制所能相比,但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之社会经济现状,实较清末与战后之中国,更具有实施自由民主法治宪政之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当今之世全球最大的市场与工厂,各国菁英汇聚于此从事全球化之竞争,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进步与文明,乃关乎全球文明之进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国际人权宪章〉之缔约国,该国宪政法治之推动,不仅在满足中国清末立宪百年之现代化国家梦想,也在实现其对于国际社会之承诺,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宪政改革,实攸关着在中国发展之各国人民之人权维护,更关系着全球法治秩序之安定,和文明价值的共同提升。

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改革之倡议,中国大陆内部之民间乃以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总裁曹思源最为著名,他自一九八一年起即主张修宪,提出数十条修宪草案,至今仍努力不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由徐文立发起的中国民主党,则于临时章程主张建立中华第三共和国;海外则自一九八九年之后,有民主中国战线主席严家其于一九九四年一月组稿发表〈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建议性草案)〉,参与该草案之起草者尚有张鑫、刘凯申、张伟国等中国大陆人士,以及台湾学者翁松燃。二零零四年则有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与赵紫阳之幕僚吴稼祥于香港出版《联邦化:中华第三共和国之路》,倡建中华第三共和国。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又有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学生运动领袖王丹、王军涛在美国成立中国宪政协进会,就中国大陆的宪改提出主张。二零零七年十月中共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总书记胡锦涛之领导,并形成第六代的接班梯队,基于对于胡锦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期待,乃形成另一波宪改倡议的风潮,该年六月,流亡美国的徐文立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中国第三共和宣言〉,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再造共和。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有刘晓波、张祖桦主稿之《零八宪章》获得海内外华人的响应与声援,刘晓波即因此而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定罪判刑,在此同时,另有海外民主运动组织中国过渡政府于二零零八年七月成立自由中国制宪委员会,由中国国策与权力监督会议议长袁红冰出任主任委员,主持宪法草案之研议,自由中国制宪委员会委员昊明则有〈中华民主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之发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博树于当年十月在香港出版《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一书,张博树表白,其最终之写作计划,为起草中华第三共和国宪法草案。

台湾由党国威权转型民主的过程,关于〈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法原理与制度设计问题,也历经过修宪亦或制宪的长期辩论,因而造就和累积了丰富的宪法论述,从而深化了今人基于立宪主义精神对于〈中华民国宪法〉的认识,无可讳言的,这也拉大了两岸人民宪法意识的差距,但这一精神资产,则也是台湾民主化与宪政经验得以贡献予中国大陆之处。如何结合近代中国立宪运动的思想观点、台湾实施宪政的经验,以及当代中国大陆政治异议者与宪法学界的观察和诊断,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进行立宪主义角度的批判,相信,这才能真正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土壤上,栽种出现代宪政民主之花,并得使台湾的宪政民主,作为中国立宪运动的基地,能得到全球华人特别是对岸人民的支持,而成为维护台湾主权和人权最重要的防护网。

当今之世,放眼全球,具有语言与文化理解上的优势,以及免受政治干预,得以自由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批判与研究者,当首推台湾之宪法学界,可惜台湾之宪法学界所重视者,厥为先进宪政民主国家宪法之比较研究,对于具有现实意义的两岸宪法比较研究,则视之为学术末流,向来乏人问津。惟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二零零五年三月制定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以来,其对台法律战之攻势,已经进逼到两岸和平协议以解决所谓内战状态的议程,两岸宪法的辩论,逐渐进入两岸舆论界的语境和视野。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中国大陆是全球竞争的重要场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无视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球秩序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法制对于各国人权可能造成的伤害。台湾的宪法学研究如果想要在世界宪法学界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对于人类法治文明有所贡献,则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研究并关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当是台湾宪法学者无从回避,而必须严肃面对的时代课题。

民国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九时三刻
于台湾苗栗地方法院宿舍

金  渝:大学回忆录——八月红卫兵风暴

如果说六月初毛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是要大乱大学校园的话,那么八月初毛支持红卫兵,就是要大乱社会。两乱的目的他都达到了。乱,始终是毛心中追求的文革最佳状态。打倒刘少奇要靠乱,扶持江青继承大位也要靠乱。

六六年八月,本该是学校放暑假,但是没有一个学生想起有暑假这么回事。放假和开学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北京高中应届生倡议取消高考以便全力进行文化大革命,此举受到中央的褒奖。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百万人参加,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彪、周恩来讲话,聂元梓、彭小蒙等代表讲话。毛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还对给他戴袖章的宋彬彬说“要武嘛”。从此小将们尊称毛是红卫兵的红司令。会后举行大规模游行。我们在兰州,热衷于传抄大字报,参加辩论会,东奔西走地竖起耳朵聆听各种小道消息,那些消息都是中南海里的事,很神秘很有刺激性。

此后红卫兵运动走向社会。在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下,大中学校的学生们大搞一斗(走资派)二批(反动权威和封资修意识形态)三改(教育、文艺和上层建筑)四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大肆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在红卫兵运动高潮中,掀起打杀社会贱民的红色恐怖。在所谓“红八月”,仅北京城区被红卫兵虐杀的“阶级敌人”有三千多人。八月二十六日谢富治讲话煽动红卫兵和民兵革命造反,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一日,天子脚下的北京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地富分子及黑五类二十二户被满门抄斩随意处死,死亡人数三百二十五人,乃是红八月恐怖的顶峰。这可不是红卫兵干的,而是民兵执行的,并且早有计划。文革之前,彭真就有把首都变得象玻璃一样透明的设想,其中之一就是把住在北京的阶级敌人全部赶出去。

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校园陷于莫名的狂热中,红卫兵运动排山倒海。兰州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城市,老百姓思想较为传统和正统。但它也是一个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外省籍人差不多占多一半的城市(甚至当今圣上和当朝宰相也在此工作过),因此追赶时代潮流者也不乏其人。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和刘少奇靠边站令老百姓心神不安,摸不着头脑,毛泽东江青司令部的人频频出面,讲话,接见红卫兵,一次一次地震撼人心,令我们眼花缭乱。北京出现红卫兵,兰州人不清楚它是何方神仙。正在惶惑之间,本地红卫兵就破门而出,让老百姓顿时傻眼,让社会贱民胆战心惊。

兰州的红卫兵最早在几个中学里出现。这些满脸稚气的孩子不谙世事,受阶级斗争狼奶哺育,毛的蛊惑人心的口号使他们的头脑很快发热发昏发狂。对毛的个人迷信此时已经达到极致,毛号召文化大革命,号召造反,号召横扫牛鬼蛇神和破四旧,他赞扬红卫兵是革命小将,自己也戴起了红袖套,这使得红卫兵的骄傲冲昏了头脑。在这些小青年来看,文革的具体行动就是批斗老师,破坏文物。表现越疯狂,就是越有革命造反精神。他们首先拿自己的老师开刀。红色恐怖笼罩校园。在我的中学母校兰大附中,红卫兵揪斗老师,把墨汁泼在任课老师的脸上,剪掉老师的头发,剃成阴阳头,动辄让老师坐“喷气式飞机”,架着怀孕的女老师“接力跑”。所有的为非作歹,统统成了革命行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把一切罪恶都变成正义的行为。中国的传统道德,受到毁灭性的破坏。

这些红卫兵小将又走上街头破四旧,砸庙宇,毁古物,看见长头发的妇女,不问青红皂白就捉住剪短她们的头发,一时之间,花衣服也没人敢穿了。

兰州各中学红卫兵小将,到处造反。他们威风凛凛的唱着造反歌:

“资产阶级保皇派,

破坏革命坏坏坏!

反反反,造他妈的反!

罢罢罢,罢他妈的官!

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这歌我刚听上去感觉很不舒服,可是我很快适应了。红卫兵还在街头表演造反舞,而且是载歌载舞:

“拿起笔来做刀枪,

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胆敢反对党,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嗨!“

这最后的一声杀气腾腾的高喝,配着砍头的动作,熟练利索,完全把中国人酷爱砍头的心理尽显毕露。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不过把聪明发挥在别一方面,发现人的身体脖子细,就发明了砍头;发现人的臀部肉最厚,就发明了打板子;发现膝盖可以弯曲,就发明了磕头请安。中国盛行砍头,中国老百姓也最喜欢看砍头的场面。

师大校园里,出身红五类的学生组织起了红卫兵。不过他们人数很少,多数大学生在观望。八月份,红卫兵大唱造反歌。大学生也开始组织红卫兵。我们班有两位同学,一是城市贫民,另一位是正宗的铁路工人。他们宣布自己是红卫兵,但是他们过去不被党团组织看重,所以不和革干子弟一起组织红卫兵。他们是否和外班的红五类一起活动,我就不得而知了。班上除了红五类以及和我一样的黑五类之外,还有广大的中间成份者。这些人中有一批组织了“红外围”,也戴起了红袖套,为红卫兵摇旗呐喊。我们那位出身城市贫民的同学,性格倔强,结果在整学生时被贴了大字报。而给他写大字报的同学有几位是出身不好,但是因为跟党团员很紧而当了积极分子。这位贫民同学此时翻了身,当了红卫兵。就有点耀武扬威了。他用排笔在食堂墙上书写了大幅标语:“中三甲一帮狗崽子对红五类实行专政绝没有好下场!”一个班的同学,就这样成为冤家对头,几十年都难以化解!这就是文革!

少数大学红卫兵也学中学红卫兵的样子,抄老师的家,烧毁“四旧”。那段日子,有些老教授慌慌张张地推着板车,把自己的藏书交到废品收购站。同学郭君碰见一位教授推车去卖旧书,无意中看见车上有一本极为珍贵的书,就悄悄拿出身上仅有的五元钱要买那书,教授万分紧张地看看周围动静,把书塞给他死活不肯收钱,推着车低头仓惶地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标语贴在教室门上,还有横批:“从来如此”。大学红卫兵也唱起了造反歌: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

要是不革命(你)就混他妈的蛋

(呼口号)滚、滚、滚!滚他妈的蛋,

这歌使我很不安。如前所说,毛不准整学生的决定使我喜出望外。同时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巴黎公社”原则,即选举文革筹委会,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等等新鲜的词语,使我产生错觉,以为政治高压、阶级斗争乃至四清所见农村的贫困,是刘少奇搞的名堂。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将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要把中国引领到巴黎公社普选的时代。我对毛不仅应该感恩戴德,千恩万谢,而且我应该坚决支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对自己的判断发生疑惑。造反歌提醒我我还是贱民。自卑感使我隐隐约约觉得我们出身不好的人还是应该有自知之明好一些。文革究竟要做什么?面对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我满腹狐疑,疑窦丛生。我竭力说服自己要相信群众运动开始总会有偏差的解释。江青走上前台我感到惊奇,我不喜欢她那张牙舞爪的样子,可是又觉得她讲的话不无道理,比如她批评了造反歌,建议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横批“从来如此”改为“重在表现”,这使我对她有了一点点的好感。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现象,素昧平生的人第一次见面,就莫名奇妙地反感对方。江青就是这样一位人一见就讨厌的人。她的衣着打扮、举手投足、言语腔调,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难以接受。当时没有电视,可是电影纪录片能以最快的速度宣传文革时事新闻。人们普遍对江青不感兴趣,谁也不作公开评论,不过交换一下眼神,或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们就能心照不宣。江青丝毫没有亲和力。

我不能相信自己。凡是从自己心里萌生的认识都是反动的。只有相信毛,相信群众,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是绝对正确的。我必须背叛自己追随他们。这是文革的硬道理。

今日看“破四旧”是疯狂,是犯罪。其实当时开始也觉得砸毁文物,焚烧古书不对,可是在强势宣传下,也认为有必要了,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把那些坛坛罐罐打碎,怎么能谈得上要和旧世界实行彻底的决裂?

北京红卫兵来串联了,各种闻所未闻的小道消息是他们带来的。这些穿军装、臂上箍着红袖套的大学生带来一套奇特的开会仪式:右手有节奏地甩着红小书,嘴里喊着敬祝毛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流行的颂歌,然后学习最高指示。这一套仪式第一次在大会上演示时,我非常反感,心想这和希特勒党卫军的“嗨希特勒”有什么区别?冒出如此联想把我自己吓坏了。随后我很快就习惯了这一套。鲁迅先生说得一点儿不假,中国人很容易变成奴隶。几次过后,我们兰州的大学生也熟练地挥动起语录本,象纳粹似的三呼万岁了,并且因为得风气之先而傲然有优越感了。

已经登峰造极的颂扬领袖的热浪再度升温。广播报纸震耳欲聋地歌颂毛泽东是红太阳、大救星、最最最最……伟大的天才。所有建筑物的墙壁都写上毛的语录,即所谓红海洋。把最高指示“溶化在血液里,铭刻在骨髓里,渗透在灵魂里,落实在行动里”成为学生们的誓词。对毛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绝对的无条件!毛泽东已然变成一尊毋庸置疑的超级神祗。在一切场合,我们都热血沸腾地、意气奋发地、慷慨激昂地振臂高呼:“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那时,人们见面打招呼前必须先念一句“为人民服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的最高指示。不管是上邮局发电报,进商店买东西,顾客和店员对话的第一句必须是毛语录。开始我也觉得这极其荒唐,可是环顾四周,别人都如此,那么自己的不以为然,分明才是荒唐了;于是就有了诚惶诚恐的负罪之感、自卑之感。人的从众心理,其实源于动物性。

就这样,面对匪夷所思的迷信,开始也许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在做戏?可是一看人人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自己也就一本正经了,而且深信自己所见就是真实。毛实行严厉的信息封锁和密集的地毯式轰炸式的政治宣传、超限的思想禁锢,对人民强行洗脑,就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以假为真、以恶为美、以谬为正的现实;何况中国人本来就有愚昧和奴性十足的先天不足。

整个八月份,兰州市的混乱和恐慌气氛,难以备述。大街上出现了“用毛思想衡量甘肃省委”的大标语,署名北京红卫兵。来兰州的北京红卫兵是北京高校学生,他们三三两两分头分别来兰州,实际上是中央文革面授了机宜的秘密的钦差大臣。他们负有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的秘密使命。他们下车伊始就把矛头对准甘肃省委。于是甘肃省委暗示本省高校回敬。于是一群一群的兰大和师大的学生(我在其中)提着浆糊桶卷着白纸和报纸,到处刷贴“谁反对省委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的大标语。北京红卫兵和兰大学生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双方唇枪舌剑,口若悬河。诡辩和抬杠难分难解,强词夺理和疾言厉色双管齐下。当兰大学生声称作为党员必须恪守“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时,不待他讲下去,北京红卫兵一声“但是还有一句:全党服从中央!”予以迎头痛击。令兰大学生瞠目结舌。难道十六字党纪可以互相打架么?由于他一时噤声,全场数千名听众为北京红卫兵欢呼鼓掌,表明北京红卫兵大获全胜。

在北京红卫兵的煽动下,兰州铁路局和甘肃省委分庭抗礼,公开叫板。二者之间本来就有利益矛盾。铁路系统在兰州是一方诸侯,上下团结一致地声讨省委的修正主义罪行,省委打起人海战术,讨伐铁路的反党罪行。省委发动地方上的党政机关厂矿企业学校学生天天到铁路局游行示威。我们师大和铁道学院相距不远,于是讨伐铁道学院,师大义不容辞。我们师大倾巢而出,几乎天天列队闯进铁院绕着圈圈狂呼大叫,我们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铁院师生毫不示弱,他们夹道而立,站在路边激动的挥拳高呼“毛万岁”“打倒省委”。口水战十分激烈。双方都富有革命的狂热激情,一方是要打倒反党集团的同仇敌忾和义愤填膺,一方是誓为革命洒热血抛头颅的慷慨激昂和视死如归。双方都歇斯底里地喊“文化大革命万岁!”折腾够了,就嘶哑着嗓子离开铁院。我们前脚出门,附近农民的示威队伍接踵而至,又进了铁院。原来农民也被发动起来专门到铁路单位里去游行示威,这种游行经常演变成捣乱。铁院遭受车轮大战。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进行。好在那时只是声嘶力竭的振臂高喊口号,还没有诉诸武力。

现在回想起来,无法理解当时的思想和行为。我想当时人们的心态,是在服从党的号召的下面,潜意识有精神长期处在压抑下生成的“唯恐天下不乱”而盲目发泄的诉求,有人民对专制制度痛恨情绪的释放,但也有奉旨革命的做戏。也有卑怯和流氓意识的中国国民性的乘机以革命名义发作,情形很复杂。

八月下旬,红卫兵运动如同骄阳当空。兰州大兴剪辫子、改名字之风,名字有“忠孝仁义福禄财寿富贵”等等字样的,大都改成“卫东”、“造反”、“爱武”什么的;牛鬼蛇神一律剃秃头、挂牌子戴高帽子劳动。群众很乱,到处是辩论会,是从北京转抄的大字报。那些日子,几乎天天有爆炸性新闻,政治谣言和小道消息满天飞:什么蒋介石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四十分死了(可是蒋在二十四日还猛烈抨击红卫兵,三十日还号召反攻大陆),什么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是美国情报局的特务;什么北京新书记李雪峰是《红岩》小说里的李敬源,为纪念江雪琴、许云峰而改名,什么《红岩》中的甫志高被捕,改任解放后用炒豆烧成麻脸,在一所中学当校长,他去上海开会,恰巧华为也去开会,认出来了,什么乌兰夫二十九日叛国(三十日北京开群众大会,他却在天安门上)。又传说某杂志的封面图画含有极端反动恶毒的意思,又有团徽设计包藏重大政治问题,某版的毛主席像含沙射影攻击社会主义,白山牌自行车车牌隐含反动意义……,一时之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都在杂志封面、公共场所图案上寻找反革命。谣言满天飞,人们瞪着恐惧的眼睛面面相觑。

形势开始变得对省委非常不利。谣传中央批评了省委,毛点了书记汪峰的名。大街小巷“用毛泽东思想衡量省委”的大幅标语日益增多。打破了曾经铺天盖地的“誓死保卫省委”、“谁反对省委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亲省委的口号独领风骚的局面。与省委作对的一方有尚方宝剑,有大内密旨,拥护省委的一方则靠人多势众。我们学校,算得上铁杆保省委派,几乎见天全校出动上街游行,不是去铁院示威,就是去省委门前扭秧歌,唱歌呼口号,给省委造势。这叫做“大长人民的志气,大灭敌人的威风”。这种游行,我每次必参加,不仅因为不敢不参加,而且因为皇恩浩荡,我从人民公敌又回到革命怀抱,所以在游行中我喊口号是很卖力的。只是对扭秧歌感到别扭。我记得比我们高一级的一位女生,个头极高,身材却不好看,绰号大洋马,她似乎对扭秧歌情有独钟,每次扭得特别认真,十分投入。但在我看来,一点也不优美,令我想起在大观园里出洋相的刘姥姥,林黛玉所说的怪话:“百兽率舞”。

我们还在继续热情洋溢地保卫省委,但是反省委的一方势力迅速壮大。进入九月份,省委已经毫无招架之力,铁路系统和地方上的红卫兵在北京红卫兵的支持下,在七里河体育场召开数万人参加的批斗省委书记的大会,两名书记站在台子上的两端,在烈日下低着头接受批判,这是一个新词出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红卫兵们则铿锵有力地控诉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整个社会全乱套了,各级党和政府的机构慢慢瘫痪、失效。全国的学生红卫兵直接根据毛的最高指示行动,进行革命造反。到处盲目地揪斗走资派,喊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同时变着花样折磨名目繁多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老百姓惊慌失措,提心吊胆,时时担心大祸临头。

中国只有一个人在偷偷地笑,那就是毛。他在狰狞地盯着茫然无所措手足的刘少奇。

田奇庄:向尊敬的胡主席进一言

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您的新年讲话,您的讲话内容我没记住,但您讲话时面无表情的神态却令我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公民,我认为您的表现很不恰当,就此谈几点看法。

元旦是个喜庆日子。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谁都有不顺心的时候。大家一年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总算到头了,需要忘却烦恼与不快,高高兴兴辞旧迎新。

电视如今已经深入到家庭,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年之时,作为国家主席,您已经成了每个家庭的贵客。大家此时打开电视机,是想与国家最高领导人一起分享过节的喜悦快乐。然而,此时的您却像前来讨债一样,冷漠严峻,机械呆板,给人的感觉很不舒服,影响了大家的过节心情。

我完全能够理解,料理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您有数不清的烦心事。但我认为,您的烦恼最好由您和您的下属消化克服。因为,我们已经为国家足额纳税,已经赋予了您足够的权力。在许多场合,您应当也必须保持大国领导人的尊严、对下级的威严。但此时,您的职务需要您取悦于国人,而不是相反。

虽然贵为国家主席,但我认为您首先是一个人——无论有多少头衔,只不过是暂时属于您的身外之物。节日期间,我们希望见到国家主席与普通人一样,遵循共同习俗,有着同样的喜怒哀乐。而不是板着面孔,公事公办,拒人千里的形象。

我想,这不仅仅是对您的希望,更是对您的要求。因为按照宪法定义,我们是国家的主人。作为纳税人,我们不欠谁什么,反倒是官方做的许多事情并不能让我们完全满意。当然,官员有官员的苦衷,百姓有百姓的难处,谁也不可能把所有事情做得尽善尽美。更多情况下,需要大家共同承担责任,一起克服困难。但过节的时候,大家还是先高兴一把再说。所以,您在此时,就不要制造“一人不快,举座不欢”的氛围了。

其实,十三亿中国民众已经为政府分担了很多责任。汶川地震救灾时民众的表现就不要说了,为了六十周年庆典,每个人分摊了多少银子,大家有怨言吗?这一次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连美国时代周刊都把中国工人作为封面人物,全世界都承认我们的贡献。还有,按照联合国的标准,我们国家有近亿人处于贫困状态,可是大家从未对政府慷慨外援说三道四。面对如此伟大的国人,一年到头了,作为官方首席代表,您连个笑脸也不肯给,窃以为有不近人情之嫌。

未来的人类社会不知还会遇到什么样的考验,但是一个国家能不能度过难关,最重要的是大家能不能做到上下同心,团结一致。要使国人团结,就需要做到您所倡导的社会和谐。

所谓社会和谐是人人保持轻松自然的状态,作为倡导者,希望胡主席为国人做出榜样。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田奇庄

傅国涌:难道人民只剩下了自焚的权利?——由结束强制拆迁启动制度转型

掌权者必须明白,你可以控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城管,但控制不了历史变化的脉络。

成都女性唐福珍为了抵制暴力拆迁而壮烈自焚,为这个可耻的时代写下了一个巨大的问号:难道人民只剩下了自焚的权利?连日以来,唐福珍之死牵动了万千国人的心,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唐福珍,面对掌握合法暴力的行政权力,谁也逃不了与唐福珍相似的命运。拆迁,不公平的拆迁,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多年来,“保房运动”此起彼伏,屡见报端。2001年出台的拆迁条例是国人深恶痛绝的恶例,明显与宪法及物权法相抵触,成为高悬在国人头上的一把利剑,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唐福珍。北大法学院五位教授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启动对《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的审查程序,因为《南方周末》的公开报道和网络的转载,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拆迁条例几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国务院已公开表示,要废除这个条例。

近年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暴力拆迁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公司化、黑社会化,既然政府公司化,就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为主要目的,在当今社会,拆迁征地蕴藏着巨大利益,也是地方官吏最有兴趣的项目,他们在拆迁问题上态度变得日益强硬,乃至变得越来越凶残,就是强烈的利益驱动。为了对付公民的不满和抗议,地方政府除了动用合法的暴力机器(公安、城管等),许多地方还动用不合法的黑社会参与拆迁工程。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屡见媒体的报道。为了对付公民捍卫自己家园的努力,许多地方政府在商业拆迁中干脆直接充当拆迁方,以赤裸裸的行政权力面目直接出现。而在几乎所有拆迁矛盾中,行政权力总是占在公民的对立面,在大部分公民的心目中早就把拆迁看做是政府的掠夺行为。可以说,拆迁,正在把现政权在城市的基础一点点拆掉。

这一切的根源当然在于制度性的缺陷,现有制度的最大特征,就是行政权力无限膨胀,公民权利接近于零。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行政意志或者干脆说官员意志凌驾在整个社会之上,只要行政权力想达成的目标,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正当防卫的渠道,名义上信访是现存政权赋予公民的唯一一个寻求公正的正当途径,各级政府都设有信访局,可惜信访只是行政的一个部门,也就是行政权力上的一个枝丫,它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上司的行政命令,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冲突能指望信访来解决吗?名义上中国也有司法机关,众所周知司法与行政穿的是同一条裤子,司法与行政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也是同一棵权力之树上的不同枝丫,它们之间不构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只是不同的权力分工而已,公民要通过司法救济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司法和信访一样,只是纸糊的装饰,形同虚设。剩下一个寻求社会公正的渠道本来是新闻舆论,而在中国大陆,媒体只是权力的附属物,中宣部的条条禁令压得媒体喘不过气来,涉及权力与权利之间矛盾的新闻根本就不能报道。由于新闻自由的缺位,这条路同样是此路不通。

说到底,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如果不想做顺民或暴民,而想做公民,在自焚之外确实找不到更好的抗争方式,因为所有合法、合理、合情的抗争方式都被封杀了,所有有理、有利、有节的抗争方式都被堵截了。唐福珍的死,再次为这个时代敲响了丧钟,她不是第一声,更不是最后一声,在她之前,孙志刚为结束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唐福珍的生命能不能换来野蛮的拆迁制度的终结,虽然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是这个野蛮的制度必须终结,则是丝毫也不用怀疑的。强制拆迁是目前社会矛盾的聚焦点,长此以往,天怒人怨,最终会引发什么,实难预料。清王朝的垮台实际上肇始于四川的“保路运动”,如果暴力拆迁继续下去,谁敢说,现政权不会在一浪接一浪的“保房运动”中轰然倒塌。

能不能由撤销拆迁条例入手,启动和平的制度转型,这是执政集团的又一次机会。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清楚,完全仰仗暴力和准暴力机器支撑的现存制度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在社会、经济经过三十年的演变之后,旧制度已经适应不了新现实,今天的大部分矛盾、冲突都是因为这种不适应造成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不希望这一轮的制度转型经历大规模的动荡、付出难以计算的惨痛代价,转型进程延宕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我期待着和平、不流血的转型。当然,我深知,手握暴力机器的人常常不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转型,他们总是认为自己能控制局面。但是,没有人能控制得了历史,历史总是出人意外,就如没有人预料到99年前的那场武昌起义,几个工程营士兵一阵呐喊,就能让延绵几百年的大清王朝顷刻坍塌。掌权者必须明白,你可以控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城管,但控制不了历史变化的脉络。

要完成和平的制度转型,朝野之间、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需要有一定的共识,要有妥协,有让步,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必须得放弃某些利益,让渡某些权力,如果占据优势社会地位的集团寸步不让,贪得无厌,和平转型就无从谈起,只能按照历史的自身逻辑,等待着暴力轮回来决定新一轮的转型方向。其结果,整个民族将再次沦入血腥的灾难当中,那些安富尊荣、享受着人间奢靡生活的强势集团成员同样也逃脱不了暴力的制裁。这样的先例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天街踏尽公卿骨”,这一天越来越近了,当上海的弱女子潘蓉拿起燃烧瓶,当成都的弱女子唐福珍将自己点燃时,难道我们还怀疑这一天很遥远吗?当人民只剩下自焚的权利时,这个社会已经是爆炸性的。强势利益集团对利益的过度贪婪,最终将会被利益所焚毁。为了避免玉石俱焚,强势利益集团必须主动求变,启动制度转型。

一位已故老人十几年前曾诚恳地告诫执政集团:“对于‘LS’事件的重新评价问题,迟早是要解决的。即使时间拖得再久,人们也不会淡忘掉的。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早解决、主动解决、在稳定时解决,这几句话,在今天变得尤为迫切。远看清末,大清朝到了辛亥年的秋冬之交,在南方各省到处独立的大势下,倒是愿意放弃一些既得利益,愿意实行君主立宪制,愿意开放党禁,召集国会了,但这一天来得太晚了,主动权已经易手。近观台湾,如果不是蒋经国在大权在握、权威未失之前主动求变,开放党禁、报禁,将台湾引上民主化的轨道,国民党也许早就成为历史名词了。

从和平转型的思路出发,执政集团不妨从废除拆迁条例、结束强制拆迁入手,对举国上下的民意作出善意的回应,然后围绕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权力这个核心,从根本上改变行政权力独大的局面,进一步启动制度转型,解决一系列民怨沸腾的社会问题,包括“LS”在内的重大历史问题,逐步建立起一个内与中国的社会、经济现实,外与世界潮流相适应的新制度,一个人民不需要自焚来表达自己权利诉求的新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一切权力都受到各方的制衡,没有一种权力可以任意妄为、肆意横行。这样的制度不仅保障弱势集团的权利,同样保障强势集团的权利。每个人、每个社会阶层都能在这个制度中找到安全感,当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有很多公开的合法渠道可以为自己寻求公正,不需要站在屋顶上扔燃烧弹,更不需要在屋顶自焚。

我知道,在这块土地上,这只是一个梦,这个梦很奢侈,但是我们不能不做这样的梦,一个民族最后连梦都没有了,我们能听到的将是一片死一般的沉寂。我多么希望,这不仅是梦,在恶劣的现实中,梦终究是美丽的。身为中国人,我想告诉世界,我们除了拥有自焚的权利,还有做梦的权利,并为梦想成真而行动的权利。

铁流 叶光庭:强烈抗议对刘晓波的非法判决

当文明世界正沉浸在圣诞的狂欢中,当儿童正热切地期待着圣诞老人的礼物,当外出的人们正在回家团聚,当朋友们正在欢乐地饮宴碰杯,当情人们正在幸福地拥抱亲吻,当圣诞欢歌正在响彻教堂,祈福的宗教仪式正在举行的时候,这一天北京市法院悍然对《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刘晓波先生,以“煽动颠覆国家罪”判处11年的重刑。这一时机选择,表明了中共的刚愎恃强和对西方世界的嘲弄;也用此一做法向世人宣布:中国坚决拒绝政治改革!

一个人有多少个十一年!因为撰写了几篇文章、起草一篇《零八宪章》,竟然要扼杀他十一年的生命,剥夺他十一年的自由,这太残酷了,太不公道了!毋庸讳言,口称“以人为本”的“胡温新政”,又重回了毛泽东“以言治罪”的老路。

作为宪章的签名者,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提出严正的抗议!如果刘晓波有罪,所有的签名者也有罪,索性把我们这些七老八十的老朽也抓去判刑,——不过用不到判十一年,只要三五年,自然规律就会自行处理我们,不须劳你们费心了。

刘晓波有什么罪?他组织反政府的暴力团体,举行武装叛乱吗?没有!他阴谋针对政府机关进行恐怖主义活动吗?没有!他以激烈的言辞煽动民众,起来推翻共产党,推翻“人民政府”吗?没有。他一没有上街,二没有在公开场地发表演讲,只不过行使宪法赋予他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以温和的态度、理性的语言,草拟了一篇题名为《零八宪章》的文稿,通过互联网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也是一个爱国家、爱人民的知识人,向中国共产党善意地进言。他希望化解社会矛盾,团结全国人民更好地建设国家,使中华民族能在世界上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和更大的光荣。想不到失去人性与良知的法庭竟给他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真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更令人惊诧的怪事?!对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发表善意的言论的公民判以如此的重刑,这完全是非法的,不可接受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可是这部宪法却成为中共专制独裁者门面上的漂亮点缀,一些在位的毛派分子总是恣意迫害人民,反对改革,反对开放,绞杀自由民主,仍坚持1957年“反右斗争”的老调,坚持毛泽东“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的犯罪行为。

我们活着的五七老人绝不会忘记那场血雨腥风的大灾大难,所以才特别关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有没有真正的尊严,是不是得到了真正的执行。很遗憾,我们看到的是执政者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颠倒是非,强奸民意,加剧社会矛盾。非法重判刘晓波先生进一步刷新了执政者无法无天的记录。

我们是来日不多的五七老人,再次向中共郑重建言: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个执政者,一定要尊重人权,重视民意,切不可胡作非为,残害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人。别忘了,“人吃人”是要上史书的。“英明伟大”如毛泽东,如今不是在全球范围内接受着的历家的审判吗!我们全国被他残害的五七人,就为他写下一千部一万部,未必还少么?

一个有良心、有人格、有尊严的知识人,终生的责任就是批评政府,监督政府!把政府囚在铁笼子里,不准它做坏事。我们是这样的人,刘晓波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支持刘晓波,坚决反对北京市法院对他的非法判决!

“物极必反”是共产党常讲的辩证法,希望中共不要迷信军队、警察、监狱的威力,须知到了一定的时候会变化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终将在世界上取得彻底的胜利!宪政中国终将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

我们呼吁:希望当局尽快无罪释放刘晓波先生!

秋风:堕落的中国和向上的中国

《凤凰周刊》在新年第一期制作《2010中国时局报告》专题,邀请各方面人士谈论对中国时局地看法。针对编辑提出的两个问题,我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问:2009年的中国时局,您最关注哪一个问题?为什么?

答:在2009年,我看到的最为触目惊心的现象是市场化与法治的倒退。一方面是宏观政策因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刻意作为,大量私人企业陷入困境,而国有企业却借着政策特权迅速扩张。这种现象让人不免怀疑,中国真的发生过市场化么?同时,各地频繁发生地方政府的暴力拆迁,有些地方的打黑也罔顾法律程序,大搞运动。这些现象让人怀疑:政府真的知道法治是什么吗?

问:2010年的中国时局,您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哪一个问题?为什么?

答:2010年,我认为,唯一值得期待的事情是公民社会的成长,这也是中国社会良性变化的唯一可靠动力。中国社会如果还会发生良性变化的话,那只能来自民众的道德自觉,来自公民对社会秩序的重建,来自公民对自身权利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必然以公民社会的形态组织。

我想对这些简短的说法略做解释。按照儒家的社会历史学说,社会中总是存在着堕落的力量,但也总是存在着向上提升的力量。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由堕落的力量与向上的力量的平衡状态决定的。如果前者大于后者,整个社会就会堕落,如果后者大于前者,则社会就处于良性运转状态。2009年的中国,堕落的力量在加重。不过,同样是在2009年,向上的力量也在聚集。双方发生激烈碰撞,似乎处于持平状态。种种迹象表明,未来几年,这向上的力量终将翻转而占据上风。

既得权力体制的堕落

堕落的力量来自“既得权力体制(establishment)”,它由三种人构成:专断地使用权力的官员和机构,依靠权力进行掠夺的财经精英及其企业,热衷于为这些专断和掠夺进行辩护的所谓学者。站在公民的立场看这个既得权力体制,2009年是一个堕落之年,市场化与法治同时在倒退。

九十年代初,受到惊恐的体制内精英摸索出了一条旁门左道式维护权力的方案:开放国内外私人资本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保持权力控制。这个方案运转十几年,似乎颇为成功,并被别有用心的国际投行分析师、雾里看花的海外观察家和身为既得利益者的帮闲学者,概括为“中国模式”。如同很多人所说的,这是一个已经相当固化的权贵主义体制。

这种体制内置了腐烂机制:它鼓励掌握权力者滥用权力,放纵掌握财富者滥用财富。它以道德败坏为前提,也鼓励道德败坏。不过,在这个时代的神学家——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这似乎无所谓,只要经济高速增长即可。

不料,堕落的体制必有反动(re-action)的本能。权贵体制的中国模式内置了一种倒退机制:统治体制会迫于自身生存压力和社会压力采取一些制度变革措施,政府在过去二十多年前,也确实采取了一些市场化和法治建设的措施。但是,将这些措施放到整个中国模式框架内,它们就不过是权宜之计,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不具有自主的、目的性、价值性地位。中国模式的哲学是实用主义,更准确地说是经济学家所信奉的机会主义。市场和法治随时可能被部分地、全部地牺牲、抛弃。换言之,倒退、反动随时可能发生。

这种抛弃一直在进行。所以,从权力体制的表现看,中国的所谓改革是“猴子掰包谷”式的。进一步,退一步。因而,在“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之后,基本的体制,并无根本性变化,甚至连市场体制也远没有建立起来。

2009年,市场和法治更是被大规模地抛弃。

首先是大规模的国进民退。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还有若干位学者试图否认这一事实,但国有垄断企业的骄横和民营企业家的痛苦,是无从否认的事实。事实上,这种国进民退在“抓大放小”战略提出之时,就已经在进行,只不过人们把注意力放在“放小”上。而在过去几年,“抓大”的效果清楚显现出来:国有垄断企业逐一控制了石油、电信、发电、高速公路、公交、证券、银行等行业,2009年,国有垄断企业则快速地控制煤炭、房地产等行业,曾经进入这些行业的私人企业被一一逐出。

法治同样在倒退。面对普遍的暴力拆迁现象,司法无所作为,反而为虎作伥。立法部门长期容忍违反宪法与物权法的条例之存在。可以说,在拆迁领域,法律失声,暴力为王。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至少有一半,就建立在这种拆迁基础上。

重庆黑打事件则全方位地展示了本应维护法治秩序的司法体系自身是如何践踏法治原则的。如果说公安机关以运动的方式逮捕涉黑人员,还情有可原,那么,法院也以运动方式审理这些案件,就完全背离了法治的基本原则。

最令人惊叹的是公检法以联合办案的方式炮制所谓“黑律师”事件。年中,新上任的司法部长要求律师顾全大局,于是,重庆司法局的领导当然同样可以要求律师“顾全大局”。对于那些不顾全大局的异地律师,地方当局则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专政工具。先是对律师的行踪进行监控,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律师。警方仅凭口供拘留、检查官仅凭罪犯口供指控律师李庄。官方控制的本地媒体和丧失职业道德的《中国青年报》则先声夺人,全面抹黑李庄和整个律师界。随后,重庆检查系统违反《检察官法》,委派不属于承办案件的检察院的检察官作为公诉人出庭。这个所谓的十佳公诉人则在法庭上也仿照无良媒体,以莫须有的嫖娼罪名来抹黑被告。至于办案程序上的错误、荒唐,更是随处可见。法治政府的政治口号,在重庆已经被完全遗忘。

公民社会的抗衡

易云:剥极而复。尽管既得权力体制在加快堕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堕落。事实上,另一半中国正在上升,那就是向上提撕的公民社会。

这个公民社会由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积极公民,或者立法企业家构成。他们可能是房屋被暴力拆迁、土地被暴力征收、奋起捍卫自己权益的普通市民、农民;他们可能是捍卫自己自治权利的农民或业主;他们可能是一些热心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他们可能是为那些农民、市民提供法律服务的公益律师;他们可能是针对一切掠夺和不公发出不平之鸣的评论家,网民,以及学者;当然,他们也可能是某些具有良知的人大代表、政府官员。

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中国现象是:权力体制的每一次堕落,都遭到了公民社会的强烈抵抗。

面对乡镇官员的侵害,烈女邓玉娇奋起反抗,社会活动家、公益律师帮助她对抗整个体制,评论家、网民们则在利用各种媒体施加压力。

面对钓鱼执法,本来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私人生活中的白领张辉,奋起维权。另一个人,一个境遇与张辉完全不同的河南农民孙中界同样选择了反抗,但更为悲壮:他愤而砍下自己的手指,表达自己的不平。舆论则毫不犹豫地站在这些受害者一方。公益律师也即使出场,最终导致上海当局废除钓鱼执法制度。

在番禺,业主们积极行动行动,阻止了一个未经民主程序的公共决策之野蛮执行。

面对暴力拆迁,潘榕夫妇奋起反抗。唐福珍女士则选择了成为一位烈士。她没有像有些人设想的那些与加害者同归于尽,而是平静地选择了独自走向死亡,悲惨地死亡。在这样一种圣洁的仪式中,人民觉醒了,人民心中的是非感、正义感被唤醒,学者们站出来,喊出立即废除拆迁制度的呼声。这个带来了无数泪水、血以及死亡的法规,终于被公开宣告将要废除。这是继孙志刚之死,导致被废除一样,是公民维权运动的一次胜利。

重庆打黑,很多人还抱着乐观其成的想法。然而,那种不受节制的权力终归要变成权力的滥用。但是,这个小型文革的上演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抵抗:诸多法学教授站出来,剖析重庆公检法的违法之处;律师采取行为艺术的方式,讽刺重庆公检法机关执法犯法的行为;勇敢的陈有西等律师到重庆为李庄辩护;官方媒体与中青报的每一篇抹黑性报道,都遭到其他负责任的媒体的反击,遭到网民的嘲笑。可以说,重庆的黑打,已经在社会上丧失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不论最终结果如何,公民社会已经从各个角度,对重庆黑打当局及其法学、媒体附庸,做出了法律与道德上的裁决。这个裁决,是再大的权力也无力抹杀的。

由此我们看到,公民社会已经凝聚了足够强大的力量,对权贵集团滥用权力、滥用话语与学术霸权的行为,逐一予以抗衡。中国社会就由这种向上的力量提撕着,而没有直线堕落。而这,也是中国社会进一步发生良性演进的根本动力所在。

公民社会自我立法

事实上,中国社会过去三十年所发生的一切良性变化,都是公民社会这种向上的力量所促成的。

过去几十年中,一些头脑糊涂的启蒙主义者和经济学家前赴后继地编造了一个神话:中国的改革是某些开明得大人物赐给中国民众。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很多人因为自己的财富和自由而感恩戴德。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农村改革的动力是小岗村农民那样的基层民众,私人企业发育的动力是温州那些鸡毛换糖的游动商贩们,法治建设的动力是捍卫自己权利的公民们,及协助他们的律师、学者们,民主建设的动力是主张自己尊严的农民、业主们。

当然要承认,开明的大人物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他们的作用不过是不再动用不正当的法律去镇压民众的创新,不过是明智地承认了民众的创新。他们对待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可能是明智的,但他们并不是动力本身。

因此,中国社会要更为有效地抗衡堕落的趋势,割去那些腐烂的毒瘤,发生良性变化,就只能看是否有更多的公民觉醒,公民们是否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在社会各个领域运用自然赋予自己的权利进行自治,并对既得权力体制勇敢地主张自己的权利。换言之,中国的转型,优良治理秩序之间里,只能是公民共同体自己为自己立法。

我们所羡慕的在其他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的优良治理架构,就是通过公民自己为自己立法的方式被构建出来。这一点不难理解:这种治理架构制造消灭专制,约束权力,废除人与人的权利不平等。这种治理结构的性质就注定了,它不可能由某个开明专制者某一天良心发现,从上面赏赐下来。相反,从逻辑上,它必须是自下而上之生长(grow)出来的。英雄们“打天下”打下来的必然是专制制度,只有公民自己才有可能为自己建立起确保普遍的自由和权利的制度。觉醒并组织起来的公民共同体,是优良治理制度的建设者,是立法者。

中国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公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每一个具有权利意识的人,都可能成为立法企业家。他们无意识地依据自然法,或者有意识地依据宪政原则,在扩大私人产权、扩展民主自治范围、限制官员权力等方面做出的创新,提出的异议,就属于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伟大行动。不需要启蒙,私人就把自我启蒙成为公民。当然,在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人士具有更明确的权利意识,具有公共精神,自愿担当公民社会自组织(self-organize)的“凝聚核”。他们是“新绅士”,他们是公民社会构造优良治理秩序的领工。

在过去十年间,既得权力体制积累了更多财富,财富也增加了滥用权力的虚幻信心。但同样是在过去十年,公民社会也向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扩展。无数人扔掉恐惧感,摆脱无力感,从漠然、自私、自怜的私人,变成了公民。

也许,若干年后的历史学家会说,2009年具有一定转折意义。在这一年,公民社会已经能与既得权力体制在所有领域中处于持平状态。在中国社会内部,向上的力量已经抗衡了堕落的力量。而时间是在公民社会一边的,公民社会在道德上也优越于既得权力体制,它占据着历史的制高点。因此,中国社会向良性方向变化的可能性极大。公民社会将不断扩展自我立法的范围,即便是既得权力体制,也会因此而得救。

写于2010年1月2日

潘小涛:刘晓波最大罪名并非颠覆国家

【明报专讯】刘晓波被北京当局指控颠覆国家政权,判囚11年。不过,观乎判决书全文,笔者实在不明白,刘晓波仅写了6篇「问题文章」,其中300多字抨击中共的独裁、残酷,要求社会变革,并起草《零八宪章》及发起联署行动,推动还政於民的改革,这样就换来11年刑期!

「颠覆」者,颠坠覆败、灭亡,或推翻摧毁之意。可见国家之颠覆,实乃政权之更迭,必须有所行动,曰暴力曰选举,而一介书生的几篇文章,又岂能倾社稷、灭政权呢?刘晓波之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不副实,乃当代文字狱之典型。

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多不胜数,至满清「康乾盛世」,更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当时的文人学士动辄得咎:翰林徐骏在诗中着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被雍正认为诬指清帝不识字,被处以极刑;江西考官查嗣庭引用《诗经》「邦畿千里,维民所止」的「维民所止」作试题,原欲歌颂京畿附近皆成百姓乐土,却被告密为诅咒雍正,因为「维止」即「雍正」去头也,查嗣庭死於牢狱。

比诸前朝,康乾年间的文字狱有以下特点。

其一,数量多:仅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已有130余宗,倍於前朝历代总和。

其二,株连广:每宗文字狱皆牵连甚广,少者逾十,多者数百;浙江富户庄延鑨自资修撰明史,直写努尔哈赤名字,斥降清的明将尚可喜为「尚贼」,被革职贪官告发,庄氏全族,以及写序、校对、买书卖书、刻字印刷、当地官吏共70多人被杀,数百人充军边疆。

其三,罪重刑酷:主犯或凌迟、杖毙、绞杀,死者戮屍、枭首;雍正最痛恨的大将年羮尧,其幕僚汪曾琪曾写「皇帝挥毫不值钱」等诗句,雍正诬指他「悖谬狂乱」而斩其首,并悬挂在北京菜市口10年之久。

如此残酷的文字狱,彻底打断了中国知识分子脊梁,令他们沦为被阉割、不敢思想,也不懂思想的奴才。在严厉的思想禁锢下,反清意识被扼杀,异己也被剷除,威胁政权的不安因素完全消灭,万马齐瘖的政治高压环境,却没妨碍清朝进入「康乾盛世」。不过,中国人的创造力日渐枯竭,缺了异议异己,清廷上下自我陶醉於世界第一强国的美梦,终於百年之后,满清帝国这栋巨厦颓然倾覆。

最大罪或是揭露当权者的虚伪

历史惊人地相似,「康乾盛世」今日又似重现人间,文字狱的规模及遗祸更千倍於当年,数百万知识分子和良知未泯的中共干部,先在反右运动中受批,复於「文革」遭祸,至此文人节气已荡然无存,变成彻底的犬儒。

刘晓波先生只是不甘自我作贱,要挺起他那被打伤的腰板,撰文狠批当今文字狱的土壤——一党独裁和专制的制度,并发起《零八宪章》的宪政民主运动,要求政府尊重他自己订立的宪法,也就是与公民的一份社会契约,建造一个自由说话、没有文字狱的宪政国度。或许,他最大的罪名,并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揭露了当权者的虚伪和色厉内荏,同时揭示了今天的盛世,跟三四百年前文字狱时代,何其谁相似!

王军涛:重判刘晓波,意在消灭民间运动领军人物

2009年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中国政府选择在圣诞节当日宣判,并没有减少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宣判当日,中国和解智库国内召集人王光泽就在群发邮件上宣布:和解破裂,革命将起。王光泽认为,中共重判刘晓波,意味着政治和解的彻底破裂,自由派也将向革命派转型。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重判刘晓波是为了消灭中国社会民间运动的领军人物,但重判激怒了国内外的民主力量,使得08宪章和各类反对运动都获得了刺激和动力,当局这次镇压适得其反。

他说:“重判刘晓波会给08宪章一个新的动力,到现在为止,在重压之下,没有人要退出08宪章,反而人数在持续的增长中,对刘晓波的判决激怒了社会力量,他们会加紧传播08宪章。现在,08宪章的签署者中,不少人提出要和刘晓波一起坐牢。这使得08宪章和各类反对运动都获得了刺激和动力,当局这次的镇压适得其反。”

王军涛认为,中国政府重判刘晓波有两个意图。第一就是中国政府发出公开信息,不允许挑战政府,不允许民间社会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发出政治诉求来推动中国进步,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施加压力,它不会接受。但王军涛认为这不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因为国内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没有大张旗鼓进行宣传,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王军涛认为,中国政府更重要的意图是对刘晓波的个人政治影响和行动进行控制。

他说:“因为在90年代后,刘晓波已经成为中国反对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政府已经把反对运动与社会隔离了,但在90年代后期,特别是胡温要建设和谐社会后,中国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民间运动,包括环保维权和独立作家等等,参与者很多是在专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年轻人,刘晓波成为他们的召集人。08宪章的发布是以政治诉求的方式,把这些民间运动联合起来了,这对中国政府构成了政治上的挑战,为此,中国政府必须在政治上把刘晓波打下去。”

王军涛相信奥巴马访华带去了要求释放刘晓波的信息,但奥巴马当选后,低姿态地表示愿意和中国进行良性互动,尊重中国内部政策,在人权问题上也仅限于阐释分歧,甚至强调多听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些是美国的大退步,目前中国觉得自己有底气,可以在很多问题上和美国叫板,例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中国不断地向美国说“不”,重判刘晓波也是向美国叫板的内容之一。

王军涛认为,胡温体制不允许中国独立民间运动存在,堵死了和平转型的可能。

他说:“在中国各种问题全面恶化的过程中,执政党腐败病入膏肓,无法独立解决问题,必须有外面的力量介入,但重判堵死了外界努力的可能,把中国民间的和平的建设性力量逼向反对面。中共这样做,是很愚蠢的,像是在满清后期,先搞宪政,又搞皇族内阁。”

王军涛认为,共产党在1989年就已经表现出对反对派的不容忍,如果共产党杀过一次人,以后很难不靠杀人来维持。共产党对来自底层的反抗,包括上访和民间运动等,一直都采取暴力打压和侮辱的方式。这一次,胡温明确发出信息,面对反对派,他们不准备效法历史上开明的领导人,他们准备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