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曼谷的时候，我们就希望美国方面能把我们安置在华盛顿或者是纽约，但不知道什么原因，5月6日，我们才从国际移民组织(IOM)那儿确切地获知：喻东岳和他的妹妹以及我和我太太孩子，将一起被安置在印第安纳州首府，且无法更改。
同样无法更改的，是我们第二天必须到泰国移民局去自首，并接受泰国法庭判决，交纳罚款若干和坐监七天，也不管我们五人中病的病，小的小！
5月14日凌晨一时二十分(曼谷时间)，我们终于搭乘韩国班机飞往首尔，然后转往芝加哥，再转往印城。一天之内，我们竟分乘三架飞机，飞越太平洋，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是美东时间的5月14日下午六时许。
哦！哦！哦！好容易联系上了在华盛顿的吴弘达，好容易联系上了在加拿大的鲁德成，好容易敲定了我们去华盛顿的时间和方式。5月30日上午十一时，我们终于见到了从华盛顿匆匆赶来的杨莉藜，《观察》的主编，一米八二的个，比我还高，白而瘦。
按事先的约定，没有寒暄几句，我们就坐上了老杨租来的车子，马不停蹄地踏上了赶赴华府的征程。车子直往东走，窗外景色秀丽，我们一刻不停地聊着话。老杨说他是第一次开这么大的车，跑这么远的路，我则信马由缰地想起了当年马丁·路德·金博士所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嘿嘿！这和那有的比么？
大约一千二百公里的路程，路上休息不到两小时，十二小时后，我们已抵达华盛顿市中心的12街一家旅馆。待老杨为我们定好房安顿下来的时候，已是31日的凌晨一时。坐车累，开车更累，老杨真是辛苦了！
睡上一觉，已近中午。31日下午二时，闻名已久的吴弘达来旅馆看我们，虽是初次见面，但互相已很了解。吴先生是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已经七十多了，身体精神都挺棒，不太能看出他曾经坐过共产党的十九年大牢。
说过了一些话后，于是吴先生说要驱车带我们去市中心转一转，大家兴致都高，车子开的跟步行差不多。呵呵，那不是华盛顿纪念碑么？呵呵，那不是国会山么？呵呵，那不是林肯纪念馆么？果然雄伟！果然气派！果然肃穆！我们又转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美国历史上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们就葬在这里，而比较起中国和美国的不同，我一时只有一字可言：操！
6月1日上午十点，在劳改基金会吴先生的办公室里，我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面对面的采访，已经不知今夕何夕自己是谁的喻东岳和我坐在一起。面对镜头，我有些不知说什么才好，“六四”20周年啊，百感交集中要说的话太多，有时又觉得一句话都说不出。
下午三点，鲁德成也终于从芝加哥杨逢时女士的六四音乐会上风尘仆仆的飞过来了，经过海外民运四年多的洗礼，他显得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20年后重聚首！一别经年，我们哥儿三个竟然奇迹般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团圆了，握手，拥抱，合影，这于我们的私人友谊而言，确实是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中的喻东岳也显得有些高兴或者兴奋，虽然不知道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如果他也能象德成和我一样的话，这一幕才真正够得上完美无缺。
6月2日上午，美国民主基金会和劳改基金会有一个有关“六四”和中国的研讨会，我们也应邀列席了这个会议，得以认识了徐文立先生和于大海先生。会上，除了徐先生的汉语演讲非常精彩之外，其余人都是叽里哗啦地说话，听得我这个不懂英语的人一头雾水，头皮发麻。
接下来又有美国之音和路透社的采访，那个路透社的摄影记者据说是个艺术家，一张鬼照片竟拍了两个多小时，我们就象三个木偶一般，被摆过来，弄过去，真累得那个够呛。
6月3日一大早，又有个意大利的媒体电话采访我们，是劳改基金会主任廖天琪女士给我们当的翻译。
下午一点，我们由吴先生和廖女士率领去往国会山，20年后，突然第一次见到了王丹，王军涛，易丹轩，张伯笠，周封锁，王有才，李恒青等当年人物，大家一起静候着美国政府的第三号人物的到来：原来众议长南茜。佩洛西女士刚刚访问北京归来，据说她在北京仅仅大谈了一通有关环境保护的问题，而她这次接见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无疑也是一种姿态。
南茜女士首先向我们通报了美国国会有一个关于“六四”20周年的决议案，她请我们对其一贯的立场和访问北京的态度予以理解，并提到有中国媒体故意歪曲她在北京的谈话。给我印象极为强烈的是，她认为中国的问题只能依靠中国内部的人士解决。
在座的人物都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加强在人权，法治，互联网等方面对中共施压，强调美国的压力对中国未来变化的无比重要性。吴先生则把我们向议长作了简单的介绍，而鲁德成和我则除了人云亦云外，也向南茜女士提交了前学运领袖周勇军先生和湖南民主党人谢长发先生的人权个案。
在这个时间里，一个强烈的判断于我成形，我心里直想：上帝牵着美国走，美国牵着中共走，中共牵着民运走！难道眼前的事实不正是在走着这样的过场吗？二十年来，海外民运渐渐式微的根本原因也不正在此吗？然而，谁又能够改变此一现实呢？眼前的事实里，喻东岳例外，谁又是敢于承认自己是不甘于悲剧的悲剧人物呢？
悲乎？悲也！奈何？莫奈何也！
话及”六四”20周年，我一直悲哀地注视到，20年来对”六四”反思的主流民意，竟然迹近于为杀人犯辩护，以事后的经济繁荣，作为杀人正当的理由。要么就是一味指责学生激进，应为死难者负责。弄到最后，连”民主政治，就是街头政治”的常识，也遭到了抛弃和批判。
当晚，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前，有悼念“六四”烈士20周年的烛光晚会。虽然没有得到主办方的邀请，我们仍然觉得必须参加这一生者悼念亡者的活动。由于不知道晚会的具体方位，我们好容易才赶到现场，看见有近百人聚集在那里，有人在演讲，也看见了坐在轮椅上的方政先生，那位见证了“六四”大屠杀的“活化石”！
我们不敢惊动任何人，在二十年前的死难者面前，我只感到不可言说的羞愧和难过。这时，雨下的很大，我妻子还抱着半岁大的儿子，我们只得到马路一边去躲雨。不一会，人群也就散了。我妻子他们也坐计程车回去，我则留在了那座著名的塑像前面。我立在那儿，雨把我全身上下淋了个透湿。我一步步地走回我们的住所，脑子则成了一片完全彻底的空白。
6月4日上午十点，我们在美国国会有一个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吴先生，廖女士，老杨和我们一起赶往会场，劳改基金会的几位朋友早已布置好了。几位特别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美国两党议员都来了，南茜女士也来了，并都作了演讲。南茜在讲话中再次对我们三人当年的举动表示赞赏和钦佩，对劳改基金会的事业表示肯定。
廖女士为我们作翻译，我在讲话时首先提议：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为二十年前“六四”大屠杀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然后，我对美国人民和劳改基金会表示了感谢，也表示了我们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将为中国的自由民主而继续奋斗。鲁德成则回顾了他在服刑时所受到的种种迫害，并指出喻东岳就是最能体现中国监狱人权状况的最好例证。
这天下午4时，因为日程安排紧，没顾上上华盛顿纪念碑前留个影，或是到林肯纪念堂看看，也不顾连日来的疲劳，我们一行七人，又驱车匆匆来到了中共驻美国的新大使馆门前，对中共审判湖南民主党人谢长发，专程表达我们的强烈抗议。天空下着小雨，但我们的心却是热乎乎的！我们几人都来自湖南浏阳，谢长发既是我们的兄长，也是我们的朋友，二十年来，他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6月5日，我们与几位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朋友有一个座谈。其中，一位女士给我们展示了她八九年五月下旬，亲身在长沙街头拍摄的一些照片。提及当年那场民主运动的感人场面，我们的谈话很热烈，气氛非常融洽。
这天傍晚，王有才和封从德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来看我们，这让我们感到特别高兴。大家一起合影，一起聊当年的运动，一起聊现在国内的状况。
华盛顿之行就此结束，与德成告别后，6日，我们回到了印第安纳波利斯，还是同一条的路线，还是同一个司机，谢谢老杨了。
再会了，华盛顿！再会了，吴弘达先生！再会了，廖天琪女士！华盛顿，这座以美国第一任总统的姓氏命名的城市，于我也只是一座城市而已。中国的许多民运人士有着太多的“华盛顿情结”，于我也是没有的。
2009.6.14?p?ó@
◎高芾知名学者
《十月围城》大热上位，内地票房超越两亿，口碑有些回落的势头。续出评论或云“情节设置不合理”，或云“优秀而非卓越”。我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朋友看法也不乏微词，如过于生硬，过于巧合等等。
陈可辛自己说过，《十月围城》是一部“傻电影”。我认为他说了实话，整部电影我只看见了两个字“信任”，无论这种信任因何而建。所以我一直强调它是完美的“商业片”。大多数角色的行动不缺乏推动力，情节也算紧扣，煽情处没有洒狗血引人笑场，这于商业片已经足够。商业片不是文艺写实片，不必遵循现实的逻辑，要的还是激烈的戏剧冲突。跟想得太多的《麦田》和想得太少的《三枪》相比，《十月围城》足以称为华语商业片的样板。
它是很傻很天真的，双方主事者竟然都没有私利的考量，全是国家民族。配角们重情义轻生死则是对大众的美好想象。所以《十月围城》是这个冬季寒风中的一个梦，将这可爱而不可信的伪历史呈现，挑动观众的义愤与悲情，所谓孙中山，所谓反清大业，不妨将之视为一个象征符号，可以置换成任何伟人，任何时代的大目标，都无损这个傻故事的分毫———这就是知识分子角度的解读，与商业与票房无关，于一部面对大众的商业影片，错位且无效。
合格的商业片都是傻电影，只不过它们不像《三枪》那么蛮横，活生生封杀任何思考的可能，只会伸手挠胳肢窝地要笑声，它们只会谦恭地低下头，用体验感强大的影像与细节，悄声地劝说：放开头脑，跟我们一起哭笑，跟我们一起制造一个90分钟的梦，就像这周围人为制造的黑暗，避开并忘记外间炫目的日光，庸常的生活。
而且，好的商业片和合格的商业片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在于能不能提供往更深更广处思考的缝隙。正如陈可辛所说，《2012》是比《十月围城》更傻的电影。它不提供任何的意识形态缝隙，强行逼迫观众接受它的伦理安排（也可以说强行迎合观众的主流心态），小孩不死，宠物不死，拯救总在最后一分钟来临，看似关注灾难中的个体，却例牌地用幸运的一家遮蔽了灾难的惨酷，有名字的幸存者代替了数以亿倍计的无名的殉难者，普世的灾祸却成就了一艘方舟的欢呼，也拯救了被特效拖入影像情境的观众的焦虑。
相比之下，《十月围城》提供了这样的缝隙。即使是二度观影，当阿纯为阿四开读那本少爷钟爱的《伦敦蒙难记》，张涵予那多少过于悦耳的声音同步响起：二百六十年亡国之痛，二千余年专制之祸……革命就是让人人不啼饥，不号寒……镜头慢慢地摇向街市中那些平庸而平静的升斗小民，工作，游逛，嬉笑，休憩，有意无意地与画外音中的大义表白构成淡淡的反讽。那一刻，鲁迅借了一个俄国人阿尔志跋绥夫的话，发出的那句尖锐的提问不期而至，呼啸而来：
“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
这已经不是观赏商业片的氛围。这个声音若即若离，伴随着血腥，怯懦，危急与恐惧，一路护送到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孙逸仙博士已经踏上了返回日本的航船。镜头缓缓从他的盔形帽上摇下，定格，不再是刚才宣扬大义时自信饱满的脸，晶亮的泪水盈满眼壳。
这泪水是编导给孙文的，喻示着他对个体牺牲的意识与不忍。然而毕竟船已起航，风云在即，数十百人的牺牲，换来伟人两眶的热泪，是维城的幸还是不幸？有影评说《十月围城》违背了港片的传统价值观，其实没有，这座殖民城市，起义、反满都与它无关，孙文一走，街市依旧太平，它仍然被摒弃在家国之外，它是革命的居停，最终也成了革命的弃儿。
这是纯属个人的感受，很少有观众像我，从这部影片想到革命史上的华侨角色。十八九世纪之交的外国与殖民地华人，几乎不存在知识精英，他们没有任何工作与居留的保障，也几乎无法从事任何有智力含量的工作。他们辛苦勤劳的代价，却有一大部分回哺故园唐山，康有为来保皇，他们捐款，孙中山来革命，他们也捐款，因为他们希望祖国强大，足以荫庇她仳离流落的海外子民。然而无论革命成功与否，他们总是最先被遗忘的人群。
孙中山的泪水，是一个小小的反扑，前面那些慷慨激昂，那些舍生取义，突然在泪光潋灧中变得可疑，变得虚妄。理智告诉我，这大概是我的过度阐释，然而我宁愿相信，这是编导放置的隐秘的非商业元素。这元素有个名称叫“情怀”，否则他们完全可以让孙文迎着太平洋上的灼烈阳光，意气风发地踏上归途。
我就这样略过了那段声音和这幅画面之间60分钟无休止的打斗，两者之间只有一句点题的格言：“欲求文明之幸福，必先经文明之苦痛”———
你以为那些用法规怂恿“钓鱼”的执法者，那些用条例批准“强拆”的决策者，那些将自焚称为“暴力抗法”的言说者，他们只是被私利所驱逐，只是被政绩所诱惑吗？我不相信，如此的理直气壮，如此的悍然，他们一定在意识上已经寻得合法的解释，那或许便是“舍小家顾大家”，或许便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体”，或许便是“欲求文明之幸福，必先经文明之苦痛”。
鲁迅的诘问再一次呼啸而至。这是国父不能回答的诘问：“文明”仅仅是人人不啼饥，不号寒，有恒产吗？“文明”不包括人人享有同等的尊严，多元的选择，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吗？“文明之苦痛”如果包括驱使民众在无知之幕下为大目标殉难的无从选择，它是否会最终压垮“文明”本身？
孙文的眼泪停留在1906年的香港。我闭上眼，看到的却是中国的今天。
何塞·埃米略·帕切科
阿尔内·内斯
约翰·厄普代克
唐德刚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米洛拉德·帕维奇
今年70岁、公认“墨西哥最佳活诗人”的何塞·埃米略·帕切科获得了西班牙语世界最高文学奖———塞万提斯奖；在东欧昔日最坚固的共产主义堡垒保加利亚，殉难于解放前、在人民共和国期间一度被举为圣徒的诗人尼古拉·瓦普察洛夫，则在百年诞辰到来之际重获尊荣。
最佳活诗人
帕切科于11月30日获得了塞万提斯奖，并将在2010年4月23日的颁奖典礼后拿到12.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28万元）的奖金。
塞万提斯奖素来被公认为西语世界的诺贝尔文学奖，声誉卓著，博尔赫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皆为该奖得主。
该奖评委会主席、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罗德里格斯高度赞扬了帕切科的艺术成就。“我们一向认定他是我们语言之整体的代表。他是个关注日常生活的杰出诗人，有深度，有自由的思想，有自创世界的能力，必要时则以讽刺与现实保持距离，还有他的语言技巧，也是无可挑剔的。”
帕切科被认为是墨西哥最重要的“50后一代”诗人，曾在2002年被墨国名刊《自由文学》（Letras Libres）的读者评为最佳在世诗人，几乎得到了西语世界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包括今年的索菲娅王后伊比利亚美洲诗歌奖、2005年的加西亚·洛尔伽奖、2004年的阿方索·雷耶斯奖和巴勃罗·聂鲁达奖，以及2003年的奥克塔维奥·帕斯奖。
西班牙《世界报》的评论称，帕切科在道德关注和思想开掘之外，从未失去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对出生和成长的墨西哥城，他既爱又恨。此种感情尤见于其名诗《叛国罪》（Altatraición），由笔者据阿拉斯泰尔·里德（Alastair Reid）的英译转译如下：
我不爱我的国家。它抽象的伟大
我力不能及。
但（虽不中听）我愿付出生命
为它十处河山，为某些人，
为海港、松林、堡垒，
为一座破败的城，灰暗，古怪，
为它历史上的群雄，
为几座山
（还有三四条河）
用诗歌战胜意识形态
保加利亚本月举办了一系列活动，隆重纪念诗人瓦普察洛夫诞辰100周年。
他曾经“活的光荣，死的伟大”，被视为保加利亚的加西亚·洛尔伽，在共产主义时代成为文学圣徒，1989年后虽遭毁誉，今日已然复享无上尊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宣布2009年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亚的纪念活动在12月14日达到高潮，索非亚国家大剧院举办了盛大仪式。
瓦普察洛夫的侄女玛雅·瓦普察洛娃编导的纪录片《你可曾记得》也于日前首映，以54分钟片长，追述叔叔短暂而多舛的一生。1909年，瓦普察洛夫生于班斯科，在瓦尔纳航海机械学校毕业后，甘当劳工，意欲透过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以文学反映20世纪的一大悖谬———他既要发现机器中潜藏的浪漫，也要呼唤一个更平等、更美好的新世界。
1933年，他加入保加利亚工人党（后改称保加利亚共产党）。二战爆发后，保加利亚与法西斯德国结盟，瓦普察洛夫加入抵抗运动，并大力宣传斯大林对保加利亚的统战政策，终于被捕，连遭酷刑之后，以“煽动罪”被处枪决，不得上诉，并立获执行。
索非亚瓦普察洛夫博物馆馆长卡佳·佐格拉福娃在接受保加利亚国家电台的采访时说：“保加利亚读者是通过瓦普察洛夫的《马达之歌》发现他的。这本诗集出版于1940年，当时既未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注意，也未得到某些组织或其左翼同志的推广。所以说，瓦普察洛夫是被普通人、被他的读者发现的。因此，没有哪种意识形态能抹杀保加利亚人对瓦普察洛夫的爱。他的作品温暖而富于同情心，他的观念是极其人道主义的。他的诗表达了对同胞的爱，即使在涉及那些最普遍的历史主题时，也有一种亲密的抚触。然而，不论他诗作的风格看起来怎样朴素、易读和容易接受，它们实际上承载着深刻的信息。”瓦普察洛夫是得到最多外译的保加利亚诗人，他的诗歌已被翻译成60余种语言，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中国于1953年首次出版了林繁、圭木从英译本转译的《瓦普察洛夫诗选》，此后直到1970年代，瓦普察洛夫诗集多次出版、再版。如今在我国，他的名字已少有人知。
瓦普察洛夫以32岁之躯，死于行刑队的枪弹。他写于殉难当日下午两点的八行无题诗就此成为永别之作，引吴岩译文如下：
战斗是艰苦而残酷的，
战斗，正像人们所说的，是史诗。
我倒下了。另一个就接替我———
何必特别标榜一个人呢？
遭到刽子手———再遭到蛆虫，
就是这样简单的逻辑。
可是，我的人民啊，因为我们这样的热爱你们，
在暴风雨中我们必将和你们在一起！
1942年7月23日下午2时
在饮弹的那一刻，瓦普察洛夫不会想到，诗人可以战胜蛆虫，甚至可以穿越意识形态的波峰浪谷，走向不朽。
■年终
2009：向逝者致敬！
英格·克里斯滕森
丹麦诗人，1月2日去世，73岁
阿尔内·内斯
挪威哲学家，1月12日去世，96岁
约翰·厄普代克
美国小说家，1月27日去世，76岁
塔依卜·萨利赫
苏丹小说家，2月18日去世，80岁
莫里斯·德吕翁
法国小说家，4月14日去世，90岁
JG·巴拉德
英国小说家，4月19日去世，78岁
马里奥·贝内德蒂
乌拉圭诗人，5月17日去世，88岁
瓦西里·阿克肖诺夫
俄罗斯小说家，7月6日去世，76岁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
波兰哲学家，7月17日去世，81岁
弗兰克·麦考特
美国作家，7月19日去世，78岁
大卫·霍克思
英国汉学家，7月31日去世，86岁
胡戈·勒切尔
瑞士作家，8月18日去世，79岁
唐德刚
美籍华裔史学家，10月26日去世，89岁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法国人类学家，10月30日去世，100岁
弗朗西斯科·阿亚拉
西班牙小说家，11月3日去世，103岁
米洛拉德·帕维奇
塞尔维亚小说家，11月30日去世，80岁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舒芜与胡风，谁曾“告密”，谁未“告密”，至今仍有争议，姑且给搁置一边，我来说胡风诬陷。
在胡风错案中，还有一个错案，那就是由胡风诬陷他人而生成的“范泉错案”。
范泉（1916—2000），原名徐炜，上海市金山县人。他以一位卓越的作家、翻译家、编辑家、出版家而闻名于世，也因遭胡风诬陷，继而在接踵而至的反右运动中成了右派分子，几近死地。
学人知道：范泉著有散文集《江水》《绿的北国》等7部、有短篇小说集《浪花》等2部、有中篇童话《神灯》等3部、有学术论著《西洋近代文艺思潮讲话》《欧洲近代文学史讲话》《创作论》等7部、译有日本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川端康成的《文章》、朝鲜张赫宙的《黑白记》等22种。从1944年起，范泉曾主编孤岛时期的上海报纸副刊、杂志、丛刊、丛书达数十种，尤以20世纪40年代的《文艺春秋》和20世纪80年代由他主编的二千万字文献《中国近代文学大系（1840———1919）》影响最巨。并且，今台湾文坛，以陈映真为首的一批爱国作家，重视弘扬范泉关于台湾文学的理论，甚至提出了“高举范泉旗帜”的口号。（《范泉纪念集》第21页）但自1955年的“胡风事件”发生之后，范泉便从中国文坛上消失了20多个春秋。
20多年，范泉到哪里去了？他于1958年12月，在寒风凛冽中，被充军到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清真寺和喇嘛庙。范泉在青海劳动改造，有两次差点儿死去。
何以至此？原来，1955年胡风在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三十万言书”中，有“南京暗探范泉主编《文艺春秋》”之语。这无中生有的诬蔑，让范泉落难了。
范泉在1988年2月14日《致刘竞程》信中说过：“1955年正是胡风诬蔑我是‘南京暗探’（即国民党特务）、肃反运动开展的时候，上海总工会派人到处搜集我的‘特务’材料，茅盾、巴金、谭启龙等都曾写过为我辩诬的材料，据说我的档案材料高达盈尺。人们（包括您）终于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我的情况，因此，我在最后并未定为‘特务’”。（《范泉晚年书简》第122页）谭启龙是范泉的内侄女婿，曾化名何克明在他家中秘密养伤，得到了范泉很周到的照料，范泉还秘密地为他传递过党的文件；范泉以《文艺春秋》刊物为营丘，谋力云合，指撝舆论，成功地营救出了地下党员作家骆宾基；范泉主编的刊物，是孤岛时期的左翼文化阵地。在白色恐怖下，范泉还歌颂着延安《窑洞大学教育》呢！范泉，怎么会是“国民党特务”的呢！范泉被抄家、被批斗、被审查了两年后，其结论是：范泉不是“国民党特务”，但被取消了预备党员的资格。
1957年，在所谓“阳谋”的引蛇出洞运动中，范泉联想到自己遭受到的胡风的诬陷，提出了“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在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被认为这是反党言论，范泉划为右派分子，押送青海劳动改造。
真是骇人听闻啊！
范泉在《致刘竞程》信中还说着：“我在青海流放中遭受的折磨和苦难，一般人是难以想象和忍受的。当时我思想反复斗争过，心想只有坚强地活下去，才会见到自己的光明前途，否则，我就成了一个永远留在青海的冤鬼。”（《范泉纪念集》，第107页）
那么，谓范泉是“南京暗探”这空穴来风，又是怎样扇构的呢？
原来，1946年抗战胜利后不久，范泉因为日文程度好，曾应国民党驻沪特派员詹文浒的要求，业余协助他做过一段清查敌伪文化工作（帮助清查日文文件）。这本是他在特定形势下所做的一项正义的事情，却被诬为“南京暗探”。
那时，许广平先生跟翻译《鲁迅传》的范泉关系很不错，但当她听到范泉在为国民党某部“服务”的流言后，立即与范泉反目。同时，她又将此传给在重庆办左翼刊物《希望》的胡风以及上海左翼文艺界的某些人士，成了小圈子里的流言。
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铺叙了极多极多的历史积怨和人事纠葛。“三十万言书”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实践持全面否定态度，断言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实践全面失败，并竭力揭发周扬等的非党（宗派）乃至“反党”，提出要求追究责任。随着舒芜抖出胡风给他的一大搂信件，并被加“按语”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其文艺思想的争斗急遽上升为政治事件，成了新中国第一大案。
因此，胡风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俗称“三十万言书”）不是打小报告，而是打大报告。胡风在打大报告时，他在叙述文坛历史积怨和人事纠葛时，不负责任地将他的小圈子里的流言固定于文字，作为他阐述观点的引例，伤害了无辜。
胡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大报告，自有他的目的。正如研究者已指出的：上世纪30年代左翼联盟中的鲁迅派与所谓“四条汉子”派的争斗，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越演越烈。胡风跟已经成为文化部负责人的所谓“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等进行争权斗争，故须借助更大的权威力量来压打他们。
有趣的是，跟胡风私交极厚的许广平，在反胡风运动中立即写下了《与胡风思想划清界限》、《从胡风事件中取得教训》、《对待敌人，再不能宽大》，《往前看，不要总是往后看》，大骂胡风是“敌人”；在“反右”时的1957年8月4日，鲁迅好友冯雪峰被中国作协周扬、夏衍等批判，冯雪峰并不认罪。这个时候，许广平腾地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责斥：“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
话说回来，不说许广平，仍然说胡风。是的，真正折断范泉翅膀的暴风雨，不是胡风，是反右。退一步说，范泉的错案，倘若没有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范泉的诬陷，范泉也决不会在反右运动中能够依据他自身的体会而给提出那“肃反运动不应该先审查后调查”的意见的。
1989年，已经平反了的范泉教授读《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仍让他“非常吃惊”。
请读一读范泉《致<新文学史料>编辑（1989，2，10）》的公开信：“使我非常吃惊的是，对于三十五年前胡风同志这样可以置人于死地的政治陷害，贵刊竟不加任何说明地在1988年第4期上重新予以发表，‘为了保存原貌，对历史负责’，‘未作任何删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明明知道我并非国民党特务，却仍然将‘南京暗探’的诽谤原封不动地强加在我的头上，请问：这种不作任何说明的做法是不是‘对历史负责’？像我这样的冤案到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平反？”（《范泉晚年书简》第143-144页）
范泉对贾植芳（1916—2008）说，《新文学史料》发表后，他到北京找胡风爱人梅志（胡风已于1985年6月8日谢世），问梅志：胡风“三十万言书”上所说的有关他的事有什么证据。梅志说：“文艺界有此传言。”
贾植芳则对范泉说：“胡风被迫害近三十年，已经去世了，我代表胡风向你道歉。”（《范泉纪念集》第88页）
1989年2月15日，贾植芳给范泉的信中再一次郑重写道：“我已给梅志兄去信，除附去您致《新文学史料》的印件外，我建议她编辑胡风三十万言书的单行本时，在文字上作必要的更正和说明，以正天下视听，纠正这件冤案中的冤案。祈兄释念是荷。”（《范泉纪念集》第89页）
贾植芳先生说过：他“一生代胡风向人道歉、陪罪过两次”。另一人也是因遭受胡风诬陷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九叶派”诗人唐湜。可见被胡风诬陷的不止是范泉一个人。
诬陷，是人性的丧失，是道德的缺陷。胡风错案已经平反，但他的这种人格是无法让人崇敬的。
高行健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嵇伟采访
2010年1月4日是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先生70岁生日，也是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10个年头。
为此，中文文学界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一次专题研讨会，重点研讨高行健先生所涉及的各种文学艺术和思想。
在出席研讨会之前，高行健接受了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的专访。
高行健是迄今为止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也是除了达赖喇嘛之外，唯一从共产党中国出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的代表作品有话剧《车站》、《绝对信号》和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
高行健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嵇伟的采访时，首先谈到70年岁月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三生有幸”
高行健回首70年来走过的道路，堪称风风雨雨，有太多的经历。
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生，第一生是在中国，第二生在法国，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大病一场，现在应该说是他的第三生。
高行健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在中国大陆呆了47年。但在2000年他获奖时中国政府对他非常冷落，并指责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给他颁奖有政治目的。对此，高行健看得很淡。
他说，其实在获诺贝尔奖之前他的作品就一直被禁止，他在中国国内的时候作品就被禁。“几十年如此，中国没变，我也没变。” 因此，并不感到失落。
自从高行健获奖后，很多人都提到他的身份问题。高行健说，时下一个很时髦的话题就是身份认同，但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很有政治色彩的话题，跟文学创作没关系。
他说，尽管自己已获法国籍18年，但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公民，因为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参加创作活动。
政治与文学
高行健在2000年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时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
由此引发知识界有关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辩论。有人甚至把高行健与鲁迅相对照，认为高行健坚持文学创作不介入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立场与鲁迅文学作品的社会批判性呈鲜明对照。
在谈到作家和文学创作与政治的关系时，高行健说，20世纪的一个文学现象就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家要有一个政治态度，要介入政治。但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
在他看来，一个作家“要么就是牺牲自己的创作，变成某种政治的传声筒，要么如果他不赞成当权的政治不正确的话，他就会被扼杀。”
高行健认为，在超越政治视野以外，作家可以有其自己的独立不移的看法。
但他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主要是涉及人生和人的生存的普遍的困境。这些问题都大于某种具体的现实的政治。
互联网文化
过去10年也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10年。对于这种新事物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高行健谈了他自己的看法。
高行健说，尽管他本人从不上网，但他从旁人那里和各种信息渠道那里了解到互联网的普及。
他肯定互联网在文化信息的传播方面非常有用，但作为一名艺术家，他不能只满足于互联网这个简单的艺术传播手段。
他说互联网传播对中国思想开放，接受世界各国的新的信息以及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是有它的正面影响的。但互联网如果用得不好的话也会把文化过于通俗化。
此外，他认为中国文化人还要警惕民族主义情绪。他说，如果一个知识分子只强调你的民族文化，他觉得有点可疑，背后很有可能是有某种政治炒作。
注：BBC中文网将在周二（1月5日）发表对高行健采访的文字材料以及视频。
中国货轮“德新海”号及25名船员，被索马里海盗劫持整整70天，终于在12月28日获释。索马里海盗是在收到中方交付的400万美元赎金之后，才释放人质的，这一情节，得到众多国际媒体及海盗本身的证实。
但中共官方发布消息，竟只字不提400万美元赎金，只用“经多方努力， 25名中国船员和‘德新海’轮安全获救”的字句，予以搪塞，意在蒙蔽国内民众。
中共于2008年底派出远洋舰队，前往索马里海域，专门为中国商船护航。当时，中共大幅宣传，高调渲染“大国崛起”的军事实力。然而，当去年10月19日，装载煤炭的大型货轮“德新海”号，在由南非开往印度的途中，遭到索马里海盗劫持之时，中共舰队仅仅假装做了一个追击动作，随即就放弃。同一天，中共喉舌就放风说：“武力营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暗示只能以赎金换人换船。
果然，经两个多月讨价还价，最后，中共向索马里海盗交纳400万美元巨资，才换得人船获释。赔了大本，当了冤大头，中共媒体仍然拼凑出这样的文字报道：“25名中国船员和‘德新海’轮安全获释，目前正处于我海军护航编队保护之下。”
灰头土脸之余，还要为那个纸老虎一般的“海军护航编队”，涂抹光彩。自我打气，自我安慰，并以此继续愚弄国内老百姓。鲁迅笔下的阿Q嘴脸，活灵活现。
人质获释之际，中共舆论，依然重复货轮遇劫之初的调门，突出报道索马里海盗如何强大，绘声绘色地描述其装备如何“现代化”。似乎，号称强大的共军，竟还未强大到索马里海盗的程度；自吹“现代化”的共军，还没有“现代化”到索马里海盗的水平。难以置信，历经三十年经济增长，二十年军费暴涨，中共军队还没有实现现代化，索马里海盗倒已经完成现代化？
中共宣传，与其说是自挫威风、自堕志气，不如说是遍找借口、自找台阶下。为了淡化交付赎金的动作，中共宣称“一切为了人质的安全”，船上那25条人命，中共真的那般重视？果如此，对待四川大地震中，葬身豆腐渣校舍的一万多名花季少年、独生子女如何？对待毒奶粉丑闻中，成千上万受害婴儿如何？为何竟将那些肝肠寸断的家长们，拒斥于法院门外，甚至监控、关押？
满清海军（北洋水师），号称“世界第四，亚洲第一”，竟败于相对弱小的日本海军。中共海军，号称“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竟败于散兵游勇的索马里海盗。满清北洋水师，有军力，却败在精神萎靡、士气不振；中共远洋舰队，有实力，却败在没有灵魂、缺乏志气。
就在去年4月，一艘美国货轮遭到索马里海盗劫持，为了保护全体船员，美国船长挺身而出，甘于独当人质；美方海豹突击队赶到，与劫持美国船长的4名海盗对峙；美军大展身手，当场击毙其中3名，活捉其中1名。对照美国海军的神勇，中共海军，堪称“脓包”。
2009年的中共，以“强硬”二字闻名于世，对内，完全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血腥镇压合理请愿的新疆维吾尔人，悍然重判主张和解的《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对外，以“和平分裂”指控马英九，暗示仍将“武力犯台”；以强硬姿态，对待到访的美国总统，拒绝后者所有善意劝言；在气候大会上，逞强耍横，抵制减排目标，拒绝国际核查，甚至耍弄、出卖第三世界。
空前强硬的中共集团，却在索马里海盗面前服软，令外界傻眼。中共以巨额赎金换取人质之际，温家宝才刚刚撂出一句大话：“中国不会屈服于任何外部压力”。难道，索马里海盗，就不是外部势力？来自索马里海盗的压力，就不是外部压力？
结论是，中共不会屈服于讲理的外部压力（诸如美国），只会屈服于不讲理的外部压力（诸如索马里海盗）；将这一行为模式，推理于内部，依然成立。温和、讲理如刘晓波和《零八宪章》，从中共那里得到的回应，是重刑加害；或许，只有激进、乃至暴力抗争，才能让中共正眼相看。
25名中国船员刚刚获释，3天后，新年1月1日，又有一艘印尼货轮遇劫，24名人质里，又包括5名中国船员。中共的软弱无能，等于姑息纵容，让索马里海盗更形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