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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发起者刘晓波被判刑十一年之后，各界对中国政府的谴责声不断，民间也继续自发行动。北京学者崔卫平在微博客空间推特上发表各学者对刘晓波被判刑看法；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表示对刘晓波被判监「深表遗憾」，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29日讯）在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女士为首的执政联盟领导人相继批评中国当局重判刘晓波以后，德国最大在野党——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今天下午发表新闻公告，以《中国的法治依然遥远》为题，谴责中国领导人在圣诞节重判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和处决英国公民阿克毛·沙伊克激起世界公愤，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该新闻公告全文翻译如下：

“在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被判罪和英国的阿克毛·沙伊克遭处决之际，德国社民党国会党团人权发言人克里斯托夫·施特雷塞尔说明如下：

“这些天，中国领导人再次印证了国内外批评：以无视人权和生命来确保自身的权力和“严打”战略的实行。国外的批评已经被作为干涉中国内政遭阻击。

“中国政府希望在圣诞节期间逃避对民权活动家刘晓波审判的国际关注，并没有实现——相反，对要求民主、法治和人权的《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的11年重刑，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公愤。

“同时，社民党国会党团呼吁的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位除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做’什么的人。作为《零八宪章》超过一万签署者的代表人物，刘晓波现在受到非常严酷的惩罚，这显然是为了使他作为一个例子。

“多年‘德中法治对话’的指导已经使中国司法制度有了明显进步。在例如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类政治案件中，面向问题的对话并无影响力。颠覆宣传的指控，两小时庭审的简短，对程序观察员甚至被告妻子的排斥，已将所谓法治引向荒谬的诉讼程序。中国政府已经造成了它正想要避免的一切：对刘晓波的主张和命运的高层次国际关注，民间抗议，以及它自己丢面子。

“此外，中国由于处决英国国民阿克毛·沙伊克而处于批评之中，所有的请愿都无效。世界上没有国家比中国处决更多的人，在判处死刑的68项罪行中，有很多都不是暴力犯罪 ，包括目前这个案子。

“德国社民党将继续为刘晓波及其他被拘异议人士和人权捍卫者，为在中国废除死刑而努力，呼吁联邦政府同样尽力而为。”

另据报道，德国汉堡市的一位社民党议员提议汉堡市停止同上海的姊妹城市关系, 直到刘晓波获释时才可恢复，汉堡议会将于下周议决此提议。

著名作家刘晓波先生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和现荣誉会长，于去年世界人权日六十周年前夕的12月8日深夜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并抄家,此后被“监视居住”于不明之处长达六个半月之久，于今年6月23日正式逮捕，12月11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2月23日开庭审判, 两天后被宣判有期徒刑11年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刘晓波自认无罪并表示要上诉。自刘晓波被拘捕一年多来，欧盟和德国政府及在野党多次表示关注和抗议。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著名异见作家刘晓波12月25号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中国公民维权网日前透露了刘晓波被判刑的“罪证”之一 – 六篇文章的题目。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书指控，刘晓波从2005年起在“观察” 、“英国广播公司中文网”等多个境外网站发表六篇文章，指责中国的独裁政权、煽动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这六篇文章包括：《中共的独裁爱国主义》、《难道中国人只配接受党内民主》、《通过改变社会来改变政权》、《多面的中共独裁》、《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化的负面效应》和《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

华盛顿劳改基金会执行主任、“观察”网站负责人吴弘达先生告诉本台记者，判决书上六篇文章中的前三篇是在“观察”网站上首发的。吴弘达先生说，这些年刘晓波先后在“观察”网站上发表过近4百篇文章，中国政府这次专门挑出其中的三篇文章来对其治罪，实在不可理喻。吴弘达先生表示，刘晓波的文章长于理性分析，而不是感情宣泄，根本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无关，在他看来，中国政府重判刘晓波的真正原因还是因为他起草了“零八宪章”。

“《零八宪章》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文献。刘晓波说‘我的言论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言论自由’，但中国政府说：‘你没有这个自由，你是煽动颠覆’。刘晓波是明摆着就对这种所谓自由进行一种挑战。”

北京青年作家、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阿丁对中国政府重判刘晓波感到非常气愤，阿丁告诉本台记者，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因为发表异议文章而遭受牢狱之灾。

“我的感觉是一种垂死挣扎吧。任何一个独裁者也不可能甘心放弃它的立场。独裁者有个共性，它很虚弱的时候反倒它都会做出貌似很强硬的事情来。”

在12月23号刘晓波一案开庭当天，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律师因为在法院外声援刘晓波，一度都被有关当局押上警车。滕彪律师表示自己读过很多刘晓波的文章，在他看来，刘晓波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冷静客观，颇具洞察力和建设性。

“当局肯定认为他非常激进。但是在我看来他的主张，他的观点，包括对社会现象的分析都是很深刻，具有洞察力的。”

滕彪律师说，中国政府重判刘晓波是为了对中国的异议人士起到一种震慑作用。但是，滕彪律师强调，这显然是一种徒劳，虽然中国的民主之路非常曲折，但是，民众追求民主自由的愿望却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其他民间自主力量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醒，开始投入到争取自由，维护权利的这样一种社会运动当中去。”

吴弘达先生最后告诉本台记者， 2010年2月底前，美中双方要在华盛顿举行“美中人权对话”。吴弘达先生说，美国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措施，迫使中国政府改善目前中国的人权状况。

“第一点中美人权对话在二月份应该停下来；第二点，我们应该看到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是错误的。你有没有在法西斯做过投资？你有没有在苏联共产党政权那边投资？如果美国冷战时期是对的，那么，今天你对中国的政策是错的。”

据报道，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马克?托纳(Mark Toner)日前就刘晓波被判刑一事发表声明，称迫害以和平方式表述政治见解违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

岁末，各国欢度圣诞节，而就在当日，北京，中共当局悍然判处中国著名作家、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长达11年徒刑。（同日，中共当局还宣布，维持对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郭泉10年重刑的原判。）判决公布后，中共受到国际社会的严词谴责。

中共当局加诸刘晓波的罪名，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稍具常识者，都难以置信，这样一位手无寸铁、仅拥有一支秃笔的白面书生，如何就能颠覆“政权”？中南海似乎健忘，中共本身，才是“颠覆国家政权”的重犯。

民国时期，未经任何合法程序，中共集团即非法成立；其后，该集团通过聚啸山林、勾结外寇、武装叛乱等血污手段，不惜数千万人头落地，最终颠覆举世承认的中国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中共犯罪集团，恶迹昭昭，铁证如山。如今，却大刺刺地，居然倒过来，将“颠覆国家政权罪”，扣在一介白面书生头上，似为自我讽刺，又似为黑色幽默。

刘晓波获罪，乃是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去年底公开的这份宪章，无非主张在中国推行民主宪政，回归人权价值，保护私有财产，姿态谦卑，语调温和，论述理性，充满劝导色彩，恳切希望中共当局与对立各方，放下恩怨，实现和解，共建民主中国，融入文明世界。

《零八宪章》，其内容与表述，是如此温和，处处善意，乃至于，无法获得激进民主派支持，甚至遭到后者误解与批评，指责该宪章是给当权者“找台阶下”，为独裁者“留后路”。

人们以为，如此温和而充满和解色彩的宣言，中共当权者应该有所触动；即便不为所动，也不至于动手抓人，遑论重刑加害。毕竟，几十年来，各种宣言、呼吁书、签名信，俯拾皆是，不过言论而已，何曾对中共政权构成实质威胁？

重判刘晓波的背后，是中南海的强硬路线。臂如一个黑社会团伙，以欺压和勒索良民为能事，其中的成员，必然目露凶光，各展劫杀之技，方能在该团伙获取地位。胡江缠斗，团派与太子党的恶斗，围绕“第五代”权位的你争我夺，使中共党内的主流路线日趋强硬。中共新旧官僚，置身这等险恶的政治环境，只有各恃强硬，比凶斗狠，才能在党内站稳脚跟。

从这一角度观察，刘晓波不幸成为中共强硬路线的祭品。中南海的凶相，也是故意要展示给国际社会，尤其西方国家。俨然宣告：中共已然崛起，强大无比，从此无畏西方的人权压力，无需再与西方展开“人质外交”。关起门来，折腾自己的国民，随心所欲，喜怒由己。

曾在去年被中共花言巧语或以利相诱而骗到北京、出席北京奥运开幕式、期待中国将“改变”的八十国首脑，今年滋味如何？主张对中共予以投资和扶持、指望与中共对话、期待市场经济会带给中国民主政治的西方国家，莫不正一一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既然连小小的缅甸军政府，都胆敢长期软禁该国民主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跻身世界列强的中共，三度监禁异议作家刘晓波，又何惧之有？所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共而言，不过是家常便饭。

最温和的呼声，换来的，竟是最严厉的惩罚。不折不扣的权力傲慢，凛然不可冒犯。然而，这傲慢之下，却流露几分虚弱与恐惧，这个武装到牙齿、强大得不可一世的政权，居然恐惧一介书生，必欲监禁其人，隔绝其声，才能换来些许安全感，才能稍觉安枕。

重判刘晓波，扑灭《零八宪章》，等于堵死和解之路。中共的潜台词，明白无误：老子不认什么温和不温和，休想跟老子谈和解！老子有的是实力，老子只认得枪和炮！有本事，就去闹革命！

这是对改良的蔑视，这是对革命的召唤。轻视反对派革命的勇气和能力，另一种权力傲慢。的确，以今日之势，中共有的是傲慢的本钱。然而，挟军事和经济硬实力，却背离普世价值，缺乏政治正确，这样的体制，究竟能够持续多久？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今日之强硬，必为明日之衰弱，这是历史的辩证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到那时，到“强弩之末”，再回首历史上的今天，或许才能体认一句名言：“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尽管视角和立场各不相同，我相信多数中国知识分子都会同意这样一个判断：2009标志著一个大时代的结束，而这也就意味著2010将成为中国从新出发的起点。对这一时代转换最有戏剧性的隐喻，就是六十周年大庆方阵在最后时刻的调整。虽然无人敢阻止胡锦涛无耻地安排一个簇拥自己巨幅画像的方阵，他却不得不在后面增加一个“毛泽东思想方阵”。而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革命的像征。这样一个方阵也许意味著胡锦涛无法阻挡又一个革命时代的到来。

21世纪的中国必然会迎来又一个革命时代吗？基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血腥记忆，我和许多人一样，极不情愿得出肯定的答案。但中国的现实，包括上周中共对刘晓波的无耻审判，却让我不得不更倾向于相信，一切有责任感的中国人，必须对一个新的革命时代到来作准备。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论革命》一书中指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既非必然，也不是能够被煽动起来的，而是向民治民享社会转型中发生了政治权威的全面流失和崩塌。她还指出，以“自由立国”，也就是以宪政为目标的现代革命，并不一定就能带来自由，发生革命的国家反而可能比没有革命的国家更不自由。

为什么20世纪已经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暴烈革命的中国，21世纪又难免要发生革命呢？这恰恰是因为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宪政立国的使命，反而摧毁了支持自由以及支持任何稳定政治结构的文化传统，甚至摧毁了支撑文明的“生态底座”。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王立雄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当前中国失去了文化结构与生态底座，社会唯系于政权整合，政权如立足流沙，没有多重整合机制支撑的稳固基础，离灾难只一步之遥”。

21世纪中国若果真出现大动乱，胡锦涛应负最直接的历史责任。邓小平固然难辞其咎，因为他的六四镇压导致政治改革彻底流产，但毕竟他在八十多岁的高龄，为挽救改革作了最后的挣扎。江泽民纵容贪腐，罪孽深重，但他执行了邓小平坚持对外开放的遗嘱，为中国的内部变革赢得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正因如此，胡锦涛自己也承认，当他上台的时候，中国有一个“战略机遇期”。但胡锦涛把这个“战略机遇期”完全糟蹋了。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已经清楚地提示胡温，提升9亿农民的基本权利，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但胡温避重就轻，畏难取巧，不顾巨大的社会和环境代价，疯狂追求建立在农民工血汗工资基础之上的外向型增长，加剧了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失衡。更严重的是，这一轮高速增长，彻底撕裂了中国社会，不仅加深了城乡户口的身份鸿沟，而且把巨额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铸就了一个极不公平而又难以调整的利益格局。

尽管如此，胡温仍执迷不悟，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决策中，再次向权贵和投机资本输送利益来刺激经济，以至2009年中国资产泡沫再起，民怨沸腾。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能看到，胡温当政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中国社会向民治民享转型的困难，中国正加速朝著社会秩序全面瓦解的方向滑坠。知名学者孙立平最近已公开提出“重建社会”的口号。

正是在空前巨大的内外压力下，胡温终于决定，从2010年开始实行有助消除农民身份歧视的重大改革。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允许农民工携带社会保险跨省迁徙，这一改革连同户口管制的放松，意味著当局不得不允许农民凭借劳动来获得市民身份，而此前，多数农民工在城里被榨干血汗后，只能回乡种地。这些迟来的改革如同开启一道蓄水已久的大坝，会全面冲击多年来二元化的城乡治理，在中国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这场社会革命能避免一场政治革命吗？我以为不能。正如王立雄所指出的，中共已经不可能主动改革政治，因此它的政治权威只会被这场社会革命进一步消解，从而诱发政治革命。

对所有关心中国命运的人来说，真正的问题是，21世纪的中国革命会不会重蹈上世纪的覆辙，造成巨大的灾难却达不到“自由立国”的目的？从中国精英对历史和上一次革命反思的深度来看，现在还很难做出乐观的判断。

刘晓波于2009年圣诞节被判处11年徒刑。他的罪行是参与起草了《08宪章》，在国门外发表了批评党国的文字。消息传来，世界惊愕。刘晓波于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发表当天即被中国警方关押，直至 2009年年底才开庭审理。此案开审前夕，外界已普遍预计刘晓波将会被判重刑，以起杀一儆百的作用。然而，刘晓波被重判消息公布之后，仍然震惊了全世界。

也许是因为中国近几年的形象外交效用还未完全消失，也许因为此前欧美均明确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要求，也许因为刘晓波业已成为中国目前最享盛誉的政治反对派，也许因为刘晓波虽有犀利的分析评论文字，但政治主张温和，坚持非暴力等等，使得世界舆论仍然对中国政府的判决心存幻想，仍然企望中国政府会作出较为合理的决定，会从中国更为长远的利益算计，会对本为一介书生的刘晓波网开一面。

然而，面对中共铁的宣判，所有这些善良的想法都落空了，所有这些幻想均破灭了！所有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推论全破产了。人们不得不推翻所有这些先入为主、似是而非的道理和逻辑，以新的眼光、新的视角检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追问这些变化究竟会将中国带入何方？这些变化究竟会对世界带来何种后果？

奥运成功：对世界发号施令的通行证？

大概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对外实行所谓“微笑外交”，提出“和谐世界”、“双赢互利”、“伙伴关系”、“南南合作”、“国际关系民主化”等各种诱人的外交口号，企图防范迅速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助长潮涨潮落的“中国威胁论”。然而，这样一种以打造“软实力”而顺利实现“和平崛起”的地缘战略却似乎由于北京奥运的成功举行而嘎然终止。奥运的举行似乎既是中国成功进入世界中心的标志，又是中国开始转换角色，对世界发号施令的通行证。

为了惩治法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中方单方面取消中欧峰会；为了避开进入国际社会必须的责任与核查，中国在哥本哈根对世界说不。与此同时，世界超强美国新总统奥巴马低调访华，避谈人权，强调中国在新世纪世界的中心位置；习近平访问日本，破例获得日本天皇会见，凸显出中国地位的今非昔比。一时，中国腰缠万贯，气冲斗牛之象横空出世。而正是在这时，负有沉重历史罪错而又有求于中国的西方强权居然敢于提出释放刘晓波的要求。这岂不是既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预，也是企图重温他们过去的殖民主义历史吗？对于这种在错误的时间作出的错误要求理所当然被中国政府拒绝，也就不在话下了。

然而，即使上述分析可以解释中国为何不给西方面子，拒绝释放或者轻判刘晓波，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政府为何选择于圣诞节时宣判刘晓波。今天的中国已经足够强大，所谓明人不做暗事，并不需要避开媒体的视线，为什么还会有如此下策？同时，更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强大的中国，为何容不得一个手无寸铁的刘晓波？如此铁桶一般的江山，空前的军力，成倍增长的警力，为何就不能面对一个理性平和的一纸《08宪章》？

使寒冬恐惧的小草

刘晓波本是一名布衣书生，同众多的帝国良民一样，可以任人拘捕、闭门审讯、强势宣判。他是如此的文弱，国门内无地安身，无处表达；法庭上，他无权辩白，无权发声。他不过是一株温和的先行报春的小草，要求的仅仅是赖以扎根的土壤和赖以呼吸的空气。他的全部罪过，乃是不屑强权，坚持表达，不屈思想。然而，这株小草又不同凡响。由于平凡，所以它绝不孤寂；由于温和，所以无敌；由于先行，所以前途无量。小草没有掀翻巨石的力量，但却有冲破寒冬的志向。当冰雪融化、大地回春之时，那时乃是小草的世界。这也许就是寒冬恐惧小草的原因。

极权时代的主轴是暴力与思想的较量；后极权时代，则是利益与良心的争夺。后极权的到来，意味着思想胜出。良心压倒利益，则预示着后极权的消亡。《08宪章》所代表的正是中国的良心，人类的普世良心。而也正是因此，扑灭良心的火焰，乃是极权生死存亡之要害。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零八宪章》的公布是2008年民主运动取得的标志性成果。它概括了宪政民主的主要要求，规划了未来社会的基本架构，目标清晰，结构合理，这对今后的奋斗犹如一面旗帜飘扬，鼓舞人心的作用是显然的。虽非完美无缺，若干不足之处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使之更加准确，但总算可以全局在胸，一目了然。

宪章指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12字表述明确地与当前“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威权体制”相对立。宪章认为，“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这应该是宪章的总主旨。由此而衍发宪章的19项基本主张，这些主张都是为了改变“威权体制”、为了代替“威权体制”而言。改变它，代替它，表明两者是不能并存、不能两立的。试举以下数例申述这种不能并存、不能两立的性质：

――“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这是宪章的基本要求之一，我以为应该是宪章最重要的要求。“一党垄断执政”就是“一党专制”，凭借这一特权，中共得以霸占和垄断统治权，维护“党天下”局面。这种特权是中共的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它借以施展活动的生命力所在。这一特权有如中共颈上挂一块“通灵宝玉”，是它的命根，对中共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取消这种特权的要求等于要它放弃自己的核心利益，放弃自己的生命活力，必然遭到它断然拒绝，除非它被逼得走投无路，面临崩溃。中共坚持拥有这种特权，必然排斥和拒绝实质性民主、自由、平等、共和的实现，公民成为国家主人也就成为空话，现代文明也就无望可及，就是说，中共这一特权与宪政民主的要求是绝然对立的，不可调和的。尽管宪章明确指出，在宪政民主条件下，中共不再具有“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后，仍然享有“政党活动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权力，但是，这样的前景显然不足以换取中共持有特权的巨大利益。矛盾的对抗性就是这样明摆着。

――“实现军队国家化”。这是要求取消中共专制权力的军事暴力基础。中共以武装割据和争杀血战夺得天下，以武装镇压和秘密警察治理国家。党军制证明，这个专制政党与军事暴力是不可分的，两者互为存在条件。而“军队国家化”，必然要求军队只能为保卫国防、制止侵略而存在，不能充当对内镇压、屠杀人民的工具；必然要求军人效忠民主宪法，不能效忠一党专制；必然要求中共取消中央军委、取消军队政委制、中共从军队退出，军人在政治上严守中立；必然在立法上严格控制军队活动，防止军队干政。这些措施会使中共专制失去军事暴力的支撑。没有军事暴力，就不会有“三支两军”的举措，祸国殃民的“文革”就难以为害下去；没有军事暴力，就难以应对八九年百万人示威游行的民主运动，就无法下令六四大屠杀。概言之，没有军事暴力，中共的专制统治难以存在下去。因此，它的核心利益与“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是绝然对立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对抗性又是明摆着的。

――“以大智慧探索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可能途径和制度设计，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宪章的这一要求有很大通融性。这里的“探索”，表示可以有多种途径和设计方案供研究，为“各民族共同繁荣”供献多方面的智慧，“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则是最佳期望。瞻望世界，各国政体或采用单一制，由中央统辖地方，或采用复合制，鼓励非集权，提倡地方自治。经过数百年磨合，世界上已经约有1／2的领土实行联邦制。横垮欧亚的俄罗斯、雄踞北美的美利坚实行联邦制，小国瑞士、马来西亚也实行联邦制。这些国家有全国性宪法和法律，有最高立法和行政机构，中央统管国防与外交，有的还设宪法法院，解决中央与各邦涉及根本法的矛盾。在此前提下，各邦实行高度自治，有自己的宪法、法律，由自己的立法和行政机构管理邦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事务。中央的统一与地方的自治如此结合，可以防止单一集权的弊端、发挥地方集体的潜力。联邦制无疑为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为中央政权与港澳关系的规范、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和谐相处、为西藏与新疆与中央政权紧张状态的较正，提供了良好思路。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无奈，中共的思维惯性是：它拥有自命的“领导权”，它是老大，它必须指挥一切。台湾必须向中央臣服，港澳必须由中央左右，各少数民族政权必须由汉族党员掌握，西藏、新疆的民族自决权必须取缔。这样的权力独霸思想自然与联邦制构思水火不容。对抗性矛盾在这里也是明摆着的。

――“为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士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在此基础上寻求社会和解。”这项要求给中共当权派出了一道大难题，难度不下于要求“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试问，因“政治迫害”而惨遭虐杀和强迫自禁的无辜者该有多少？因“政治迫害”而强迫劳改、妻离子散的无辜者又有多少？这是一本孽债！因中共暴政而惨死的，比如土改时屠杀地主（许多并不是地主）、强迫征粮而饿死农民，又是一本孽债！这个党的掌权者是从不认输的，明知错了也拒不认错，对“反右”、“六四”的态度就是明显例证。因为认错等于否定已有的“政绩”，对搞错的一一认错等于否定中共存在的必要性，它怎么会做这样的全盘自我否定呢？权力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拒绝认错、拒绝认罪，也就拒绝悔过、拒绝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给予国家赔偿”。可见，要求赔偿与拒绝赔偿，这也是对抗性矛盾。看来，只有强迫这个党宣布结束自己的统治，同时，民主政权对其制造“政治迫害”罪行的首恶者依法进行审判，予以申讨或惩处，才能“在此基础上寻求政治和解”。

仅从宪章上述4项要求看，没有一项与官方的威权理念和威权体制是可以调和、可以融通的。彼此形成的矛盾只能通过相互较量，依实力对比关系，进行争斗加以解决。不管这种较量是通过街头对抗形式还是通过和平谈判形式进行，实质都是或者我战胜你，或者你战胜我，二者只能存一。简言之，中共代表专制一方，宪章的要求代表民主一方，专制与民主的矛盾只能最终以相互取代的方式解决。

中共官方很清楚这一矛盾的性质。宪章的信息才露，尚未公布，它就立即传唤了刘晓波和张祖桦两位主持人，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准备审判刘晓波，镇压之意立显。它还立即向体制内公职人员传达中央认定：宪章“是六四分子所为”，它的公布“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对重点签署者，由公安人员出面详察签署过程和动机，并进行恫吓。2009年初中共中央下达二号文件，重申“反西化，反分化”决心，要求“严防海外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全面渗透”，西方价值观、三权分立、多党制、NGO等都在扫荡之列。吴邦国、贾庆林出面批判“普世价值”、“多党制”，宣扬一党专权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政治协商制”。数十名官方学者跟着在主要纸媒上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地声讨民主、自由、多党、普选等的普世价值。中宣部则组织撰写向广大群众宣讲的“六个为什么”，要求集中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禁止指导思想多元化、禁止三权分立、禁止多党制等等。意识形态上的重炮猛轰和机枪扫射，意在压制《零八宪章》愈益广泛的传播和影响。当局如此费尽心机地应对，说明宪章的6项基本理念和19项基本要求的确击中威权体制要害，一党专制与暴力治国在理念上被摧毁，统治阶层恨与怕的反应十分显目。

对宪章的公布及签署活动，中南海动员了一切可以围堵的力量，包括命令安全部门与公安部门在大城市主要是在首都布置严密的监控系统，将可能出现异态之处堵实、堵死。花费巨额投资安排的互联网监视机制，对异言、异动实施昼夜密查，有选择地将视为危害较大者予以收捕，用“煽动颠覆”或径直“颠覆”国家政权的名义进行惩处。对大学学子实施软硬兼顾的两手策略。以未来工作岗位为诱饵拉拢大学生入党，以名目繁多的补贴名义对大学生进行经济收买。同时，将公安派出所延伸到大学校园，与学校政治处密切配合，收集各班师生信息。派出所在学生中发展“信息员”，对教师授课内容和学生动态实行监控，对“信息员”实行有偿奖励。发现学生有聚会、游行意图予以分化、瓦解，群起绝食也就无从谈起。在放假的敏感日期，曾经实行由下而上的逐层签约制，保证不出现“越轨”行为。这就是落实胡锦涛提出的“打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的体现。

也许，当局把《零八宪章》的存在及其影响看得过于严重了。其实，它的全部理念和要求都是平和的、理性的，对现实的存在能够肯定的都予以充分评价。它愿意争取“社会和解”。它呼吁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加它倡导的“公民运动”，它准备以“公民运动”形式推动宪章的实现。它热切期盼，参加“公民运动”的朝野人士“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和梦想。”这样的“公民运动”是和平的和理性的运动，是争取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的运动，是广泛吸纳社会各层面智慧的运动，也是从中遴选出千百万各层级群众领袖的运动。当然，真正形成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是不容易的，要克服众多的艰难险阻，横过众多的激流峻岭，对此也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

2009.12.21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零八宪章》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普世价值的高度概括，是中国未来社会架构的粗线条蓝图。《零八宪章》本身没有太多新奇之处。但是，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片古老的特定的土地上，《零八宪章》的问世却有着非常特殊的历史义意和现实意义。说它有非常特殊的意义，是因为它诞生在中国历史上最紧迫最关键的非常时期，是因为它的概括性框架能够得到国内外有志之士的广泛认同。

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敢于公开用行动表示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和追求已经超过了30年。在此期间，为这个光荣梦想献身的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前赴后继，苦苦地支撑着奋争的局面。但是，直至今日，无论是海外，还是在国内坚持奋争的勇士们，大都处在各自为阵，孤军奋战的层面上。即使有的地区和有的群体之间有联系有互助，但是，这种联系和互助却松散和脆弱得不堪一击。正是这个世人皆知的原因，使得30年来反反复复的奋斗至今没有取得显著进展，也没有形成卓有成效的中坚力量。

山头林立，派系纷繁不能说是一件好事，但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一件坏事。纵观历史，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社会制度和平转轨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这种群雄并举，豪杰辈出的混乱局面。东欧国家在制度转轨时，一夜之间竞出现成千上万个政党。中国今天面临的局势，以及当局中顽固派施行的强硬政策，无形中促成和助长了这种群龙无首，主流难立的尴尬态势。然而，平心而论，中国民运当前存在的这种态势虽然不值得称道，却也无可指责。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敢于公开站出来为自由民主呐喊，甚至采取相应的行动应该是件令人十分欣慰的事情。所以，本人认为，敢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敢于表明对现存制度持否定态度的人，无论他们采用什么形势，无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甚至，无论他们是否有着政治野心和个人目的，他们的行为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们的矛头都直指专制政体，他们的目的都希望能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的局面终究成不了大气候。日新月异的世界潮流，中国政局失控的危机感不允许中国的觉醒者再这样无所作为地拖延时间了。人们希望看到现状有新的突破。至今仍然艰难奋争在各条战线上的仁人志士渴望看到一个能够被各个层面、各行各业、及至所有觉醒者普遍认同，普遍接受并自觉遵循的目的明确，旗帜鲜明的标志高举在民运路途中的最前方。如同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队都必须拥有一个标志醒目的队徽一样，球队的队徽代表的是一个整体。在这个荣誉的标志框架下，任何一个队员都可以在比赛中尽力发挥个人潜能，但是，优秀的球员都懂得，个人的高超球艺必须在全队的整体配合下才能充分显示出来。没有必胜信念的球队不是好球队，同时，没有整体观念的球队赢不了球，赢球才是球队的最高目标。

中国民运目前的最高目标是政党合法化。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所有献身民主运动的仁人志士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个人的人格力量和整体配合都非常重要，可以说，要完成改造社会制度的浩大工程，个人潜能和整体配合两者缺一不可。这就是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国内外所有的派别和山头都应该把力量集中到一个有广泛代表性，有强大感召力的标志性的框架中来。我认为，零八宪章就是这样一个有广泛代表性有强大感召力的标志性框架。它的包容量和宽泛性既能让所有认同普世价值的各种政党，各类派别，乃至各利益集团有发挥自身潜能的操作余地，又能将所有立志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合理制度的志士们将关注点集中到一起来。

也许，有人会说，民主的理念不强求众人的观点统一，更不允许用一个人的思想代替和压制其它人的思想。这种说法非常正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事物都必须遵循它自身的自然发展规律。没有球场和球门，足球比赛就不成其为足球比赛，没有双方队员都认可的比赛规则，没有裁判员，足球比赛就不可能正常进行。同样的道理，民主制度也有它的规范和规则。就目前的中国民运来说，没有一个既定的能容纳各类派别的操作空间，宽泛性框架，没有一个各界精英广泛认同的相对有约束力的游戏规则，要实现政党合法化的目标是十分困难的。

值得大家注意的是，零八宪章公诸于世后，立即引起当局的恐慌和仇视，因为零八宪章击中了当局的要害部位。零八宪章不仅否定了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合法性，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局顽固维护的是一个“抽离了普世价值和基本政治架构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当局对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和审判，正好说明零八宪章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和感召力。

因此，我呼吁所有觉醒的中国人立即团结起来，用现实的眼光，以博大的胸怀，尽快认同零八宪章，并把维护零八宪章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当作自己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只有这样，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有可能取得新的进展。

零八宪章目前的威力和影响已经大大超过文章自身的能量，它正在成为前所未有的人人能掌握能够自如应用的超强思想武器。它正在迅速地深入人心，所以，当局必定会不遗余力地大打出手。可以预见，当局为了将零八宪章消灭在萌芽状态，为了极力抵毁它在人民心中的深远影响，必定会采取非常手段。尤其是当局中的顽固派，他们甚至会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赤裸裸地对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支持者进行残酷镇压。因此，国内外的民运人士必须密切关注当局的一举一动，必须时刻关注刘晓波先生的处境和命运。

我——一个79年就站出来公开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中国人，庄严宣布，我赞同零八宪章、我已经在《零八宪章》上慎重地签上了我卢勇祥的名字，“我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并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贵州自由撰稿人
卢勇祥

2009-12-24

六月下旬到七月上中旬，工作组和校党团组织联手整学生搞得如火如荼。学生中间么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也就是后来毛指控刘少奇“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就我的亲身经历，当时除了参与领导小组的学生干部在工作组的出谋划策下，踌躇满志地要彻底、干净地揪出一切牛鬼蛇神之外，普通学生，或者束手待毙、引颈就戮，听人宰割；或者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的立场问题和错误思想，接受组织的审查，以求过关；或者紧跟领导小组，积极实现领导小组的意图，对被揪出来的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使自己经受党团组织的考验，求得政治上的进步；还有一些人，怀疑自己就是被揪斗的对象，于是做出极其革命的姿态，高调揭发即出卖自己的朋友同学，要用人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同是一班同学，一边是惶惶不可终日，一边是摩拳擦掌，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这里需要补充几句。开始整学生以后，六月份被横扫的牛鬼蛇神以及几乎所有的老教师并没有因此翻身。他们继续受到批斗，而且他们被勒令打扫厕所，打扫楼道、马路。美其名曰改造思想，等待运动后期作组织处理。教师的尊严和人格就是这样一落千丈，肆意地被践踏、被蹂躏。

大约是七月二十号前后，给我贴的第二份大字报出榜了，不过没有贴到校园里，而是降格贴在教学楼的走廊里。内容是针对我说过的什么话（已无法回忆），反正大意与“今天天气哈哈哈”差不多，然而然而大字报的作者却一口咬定，这证明我对现实严重不满。以现在看，二者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然而革命时代自革命的逻辑，既然“什么藤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反动阶级嘴里的任何话都是放毒，这叫阶级分析。因为我出身反动阶级，所以我的一切言论都是反动的。那一天明明下雨了嘛！所以“今天天气哈哈哈”就是对社会主义制度严重不满。谁敢说如此下结论是蛮不讲理？那就砸烂他的狗头。就此小小一例，证明文革时代人们如何中邪似地不可理喻。

我被揪出来了，会不会要批斗我？让我站在教室中间，垂手低头，周围挤满同班同学，愤怒地对着我举拳头呼口号，喝令我交代反动思想。如果走到那一步，我应该怎么办？我不寒而栗。我甚至想到哈姆雷特的话：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然而我得承认，我不是高贵者，我是卑微者。假如真的发生那样的事，我恐怕像大多数被揪出来的人一样，逆来顺受，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赖活。不知什么时候起，“威武不能屈”“宁可玉碎不求瓦全”被毛的阶级斗争手段整成滑稽可笑的小丑的呓语了。因为你面对的不是昏君或奸臣，而是被毛思想武装起来的群众，他们不直接让你死，而至尽情地折磨你的灵魂，放肆地侮辱你的尊严和人格，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后再消灭你的肉体；而且还要让你的家人从此成为万劫不复的社会贱民，永远蒙受欺压和羞辱。

想到自己以后的命运，被揪出来的我时而愁肠百结，时而浑浑噩噩，以至于没有发觉形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次被贴大字报以后，再没有我的大字报了。也再没有别的学生被揪出来。再后来，给学生贴的大字报陆陆续续不见踪影了。再再后来，我又莫名其妙地可以参加学习会和讨论会了，甚至在领导小组的虎视眈眈之下，跟在积极分子后面屁颠屁颠的跑，“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没有谁告诉我我被整错了，也没有谁说以后不再算我的帐了，我也不敢问。

原来正在第三批右派学生将揪未揪之际，整个形势风云突变，变得扑朔迷离，进而令人眼花缭乱。

七月中下旬起，歌颂毛的歌曲越来越密集，越来越震耳欲聋。毛畅游长江的消息，以特大喜讯向全国发布，它在所有的报纸上占据头条通栏大标题，照片占整版。我心里疑惑，不就是一次游泳么？整这么大动静？又马上意识到自己确实是反动，居然没有感觉到毛畅游长江是全世界人民最大的幸福！

报纸广播和所有宣传机器开口闭口是毛语录，后来又升级为最高指示。怪腔怪调的语录歌一再播放，不厌其烦地播放，终于使老百姓不得不承认，语录歌听起来优美悦耳动听。莎士比亚曾经诅咒金钱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的变成尊贵的，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其实何止金子？被垄断的媒体全天候的轰炸式的宣传，也能改变事物的面貌，使丑陋变为美好。

而且每天电台播放领袖的最高指示之前，一定要放送庄严雄壮肃穆神圣的《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音乐，把气氛制造的浓浓的，就像天神在空中巡幸一般。

七月下旬江青陈伯达康生忽然频频发表公开讲话，批评工作组，反对整学生。果不其然，揪批反动学生的事不了了之。我还不知道内部有指示，处理右派学生是暂停，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反正挨整的学生都如逢大赦，戏剧性地回到革命的怀抱，又可以开会和游行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发表公开讲话让我们收听。我心里疑惑，这江青凭什么资格和中央领导人平起平坐？她那“革命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的腔调我很反感。马上觉得自己如此想是大逆不道，因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是那么响亮！

很快的，我觉得江青不那么令人感到别扭了。因为她说，毛是反对整学生的。然后我又听到一系列的信息：毛提倡怀疑一切，毛还说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毛甚至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大民主！啊！我爱听。

一切的变化源于下述背景：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二十五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这一宣布把所有的人都搞糊涂了。二十九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于是乎，被揪出来的学生，不算数了。在当年我的笔记本上记载着：八月二日，我获准参加全系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誓师大会，我高呼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们永远跟着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灯塔！”接着宣誓：“在今天庄严的大会上，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党宣誓，我永远忠实于毛泽东思想！干一辈子革命！学一辈子毛着！改造一辈子思想！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我从修正主义边缘上拉回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脚印，是一条多么危险的道路！是毛主席的声音惊醒了我，我一定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革命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个战无不胜的强大武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向一切牛鬼蛇神开火！向自己头脑里顽固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开火！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我的头脑里高高飘扬！在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旗帜引导下，前进！请党考验我。”

几十年后我再看这样的话，不禁汗颜，不忍卒读！是狂热？是做戏？我问过几个同学，但是他们都回忆不起当时的场景，我也是。我们都患上了失忆症。若非白纸黑字记着，我真以为是我发昏的谵语。

很快从北京传来消息：出现了一种红卫兵，好似天兵天将，要把旧世界砸得稀巴烂，让帝修反牛鬼蛇神闻风丧胆。北京红卫兵的“三论”相继传到兰州，那就是《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6月24日），《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4日），《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7月27日）。随之，报刊电台亮出了毛和红卫兵的非凡关系。红卫兵当初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是中学生自发组织的？还是毛和他的亲党背后操纵炮制的？我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根据我所获知的资讯推断，红卫兵是北京的高级革命干部子弟自发组织的，开始恐怕仅仅是，他们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自己父辈的特权地位即将发生危机，所以本能地要显示优越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便成了他们的标志性口号。因此应该说，这批干部子弟当时处在盲目和焦虑状态中。是毛亲自为他们明确了宣泄心中无名邪火的方向。

北京的红卫兵发起运动，他们抄家、打人，胡作非为。但是，八月一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而毛的最新指示“他号召革命小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成了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并发动总攻的理论。此后不久，毛泽东更是亲自接见红卫兵，他并戴上了”红卫兵“红卫兵一下子成为文革舞台上的主角了。

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五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图穷匕见，矛头直指刘少奇。八日，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十六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至今我仍能清楚地记得六六年八月八日，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我淋着雨水屏息凝神地听中央人民电台广播的重要文章比如所谓《九评》的播音员以无比庄严的声音宣读八届十一届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其中宣布此前的文革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文革的重点是整走资派，不是整学生，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我闻讯狂喜，我意识到我彻底的被解放了。我在大雨中手舞足蹈。啊！是伟大领袖救了我，我感恩戴德！过了几天，班级给我们被打成右派的学生平反，党员积极分子向我公开道歉，我竟然是如此回应：我当众大骂这些被当枪使的同学“我不感谢你们这些混蛋，我感谢毛主席！”然后我歇斯底里地高喊“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多少年过去之后，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很难理解自己怎么是那样的德行，我感到很难为情。

难怪很多人不愿意回忆往事，难怪有些人要求在自己死以后再公布自己的回忆录，因为不论是挨整的还是整人的，当时真是丑态百出。太丢人显眼了！中国人好面子，“丑事人人有，不露是高手”，人有隐私权，这自然无可非议。然而事关文革这样需要我们整个民族认真反思的历史，不回忆则罢，回忆就需真实。我赞成肖斯塔科维奇的话：“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眼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情——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我把往事和盘托出，并非是因为我厚颜无耻，而是源于我对谎言和健忘的深恶痛绝，源于我对真实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偏执。在今天这个“权钱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生活本身似乎已无足轻重”的社会里，我知道我的回忆会使一些人不舒服，他们看到我自爆丑陋一定会很开心，但是我还是要硬着头皮回忆。

那几天，对我而言，真算得上是激情燃烧的日子。我福至心灵，茅塞顿开：原来毛反对整学生！毛指示说把斗争矛头指向学生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可见毛和那些领导人完全不同。我暗暗思忖，毛老人家肯定是一直想建立一个民主平等的社会，可是党内的人却搞官僚主义，所以老人家龙颜震怒，他痛恨官僚制度，憎恶专制压迫，他号召我们青年革命造反，实行大民主，实行巴黎公社普选的原则，这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毛要通过文革纠正官僚社会，实现民主。我要紧跟毛主席大干文化革命。

但是我对我的判断有没有把握。因为毛说的大民主，前面还有个帽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这令人忐忑不安，半信半疑。而且这个人迷信，无论如何都是可怕的。回想文革开始以来，混乱的信息难以理清头绪。我竭力说服自己相信：毛是要通过文革建立民主新社会。我竭力说服自己：对牛鬼蛇神的暴力乃是群众运动的非主流现象，破四旧只是过火了，善良无辜的人遭受冤枉只是暂时的。中国的问题不采取非常手段，就无法拨乱反正。毛的文革就是为推倒官僚社会建设民主社会的非常手段。只要大方向正确，其他任何问题都是枝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怕砸碎坛坛罐罐。毛号召我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多么豪迈！多么令我们青年学生热血沸腾！

我努力迫使自己相信我愿意相信的，也迫使自己忘记我不愿意相信的。我对文革产生错觉。

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事情接踵而至。自一九四九年以后，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阶级敌人规规矩矩，知识分子俯首帖耳，人民群众悄然无声，全心全意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党的领导一竿子插到底，整个社会被组织得井井有条，社会各个角落被管理得如同铁板一块，中央有号召，地方和基层立刻贯彻，群众立刻行动，几亿人组织纪律性之强为数千年所未曾见。结果到六六年毛一发动文革，各级组织机构颓然失效，世界全乱套了。全国人民直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行动，也就是说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