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我在“人性论”三个字上加了引号，是为了表示这个提法和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有所不同。
西方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作为以人为本体而展开的哲学体系，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没有人可以给它作什么判决，带上什么帽子，不存在平反摘帽问题。
我这里说的“人性论”，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它并不是什么哲学体系，也没有试图去解释历史。它只是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一个观点：认为人是有人性的，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性。就是这么一个观点，被毛泽东判定为“人性论”，带上“抽象人性论”的帽子，宣布为“小资产阶级”思想。
从此，“人性”便成了有害而危险的东西，致使人们“谈人性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谁要是不小心和“人性”占了边，那就非遭殃不可，甚至要搭上身家性命。这当然成了一个案子，而且至今没有平反。
毛泽东对“人性论”的判决，源出于1942年5月他所做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批判“人性论”，是这个讲话的重要内容，可以说是整个讲话的灵魂所在。他提出的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以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和观点问题，都以此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他批判了“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人性等等。”（1）
这个讲话对当时和其后中国的文艺工作的影响，以及今天应该怎样看待它，这些不是我所要评论的。我要说的，是它对“人性论”的批判。为“人性论”平反摘帽，不能不从这个源头说起。
究竟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究竟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毛泽东不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但他又不想承担否定人性的恶名，于是就求助于诡辩。先肯定有“人性这种东西”。接着就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2）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他就用这种手法，绕了一个圈，把刚刚肯定的“人性这种东西”给否定了。
多年来，人们一直把毛泽东这段话，当作人性问题上的经典之论，奉为圭臬，批判人性论，没有不加引用的。实际上，这段话除了表明他在人性问题上极左的 “阶级论”，即绝对化了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而外，没有说出任何道理。逻辑上的混乱，简直可与“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3）相媲美。论战手法也不甚光明正大，处处不离诡辩。
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是根本错误的。人性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有“具体的人性”，也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既有“带阶级性的人性”，也有“超阶级的人性”。和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人性也是个别和一般的统一、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
人性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大而言之，包含三个层次，即个别、特殊和一般。单个人所具有的人性，是人性的个别，即真正“具体的人性”。具体的人性，内含两个层次的“抽象的人性”。从一定社会群体如阶级、民族等等层面上加以抽象，可以得到“带阶级性的人性”、“带民族性的人性”和带其他特定社会群体特点的人性；这是人性的特殊性。从“人”这个族类的层面加以抽象，可以得到超越人的一切具体规定的共同的人性，这是人性的普遍性，或人性的一般。
毛泽东断言“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但他既没有弄清楚什么是“具体的人性”，也没有弄清楚什么是“抽象的人性”。他认为“带阶级性的人性”，是“具体的人性”。其实“带阶级的人性”和“超阶级的人性”一样，都是抽象的，只是抽象的层次不同。真正“具体的人性”，是单个人的人性，即人性的个别或人性的个性。对此，他一个字都没有说到，可见，具体的个人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另一方面，“超阶级的人性”，即人性的普遍性或人性的一般，尽管是抽象的，却和“带阶级性的人性”一样，是实实在在地存于“具体的人性”之内的。毛泽东借口它是抽象的，就否定它的存在。可见，他对“抽象”在科学上的意义，不甚了了。在他那里，只有“阶级”和“阶级性”是实在的和重要的，活生生的个人和普遍的人性，都是不存在和不重要的。
讲人性，真正的意义，在于确认每一个人和整个人类都有人性”。只有确认这一点，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把人当人，才能理解和构建人与人之间合乎人性的关系。无视人性的个别性，否定人性的普遍性，等于否定人性，不把人当人，主张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奉行野蛮的“丛林原则”。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动辄把人往死里整，哪怕是亲密战友，同生共死的患难之交，也决不手软，就是野蛮的“丛林原则”的表现。
按理，毛泽东不该犯这样的错误。“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这个道理他不仅说过，而且写过书的。但是，为了否定人性，为了用“阶级性”取代人性，他不得不背叛自己，迫使自己辩证的头脑，去作形而上学的思考：一方面拿“带阶级性的人性”冒充“具体的人性”，否定人性的个别；另一方面，又用“带阶级性的人性”否定“抽象的人性”，否定人性的一般。这就是说，他在个别和一般两个逻辑环节上都错了。
从“需要”看人性的共性和个性
人性的一般和个别或共性和个性，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考察。这里，我们仅从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上，来考察一下人性的共性和个性。无论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还是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要是人，就有这五种需要，皇上是这样，乞丐也是这样。这是人性的一般性，人性的共性。但是，这些需要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即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对满足与否和满足程度的自我评价，则是具体的，皇上和乞丐大不相同。这是人性的个别，人性的个性。
以安全的需要为例。住在深宫大院，有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护着，皇上还未必感到安全，而乞丐只要有一个挡风避雨的栖身之所，就会有安全感。又比如尊重的需要。对于皇上来说，不给他下跪，不山呼万岁，他就觉得不够尊重，就要治你的罪。而对于乞丐来说，只要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并施以小小的援手，他就觉得受到了尊重，至少不会觉得受了屈辱。之所以有如此区别，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分不开。乞丐不具备皇上的条件，他的想法，他的需要，自然不可能和皇上一样。这既是人性的具体性，又是人性的社会性。
说到人性的社会性，那也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的社会性，人性的社会性。毛泽东只把“阶级性”当作人性的社会性予以肯定，是很片面的。别的且不说，人类的存在，至少已经有500－700万年的历史，阶级才存在几天？而且根据他所服膺的理论，阶级终究是要消灭的，但人类还将存在下去，从而人的一切社会性也将存在下去。怎么可以把人的社会性、人性的社会性，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呢？
三个匪夷所思的提法
为了进一步用他的“阶级论”和“人性论”相对立，毛泽东又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这三句话，看起来很雄辩，其实三个提法都不能成立。首先，说某某“阶级”的“人性”，是概念上的混乱，甚至语法也要提出抗议：这叫形容词和名词错位。任何阶级，无产阶级也好，地主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作为“阶级”，都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不是阶级之为阶级的本性，因此只能说这些阶级的人有人性，而不能说这些“阶级”有人性。
其次，谈人性，把“地主”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说什么“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也毫无道理。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阶级，作为剥削阶级，不排除它们有某些共同的阶级性，但决无所谓无共同的“人性”。而且，这个说法，明显地和自己所说的“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相矛盾。毛泽东急于用他的“阶级论”把“无产阶级人性”同“地主阶级人性”、“资产阶级人性”对立起来，无意间竟把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一锅煮了。结果走向反面，把“阶级论”变成了“超阶级论”。
第三．同样匪夷所思的是，他还造了个“人民大众的人性”。“什么是人民大众呢？”他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即“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4）这就是说，“人民大众”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而是由三个不同阶级构成的政治联盟。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群体，怎么会有共同的“人性”呢？说我们主张“人民大众的人性”，和说“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一样，等于说我们主张“超阶级的人性”。一会儿说“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一会儿又“主张”超阶级的人性。他一再地自相矛盾，自己居然没有任何感觉，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曾经被视为经典的毛泽东对“人性论”的批判，就是这样。这里除了否定人性这一点是清楚的，其他都是一笔糊涂账。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说明否定一个真理比肯定一个谬误困难得多。强词夺理，终究要露出破绽，不能自圆其说。就是这么一笔糊涂账，竟让我们顶礼膜拜了六、七十年，岂不哀哉？
“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
毛泽东如此不顾一切地否定人性，批判“人性论”，和他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分不开。当然，也和那时候莫斯科操纵的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文化思想路线分不开，更和本人否定人性的实践分不开。这里我们只从理论的角度作些追溯。
马克思主义在人性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在理想的层面，也就是在它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它主张自由和人性。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几年前，英国曾经把马克思评为世界十大杰出人物之一，入选的理由，就是他对人类怀有崇高的人文关怀。在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上，也就是在革命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它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主张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和剥夺。至于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向左的蜕化形态，理想的成分极少，暴力和专政极度膨胀，阶级斗争笼罩一切，根本没有自由和人性存在的余地。
待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是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传到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曾彦修先生认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毛泽东手里，列宁主义的左倾蜕化又大进一步，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已经荡然无存，充满人道精神的奋斗目标，被实现目标的途经和手段所代替，途径和手段本身成了目标，剩下的只有阶级斗争、暴力和专政。在他那里，自由和人性，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个理想和实践之间的矛盾，我曾经做过一个粗俗的比喻：它是要“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没有走多远，就拖死一大片。我们曾经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波尔布特的兵营式社会主义，以及我们不便指名道姓的其他社会主义，在引领人们走向“理想境界”的过程中，在,建设“新世界”的时候，不就是这样的吗？
毛泽东发表这篇讲话之后，主张自由和人性的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最典型的，是年轻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他因为在1942年3月，分两次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表达了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表示不满，就被打成“托派”。第二年被逮捕，关押4年之后，1947年在撤离延安的路上，被用大刀片（为了节省子弹）砍下头颅，时年41岁。一个鲜活的充满人性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王实味是毛泽东确立话语霸权以后，为自由和人性殉难的第一人，但决不是最后一人。
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这曾经是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它的一切理论、方针、政策，都以此为基础。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抹上负面的阶级色彩，或负面的政治色彩，就再不被当人对待，就要受到非人的待遇。一搞政治运动，就会发生无数骇人听闻的侮辱人、虐待人、折磨人、摧残人，以至无端致人死命，还要牵连家属子女、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这样残酷的事情。从意识形态角度看，根子就在只认阶级，不认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一个执政党，一个国家政权，如果连人性都否定了，那么，凭借手中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
“以民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现在，明目张胆地否定人性的言论已经不多。但是，几十年来对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批判的流毒并未肃清，对这种蛮横无理的批判，还没有做过认真的清理，因而这种声音至今没有绝响。
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这本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可是官方理论家们在解释的时候，却还是拼命地和“抽象人性论”划清界限，还在使劲地批判所谓“西方的人本主义”，认为它“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远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服务的。”（5）
多少熟悉一点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聊无新意。就算批得都对，总也不该抹煞“西方的人本主义”肯定人性、把人当人看的合理性吧？再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就不能 “为无产阶级服务”吗？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也曾长时期地被认为是 “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现在也不写进了我们的宪法？虽然遵守不遵守是另外一回事，写进去了，毕竟表示原则上是承认了。而最重要的是，这个 “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的人本主义”，对我们这个东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发生过多大影响；今天我们倡导“以人为本”时候，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它，不是无的放矢吗？难道“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西方的人本主义”，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否定人性、不把人当人的极左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吗？倡导“以人为本”，不去发掘和继承有关的思想资源，反而去糟蹋这些资源；不去清理自家门里的垃圾，反而继续把它们当宝贝捧着。这算是什么“宣传思想路线”，什么“舆论导向”？
既然决意和“抽象人性论”划清界限，那么，把“以人为本”的“人”，用“民”即“人民”来偷换，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呢？“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6）
我很奇怪，这些理论家该不会不知道“人”和“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吧，怎么连一句过渡的话都没有，就径直从“人”蹦到“民”上去了呢？如果“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那何不直截了当地说“以民为本”？如果“以人为本”的要义，“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那它还有资格成为新一代领导人新的治国方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吗？这样的意思，“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人民服务”、“第三代领导核心”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早就说过了吗？
把“人”改为“民”，一字之差，面目全非。人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主体。“民”只是人在政治上的一种角色，一种身份。他一方面与“官”相对待，一方面与“敌”相对立；而“官”是“民”的领导，自然也属“民”的范畴。这样一来，在他们的思维框架里，人便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身份，或者人民，或者敌人，除此而外，再不是别的什么。这种“不是人民就是敌人”的二元对立，其实正是以往几十年所遵循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那时候，特别是文革期间，不是“革命人民”，就是“阶级敌人”。如果谁不幸被归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资（走资派）、臭（老九）”的行列，那么不管你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士兵、将军、元帅，甚至国家主席，都再不被当人对待。这样的历史，殷鉴不远，难道都忘记了吗？
提出“以人为本”，从治国理念上说，最根本的，就是要彻底打破原来那种思维定势，把人从“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使他回归到大写的“人”。承认人有多重身份，多种角色，从而真正把人当人，做事情想问题，都以人的利益为重，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样的思路，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相一致。果真照此办理，就可以省去许多血腥的争斗，不折腾或少折腾，避免或减少国家民族的痛苦和灾难。可是，经这些理论家一解释，一切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可见，为 “人性论”平反摘帽，肃清批判“人性论”的遗毒，至今仍然是一项需要认真对待的任务。
“抽象”在科学上的意义
把承认人有人性的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予以否定，是受了上面所说的“阶级论”的误导，不承认人除了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外，还是而且首先是“人”这个族类的成员；不承认各种社会身份，其中包括阶级身份和政治身份，都是从人这个实体派生出来的。如果承认这一点，承认人都是人，都有人之为人的本性，那就不应该把这样的观点贬称之为“抽象人性论”。
这就好比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一样，除非不承认鸡犬豕、马牛羊、老虎狮子大象是动物；不承认萝卜白菜、花草树木是植物；不承认动物、植物是生物。如果承认它们是动物、植物、生物，那就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这样来贬称它们。可是，长期以来，恰恰就是这样来贬称“人性论”。不摘掉“抽象”这顶帽子，“人性论”不可能名正言顺。
在科学上，“抽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抽象，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没有抽象，就不能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和交流。因此，凡是科学，形式上都是抽象的，人性论也是这样，但内容并不抽象。只有单纯的感觉和绝对的个体，不需要抽象，也无法抽象，因而也不能言说。这是黑格尔老人早就说清楚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到“酸甜苦辣”，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叫酸、什么叫甜、什么叫苦、什么叫辣？它们是单纯的感觉，无法抽象，所以也不能言说，只能靠相同的体验互相沟通。凡是科学的东西，都离不开抽象。抽象既是科学形态，又是科学方法。
一概否定抽象，无批判地把它当贬义词使用，认为抽象的东西都不能成立，这是对科学的一种误解。试想一下，如果人性和“人性论”因为“抽象”而不能成立，那么其他一切科学概念，例如数学上“数”的概念特别是“0”概念，物理学上“力”的概念，生物学上遗传和变异的概念，等等，不也是抽象的，因而也不能成立吗？进一步说，哲学上那些概念，包括所谓“唯物论”、“唯心论”，等等，岂不是更抽象，更不能成立吗？就说“阶级性”吧，毛泽东以为“阶级”和“阶级性”是具体的，其实，正如上面所说，它们也是抽象的。
人有人性，物有物性，这在耶稣纪年之前，哲学家们就指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真理。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物性论》。他用朴素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对人性、物性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探讨了灵魂和肉体，研究了山川大地，向人们证明，“自然用事物的始基（原子）创造一切，用它们来繁殖和养育一切，而当一件东西终于被颠覆的时候，她又使它分解为这些始基。”（7）这就是用思维的力量，对万事万物进行抽象得出的结论。他讲的这些道理，今天看来，尽管比较朴素，但他毫不含糊地肯定人性、物性，比现今那些根本否定人性的人，要高明许多。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批判》。那里简直把费尔巴哈批得一无是处，凡是他说到“人”和“人性”的地方，我都大批特批。那时候，对外正在批判赫鲁晓夫的 “现代修正主义”，对内理论界笼罩在一派极左思潮的毒雾之中。人性论、人道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我无批判地接受这一切，把它作为自己写作费尔巴哈的指导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可怕，而且对不起这位在上帝面前勇敢地恢复了“人”的权威的哲学家。他还说过一句名言：“我是一点也不排斥人性的东西的人。”（8）有这样的思想，很了不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以哲学为职志的人，怎么可以连人性都不承认？真是罪过。今天，我提出为“人性论”平反摘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我自己的反省和检讨。
极左的“阶级论”已经走下神坛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思想家想用人性去说明社会，解释历史，那当然是过于简单化了。历史是不能单单用人性去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性论作为一种哲学体系，当然不是没有可以批判的地方。但是，决不能否定人性。人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离开人性，历史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哪一个没有人性？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为善为恶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如何选择的，有各种因素，其中就有人性这个因素。人类自从跨进文明的门槛以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外，最终都被归结为两个东西：或者“上帝”，或者人。上帝有神性，人有人性。而上帝和神性，其实都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心灵的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属人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表现。抹煞和否定人性的历史，一定是血腥的历史；抹煞和否定人性的笔底的历史，一定是伪造的历史。这类历史，我们不仅听说过，而且亲身经历过，许多人还为之牺牲了性命。但愿今后的历史，能够和人性同行；写出来的历史，多一分真实，少一分虚伪。
同时，作为个人，我们不管做事还是想问题，首先都要想到自己是人，然后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角色。就像通常所说的，先做人再做事；做不好人，也做不好事。当年有一位人称“左王”的大名鼎鼎的人物，动辄就教训人说，“共产党员不管在哪儿，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个党员。”共产党员当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是共产党员也是人，首先应该想到自己是人。如果把人的观念、人的意识抛在脑后了，是不是“共产党员”还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些手握权柄的共产党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挪用公款，转移黑金，包养二奶，出境赌博，勾结黑帮，为非作歹，丧尽天良。这当然是玷污共产党员称号的，但首先是违背做人的基本道德，违反人性的。人们在痛斥这些败类的时候，常常愤怒地质问他们：“你还是人吗？还有点人性没有？”可见，什么是第一位的，人们心中都有数。但愿我们的官员、党员，能和人性同在，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人性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立面。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几个世纪的欧洲，主要的对立面是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人性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上帝和君王的的抗争。我们国家，在古代，孔孟诸子，也有不少人性论思想。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并夺取政权以后，人性论的对立面，主要是上面所说的“阶级论”。毛泽东是这个“阶级论”的最高权威和首席发言人，他言必称“阶级”。“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9）这就是他的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阶级斗争史观”。他之所以那样蛮横地反对“人性论”，从理论上看，根子就在这个“阶级斗争史观”。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30多年的变化，中国的情况已经大变。毛泽东的这个血淋淋的历史观，已经随他本人一起走下神坛，现在连主流话语中也很少提到它。作为“人性论”的主要对立面，给“人性论”戴上“抽象人性论”帽子的这个最后根据，已经失去往日的权威，不再能禁锢人们的头脑。这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们思想解放的结果。
因此，我认为，现在该是为“人性论”平反摘帽的时候了。实际上，已经晚了，让那些因“人性论”而获罪致死的人，在九泉之下等得太久了。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9页
（2）同上，第827页
（3）《公孙龙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3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低812页
（5）《科学发展观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6）同上，第18页
（7）卢克莱修《物性论》，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页
（8）《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73页
（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24页
2009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