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题材与文学创作的互动
—-2007年第七届欧华作协年会专题演讲内容
（这书承载了二十一世纪开始后，我个人的部份书写内容。以彼此不连贯的五个篇章，分别记述阿富汗与以色列两个国家，原本就不是计划之内的工作；写作某一篇的当时也并不知道其他的文字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形态出现；读者若能按着书里的排列次序逐一展阅，应该可以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对这两个国家有更系统性的了解。然而，时事是以多变面貌往前推移的历史，这书里的内容自然属於早已逝去的旧闻，如果今日写来，可能又有不同的切入点与观察心得。也因此，读者若以评是非、论道德的心态阅读，恐怕会经验到不必要的失望。我选择以文学手法书写时事，是一种企图提供大部份对国际关系缺乏兴趣的台湾人，能有一不同方式接触岛外事务的举措；而以这篇演讲内容做为本书的序文应该是恰当的，因为它解释了另一种文字组合的特殊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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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我们来到布拉格的两个礼拜前，副会长朱文辉先生嘱我在会中谈谈自己的，也或许是较少人有的写作经验。他所给的题目是“新闻题材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接到消息时，第一个感觉是，惊讶於朱副会长怎么会要我谈这个题目；第二个感觉是，很谢谢朱先生注意到这个在书写上，把新闻和文学结合的较特殊情况.
新闻与文学写作的不同
新闻写作和文学写作，乍看之下，互为矛盾。新闻书写讲求精、简、准，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字数，写出最多的讯息：也就是讲求时效、客观、理性、正确反映现况；记者必须保持冷静，与事件本身保持距离，严禁在事件上充当编剧、导演（这在台湾特别兴盛，路透社也有），而误导群众、影响舆论，甚至左右政策。也因此，在新闻领域里，从文字进入内容时，必须十分小心，读者应该具备某种程度的知识与常识，才能判断所读到消息的可信度。文学则是主观、感性的，是情感先行、营造气氛，在如真似幻当中幽然浮显所要传递的讯息。文学要求作者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必须先感动自己，写出来的文字才能感动别人；必须能将读者带入一个事件本身，让读者有如亲身经历，与真实或编造的人物出生入死、同欣同泣。所以，在文学领域，以文字进入内容是准备接受一场伟大、一场不平凡，也正是读者所需要的、所期待的。新闻与文学在处理同一事件时，其角度、重点往往大相迳庭。以战争为例，记者报导事情发生的原因、过程与结果（死亡数字似乎也很重要）。文学虽然也免不了对这些有所指涉，牵连的层面却更加宽广，重要的是处理事件期间与之后的家破人亡、颠沛流离、心灵创伤以及对后世的正面与负面影响。
根据上述粗略划分，新闻是理性、客观，文学是感性而主观的。不论新闻或文学，既然都是以文字表达与传输，文字的制造者就是讯息能否成功传达的关键了。
记者的类别
先谈新闻的传播人，记者。记者有两种，一种是“背包记者”，去到现场，直接接触、观察并做客观反映。依媒体性质的不同，有时摄影记者与文字记者同行（平面媒体），有些也录制声音（收音机）或实况转播影像（电视）。这些人往往生活颠倒，三餐不定，有时在枪林弹雨里穿梭，有时必须与屍体为伍。採访暴动时，有经验的，知道何时避开危险.这种现场或背包记者，容易被绑架或招来杀身之祸。
三月份以来闹得风风雨雨的BBC记者Allan Johnston被巴勒斯坦民兵绑架勒索的事件，算是较受到关注的一例。瑞士德语区一名周刊记者在哥伦比亚和政府军同行，目的是扫荡毒品贩子的制造基地。他们所要去的“加工厂”得到密报，人员逃走，军队只能焚烧炼制古柯碱的器具。有时他们必须走一整天，不吃、不喝、不休息，却毫无所获.另外有一组文字和摄影记者，他们已有了塔里班的“行动手册”，想更进一步从塔里班内部报导，却在喀布尔南方沙漠地带遭塔里班绑架，证件、手錶、现金、摄影器材全被收刮，被命下跪，双手反绑，差点死得不明不白。
背包记者的现场採访，往往可以经验到与一般主流报导不同的真实层面。有个例子：丹麦漫画事件所引发穆斯林激烈抗议时，有个荷兰记者在巴基斯坦参加“打倒西方”的示威，他混在群众里，一个激动的穆斯林不小心踩到他的脚时，却立刻说sorry、sorry.试想，在一个反西方的游行队伍，不但允许西方人参加，更向西方人道歉！我们可以问的是，这些人到底是真反西方，还是被徵召去抗争？有时候，群众真正的心态，必须在现场才能清楚知道。
另种是“书桌记者”。他们较像是做学问的学者，搜集资料、分析、研判并对时事加以评论。“背包记者”与“书桌记者”两者相依共存，缺一不可。“书桌记者”根据“背包记者”的资料，做成档案，充实评论；也可依自己的判断，请“背包记者”在现场加以证实。瑞士的新苏黎世日报就有如此的配套；驻外记者的现场报导刊登在头版时，在同一天的国际版内，就有和头条新闻相关的评论员做分析；如此一来，读者便可以对该事件有更清楚的认识.而持久性的新闻题材，由於要处理的事件范围庞大複杂，更需要增加历史学家或国际有关单位、机构的资讯，才能掌握得了，才能避免见树不见林的尴尬与错误.
我如何面对两种对立的书写形态却又融合为一
由於我本身对时事有极大的兴趣，不得不去留意每天发生在各地的事情，也尽可能让自己暴露在新闻领域里；另一方面又对文学无法忘情、不能割舍。或许就在理性、感性这两种力量相互撞击拉扯，却又牢牢缠绕、捆绑在我内心的结果，就产生了一种难以定位的写作体裁；既不是时评，也不是感怀，更与游记无关.虽然是散文、小说形式的呈现，读者却又可以立刻察觉内容是新闻事件的延伸。
拿新闻题材以文学手法来写，往往会被认为是报导文学.报导文学里的人、事、物都必须是真实的，是种对事件的特定撷取，作者也有其特定的立场；也就是，如果写作者判定某件事情是对是错，他下笔的方向就会依照判断去寻找支持的理由或论据。比方，对台湾草虾养殖造成地层下陷，以及拆船业者苛刻工作人员做出批判；或表扬某个外籍神职人员数十年默默为地方做出贡献，所写就的，较感性而诉诸人心的文字，即是报导文学.
可是文学创作就真假难分了。我不是写报导文学，而是以新闻做为文学的题材。我常常在别人问“你写些什么？”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只要一提出“以文学手法处理新闻事件”，提问者立刻想成是报导文学，在这种情况下，我真是百口莫辩.
文学必须创造人物、对话，注意到结构、佈局、语言，也就是气氛营造。作者所要呈现的“调性”，有如作曲者，究竟要以G小调还是F大调写曲子，究竟是以Andante（缓慢）、Allegro（活泼），还是以Prestissimo（快速）来表现主题与变奏，下笔前心理上都必须事先有底。文学是虚拟造假、是去芜存菁（除非有意描述桌旁地上的垃圾桶，否则通常只写花瓶里的花或看花的心境），是把不需要的枝节去掉，专注在所要呈现的事物上，甚至加以美化。其实“美化”也不一定正确，以文学的另一种形式–电影而言，有些编剧、导演不再拘泥於传统的表现手法。比如严肃的送葬队伍，通常导演会要求拉长镜头，取景白云或飞鸟，再配以忧伤的音乐。然而也可以有故意制造的“境外”笑料：在送葬队伍旁让两个人赶着猪，猪只不听使唤地在队伍里乱窜.送葬人一脸忧戚，观众却让猪只逗笑不已。文学写作者一定有他的立场以及要达成的目标，成功的文学写作可以轻易地煽动读者的情绪、操纵读者的观点.以这个角度来看，透过我的书写方法来看新闻事件的本身，是危险的。
我的写作方法
前面提过：在文学领域，从文字进入内容是伟大的；在新闻领域，从文字进入内容却必须格外小心。我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文字的伟大，避免文字的陷阱。所以，除了运用上述文学写作的方法之外，我必须尊重讯息本身，不能造假，即使新闻评论的内容和我的意见相左，也必须据实呈现；当然我也可以选择不呈现，因为我既非写新闻，亦非写评论，然而只要是选择后的呈现，都不可造假。在一种看似自由，却有所限制的情况下要达成既定的目标，我只能在技术层面下手。
现在就以曾经写过的一篇“我爱宾拉登”为例。我让一位在吉达国际机场咖啡厅等机的阿拉伯女人代替作者说话。读者虽“读到”这女人的话语，却可“听”到和这女人对话的另一方，可是这“另一方”的话语却不呈现在读者眼前。我以这种半对话、半独白的形态交代宾拉登的生平、圣战的意义、美国与阿拉伯的关系、阿拉伯的社会现况等等。另一篇“这个台湾女人要什么？”是对於拉法叶舰弊案关系人汪传浦的书写。我曾和採访汪传浦的记者见面，得知採访的来龙去脉之后，以记者做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说明：冷战结束，法国军工体系因产量减少而危及该产业生存与员工工作不保的困境，也就在这一情况下，台湾得以突破“中共不赞同欧洲国家军售台湾”的封锁，和法国有了拉法叶舰的交易，却牵扯出高达5亿美元不法佣金以及人员被谋害事件；并带出汪传浦以哀兵姿态否认涉案的经过.还有一个例子是对本世纪初英国狂牛症的探讨。我以伦敦的pub为背景，让不同的动物开口说话，其中有：“第一届欧洲动物联合大会决定，基於人类不将我们视为可与他们相互依存的生命体看待，而把我们当成他们经济发展上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我们誓为动物格而战。”动物们在海牙郊区林子里开会后公佈宣言，并且以“四月三十一日欧盟各国国会大楼，在格林威治时间零时六十三分半同时起火燃烧，火势一发不可收拾。由於事出夜半，延误救火时机，等到大火被灭，国会大厦均已焦黑倾圮。”做为报复。另外，我还曾以四组人物对话的方式反映瑞士社会情况.这四组对话穿插出现，中间不做任何解释性的衔接，全篇只有引号里的话语.第一组人谈了五句，接着是第四组人的三句话，再来可能是第二组人的六句…我必须做到，不论对话如何被打断或不连贯，读者都不致於混淆四组，并且能快速连接正确的主题内容。
下笔前的准备工作
我不是新闻记者，所以看新闻事件的角度可能和一般记者有所不同，总认为，许多难分难解的议题必须以文化做为着手探讨的切入点.举例而言，我想了解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恩怨，查到的资料都只提到过去半个世纪的各场战争，很令我失望，我需要了解的是，引起战争的深层原因。不明白内在的纠结，再多的表面猜测，甚至加诸所谓的阴谋论也都无济於事。我要的是失火的原因，而非火上加油。所以，念头一转，改以“犹太与伊斯兰”为目标后，一个崭新的世界突然出现眼前，我自己甚至被这番新局面震慑住了！一个事件的发生必定有远因、近因，过程以及后续的影响，这么一长线拉下来，可能经过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所以我在看待某个事件时，要求自己尽量将其中的演变都包含在内，这是艰巨而庞大的工作，也是应该持续努力的方向。
虽然我不是记者，为了求真或印证，有时会争取机会去到事件的现场。媒体的特派员当然可以利用工作单位的资源，包括旅费，及讯息提供，也有摄影师同行。我一个人出访，就必须自行处理所有的细节。比如去阿富汗之前，在没有咨询、商量对象的情况下，我必须知道如何申请签证、找航线、安排食宿、当地的交通、预算、和谁见面、见面时谈什么、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等等，更多时候是要“看着办”的，而金钱的花费也不是个小数目。到了当地，看到美国的纪录片拍摄队伍，他们有一箱箱的设备，有四轮传动吉普车队，我却是独自一人，正愁着应该怎么去到喀布尔北部的山谷！碰到必须记录的人、事、物，就要忙着找出纸笔或照相机、录音机等等的，把原本两个人的工作集於一身，常有缓不济急的感慨。所以我一直想买件有几个大口袋的背心，以便能够迅速拿取这些配备。另外一件可怕的事，当然是被挟持当人质的危险.我虽是双重国籍，哪个国家愿意为我这么个小人物付出大代价，是完全不需要有任何寄望的。不过被挟持的可能性当然相当小，因为我再怎么看，都不会是“万恶不赦”的美国人。另外，女人单独行动当然比男人有更多的限制，这也是自己必须克服的难处。
我的工作比记者还忙。一般记者获得所要的讯息之后，就可以放心、放松了。我的情况不同，除了要获得讯息外，还必须发挥写作者的敏感度，因为透过细微的观察与倾听，往往可以在小枝节上有大发现.有新发现之后加以思索，又会有新问题产生，又必须想尽办法去找答案，这是个可怕的恶性循环.我在特拉维夫参加的一个记者会便是个例子。Gaydamayer原是住俄国的犹太人，他在去年夏天以色列和黎巴嫩战争中，曾免费提供大批帐篷及饮食，非常受到一般基层民众欢迎，他也不断强调自己的这一个特点.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其他人陆续走出会场时，我特别留下来观察。他跟少数人谈话和在台上面对较多人时的神情并没有明显改变。而双手插入裤袋、不动如山，一种冷眼旁观的傲慢态度，以及身旁有三名随从的派势，令人不得不怀疑他是俄国经济小寡头.后来得知，他是法国追缉的经济犯，却在以色列宣佈参选耶路撒冷市长.
新闻与文学的共同点
一开始我谈到，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相互矛盾。其实不论新闻事件或我这样的写作方式，有一个共同点，都必须建立在诚实的基础上。我听过一位瑞士老记者对过去和现在新闻呈现的比较，他说，以前考虑的是，读者“应该”知道什么，现在是考虑读者“喜欢”知道什么.投其所好的结果，不诚实的新闻太多了，我正好有两、三个小例子：在索马利亚，Reuters的记者是当地人，他的报导夸大不实，自编死亡人数，敌方的战斗直昇机被打下来，他也跟着欢呼叫好。去年的以黎战争，通讯社的新闻照片里，常在废墟前放个完整的、有鲜艳色彩的米老鼠填充玩偶，刻意以巨大的反差对比，来突显以色列的残忍。而教宗去年9月演讲引言的风暴，我偶而看到两篇攻击教宗的文章，写了电邮询问作者（一在英国，一在巴勒斯坦）是否读过演讲全文后才下笔，却得不到回音。
我的诚实是在於写作前阅读大量的资料，下笔时，在敏感的议题上避开带情绪的字眼。在写作期间，心理不断有个声音推翻、反驳自己，其实是种想像中的沙盘演练。常问自己的是，如果读者对某一点提出攻击时，必须如何回应。我在某一篇文章里表达的立场与看法，有可能因时间推移而有所改变，因为题材是当今的、是时时在变化的。另种情况是，为求文章结构与佈局的完整，必须把另一角度的看法放在另一篇文章里来谈。所以看了有关某个议题的某一篇文章而把我定位的人，可能因没有机会读到同一议题的另一面看法，而对我有所误解。这种情形较让人难以想像，有个例子可以解释：
犹太裔英国资深纪录片导演Alan Rosenthal，论及史蒂芬。史匹柏的“慕尼黑”时，批评该片有许多夸张的情节与人物，并且美化在慕尼黑奥运杀害以色列选手的巴勒斯坦人，但肯定史匹柏较早的，纳粹集体屠杀犹太人的“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判断很容易看出，Alan Rosenthal完全袒护以色列的立场，而史匹柏则是愿意牺牲一些小节，提出一个更大的道德与正义的命题.我想说的是，太早、太草率地给一个人定位是不公平且危险的。
爱因斯坦所说的“以自己的困惑去困惑别人”，比直接得到答案更加宝贵，因这保障了一种共同脑力激荡的美好。现在我刚好有个困惑，如果各位有兴趣，请帮我想想：在电影领域的历史剧情片叫docu-drama，文学界也不乏以历史事件做为书写题材的。然而像我这样的，不以历史事件，而以时事融合文学的书写体裁，应该如何称呼才适当？给各位提供一个切入点：当我个人对某些时事产生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情感时，也就是我下笔写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