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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今天（12月23日）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出庭受审。他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 。刘晓波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去年12月被捕，已被关押一年。本台就刘晓波案采访了北京独立作家余杰。

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您认为他颠覆国家政权了吗？

余杰：  我看了对他的起诉书。起诉书写他起草和组织《零八宪章》，也提到他在《观察》、《民主中国》等网站和香港一些报纸、杂志发表的一些文章中的观点。靠这样的证据就给他安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是非常荒诞的。是典型的以言论治罪。据我跟晓波多年的交往，他是个知识分子，作家，只是通过写作来表达对很多社会问题，包括政治制度的看法。而且他的文章，包括《零八宪章》在内，都是温和、理性和富有建设性的。他反对用暴力手段改变社会现状的做法和观点。所以，如果像他这样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也会被判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和《零八宪章》的签署者都应该跟他判同样的刑。

你认为当局为什么要选这个时间来审判他？

余杰：我觉得当局精心选择这个时间，恰好是在西方圣诞节的前夕。一个是，所有的人都在忙着过节 ; 第二个是，很多人和政府部门都放假了。在这样一个节点上，这样一个案件在西方媒体上不会被放在最重要的位子上，西方的政府和人权组织的关注、回应、抗议相对来说就会比平常弱一些。

很多《零八宪章》签署人，包括您在内，都希望跟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零八宪章》已有上万人签署。您认为，这个现象对中共当局意味着什么？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

余杰： 我觉得《零八宪章》是1989年以后，最近20年以来出现的一份最全面，最有深度的，对中国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历史性文件。也说明今天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一步：公共空间的发展和人民的人权意识的觉醒。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未来有一种迫切的呼吁：认为中国社会不能再这样由共产党垄断所有的权利了。仅仅是经济的增长，不能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所以这份文件才会有上万人签名。而且他跟原来的那些签名信不一样，它除了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知识分子外，我也看大量的普通工人，农民，商人，企业家，正在成长中的城市中产阶级也都在网上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签名。我觉得正是这一点，让中共感到非常恐慌。

《零八宪章》并不主张要以暴力手段推翻中共政权，而是要求逐步走上宪政，民主，自由，自由选举的现代社会模式。中共政权把刘晓波抓起来作为“应对之策”，你觉得有效吗？

余杰：我觉得这是完全没有用的。中共的初衷是把晓波先生抓起来，恐吓其他的人，杀鸡给猴看的策略，但这个策略今天完全失效了。我们看到有那么多《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公开站出来表示要跟晓波先生一起承担责任。而且我们也看到今天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人像我这样被囚禁在家里不能出门，但仍然有数百人到法庭外去声援。我们也看到在网上的黄丝带运动。无数的网友在网上发表对刘晓波的声援。可以看到，民主，自由，人权，宪政是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党派也不能够阻拦的。尽管他们有几百万军警宪特，尽管中国政府现在手头有最多的钱，比西方美欧国家都有钱，但是他们这样的统治方式，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

今天法国各大报纸都以相对较多的篇幅评论菲永总理对中国的访问，同时由于刘晓波案在今天开庭审判，所以法国的费加罗报和十字架报也对这一案情进行了报道。

代表法国右翼执政党的费加罗报将介绍菲永访华的文章放在法国政治版，将有关刘晓波的文章放在国际版，中间隔着几页，可能这样就能使读者在阅读称赞总理菲永访华成果文章的同时，不因刘晓波案而产生对中法两国政府都不利的联想。两篇文章中内容有联系的地方用注释加以说明。在有关刘晓波的文章中，插入一小豆腐块文章写道：“菲永低调，在离开北京前，法国总理表示不能无视这些年来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特别是通过发展经济而取得的人权进步。菲永也提到他对刘晓波案的关注，同时表示：法国通过培训律师的方式，帮助中国建设法治国家，这比发表一些有今天没明天的声明更有用。”

法国费加罗报和十字架报关于刘晓波的文章，介绍了可能被判15年刑期的刘晓波的经历，他因为起草《零八宪章》而在去年年底被捕。两家法国报纸都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进行了采访，刘霞告诉他们：她对刘晓波案公正审判不报任何希望，连她自己都不被允许旁听。从今年春天以来，刘霞去看守所探望时都见不到刘晓波，她每个月去给刘晓波送钱和衣服，但不被允许和他讲话和写信。每月可以见刘晓波的律师表示：刘晓波没有受到虐待，身体情况良好。

费加罗报文章写道 ：刘晓波被捕震惊了全世界，因为从捷克当年的《七七宪章》取得灵感的《零八宪章》非常注意体现中国宪法的精神，仅仅是一种要求政治民主改革的呼声。《零八宪章》的第一批签署人有300多，一年来陆陆续续的签署人已经达到一万多人。美国国会今年十月一日几乎全票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美国政府和欧盟也提出了同样要求，但都被中国断然拒绝。

十字架报文章介绍：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如“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和在八九年“六四”后在监狱里度过13年的知识分子陈子明，昨天都表示他们受到警察的警告不许前往旁听对刘晓波的审判。赵紫阳的助手鲍彤则表示：他也参与了零八宪章的签署，如果刘晓波被审判，他也应当被审判。但当局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

对于法国总理菲永访华，《巴黎人报》以“菲永对中国人小心翼翼”为题的文章开门见山地写道：法国总理府说，没有必要去和中国人讲什么人权，这个问题已经由欧盟定期地去讲了，也没有必要再因为西藏而与中国人闹得不和气。菲永总理也无意批评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作用。他昨天在北京的商界午餐会上对哥本哈根会议仅仅发表了非常温和的讲话。他说：法国还希望走的更远，但已经有了一个协议，所有签署国家都受到约束，接下来就由各个国家来采取具体措施来遵守。

十字架报今天还刊登一篇介绍台湾海峡的金门岛从昔日台湾的国防堡垒变为大陆游客云集的地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共对抗台湾海峡紧张的时期，金门岛曾经有高达十万人的国民党军队驻守。现在金门岛开放大陆人旅游，繁荣了旅游业，从今年初以来到金门岛观光的大陆人已经达到50万人。但也给当地人带来一些别的忧虑。他们说大陆人吵闹没教养、到处吐痰、不守纪律、不排队、把旅馆搞得很脏。不过十字架报采访的金门岛人认为大陆人能来接触台湾人更文明、更民主的生活方式，还不失为一件好事。除了这些小的忧虑以外，金门岛人还担心数千的大陆游客非法留下来再去台湾本土。对于马英九上台后，海峡两岸经济来往迅速发展，一些台湾人也抱悲观立场，他们担心大陆资本大量投入，会比大陆向台湾派军队还更加容易地控制台湾。他们认为必须小心，不要快变成被煮熟了青蛙时才明白过来。

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的案件周三审讯，刘晓波否认控罪。他的律师只有不到十五分钟的辩护时间，法院将于周五宣判。刘晓波因草拟08宪章被控涉嫌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事件备受海内外关注。部份08宪章的联署人发表“共责”声明，表示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刑责。

案件周三上午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审，历时约三小时。辩护律师之一丁锡奎对本台粤语组表示，司法部门禁止他们向外界透露审讯的过程，但他证实，法官已知会律师案件会于周五公开宣判。他说：就是司法局主管律师的部门，要求我们不要接受采访，但法院已经通知上午九点，公开宣判。

北京维权律师莫少平被当局以08宪章联署人之一，禁止作为案件的辩护律师，他派出另外两名律师参与。莫少平认为控方在刘晓波写的八百多篇文章中，只挑出其中六篇的三百多字，认定他是颠覆国家政权罪，并不合理。

法院只容许刘晓波两名家属进入法庭旁听，其中一人刘晓波的弟弟表示，审讯在一个很小的房间进行，只能容纳近20人，除了两名家属外，其他的人他都不认识。刘先生说，哥哥的状况尚好，只是面色看来稍为苍白。法官给他抗辩的时间很短，他否认控罪，指当局的理据并不成立。他说：脸色有点白，阳光晒得少。他抗辩大概十分钟，主要认为自己无罪，发表文章是属于言论自由，说他主张的08宪章否定宪法，我哥说他只是对宪法提出些批评，我们国家的宪法都改过几次，如果没有批评，为何要改。

刘先生又说，律师为哥哥作无罪辩护，但法官只给两名律师总共不到十五分钟的辩护时间，律师曾向法官抗议但无效。他说：公诉人念起诉书用了14分钟，法官说为了体现平等，你们这边也是14分钟，丁律师曾经提出异议指不合理，但被法官驳回，他的原话说你不要说合理不合理，这是我的法庭我说了算。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周三就被软禁在家，禁止外出。刘霞说，当局以她为控方证人，已剥夺了她旁听的权利，没想到连法院都不让她去。但律师已为她成功争取，可于周五前往法院听宣判，她希望当局不要临时反口。她说：我哪里也不能去。律师亦确定我周五能去听判，但愿这次他们不会再变挂。

就法官未能让律师有充份的辩护机会，刘霞表示并不感到惊讶，她亦预料丈夫得不到公正的审讯，但她对众多冒冷冒险前往法院声援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说：我从来不对他们会作出公平的审讯抱有幻想和希望。对于这么多人的支持，我和晓波都很欣慰，而且今天真的很冷，大家在外边等这么长时间。

08宪章已有近一万人联署。其中近600人响应较早前发表的“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声明，签名人之一的浙江网络作家昝爱宗表示，他们认为刘晓波呼吁民主改革并不构成罪行，只是应用公民应有的宪法权利，当局此举无疑是有意要杀鸡儆猴。他说：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有民主、法治，一个人在承担苦难。当局肯定是要打击认响最大的，来威吓其他人。

昝爱宗说，刘晓波被关押长达一年后，当局突然迅速审理及宣判，他相信是想借西方圣诞节假期了结事件，以减低舆论的影响，但昝爱宗认为现今互联网发达的年代，当局的如意算盘未必奏效。

有关的声明指，他们签署并赞同“零八宪章”的观念，是基于对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关注，也是按照《宪法》规定的权利，他们从不认为签署“零八宪章”有违现行任何法律。但如果刘晓波因此被起诉及被判有罪，作为参与的一份子，他们只有和刘晓波共同承担刑罚。

此外，在刘晓波被审讯前夕，美国参议员布朗巴克致函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刘晓波表达敬意和支持。他在信中说，由于中国的司法体系向党负责，刘晓波难以获得公正审判，但刘晓波和其他签署“零八宪章”的中国公民是中国民主和人权活动的真正开拓者，他们牺牲个人幸福为民主和基本人权而奋斗，他藉此表达最深切的敬意。

刘晓波于去年12月8日08宪章公布前夕，被公安带走，监视居住7个月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记者无疆界组织就周三中国当局对刘晓波的审判发表声明表示，这个被全世界维权人士、包括欧盟及美国政府共同谴责的审判是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一次侮辱。

该组织在发给本台的文稿中表示，选择在圣诞节当天宣布审判结果，显示了中国当局试图在宣判刘晓波有罪后阻止人们表达抗议之声。而这证明了中国政府缺乏起码的清醒。

记者无疆界组织表示，这是中国政府再次利用西方节日期间、国际社会的监督力量相对减弱时打压异议人士。中国的这一态度也同时显示当局惧怕刘晓波、惧怕他所代表的民主理念。

北京异议人士刘晓波一案星期三开庭。除了网络上持续涌起的声援热浪和海内外各界的支持，大批网民发起实际行动，持黄丝带前往法院声援支持，但遭到当局的阻拦或拘押。而法庭到周五继续审理，也被认为是有意在圣诞节期间降低国际舆论的关注。 

北京不顾美国，欧盟以及国际社会的谴责，于12月23号开庭审理了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刘晓波是在联署要求在中国进行民主和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而被逮捕并被控这项罪名。庭审前后北京警方加强了警戒和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美国驻华使馆表示，美方呼吁中国司法当局审理刘晓波案件时做到公正和透明。

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被控犯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12月23号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审结。海外通讯社报道说，法院将在星期五宣判。

*拒绝旁听*

法院门外，一些民众聚集声援刘晓波。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使馆代表试图入内旁听，但都被拒绝。

据报道，30多家西方国家的记者在警方指定的媒体区现场等待采访。北京第一中级法院高度戒备。媒体援引一位北京老人的说:“当年审判四人帮也没有今天这样。遍地是警察啊。”

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梅儒瑞（Gregory May）在被拒绝进入法庭后在法院外宣读声明，促请中国当局公平、公开的审判刘晓波案。

在中国有关当局宣布对刘晓波起诉的决定后，欧盟和美国都敦促中国释放知名异议作家刘晓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说，这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称，欧盟和美国对中国的有关指责”无法接受”，同时强调中国依法保障公民人权。

刘晓波是《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去年12月8日《零八宪章》发表当天被警方关押。刘晓波也是首批联署人之一。大约有300多名中国著名律师、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联名签署了《零八宪章》，要求中国政府保护人权、实行宪政民主。

*担心星火燎原*

观察家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零八宪章》显然受到冷战时期捷克斯洛伐克民权活动人士1977年向布拉格政府递交的一份要求尊重捷克宪法所保障的民主权利的请愿书的启迪，那份请愿书史称《七七宪章》。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之所以对这份内容并不算激进的《零八宪章》进行严厉的镇压，主要是担心《零八宪章》会星火燎原，导致中国发生类似前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崩溃的事件。

*极端不自信*

前中国《经济学周报》副总编高瑜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政府审判刘晓波说明自己极端的不自信。

高瑜说：“我觉得中国政权非常不自信。如果它要真自信，它就不会现在连零八宪章都要禁止而且马上要判刘晓波。这就是一种极度的不自信。”

*封锁消息*

海外媒体报道说，由于中国政府对新闻的封锁和对互联网的严厉控制，中国官方媒体从来没有报道和介绍过零八宪章的具体内容。绝大多数中国人晚间黄金时段只能观看官方控制的电视媒体播放的没有政治色彩的娱乐性电视连续剧，他们既不了解《零八宪章》的存在，也不了解其内容。

海外则不同。一年以来，已有超过一万名关心中国民主状况的海内外人士在《零八宪章》上签名。

*投案自首*

北京市民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也是中国《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之一。在刘晓波案件开庭的当天，她写信给北京市公安局，北京法院和检察院，根据《 刑事诉讼法》第84条第4款和第3款，向公安部门“投案自首”。刘荻在“自首” 书中说，如果公安部门认为刘晓波发起宪章运动是犯罪，她也同样参加了零八宪章的组织策划和运作活动，应该将她和刘晓波同案同判，而不应当选择性司法。

刘荻说，她投案自首，并非意味着认同中国司法部门对刘晓波的指控和审判是合法和正义的。相反，她认为，刘晓波等起草，组织，策划和签署《零八宪章》， 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和中国人民的福祉都是一件“奇功伟业”。刘荻表示，如果她的名字能够“忝列其中，深感荣幸和自豪”。

*骚扰和警告*

虽然中国政府没有把三百多名联署者全部逮捕和起诉，但是很多联署人受到骚扰和警告。在全国各地，很多零八宪章联署人称他们的住宅被监视，有的被国安人员请去以“喝咖啡”的形式约谈。

据报道，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以及中共前中国总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等著名持不同政见人士也都被当局告知不要去旁听审判。

刘晓波的辩护律师莫绍平由于也是《零八宪章》联署人而被北京司法当局拒绝在法庭上为刘晓波辩护。

*刘霞：无理可讲*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我们不打算上诉，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讲理的地方，并不表示我们认可这个罪名。我觉得跟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没有原则的政府，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中国的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都在各界党委的司法委员会的完全控制之下。海外媒体指出，几乎可以肯定，刘晓波将被定罪，刑期最多可达十五年。

*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中国政府审判刘晓波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

世界各地笔会等47个国际团体就北京开庭审判刘晓波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中国当局不顾国内外广泛批评起粗暴侵犯中国公民权利，反而日益挑战自由民主和人权普世价值的这一最近举动。”

*真正的开拓者*

美国国会参议院布朗巴克在刘晓波案开庭之际，致信给刘晓波妻子刘霞，向她在这个“艰难时刻”，“专此表达支持和鼓励“。布朗巴克在信中说，由于中国司法体系要对党负责，因此刘晓波江难以接受公正的审判，审判结果早已经由党提前决定。布朗巴克把刘晓波称为”中国民主和人权活动的真正开拓者。布朗巴克队刘晓波等人“牺牲个人幸福为民主和基本人权而奋斗“，表达他最深刻的敬意。

*人民网微博紧急关闭*

刘晓波案件审判期间，当局加强对新闻的控制。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12月22日下午，中国官方网站人民网开通了微博客服务，但开通后的两个小时左右即紧急关闭，官方目前还没解释关闭原因。

观察家注意到，人民日报网微博服务(TWITTER 推特服务) 中午开通后，就有大量网友注册。很多网友发布的话题是中国政府认为在政治上敏感的话题。据法广援引人民网微博系统的统计数字显示，排名第二的“热门话题”是“释放刘晓波”；此外还有：“望停止网络审查”，“让老虎（冯正虎）回家，让因言入罪的人回家”等帖子，一度被广泛转发。

有中国名推特作者发贴说：今天是刘晓波受审的日子，不义审公义，公仆审主人，独裁审良知，这真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新社会”。
 
有推友还说： 政府知道我们缺自己的曼德拉、昂山素季、马丁．路德．金，所以帮我们制造一个出来，感谢不义的政府如此善体民意。

中国网友注意到，人民网微博2009年12月22日14点06分13秒出生，于16点03分59秒关闭，享年不到两个小时。

关键词：中国，刘小波，零八宪章，政改，民主，人权，宪政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三开庭审理了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一案，据说可能在圣诞节那一天做出判决。

刘晓波的妻弟刘辉说，星期三的庭审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检察院控告他犯下“严重”罪行。刘辉说，可能在星期五做出判决。人权组织说，中国当局惯于在重大假日之前对异议人士采取行动，目的是减少人们对这个案件的注意。

当局允许刘辉进入法院旁听，但是不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和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旁听。

刘晓波在一年前呼吁彻底政治改革的08宪章就要发表之际被警方拘留。这个宪章要求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刘晓波是起草人之一。因此，中国当局对刘晓波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有300多人签署了08宪章，其中包括一些中国著名的学者。

颠覆罪这个含糊的罪名经常被用来关押异议人士，刑期一般是15年监禁。而这项罪名也是08宪章要求进行改革的内容之一。宪章要求结束以文入罪的做法。

美国和欧盟都敦促中国无罪释放刘晓波，并且派出外交官在星期三前往举行庭审的法院，但是被拒在法院之外。

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梅儒瑞（Gregory May）在法院外宣读声明，促请中国当局公平、公开的审判刘晓波案。“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并且尊重所有中国公民和平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包括支持普世承认的向政府请愿等基本自由的观点。我们呼吁法律程序公正而公开地进行，并且尊重所有中国公民的权利。”

刘晓波的好友、维权律师藤彪说，在任何一个社会，首先要保障的就是公民的言论自由。

人权组织人权观察说，刘晓波的一些支持者接到警告说，不要出席旁听庭审，也不要在网上写文章谈论庭审。

人权观察在香港的研究人员贝克林说，这个案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件。“这是一个最受国际关注的案件，外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吁。这个案件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待异议人士的典型做法。”

关键词：刘晓波，中国异议人士，开庭审理，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人权观察

出了国父纪念馆捷运站一会，便到了白先勇的住处。客厅一角挂有白崇禧将军像，另一角则是昆曲人物的模型。白先勇正在致力撰写的传记作品《仰不愧天—白崇禧将军传》，其间因热心推动昆曲之故，数度耽搁。

想去建设三峡大坝

那时候我在台南，突发奇想要去三峡建坝。我在地理书上看到，好像三峡建一个坝，中国就会强起来。

时代周报：你在台大外文系时，夏济安先生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重要？

白先勇：夏济安先生可以说是我的文学导师。他办了一本杂志叫《文学杂志》，我觉得在台湾是文学、学术水准最高的杂志。《文学杂志》作者以台大外文系、中文系师生为主，也有社会上的作家。夏先生有非常特殊的文学灵感，尤其对文字、人性、作家的观点非常深刻性。他很低调，有一点口吃，讲课紧张，不像有些老师很会讲课。他私下给你指点的时候，醍醐灌顶，一点就把你点醒。

我顺便讲一下我的文学因缘。那时候我在台南，突发奇想要去三峡建坝。我在地理书上看到，好像三峡建一个坝，中国就会强起来。那时只有成功大学有水利工程专业，我就去念成大的水利工程。后来念了一年，我想我最多做一个二流的工程师，我的数理科、工程、设计不行的，也没兴趣。有一天，我在书店里看了夏先生《文学杂志》里的小说、诗、翻译，简直是如获珍宝。我知道夏先生是台大外文系的老师，我就一心一意要重考台大外文系。第二年就进了台大外文系，我就去找夏济安先生。

时代周报：我去纽约访问夏志清先生，谈了很多夏济安先生的事情。他很怀念他哥哥。

白先勇：夏济安先生在文学上有了不起的见解。他对我也蛮赏识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后来我的第一篇小说叫《金大奶奶》，拿给他看，他就登了。第一篇小说能登上我最希望登上的最喜欢的杂志。后来我们自己办《现代文学》，因为他到美国去了，那我们自己就办杂志。其实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火苗已经在那里了。一个新文学的运动，除了《文学杂志》以外还有一些诗刊，余光中先生的《蓝星》，还有《创世纪》、《现代诗》那几本刊物。

时代周报：余光中先生写文章说，《文学杂志》夏济安先生是在前面主持，吴鲁芹先生是在背后默默支持。

白先勇：他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的。他写得一手好散文。

时代周报：我很喜欢他的散文。

白先勇：他的影响不像夏济安先生那么广。夏济安先生很有意思，他自己并没有什么中文著作，他都是英文著作，像《黑暗的闸门》，写鲁迅也很深刻。

时代周报：如何理解你这一代所处的文化环境？

白先勇：那时候文学的火苗已经起来了，欧洲的新潮电影刚好传到台湾来，现代主义的文艺思潮从各方面的管道都传到台湾来。在师长的陶冶之下，我们受的教育一方面是传统的古文、古诗，另一方面我们又接触到西方的现代主义。这种环境下的因缘际会，我们就有一种求新望变的心理。我们的《现代文学》杂志是1960年创刊的，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很要紧。台湾从1949年到1960年，已经十一年了，整个社会稳定下来了。我们的成分，有些是大陆来的外省人的第二代，像我、王文兴、余光中。本省的台湾人的第二代也起来了，他们的父兄受的是日本殖民地教育，他们受的是国民政府的中文教育，他们也成长了，像陈若曦、欧阳子、黄春明、陈映真、施叔青。香港侨生像刘绍铭、戴天、叶维廉。还有像痖弦、洛夫这些军中的大兵，也写起诗来了。

我算是登高一呼，大家办了本杂志，叫《现代文学》。没想到后来《现代文学》变成那个时候文艺思潮、文学运动的焦点、摇篮。

时代周报：有个园地很重要。

白先勇：我们有这么一块土地，让这些很有才情的年轻作家，或者是希望要当作家的年轻学生来耕耘。我常常讲，那个时候“文学”两个字是大写的，高高在上，是我们的宗教信仰，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那时候政治上还是威权时代，但是现在回头想，那个威权时代至少我们杂志还能生存，是华人世界里有限度的自由。还好国民党没有把文学看那么重，只要不明目张胆地骂政府或者是批评蒋介石，政治上可以暗暗涉及，不涉及太多，是可以生存的。那是我们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管道，一种出路。那个天窗，看得到外面的世界。我们那时候也整个投入，对文学多少有点五四运动的余绪在里面。

年少不知天高地厚

我们觉得鲁迅有几本小说是好的，巴金、茅盾、丁玲他们这些小说在文字上、思想上不怎么样，应该有新的文学出来。

时代周报：那时候西方的现代文学影响大吗？

白先勇：很大。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从乔伊斯、伍尔芙、福克纳，反正一大串下来，他们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对世界、对文字、对艺术的形式有面目一新的看法。而且，光是形式上的东西是打动不了人的。像托马斯·曼这些作家，基本上对人生、文明有相当悲观的情绪，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焦虑、悲观，对过去社会的哀悼。这种感情，暗暗地符合了我们内心的深层。

那时候当然年少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对当时的台湾文学不满意，好像应该要创新路子。我们对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也不满意，我们觉得鲁迅有几本小说是好的，巴金、茅盾、丁玲他们这些小说在文字上、思想上不怎么样，应该有新的文学出来。

那时候我们看很多法国电影。像法国《广岛之恋》，形式是非常新潮的，很惊人的。

一方面我们受西方的影响，非常求新望变。但是同时我发觉，五四把孔家店打倒了，把过去一个多世纪的传统推倒成七零八落的，我们的传统还有什么价值值得我们延续？我们也在寻找。所以，那时候我跟欧阳子几个人常常跑到中文系去。中文系有几个很博学的老师，像叶嘉莹老师，她的诗词，她的博学，了不起。

时代周报：她的经历非常可怜，那时候她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

白先勇：她的经历惊人。我常常去听她的课。还有郑骞老师讲词，王叔岷老师讲《庄子》，台静农老师是我们中国文学史的老师。我们也去听这些古典的东西。那时我在想怎么把西方的现代主义与我们的古典传统融合起来、

时代周报：《红楼梦》对你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白先勇：非常大，我从小看《红楼梦》。当然我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传统小说我也喜欢的，并不排斥，不像五四他们抨击这是旧小说、章回小说，是过时的。

我还有一个观念，20世纪的新文学也不过是一个世纪，中间还有很多政治运动的干扰，没有很正常地发展。所以，五四传统在我们几千年的传统下来可能是分岔出去的一个支路。我想接轨大传统的这条路可能还是个正轨。

张爱玲现在红得不得了，大家都对她非常推崇，她好像是有点雅俗共赏的，学术界对她也是讲来讲去。我有一个看法，可能说不好，张爱玲在20世纪的作家里，她是传统的，为什么呢？她几乎跳过了五四这一段。她父亲教她中国古式的东西，她看的是《红楼梦》、《金瓶梅》、《儿女英雄传》、《海上花》、鸳鸯蝴蝶派那些东西，她的文字、她的看法是这样直接传承下来的。当然，她英文很好，但是她把西方的东西融到她的作品里去，她整个大的框架还是传统的。她不是五四那一种新文学，她是蛮特殊的。

我个人受五四的文学影响并不太大。有几个作家我还是看的，沈从文、郁达夫、鲁迅我都看的。

写美人迟暮的故事

对整个时代，我们上一代的感受，我是深有所感的，等到我出了国，看得更清楚。到了国外的时候，对自己家国的感触更深。

时代周报：在台湾，叶嘉莹教授经历过白色恐怖。孙康宜教授后来写了《走出白色恐怖》。不知道像你这种家庭出身，那时候有没有感受到白色恐怖？

白先勇：有啊。因为我父亲跟蒋介石处得并不好。他们的恩怨很复杂，表面上对我们很客气的。我们一样受教育、一样出国、一样写东西，看起来没受到什么影响。我的家庭很特殊，因为我父亲是四星上将，他们表面上还是维持一定的礼貌，比如说有什么仪式、国宴，我父亲也出席。其实我们家是被特务监控的，后来发现了。他们讲得很好听，说是保护我父亲，事实上是在监控。

时代周报：你写《台北人》的时候才二十几岁，那种历史沧桑的感觉已经非常浓厚了。

白先勇：正巧你问了我这个问题，现在我自己看了也蛮奇怪。二十五六岁开始，写完也不过三十一二岁。我觉得那时候写的是六七十岁的心境。《冬夜》的老教授，《梁父吟》的老将军、革命元老，《游园惊梦》的钱夫人，我写的都是英雄老去、美人迟暮的故事。对整个时代，我们上一代的感受，我是深有所感的，等到我出了国，看得更清楚。到了国外的时候，对自己家国的感触更深。

时代周报：像你这一代人，大部分人都有去美国留学的心态？

白先勇：大部分都有这个心态。第一是因为那时候台湾的高等学院很少有研究所，研究所也只到硕士，博士办得很少。第二是求知欲很强，总想要到美国最好的学校去念书，即使有些人自己家境不那么好的，也有些公费，有些奖学金可以资助他们读书。

时代周报：我看聂华苓的回忆录，当年很多人去爱荷华大学，真是风云际会。在你前面，余光中先生也是到这个学校去读书的。

白先勇：余光中是第一个，他是领风气之先的。他去了我们才晓得有这么一个地方。那时候在台湾的美国新闻处处长理查·麦加锡，很注重文学艺术，把美国的东西传到这边来。他本人就念过爱荷华的作家工作坊，他以前最大的梦想是做作家，没做成。他认识我们这群写作的学生，蛮赏识我们的。我们没出国之前，他已经选了一本我们的选集，翻译成英文，我、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每个人都选了一篇。他推荐我们去美国，我们就有奖学金。奖学金虽然不多，那时候爱荷华好便宜，一年才几百元美金的学费。最要紧的是，爱荷华大学第一个可以用创作得学位。

时代周报：现在有这种制度的大学也不多吧？

白先勇：现在也不多。作家本来就是应该创作的，不要去搞经学、小学，去考据，去做人家的研究。所以我们都跑去了，写小说可以写出学位来。爱荷华的作家工作坊跟台湾、大陆作家的关系很有趣，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几乎数得出来的作家都去过。我们是学生去申请硕士班，用创作去得到艺术硕士。它的创始人是聂华苓的先生保罗·安格尔，他本是一个诗人，很注重创作，所以采用了这种形式。

时代周报：去了美国再看台湾，你怎么理解那时候的威权政治？

白先勇：我不太一样，加上我家庭跟蒋家的关系，我想某方面比一般人可能牵涉得要深入一点，另一方面因为更了解，但很奇怪，虽然我们自己深受其害，反而多了一份宽容，因为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那时候国民党刚丢了中国大陆，极度恐慌地来到台湾，是内忧外患。

时代周报：那时候对蒋介石政府还多了一份同情，多了一份宽容？

白先勇：对，因为了解他，就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有趣的是他的日记在斯坦福大学已经公开，可以看看他那时候的心情。按理说，我父亲也到这里来了，等于是和国民党共存亡了，不必对他有什么防御的。蒋介石那时候防得那么厉害，内心的恐惧很深。一个失败的人，未免有点杯弓蛇影的心态。

引发广泛关注的上访女李蕊蕊遭强奸案一审宣判，据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在河南省桐柏县驻京办担任保安兼服务员的26岁男子徐建，因强奸罪被判刑八年，并赔偿被害人李蕊蕊经济损失共计2300.9元。从被害人的反应看，她很可能要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本案也许还要经过二审。我们在这里不想对这起强奸罪的一审判决作出评论，要讨论的只是与本案相关的某些法律事项。

首先是桐柏县驻京办的责任问题。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家驻京办非法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自由。驻京办的职责也许十分广泛，但我理解的无非是接待与公关事项。即便超出这个范围，它也不能兼任监狱或拘留所的职责，绝对不可以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我们的宪法第三十七条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与此相对应，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也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此罪当从重处罚。

很清楚，被害人作为中国公民，享有人身自由，她当然有权来到她的国家的首都，无论是来旅游，还是来上访。但是，来自安徽的她被籍贯地驻京办交由完全不相干的河南省桐柏县驻京办关押，并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遭到徐建的强奸。无论如何，这种非法关押的行为是导致强奸罪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假设一名妇女受到两个男子的胁迫，其中一个负责把妇女强行关押在房间里，另一个趁机强奸了该妇女，谁都清楚强行关押妇女的男子也构成了犯罪——除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罪，甚至可以构成强奸罪的共犯。

李蕊蕊籍贯地的安徽阜阳驻京办何等渎职，河南省桐柏县驻京办的关押方式又是何等野蛮！

即便是关押罪犯的监狱和关押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所，还要严格区分男女，女子尚有专门的女子监狱，然而该驻京办却将他们非法拘禁的男女上访人关进一个房间里。更有甚者，居然让徐建这样的“男看守”跟“上访女”同睡一床（虽然是上下床）。那种做法超越了文明的底限，因为那是把人当做猪羊一般对待。可以想见，一个弱女子在那种场景下的处境，虎狼在侧，孤立无援，正好比《西游记》所谓“鱼给猫当枕头”，能够全身而退简直是奇迹。所以，徐建犯强奸罪固然应该受到惩罚，皖豫两县市驻京办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决策者的共同犯罪责任更应该追究。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检察机关对于这种发生在首善之区，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动于衷，对于涉嫌强奸罪共犯的桐柏县驻京办不置一词，这真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作为国家法律尊严的守护者，我们至少可以说，检察机关涉嫌玩忽职守，说重一点，简直就是在放纵犯罪。

当然，检察机关的这种放纵也是自有渊源。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于上访——尤其是到北京上访——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焦虑和紧张。河北省为阻止上访者进京的“护城河工程”（做好重点入京线路的看护，把上访群众稳定在基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的所谓“零上访”要求（即要求全省各级法院必须尽最大努力阻止所有涉及法院判决的进京上访），都是显而易见的例证。驻京办由此增添了一份重大任务，那就是把来自本地的进京上访人强制解送回去。解送之前，需要暂时关押，于是就要强制上访人住进驻京办安排的地方，通常是一些低档旅馆或临时搭建的房屋，也就有了那些剥夺上访者人身自由的“灰监狱”。由于此种举措来自政府，检察院即便想管，也无能为力。更何况各地检察院以及法院本身也要参与到这种截访行动之中。

这样一来，我们的法律就束之高阁了。遭到践踏的不仅仅是《宪法》和《刑法》，还有那部看起来很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这部由温家宝总理于2005年1月10日签署的条例，其中第三条和第四十条说得多好！让我不避繁琐，在这里全文引用：

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采用本条例规定的形式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

第四十条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信访事项发生，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越或者滥用职权，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二）行政机关应当作为而不作为，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或者违反法定程序，侵害信访人合法权益的；（四）拒不执行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作出的支持信访请求意见的。

字面上的温暖如春与实际中的冷若冰霜形成了残酷对比。何以如此？设身处地想一想，民众到首都上访，尤其是大规模的上访，从传统的秩序观来看，的确让政府脸面无光，因为那正是政府工作失当甚至重大失误的标志。上面不喜欢首都混乱，下面也正好趁机通过压制上访，以阻止关于地方治理弊端的信息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于是就有了数以十万计的截访人员常驻京城，李蕊蕊们人身自由受到侵犯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了。

只是这种做法代价极大。实际上，到北京上访意味着访民对中央政府仍抱有希望，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法治与经济发达国家，心存不满的人们到自己所在城市乃至首都进行和平抗议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到过一些西方国家的人，都会对那里仿佛家常便饭般的游行示威活动留下深刻的印象。谁也没有因为有街头抗议而认为那里的政府基础脆弱。恰恰相反，对诉愿、和平抗议的打压足以损害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因此，发生在我们京畿之地的如此大规模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行为，显示出人权保障上的缺陷。它还会给民众带来混乱的信息：明明北京的中央各大机关都设有信访局，明明《宪法》规定公民有权利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同时《宪法》与《刑法》都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但实际情况却是，公民到北京上访之路日渐艰险，障碍重重，而这障碍恰恰来自某些政府机关。此情此景，令人不免要质疑：这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承诺究竟还算不算数？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