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今日中国的“崛起”和“强大”？
首先，笔者应当强调，作为现存政治体制的批评者，我相信包括本人在内的体制内外的反对派朋友们并非不赞成中国的“崛起”和“强大”；恰恰相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真正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正因为此，大家会为自己的国家取得的每一点发展、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笔者住在北京东北郊的望京地区，30多年前在工厂上班时，我所在的企业也离这一带不远（那时还没有“望京”这个地名）。每天上下班乘公交车走的路，就是通往首都国际机场的公路，那时不过是条窄窄的双向车道，轿车很少。现在则大变样了。不但修了机场高速路，旁边还有宽阔的京密路与之并行，却仍然满足不了巨量的公交车和其他机动车的通行需要，常常造成堵塞。08年办奥运，又修通了机场快轨。每当晚饭后散步看到高高架起的机场快轨上呼啸而过的列车时，心中总不免生出些许感慨：变化确实太大了！
当然，北京比较特殊，不能用这里衡量全国。但经济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这个国家在过去30年中，确实取得了惊人的经济增长：197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45.2亿元，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249529.9亿元；国家财政收入1978年为1132.3亿元，2007年则上升到51321.8亿元。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中国在2007年已经成为全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1
也有消息说，2008年中国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我没有在国家统计局的网站上查到相关信息。
至于经济增长的原因，我想熟悉了本文论证逻辑的读者已经不难作出判断：归根结底，这种增长来源于市场经济的魔力，来源于制度现代化的伟力，它唤醒了被极权政治和乌托邦逻辑压抑10年之久的人性本能，使它迅速转换为追求财富的渴望和行动。“党”在这个领域的“英明领导”自然也不应该否定：毕竟，它的“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在客观意义上逐渐顺应着市场化的要求。从向私有制“开刀问斩”到羞羞答答地重新引进市场经济，对执政者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当然，应该增加一句的是，我们的领导人并没有忘记他们一向喜欢自诩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优势”这个“传统”，而办这样的“大事”自然也增加GDP。
总之，增长是个事实，不容否认。虽然迄今为止中国的市场经济还是个发育中的、残缺不全的市场经济，却已经向世界展示了它的惊人创造力。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正在“崛起”乃至变得日益“强大”，似乎并不为过。
然而，另一方面，人们又看到掌握着巨额财富的中央政府和它的各级下属机构（地方政府），在某些领域和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却又非常的虚弱，非常的不自信，以至于让人怀疑它的“强大”是否被注了水，纳闷它的强悍的外表和它的实际行为之间，为何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
随便举两个例子。今年夏天，北京著名的NGO组织公盟被取缔。公盟是由一群有理想的、年轻的法律人创办的公益组织，这个机构诞生5年来，做了大量有助于提升社会法治水平和公共道德水平的活动。比如，他们帮助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到伤害的儿童和家长们打官司、维权；他们揭露一些外地来京的“截访者”非法拘禁访民、制造“黑监狱”的真相，并勇敢地去解救受害者；他们组织撰写《中国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既肯定传媒取得的进步，又如实分析仍然存在的问题；他们还在3.14事件后派人深入藏区实地考察，写出了关于3.14事件社会、经济成因的独立调查。我参加过公盟主办的一些研讨会，和公盟的不少年轻人挺熟，深感他们的工作有益于社会。我也很赞赏许志永博士“阳光政治”的提法，公盟的小伙子们确实是在用自己的心、自己的行动实践“阳光政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每天在为社会做好事的公盟，却在几个月前遭到被取缔的命运! 有关部门先以“偷税”罪名，拘捕公盟负责人许志永，对公盟实施严厉的行政处罚；继而宣布撤销公盟公司的登记，试图根本铲除公盟存在的合法性。谁都知道像公盟这样的公益组织注册成公司，本身就出于无奈。接受耶鲁法学院的几笔捐赠也是为了推进社会公益事业和老百姓的维权事业。而且，难道公盟所作的一切，不是同样有利于政府，甚至是在帮政府排忧解难么？为什么要以如此荒唐的罪名置公盟于死地？！
还有更荒唐的事情：就在笔者敲下这些文字时，几千公里外的日本东京成田机场有一位中国公民叫冯正虎的，正由于8次被拒于国门之外、有家不能回而在那里抗议，迄今已经20多天。冯先生早年在体制内颇有成就，后来成为著名的维权人士，自己还办了《护宪维权网》。《德国之声》采访滞留成田机场的冯正虎时，冯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我可以留在日本、我也可以去美国，但是我放弃了。我要捍卫中国公民自由来往本国的基本人权。”2 那么，为什么不让一个合法持有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回国呢？半年来，有关当局并未给出任何解释。然而，这件事已经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关注，在谷歌上搜索“冯正虎”，居然获得233000条结果。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质问：一个政府，如此强大的政府，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公民？他不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老百姓做了些维权的事情，并且因此而批评了政府的某些做法么？为什么这么“强大”的政府竟会容不得一点批评，哪怕这种批评是完全善意的、甚或是建设性的？
如此惧怕批评，惧怕“异议者”，惧怕独立的公民社会，绝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和政府所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今天的“崛起”和“强大”又是表面的，它的肌体深处还有太多的病灶，需要探查，需要诊断。
事实上，揭开我们这个社会“繁荣”的面纱，人们会发现隐藏在社会结构深处的种种矛盾。上文已经谈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总量增长只是衡量经济成就和经济合理性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增长中的财富的社会分配，后者更能体现一个社会的经济合理性水平。而恰恰在这方面，当今中国有着严重的问题。经济学家陈志武曾经做过这样的分析：从1995年到2007年，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翻了5.7倍，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年里翻了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收入翻了1.2倍。如果把以上的数字换算成年平均增长速度的话，则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上升16%，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而同期中国的GDP是按照每年平均10.4%的速度在上升，这就意味着，在不断增加的财富总量中，政府拿到了更大的、而且是比例越来越高的份额，老百姓（城镇居民和乡村农民）得到的份额比例则越来越小，尽管其绝对数量也在增加。不但如此，这里作为计算根据的国家财政收入，还只是指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其实，政府还有另外一大块收入没有计算进来，那就是以资产形式存在的国家收入。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06年年底，中国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50万亿，全国11.9万家国有企业资产的总价值大约29万亿，两者相加共79万亿人民币。2007年中国GDP的实际增长速率为11.4%，假设国有土地和国有资产都按同样速度增值，则当年国有资产增值应为9万亿人民币，加上当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1.6万亿，国家的资产性收入大约在10.6万亿人民币，这已经是国家财政税收5.1万亿的两倍有余。如果这些钱均分到13亿国民手中，那么每个人就多了8000块钱的财产性收入。当然事实上不是这样。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连续30年保持GDP的高增长率，但普通百姓却感受不到这个高增长率能够给自己带来同样多的实际好处，因为他所获得的只是自己的劳动收入，而没有分享他作为“国家主人”应该分享的财产性收入。它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必须保持这样高的GDP增长率才能维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因为增长率降低，势必使老百姓盘子中不多的那一份更加减少。3
国家拿大头，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手里掌握的钱又是怎样使用和分配的。我们再看几个数字：财政这一块，2007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用于“一般公共服务”也就是政府行政方面的支出达8514.24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量49781.35亿元的17.1%，这还没有算被列入“工业商业金融等事务”支出的4257.49亿元，因为此类事情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此外，“公共安全”支出竟达3486.16元，和国防支出3554.91亿元这个数字差不多少，其中，中央政府“公共安全”支出607.83亿元，地方政府“公共安全”支出2878.33亿元。4 前不久我去台湾访问，有机会到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给警官们讲了一次课。台湾警官有不少来过大陆，对大陆同行装备和办公条件的先进、优越乃至“气派”赞不绝口。他们可能想象不到，政府拿出这么多纳税人的钱来办“安全”，是因为这个社会有太多“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每年10余万起群体事件哪！我们还不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个安全类支出数字里是否包括政府用于屏蔽互联网的巨额投入，据说那也是为了“国家安全”。那么，政府在老百姓身上花了多少钱呢？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2007年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支出为5447.16亿元，“医疗卫生”类支出为1989.96亿元，合计7437.12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同陈志武引证的财政部的数字略有出入，后者的数字是6000亿元。5 即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字，7437.12亿元只相当于当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4.94%，平均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是572块人民币，6 而美国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美国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平均到每个美国人身上则是5000美元！7
政府如何花钱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力分割，这个问题也需要再说几句。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政府手里有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地方财政收入在国家总财政收入中占的比例大为缩减。2007年，国家财政收入一共51321.8亿元，其中，中央得27749.2亿元，地方得23572.6亿元，后者所占比例仅为45.9%。而1993年，地方财政收入在总财政收入中占的比例尚为78%。8 地方财源减少，事情却不能不做。虽然中央有一部分转移支付资金用于地方，但监督往往不到位，其真正用于民生者大打折扣，地方财政仍然捉襟见肘。而地方各级财政又有不同。正如天津的财政专家李炜光指出的，由于实行分税制后，“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收入划分由省政府自行决定，这就在制度上留下了一个缺口。在利益驱动下，分税制造成的收入上缴的效应难免在各级政府间层层传递”，9 于是我们就看到，省政府比市政府有钱，市政府比县政府有钱，政府层级越低越没钱。难怪我们的县乡两级政府不少债台高筑，靠乱收费和罚没款过日子。而且，“越是在农村，越是在农业地区，越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越是基层的小集镇和小城镇，对个体、中小企业的收费、罚款就越严重。”“2006年，地方政府各部门所收的预算外收费和罚款估计高达12000亿元左右。而越是这样做，县乡经济就越是萧条，投资少，创业难，就业机会少，甚至失去了吸收附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功能，出现了近年来剩余劳动力过度向大中城市转移和流动的现象”。10 当然，农民之苦的原因尚不止此，地方腐败也不全是因为财政没钱。有钱而照样腐败的并不在少数。但这样一个中央肥财政→地方弱财政→转移支付监督不力→越到基层越没钱→罚没款猖獗→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之间的连锁反应，仍然令人扼腕沉思，震撼不已！
城市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烦恼，这些烦恼同样和我们这个不合理的分配格局有关。“买房难”是当今绝大多数普通工薪族的心病，甚至难到两代人一生的积蓄买不起一套像样的房子。那么谁是房产价格居高不下的始作俑者？是我们的地方政府，而不是专事赚钱的地产商人！这可不是冤枉政府，有数字为证：房产价格中的很大一块由土地出让金构成，而据中国新闻网前不久转载《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截至今年11月23日，全国7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增加超过100%。排在前20名的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6210亿元，上海以821亿元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名列全国第一，粗略换算大约日进2.5亿元”！11 经济学者周天勇曾算过这样一笔账：“2007年的财政，许多地方政府的收费罚款的部分占到30%多，地方政府卖地加上土地几项税的收入占整个总收入的40.7%，房屋成本中政府税费在40%-50%。地方政府搞建设要花钱，养人要花钱，搞公共服务要花钱。因此，它需要有来更多钱的道。卖地收益最大化，必定成为其政策和行为的取向”。不但如此，“我们买房时价格较高的一个重要成因，是将几十年的土地出让金，一年收上来，摊入房价，支出方面也是一年花掉。其实，仔细想一下，这是一种吃子孙饭的不可持续的财政体制。一个城市，规划面积为30平方公里，王书记一任5年卖掉15平方公里，李书记一任5年卖掉15平方公里，出让期为70年，后60年就无地可卖了，也就是说前两任书记、市长把后12任书记、市长的地全部卖光了”。12
总之，本来应该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增值的收益（包括今天的收益和未来的收益）大多进了地方政府的腰包。省、市、甚至县政府的大楼越盖越“气派”，各级财税局、工商局、法院和检察院的大楼越盖越漂亮，但城市中的“房奴”也越来越多，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人们用本来不多的劳动收入来购买那块原本就应该有自己一份的资产，同时又挤压了其他方面的消费。请经济学家们算一算，这里边包含的不合理到底有几重？! 在老百姓省吃俭用还房贷的情况下，叫喊了10多年的“拉动内需”、“提振经济”，又如何可能？！
最后，还有一块资产值得一提，那就是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本来是国有财产，应该造福全民，这也是“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大约在10年前，国有企业还普遍低迷，近年逐渐红火起来。“红火”应该是好事，但“红火”得不正常就变成了坏事。在执政者眼里，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存在，不仅是现存意识形态所剩不多的一点象征，更是“国家安全”（实为执政集团安全）的需要，所以拼命注资，也要维持它们的运转。但这个“维持”势必要破坏市场公平。几年下来国企“做大做强”的结果，是民营经济的普遍凋敝。天则经济所理事长张曙光最近指出：国进民退是一场危险的游戏，潜藏着很大的风险和危机。首先，这是体制上的倒退，它强化了国有部门的行政性垄断，削弱了市场竞争的基础，是对以前实施的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的一种反动。在中国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市场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这一走向的发展有可能使我们偏离市场经济的轨道，葬送改革的成果。其次，国进民退的国有化运动将形成一个权钱结合的权力资本集团，操纵国家经济命脉，侵夺公众利益，造成普遍的大规模的社会腐败。再次，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缺陷将会进一步发展，其低效率和无效率的现象将会重新出现，并扩大蔓延，中国经济将会再一次地跌入低谷。13 事实上，“央企凶猛”背后所隐藏的产权重组甚至静悄悄的产权移位，包含了太多政治学而非仅仅经济学的含义。
以上大略探讨了中国经济这个大盘子在分配方面的种种问题。我们的分析从数量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又从经济学到政治学，最后的结论都指向一点：中国的“崛起”仍然只是表层的，这个“崛起”并没有平等地惠及中国的普通百姓。国家拿了太多的钱来供养政府，政府手里又握有太多的、公民无法监控的经济资源。这既不合理，又很危险。我们面临如此之多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的结构性难题，还有如此之多的社会不公。而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这个体制，这个迄今为止仍然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权的体制，却不敢如实地面对这一切。它是如此的虚弱和不自信，既没有勇气解决各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痼疾，又不允许别人揭露自己的阴暗面和疮疤；它知道这些批评、揭露最终将直指现存制度的“短板”或“要害”，所以才要封锁互联网，才要取缔公盟，才要拒绝冯正虎回国，才要扼杀一切不利于政府的声音。人们要问：长此以往，“繁荣”真的能持续下去么？
然而，还不止此。
说中国尚未“崛起”，还有一个重要理由，它不但涉及繁荣能否持续，而且涉及繁荣的道德基础。
“共和”不是仅仅让老百姓吃饱饭，“共和”是让每个公民活得有尊严。 “尊严”不仅意味着公民权利（包括公民经济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的被保障，而且意味着公民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精神存在是健康的。那么，中国人今天的普遍精神状态又如何呢？
我想这样两个词可以大体概括国人目前的普遍精神状态，那就是精神存在领域的平庸和精神支撑领域的无根。在通常情况下，平庸指一个人的胸无大志，得过且过，小富即安，自甘苟且；而在当今中国的威权社会或后极权社会背景下，平庸还意味着国人正义感与激情的消退，对公共政治的麻木乃至冷漠，对财富的病态的、贪婪的追求，对谎言和面具社会的犬儒式的认可。而这一切都证明并一再证明着，当代中国人的普遍精神状态，是一个道德上虚无和价值、信仰领域无根的状态。
说起来，1949年的革命，已经是使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大变的第一道历史地平线。那次革命，涤荡了“旧中国”的一切“污泥浊水”，也把老祖宗留下的许多宝贝一块“泼”了出去。但那毕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一个“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年代。新的意识形态曾经有力地充填了人们的心灵，乃至信仰。雷锋、欧阳海、向秀丽、王杰是那个年代人们效法的榜样。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这种“榜样”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极权主义陷阱；也没有几个人能意识到，中国的那些值得传承的精神传统和伟大文化，已经在“革命”中发生可怕的断裂。
文革的破产和1978年的改革，构成中国人精神大变的第二道历史地平线。人为的毛式“心灵革命”和乌托邦梦想到底破碎了，对财富的追求突然间获得了合法性。然而，财富追求的伦理界限在哪？不知道，也没人想知道。中国媒体秉承“党”的旨意对“致富”的歌颂，当然是对文革年代“斗私批修”的反动；但官方的讨好战略，主流意识形态一唱30年的致富经，却使整个民族看上去显得如此平庸。须知，2000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懂得要对财富追求施加伦理限制的道理；14 而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西方的新教伦理曾经有力地平衡了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对财富的冲动，“你可以为上帝劳动而致富，但不能为肉体的罪孽而致富”。15 问题是中国人既远离了孔夫子，也不晓得上帝是谁，马列主义与毛思想的神像又在坍塌之中，横流的物欲自然向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从文革时革命的癫狂走向改革年代物欲的癫狂、贪婪的癫狂的辩证法。它着实让我们领略了我们这个如此古老的民族却又如此善变、如此轻浮的醉态。
这还不算完。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构成中国人精神大变的第三道历史地平线。民众的抗议给当政者留下了太深的刺激；苏东转型和公开性的所有正面经验到我们的当政者那里都成了“反面教训”。为了让人们忘掉政治，官方操控的媒体恨不得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娱乐至死”，一夜间变成浑浑噩噩的精神犬儒。当年的毛泽东反对布尔乔亚式的小资生活，认为“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这固然反映了毛的偏见，因为拥有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错，拥有也并非意味着拥有者一定是“为个人而不为社会”；但今天的党的官僚们倒真的希望中国的白领都成为此类“为个人不为社会”、一心只经营个人和小家庭安乐窝的温良臣民。发财吧！为生活而奋斗吧！只要你们不给党找麻烦，做什么都可以! ——这就是我们这个看似越来越非政治化的社会的现实，它的每一个非政治化的毛孔里其实都沾染了、渗透了威权时代专制政治的要素!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提及，那就是权贵资本猖獗和面具社会泛滥对民族精神的毒化。
权贵资本是当代中国威权政治的产物。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把权贵资本势力区分为官僚权贵资团、产业权贵资团和文化权贵资团三个类型。16 用当年毛的话讲，他们颇具“新资产阶级分子”的特征。我们不妨重温一下张春桥的文章对“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描述：“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这些人上台后“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请看，30多年前张春桥对“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预测性描述，和今天的权贵们何其相似乃尔！但张春桥在学理上犯了一个错误：权贵集团泛滥不是发展商品经济的过错，而是专政政治的结果。当年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特权是如此，今天中国的权贵经济、权贵政治同样如此。
共产革命逻辑语境内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解读本来就有致命的缺陷，这是从马克思就开始了的。列宁继续了这个错误。中国人不过是把这个缺陷再次放大、以至极端而已。制度现代化语境内的资本逻辑和党专制语境内的贪腐逻辑不是一回事，虽然二者之间确有关系。资本逻辑是作为自由逻辑的市场经济的另一面，或者说是它的负面，表现的是文明的缺陷。17
贪腐逻辑则是专制政治的野蛮本性和市场经济的文明缺陷相结合的结果，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滥用和公权力染指市场以肥私的结果。今天的“毛左”和“新左”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逻辑错误。 “毛左”的问题在于混淆两者的界限，把党专制语境内的贪腐逻辑误读为市场经济的资本逻辑，结果回到了当年张春桥的水平；“新左”的问题则在于回避当今中国平等问题背后的深刻的制度根源，不敢正面直向当今中国的专制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新左”甚至还不如“毛左”诚实，尽管“毛左”的论证逻辑常常一塌糊涂。
财富的非法攫取对社会道德的影响，或曰权贵们权钱结合之丑恶行径的反道德示范效应，是我们讨论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状况时不可回避的话题。然而，权贵资本疯狂的敛财是一面，这个社会越来越“发达”、越来越精致化的面具特征是另一面。比如，自从“和谐社会”成了当今中国的第一主题词后，这个国家到处都在讲“和谐”，尽管人人都知道这个社会其实很不安定，也很不“和谐”。试想，有多少“蛀虫”正在以“和谐”的名义侵吞公共财产，侵犯老百姓的基本权益，而我们的公众、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知识分子却不允许去质疑“和谐”，而必须为“和谐”大唱赞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到处都是庸碌者得势，正人君子遭殃，人们却必须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还要大讲“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学习实践”活动一轮接着一轮，热闹非常，这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心理效应呢？当说假话成为一种常态时，当人们意识到说假话是一种需要时，当这种需要居然在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场合被相互默认乃至相互满足时，当大家早已丧失了说假话的耻感、人人都在那里逢场作戏时，公众的心理状态就会发生一种可怕的转变，认为一切其实都无所谓，玩世不恭的心理将弥漫并最终毒化整个社会！
很多人讲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堕落的、冷漠的、笑贫不笑娼的、人与人之间缺乏基本信任的国度。话不好听，却很接近事实。汶川地震曾经以巨大的灾难和生命的牺牲唤起了人间真情，但只是短暂的。因为中国人心灵的复苏需要长久的滋润，然而，我们缺乏这样的条件。60年了，我们这个制度确实太多地习惯于自我夸奖，而不是自我批判；我们的公众则往往默默地认同这一切，稍得偏安，就奴性十足，乐不思蜀。
那么，我们要问：
这样一个在精神上平庸、萎靡、甚至自我欺骗的民族何谈“崛起”？
这样一个在道德上失范、信仰上无根的民族何谈“强大”？！
亏得我们的官员们还要到处去宣传什么中国的“软实力”!
我们的分析已经从经济学到政治学，又从政治学到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结论似乎令人沮丧，但科学首先要面对事实。
应该说，中国现存政治体制的顽固性、强韧性和自我调整的能力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但这个体制也遇到了、且还将遇到越来越尖锐、深刻的挑战。“崛起”的表面性，“繁荣”背后掩藏的深刻矛盾，充分说明了现存政治体制的悖谬。从历史哲学的根本意义上讲，这个已经运转60年的制度是没有前途的，它不会给我们的国家、给生活在这个国度内的各民族公众带来光明。这样，我们已接近得出本文的结论，那就是——
再造共和，再铸民魂
是的，再造共和，再铸民魂。这不是说，过去的60年完全没有意义；而是说，我们要从60年的坎坷中，总结经验，总结教训，修出正果。
1949年确曾给大多数中国人以憧憬，以希望。在这个意义上，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并非虚妄之词。共产党创建的“新中国”有革命成功意义上的合法性。这个合法性虽然没有选票作支撑，但却有显而易见的民意作支撑。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们今天要问：限于腐败困顿的共产党是否在重蹈当年国民党的覆辙，自己败在自己的手里？
最近，网络上盛传“一位老共产党人关于执政党要建立基本政治伦理的谈话”。“谈话”指出：“60年了，我们国家没有成长起应该有的社会性力量来与我们共产党竞争，来提醒、来监督我们党，那些不同意见统统因为不能反映我们党的正确就听也不听。那么全权施政，那就全权独担责任吧，又不是。60年里有多少时间，国家发展受到阻碍，国民的发展机会失去了，宪法权利也得不到实现。这种现象是很不伦理的”。“建国60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这个问题，苏联没有搞明白，69年就亡国亡党了，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 18
有人猜测发此议论的人是当年的改革派领导人万里，也有人说不是。其实，发言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传递出一种信息：无论体制内外，大家都已形成共识，这个国家确实到了非进行变革不可的地步！
那么，再造共和，如何“再造”？还是制度现代化理论揭示的那三条：重建宪政民主，重建市场经济，重建公民社会。
重建宪政民主，意味着必须推进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本文前边已经分析了如何看今天中国的“崛起”，我还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如何看共产党的“蜕变”。19 “崛起”和“蜕变”的关系十分耐人寻味，因为正是在“崛起”中，“蜕变”在加速，二者都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把经济增长通通列入“党的领导”、“一贯正确”的光荣簿，是肤浅的；把这种成就拿来作为抵挡宪政改革的挡箭牌，则是危险的，误国误民的。
“再造共和”，不是要推翻政权，而是要改变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成熟的反对派会呼吁今天的当权者顺应时势，一起来当未来民主中国的建设者。我曾提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完成两个转型：理念转型和组织转型。 “理念转型指中国共产党放弃过去的专制逻辑和敌对思维，认同普世价值，也就是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价值观，认同多党制和权力的可替换是监督、制衡公权力的最佳制度安排。组织转型，则是指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努力，逐步解构原来作为极权主义执政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体系，按照现代民主政党的建构原则实施组织改组，使这个党变为一个全新的、可以在宪政民主制度框架内运作和行动的党。”20 这是不是温和反对派的一厢情愿？也许。但我相信历史的基本走向是清楚的，历史发展的大潮流是不可违逆的。执政党或者顺应历史朝前走，或者最终被历史所淘汰。我们当然希望是前者，因为这对我们这个民族有利，对中国的和平转型有利，说到底，是对13亿中国人有利。
重建市场经济意味着必须进一步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要保留、挖掘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部分，落实私有产权制度是关键；要建立更好的社会公平机制，完善法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关键。在欧美各国，今天的市场经济早已超越早年的“自由放任”色彩，而具有更多的“混合成分”。中国人要寻求的，同样是经济政策取向中“左”与“右”的统一，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力量和政府合理干预的统一，经济发展结果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经济建构原则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维度，也就是它同中国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学者梁木生最近指出：中国以产权公有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20多年来虽然一直快速发展，但并没有同步形成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他们的整个经营活动要面向市场，更要听命于政府，是政府而不是市场绝对地支配着他们的命运。“政府控制了公有企业资产及其决策者，企业当然成为主要听命于政府的经济力量，而不是真正独立于政府的市场力量”。21 其次，中国的民营经济虽然有了长足发展，但这一经济体中相当部分是靠与政府建立各种联系，从政府获得优惠的政策或资源（如货款、批地）而致富的，“他们从一开始即与政府形成的并非完全正当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他们不会在行为上公开、直接诉求民主”。至于真正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发展起来的那部分民营企业，又大多相对弱小，作为民主力量，也很难说已经合格。22 这个现实凸显了中国政治改革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既相互制约又互为条件的复杂关系。私营经济这一块不用说，必须创造条件使其更健康地发展，逐步成长为“具有民主性质的市场力量”。至于国企那一块，是干脆将国有企业私营化，还是改变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传统隶属关系，建立更合理、更符合未来宪政民主需要的国企管理、运营和资产分配新规则，则有待自由学界的进一步研讨。
重建公民社会意味着必须尊重公民的自由表达权和结社权，必须落实教育独立和学术自由。近年来民间思想和维权运动的活跃是中国转型进程中的一大亮点。去年12月《零八宪章》的发表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文件其实极其温和，不过重申了一些宪政民主的常识，但官方还是做出了愚蠢的、过分的反应，竟至抓捕刘晓波、拘留张祖桦、约谈、骚扰众多《零八宪章》签署者，搞得如临大敌。09年整个一年，意识形态逆风劲吼，官办媒体大肆鼓噪“六个为什么”，核心是以“中国特色”对抗普世价值。23 事实上，“六个为什么”仍然是“四根棍子”的再版，专制而蛮横。如果你真的认为自己说的有道理，为什么不敢让不同意见、反面意见也上《人民网》和中央电视台，大家平等地、心平气和地辩论一番？
公民的自由表达权，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通过结社对政治的自由参与权，通过自由学术和独立教育对知识的创造和传播权，都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要件。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迄今尚未由中国的人代会“批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政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尴尬。其实，这一步总是要走出来的。当政者不走，民间也要迫使你往前走。难道中宣部动辄下达“禁书令”，海关动辄查扣独立学术著作、把它们通通当作“敌对势力”“颠覆阴谋”的惯常做法，还可以继续下去吗？难道强力部门动辄以“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的罪名拘捕那些合法行使结社权的最优秀的中国公民的现象，还可以继续下去吗？难道一个中国公民就因为批评了自己的政府就被拒于国门之外的可耻的事情，还可以再发生吗？！
“再造共和”固然重要，“再铸民魂”却将是一个更加艰巨、更加持久的工程。这里没有必要重申精神重建对当代中国人的意义。事实上，只有在精神上、而并非仅仅在器物层面站立起来的民族，才能够真正获得世界的尊敬。本文已经足够长，不可能就这个问题充分展开。但我想至少应该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过去百年、乃至过去60年中国人的精神史，的确充满坎坷；当代中国人道德和精神的普遍荒漠状态，也确是一个可悲的事实。然而，稀缺本身也是动力，稀缺会制造需要，只不过这个需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的心灵，来自我们的灵魂。
第二，中国需要一场“心灵革命”，但它不再是毛式的精神乌托邦，而将深深扎根于未来中国民主转型的需求，深深扎根于当代中国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省思、重估、再理解和再创造，深深扎根于我们对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认可，深深扎根于我们作为文明人类的最深刻的社会本性。
第三，中国的精神重建现在已经开始。这些年宗教的复兴就是一个证明。我个人并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但我尊重我的所有朋友真诚的信仰选择，愿意看到宗教信仰在中国人心灵中的回归。未来中国要建设的应该是一个理性多元社会，借用约翰•罗尔斯的术语，各种信仰、各种主张间“重叠共识”的部分，就是对生命的基本尊重和爱。有了对生命的基本尊重，正义、宽容、心灵的诚实这些东西自然将不在话下。
再造共和，再铸民魂。
这应该成为下一个60年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本文从2009年6月开始动笔，后因先后出访日本、香港、美国、台湾，写作时断时续，至09年12月才告完成）
注释：
1、 以上数字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2、见《德国之声》中文网2009年11月13日报导“维权人士冯正虎四次被拒入境”。
3、参见陈志武“所有制与国民权益：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挑战”、“为什么百姓收入赶不上GDP增长”等文。
4、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5、见前引陈志武文章。
6、其实，这种平均是有问题的，因为医疗卫生这一块的国家资源分配极不合理，它的“大头”给了城市，城市中的“大头”给了国家公务员，国家公务员中的“大头”又集中于那些享受“特殊待遇”的权贵。
7、亦见前引陈志武文章。
8、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9、见李炜光“分税制的完善在于财权与事权的统一”一文，原载《天益网》。
10、同上。
11、见2009年12月2日中国新闻网转载《中国青年报》“时评：日进2.5亿元土地收入的政府如何保民生”。
12、见2009年12月3日《经济参考报》网站刊载“周天勇：现行土地住房体制不改革不行了”。
13、见中国转型智库网站刊载“天则所：国进民退潮流汹涌，蕴含较大风险”。
14、比如，先秦时代齐国的晏婴就曾提出，逐利不可无度，还要顾及“义”，“废义则利不立”。中国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主张抑商，除了其他因素外，经商活动对人们精神的负面影响是重要理由，所谓逐利行为使人“好智而多诈”，无尽地追求财富只能导致心灵的不洁。我们已经看到，毛其实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部分地由于这一点，才有其“继续革命”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之鼓吹。毛的“心灵革命”固然是乌托邦性质的，但直觉地意识到问题并试图解决之，却是毛作为思想者远高于刘、邓、周等人的地方。文革破产，改革伊始，实用主义的邓考虑的中心是如何把经济搞上去，“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与伦理的复杂的深层联系基本不在邓的视野之内。结果，邓一人的平庸变成了一个时代的平庸。
15、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黄晓京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51。
16、见拙作“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
17、这个问题，本文不可能充分展开。读者有兴趣，可参考拙著《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第2章的有关分析。
18、见《中欧新闻网》2009年8月4日“网上流传的万里文章：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19、即拙作“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与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也谈改革开放30年”。
20、见本人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写的长篇导言。
21、梁木生“中国政治发展滞后的产权探源”，中国转型智库网。
22、同上。
23、“六个为什么”指：“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为什么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三权分立’；为什么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为什么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而不能走回头路。”这个“问题单”明显说明，这是官方在对自由派和毛派对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指责作出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