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杰: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二零零九年九月,教育部理论中心将北大教授钟哲明的一份批判“普世价值”的演讲稿当作简报发表,这是迄今为止政府部门对《零八宪章》作出的惟一一份公开的回应。这份简报并没有在官方的主流媒体上发表,而只是互联网上流传。这说明官方对钟哲明式的“大批判”仍然感到底气不足,不敢让更多普通民众来“奇文共赏析”。当局害怕弄巧成拙,反倒让更多不知道《零八宪章》的民众由此对《零八宪章》产生浓厚的兴趣。就如同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官方炮制出《刘晓波其人其事》一书,企图将刘晓波抹黑,却万万没有想到,此书一下子便销售数十万册,人们不是想读那些批判刘晓波的“遵命文章”,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收在附录中作为“批判对象”的刘晓波的原汁原味的文章。中共当局不敢第二次犯同样的错误了。

刘晓波在被当局秘密绑架之后第一次与妻子刘霞会面的时候,曾经提及一个有趣的细节,后来刘霞当作笑话讲给我听:当局派遣了一名“马列主义老头子”来与刘晓波辩论,企图说服他放弃《零八宪章》中的观点。结果,这种不学无术的老朽,怎么是刘晓波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该御用学者便灰溜溜地告退了。看来,北京警方还不如成都警方有智慧:谭作人案件在成都开庭审理的时候,成都警方为了阻止作家冉云飞出庭旁听,以调虎离山之计,将其约到派出所。一名警察滔滔不绝地与冉云飞辩论“维稳”之必要,后来,所长走过来让该警察住嘴,训斥他说,你娃儿居然想说服冉云飞,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我们完成上面交给的任务就行了,不要多嘴!而北京警方居然还想对刘晓波进行二十年来都没有能够成功“思想改造”,真是夏虫不足以语冰。我不知道刘晓波遇到的这个搞笑人物是不是钟哲明教授,我知道警方那里一定有这段对话的录音,我呼吁当局立即将两人的对话整理出来公诸于众,让公众自行判断:谁说的是真理,谁说的是谬误。你们不是说相信人民有能力作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吗?

当局不敢公布那段狱中的对话记录,而是煞费苦心、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拿出这份一个人自说自话的简报来,可见其信心是何等不足。该简报的前言指出,这是五月二十七日教育部关工委理论中心和北京交通大学关工委邀请到钟哲明教授来北京交通大学作报告的讲稿。然而,从钟氏作演讲到讲稿发表,其间整整延迟了四个多月,可见当局在批判《零八宪章》上的犹豫与心虚。也许,官方感到钟氏水平有限,其文章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可是,他们又找不到更优秀的人选出来承担此“光荣使命”,只好让钟氏匆匆上阵了。而官方的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等,均没有发表钟哲明的这篇雄文,这名“忠诚的马列主义研究者”一定感到愤愤不平吧——他的言论自由也是受限制的自由。

北大这些年来先后出了不少“怪教授”,比如说访民都是精神病的孙东东、向北韩金正日献媚的孔庆东、向学生推荐《毛选》的吴志攀、宣称小康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别墅”的厉以宁等等,如今又多了一个钟哲明。反正北大已经臭不可闻了,再多一条阴沟也无所谓。从钟哲明的博客上查到,此人一九三二年生于湖南,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人民大学,一九五二年便参加政治课工作。曾任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公共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副主任。文革后又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等。现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其专著有《科学社会主义专题讲座》,主编有《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研究》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等。此人已经七十七岁,还要出来“南征北战”,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由此可见,此类“脏活”已经找不到与刘晓波同龄的以及更年轻一代的“年富力强”的学者来干了,即便是以高层智囊自居的俞可平,也不得不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他才不会愚蠢到出面批判《零八宪章》和刘晓波的地步呢。也只有像钟哲明这样“老而不死谓之贼”的“老左派”,才会自告奋勇地蹦出来扮演此种逆时代潮流的反面角色。从钟氏之履历可以看出,他的一生都是党棍,根本不是学者,在毛泽东时代担任政治课教员,不需要有任何学识和见解,只需要摒弃理智和良心就可以胜任了。

那么,这个僵尸教授是如何批判《零八宪章》的呢?他咬牙切齿(不知还剩下几颗牙)、磨刀霍霍(不知还有没有磨刀的力气)地说:“二零零八年有一件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就是《零八宪章》的出台,十二月十号公布,挑选的日子是联合国世界人权日。……《零八宪章》仿效《七七宪章》。《七七宪章》把捷克斯洛伐克搞垮了并一分为二,现在有人也想把社会主义中国搞乱、搞散、搞垮。《零八宪章》是什么内容?它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基本主张是修改宪法,要把那些普世价值弄到宪法里面去。再就是搞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撤销党的政法委,实现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退出军队,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设立人权委员会,保障人权,开放党禁,政党活动自由,搞多党制等等。还要把刑法里面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废除。除此,还提出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推进土地私有化,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说到底,《零八宪章》把这些年来他们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政治制度和私有制,通通集中起来成为对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零八宪章》是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体制内某些人相互勾结的产物。《零八宪章》出笼后的十二月下旬,胡锦涛同志在军队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提出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强调忠诚于党就是要自觉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听党指挥。”

钟教授虽然没有什么学问,但毕竟教了一辈子政治课,概括“中心思想”的本事还是有的。《零八宪章》之十九条建议,关键之处确实集中在钟氏的这几句话上:“就是要把西方那一套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盘地搬到中国来。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一套西方的价值观念搬过来,就是要搞西方的‘一二三多’:一,一个总统;二,两院平行;三,三权鼎立;多,多党竞选。然后加两‘杆子’,抓笔杆子,就是新闻自由,抓枪杆子,就是军队国家化。显然,这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钟氏不妨将这段概括在更广的范围内发表,让更多中国民众来阅读、思考并给出自己的看法,看看是支持你的人多,还是支持《零八宪章》的人多。然而,即便在自己的博客上,钟氏也不敢张贴出此文来,即便他张贴出来,因为其中有《零八宪章》的字样,也会遭到网络警察的即使删除。钟氏说得不错,《零八宪章》当然是《七七宪章》精神的延续,《七七宪章》在今日之捷克,已经成为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伟大的历史的一部分。捷克民主化之后,捷克与斯洛伐克和平分家,两国民众不仅不认为这是一个悲剧,反而认为这是一件“喜事”,就像在中国农村中,两兄弟长大了之后自然要分家一样,这有什么不好呢?钟教授根本没有身临其境地去倾听捷克和斯洛伐克民众的心声,体验一下他们在民主体制下自由生活的幸福与快乐,就自作主张地谴责《七七宪章》将捷克“搞垮、搞散、搞乱”,并以此来栽赃给《零八宪章》的签署者,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且,胡锦涛在军队中的讲话不过是例行公事,毫无新意,根本不是对《零八宪章》的间接回应。以中共官僚体制之低效、以胡锦涛能力之平庸,哪里会如此迅速地来回应《零八宪章》呢?钟教授故意对胡锦涛的讲话作“过度阐释”,以胡锦涛的讲话来打压《零八宪章》,乃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借刀杀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钟教授在演讲里专门谈及西方的选举制度。此前,美国总统都是白人,中国便攻击美国搞种族歧视;如今,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且看钟氏又是一番怎样的说辞:“奥巴马当选是因为他破选举经费记录,筹得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高的竞选经费,这是他获胜的奥秘所在。当选后你看,两党制马上变成一党制了。谁的党?总统的党,民主党,共和党,都联合在总统周围。”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对于美国的政治生态、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价值和政策上的差异,钟氏一无所知。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两党之沟壑不仅没有缩小,反倒大大扩大了。奥巴马的一系列国内国际政策,在国会都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和抵制,“两党制变成一党制”之“异想天开”,惟有钟氏这样“无知者无畏”的家伙才能想得出来。美国国会的设置是立法和监督政府,而不是让议员们“团结”中总统周围。如果美国人都紧密“团结”在总统周围,奥巴马还不像胡锦涛那样被热死才怪呢。如果奥巴马看到此白痴教授的高论,再看看国会内不断杯葛他的共和党议员们,恐怕惟有苦笑而已。

对于中国以后是否会推行选举制度,钟教授引用邓小平的预言,以死人的戏言来左右活人的命运:“是不是中国永远不搞自由选举?不!小平同志对外宾讲过,二零五零年左右,各种条件具备后可以搞。”二零五零年是邓小平的信口开河之说,他作过什么科学的研究和调查,才得出了这个时间节点?这可不是“科学发展观”。到了那个时候,钟教授肯定早已灰飞烟灭了(他活到一百一十八岁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当然,对于这样的奴才来说,即便一辈子都没有选举权,也不会感到有什么委屈之处。但这样一张时间表,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我想也是大部分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中共将香港选举的时间表定在二零一七年,将大陆选举的时间表定在二零五零年,而台湾早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实现了选举,为什么同为华人,大陆人就永远低人一等呢?难道经过了中共六十年的统治,大陆民众的素质就大大地退化了?

我上网一搜索,居然发现这个僵尸教授也有一个博客,但是上去一看,上面除了一张白发苍苍的“老照片”和个人简历之外,只有一篇题为《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又臭又长的文章,从四月至今没有添加任何新作。钟氏在这篇文章里赞扬说:“毛泽东壮丽一生的后期,主要献给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这一前无古人的探索事业。”可怜的是,这篇文章只有一百多人的点击量,后面一共有十三条留言,其中有十条留言是否定性的,只有两条留言是支持性的。看看这些否定性的留言,就会发现,此教授在网民心目中确实连“叫兽”也不如:

——都是扯鸡巴蛋!
——作为老乡,为你感到羞愧,你说这些话,难道不能摸摸自己的良心吗?还在为虎作伥,普世价值观是全人类的价值观,除非你不是人!
——您老至于吗, 能不能看看黎民百姓的现实再说话啊, 能不能积点善德啊?!退一步说, 即便您代表真理, 您可以坚持您的偏执, 可是为什么要求我们必须跟您一致呢? 还有点对“人”的基本的尊重吗?!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当今的农民,农民工,大学生,蚂蚁族。看看今日之中国,你的无耻言论是对中国人民的巨大伤害。现实中的人已经对这个体制和所在的社会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谎言怎么能再一次迷惑国人,中国怎么永远这样裹足不前。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而且会被老百姓永远记住的,比方说秦桧。
——样样万言,还不如一句话:民主是个好东西
——老人家要用良心话说,不要照本宣科。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作品又找到了一个真实世界的投影。也许你会辩解说只是为了混饭吃,可是您不要忘了,你其实可以不说的。
——倚老卖老的御用文人!另,你的博客有毒!
——见过无知的,没有见过这么无知的!

《零八宪章》只会越批越香,而钟哲明这样的御用走狗则只能越来越臭。奉劝钟“叫兽”将这些留言写成横幅,悬挂在客厅中央;然后每日对着这些横幅“三省吾身”。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艾  鸽:致巴士底狱—-纪念法国《人权宣言》220周年(诗歌)

 

仿佛是古老梦觉的传闻
眸中又那么历历在目
冰封的日子脱落成雪莲
如果有一种枷锁无法解开
那就是你 巴士底狱
冬眠超过五千年的历史啊
上面睡满了植物人
而这一天终于发现了生命
原来就是一种自由
但你含着本色的蕴涵
太阳啊 是谁的心脏在跳
能否搏击些红晕

仿佛是古老梦觉的传闻
眸中又那么历历在目
如果有一种死结无法解开
那就是你 巴士底狱
城堡能否高过人的目光
为那奔腾一去不复返的健忘
湿云是阳光在哭泣
我从你的不幸里打开希望
却看见龙竟然化石成虫
银河啊 是谁的泪眼在飘
能否少一些凄凉

仿佛是古老梦觉的传闻
眸中又那么历历在目
如果有一种冤屈无法解开
那就是你 巴士底狱
挥霍着生存指数的岁月啊
那仍在逍遥的难道是你
魔咒是你的护身符
水泥砖背后躺着思想的僵尸
等待着命运的光顾
地球啊 是谁的魂魄在转
能否发现些闪亮

 

附网文:名词解释:巴士底狱

在法国巴黎市区的东部,有一个巴士底狱广场。200年以前,举世闻名的巴士底狱曾经耸立在这里。巴士底狱是一座非常坚固的要塞。它是根据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命令,按照12世纪著名的军事城堡的样式建造起来的。当时的目的是防御英国人的进攻,所以就建在城跟前。后来,由于巴黎市区不断扩大,巴士底狱要塞成了市区东部的建筑,失去了防御外敌的作用。到18世纪末期,它成了控制巴黎的制高点和关押政治犯的监狱。

巴士底狱高100英尺,围墙很厚,有8个塔楼。上面架着15门大炮,大炮旁边堆放着几百桶火药和无数炮弹。它居高临下,俯视着整个巴黎,活像一头伏在地上的巨兽。凡是胆敢反对封建制度的著名人物,大都被监禁在这里。巴士底狱成了法国专制王朝的象征。

多少年来,人们像痛恨封建制度一样痛恨这座万恶的巴士底狱。许多人曾经作过推倒巴士底狱的尝试,可惜都没有成功。然而,人们的希望没有落空,他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1789年,法国爆发了大革命。巴黎的警钟长鸣,工人、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纷纷涌上街头,夺取武器,开始了武装起义。

法国人民早就痛恨国王、僧侣和贵族。僧侣是当时法国封建社会的第一等级,贵族是第二等级。其他各种人都归入第三等级。第一、第二两个等级的人数不过20多万,只占全国总人口的1%。但是,他们有钱有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法王路易十六就是他们的总头子。他同僧侣贵族狼狈为奸,弄得民不聊生。新兴的资产阶级也因为政治上没有权力而受到欺压。

18世纪后期,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眼看国库空虚,就用尽一切办法搜刮钱财,好继续吃喝玩乐。为了这些,他还在1789年召集已经停止了175年的“三级会议”来筹款。可是,第三等级的代表识破了国王的诡计,他们趁开会的时机,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限制国王的权力,把三级会议变成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第二,改变按等级分配表决权的办法,要求三个等级共同开会,按出席人数进行表决。国王路易十六听了这些要求,暴跳如雷,认为第三等级大逆不道。他偷偷把效忠王朝的军队调回巴黎,准备逮捕第三等级的代表。消息传出来以后,巴黎人民群情激愤,怒不可遏。于是,酝酿很久的一场大革命就这样爆发了。

1789年7月13日这一天,手执武器的人群攻占了一个又一个的阵地,巴黎市区到处都有起义者的街垒。到了14日的早晨,人民就夺取了整个巴黎。最后只剩下巴士底狱还在国王军队手里。

“到巴士底去!”起义队伍中响起了呼喊声。起义者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巴黎的最后一座封建堡垒。

守卫巴士底狱的士兵从房顶上和窗户里向起义者开火,塔楼上的大炮也开始轰击。

冲在前面的起义战士被暴风雨般的火力压住,无法接近巴士底狱,大家就从周围的街垒向巴士底狱还击。他们没有大炮,只有从各处寻来的一些旧炮,甚至几百年前铸造的长满铁锈的古炮也加入了战斗行列。他们没有炮手,只有一些自告奋勇的人出来开炮,一个名叫肖莱的卖酒人居然成了炮手。然而,这些古炮和旧炮在被战斗激发起昂扬情绪的起义者手里,终于发出了轰鸣。一排排炮弹撞击在监狱墙上,打得烟雾弥漫,砖屑纷飞。可是因为围墙太厚,还是无法攻破,而起义者已经有了伤亡。

1个小时过去了,战斗没有什么进展,围攻巴士底狱的人却越来越多。人们十分着急,有的人干脆拿着两个火把,勇敢地冲到拱门前,把要塞的卫兵室和军人食堂点着了火,可是对于要塞和塔楼还是毫无办法。一个假发制造师想用火把点燃要塞的硝石库,但没有成功。有人喊道;“用磷和松脂混在一起,烧敌人的大炮!”但是炮位太高,根本够不着。

这时候,从阵地后面又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我们现在需要真正的大炮和真正的炮手!”于是大家镇静下来,都在等待着,张望着。两个多小时以后,一门威力巨大的火炮被拉来了,有经验的炮手也找到了。不一会儿,猛烈的炮火射向巴士底狱。一部分守军终于举起白旗投降了。吊桥徐徐放下,起义群众冒着另一部分拒降的守军射来的弹雨,冲了进去。

攻占巴士底狱成了全国革命的信号。各个城市纷纷仿效巴黎人民,武装起来夺取市政管理权,建立了国民自卫军。不久,由人民组织起来的制宪会议掌握了大权。这一年,制宪会议颁布了“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八月法令”,紧接着又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了“人身自由,权利平等”的原则。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在18世纪上半叶,著名的思想启蒙运动就以不可阻挡之势深入人心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大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条件。

傅国涌:1948年:企业界最后一次选举

“元旦晴,物价更贵,与昔相比,不啻十余万倍。……照此物价高,成本大,利息重,本年营业未看乐观,只有苦守坚撑,……但政府实行统制,原料不足,捐书频加,无异置工厂于绝地。……

五月后,物价如疯狂上涨,生活指数逐日频升,工资亦高,支持困难。此时物价已臻最高峰矣!米每石六千万元,油每斤十五万元,面粉每包二千四百万元,原棉每百斤四亿元,面纱每件二十四亿元,利息每万元每天六百元,木工工资每工七百五十万元,普通女工每日亦在五百万元左右。就是会计方面,也觉麻烦不堪,难以计算。纸张、笔墨、人工消耗均极可观。如此数字,真是痴人说梦。通货膨胀,达于沸点。”

这是荣德生自订行年纪事“1948年”的记录。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戡乱”的同时实施“经济戡乱”,外汇管理、进出口贸易管理、花纱布管理、工业贷款停止,抗战胜利之初曾经许诺,“所有接受的敌伪纱厂,二年后一定全售给民营。”没想到此时,就连民营纱厂的生产竞争权、营业自由权都被剥夺了。荣宗敬之子荣鸿元在年初《大公报》召开的“花纱布管理问题座谈会”上发言,充满了怨言和失望。他在上海市参议会提出临时紧急动议,速请政府废除管制政策,确立整个生产计划,以挽救危机;速请政府开放外销,换取原棉器材,以维生产命脉。他在“国民大会”提出的两个提案,也是呼吁放弃花纱布管理政策,从速开放工业贷款。面粉业也同样受到管制,面粉同业公会多次向粮食部要求准予自由转口,派代表到南京请愿。荣毅仁在面粉业危机座谈会上痛言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进则无资金可以运用,退则无法供应民食。这些声音如同一滴水落入了茫茫大海,无声无息。

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发行“金圆券”代替“法币”,以币制改革来扭转通货膨胀,结果通货膨胀变得更为不可收拾。以抗战前1937年1月到6月的物价指数为基期,这年8月上海的物价指数涨了五百万倍,五金器材涨了一千一百万倍。“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金,金不如汇”,市场投机盛行,正当的工商业已经难以维持。这年10月28日永安公司郭琳爽给父亲郭泉写信说:“本公司早为一般人抢购之对象,每日人山人海,半日之间,货已购空,因是存货日轻,难以补进,商人至此,诚难乎为继矣。”12月19 日,商务印书馆开股东常会分配上年盈余,上一年帐面的盈余法币48亿元,当年股本为100亿元,年利润为股本的48%。然而根据汪家熔在《抗战胜利后的商务印书馆》研究,因为币制改革,48亿元法币折合金圆券仅1600元.纯利的45%作为股东的股息和花红,只有金圆券733元,全部股金为法币100亿元,分为10亿股,每10万股可以得金圆券7分3厘3毫,如果1万股,连最小的1分辅币都拿不到,只能决议当年不发股息。

对荣家而言,这也是从未有过的多难之年。荣德生的六子荣纪仁主持荣家发家企业茂新面粉一厂的重建,遭遇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心力交瘁,最后竟开枪自杀;三子荣一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试图扩充海外业务,以维持大局,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遭遇空难。连丧两子,对于74岁的老人无异如遭霹雳,痛不可言。大侄荣鸿元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的罪名被捕入狱,实际上只是为维持企业生产,订购外棉而买了点外币,犯了禁令。这位荣家长房大公子、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入狱77天,被勒索的面粉、棉纱和棉布栈单等约相当于50万美金,才判了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两年的“宽大”。

痛苦的不仅是一个荣家,蒋经国在上海逼企业家们交出黄金美钞,“猪鬃大王”古耕虞就说自己随时准备进特刑庭的监狱。一心办企业的刘鸿生,到这一年依然不死心,“大中华火柴”收购苏州的民生火柴厂,标购青岛火柴厂,另办了供应原料的福华梗片厂、中联化工厂,解决问题。火柴卖给经销商一般要打10到20天的期票,等到兑现,所得货款已远不足成本,可是货压在仓库不卖又不行。就在刘鸿生的大多数企业几乎都已陷入死谷的这年,他被当选为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不知道对他算不算一个小小的安慰。

经过企业界多年的争取,“工业会法”于1947年10月正式颁布,当年在重庆成立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因为没有“工业会法”,只能称“协会”,按学术团体登记。1948年11月,中国工业总会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省市的工业会、各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共派出了154位代表。这是民国企业史上最后一次盛会,火柴业、棉纺业、营造建筑业、面粉业、电工器材业、水泥业、丝织业、制药业、造纸业、酒精工业、电气工业、机器工业、橡胶工业、金属品冶制业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几乎都到场了。

当时有五个人有意竞争理事长的位置,吴蕴初、刘鸿生、陶桂林、潘仰山、李烛尘,其中最有竞争的是吴蕴初、刘鸿生。国民党表面上似乎倾向于吴蕴初,幕后真正想推出的人选却是陈蔼士,此人是陈英士的弟弟,字其采,陈果夫、陈立夫是他的侄子,曾任中国银行总文书、中国银行浙江分行副行长等职,抗战期间在重庆创办宏丰实业公司,有几家加工厂,但在企业界的资望不够,为此国民党方面做了不少幕后工作,并希望吴蕴初、刘鸿生斗个两败俱伤,将他推出。所以,在成立大会前夕,刘鸿生获知这个信息,曾对吴蕴初说:“我们两人好似蟋蟀,有人拿了草来挑拨,要我们两人斗起来。”

 国民党方面的盘算最终落空了,全国工业总会的理事、监事毕竟是代表选举产生的,不是他们指定的,背后的工作不是毫无作用,但影响有限。在当选理事的45人中,多数都是企业史上人们熟悉的名字,就不难看出选举结果大致上还是企业界的自主选择。刘鸿生、胡西园、李烛尘、李国伟、章剑慧、陶桂林、潘仰山、荣尔仁、缪云台等人都在其中,也有钱新之、杜月笙、束云章、徐学禹这些人,他们中再选出15个常会理事,并选出得票最高的刘鸿生为理事长。吴蕴初、陈蔼士等15人被选为监事。这个结果当然是国民党方面不满意的,这些以办工厂为业的企业家,没有屈从于权力的压力,不将权力属意的人选抬出来,为企业界存了一分正气。

陈破空:气候大会失败 中国跨入列强

联合国气候大会,在延长两天之后,12月20日,终于闭幕。在激烈的争议声中,勉强“达成协议”。作为大会唯一成果,协议载明,发达国家同意,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穷国,抗御气候变化;未来三年,将首先提供300亿美元。

这份“协议”,没有规定各国减排目标和年限,仅仅重申了从前目标:全球气温上升幅度不得超过摄氏两度。成果远远低于预期,世人大失所望。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这次全球气候大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气候大会,193国代表出席,约100国首脑与会,足见各国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警觉与重视。会议从12月9日开始,原定18日结束,却因各国分歧严重,争论不休,陷入瘫痪,乃至于被迫延期。

分歧主要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是二氧化碳主要排放国,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提供更多资金;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增长,同样有减排责任。另外,各国都不情愿因减排而影响本国经济发展。

僵局,是在美国总统强力介入后打破的。奥巴马建议,美国带头,由发达国家每年集资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美国还与四个发展中大国 —- 中国、印度、南非和巴西一道,达成一个原则性协议。

正是这个五国协议,提交大会后,最终成为约束力很低的《哥本哈根协议》。该协议遭到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众多小国、包括部分发达国家的反对和谴责,他们认定,该协议极不公平,因为,那些大国,都是主要废气排放国,却逃避责任,小国无端受害,却要继续付出代价。由130个国家组成的“穷国集团”,痛批大国“黑箱作业”,抗议小国“被出卖”,甚至使用了“焚毁非洲”、等同于“二战大屠杀”等激烈指控,来表达他们的愤怒。

鉴于协议无法获得所有与会国同意,大会只得使用“注意到”一词,表明各国立场,同意和不同意签署的国家,则分列开来。最后,该协议被视为联合国的一个附录文件,提交未来讨论。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失败的大会。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多数国家认为,中国政府,要为这次大会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原因在于,作为世界头号废气排放大国,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共当局竟拒绝接受国际减排目标。北京声称:将自行制定减排目标,并拒绝国际核查。

中共狡辩说:拒绝核查,是出于“捍卫主权”、“不容许干涉内政”。风马牛不相及。中共甚至指责国际社会,“有人就是要限制中国发展。”这等说法,如果不是顾左右而言他,大抵就是病态的“迫害幻想症”。令国际社会哭笑不得。

既然拒绝接受国际目标,又何必去参加国际大会?如果各国都像中国那样,拒绝国际核查,又如何验证各国是否减排?说美国或西方“要限制中国发展”,三十年间,大量流入中国的外资,如何解释?中国出口产品,三分之一销到美国,没有美国市场的巨大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何从来?

中共态度,全然是无赖嘴脸。北京立场,为阻碍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开创了恶劣先例。果然,印度和巴西两国跟进,附和中方不接受国际核查之说,使国际气候大会几乎变成一盘死棋。

中共不情愿减排废气,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回避政治改革而强调经济实惠的中共当局,把经济增长,当成是支撑中共政权不倒的最大支柱。从九十年代初到二十一世纪初,十余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但同期,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却急剧增长33%。以至于,从2006年起,仍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就超越第一大工业国美国,一跃而为全球最大废气排放国。追求单纯经济增长,以环境破坏和空气污染为代价,中共腐败集团,肆无忌惮地,消费子孙资源,消磨后代基业。

以第三世界龙头老大自居的中共,这一回,却明目张胆地出卖了第三世界。中共遭到的,不仅仅是西方的反感,还有众多小国的痛恨。

是次大会,名义上,由联合国主办,实际上,却由几个大国说了算。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五个大国,主导了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最终协议。其中,中共成为最大赢家,联合国沦为最大输家。

大会失败,中共却满足了虚荣心,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回“列强”。中国人咒骂列强,如今,中国成了列强,经济列强。列强的一个特点,就是凭实力说话,可以不讲理。如此列强,放在西方国家头上,那是一、二百年前、乃至几百年前的陈年旧事。中共不讲理,超过历史上所有列强。自以为“崛起”,不过是野蛮的代名词。

2009-12-15

付瑞德:为了自由

我们的舌头和嘴——数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成果,于我们——当代的人类,有两个用途:吃饭和说话。如果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舌头和嘴说出真相,声张正义,讨论真理,那么我们——所有的人类,所区别于动物的这点舌头和嘴的特征将荡然无存,因为其功能只剩下了吃饭。

明天,公元2009年12月23日,将再次成为人类文明史的耻辱。无耻的专制者将把刘晓波送上法庭上演一出闹剧!外强中干的专制者无法控制思想,他们恐惧于思想,却无法杀死思想,就像他们可以使亿万人山呼万岁,却无法阻止生命的终止,专制者所能做的不过是扼杀思想者,然而思想是杀不死,打不透,煮不烂的,扼死思想者不过是专制者恐惧的表现,在罪恶的法庭上发抖的,被审判的不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思想者,而是那些专制者,那些试图扑灭思想火焰的独夫民贼!

刘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枝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不敢正大光明的辩论,为什么不敢正大光明的审判?

什么叫国家?一域之地,积民而成也。什么叫政权?民权之让渡也。什么叫颠覆?倾倒毁灭也。国土犹存,人民尚在,何谓之刘先生以一笔之力颠覆国家政权?夺民权者,逆民意者,恰恰是那些假借和盗用法律名义审判——而且不敢用自己的法律公开审讯刘先生的专制者应该受到这条罪名的惩罚。

是的,每一个公民,在面对国家机器,面对那些暴力机关都是弱者,但是每一个正直的公民绝不应该为此感到畏惧,因为这些机构正是他们言论,他们表达,他们坚持正义,他们践行道德的保护者。同时,敬告那些专制者,在你们的专制面前,弱者只是内心对暴力未做准备的人,而每一宪章的签署者都预知了暴力的来临,但没有人退缩,要知道,对一个真正的,勇敢的热爱自由者来说,只有精神和良心依然是其所珍惜和尊重的,肉体已经在牢狱的门前置之度外。难道你们还不知道?看看你们的斑斑罪行,你们已经将刘先生两次送入牢狱,那道你们以为第三次就能实现你们无耻的愿望?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刘先生的光荣!

那些专制者啊,那道你们以为将刘先生送入监狱,乃至杀死他,便能取缔他追求,毁灭他的思想吗?不,绝不!你们囚禁一个刘晓波,却还有上万的人联署宪章,要知道将自由植根于心中的中国人,你们是捕不尽,杀不绝的!

要知道,坐拥百万军队的专制者,无耻的审判一个刘晓波绝不是一件荣耀的事,反到成就了刘先生的荣耀,早在30年前你们无耻的宣判王申酉的时候,王先生就有言留下:“别人加给我的罪名,正是我的成就。”今天你们抓捕吧,你们审判吧,你们杀戮吧,可终究你们将失败,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冒充辩证唯物主义的专制者是彻彻底底的唯心论者,因为专制者以为没人说真理,没人坚持正义,真理和正义便不存在,可是不许这样——客观事实不许。

鲁迅先生有言在先:“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让专制者咆哮去吧,我们将继续用我们的舌头和嘴,这值得人类骄傲的器官去言说,去赞美和诅咒,赞美那最最美丽的自由,诅咒那最厚最黑的现实。

2009.12.22,刘晓波一案开庭的前夜

网络行动推声浪 黄丝带吁释放刘晓波

北京学者刘晓波一案开庭在即,多名曾签署愿与他共同承担罪责人士先后遭当局传讯,网民们开始使用#FreeXiaobo 即释放晓波这一共同的网络标签来表示声援。多个香港团体也致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在廿三日(周三)开庭审理异议人士刘晓波。刘晓波因起草《零八宪章》于去年十二月九日被强行带走,今年六月被宣布正式逮捕。

辩护律师尚宝军星期一到检察院拿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当中除了指称“刘晓波伙同他人起草《零八宪章》罪行重大”外,还提到了他近年来发表的6篇文章。而刘晓波案开庭前,多名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遭各地方政府传讯。除了本台日前报导的刘荻外,野渡、赵达功、蒋亶文、温克坚、滕彪、胡石根等都先后被找去喝茶。野渡星期一告诉本台记者,当局上星期五传讯他,“因为我原来计划星期六和赵达功还有沙叶新等吃饭”

赵达功更表示他被软禁了三天,直到星期一下午两点才被放出来,“因为《零八宪章》,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约我喝了一次茶,谈刘晓波的事,要我不要搞活动,这次你想想看,野渡过深圳来,大家通个电话当局都掌控了,沙叶新是笔会的理事,我也是理事。野渡管笔会的网络,当局觉得可能有问题,害怕讨论《零八宪章》和刘晓波的事,是有可能的”。

于此同时,网民们开始使用 #FreeXiaobo 共同的网络标签来协同支持,并呼吁当局立即释放。大批网友转发刘晓波案开庭地点,并说请当天前往旁听的民众带上黄丝带, 如不能进入法庭就把黄丝带绑在离法庭最近的地方,与晓波同行,为自由而战。网友郭宝锋也因为签署了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罪责的声明而被找去问话,他告诉记者,“然后我后来也是为刘晓波辩护,我说这是以言论治罪。我想到我自己的案件,也是以言论治罪,为了言论自由,我要声援刘晓波”。

新华社的报导称,刘晓波对「公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辩护律师尚宝军说,刘晓波不会认罪。因为,他所谓「供认不讳」的部分,是承认公安机关提出的文章确实是他所写,但他并不认为写这些文章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虽不认罪,刘晓波上星期与律师会见时也表示无论怎么判都不会上诉。赵达功认为,这显示了中国司法制度的败坏及生活在如此社会中的悲哀,人民虽不认罪却又没有途径寻求公义。

多个香港团体,包括独立中文笔会、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天安门母亲运动、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劳改基金会、民主党国是小组、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共同致信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立即释放刘晓波。声明表示,中国声称以法治国,若法院以起诉书的所谓证据把刘晓波定罪,只会成为另一次文字狱,把法院在其它依法处理案件的基础上建立的法治榜样摧毁于一旦,是中国法治的大倒退。

刘自立:获麟绝笔,吾道不穷

“北宋开始,门第已不存在,和尚寺也衰落了,搜罗不到人才。……一时各地书院学校风起云涌。”

宋儒“要高自位置,超越在皇帝政府政治权位之上,但他们没有门第凭借,又不肯采取佛教出世态度,尔为尔,我为我,严格与政治割席分疆。在他们则只想把人文中心的‘道理’二字来说服上下。西汉淳朴,东汉清高,唐人阔达,而宋人则成其为严肃。他们的过分严肃处,让后人听到道学先生一称呼,便想缘他们不近人情。但他们毕竟有他们的精神,此后直到清代,七八百年,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毕竟端赖此种精神来支撑。”

“张横渠虽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此作号召。然其所谓往圣之绝学,亦主退隐在野,不主贵达在朝。”(皆同上)

宋朝是一个改革朝代。如何改革,是一个当时发生争执的课题。所谓儒学正统派,也不能幸免于自身的分歧,就不要说如何分梳于佛教禅家了(这个课题容次再言)。坊间和学界对此的分歧,首先在如何确立宋朝改革思维之正统;也就是归依范仲淹、还是王安石。其中,宋儒理学之开山者,莫不都是往还于前者辈,如安定,泰山,狙徕;而王荆公也是文正公之统序继承者;是为人文主义之“先天之忧而忧”者,而非开拓者——这个课题,自然可以再榷——但是,其中本末,体用等政治、学术策略之运用,却关乎到如何解释当时继承和恢复唐代甚至更早之儒学道统。将韩愈看作儒学标杆看,宋之“托古改制”偶像,是否继续韩愈辟佛尚儒于唐后,也是一个看点;宋儒将宋佛送入边缘和冷宫,理据、事实俱在。即,所谓托古之古,上溯何时?成为疑问。于是,发生“回到三代,重建秩序”之思想诉求。这个诉求是,宋治宋学,不是回到韩愈和贞观,而是回到尧舜。这样,托古之则,成为大宋正式树立抑或重新树立儒学正统道统和学统之统序。三是,这个统序建设的方式,是施行前有之庆历改革,后又之熙宁改革,还是说(按照王夫之言:“王夫之说,“知善政之不足恃,则非革命之始,无庸创立己法;知恶政之不可久,则虽苛烦之法,自可调之使驯;”——

他还说,“上与下交相争,其国必倾。”(《宋论》)

(王夫子在此,正好是否定了政治互动的君臣间性原则,甚至知识分子和朝廷互动之自由主义原则。)

甚至,是臣民和上方某种有限的互动原则——可惜,这种上下交争,也就是中国历朝历代之专制统治下的政治特征,本来就是不可褫夺和根本存在的、一种所谓游民社会——也许,就是孟德斯鸠所谓“第四阶级”之存在——这些唐朝之程,之尉,之秦;宋朝之宋,之晁;乃至后朝之,都是不可以扑灭和剿完的游民力量——乃至民国之李,之冯,之阎,也是这个问题。这就是社会存在,是文化存在之前提;文化存在,是专制存在之前提——不是毛集权,消灭社会;也就把一切之民间力量(他们相对互动于朝廷),给消灭了。

今天的中国,就既没有程咬金,也没有李宗仁,阎西山了。呵呵。)

顾此,王言,正好是因为改革,尤其是荆公之改,造成了宋朝枉顾旧学老调,致使秩序大乱,人散政息,是一个严重争论的课题。王夫之“宋亡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改革是找死之举,不是复活之举——让人们想到明朝之海瑞,之张居正,清朝之戊戌变法,之辛亥革命,甚至想到毛权变,是不是没有依归旧法古制,而导致历史原地踏步甚至倒退?这是人们回顾宋朝政治思想的最终因素。

宋儒也是讨论所谓“周期律之课题”;一如我们后识后觉。宋儒周期律之疑,在于他是不是依就故制而不事新制——新制之新,和儒学旧制之关系,之间性,如何估计?于是,有基本上两个说法。改革导出新制度和制度之死,政策之亡,还是相反?跳脱而言,恢复儒学正统,是不是要回避改革?是一个基本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们跳脱周期律,是不是要恢复原点之则?原点,究竟在哪里?有人说,原点在1949,有人说,原点在1919,有人说,原点在1906——清末预宪——而非超越之;超越之,就是罔顾宪章主义,引来革命——而这个托古恃宪,可能性如何?也是未来宪政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分歧所在。其实,跳脱周期律,还是一个未答之问。也就是如何估价中国正统道统学统之悬案。叫做立宪抑或革命,是不是可以全然破旧履新,不要一点点故制;抑或,故制,还是要的,要改变传统和解构之,不是颠覆。于是,宋朝那些事,我们的看点,也正好在此。没有一点历史的解构,没有一点中国化的更新,没有一点思想上的继承,纯粹嫁接西方文政和西化、化西,是不是可以重建抑或新建道统和正统——是不是既不要佛,也不要儒,只要基督、天主,随即宪政、民主即可完成?就像毛革命一样,来一个纯粹外国主义,外国宗教,即可履新?仍在悬疑之中。换言之,国人改革、革命,如何一种文化方向?是不是再次打倒儒学孔家店,可以举之?抑或,不可以?这同样是一个摆脱周期律之疑问。

政治上有这样的争执,思想上如何契合这样的静、动说,改革说,抑或安定说,也是一个饶有兴致的课题。宋朝理学,一直以来,被笼罩在讲天理,灭人欲之宋儒大原则里。这个原理的指向是静,不是动(见周濂溪);儒学指向,无论是秩序论还是改革论,触及到理学之则,则多是肯定静而非动。其间,儒学结合佛学之唯识论,更是要绝识断相,皈依空梵——用现代哲学认识论的话说,就是认识论和本体论,在佛学中都要给于否定论而非肯定论——很像西方现象学之取消主观和客观界限一样。吕思勉先生说,印度人不为生存恼,为挣脱烦恼恼,故而要断识绝欲;中国人为生存(与否)恼,所以,要为生存斗争;就是印度人得空为望,国人得变而期。这样,佛学于宋朝之变更时期,自然被放在边缘和角落。就是吕先生所谓——

“理学者,佛学之反动,而亦兼采佛学之长,以调和中国之旧哲学与佛学者也。一种学术,必有其独至之处,亦必有其流弊。流弊不可无以矫之;独至之处,亦不容埋没;故新兴之学术,必能怯旧学术之流弊,而保其所长。

“中国旧有之哲学,盖自神教时代,递演递进,至周,秦而极盛。两汉,魏,晋,虽间有新思想,然其大体,固不越古代哲学之范围。佛教兴,而中国哲学一时退处于无权;然其中固不乏独至之处。宋学兴,乃即以是为凭籍,以与佛学相抗衡。”(吕思勉《理学纲要》)儒学之再兴再盛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自宋而变,而止。

于是有陈寅恪言——

“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废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

自唐之汉、胡融和,文化多元以来,佛家作用并未打入国家正统,以至于佛偏禅妄,不能正道成序。宋儒大业,自当是恢复正统。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同上)。这就把宋文化理想与走向,写得清楚。这个走向,遂发生他自身的轨迹和曲折。正如学家讨论的那样,无论如何评价宋儒的实践言形,宋朝的主要思想脉络还是回到儒家道统。期间,宋学书院的发展更为后来反清遗民留下某种形式的政治形制和抗争实体。但是,对此宋学书院之发展,却有以王夫之为首之反对声音存在,且影响很久,很大,很悬案。这是因为此夫子认为,书院和政改(经改),造成了正统的动摇和颠覆,以至于宋亡。

这很像议论中国现在所事。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本宗何在?国人改革是不是要回到党则原点——就是实行党统正统,新民主主义和共同纲领等,还是另外寻找普世价值之“原点”,遂成为今日中国宋学之争议。其间,类似的历史重复,同样出现在很多雷同的议题之上。比如,“义利之辨”;比如,“回向三代”(回到什么原点!)比如,章奏直谏;“言论自由”,不杀臣相。再如,“正志先立”,“格君心之非”;王道与帝师关系说;等等。多是时间不同,内容无大不同之中国改革问题。也就是说,范、王改革牵涉的课题,尤其是文化政治课题,转了几百年,又回到我们后人视线。只是,其间发生价值估价课题,业已摆上桌面——那就是,宋学的内圣外王之道学老原则,如何切实结合中国民主派所谓普世原则之问,同样提到面前。我们的说法与众有异。其实,内圣外王之说,说了千年;难道不能说“内王”?而相对于“外圣”?就是我们怪论之“内王外圣”。很多人要讥此乱言;但是,我们自认为也还有些合理内核——就是:内圣,要根据外圣;外圣,就是法治;内王,要根据制度,就是人性依赖制度得到不扭曲抑或不改变(性善性恶,皆属自然);没有思想改造——即:没有制度预前的内圣,历史上总是不能实现的,原因就是,外王之不王;又是因为外圣不在,内圣亦废;外圣,就是制度下的人事和道德置衡。我们于是叫做“内王外圣”。可笑乎?不可笑也。

钱穆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钱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对此一点,王夫之反面结论,称其为:“陋宋”之说(《黄书•宰制》:“圣人坚揽定趾以救天地之祸,非大反孤秦、陋宋之为不得延”。

“对于陈、王评价之不一,余英时先生在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有所疏释,即这是‘分别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不同角度为宋代寻求历史定位’,‘宋代在政治史上虽不能和汉、唐争辉,但在文化史上则有超越汉、唐的成就’,王夫之的‘陋宋’之说是从‘政治史’上讲,而他说“‘分教于下,而道以大明’(《宋论》卷三《真宗一》)则是从‘文化史’上讲。按余先生的疏释,王夫之的‘陋宋’之说与陈寅恪对‘宋学’的评价并不矛盾。”(李存山《宋学与《宋论》——兼评余英时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下同)

从王夫之反面论得出推延,就是荆公改革导致以经济为中心,以章奏(务虚会议)为手段,以人事更动为结果(“党内分裂”:))的改革,没有好下场。但是,思维文化内涵,不以胜负论价值,反而是这种无论胜败之资源,导致宋之文化定位于历史。宋亡与否,既不能像王夫之得出宋论即亡,也未必可以套在今天,说:再改革,政治改革,就要全数完蛋了。所以,是为参照而非等同。简言之则是,王夫之不改格论和维护“安定团结论”,不见得是“政治正确”之独选;也许,他所谓一切不动之议,使得宋亡更快,也未可知——因为,改革,熙宁与庆历,都是非改不可之发动,之施行;无微机焉需改之,这不是可以随意选择之茶与咖啡——这一点,老夫子又有何言以证哉。

所以,我们提供苟简史料和观点,扼要绍述如之。

宋朝文、政都是改革。——“范仲淹注重‘经济’(本于儒家的‘经旨’而经世济民)”

——“胡瑗的弟子之众,在熙宁变法时对于王安石是一股很大的牵制力量,故熙宁二年神宗问:‘胡瑗与王安石孰优?’胡瑗高弟刘彝答:‘臣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方在场屋中,修进士业……’这明显是对王安石的轻视。刘彝又说:‘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非安石比也。’”(见李存山文)

——“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圣明之主,无不好闻直谏,博采刍蕘……昏乱之主,无不恶闻过失,忽弃正言……治乱之因,未有不由是也。”(程颐)

——“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安定)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著为令”。

——“义利之辨”一直是儒家传统的一个“大节目”(道学家更将此视为儒者之“第一义”)。

——“由熙宁变法引起的政争和党争”;人散改亡,灭亡在即。就是改也是死,不改也是死。因为文化逆转和复辟都不是出路——也就是,这个失败的政治,却并不影响文化的创造。这是一个悖论。文化再失败,再落后,再焦虑,再死亡,也不会像政治失败中人一样,人亡政息,相反,文化在这种非集权,非全能和非极端主义政治里,还是会因为失败,来得深刻和簇新,发展和创造;如,理学,如,宋词,此不待多言。这也是他们争论正确与否之外一个收获。很多争论正是因为切中时弊,不能解决,留下为诗歌,为辞赋,为哲理,为箴言所能指,所指和形指。我们后人,于是,不单是考证政治历史,也会因之参与美学继承和诗歌欣赏。小到唐宋,大到世界文化,概莫不如此也。

——“因此,他不但对熙宁以后的新、旧党争持批评态度,而且更认为在北宋将亡的靖康之年,陈东等太学生及市民数万人不应该伏阙上书,‘蹙君门而为李纲鸣其不平’。”

他说:“君子静天下之人心以靖国者,固有道矣。……已乱者先已其争,争不甚者危不亟,存乎任国事者之有道也。子曰:‘君子无所争。’己且不争,况使君与民挟己以为争端乎?(同上)

这些都是不改格,反改革,既得利益或者“安定稳定派”观点。录以备考,不值再评也。

十一

王夫之谓:“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人禽纪别之天下而亡之也。”(《宋论》)顾炎武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

其实,天下亡,也亡过多次。人相食,也相食过多次。所以,中国的事情,本来就是天下和国家的关系一团模糊而致。诸公,如宋,如唐,如汉,如先秦,都是政治学没有说清,言与行,只能放在皇权如何,这一个可能性上;故此,王夫之也好,王安石也罢,他们的学说和改革,只能是就史论史,不能作用于今天——反之,如果没有这些印鉴和教训,国人亦无有效参照和总结历史学说的可能。

故此,钱穆先生论宋儒,论中国知识分子,正好是放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谓易帜以后。至于明清所示,也是不脱柩穴,同样是儒学和民间反抗的关系课题未得解决之顾。就是他说的,“中国学风,在东汉,在两宋,都有以学术凌驾政治的意向,东林则承此统绪。南北朝、隋、唐佛学,借宗教来避开政治。良知学派泰州、龙溪两支,则染此遗风。”(钱穆文)

远讲千年,近讲六十年,国人究竟要如何改革,如何正统和如何文化,还要再出发,再思索。孔子获麟于生,于死,是一个阶段性叙述;我们说,他的笔因为他的死期而止;我们说,评估孔家店的任务,就是创造新的政治载体,以开辟新儒学。那是一种民主制度下的传统现代兼容,局面宏大,为笔者未敢粗言之局面也。

杜光:马英九的判断和大陆的未来十年

近日《参考消息》摘登美国《华尔街日报》和台湾《自由时报》等媒体的报道,马英九日前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说:两岸统一是否会发生,“端视未来十年的发展”。

民进党出于“逢统必反”的心理,把马英九的这番话解读为“终极统一论的变形”。真可谓“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马英九是个祈望统一的人吗?

两岸统一的前景,固然是取决于台湾人民,但更重要的因素却在大陆的变革。如果大陆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国家,台湾多数人民就可能愿意统一;相反,如果大陆依然保持专制不变,支持统一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大陆在十年内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使马英九说出这样的话?

马英九是否对大陆的政治发展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这样的判断的?

未来十年是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在这个十年里,大陆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这个十年的第二年,2012年,中国共产党将举行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将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和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精英。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派及上山下乡的经历,八十年代的追求新知、感染西风的体验和相对民主自由的风尚,都对他们的成长产生深刻的影响。当然,官场这个大染缸的长期熏染和几千年专制主义的影响,也是毋庸讳言的。这些因素在那些领导人思想上留下什么样的烙印?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他们的判断和决策?这就要看专制主义的文革遗习和民主自由的新知新风在高层的矛盾斗争和主次消长了。

这两种影响和力量的斗争和消长,将是高层矛盾在十八大后的主要表现形式,而与前十年有所不同。迄今为止,高层的矛盾与斗争一直呈现一种复杂而隐秘的色彩,进入2009年后,神秘的舞台才被掀开帷幕的一角,使人们多少可以窥见权力舞台上的角色变换:力图维持现状——经济垄断化和政治专制化的权贵集团已占据决策的主导地位;主张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毛左复辟派,正利用贫富不均、官民对立等社会弊病,扩大他们的社会基础,影响权力中枢;具有民主趋向的改革派则被排挤而边缘化。这个格局大概在两三年内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并且不能不影响新的领导机构。但是,有一个因素我们不能不给以足够的重视,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领导人员,都是在毛泽东思想和斯大林主义的培育下成长起来的,而2012年后执掌政柄的精英,尽管经历过斯毛主义泛滥的文革狂飙,但随后兴起的新启蒙高潮,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注入了民主主义的原素,这些原素是否能够在他们的执政理念中发酵,并在多大的程度上体现于决策和实践,当然还有待观察、检验,但在我们判断未来十年的发展时,这个因素是绝对不能轻视的。

此外,在新的十年里,民间对高层的影响也将不断扩大。

2009年国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专制主义加强了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统治与控制,民众的政治文化生活状态全面恶化。这一方面表现出权贵集团日益严密地控制了从上到下的党政机构,特别是增强了对意识形态和政法领域的压制;但另一方面,也反衬出民间反专制力量的发展,加深了权贵集团的危机感。我这里说的民间反专制力量,主要指的是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包括维权运动的高涨、启蒙思潮的兴起、民间社团的滋长,权利意识的觉醒,以至山寨文化的崛起,等等,都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治的运行。从前几年的“孙志刚事件”,就可以窥见这个趋势的端倪。在今后的岁月里,我认为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互联网的普及。3.38亿(一说3.8亿)网民,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尽管这支庞大的队伍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但它的前卫力量无疑是趋向社会进步,有着深化改革的愿望的。在舆论媒体屈从于专制势力的情况下,互联网是制约、监督政治权力的最有力的工具,也是影响决策、干预政府行为的重要渠道。在未来的十年里,它的作用只会加强,不会削弱。网民对政治权力的干预,可以为目前在政治角力中处于劣势的改革派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成为他们的可靠的社会基础。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基督教的勃兴。马克斯•韦伯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新教思想“必定是推动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普遍发展的、可以想象的、最有力的杠杆”。韦伯在这部书里,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谈论新教精神的。如果我们从政治的角度来探讨它,那么,新教对于宪政民主完全可以作出同样的贡献。基督教徒具有“荣神益人”的奉献精神和仁慈博爱的胸怀,是“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者,也是自由、民主、平等的推进者。基督教精神既有助于克服专制主义(韦伯就说过,“宗教教育最有可能克服传统主义”),又坚持理性的、和平的变革方式,可以成为推进改革的积极力量。近几个月来,各地权力机构掀起一股压制家庭教会的高潮,遭到基督教徒的强烈抗争。与数以千万计的家庭教会信徒为敌,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个矛盾与斗争在进入新的十年后如何发展,它在高层的权力博弈中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目前还很难估计。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愿意乐观地展望未来,希望能有明智的领导者认识基督教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使他们为社会转型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在新的十年里,决定中国社会发展走向的,将是领导机构内的改革派同权贵集团及毛左派之间的力量对决。前者目前处于劣势,后两者则渐趋合流而相互利用,主导着权力的运行。根据我在前面的分析,这种形势在2012年后将会有所改变,但变化的程度是否足以使中国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现在却很难预测。今后十年确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十年,也是两岸是否能够统一的关键十年。大陆如能在这十年里开始实现宪政民主的转型,就可以使很多心存观望甚至主张独立的台湾人转而赞成统一;相反,如果这十年里还是由坚持市场垄断化、政治专制化的权贵集团主导决策,那么,现在只占少数的台湾统派将会由于希望破灭而分崩离析,许多支持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不武”的人则向独派靠拢。这样一来,两岸统一就无从谈起了。

马英九说的“两岸统一是否会发生,端视未来十年的发展”,是否考虑了这些因素,我并不了解。前面所说的只是我对“马语”的解读,姑妄言之,心向往之——我的心是向往着自由、民主、统一的。

2009年12月17日

著名中国宪政学家张博树被社科院哲学所除名

中国著名宪政学家张博树于2009年12月21日上午,接获其工作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限期调离的决定。《决定》称张博树因违反哲学所有关请假规定而决定将张博树调离哲学研究所,自行择业,择业期限为三个月。择业期满后,哲学研究所将不再保留张博树的人事档案关系。也即意味着将张博树从社科院除名。

张博树针对哲学所这一决定发布了声明。声明表示:“本人接受日本庆应大学和美国罗杰·威廉姆斯大学邀请,于今年7月13日到7月20日和今年8月27日到10月17日分别赴日本、美国作学术访问,事前均按照社科院有关规定提出出国学术交流申请,但哲学所以“交流题目涉及政治,过于敏感”为由,未予批准。这个荒唐的决定本人当然不会服从。这就是所谓“旷工两个月”的事实真相。”

张博树认为:哲学所以“旷工”为由做出对其“限期调离”的“组织处理”,其实是在掩饰把本人“扫地出门”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他本人这些年来发表的大量批评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主张推进中国宪政改革的文章、书籍、言论。但这真正原因是哲学所上不得台面,见不得阳光的。完全违背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原则,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有关条款,违背中国政府已经庄严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违背现代文明世界的基本准则。

研究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

张博树1955年出生于北京,1991年起任职于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著有中、英文专著多部。近年致力于百年来中国民主转型和制度现代化成败的研究,并将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确立为其研究主题。

今年中国“六四”惨案20周年纪念之际。张博树在香港出版《解构与建设:中国民主转型纵横谈》。此书为“张博树文集”的第三册,该文集的前二部著作《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第一卷)》已于2008年相继出版。由张博树主编,李锐、胡绩伟、谢韬等中共党内民主派人士合著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夕出版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

张博树由于一直坚持独立研究立场,在哲学所长期不能晋升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