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12月8日，《零八宪章》在互联网公布的前夜，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博士被中共拘禁，今年6月23日被以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12月9日，中共冒天下大不韪，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刘晓波。这使我想起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启动的那场人权运动，胡适先生起草《人权与约法》，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月》杂志公开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和《新月》杂志主编的罗隆基，在该运动的理论奠基之作《论人权》中，揭露国民党“一方面鼓吹民主民权，另一方面实行一党独裁”，结果他在1930年11月4日仅被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拘押5小时，释放后照样可以公开发表《我的被捕经历与反感》一文。上世纪30至40年代，以自由主义者为主的民主党派开展了宪政运动，最终在1943年9月促成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国共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同样以民主自由的名义、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国共两党，独揽大权，无不被一时的权力烧昏了头脑，被权力所腐蚀，最终以独裁专制结束，异化成自己当初革命的对象，难逃权力的周期律。中共更是集古今东西方邪恶精粹为一身的怪胎，空前绝后，成为值得人类文明永远反思警诫的反面标本。国人百年来追求共和的道路，转了一个怪圈，又回到了起点，重演了几千年来循环上演的旧戏，所谓“进步”不过是那把权力的交椅换个新主子罢了。
20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也是世界的缩影。随着中世纪后信仰的衰落，理性、科学的进步，代表人类美好而天真愿望的乌托邦从空想走向实践，无论右翼的法西斯主义还是左翼的社会主义，都迷失在对理性和权力的崇拜中，导致人对自身的狂妄，失去谦卑，虽能创造一时表面好看的物质辉煌，但终究难逃厄运。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趋势随着上世纪末东欧剧变而逐渐衰亡，只在中国、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苟且。今天的“中国特色”就是社会主义病毒的变异，依然是一朵罂粟花般的“恶之花”，看上去很美。今年所谓“国庆”期间，天安门前，将凡人高举的大幅偶像，由年轻一代再次唱起的代表蒙昧崇拜的《东方红》，与用现代科技制造的军械、彩车和焰火一起，组成了一幅多么荒诞、多么可怕的图画，令世人可笑可悲。
当下中国社会种种旷古未见的乱象，表面看是人欲横流，实质是人性没有充分解放、人的权利没有保障的畸形表现。由于中共少数权贵垄断权力，经济上官商结合，没有公平竞争环境，人们正当的创富能力难以发挥；政治上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没有制衡和竞争，优秀的政治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逆淘汰的潜规则使贪官污吏如鱼得水；一党专制导致司法难以独立，依法治国形同虚设，司法不公使人们对司法失去信心，导致社会向丛林法则倒退，黑恶势力猖獗；社会生活由于官方全能主义的干预，公民社会的自治组织难以发育，信仰自由被遏制，人们心灵空虚，社会责任感缺失，犬儒主义泛滥，道德沦丧；言论自由没有保障，民意没有畅通的表达渠道；文化、教育因党文化垄断，缺乏独立、宽松和多元化，导致体制僵化，人们信息闭塞，视野狭窄，循规蹈矩，工具化的教育，难以出人才、出精品。政治生态的失衡是导致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破坏的总根源。与过去相比，奴役国人的一党专制牢笼仅仅稍大而已，性质没有改变。
要走出历史循环的怪圈，必须立足于人的权利，而不是依靠权力。美国总统布什曾在他的演讲中向选民们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民主国家和东欧剧变的实践以及中国的历史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向权力喊话、寄托于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只有走向民间，从自身权利出发，才能驯服权力，从根基上推动社会进步。早在上世纪初，章士钊就指出：“国为人而设，非人为国而设也。人为权利而造国，非国为人而造权利也……”（章士钊《复辟评议》）只有人权的崛起，民族和国家才能真正崛起，否则只是权贵的暴富和强权的崛起。
现阶段我们所能做的一是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表达，二是通过维权逐步让我们的宪法权利变成现实。
真实地生活就是努力按人性的良知、按宪法赋予的权利去生活，让日常生活逐步回归真实自然的状态，而不被专制体制无形的潜规则所束缚。李敖说得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所列举的，一条一条列举的，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出版，言论自由，罢工自由，什么都有，每一条都列举出来了，我不以为它是假的，只要我们认真它就是真的。”（李敖2005年9月21日北大演讲）我们要像当年东欧民众那样重建民间社会，在官方体制外，以各种形式创造属于自己的第二经济、第二文化、第二社会。如哈维尔所言：“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
真实地表达可分为间接表达和直接表达。间接表达就是像《零八宪章》响应者那样，坦然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广泛传播《零八宪章》（宪章网站http://www.2008xianzhang.info）；同时在《零八宪章》签署者联署声明《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上签名声援（签名信箱[email protected]），表明自己的立场。在生活中，将他人的遭遇、他人的抗争与自身的命运连在一起，至少从道义上给予支持。直接表达就是在公共空间自由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反映真实的状况。有位国安负责人不止一次对我说：“许多人都明白，人家就是不说。”言下之意就是让我学聪明点儿，祸从口出，自觉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就像影碟里蹩脚翻译的那个词：“收声”（即住口、别说话），以维持社会不公现状的“和谐”和中共特权地位的“稳定”。这充分印证了哈维尔所指出的后极权时代的特征：“人们毋须相信这一切神话，但他们不得不装成笃信不疑的样子，至少对一切都默许、忍受、随波逐流。这样，每个人都只能在谎言中求生。人们不必去接受谎言，他们承受在谎言中与谎言为伍的生活，这就够了。就是这样，人们确认了这个制度，完善了这个制度，制造了这个制度，变成了这个制度。”（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中共现在已经不再奢望民众相信它了，只是竭力保持人们对它的恐惧，维护其权力垄断。另外，从中共以言治罪的反面效果来看（如今年六四和“国庆”期间我被国安带走秘密软禁，详情可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和《软禁作品之一：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也恰恰说明自由表达不仅有效，而且十分重要。想当年，1921年，27岁的毛泽东靠他的文笔，赢得了自己的爱人，出席了中共一大。49年后的1970年3月5日，同样27岁的遇罗克因秉笔直书被判死刑，执行前被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专制者的枪弹是权力的延伸，仅仅触及肉体；民间真实的声音犹如自由的空气，具有穿越时空、直抵心灵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中共挥霍纳税人的钱、建造封锁纳税人的世界最大的互联网“柏林墙”； 这就是为什么从今年开始，中共又耗资450亿元人民币，搞“大外宣”，进行“国家公关”，改善中共的国际形象，经所谓学者、艺术家等御用奴才加工包装，将愚弄国人的谎言幻象与血汗工厂的产品一起出口，推向世界，欺骗国际视听（详见何清涟《揭开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
近年来民众的维权抗争风起云涌，使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民主启蒙运动找到了立足点，中国民权运动推进到新的阶段，维权成为普及自由思想、促进民主的有效途径，对中共形成了多方面的持续压力。傅国涌在评论米奇尼克文集《通往公民社会》时说：“最重要的不是‘政府的制度应该怎样改革’，而是‘我们应该怎样反抗体制以保卫自己’，也就是要在官方权力机构之外恢复社会的活力，找回应有权利。”（傅国涌《权利，而不是权力——我理解的米奇尼克》）因此，刘晓波以《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命名其书。
当然，不少现代阿Q因恐惧还退缩在非我中，甚至找借口自我安慰。人的自我解放最终靠自己、靠信仰。我被软禁时，在国安的办公室曾问一个国安人员：“如果全石家庄的人都像我这样你们怎么办？”他只好说：“那没法。不过现在就你一个。”（其实不止我一个，我只是敢于自由地行动起来，开始以喜欢的方式真实生活而已）可见每一个个体对于瓦解邪恶、改善环境的重要性。“从小处着手!”从日常生活开始，从自主开始而不是按专制者的意志，这就是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权力”。“唯有依靠每个成员最充分的存在意义上的支持，社会才能建立起抵抗‘蔓生的极权主义’的坚强堡垒。”（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利》）如果说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当权者赐予的话，那么如今“一部分人先开始自由起来”，应当成为我们主动的选择。邪恶的强大往往源于我们的恐惧，让我们勇敢地活出大写的人字，“绝不跪在地上 /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 好阻挡自由的风”（北岛《宣言——献给遇罗克》）。
2009年12月8日一稿 12月16日二稿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零八宪章》第三批签署者、联署声明《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第一批签署者、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