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文革时偶然写到晁英，竟然一发不可收拾。假如硬生生的就此打住，似乎心有不甘，索性且把尾巴补齐罢。时间还是二零零九年的秋天，我在兰州。
忽一日，万邦先生来电话召请喝茶。我到了芳草园。是日饮茶者为万邦和同班的徐也农兄，剑鸣兄和我，物理系张君和数学系廖君，外加外语系晁英，六男一女。因为全都是六七届学生，话题自然是文革和随后的下乡。徐也农当年在敦煌，和我相邻。回忆起他随毛思想宣传队到我们县演出那一次会见，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恍如隔世啊！他那时和莫高窟的萧默君有交往，萧默先生现在乃是京城某研究院的学者，是我的网友。张君说起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之后，活活饿死在夹边沟（中国之古拉格岛）的惨事，于是众人俱有愤激之词。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落着雨点，已然是枫叶荻花秋瑟瑟了。华发苍颜，美人迟暮，人老珠黄，日暮途穷。茶园里茶客甚众，都是中青年男女，偶然怜悯地、或不屑地瞥我们一眼。可是他们能相信么？倘若时光倒流四十年，这几人个个是英俊少年，还有一位倾城倾国的佳人哩！
在茶座里坐了很久，万邦又邀众人至广武门的一家饭庄共进晚餐。我忽然注意到，剑鸣兄不仅是古道热肠的义士，而且是善解人意的护花使者。在茶座里他就坐在晁英身旁，进了包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又和晁英坐在一起。
记得有一次我和剑鸣谈到晁英，我问他，在同谷时你为何不追求她？那时剑鸣已经摆脱了悍妇（那悍妇以自己根正苗红而剑鸣出身黑五类，一直对剑鸣实行全面专政，四人帮一垮台，剑鸣也解放了）。剑鸣哀叹：他当时向晁英表示过，但是晁英没有回应。他又补充说，只怪自己没有勇气死缠活磨，对方不表态，自己也就偃旗息鼓、知难而退了。唉，在这一点上，剑鸣和我一样，腼腆而自尊，一辈子读不懂“女人”这本深奥的大书。据我分析，那时已经经历了两次感情失败的晁英，恐怕心灰意冷，因此不肯贸然接纳男人的感情。另一方面，尽管剑鸣是多才多艺、重情重义的正直君子，却有一样致命的弱点：不修边幅。恐怕他的形象因此肯定要被打折扣。一两年后，一所高校急缺英语教师，调走了晁英。晁英向该校举荐剑鸣，学校下来一考察，如获至宝！剑鸣真是人才，而且是全才。原来改革之初，百废俱兴，剑鸣给自己的同谷中学设计了一栋教学楼，建成后轰动阶州地区，于是到处有单位请剑鸣设计楼房。剑鸣的本心，是愿意追随晁英去高校教书，可是同谷县和阶州地区死死卡住不放，甚至抢先任命刚当县教育局长不久的剑鸣，到地区建筑公司当经理。还强调必须服从组织。剑鸣仰天长啸，身为党员，他不敢对抗，只好忍气吞声走马上任。中国社会重视人才，恐怕也就是那短暂的几年，偏偏剑鸣撞上了。假设他也调进那所高校，我想他与晁英就很有希望了。唉，“只恨缘的脚步姗姗来迟，碎了一颗极端自信的心”。人的一生中，有太多的鬼使神差，太多的阴差阳错啊！
九十年代初，剑鸣终于费尽周折回到兰州。他与晁英保持联系。对于深居简出的晁英而言，和剑鸣的来往很可能是她主要的人际交往。剑鸣再婚后生的宝贝疙瘩与晁英的养子年岁相当，但是智商要高得多。所以关于孩子的教育，晁英时常咨询剑鸣。剑鸣对我说过，他看见晁英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在儿子身上，督促和辅导儿子的学习，操心儿子的吃穿营养，注意儿子的身心健康，但是对于她自己，却百般节省，毫不在意。晁英除了儿子，似乎对外界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剑鸣感叹地说，看到当年的美女兼才女的晁英现在婆婆妈妈，尽为生活琐碎操劳，他对人生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哀。在剑鸣的力劝之下，近几年晁英才开始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在茶座里晁英对我们说起过，她现在也算是同学会的张罗人，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也比较关注，能参加的活动，她也乐意参与。其实这样很好。
因此我说晁英可以说是剑鸣老兄的红颜知己。特别重情重义的剑鸣，对晁英的情义，绝对是纯粹的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
席间我们六男一女慢斟浅酌，娓娓而谈，“窗外天日弹指过，席前花影座间移。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不知不觉该到曲终人散了。
从饭庄里出来，正是夜朦胧、雨朦胧。路人行色匆匆，汽车穿梭而行。城市之光笼罩夜空。橙黄的街灯一盏盏的延绵无尽。湿漉漉的街面映射出迷离的暧昧的色彩。一座座楼宇的底层彩灯闪耀，高层那些窗户里或明或暗的光亮，就是所谓万家灯火。那里面演绎着万花筒似的生活，就如这五彩缤纷的灯光令人无法捉摸罢？
徐也农打车向东去了。廖君与晁英同路，比较远。廖君建议打车，晁英说前面街口就有一路直通的公交车，末班车应该赶得上，不行再打车吧。于是我们向西而行，三三两两的说着话。接着剑鸣向大家告辞，他家就在近旁的小巷里。其余五人则继续散漫而行。晁英走过来问我往何处走？我回答了，就同她扳谈了几句。我说剑鸣老兄是同学之中我最佩服的人。晁英说，她对剑鸣有最深刻的记忆。那是文革后期，她下农村劳动。有一天正和生产队几个妇女在山上劳动，忽然“突突突”的拖拉机声打破了寂静的山林。本来劳动就很百无聊赖，于是她们就驻足倾听。要知道，那时节拖拉机在当地可是稀罕之物；那相当于今日空军一号专机要降落在兰州街上，人们肯定会挤破头地争相先睹为快。她们一直呆呆的站着听，朝那方向看。山道弯弯，“突突突”声由远而近，终于，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山坳转弯处出现了，开过来了。看着看着，晁英大为吃惊：开拖拉机的竟是陈剑鸣！剑鸣也深感意外：晁英怎么手握铁锨站在农妇之中？两人说了一会儿话，剑鸣又开起拖拉机“突突突”的继续上路。这次邂逅，晁英印象特别深刻（后来我求证剑鸣，剑鸣回答：有此事，不过开拖拉机的是学生，他坐在拖拉机上，是送一位老师回家）。
夜色茫茫，秋雨沥沥。到了十字路口，我要向北走，张君还要一直向西走，万邦、晁英和廖君往南而行。我们挥手告别。走了几步，我回头看，清冷的街上，还有若许攒行的路人，那已经是幢幢人影，不能分辨谁是谁了。
我独自在蒙蒙细雨中踽踽而行。走到黄河大桥上，我驻足伫立，俯瞰漩涡湍急的黄河水滚滚流淌。我思绪万千。我不知道，应该为我们这六七届学生的人生而喜还是而悲？我又想到晁英，再次努力在脑海里复原当年她那回眸嫣然一笑的蒙娜丽莎影像，结果还是徒劳。
我苦思冥想：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这茬人的命运又将是怎样的面貌？
……
现在让时光倒流回四十三年前。
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六月一日毛的宣传机器广播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和聂元梓的大字报，标志文革由舆论造势转变成看似自发的校园群众运动。毛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运用权术，以售其奸了。于是某日午休，我们甘肃师大校园里忽然传出喧嚣声，我一骨碌翻起身下楼，见有不少人朝一个方向跑，我也跟着跑，我看见外语系的晁英也在前面跑着。
我跟在晁英的后面跑。到文科楼西侧，只见那里已经杀出一彪人马，是政教系的一群学生揪着几个老教师批斗游街；学生们激情地喊着口号，用毛语录里那些攻击性的言语打击老教授们。突然，一个学生拿起一个痰盂扣在一个秃头的教授头上，脏物立刻从教授的面颊流下，我骇然，心想怎么可以如此污辱人？我看晁英，也是一脸的错愕。
又有人把厕所里装手纸的纸篓套在另外的牛鬼蛇神头上，然后他们押着牛鬼蛇神游街。我离开了，心里感到恐惧、困惑。
尽管当时我十分震惊，随着后来校园里揪斗牛鬼蛇神愈演愈烈，很快我就看惯了，习以为常了。我相信了那是群众运动所难免的，而革命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我的麻木已然如此。岂止麻木？我那是卑怯，现在每每想起，羞愧不已；可是应该羞愧的事情太多了。
在政教系带头揪斗牛鬼蛇神以后，各个系群起效仿，甚至后来者居上。校园里批斗和游街形成热潮，一些有过劣迹、特别是有过丑闻的干部也被揪了出来。我们系的吴柯书记，其实人还是比较正直，只因为调戏过女广播员，也被六六届的学生揪出来，他们用纸糊了一顶县官的翅翎帽，歪戴在他头上，让他当众交代他怎样耍流氓的。那几天校园里到处揪斗牛鬼蛇神，斗争的方法就出自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报告》：大搞游街，让全系有问题的教师戴上高帽子列队，赶着他们在校内招摇过市，强迫牛鬼蛇神穿上旧社会的官服和长袍马褂或者花花绿绿的峨冠博带的戏装，或是旗袍高跟鞋，手里举着小旗子，上写本人的罪名，叫他们手持碗、盆，一边敲打一边自报姓名和罪名，押着他们游街。大字报铺天盖地，资深教授、过去颇受尊敬的长辈们的各种罪恶和丑事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真假难辨。侮辱人格的行为，放到自己身上是很反感很痛苦的，可是看到别人受侮辱，在最初的惊愕过后，一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最高指示，就化解了良知和理性，于是对揪斗游街欣然接受，视若无睹，甚至于爱看五花八门的侮辱他人人格的好戏。
像我似的弱者，对更弱者受迫害侮辱抱幸灾乐祸态度，乃是自己精神压抑的难得的宣泄，这叫卑怯，是鲁迅先生所痛斥的国民劣根性，这也正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强奸犯强奸了某个女人，那么这女人内心深处对强奸犯有一种认同感，它源于对权力和暴力的畏惧。在文革遍揪牛鬼蛇神的日子里，我即使很少直接去侮辱糟践自己的师长，可是看见师长们被肆意侮辱时，我很快由最初的反感变为欣赏，很爱看这种热闹，心里充满了当时连我自己也觉得是邪恶的快感。尤其是大字报揭发的牛鬼蛇神的隐私，能使人感到侮辱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坏。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上说过：“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这一招实在厉害，民众愤恨道德上的丑事，整人者又不许被整的人澄清事实，不准他为自己辩诬，捍卫自己的尊严。组织以公权操纵舆论搞臭一个人，哪怕后来又替他平反，他的声誉也很难恢复到先前。这就是英国作家奥威尔所写的：组织随时随地监视每一个人，操纵和控制一切，系统而全面的愚弄整个社会。
由此可见，我们的骨髓里、血液里隐藏着邪恶，一旦有大恶人登高一呼，每个中国人心里隐藏的邪恶和阴暗东西就很容易的冒将出来，或者发泄，或者喝彩；这也是我们灵魂麻木的明证，何况我们喝了多少年的狼奶。
那时我们哪里知道毛泽东要用他一个头脑代替几亿人的头脑、要把几亿人的心灵牢牢地安放在他的权杖下，使中国人统统变成愚民？
如果说，六月之前校园里的阶级斗争是有组织的进行的话，“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发出以后，校园里完全乱套了，简直要不可收拾了。我们每天还是到教室，但不是上课。那些天，广播里天天有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社论或署名文章。班上分小组学习。当外面有揪斗牛鬼蛇神的呐喊时，我们就赶快跑出去围观，摇旗呐喊。校园里，大学生们变着花样揪斗牛鬼蛇神。在侮辱人格、蹂躏他人的尊严方面，中国人真是很有想象力和创造性。那些日子里，有好几位教师受辱不过，自杀身亡。士可杀，不可辱，硬汉到底还是有的。可在当时，自杀被认为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遗臭万年。坦白而言，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神神”的狂潮中，我们班倒没有惊人表现。只是大字报的火药味，即所谓上纲上线，是别的班叹为观止的。然而，到了师大校园里最恐怖最血腥的时候，即六八年春天的清理阶级队伍，学校有多达数十名的教师和学生自杀，我们班也欠了命案。
六月横扫牛鬼蛇神的狂潮持续到中下旬，工作组进校，情况又发生一大变化。一般而言，北京的狂潮传到兰州，要晚十天半月。兰州得风气之先的是兰州大学。北京大学出了聂元梓炮轰校长陆平，兰州大学就出了个李贵子炮轰校长江隆基。江隆基六月中下旬被揪斗后，不堪凌辱，愤而自杀。他恐怕是兰州高校的第一位文革罹难者。我们师大文革的节拍，又比兰大晚三五天或一星期。但似乎没有出现聂元梓和李贵子那样名气大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