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金正日当局突然宣布更换货币，旧币兑换新币，比率100比1，并设置换币限额，每人最多只能换10万旧币，勒令朝鲜全民在一星期内完成换币。

改币后，民众恐慌，纷纷到黑市抢兑美元和人民币，显示朝鲜人对其本国货币进一步丧失信心。原来，朝鲜老百姓很少把钱放到银行，如果手上有钱，多数民众都宁愿藏在家中，称为“衣柜里的钱”。

改币背景，要追溯到2002年，朝鲜实施“七一”经济改革，物价放开，商品价格上涨，同时，提高工资，并引入奖金制度，朝鲜经济略为活络。但，有限的经济成果，大都被金正日政权投放于军事，优先供养军队（称为“先军政策”），发射导弹，搞核试爆；挑衅国际社会的结果，又是不断遭受制裁。朝鲜经济，因而艰困依旧。眼下，物价飞涨，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数百万民众陷入饥馑。

“经济改革”的七年间，部分民众做生意，比如，通过中朝边贸或走私，成为“先富起来”的一族，改币，首当其冲的，就是这些所谓“富人”，兑换上限的规定，几乎使他们手上的财富“一夜归零”，按照黑市价格，10万朝鲜旧币，仅相当于几十美金。超过10万旧币以上的那些钱，即藏在“衣柜里的钱”，从此变为废纸。

那些“先富起来”的朝鲜人，大多属于“出身成分不好”的群体，不属于朝共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挑战了朝鲜的计划经济，还通过贿赂官员，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政府控制，甚至倒过来，可以支配政府，或政府的某些部分。这股突然出现的“市场势力”，令金正日不安，如芒刺在背，他认定，要为其三子金正银继位扫清道路，就必须先期消灭这股“市场势力”，以绝后患。

针对改币，金当局的解释，冠冕堂皇：“因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日益严重，要改变经济失衡现象，实现金正日委员长消除贫富差距并建设平等社会的构想。”

通过突然换币，金正日扫荡了富人，但也祸害了普通百姓，包括穷人。因为，除平壤之外，外地连广播都很少，多数民众不能及时得到消息，当他们最后得知换币通知，市面上的商品几乎已经被城市居民抢购一空。朝鲜原本就物质匮乏，实施换币后，各地生意停顿，物质更加短缺，对正在挨饿受冻的数百万民众，无异于雪上加霜。

为防止动乱，改币措施公布前，金正日特意视察了“人民保安省”（朝鲜警察厅），面谕他们，随时准备镇压。改币后，朝鲜民众强烈抵制，咸兴地区商贩甚至暴动。金政权于是稍作“让步”：兑换上限，从10万旧币提高到50万旧币，称为“第一步措施”；并宣布“第一步措施”结束后，只要到银行储蓄，就可全额兑换新币，不设限额。

民众忧虑，如果到银行储蓄，政府会追查资金来源，当局则宣称：对100万旧币以内的资金，不追查来源；对于超额部分，只要说明原因，也允许以全额兑换形式进行存款。这里，似乎有“鼓励民众储蓄”的意思，然而，朝鲜银行，存款容易取款难，基本上是有进无出，形同陷阱。金政权的“鼓励”，实际是要把天下民财都收为己有（名为“国有”）。

金正日美其名曰“货币改革”的换币把戏，既非“劫富济贫”，也非“劫贫济富”，而是“劫民济党”、 “劫民济王”， 这是金正日政权对朝鲜老百姓公然的、赤裸裸的掠夺。

如此粗暴手段，当今世界，恐怕也只有在朝鲜才行得通，由此，世界也见证金正日的“本事”：硬是将朝鲜半岛北半部，变成一个大监狱；所有的朝鲜民众，都成了这个大监狱的犯人，“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予取予夺，任宰任剐。

改币之前，今年九月，平壤当局还修改“宪法”，放弃“共产主义”，对此，金正日说：“对共产主义没有把握，但对社会主义我想尝试一下。”

然而，“宪法”中被去掉的“共产主义”字样处，都为金正日的“先军思想”所取代，犹如中共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改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样，换汤不换药。修改后的“宪法”，同时赋予金正日更大权力，称“委员长是全军和全国的最高将领”，金氏独裁，果然是变本加厉。

修改后的朝鲜“宪法”，还在第八条中增加“尊重和保护人民的人权”一语。原来，平壤当局正竭力与美国套近，图谋捞取经济和政治利益，在美国特使到访前，要挣个“表现”。这使人联想到，2004年，中共曾在其“宪法”中加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语，孤零零的九个字。都是面子功夫、“形象工程”、欺世盗名的招牌。

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盘旋在地球上空的核大战的阴霾终于烟消云散，被苏俄统治的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家相继获得独立和解放，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等卫星国打碎极权的枷锁，踏上了自由民主之路。

1993年俄罗斯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军队国家化的宪政体制，一党专政被彻底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在与独裁政权的力量对比上，自由世界有史以来首次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20世纪，孙文的”以俄为师”和中共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致使苏俄政治、军事、经济、文艺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和渗透无以复加。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中共如丧考妣，举行全国性的悼念活动。时至今日，斯大林主义和共产极权的罪恶虽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揭露，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国大陆对苏俄历史的解读仍然充满了纠结与困惑，一些似是而非的”俄罗斯的启示”甚至赢得自由派人士的喝彩。

叶子风曾借安·兰德的话讽刺某经济学家：有一款知识分子叫”巫医”，表面上很有知识，实际上脑子里全是沼气，飘荡着和事实毫无关联的抽象概念。这段话如果拿来评价对俄罗斯的历史与现状缺乏深入了解却又爱奢谈俄罗斯的”民间思想家”，我很难找到反驳的理由。

王康《十月革命90年 救赎、悲剧与启示》，将列宁领导的毁灭俄罗斯民主萌芽、最终导致上亿人死难的反动政变，美化为”世界历史天空最夺目的旗帜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升起”。在王康看来，”把一种新的人类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在抵抗并粉碎纳粹德国的世界性大战中居功厥伟、把核弹头直接运到美国后院”，都是苏俄的辉煌成就。

“把核弹头直接运到美国后院”，险些触发毁灭地球一切生命的核大战。2002年10月9日，连卡斯特罗都在接受美国广播电视公司的专访时承认：苏俄在偷运核武器的问题上向美国撒谎，犯下了大错。1960年代中苏狗咬狗似的论战达到高潮，于珍宝岛大打出手，苏俄计划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不知道，这样的丧心病狂算不算苏俄的”成就”？

弥赛亚意识（救世主义）和使命感是俄罗斯精神的象征，贯穿俄罗斯社会千年发展史，有着深厚的宗教基础、独特的哲学阐释和强大的政治依托。1597年，俄罗斯认为自己是世界上东正教信仰的惟一捍卫者，西欧文明是对东正教的损害和叛离，俄罗斯这个最虔诚、最坚定的民族被上帝选定为神选民族，被赋予使命与力量来拯救人类，是全人类的弥赛亚，当人类出现危机的时候，弥赛亚民族将起到擎天柱的作用。（金雁《俄罗斯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

对俄罗斯情有独衷的王康，很清楚独裁的危害，不幸被民族主义、弥赛亚意识搅乱了视线：”没有苏联的十月革命，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没有后来十月革命的失败以及苏联的解体，更不可能有中国的今天。在这个意义上，一切狂妄的、一切骄横的、一切不自量力的思想，都是荒唐可笑的。”（《俄罗斯知识份子的特性》）

中国的今天，没有游行示威、组党结社、选举官员的权利，”屁民”的人权、物权随时都会受到侵犯，追根溯源，都是”十月革命”惹的祸，对”十月革命”难道不应唾弃而是感恩戴德？恐怕林昭、李九莲们不会同意，死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内战和饥荒的数千万炮灰与饿殍也不会同意。

俄罗斯早期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福音，一种拯救一切人的普遍信息”，列宁巧妙地将俄罗斯传统的弥赛亚意识置换为”苏维埃真理不仅可以在一个国家获得成功，就其’救世’的性质而言，它还可以担当世界的拯救者”，获得普遍响应，共产国际应运而生。

苏俄果真如王康所言，”把一种新的人类解放福音带给世界”，还是将共产暴政散播到了中国、北韩、越南、柬埔寨、古巴和东欧，是一个不容含糊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以中国为例：

从策划组建中共、促使国共合流，到援助孙文、蒋介石、中共完成彻底打乱中国法治进程、暴力颠覆民国政府的”北伐”；从帮助中共推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到怂恿、支持中共卷入与自由世界为敌、陷北韩民众至今生活于地狱之中的韩战，苏俄乱华的罪恶罄竹难书。

沙俄的蛮横、苏俄的暴虐，固然是对弥赛亚意识的背叛，但又何尝不是血管中流淌着弥赛亚意识的俄罗斯人，为”拯救世界”而不择手段？

王康沉浸在俄罗斯”拯救世界”的激情里难以自拔，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在《我的精神麦加》、《俄罗斯道路》、《俄罗斯的启示》等关于俄罗斯的文章中，不遗余力地颂扬俄罗斯弥赛亚意识，全然不顾这种可怕的救世情结的负面效应，给俄罗斯及全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为，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神圣、光荣，毋庸质疑，是上帝赋予神圣俄罗斯的”天命”。这样沉重的十字架，俄罗斯背了600年还不够？

为实现美好的理想，可以背弃人性、不择手段，是宗教战争、弥赛亚意识、共产革命兴起和发展的关键因素。且不说绵延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与决心把亚洲从白种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日本军国主义一样，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都有不同程度的”救世情结”，为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解放全人类”，肆无忌惮地使用霹雳手段，成为载入史册的人类屠夫。

在苏俄祸害人类、最终导致上亿人死难已是不争之事实的今天，王康居然断定苏俄”所主宰的半个世界远比另外半个世界更高尚、更纯洁、更无私、更有前途”（《十月革命90年》），启蒙变成了”蒙启”。

18世纪以来，无论是具有浓郁的弥赛亚救世主义的沙俄，还是穿新鞋走老路、推行共产革命的苏俄，带给人类的都不是拯救，而是铁与火，是农奴制度和血腥的极权体制，以及野蛮的征服与杀伐。有拯救世界的俄罗斯精神做底蕴，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策划外蒙独立，入侵中亚和东欧，沙俄、苏俄的铁蹄理直气壮地肆虐欧亚大陆。

苏俄对反法西斯战争有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但千万别忘了，苏俄本身也是二战的罪魁祸首。在与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瓜分欧洲的条约之后，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17日苏俄从东面入侵波兰，28日与德军在布雷斯特”胜利”会师，共同举行了阅兵庆典；11月30日，苏俄大举入侵芬兰。1940年春，苏俄在波兰卡廷森林枪杀波兰被俘军官2万多人，并栽赃于纳粹德国，随后入侵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虐杀、流放了这些国家上百万的知识精英与平民。

1941年4月13日，苏俄与日本签订忽不侵犯的中立条约，发表共同宣言，承认外蒙与伪”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得以放开手脚进攻中国、发动太平洋战争；直到6月22日遭到纳粹的进攻，苏俄才被迫开始反法西斯战争。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佛曼认为苏俄滥杀无辜的情况甚至比纳粹还要严重。

苏俄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唯一贡献就是提供了一分血淋淋的反面教材：迫使自由世界不断修正、改善并传播宪政民主的价值观，最大程度地发挥、捍卫人类自由的天性，形成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和创造力，确保自由世界在与极权专制的拼杀和竞争中胜出。

俄罗斯精英，伟大如索尔仁尼琴，1996年发表短篇小说《在转折关头》，吹嘘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成就，对斯大林之死和苏联解体充满了惋惜之情：”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但”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党是我们的杠杆，是我们的支柱！可是把它搞垮了。”貌似与《古拉格群岛》的基调充满矛盾，但这样的矛盾却非常契合索尔仁尼琴等俄罗斯精英的弥赛亚意识。因为，沙皇、斯大林都是”强大俄罗斯的象征”，俄罗斯必须强大到有能力去拯救世界。

陀斯妥耶夫斯基通过《卡拉玛佐夫兄弟》，论述俄罗斯人内心深处具有拒绝个性自由和责任，把这些权利推给某个人，然后信任他、服从他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集权的出现。（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普希金”我爱你，彼德建造的大城”（《青铜骑士》），是俄罗斯民族”沙皇崇拜”心理的诗意表达。受弥赛亚意识的影响，俄罗斯人向往强大的国家、漠视个人自由、欠缺理性精神，不乏世界级的文豪，但从未出现过洛克、康德、尼采、哈耶克这样的大哲学家。在沙俄，尤其是苏俄这样反人类反人性的极权体制下，知识精英首先是打击对象，先进的政治思想根本无从诞生和发展。

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沙俄的切齿痛恨（金雁《龙熊同窗：俄罗斯为什么”不高兴”？》）。

在缺乏自由民主的土壤中，可能导致灾难的”救世情结”和民族主义激情，如同可怕的瘟疫，连普希金、托尔斯泰这样的精英都未能幸免。可想而知，当年沙俄血洗江东六十四屯，是何等的豪迈！日军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发动”大东亚圣战”、”重建东亚新秩序”、解放白种人统治下的亚洲，遭遇国军的激烈抵抗，又是何等的愤慨！

俄罗斯人至今没有深刻地意识到：邪恶的手段会扭曲、消融正义的目的；自由的个人的集合，才是国家、民族强大的意义和根源。好在成员国多达28个的北约空前强大，而建立了宪政体制的俄罗斯（2000年要求加入北约遭到拒绝），已不可能对自由世界构成实质性威胁。苏俄解体后，俄罗斯再也无法左右欧洲和世界的局势，政客们为迎合、安抚选民的弥赛亚意识和巨大的失落感，不得不表现出强硬的姿态，以大国意识形成民族的凝聚力。

弥赛亚意识、崇拜权威的传统和共产革命，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今天仍然是俄罗斯迈向现代政治文明的阻碍。一个民族活在曾经的荣耀和传统里，无法摆脱、超越单一而封闭的文化特性，在本身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下，与其惦记着”拯救世界”，不如先拯救自己，完全融入自由、开放的文明世界。

过去的教训足够惨痛，人类社会现在和将来，都不再需要俄罗斯式的可怕的”拯救”。俄罗斯的启示，不妨用《圣经》故事来阐述：上帝为阻止人类联合起来兴建通往天堂的高塔，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无法沟通。

失败的通天塔计划，确乎是对人性缺陷或人类极限的一种隐喻。人类一旦想要无所不能，即违背了”天意”。不顾条件的限制，不择手段地去实现乌托邦，结果就是腥风血雨、人头落地，天堂象天堂一样远，地狱就在眼前。

最近几年，全国各地残存于世的右派老人纷纷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上书，要求发还“错划”期间被扣发20多年的血汗工资，并赔偿损失。此类讨债信件多如牛毛，数不胜数。这些受害的老人满怀希望，盼着执政党作出善意的回复。可是，你们至今仍不理不采，不予答复。既不说这笔拖欠几十年的劳动工资应该补，又不说不应该补。2007年3月，中央办公厅又极不负责任地把“皮球”踢给了地方政府。我们去找地方政府提出自己正当的诉求，反而招来警察、公安上门“劝阻”。他们既不准许我们讨要血汗工资，又禁止我们上访申诉。特别令人气愤的是2009年11月，有个叫李毅的无耻之徒，公然针对右派老人的正当索赔狂妄叫嚣：“不但要从精神上，更要从肉体上消灭右派。”我想，这该不是中央的授意吧！但至少符合中央“把右派拖死了事”的精神嘛！为此，我敦请中共中央作答复：我们劳动的工资钱该不该补？

一、右派是否属于冤假错案？如果你们认为是，就应该依照宪法规定痛痛快快地补。1979年“改正”时，每个人的“改正通知书”上都明白无误地写着“属于错划，应予改正”。上面还盖有中共党组织的镰刀斧头圆戳戳。既然划错了，错划期间被扣发的工资就应该补。我国宪法41条明确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力。”我国民法也规定：“负债人有偿还负债的义务。”把无辜公民划成右派、判劳教、劳改、实行专政，当然是“侵犯公民权利”。扣发工资，当然是“受到损失”。受害人理所应当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力。”“侵犯公民权利的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当承担赔偿的义务。拖欠右派工资，国家已构成“负债”，依照法律规定，就有“偿还负债的义务”。欠债不还即是违法，要依法治国，就应追究中共五部委联合发出的“55”号文件“工资不予补发”的错误决定。这叫违法必究。

二、请问中共党组织是否有权直接给公民定罪？如果无权，就是越权违法。我国宪法从未规定执政党可以直接给公民定罪、判刑。我国任何一部法律条款都未写上共产党请来帮助党提意见的改进工作的人就是犯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也从未授权中共可以直接给公民定罪。但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却由中共“反右领导小组”（又叫五人小组）一手操办。中共各级党组织抛开人大、政府，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就直接把几十万无辜公民划为“阶级敌人”，直接关进农场和监狱，伤的伤、残的残、死的死、亡的亡而且一关就是20多年，这明明是执政党违法。如今，执政当局若是真的想“执政为民”，至少也应向受害者说声“对不起”，可是你们至今不肯这样做，仍傲慢无礼，拒绝公开赔礼道歉。“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是起码的法律常识。如果执政党连这点法律常识都不懂，还能“依法治国”吗？

三、中共中央“关于右派问题”的三个文件，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第一个文件是1978年9月23日由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出的“55”号文。该文件仍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它以偷换概念的手法掩盖“反右运动”的罪错，用“改正”一词代替“平反”，企图逃避罪责，掩人耳目。既然99.99%的右派都划错了，如今又“改正”了，为什么现在还要抬出邓小平的“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谬论作挡箭牌，拒绝为右派彻底平反呢？“55”号文件留下“工资不予补发”这么一个“紧箍咒”，令胆小怕事的权力继承者噤若寒蝉，不敢跨越雷池一步。这个“55”号文件，漏洞百出，自相矛盾，只能留下笑柄，让执政党长期蒙羞。

第二个文件是1980年10月8日国务院制定的“68号文件”《关于错划右派补发工资的通知》。该文件是在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共正义力量主持下制定的，它否定了“55号文件”“工资不予补发”的混账做法。详细规定了给右派补发工资的具体办法。遗憾的是，这么一个好文件、好政策，在极“左”势力的阻挠下，始终无法贯彻落实。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为右派补工资，我们毫无怨言，而是努力工作、体谅政府，愿为政府分忧、耐心等待。现在，改革开放已30年，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仅2007年国家财政就超收7000亿元。2008年，已有能力购买5500亿——13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前两年，我国还慷慨地免去了非洲国家上百亿美元的债务，至今，我国每年公款吃喝都在3000亿以上。国家所欠右派的血汗工资，粗略计算也不过1200多亿人民币，只要国家从受害人的利益着想，把贪官牙缝里的民脂民膏稍微挤出一点点，就能偿还欠下右派的债务。这种好事你们为何不去做？反而继续采取回避、搪塞、拖延的态度，这样只会让人们鄙视你们的执政能力、政策水平和残缺不全的人格。

第三个文件是200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问题的若干意见》。这个文件，对补发工资和赔偿避而不谈，只有模棱两可、空洞无物、态度暧昧的语言，其中没有一项可以具体操作的条款。随意性之大，令任何地方政府都难以掌握它的尺度。最令人不解的是，“中办”这个所谓智囊班子尽出些馊主意，极不负责任地提出“不要把问题上交”，将“皮球”一脚踢给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拿着这个“烫手山芋”左右为难，谁也不敢擅自作主。人所共知，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中央不开口，即使地方政府有钱想给右派补，也爱莫能助。“中办”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出台后，全国各地在执行中宽严不一，花样百出。据我所知，“有关部门”只给少数人送去一些“封口费”，条件是叫他们从此闭嘴，不再上告申诉。其实，这几个老右都是上访多年，带头申诉的“告状专业户。”而全国几十万右派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不上访、不申诉。即使生病住院抵押房屋，倾家荡产，当地政府也不给“补助”。请问，由“中办”发出这么一个制造新矛盾的“脑残”文件，你们打算叫地方政府如何操作？

1957年反右派开始，从定罪，送劳教，判刑劳改，扣工资，直到“改正”，整个过程都是由中共中央在决策和操作。如今你们把赔偿的“责任”和得罪人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让他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去对付右派们申诉。我们曾多次去找重庆市政府和市委统战部，他们的答复都是：“没有中央的文件和指示，谁也不敢补。”原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在把这些可怜的右派老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当皮球踢，谁也不愿给予人道的帮助。这种伤天害理，不负责任的执政方法，我看只有那些良心泯灭，昏庸脑残的执政者才想得出。

四、当今中共中央对右派索赔持什么态度？

一是新官不理旧事。认为这是前任的责任，不关我的事，对历史遗留问题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典型的工作不负责任的“懒政思维”，属于行政不作为。这些人既想当官，又害怕做事。他们只想继承权力，不想继承责任和义务，对前任留下的问题，上推下卸，置之不理、装聋作哑，只会把“皮球“往外踢。既然你是领导，就应对群众的诉求负责，就应对政府的公信力负责。对群众的诉求久拖不办不是良策。敷衍搪塞，束之高阁更非善举。“新官”岂能不理“旧事”？新官不理“旧事“，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二是根本不把右派当人看。“右派”和“走资派”同样都是极左路线和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可是落实政策时，却内外有别分别对待。拨乱反正之初，尽管国家那么穷，仍给“文革”中的“走资派”全额补发了工资，而受害更深的“右派”却分文不给。执政党采用双重标准，不一视同仁地对待无辜受害者，这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何况给右派落实政策只叫“改正”，不叫“平反”，也反映出了决策者企图掩盖历史罪责的阴暗心理。1978年右派落实政策之初，除胡耀邦等老一辈属诚心诚意为右派平反外。有些当权者并不愿彻底为右派纠错。“文革“后，重新掌权的“走资派”，出于权力斗争需要为了斗垮“凡是派”安置自己人，才让右派受害者搭了个顺风车，捡了个便宜。这些当权者及其追随者，从来就没有把右派当作自己人看待。要不然，2009年5月11日西双版纳州“扫黄打非”办公室发出的文件为什么称右派受害者为“原右派人员黄泽荣”？而不敢称“文革”受害者为“原走资派人员刘少奇、邓小平”？如果没有上面的精神和指示，我看一个地市级的小头目决无胆量如此放肆。右派问题已经“改正”了三十年，有的右派还当了国务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文化部长等等……可是执政当局有些人至今还和毛泽东时代一样，仍不把右派当人看，摆出一副专横跋扈的面孔，继续欺侮，打压这些当年受害的右派老人。我们要求赔偿，是合情合理的正当诉求，也是对执政党满怀希望的表现，如果没有这种诉求，表明我们对这个执政党已不抱希望了，已经绝望了。难道你们要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否定你们的“未来领导人”身上吗？难道你们也希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吗？可是，我们这样的诉求，换来的仍是不理不睬。如果上访申诉，就派警察，公安上门软硬兼施，制止和“劝阻“。如果要写点回忆录，诉说一下自己的苦难史，印几本与朋友进行“友谊交流，免费赠阅”的小册子，（往事微痕），也被指责为 “非法出版物”。这种欺人太甚的咄咄怪事在古今中外都未发生过，可偏偏出现在自称“执政为民”的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的泱泱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个政权面对七老八十的老人向自己提出合理的诉术，竟不自信到这种程度，居然和“威胁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实在是不可思议。国家宁肯花费纳税人的钱，动用警力来对付风烛残年的老人，也不肯听取他们的诉求和解决他们的困难，这样的政权真荒唐到了极点。我国的公检法部门，这些年来一直把维权的右派老人视为“假想敌”，严密监控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封杀他们的文章，没收他们的书藉、刊物、电脑软件，限制人身自由，监控手机，电话等等。把对待“敌对势力”的手法统统用上了。我们的最高“决策者”把公安、国保折腾得好似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疯狂地向“风车”决斗，向羊群进攻。其愚蠢之举、惊恐之状，庸人自扰之态令人哭笑不得。试想，如果全国残存的几个手无寸铁，步履蹒跚的耄耋老者，给中共中央写几封信，反映一下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再写点回忆录赠送朋友……就能“破坏社会稳定”，“威胁国家安全”，甚至“颠复国家政权”吗？果真如此，这个政权也实在是腐朽得不堪一击，早该垮台了。我看只有干了缺德和见不得人的事，才会心虚到这种程度。

我们再来看看薄熙来书记在重庆打黑除恶的结果：真正危害社会，欺压人民，动摇共产党执政基础的坏人，如文强，乌小青之流，恰恰都出在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公检法部门。你们把善恶是非颠倒到如此程度，怎能构建“和谐社会”“执政为民”？

中共诸君口口声声倡导“以人为本”，要构建“和谐社会”。而实际行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原来你们这是“叶公好龙。”当今执掌公检法大权的政法委，在贯彻落实宪法，执政为民方面，处处显得思维迟顿，脑袋缺氧；可是在打压右派老人方面却心狠手毒，智慧超群。要是你们把心思用在“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方面，何愁社会不稳定？如此费尽心打压待维权的右派老人，显然是把心思动歪了。

希望执政当局，不要再空话治国了。也不要靠耍点小聪明，搞点小动作来执政了。这样搞下去，只会适得其反，越搞越乱。既然提倡“科学发展观”，就要有科学的历史观，要敢于正视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丢掉历史包袱，轻装前进。如果继续粗暴打压讨债申诉维权的右派老人，赖账不还，仍然摆出吃屎的把拉屎的“估到”架势，这比毛泽东时期还要蛮横。上个世纪60年代初，面对“苏修”逼债，右派同全国人民一样勒紧裤带，饿死3700多万同胞，都要履行还债的义务。如今，国家已经有了钱，欠本国受难同胞这点区区小数，还在抠鼻子屎吃，小肚鸡肠的不肯偿还。你们拿政府的公信力开玩笑，搞赌博，实在是没出息、丢人现眼。这样下去，输掉的可能是你的最害怕失去的“政权”。

最后，还是请中共中央回答：欠右派的钱到底还给不给？要给就痛快的给。不给也要表个态，说明为什么不给。只要你们言之有理、说之有道、据之有证、法之所在、我就放弃索赔。如果不理不睬，我们就公开讨论，让全世界的人民都来看，评下理，看看究竟是谁害怕真相和真理？如果你们不讲理，又动用警力打压也无所谓，充其量又给我戴上你们需要的罪名，唯害国家安全罪，投入监狱。即使我死在监狱，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继续申诉，要求索赔。不把这笔钱要到手，决不罢休。

2009年12月

这是责任，这不是罪责！

应该给予真正热爱这个国家的人以公平的待遇。

如果判决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判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我们只有和刘晓波先生同担刑罚。

以上话语摘自《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签名人留言。这次签名活动自今年的世界人权日（12月10日）始，至今签名人数已逾五百。12月15日晚《参与》记者专访了首批签名者之一高瑜女士。

高瑜表示，签名完全是自发的，“和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是大家一个共同的立场，审判刘晓波是非常不公正的。上个月欧洲刚刚庆祝了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极权制度的垮台，中国今年六月又经过了六四二十周年，二十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非常尖锐，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且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的发展是以人权和环境为代价的，刘晓波牵头起草《零八宪章》是出于对中国这二十年状况的考虑，出于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考虑，是从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出发。《零八宪章》主要是提出了中国发展的路径就是要进行政治改革，怎么说也不会违反宪法，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提出过要进行政治改革。镇压六四之后，中国的发展走上了一个歧途，和八十年代的改革是两回事了，凡是对中国有责任心、爱国心的公民都应该对中国的前途提出自己的看法。

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提出《零八宪章》是属于人类的共同的财产。高瑜谈到她上个月去捷克访问，捷克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都对《零八宪章》怀着深厚的感情，都非常关心刘晓波的现状，捷克也是第一个就释放刘晓波发出声明的国家，因为刘晓波是以言获罪，这是极权制度下才有的一种处罚，任何民主国家都不会以言制罪，他们是出于对与人类文明不符、践踏人权的罪恶的声讨。最近美国外交部、欧盟主席团都对刘晓波表示关注，遗憾的是中国政府认为是干涉内政。

作为《零八宪章》的联署者，很自然地认为审判刘晓波就是要审判大家，就是要审判《零八宪章》，《零八宪章》从来不鼓动暴力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平和人权也不叫社会主义。《零八宪章》实际上是对中国的前途作了一些设想，没有任何违反宪法的地方，联署者只是出于公民的责任，宪法赋予的权利，和刘晓波站在一起。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挡的，在当局不断进行网上封杀的情况下，《零八宪章》的签名人数还是过万了，而且没有一个人声明退出，相信所有联署者都会支持刘晓波。

近日，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在网上表态，“我认为‘与晓波共同担当’，不能只是一种表态，必须在其强行审判时付诸行动。因此，我们建议，当晓波审判之日，希望有尽可能多的（除年迈病弱者）联署者，赴法庭外陪审。为了让大家有个思想准备，请与北京联署者联络一下，届时可在网上公示。”高瑜对此评价说，丁老师的想法非常了不起的，尤其作为二十年前在天安门民主运动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她的号召力是非常强的，相信大家会响应丁老师的呼吁，形成一股非常大的人权声势，《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只是言论，还不够，开庭那天应该在法庭外声援刘晓波，北京已经进入最寒冷的时候，大家站在寒风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相信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会得到历史的肯定。

他是1915年出世的，所以今年是94岁。这样的高寿，一生是为中国奋斗，但是被一再地冤枉、被一再地打击，尤其是晚年。

 

图片：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网络图片）

刚刚不久以前，钱学森-搞航空工程的，今天中国能够搞航天工程，他的功劳很大，当然也是在工程界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是他是另外一类型的，他的贡献虽然大，可是在中国传统说的，就是他一身技术卖给帝王之家，跟老百姓关系很小。

但是对老百姓来讲，他还造了很大的孽，就是1958年毛泽东搞大跃进的时候，是他向毛泽东建议，说是太阳能可以有无限的功效。毛后来就说明他是受了钱学森的误导，才提倡大跃进的。他的功跟罪是不能比，罪的结果是3000多万人死亡，功就很难说了。因为这是一个科技上的问题，我们就不去深论。

但是他死了以后，非常光荣，共产党悼念他的东西多得不得了。我看共产党的有些报纸上简直是把他捧成中国科学界、科技界第一人。杨宪益虽然死了也有一些报道，可是官方完全不会悼念他了。

杨宪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是最早是一个很有钱的天津的银行家的孩子，高中毕业19岁就到英国的牛津去念书。他念的是古典文学，就是希腊、拉丁、英文啊，各方面。就是34年去的，大概40年回来的，在英国念了六年，打下了极了不得的基础。我从前看抗战时期吴宓的日记，跟叶公超谈话就是希望把杨宪益早点找回来。

他在牛津的时候，碰到一位女士。这个女士就是叫Gladys Taylor。  Gladys Taylor是谁呢？Taylor后来中文名字叫戴乃迭。戴乃迭就是一位传教士的、也是研究中国东西的汉学家Taylor的女儿。她在Oxford同时念法文、法国文学，所以就跟杨非常感情好。后来改成念中国文学，最后两个人不顾两边家庭的反对，就结婚了，在1940年在中国结婚了。

当然他们从英国回来，英国是费边社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大本营。同时那时候在牛津也罢、剑桥也罢，英国知识界的人都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也受影响，所以社会主义也变成他们的理想。

所以到他回中国以后，1940年就是通过地下党跟其他左派的同路人，跟共产党发生关系。当然没有正式的关系，但是是一种暗契，暗地里是支持的一种关系。反对国民党，看国民党抗日也没有效果、而且也不是全力抗日，种种，所以就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一直到共产党成功。

在这个中间，他就一直想入党。共产党始终不要他、始终不能容纳他，只给他在外事局做翻译工作。所以他就和他的夫人，两个人共同合作、翻译了无数的中国的经典，最重要的比如说《史记》、《儒林外史》、《红楼梦》，还有其它种种。《红楼梦》尤其是花了十几年以上的功夫、到文革以后才完成的。所以这是了不得的一个译文，所以他的贡献是了不起的。

可是他遭遇就很可怜了。“反右”这一关他是过去了，没有问题。但是到了文革，他两个人就被打成、怀疑成英国特务，从1968年到1972年，在一步桥的北京郊外的监狱关了整整的4年，同时受了各种的侮辱。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受到其他的小孩子鄙视、轻视。

他儿子是独子，然后就得了神经病、神经崩溃。到后来、文革以后，送到英国去治疗的时候，就自杀了。所以可以说文革使他们家破人亡。但是虽然如此，文革以后他还是对党还是有希望，还是继续要申请，好不容易在1986年冬天，他入党了。

入党以后，非常高兴。他入党以后虽然高兴了一阵子，可是马上、不久，两年多、三年不到，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这个时候，杨宪益的本色就出来了，他绝对要退党，而且跟英国的广播公司有多少次的英文的谈话，把“六四”真相向世界宣布。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因为这个原因他要退党，共产党要他收回原来的说法，他绝对不肯。但是共产党也不允许你退党，它先开除你，根本不接受你退党之说，所以他就被开除了。

这以后，他就被打入冷宫，是看成是一个负面人物。但是他还是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他有许多诗都是在这个时候写的。这个诗是中国的诗，有些可以说是打油体，很自由的。但是是写得很好，每一首诗都有内容的。而且都是批评共产党的贪污啊、腐败啊、权贵弄权啊，有各种各样对共产党的批判，都在这个诗集里。这个诗就叫做《银翘集》，是由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的。

所以从这些经过你可以看出来，杨宪益先生真正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接近社会主义，并不是为了别的，也不是为了有政治兴趣，而是觉得要取得公平。他对“公平”这个观念、就是“Justice” 的观念，是非常深的。他看到共产党最后这样的不公平、这样地对待老百姓、这样对待青年、用机关枪来杀它的青年人，他实在忍无可忍了。所以吴宁昆先生的话来说，他“拍案而起”，而这个“拍案而起”，可是一直坚持到死亡。

“六四”刚刚发生时侯，也有别的人跟他采取同样的态度的，虽然没有他激烈。比如说前过去不久死掉的季羡林，当时也是同情学生的。可是不久他慢慢就被共产党又收服了，又回去了。对于“六四”不但不再谴责，还继续给共产党涂脂抹粉，就变成了维持太平的一种人物了。这跟杨宪益先生最后就可以看出两个人的对照，是非常清楚的。现在两个人都过去了，可是我相信，杨宪益将来在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上会占一个更高的位置。

一个月了吧，多少人心里默默地叫：“冯正虎，你妈喊你回家吃饭”——这是每一个人都有过的经历，也是每一个人直到失去才知道珍爱的情景。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再无奈、再险恶莫测、再壮丽辉煌，拼累了，回家，回到有母亲、有热粥热饭、有熟悉的罗嗦叨念的平朴厚实小窝。

就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世界人权宣言》毫无所知，只要是个人，也知道日子本该这么过——包括自己的祖国母亲。拥护同一部宪法的纳税人流落在外，生病受伤、遭到欺负、有了难处，祖国就在身后。然而，一个多月了，百喊而不回的冯正虎竟然还睡在机场长凳上。坚守自己基本权利而落得如此境地，每每搜找他的新闻，只觉得揪心地痛，只落得满眶眼泪。

之所以如此彻心，除了对冯正虎的钦佩、对上海被强拆小民的同情，还有一个私下的原因：17年前，也是在冯正虎眼下这个年纪，我本人有过几乎一模一样趑趄于祖国大门口的遭遇——之所以没有在香港启德机场打地铺，只为香港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只为媒体贡献版面搭救，而最后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爱国人士”、《镜报》老总徐四民给当时的中国总理写了一封信。结果是：总理将此“差错”派给了中国民航，我终于得以回京、坐到桌边、捧起自家熟悉的碗筷。

那是1992年6月，“六四”三周年前夕。

当时之所以人在境外，是因为获得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基金，此基金在5月下旬到期。转途欧洲办事、访友之后，就该回家了。我按照旅程在法兰克福登机，乘坐泰航经香港转中国民航回北京——那时已是六月初。飞机降落香港。我走到设在启德机场的中国民航窗口，交上机票护照。
    “我们得到命令，你不能登机。”看了护照，又到里边嘀咕了一阵的中国民航香港代理如是说。
    “哪里的命令？旅行证件有问题么？”
    “没有问题。北京的命令。”
    “证件没有问题而不许登机，这算什么规矩？现在还没到1997吧？”
    训练有素的香港公司员工不出一言。
    “那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
    “原航线发回法兰克福。”
    “你以为我是一只箱子么？我没有德国签证。”
    “再从法兰克福发回美国。”
    “美国签证也没有——我原先的签证到期了。”
    他看了一眼我的护照：“我们试试和美国驻港领事馆联络。请等一等。”言毕拿著护照转身走了。

我站在出入境大厅，望著从我身边走过的旅客流。一个个面露疲倦，又无不呈现著即将归巢的渴望。我觉得无比孤单——站在家门口而不得入，反倒一站站给发回去，从此流落他乡？

不，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奔向电话亭，乱翻台子上的大黄电话本。记得拨打了几家曾经投稿、恍惚有联系的媒体，接著做了一件尚可以媲美今日冯正虎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事。我找到电话号码，拨打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因为是星期天，没能和官员直接对话），在应答机上留下切嘱：

“我是在香港过境转机的中国公民。我的名字是d-a-i/q-i-n-g。请千万不要给我签证。问题出在中国当局。只有由它自己解决，我的祖国才会吸取教训一点点进步。”

几通电话很快发生作用。媒体朋友买了短程票进入转机大厅，给我送来了食物饮水外加睡袋。接著，在我懵然不知怎么办、也根本没有申请的情形下，当时的港督彭定康主动给了我七天居留许可——由六名阿Sir押解入香港之后，“让她回家”之呼号连续几天盖满香港大小报刊。就连走在街上，都有陌生人拉住操著怪腔国语嘘寒问暖连带鼓励打气。正做著中国政协常委的文化人，《镜报》老总徐四民先生就在这当口站了出来。他直接致信总理李鹏：这名流落香港的记者他并不认识，仅仅读过她的作品而已。一名持有合法证件的公民，怎么就不能回家呢？

七天期限到。具有参政资格的政协常委接到了共和国总理的回信：事情源于中国民航的操作失误。让她登机回北京吧。大家皆大欢喜——只要勇于纠错，哪怕纠的是芝麻大小的一个错，哪怕遮遮掩掩地纠，哪怕北京警察再度警笛、步话机地瞎忙活，从善如流啊——总比冷面冷心违拗民意到底要好。高倡执政为民的共产党，时至今日，怎么就不能给今日百姓（而非屁民）一个机会，像您们可敬前辈当初一样欢呼一声“庶民的胜利”！

后来事情的发展，这个小小的“招人厌”建言，对徐委员的“政治地位”没有丝毫影响。“敢言人之所欲言，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徐大炮”，已于两年前以93岁高龄归道山。虽然曾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就三峡工程发过“火力很猛”的讲话，在他91岁的时候，依旧获得江泽民亲颁“纪念金章”——“以弘扬正气之笔，写爱国爱港之情”。

而今大富大贵者者塞满或人大、或政协、或记协律协作协美协等堂皇殿堂，包括最近再度金贵起来的“国务院参事”。既然前面已有徐四民有胆、有识、有真爱，放胆爱国爱真理也并未开罪中共之榜样，诸位大富大贵当中的谁就不能帮帮中国，帮帮执政的中共，给温家宝或者俞正声写封信，告诉他们冯家老母亲正盼著儿子回家吃饭——不信过了十七年，当局接纳善言还不如当初；不信而今“以强拆为动力创建和谐社会”的上海伟业，会因为多了一个敬业律师而受阻。

据新华网重庆12月13日报道，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发言人说，12月12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因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重庆市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我认为，重庆在唱红打黑运动引起争议，相关案件不得不进入法律程序的关键之时，之所以迫不及待，大张旗鼓地发布这条消息，是薄熙来精心策划的又一个阴谋，他的目的是恐吓打压律师，阻止辩方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非走过场式的合法辩护，因此应当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

据重庆官方的说法，今年6月，龚刚模被指控涉嫌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非法贩卖、运输枪支、弹药罪，贩卖、运输毒品等重罪。该案系重庆市民高度关注的大案。李庄受龚刚模亲属委托为其辩护。近日，龚刚模本人主动检举，并经公安机关初步查明，李庄在渝行使辩护人职责时，违反法律规定，帮助被告与他人串证，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吊了八天八夜，打得大小便失禁”等谎言，并唆使其向法庭提供虚假供述予以翻供。其行为已触犯了《刑法》第306条的规定。

我看，如果重庆警方真的讲法，认真走司法程序，没有私利和猫腻，就应当在法院判刑之后，再做相关报道，其道理非常简单：薄熙来及其所操控的公检法，与我这样的无职无权的文人不同，我只能通过手中的笔无奈地表达心声，而重庆警方手里有很大的公权力，既然不承认是搞运动，就应当将李庄的案子先交付检察院和法院审核，等判决书下发后，才能向社会公开报道，何况案件涉及警方刑讯逼供的敏感问题，岂能一槌定音，草率从事？那么，重庆警方为什么要违背法律程序，赶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匆忙抛出李庄案呢？

原来，如同对待一些贪官和老板一样，薄熙来从他自已在中共高层的内斗需要出发，进行“有罪推定”的布置，他要和汪洋，贺国强较量，就“先入为主”地抓捕了他们的爱将文强，他们要把文强搞成保护伞，就必须把黎强这个当初领导出租车司机罢运，也曾被薄熙来肯定为“通情达理的工人”领袖的人，打成黑社会头子，才能自圆其说，现在，200多个专案组，多达7000余人搞的一大堆贪腐和涉黑案件，都要走法律程序，都要在法庭上一一亮相，律师便成了人们了解真相的锁钥，他们的辩护辞便成了舆论聚焦的热点，由于著名律师周立太，赵长青等人正在挑剔起诉方的毛病，并经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了他们对重庆打黑“运动化”和“扩大化”的指责，薄熙来一定视他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欲制其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薄熙来和王立军不便直接抓周立太，赵长青泄愤，就找了一个“软柿子”垫背，或许也的确抓住了来自北京的律师李庄的把柄，企图通过对他的打压，杀一儆百，敲山震虎，以缓解他们因恂私枉法而引起的指责猜疑和舆论压力，以便早一点把他们仇恨的人送进监狱。

其实，薄熙来这一手，在我看来，既是雕虫小技，也是一惯技俩，因为早在2001年，他在由大连市长升为辽宁省长时，为了排除异已，也是先抓了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晓滨，其目的是迫使法官们顺从他，接着在拘捕我之后，如同今天这样，马上抓捕了我家人聘请的著名律师陈德惠，但与李庄不同的是，他捏造的罪名是偷漏税。结果陈律师在被其非法关押了一年多后，实在找不到任何证据，又被法院宣告无罪释放，更为荒唐的是，陈德惠和李庄一样，当时还没判刑，薄熙来就下令，大连日报把此事在显著版面作了报道，尽管陈律师还是该报的常年法律顾问，既便如此也不能抵挡薄熙来的无上权威，而后来陈律师的平反，足以证明了这是一个天大的怨案，但薄熙来及其马崽操控司法，枉法追诉，竟安然无恙，还继续升官，现在他又跑到重庆去，颳起了所谓反贪打黑的廉政风暴，又制造了无数起怨假错案，他最近搞的这起律师李庄案也与其过去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尽出一辙。

不久前，我曾就重庆打黑一事，请教原香港《亚洲周刊》驻中国特派员王建民先生，他认为反贪也好，打黑也罢，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因为设立公检法的目地，就是要发挥互相制约的功能，但重庆显然没有这样做，他还举例美国的辛普森案说，程序正义比实质正义更重要。因为没有了程序，就容易恂私枉法，出现怨假错案。我很赞同他的观点。由于我对法律研究是外行，所以他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我深信当初对薄熙来的洞察和分析没有错。尽管全国目前对他一片赞叹声，由于中共封网，更误导了轻信而善良的人们，如其高升，有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第二次文革灾难。

重庆的官方说，目前，经重庆市检察机关批准已对李庄执行逮捕，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但我认为，虽然李庄还没判刑，但薄熙来的险恶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大部分律师给犯罪嫌疑人做辩护，都是为了养家糊口，知道了李庄的下场，他们有几个人不感到害怕呢？或者说，一些在卷宗里或会见当事人时，发现问题的律师，也大都该闭嘴了吧，这就有利于薄熙来及其死党对它人继续进行诬告陷害，枉法追诉，可以想见，一大批原本无罪或有错无罪，或小罪重判的人，将成为重庆下一届领导人面对的上访户和烫手山芋，一大批家庭将妻离子散，一大批人将成为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新的敌人。薄熙来的举动说明，他身居高位，横行霸道，已经忘记了文革中吃过的苦头，他不仅父亲薄一波被关押，母亲胡明悬梁自尽，而且他自已也被判刑7年，现在，他在制造了无数起怨案的同时，又把辩护律师李庄等人关进监狱，真是欺人太甚！我想他离倒霉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等到了那一天，他就知道辩护律师对坐牢的人是多么重要！而且我还要告诫他和中共所有的官员，对维护政权来说，监狱不是万能的，它只能增加社会仇恨，不能化解社会矛盾，滥用职权，栽赃陷害，恂私枉法，必将玩火自焚！

2009年12月14日于多伦多

南京紫金山景区，请余秋雨勒石题词，所提之词，能有多恶心，其实不看便知。如果不恶心，便不是余大师了。只是，令某些人感到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从人品到文品都如此境地的人，居然就是有人喜欢，特别是有地方当政者喜欢，乐意拿出大笔的银子，让大师出来给南京人民以及往来的游客添堵。套用一句小沈阳的名言——“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细想想，事情很简单。首先，当今之世，体制内的官员，往往迷信体制内认可的学者或者专家。无论这些人实际水平如何，外面名声有多臭，只要体制内认可，比如有若干学官头衔的，所长、院长、校长之类，官员都会买账。像余秋雨这样，据说被有关方面钦定为大师的人物，在官场一定会被待若上宾。也许，某些官员也明白这些人是怎么回事，但体制内认体制内，这是不成文的规矩。没有点胆量，谁会破规矩呢？

其次，即使没有这种惯例，在心理上，官员对于来自正统的东西，都会有某种迷信。皇家用过的玩意，哪怕就是夜壶，也值钱。多年的习惯，已经让官员们养成了一种惯性，官方钦定的东西，钦定的人，就值钱。他们从心里认为这些人值钱。他们值钱，就是因为有官方的钦定。官员的价值观，跟官阶、官话、官腔密切相关。现在学界都当然地认为官大学问大，何况官场？像余秋雨这样，特别会拿腔作调，特别会装出有深不可测的文化的大师，从气质上就跟我们的官场文化，官场价值观相契合。应该说，对于某些沉溺于官场难以自拔，也不想自拔的官员来说，他们的确是真心喜欢余大师的。

当然，真心喜欢余大师，还跟这些官员的文化状况有关。应该说，现在各地当家的官员，多为50后、60后这一代人，都是在文革中接受的教育。尽管毛泽东特别讨厌党八股，但不幸的是，党八股的文风以及学风，还就是经常性地在他的治下泛滥。文革，是这种政治八股的顶峰，登峰造极。那是个人人都宣传，或者被宣传的时代。稍有点文化水，就必定热衷于宣传。一边是吹拉弹唱，一边是八股文章。尽管做八股文章，经常容易犯错误，但当时就是人人爱，无论是大批判还是大宣传，其实都离不开文章，还有半新不旧的诗词歌赋，以及排铺张扬的郭沫若体的新诗。凡是50后、60后这一代当今做了官员，尤其是负责官员的人，大抵是在改革后几年上大学的。这些人，当初考大学之前，在文革期间，大多经历过宣传生涯，属于对别人宣传之辈。记得1977年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很多人写的就是这种政治八股的抒情散文。

那年月漂亮的八股文章，大抵有这样几个要素：第一，要会用排比句，一句句排下来，铺张起来，合辙押韵，读起来肯定气势如虹。第二，要引经据典，合适不合适，尽管往上叠，排铺完了，文章转入舒缓地带，此时引经据典，恰到好处。第三，要故作深沉，故弄玄虚，成语要颠倒用，掰开了用。好好的话，绕着弯说，扯深扯远，如果哲学时髦，就说哲学，如果历史时髦，就说历史，批儒评法，《水浒传》，《红楼梦》，要什么来什么，不仅好看，而且显得有深度。当然，落实到眼下余大师这里，就是文化。放个屁，也要跟文化扯上紧密的关系。第四，文章要媚，每个文字，每个词都得媚。媚到骨头里，即便是当年的大批判，也要既有秋风扫落叶的残酷，也有春天般的温暖春天般的温暖。其实骨子里，都是媚。因为写了，都是为了给上面人看的。

别看从历史上考察，这样的八股，都是垃圾，但八股文海里泡久了，也会沉醉的。臭味闻多了，也会上瘾。一点不奇怪，为什么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打心眼里喜欢余秋雨、喜欢于丹，他们从心里认为，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师。附庸风雅，也得附庸这样的人。只有在这些人身上，某些官员才能觅到当年党八股极致的味道，一种令他们熟悉而且陶醉的味道。僵尸，就是这样走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