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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二故乡澳大利亚，从不标榜她有多好多好，从不自诩她是我最亲的亲娘。我自己感到，在这里，我被当做人，我赞美她，热爱她，声称我是她的女儿。

那次我住院，医生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我终身不忘。

谁能猜到，他讲的是什么？

中国老百姓可能答：“红包在哪里？”

澳洲华人也很难不被我的问题卡住。

1996年2月20号晚上九点，我急诊入院——墨尔本Alfred Hospital，老公还没填完表格，我已经被推车推进了急诊室。

几个护士忙着问病情，量血压测体温，急匆匆在记录板上写字。同一个问题，她们问了又问，大概是在测试我清醒的程度。我的头昏眩，舌头僵硬，讲话很慢疙疙瘩瘩的，声音也变了，听起来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但心里我是明白的。

一位年轻医生来到我床边。

以为他会按照常规再询问一番我的病情，哪怕已经读过病历。

没想到，他一开口就说：“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

我望着他满含笑意的眼睛，是不是太颠倒了一点啊？世界上有医生在病人面前说谢谢的吗？是他在抢救我，不是我在抢救他呀！

我被震撼。

我一点不怀疑自己的耳朵有问题，我觉得自己被抬举，抬举得高高的，作为一个人！心里顿时涌起感激、温暖的波涛。

老百姓不吃抽象的鸡，老百姓要吃具体的鸡。好不好是具体的，亲不亲是具体的，美丽不美丽也是具体的。澳洲美丽，美丽的澳洲。今天，美丽捧在我的手心里。看得见她的色彩，摸得出她的质地，闻得到她的芬芳——“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

其实，还有人也在“抢救你”。

当天下午六点钟，我陪女儿去图书馆借书。只觉得非常疲倦，非常累，不想动。坐在电车上，硬币捏在手里，售票员不走过来，我也懒得走过去。

到了，我站起来下车，捏在手里的硬币从指缝间滑落到电车的楼梯上，滑落到路上。我慢慢弯下腰，把硬币一枚一枚从楼梯上捡起来，从路上捡起来。司机没关门，耐心等着我。

我费劲地走上了人行道。女儿紧张地问，妈妈，你怎么啦？

怎么怎么啦，大惊小怪的！我张口想说话，这才发现，讲话很艰难。

女儿一定感到事态严重。妈妈，我们回去吧。

与女儿相反，我感到自己一切正常。

我想告诉女儿，图书馆只有200公尺远，已经来了，非得把书借到。

她刚进高中，老师布置的作业需要这本书，去过两个图书馆，两次借到的都不对。

可我啊啊吧吧一阵子，吐不清楚几个字。我一面乱踩步子，一面坚持往图书馆走去。

女儿哭了起来。她两只手拽住我，像拽住大风里的风筝。我斜着走，往电线杆方向撞去。

支路上，两部车子并排停在那里，等待这对母女拉拉扯扯过去，尽管绿灯早已亮了。

我俩终于到了图书馆门口。

一位年轻女人朝我走过来。

“我一直在看你。起初，我以为你是喝醉了酒。多看一阵，我知道你是中风了。我的妈妈中过风，就是这样的。”

“中风！”我心里在说，“开玩笑吧，我才五十五岁。再过二十年还差不多！”

她说，怎么样，我送你们回家吧？

我结结巴巴谢谢她，结结巴巴告诉她，意思是女儿要借书，借好了书，我们自己回去。

叫女儿先进去借书，自己就一屁股坐在门口一张长椅上了。

我很犟，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不需要麻烦人；她也很犟，认为我就是病了，坚持要伸出援手。

“这样吧，我们到里面去坐，里面是沙发，比较舒服。”她建议。

不好意思再推却，跟着她走了进去。

这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沙发真的舒服多了。我转身看看她，自然卷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皮肤白皙，五官精细，身体壮实，很精神。

我随时随地都有谈兴，顺手拈来就是话题。我喜欢讲话，不喜欢呆坐着。现在，我尝试与这个好心人聊天。

只觉得脑子昏沉沉的。我像跌进了漫无边际的苍穹，眼前全是闪烁不停的光点，我似乎拿着一个长柄瓢，在苍穹里游来游去舀词汇，一瓢又一瓢，一个词汇也舀不到。

没办法，只得闷坐。

不愿意别人为我浪费时间，我又谢谢她请她走。她坚持说：“我不能走，我要送你们回家。不然，我会感到Guilty（有罪过）。”

为了不让她感到Guilty，我决定显示一下自己是健康的。我站了起来，说：“You see， I‘m all right（你看，我是好的）。”

我走路给她看，想走个直线来回，结果走了个圈圈。

她送我们回了家。

留下她的地址，她的电话，有事找她。叮嘱我，别忘了明天早上就去看医生。

我忙不迭回答，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心里还在固执，看什么医生，睡一觉就好了。

走到门口，她突然转身问，家里还有没有其他亲人。

有啊，我的丈夫在上班，挺远的。

是吗？请告诉我他的电话。

“你的妻子中风了，你最好回来。”我听见她讲。

伊恩赶了回来，那天早上接手加油站新生意，原老板帮忙守店。

大家都又饿又渴，我把头天的剩菜剩饭热了权当晚餐。

吃了点东西喝了点水，觉得精神好多了，我向伊恩述说刚才发生的故事。我笑了，什么中风不中风，就是太累了，需要休息，看啥医生。

他一句话不讲，只是听，时而看我一眼。

放下筷子，他已经站在门口。“走，我们现在就去看医生。”

我说：“我的家庭医生晚上不开门。”

他说：“我的家庭医生晚上开门。”

他站在门口岿然不动，我知道，我犟不过他的命令，乖乖坐进车里，让伊恩带我去看他的医生了。

医生说，中风，马上送医院。

伊恩后来说，我讲话的时候，脸上的肌肉在抽搐，好像在扮鬼脸。

六点钟发病，九点钟住院。

住院医生告诉我，一个血栓堵住了我左脑的小动脉血管。六小时内滴注药物，血栓可以溶化，超过六小时就不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那位医生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来得及时，使我们有机会抢救你！”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还有人也在“抢救你”——那个年轻女人，还有伊恩。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丽不美丽也是具体的”。

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周一在瑞典首都发表获奖前演说。期间她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又呼吁西方国家采取强硬态度向中国领导人施压。

罗马尼亚裔小说家赫塔·穆勒﹐日前已经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准备在本周四出席200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

诺贝尔奖评选机构周一主办了一场颁奖仪式前例行演讲会﹐穆勒在会上发表演讲及接受传媒提问。期间﹐一名中国记者问到﹐为什么穆勒支持目前被囚的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穆勒回应说﹐人权问题在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后被完全边缘化﹐而西方国家似乎认为在对待中国人权问题时﹐应采取友善的外交手腕﹐不过﹐这样的态度并不能够收取有效效果。

穆勒说﹐中国当局声称自己正走在民主路上﹐但这个说法甚至不到真相的十分之一。她强调﹐人权问题在中国长期被丢弃。她本身曾遭受迫害﹐因此对有关情况感到愤怒。穆勒呼吁西方各国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以帮助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赫塔·穆勒1953年出生在前苏联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逃避罗马尼亚秘密警察对她发表反政府批评而实行骚扰于是移居德国。她的作品以描写罗马尼亚人民在苏俄时代的遭遇著称。

穆勒并且邀请中国敢言的艺术家艾未未﹐在明年三月德国文学会议上﹐围绕极权主义下的表达自由及艺术创作等主题进行对谈。

在《零八宪章》公布一周年日之际，刘晓波的律师收到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起诉书中表明因刘晓波起草《零八宪章》及发表文章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表明可能判重刑。

刘晓波辩护律师尚宝军向本台表示，早上十时，他与丁钖奎律师到北京巿检察院第一分院，与检察官会面，他们收到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并批淮他们周四下午跟刘晓波见面，另外，他们提交莫少平与他本人担任辩护律师的申请，但检察院以莫少平是宪章签署人为理由，反对他任代表律师。

尚宝军还说，起诉意见书其中有一条说，认定“刘晓波夥同他人起草《08宪章》，叫嚣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重大”，并表示有可能重判，但这是公安的建议书，主要视乎检察院决定是否起诉。

他说：其中“独裁崛起对世界民主的负面效应”的文章，总之这样6篇文章，起诉意见书只有名字，以及起草签署零八宪章的事情，后来不怎样问，但现在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还是以此列为指控罪名。

尚宝军补充，公安移交检察院的证据材料有20本卷宗，每本超过一百页，他们仍未看完所有证据材料，所以对案件没法预测。

宪章联署人莫少平律师表示，检察院不一定同意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按照法律程序，公安机关提交起诉意见书，认为证据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检察机关在一个月至个半月内最后决定，当中有三个可能，第一：公安证据充份，可以提交法院起诉，第二：检察院可有二次机会把案件退回公安机关，作补充侦查，第三是证据不构成犯罪，不予以起诉。

莫少平说：这种措词仅仅是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它旳意见，至于检察机关起诉到法院，这个完全不确定，程序就是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他有义务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但中国政法大学客座教授王友金有不同的意见，他表示﹐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可以当作起诉书来看，一般检察院很少不采讷；而且按照中国法律，司法机关可以以文章及零八宪章的内容，指控刘晓波的罪名。

他说：这个阶段巳到达诉讼程序，检察院最后审查没问题，我相信检察院会向法院起诉，最高判刑有期徒刑约八至十年。

北京巿公安检察机关2009年6月23日正式逮捕刘晓波，指他涉嫌煽动镇覆国家政权罪。刘晓波6月26日获淮第一次会见律师，当时他向律师透露，案件涉及两部分，侦查人员向他审问有关零八宪章的活动，及零一年至零八年向境外发表的廿多篇文章，其中包括“民粹主义是独裁的温床”等文章。

刘晓波自2008年12月8日，零八宪章公布前夕，被北京巿海淀区国保人员带走，其后2009年6月被巿公安检察机关正式逮捕，被关押北京巿第一看守所。2009年11月23日，刘晓波收到延长刑侦期通知书，被延长侦查2个月，这是自刘晓波被逮捕以来第三次延期。

另外，维权网报道，，西安宪章连署人张鉴康律师，周三被国保传唤三个多小时，警方想了解12月6日西安巿郊举行的宪章一周年活动情况，如举行纪念活动的地点及出席人士等。

自己专业并非经济学，但非常喜欢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黄亚生先生的经济学文章，他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对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的比较，都使我大受启发，获益良多，因此常向“非经济学专业”的友人们介绍、推荐黄先生的文章和学术观点。

确实没想到，黄亚生先生的父亲，却是当年大名鼎鼎的“大左派”，以“大批判”打棍子、扣帽子闻名的《时代的报告》主编黄钢先生。在1981年批判白桦《苦恋》的轩然大波中，黄钢起了重要作用，也因此而名噪一时。《苦恋》的电影剧本由白桦、彭宁联袂创作，发表于1979年第3期《十月》杂志。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豪华的物质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凌晨光夫妇满怀爱国激情返回祖国。“文革”中，他与千百万知识分子和归国学者一样，受到残酷迫害，被打得遍体鳞伤。他女儿忍无可忍，想与男友一起到国外，但他却坚决反对。对此，女儿问道：“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面对女儿反问，凌晨光无法回答。后来凌晨光被迫逃亡，最后惨死雪地。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苦恋》拍成影片，由彭宁导演，改名为《太阳和人》。

1981年初，这部电影公演前先在内部放映，引起激烈争论，最终引发了对白桦和《苦恋》的大批判，国家最高层领导人邓小平、胡耀邦都对此多次作出指示。在这次大批判中，最积极的便是黄钢先生，他积极串连，奔走各方，要求批判此片。当有关方面对如何评价、对待这部影片尚有争议时，黄钢等人便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达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1981年4月下旬面世的《时代的报告》赠刊，发表了《敬致读者》和黄钢署名、以“电影文艺评论员”的身份写的《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诗”？》及该刊观察员写的《〈苦恋〉的是非，请与评说》。这两篇文章“敬致读者”从许多方面上纲上线，激烈批判《苦恋》，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指责这部电影不爱国，“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成为此片反对爱国主义的主要证据，所以黄先生等批判者尤其强调要把知识分子分为“爱国的”和“不爱国的”两类。

这两篇“文革”式大批判文章和“敬致读者”发表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弹。对此，1981年第3期《时代的报告》发表了署名“牛在旧”的《“桃花可是生了气”》和“方孜行”的《〈时代的报告〉的提法完全没有错》两篇文章，为该刊“对我国社会各阶层进行的一种政治排队”，尤其是把知识分子分为“爱国的”和“不爱国的”两类进行辩护。这两篇文章认为：“《苦恋》的题旨到底是不是爱国主义的，恰是‘增刊’讨论的中心”：“一、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人们对知识分子作‘政治排队’时，所使用的最低尺度是看他爱国还是卖国；二、在当前，知识分子成员中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文艺界的少数（个别）人，就是连起码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没有，在那里创作或者演出宣传卖国主义的东西；二是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在三中全会以后，党对他们落实了政策的情况下，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他乡吃起‘洋饭’来了”。

所有人，包括“牛在旧”和“方孜行”们可能都没有想到，此时一边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痛痛批别人“不爱国”的黄钢先生，一边正在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儿子黄亚生送到美国哈佛大学去学社会科学！据说，他的理由是“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黄亚生：寻找真正的中国模式》，《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15期）。请注意，这是国门初开的1981年，出洋留学者还是凤毛麟角，不经过“巨大努力”很难成行，而且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能出国学社会科学者更是“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以致“方孜行”的文章只说“科技界的少数（个别）人”“竟然对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祖国不感兴趣，心甘情愿地跑到异国他乡吃起‘洋饭’来了”。不久，黄钢先生又将他的另一个儿子送到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可能也是因为“只有让叛逆的儿子见识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堕落，他才能重新相信共产主义”罢。这个儿子就是在斯坦福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获得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曾任国际私人资本基金软银亚洲（SAIF）中国区总经理，创造“盛大神话”的幕后操盘手，后又任国际私人资本基金贝恩资本（BainCapital）董事总经理，在“风投”业大名鼎鼎的黄晶生先生。

其实，像黄钢先生这样一边口口声声“爱国”、高调批判别人“不爱国”，一边却以种种理由将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发达国家者，比比皆是。君不见，那些口口声声反对、批判这个“化”那个“化”者，他们的子女或者孙子孙女不是差不多全都在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或工作么？古希腊有句谚语：“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恕我仿造一句：告诉我，你把子女送到哪里，我就告诉你，你心中理想的国度、制度其实是什么。行胜于言，“用脚投票”才是最真实的选择。

刘晓波博士身陷囹圄已经整整一年了。

一年前的今天下午，晓波在Skype上呼我，然后告诉我，他家楼下警察上岗了，问我这儿是不是也那样。我说，至少到中午为止，我这儿没见到人。他问：你看他们这次上岗为了什么？我说，应当是冲着后天“世界人权日”而来。他说：我也这么想。不过，他们爱咋咋地吧。

2008这一年，警察上岗的事实在太多了，所以当时我和晓波都没把“上岗”和“抓人”马上链接到一块。事后刘霞告诉我，她早几天就明确地向晓波发出了“你将很快被抓！”的预警信号。而不玩阳谋更不搞阴谋的晓波，又是如何应对她的警告的呢？刘霞说，晓波将《零八宪章》的最后定稿文本提前发到国外，然后还是，该干嘛干嘛。

这是就晓波。面对日益逼近的牢狱之灾，他不躲，也不逃。去年11月，他和祖桦等人为《零八宪章》征集签名和敲定文本一事进入最后倒计时。记得其间晓波曾两次对我说：他会被抓，最晚是在明年六四20周年纪念日前夕。面对他清醒而略显肃穆的坦陈，我不可能违心地说别的什么话，只能如实地、狠下心默默地点了点头。他两次对我说，我点了两次头。事情明摆在那里，晓波带头挑战中国的言禁，挑战《刑法》第105条第二款这一恶法，他所面临的，就是坐牢的风险。我心里很清楚，晓波会象波兰的米奇尼克和捷克的哈维尔一样拿定自己的主意：这种牢，该坐的时候就得坐。这种坐牢，不是被人抬晕后的一时冲动，不是受人忽悠后的无畏壮举，而是他冷静的理性选择。

一年前的今天深夜，晓波被蜂拥而入的冷面警察从家中、从刘霞的身边强行带走，消失在浓浓的黑幕之中。完全可以想见，从离我家仅一街之隔的七贤村昂首而去的刘晓波博士，将以他忍受苦难的能力，去较量当局制造苦难的能力；将用他灵魂的力量，去抵御当局物质的暴力。

就在晓波与我们分手后的第二天，凝聚着他和其他人心智与共识的《零八宪章》提前问世了。这份闪耀着真理和常识光芒的宪章，既和捷克的七七宪章一样，是一份鼓舞人心的人权宣言；同时，还是一份回应时代需求的、负责任和建设性的政治纲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份历史性文献使60年来的所有官方政治文本黯然失色，甚至无地自容。而我以为，更能让晓波感到欣慰的是，在303位首批联署人之后，一批又一批中国民众，相继放逐恐惧、懦弱和苟且，以真名实姓签署了宪章，其中不少人还留下了极为感人的肺腑之言。我在这里要自豪地说，中国大地上挺身而起的《零八宪章》联署人群体，真配称得上是后极权制度下尊严地站出来的公民群体。签上真名，是心中的尊严正在觉醒的外在标志；签上真名，表示算数，体现担当，方具公信力和道德感召力。一位签署人留言道：只有坚持并落实《零八宪章》的理念，才有做人的基本尊严。我愿意签名，并承担与此相关的一切后果。朋友们，这份质朴的简短留言所彰显的，正是当下中国亟为必需的公民精神，是晓波在自己的言行中常常展现出来的公民精神。

2001年9月10日，我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曾对《国际歌》歌词作了改写，把它改成了《公民歌》。《公民歌》的第三段歌词是：

是谁刷新了人类世界？是宝贵的公民精神。一切凭良心所驱动，那能容得柏林墙。最可恨那些冒牌真理，蒙蔽了我们的心灵，一旦把它们扫荡干净，人性的光芒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宪政民主法治就一定要实现。

一年来，《零八宪章》签署人的公民精神经受住了各种打压的严峻考验。为数众多的签署人被警方约谈或找去“喝茶”、传唤甚至抄家，但是，就没出现一例签署人发表退签声明的事！或许有人会把违心地认错、认罪看成是一件不值得在乎的、轻飘飘的事。但我不这么看。许许多多《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也不这么看。签名不是儿戏，签名是郑重的表达，也是庄严的承担。这种承担理所当然地首先包括：在专制权力的打压下，不改变自己经风险权衡后自主表达出来的意愿。一年来的事实表明，《零八宪章》的发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确写下了崭新的一页，而一个个鲜活的《零八宪章》联署人，则正在中国大地上书写着自己可贵的公民史。

在本文写作至此的时候，刘霞发来了短消息：晓波案已被移送检察院。这时是下午5点37分。显然，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当局偏与普世价值对着干的以言治罪之心是既定的，而各种压力也还没有达到能迫使当局收手的临界点。不过，同样显然的是，晓波捍卫人权、承受苦难之志也是既定的：三军可以夺帅，公民之志不可夺也。

节气交大雪，时令逢寒流。现在，晓波正因后极权制度的无情迫害而在大墙之中受难。以我对晓波的了解，我认为，有两件事是失去自由的晓波最希望我们去做的，一是继续以宝贵的公民精神，大力传播《零八宪章》和征集签名；二是更有成效地推展以《零八宪章》为旗帜的中国公民运动。从《零八宪章》发布的那一天起，宪章就成了晓波和我们的共同灵魂。让我们用心去做好这两件事，以表明自己不屈的公民之志，并见证我们和晓波的不可分割。

2009年12月8日 于　北京家中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4日讯）中国人权和莱特纳国际法暨正义中心昨日在纽约福德汉姆大学法学院联合举办“人权书展”，展出和介绍了中国当局禁止的部分中文、藏文、维吾尔人及西方作家的书籍，独立中文笔会应邀派代表陈破空等参加了这项活动。参加的团体还有：自由之家，人权观察，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劳改基金会，美国笔会，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美国维吾尔族协会和倾向杂志社等。

 

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竞嫦女士主持书展开幕式，莱特纳国际法暨正义中心共同主任马丁·弗拉赫蒂（Martin Flaherty）教授致开幕辞，美国笔会自由写作与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先生致欢迎辞。

 

赛姆斯先生特别提及独立中文笔会的同仁，包括前会长刘晓波、会员杜导斌、师涛、杨天水、张建红目前都被关在中国监狱里，其中杨、张两位身患重病。

    

书展上还朗读有十位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独立中文笔会首任已故会长刘宾雁先生、荣誉理事高行健和廖亦武、理事马建先生等著名作家的作品。   

    

展出书籍中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作品包括：前会长刘晓波博士的《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和《刘晓波、刘霞诗选》，陈子明先生的《现代政治学导论》和《阴阳界——陈子明、王之虹狱中书简》，张林先生的《悲怆的灵魂》，孙文广教授的《百年祸国——从毛泽东到江泽民》等。

 

陈破空在接受自由亚洲记者代表采访时表示，国际社会接触和鼓励发展的政策带给了中共腐败集团更多自肥的机会，对异议人士的迫害也更加变本加厉。他强调说：“在这种经济繁荣的表象下，中共集中了大量财富之后，利用这样的财富，肆无忌惮的迫害中国民众，尤其迫害那些持不同政见者，跟它们不同声音的人，包括异议人士、宗教人士、法轮功信徒、地下教会、上访民众等。迫害面积在中共建政60年来是最广大的。在经济的表象下，它们一再隐藏迫害真相。”他认为在海外的中国人，和正义人士有义务有责任将中共的迫害真相披露于世。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胡平、刘路、秋萧雨兰等也参加了书展的活动。

（摄影：秋萧雨兰）

 

人权书展会标	陈破空在美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的展台

 

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司法改革中，提高法官的选任标准是较早提到日程的一项内容。

1995年法官和检察官法明确规定了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人需要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之后又通过对上述两法的修改，于2001年确立了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并相应地将报名门槛提高到本科学历。这种涉及到司法权柄者素质的改革措施意义重大，理所当然地被誉为近20年中司法领域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改革成就。

不过，一个难题却无法回避：改革举措推出时的法院并非空城，那些不符合新法官规定资格的审判人员该如何对待？尤其是此前法院从社会招聘并已经从事司法工作多年的人员将何去何从？法官法对此缺乏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的某些混乱。河北青县法院中“范福才们”所遭遇到的任职瓶颈与工作困境正是时下法院人事体制的一个缩影。

虽然自己曾为提升司法选任标准做过多年努力，但是，在“范福才们”的问题上，我却坚定地主张，国家信用是首先应当考虑的。当年招聘时，是“经青县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同意，由青县县委组织部和青县法院组织考试”，之后又“由县委组织部、法院、财政局发文确定”，如果事先没有明确告知所招录者将属于“编外人员”，或者发布的公告足以误导人们相信招聘的属于正式人员，那么，宣布录用之后将他们打入另册就是有严重过错的做法。范福才说他们在进入法院前所从事的大多是“令人羡慕的工作”，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待遇有很大改善和更具诱惑力的前景，他们放弃前职投奔法院就是一件非理性和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编外人员”是一种误导的结果，而且之后县政府或法院一直让他们抱有某种期待却不见兑现，则事关国家信用，而不只是几位当事人的个人利益。

不仅如此，这些“编外法官”事实上早已经以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行使司法权。工作时他们与同事们无异，领薪时则仿佛施舍穷人，居然让他们按地区最低工资标准领取报酬，逼得他们不得不以“上访”的方式维护权利，这当然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法官在法庭上裁判人间是非，树立正义风范，但是法院却让他们工作朝不保夕，尊严丧失殆尽，请问青县法院的长官们：如此弄人，情何以堪？不要以为受到侮辱的只是那些“编外法官”，我们的法院在这个过程中也必然颜面扫地。法院内部无法建立的公正秩序，要指望这样的法院塑造更广泛的社会正义，无疑是竹篮打水，缘木求鱼。

所以，青县法院困境的解决之道是，法院以及政府遵守原始的承诺，按照年资相当的司法人员的收入标准兑现那些“编外法官”的工资。与此同时，整个司法系统都应认真核定人员编制，进入均须依据法官法，严禁法院与政府在编制之外招录人员，从而确保此类悲剧不再发生。

中国异见人士、《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被捕一周年，辩护律师接获消息，案件已移交检察院，现时仍未知当局会否进行起诉。而海内外多个团体关注刘晓波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