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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在报刊上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所处的位置越来越突出，显然想要引起更多人们的重视。这是一个值得关注也值得欢迎的提法。因而需要察看这个来自我们文化传统的精神资源，经过了怎样的历史演变，以及在这个提法的周围，是否还能够发展出其他有意思的维度。

在漫长的历史中，与此有关的表述在不同的人那里，因立足点不一样，所强调的侧重点、内容也不一样。

经常与“忧患意识”一道并用的“居安思危”，应该出现得更早，在《左传》里面就有了。典故是：春秋时期，晋、宋等12国联合攻打郑国，郑国向其中之一的晋国求和，给晋国送去钱财若干。晋悼公把贡品分给众人享受。此时大臣魏绛劝谏他的主公，不要贪图眼前的享乐，要考虑长远，并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对主公来说，这位大臣是智慧、明达、有远见的。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富有意义的维度：其一，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事情会起变化。不要仅仅看到眼前，还要看到未来。其二，提倡一种有节制、有度的做法，其中包含了伦理的内涵。但人们同时也发现，“居安思危”更加适合已经“安居”的人们，尤其是已经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们。它的主要立意在于“自我保存”，所考虑的是如何维持目前的格局和自身权力，将它们延续下去。

对于自身之外的世界，对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安危，暂时不在这个表述的考虑之内。

今天广泛使用的“忧患意识”，应该直接与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关。

孟子提出这句话的上下文很有意思。他先讲了一系列的故事，都是贫寒的个人后来如何身居高位。然后就有了那几句名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是（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如此这番，最后说道：“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的大意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穷困在前，发达在后。他这里所说的“忧患”，主要指的是某种“不利条件”：某种艰难困苦的生活，能够使人得到激发和激励；相反，条件好了，反而丧失活力和生命力。孟子的想法中也有可贵的辩证法的思想，认为在好与坏之间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他本人站在“条件困苦”的人们一边。

说到底，孟子这个人，有一种可贵的平民眼光。体恤社会底层，同情老孤寡幼，所以才有“君轻民贵”，才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宝贵想法。站在民众一边而不是权贵一边，从这样的源头出发，形成了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但我们也看到，孟子讲述的那些故事，以及“苦其心智，劳其筋骨”这样的东西，主要也还是一种个人的安身立命之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而不是关于自身之外的那个世界。

也许——在“居安思危”与“生于忧患”之间，还存在一点小小的冲突：在孟子那里，“安乐”是负面的；而在“居安思危”当中，离开了“居安”的“危”才是负面的。当事人不一样，语境和含义便不一样了。

后来的人们，实际上是将这个命题往前推进了。所谓推进，是指有一些超越于自身的表达——不仅关心本身的自我保存，而且关心自己之外的世界；不仅关心自己的安身立命，而且也强烈关注人民群众的艰难疾苦；不仅使自己如何做一个好人，而且还希望有一个好的世界，好的社会秩序。

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便是。诗人称自己一年到头想着穷困的老百姓，时时牵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为此感到寝食难安。他的眼睛里就有了更多这个世界的内容，尤其是那些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再比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中的愤慨、愤怒指向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拥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还有他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体现了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念兹在兹却是国家安危的胸怀。杜甫的忧患意识，因而有了这个世界的宽广内容。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所表达的也是与杜甫相通的民间知识分子的立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也远非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而将“天下”（天下的人们、天下的事情）放在前面，急天下所急，忧天下所忧。再比如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尽管自己的社会地位毫不起眼，但是也并非只能照料个人的生存或前途，而需要承担一件超出自己之外的使命，那就是国家的危难、民族的生死存亡。其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更加深厚浓郁。

由杜甫、范仲淹和陆游这样的民间知识分子所积累起来的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绵延不绝的优秀传统。今天的我们，从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在继承这个传统。当我们说“公民意识”、“公民的责任感”，与我们传统的“忧国忧天下忧黎民”，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

而这个优良、悠久的传统，在今天遇到了某种挑战。据说《老妈蹄花》这部纪录片中的刘艳萍女士，警方问她的第一句话是：“你是不是有孩子在地震中身亡？”这说的什么话？难道自己没有孩子在地震中身亡，就不能关心遇难学生这件事情？

此人是个只知道自我保存的犬儒主义者。他不知道在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他去关心，并且从关心他人和世界的活动中，体验到一种心胸的开阔、人性的壮大，体验那些美好价值在自己身上的延续和发展，也体验自己人生的升华和美丽。

今天人们谈及忧患意识，往往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突出它的不同面向。忧天下的与患自身的，自保的与自我升华的，不可相提并论。

所谓“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是不一样的思考面向，针对不同的对象。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主张面对不利因素，承认它们的存在，对它们的产生采取一种防范、警惕的态度，而不是视而不见或置之脑后。

幽暗意识认为——人所忧患的对象，还应该包括人自己，他的人性、他的局限性、人自身的种种内部条件、他本身可能拥有的破坏性，这些东西同样乃至更加值得警惕和防范。

幽暗意识与忧患意识的不同在于，忧患意识认为问题出在外部世界，感到外部世界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此，只要将外部世界的问题解决好，将那些不良的东西铲除，那么一切就都好了。如果感到自身正处于危机之中，也是觉得这个危机来自外部，是因为有某些“外人”的存在，他们正在觊觎自己的位置，所以自己才不安全。

幽暗意识强调要结合自己本身的因素来看待问题及危机，认为出自内部的问题更加严重。许多看起来是外部的灾难、外部的威胁，其实都来自内部的某些地方。那是因为人性中的坠落、陷溺、懈怠这些因素，是无法避免的，是难以完全克服的，对它们需要有充分的认识。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提升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道德形象，但是他实际上不一定做得到。事实上，人能够获得一点升华很不容易，相反，万一某个人想要坠落、堕落时，速度则快得不可比拟。因此，提出幽暗意识这个概念的思想史专家张灏先生称：“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

由此，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某些不良，要有足够的估计，千万不可抱以侥幸的心理，不可盲目乐观，以一种天真的、想当然的态度，来对待自身内部的问题；同时以一种不必要的敌意，来看待自身之外的人们。

认清这一点，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建设，在设计具体制度时，将人性中的这些幽暗的因素结合进去，从而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它们。比如贪婪和专制这两种东西，应该说人性中都埋伏着这些种子，潜伏着这些病毒，不是说一些人拥有，另一些人则天生取得豁免权。

事到如今，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本来是值得信任的“好同志”，结果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变得面目全非，不管其胃口之大还是堕落的速度，都令人咋舌。我本人看到过一个贪官东窗事发之后谈感想，他抱怨说“组织上没有采取足够的保护措施”，让他们免遭牢狱之灾。他这样说，也许有相当的道理。

在不同制度建设的背后，有着不同的人性观作为铺垫。恰当的人性观，是制度建设之根基和保证。关于人性的幽暗意识，不仅是一门人性学说，还是一门制度建设之学说。

同时，还需要树立正当的道德观，意识到自己人性之恶，当“病毒”发作时，有一些思想准备，具备某些处理的经验，而不是浑然不觉。幽暗意识也是一种深刻的道德意识。

近年来人们经常看到的是，对待同样的事情，来自体制内的官员与来自体制外的人民群众之间，认知差异非常之大。一些官员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老百姓一点也不认同。在邓玉娇事件中的那位官员怎么能够拿成把的人民币，来摔打一个女孩的脸，觉得自己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他怎么如此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丑恶到什么程度！

劝谏今天的官员不要将手伸得太长，这样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说这是为了社稷江山，为了党和国家的千年大计，为了居安思危，好像他们不那样去做，也是为了他人做下的一桩大好事。这样的理由缺少道德感、是非感，缺少面对自身人性恶的负责精神。

大二勉强上完，刚升到大三，我们奉命下乡参加“四清运动”——农村阶级斗争。“四清”就是“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抓阶级斗争，除了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就是揭发有贪污和多吃多占行为的农村基层干部

那是一九六五年的九月。一开学，我们六七届学生停课，浩浩荡荡的坐火车到酒泉去。大学里的空气令人气闷，所以同学们对下乡感到新鲜，情绪很高，一路歌声飞扬。这是我们唱的歌，已经是“绿水清幽幽，庄稼满山头，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搞秋收”之类了。

我们去的地方，在河西走廊酒泉县秋天的酒泉是一座美丽的古城，很安静、古朴。钟鼓楼在城中心巍然耸立，泉湖公园的垂柳轻轻抚弄湖面，向南看，连绵的祁连山山巅白雪皑皑，城北则是无边无际的大戈壁。我们在酒泉中学培训了十天左右，其间我和好友张士钢几位同学去嘉峪关，登上雄关，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慨。

培训结束，我们坐大卡车去祁连山下的金佛寺公社。我们听说那里是洪水区，就是生活和灌溉用水来自雪山融化的水，不像酒泉城区是泉水区，靠地下水生存。

我幼年时代在农村生活过，但对农村没有什么印象。上中小学后，所接受的教育，是农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民公社是天堂，等等。虽然从各种渠道我也恍惚听说农村很苦，但是架不住报刊电台连篇累牍的密集宣传，于是深信农民过着幸福生活。不料一到金佛寺公社，我们被农民的穷困震惊了。

社员粮食根本不够吃，穿得也很破烂。家家户户吃的都是小米汤煮洋芋块（这还不抵井冈山时的“红米饭，南瓜汤”），喝的是涝坝水。所谓涝坝，就是一个蓄水池。每个生产队有一个涝坝，人在这边取水，牲畜就在那头饮水，甚至直接站在水里。我们低头看那水，里面的微生物和浮游生物历历在目。而最令人难堪的是，每逢人大便时，就有猪闻讯而来，哼哼着等候在旁；有性子火爆的猪等不及，竟胆敢拱人的屁股。人一离开，猪就狼吞虎咽，视人的大便为美味佳肴。余存勇他们那个队有狗，他亲眼见小孩拉过屎后，高高撅起屁股，那狗就赶紧吐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肛门，添得津津有味。

那里的贫穷怵目惊心，后来毕业分配，没有人愿意报名到河西走廊，就是基于此次经历。当时的口号是“宁肯东行千里，不愿西行一步”。其实我们后来知道，甘肃东部的农村，也是照样的穷苦。

四清工作组里有解放军、有敦煌县的地方干部，有保密厂四〇四的职工，有我们在校大学生。在公社里，我们被分成小组，每个工作组包括一名解放军的连排长干部，一名敦煌县的干部或者保密厂四〇四的知识分子技术员，另外就是一名大学生。每一个生产队派进去一个工作组。我们组去的是上三截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是祁连山下戈壁滩上的一个小绿洲。虽然大饥荒已经过去，农民仍旧挨饿。干部私分粮食，大胆的社员偷窃粮食，老实胆小的勒紧裤腰带煎熬。社员干活磨洋工，因为既然劳动所得不由自己支配，劳动积极性从何而来呢？唯有“四类分子”规规矩矩地劳动，但他们是迫不得已。

连我们并不以穷为耻的学生，也十分同情和可怜这些农民。工作队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刚下去我震惊于农民的穷苦，因此思想激进。工作组实行派饭，轮流在社员家吃饭，我坚持一定和社员同吃那清汤寡水的饭，有的社员特意为我们做干饭甚至煎油饼，我拒绝吃，而工作组长杨排长主张社员做什么我们吃什么。当时我的思想很左，也是看见农民生活那样苦，自己怎么好意思偷吃好饭？一样都是人么。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我做得很好，农民炸个油饼烙个饼子给工作队员吃，解放军欣然接受，我却大大地不以为然，认为违反了纪律，执拗地坚持和农民吃同样的洋芋米拌面汤，那名副其实是赫鲁晓夫所说的大锅清水汤。我和他发生严重冲突，我说他搞特殊。

结果我被调离上三截，去了光明大队四队。那是一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村庄，每户人家院墙很高（也有几户人住一个庄院的），破破烂烂。有一个庄院孤零零的坐坐落在村村咋、村子外，虽然破败，但整体完好，却被遗弃。原来里面发生了血案，不知是仇杀还是情杀，总之是绝了户，每到傍晚，那里就鬼气森然，在一个大白天，我走近这堡子，不敢到跟前，从敞开的门洞里望进去，只见荒草丛生，似有狐兔出没其间，忽然有异样的声音，吓得我返身拔腿飞跑，再也不敢去探究它了。

在光明四队，有一个小孩生病，好像家里没有人照顾他，于是我每天背他去公社卫生院打针。老百姓夸我，但工作队的人不以为然。在我自己，绝不是显积极，实在也是可怜他。我很幼稚，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多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对我还是有相当影响的。但是我也很冷酷，我相信地主剥削农民罪恶滔天。光明四队有一个地主婆，八十多岁了，白发苍苍，衣服褴褛，她拄着棍棍颤颤巍巍地到处找工作组诉说她的冤屈。也许她见我面善心软，她始终纠缠我，说她家的成分应该是“中中的中农”。她大概以为我有很大权力，而我有时也冒出一丝怜悯，可是一想起黄世仁、刘文彩等地主典型形象，就对这可怜的老太婆表示厌恶和不耐烦。我并没有训斥或者背后汇报她，而是一见她就头疼，后来见她就躲。这时人道主义不见了，革命立场就凸现了。

二十年过去之后，我常去酒泉，当时我妹夫在酒泉中学当教员，一次妹夫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团委书记在打听我，我怎么也想不起我和此人有什么关系，心里很是奇怪，于是猜想他或许就是那个我曾经背着他打针的小孩吧？时过境迁，我没有去找他。那位老太婆，肯定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怜她连给地主富农摘帽子的日子也不会等到。

农村虽然很苦，可我们是工作队员，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我很不适应这个角色。昔日八面威风的生产队长和会计保管之辈，见了我们是毕恭毕敬、诚惶诚恐。工作是有程序的。先是访贫问苦，忆苦思甜，接着是查账清仓，调查取证，最后审查干部，给他们定性，产生新的领导班子。阶级斗争自始至终贯彻其间。比如开会，就把全队的人分成几等，有骨干核心会，积极分子会，社员会。即便是社员会，戴帽子的地主富农是不得参加的。社员们根据自己能参加什么样的会而确定自己在生产队里的地位。有的沾沾自喜，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惶惶不可终日，有的羞愧和恐惧得不敢出门。那时也常开斗争会，，但不兴打人，比起后来的文革要算文明得多。只是神秘兮兮笼罩全队，社员互相见面，个个满腹狐疑，不知对方在工作组眼里是什么角色。

至于劳动，我印象深刻的是往田里送粪用的是独轮车，起初我怎么也掌握不了它，一推起就东倒西歪，直到运肥结束，我才学会。而且很纳闷，如此简单的事情，在我手里何以那样难！我的笨拙由此可见。我是个笨人，笨得不透气，笨得倒上床。多年以后有人就是这样评论我的。我们还去祁连山深处背过羊粪。二三十里山路，农村小伙子和姑娘们能背一百到二百斤，我们同龄的学生，才背三四十斤，还整得呲牙咧嘴，气喘如牛。社员们看着我们的狼狈相直发笑。

不过我们在精神上有时倒不觉得气闷。自然，工作组内部，亦有森严的组织纪律。像我辈，是不得参与机密的。每天的任务，除了劳动，访问，大多是在正式开会前，领着社员唱歌，那时必唱的歌，是什么“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开会做记录就是我们的差事了。

四清时我和余存勇不在同一个生产队，只在大队开会时我们才能聚面。记得我们谈过一个话题，就是农民生孩子太多。他说，农村没有电影看，也没有篮球赛，总之，一切可以分散人精力的文化娱乐活动均没有。吃罢晚饭上炕除了和老婆做那事以外，实在无事可做，所以孩子一个接一个。四十岁的人就有五六个孩子。还要继续生。我住的那家农民，院子外面跑着玩的，院子里面姗姗学步的，屋里地下坐的，炕上爬的，女人怀里还抱着的，尽是娃娃。我们看着心里真不是滋味。

我对余君所言深以为然。直到后来我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才发现农民多生孩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公社化制度。该制度规定，生产队口粮分配，人口占七，劳动工分占三。结果人口多的多分粮食，劳力强的分粮有限。无形中，以农民的思维，就是与其劳动，不如生孩子。农民在公社化时代始终处于饥饿状态，为了多分粮食，他们拼命生小孩，根本不去想，孩子越来越多，粮食就会越平均越少。农民的急功近利悄然进入潜意识，与传统的多子多福不谋而合，于是大生特生孩子。他们根本不去想别的，因为那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与他无关。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一九六五年春节给我们放假回家过年，过完年又返回金佛寺。又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运动结束了。在四清结束时，我有一次惊人表现，那是工作队给每个队员做鉴定。

然而就在工作队总结鉴定时，我成了“反党分子”。

那是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金佛寺公社上三截大队工作组开大会鉴定四〇四厂来的工作队员周志方，把他评为“下头”。因为他犯了阶级立场错误：和富农分子下象棋，吃了油饼，让社员给他他买烧鸡，说话吊儿郎当，让管制分子写黑板报等等。他是三队的工作队员，我是四队的，只是在大队开会见见面，平时并无来往。但那一天我心血来潮，不识好歹，起而发言替技术员出身的周志方辩护，甚至出言不逊，指责工作组对他突然袭击，落井下石。工作组陈组长勃然大怒，当即宣布我是向党进攻，我的发言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话，因为对周的鉴定是工作组党支部委员会几次反复研究并逐个征求党员意见才做出的决定，我反对支部决定就是反党，他号召工作队员对我的反党行为展开大批判；周技术员于是幸免遇难，我则遭受灭顶之灾。

我吓得丢魂丧魄，当天晚上我彻夜不眠，写出深刻的检查，第二天在全体工作队员参加的大会上检讨和接受批判。我承认“我犯了调和论，和杨献珍走到一条路子上去了，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观点，成了阶级斗争中资产阶级的急先锋。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是一个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在社会上又多方面地接受了资产阶级影响，在我思想深处从小形成的资产阶级王国，这几年版图越来越小，但那一块核心动也不动，人道主义、人性论——这和阶级斗争观点完全对立——对我还有很大的支配力，我还没有完全脱胎换骨；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没有学好主席著作……”

现在回想，当时或许我想冒充英雄，结果是一场出丑露乖。我的没头脑到了这种地步。没头脑而逞能，在西北是被称为“二杆子”的。二杆子大概与二百五、十三点相近。

好在解放军和地方干部矛盾重重，而且运动结束大家要各回各家，对我的批判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不过肯定在我的档案里被重重地写了一笔。这个突发事件证明我是政治糊涂虫，虽然吓个半死，我却没有接受教训，两年后又要做更严重的交代检查了。

四清里发生了许多事情，邻近生产队工作组的一名解放军连长在农民家里举枪自杀，原因不明。

金佛寺是一个苦地方，我们印象太深刻了。以至于三年后毕业分配填报志愿，绝大多数人不报酒泉。我做梦也想不到，三年后我会到酒泉工作，而且是酒泉最艰苦的一个县。那是变相流放。

孙中山先生说：“大凡人类对於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义是先由思想再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出力量，然后完全成立。”（〈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第一页。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民国77年2月版）。中山先生说得不错，人的思维进程极其进步，当由低级而向高级迈进.中山先生之伟大，人称“国父”。即其“三民主义”能久经考验，适合中国的政治生态发展，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并非权宜之作，而是经中山先生一步步研究当中道理，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而得出的信仰，再由此信仰生出的力量而促成这个主义.

对比孙中山先生完成的“三民主义”，中共的主义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结果是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且拭目以看：

中共是先有主义后有思想的。中共从日本、俄国先拣来“马列主义”，是否经过大脑思想不得而知？总之他们是首先引用“马列主义”，经过无数次斗争之后，才形成思想－“毛泽东思想”。这是由主义退步到思想的例证.

毛泽东思想运用几十年后发现不行了，又退了一步：得出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比“毛泽东思想”又低一级。

“邓小平理论”好歹也是个理论，有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到了江泽民这一代，则只有“江泽民论述”。所谓的“论述”，即按照邓小平的理论作一个论述。可说是江郎才尽了。

再到了胡锦涛这一代，叫做“科学发展观”，没有思想，没有理论，也不论述，什么是“科学发展观”？我们只能定义为“胡言乱语”。

中共由“主义”退落到“思想”；由“思想”再退落到“理论”；再由“理论”坠落到“论述”；由“论述”转变到“胡言乱语”，没得救了。假如中共还能挺到有下一代的话，而这下一代的总书记是习近平，“观点”已经被胡锦涛要去了，习氏的东西叫什么呢？我且给他的“重要讲话”定义为“习作文”吧。

读者诸君不要以为我在咒骂中共，这些都是中共自己说的。下面再拿些历史事实以证之：

“毛主席象太阳，照到那里那里亮。”太阳的光辉，你可以想像了吧，全中国人民的心都被照得暖烘烘的。

“邓小平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由“红太阳”变月亮，没有温暖了吧？你可以看到光明，但泠悠悠的。

到了江泽民，自称为“江核心”。核心者，最内在之中心点也。如果说太阳既有光明又有温暖，那么月亮则是有光明而无温暖；核心是你非钻到中央中心，不可能感到党的温暖了。由此而说，核心只是冬天的一把火。由一个普照大地的红太阳，坠落为一个核心的一把火，其成也忽悠，其败也忽悠，命也与乎？以中国人传统的音义学来说，这是不吉利啊。你想想，先拣来个“马主义”（马，禽兽之一类也），后变为“毛思想”（毛，毛毛虫是也），而得出“癫理论”（癫，邓的近似音），然后“江论述”（江郎才尽耳），再下来就是“胡观点”（什么叫科学发展观？他祖师爷马列的理论是不是科学发展观？“胡言乱语”而已）。这能怪谁呢？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马列主义本身为外鬼，你偏偏认作祖宗来祭，自取其辱，报应，报应呀！

想当年，我们在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引颈瞻望，又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走了多时，如今突然告诉我们说，“这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天啊，我们怎么越走越退步了？鲁迅他老人家若还生在，又在说九斤生七斤，七斤生五斤，一代不如一代了。

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近年来成为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个热点，尤其2008年12月9日一批知识分子联合发布《零八宪章》后，中国官方虽然一直避免直接回应《零八宪章》，但是中国官方中的顽固势力及其主导下的一批学人，以批判“普世价值”作为拒斥《零八宪章》，已成为时下一种既回避问题又表明立场的政治技巧。最近中国教育部网站登出“（2009）第三期工作简报”，报道钟哲明教授关于“普世价值”问题报告会，就集中反映了一个官方学人对“普世价值”与《零八宪章》的批判观点。其中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商讨。

对于钟哲明教授整个报告对普世价值的否定与批判，在此我无意一一列举其中逻辑与事实的悖谬，我仅就钟教授对于普世价值的理解问题与论断谈点看法。

钟哲明教授认为：“至今没有任何权威的书籍和词典，明确地对普世价值下过定义。世界一切事物都是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的，哪有绝对的，永恒的。联合国有一个委员会，集各国专家1997年开了一个会，想找出普世的伦理价值，普世的伦理观念，结果各种文明、各种宗教背景的人都不同意，说找不出来，无果而终。”

钟教授对普世价值这个论断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至今没有权威的书籍和词典，明确地对普世价值下过定义”。我想请问一下钟教授什么才叫“权威的书籍和词典”？是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经典中没有给出定义？这种似是而非的含混不清的所谓“权威”事实是个逻辑上的诡辩之术，让人看来似乎很有说服力，其实仔细一推敲，发现是个假命题。因为对普世价值不仅外国许多思想学术文献中多有论及，而且中国也有诸多这方面的理论探讨。

如新华网转载的“理论前沿”上《国内学术界关于普世价值观的论战》的文章在探讨普世价值时，明确指出：“普世价值就是普遍适用的、含有‘根’的意味的价值，即符合人性根本需要的价值。就是植根于人性基础上所获得的某种文化的概括。普世价值观，是指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赞成，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宗教、各个民族普遍赞成的价值观。普遍赞成，就是多数人赞成，并不是人人赞成。承认普世价值，是因为人类除了各自的个性和特定群体的共性外，还存在着超越于一切差别的共同性，就是通常说的‘人性’，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东方的，西方的，只要是拥有着共同的身理和心理特征的人，总有其共性的地方。这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同时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尽管在东西方的思维习惯上有着不同的方式和传承，但承认共通的人性则是阐明人道，孵化理性，建立文明以及进行繁衍和发展的人类的基石。人类普世价值的存在，不否定各民族在迈向文明未来时保有自己的特色文化，也不否认各民族根据自己的现实选择前进的节奏和行动的策略。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是永恒的，而民族特色是会变化的。”

通过百度搜索，随便就有一百多万条关于“普世价值”的论述。维基百科对此的定义是：“在哲學或人文科學上，普世價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國家、民族，任何一個自詡文明社會的人類，只要本於良知與理性皆認同之價值、理念。”百度对此的定义是：“在哲学上，普世价值指一些有限的、所有人类都认同的观念集合在一起。普世价值泛指那些不分畛域，超越宗教、国家、民族，任何一个自诩文明社会的人类，只要本于良知与理性皆认同之价值、理念。作为代词，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的另一种说法。天赋人权：”人‘的位阶在’国家‘之上；’人‘才是国家存在之目的，而非’人‘是为了国家而存在。因此，国家有义务捍卫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如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育的权利、知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集会游行的自由。这是国家存在的目的。若做不到的政府，人民得以随时更换或推翻。“

如李民教授在新华网发表的《尊重普世价值，实现科学发展》一文中也论述：“普世价值观，是指世界各地的人们普遍赞成，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宗教、各个民族普遍赞成的价值观念。普遍赞成，就是多数人赞成，不是人人赞成，没有人人赞成的东西。普世价值观并不玄奥，是很朴素的道理。它无非就是引导教化人们，以人为本比以其他的东西为本好，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自由比奴役好，法治比人治好，公正比歧视好，平等比特权好，尊重比歧视好，宽容比狭隘好，和谐比争斗好，理性比极端好，仁爱比冷漠好，多彩比单调好。普世价值观是人类在深刻总结两次世界大战和专制制度的教训后形成的。”

如果说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对普世价值的探讨，与其中关于普世价值大同小异的定义，还是没有“权威书籍和词典，明确地对普世价值下过定义”，那么请问钟教授什么才叫下定义？怎样才叫权威“书籍与词典”的定义？是否只有你钟哲明先生的定义才是定义？或者只有你钟哲明接受的定义才是权威的定义呢？

第二，钟哲明教授“世界一切事物都是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的，哪有绝对的，永恒的”论断，是典型的哲学相对主义怀疑论。事实上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最终都会滑入怀疑论泥潭，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所一再批判的相对的怀疑主义思维。钟教授这个以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原理而否定事物的质的稳定性，以真理是发展变化的相对性特点来否定真理的稳定的绝对性的特点的思维，是哲学上“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辩证法落入“人甚至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诡辩论陷阱。这种以普世价值具有相对性、变动性特点，会“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来否定普世价值内涵的质的稳定性、绝对性，是完全违背辩证法，是典型的诡辩术与怀疑论。

第三、钟哲明教授举出“联合国有一个委员会，集各国专家1997年开了一个会，想找出普世的伦理价值，普世的伦理观念，结果各种文明、各种宗教背景的人都不同意，说找不出来，无果而终”，来作为普世价值没有定论的论断，也是缺乏事实与学理依据的。为此我专门咨询了研究联合国问题的有关专家，他们说没有看到钟教授这个论据的事实。从学理严谨而言，这种论断显然是道听途说，或者根据某个别偶然的小事来放大成一个整体的定论，因而是不实的论断。对此，如果钟教授略微了解一点联合国成立历史与《世界人权宣言》形成及发布的经过，就不会草率作出这种没有“定论”的定论了。要知道联合国酝酿成立及商定《世界人权宣言》之初，这些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是否有普遍共同认同的价值的问题就是联合国主要研究过的课题，为此联合国曾专门成立过两个调查委员会，分别对世界各民族、各文化、各宗教展开调查，最后结论是虽然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有很多不同特点，但是她们有着一些共同的价值与标准！正因为如此，才有联合国的成立及其《世界人权宣言》的通过。所以钟教授这个没有定论的“无果而终”是与历史不符，与事实相背的。

对于普世价值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联合国的产生与《世界人权宣言》的发布就是最好的回应。应该说联合国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基于有世界各国共同认同的普遍价值，而《世界人权宣言》之所以得到通过，正是世界普遍价值的文本体现。如今一些抵制普世价值的人，怎么就不能正视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他们常常在普世价值前面加上个西方的定语，那么普世价值难道真的就成了西方的专利？

事实上对凝聚人类共识的普世价值及其代表文献《世界人权宣言》，中华民族以五千年文明之深厚积淀而作出过应有贡献。据记载，当年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草拟的中国教育、外交专家张彭春，由于他在起草工作刚刚启动时即提交了自己的方案，且具相当水准，因此被推选为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在《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工作中贡献良多，他的声音不仅代表了中国，同样也代表了亚洲，代表着东方民族与文化。在宣言起草过程中，张彭春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融入到《世界人权宣言》之中。在他看来，“宣言应该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曼的思想也反映出孔子的思想”。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一条中即明确指出：“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中，“良心”一词便是基于张彭春的建议，是融入儒家价值观的典型反映。他甚至还建议起草委员会成员花上几个月时间来深入研究儒家思想。对此，学者萨尼。突维斯认为：“中国代表张彭春当年把儒家的一些理念、观点引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审议过程，这种努力导致了宣言的最后形成并通过。在智慧的高度上，张彭春对宣言的形成所尽的责任比谁都要大，他将具有更为普遍性而非纯粹西方的思想注入于世界人权宣言之中。”张彭春主张立足于普遍主义，坚持取消一切借助于自然和神的措辞，他的观点最终为起草委员会主席罗斯福夫人所接受。据法国代表卡森说：全靠张先生用适当词句，摒除障碍，宣言才得以顺利通过。此外，更值得一提的是，张彭春极力支持和赞同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方面的内容列入宣言之中。

可见，今天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人独有的价值与贡献，她同样凝聚着东方人的文化、思想与宗教观念。所以中国今日一批学人将普世价值与西方价值等同，这显然既缺乏对历史的了解，也缺乏对普世价值的基本认识，是一种给西方人脸上贴金而给自己民族脸上抹黑的否定民族自身价值、出卖民族尊严的作法。

对于普世价值，中国一批有世界大局意识、人类整体关怀与现代文明观念的领导人，也是深表认同的。2007年11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李保东大使在人权理事会第六次会议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60周年仪式上发言指出：“和平、自由、平等、公平与正义，是我们的前辈们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确立的最朴素的普世人权价值，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散发着不朽的文明之光、人性之光和理想之光。”2007年3月16日上午11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与采访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最近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背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我同时强调，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同，他们的发展水平不同，民主的形式和途径也是不相同的。这种文化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见温家宝先生在强调民族、国家与地区的多样性时，也肯定了“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同样对普世价值认同在中国社会也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绝不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博客中国2008年7—9月做了一个调查，题目是：“你认为是否应当提倡普世价值观？”截至9月12日，有1424人投票认为“应该”，占93%；有115人投票认为“不应该”，占7%.由此，中国民间对普世价值问题的态度可见一斑。

2008年12月9日，中国303名知识分子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及其随后在官方严密封锁下的持续签名，至今已经达到一万余人公开实名签署，也鲜明的反映着中国社会对普世价值的呼求，反映出中国社会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意向。《零八宪章》起草人张祖桦先生在《<零八宪章>与中国公民社会勃兴》一文中对《零八宪章》有过全面阐述：《零八宪章》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前言”，主旨是概括性地总结中国100多年来的现代化的历程和经验教训以及对当下面临的局势进行解析，指出问题的要害之所在。第二部分“我们的基本理念”，主要是阐述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普世价值和制度保证，我们这些中国公民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公民一样认同和珍视这些普世价值，并愿意一起承担为在中国实现这些普世价值而努力践行的责任。第三部分“我们的基本主张”，就是我们这些宪章的签署人本着负责任与建设性的公民精神对国家政制、公民权利与社会发展诸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第四部分“结语”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结论是：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作为中国官方学人钟哲明对《零八宪章》的解读是：“它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基本主张是修改宪法，要把那些普世价值弄到宪法里面去。再就是搞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撤销党的政法委，实现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退出军队，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设立人权委员会，保障人权，开放党禁，政党活动自由，搞多党制等等。还要把刑法里面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废除。”应该说这些解读基本上是符合《零八宪章》精神的。只是后面钟哲明教授对《零八宪章》成因追溯为：“‘08宪章’是海外反华敌对势力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甚至体制内某些人相互勾结的产物”。这个论断显然又是凭空臆测，肆意武断，与事实不符，是沿袭以往阶级斗争思维，承续抓辫子、扣帽子、打棒子的文革做法。

《零八宪章》的确是对普世价值的中国表述，其内核就是普世价值，对此钟哲明的判断是准确的。但由于钟哲明对普世价值有着先入之见，并且囿于自身利益需要的解读，所以对《零八宪章》有着天然的仇视与恐惧。

由于《零八宪章》是普世价值的中国载体，所以对《零八宪章》的态度就是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态度，也就是对联合国及其《世界人权宣言》的态度。那种以自身的特殊性而拒绝认同普世价值，事实是拒绝融入人类主流文明。对此诚如《零八宪章》开篇第一段中的直陈：“21世纪的中国将走向何方，是继续这种威权统治下的‘现代化’，还是认同普世价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体？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抉择”。

强国版主或许觉得这回逮住了李锐小辫：《史料抢救问答》抖出的包袱，即所谓文革时期最为流行的“亲密战友大杀回马枪”，无疑给抹黑毛主席建国大业者一记响亮耳光。可惜意图虽合当今主旋律，却败在攥包袱者有限的经历与阅读：“没面目?张好汉”对毛泽东的起居、会客，包括被严密警卫的基本规矩，都太过生疏。其水准，也就凑合挤进如今正当红的“戏说”行列。

比如“周小舟托孤”。读过《实录》的人一定看出这是张杰弄错了时间：周小舟见周惠，本在8月6日，即全体登山高干无人不敢不响应毛泽东动员，集中火力揭批“军事俱乐部”之后。此举击碎了周小舟对毛全部敬仰与情感。作为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他感到“再也不能回去工作”了，遂向他班底中的周惠（省委书记）交代工作并托付家小。“没面目.张杰”把它推后五天，变成8月11日受到李锐检讨的刺激，才会如此悲愤交加，向挚友（张杰笔下的周惠）吐真言。

再比如“夜闯美庐”。

“上”（即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召见，谁有胆子“私闯”？就算左右横直借它一百个“胆”，又“闯”得进去么？再登江西之山（虽说庐山而非井冈山），难免旧情萌动。召幸下贺子珍，吓傻了多少亲随？李锐在“实录”里曾记述彭德怀发过的牢骚：过去在井冈山，进了门就掀老毛的被子，现在连面都见不到了——这是不是有点像朱元璋、洪秀全一干人的起事和登基——若非说“闯”，据已披露史料，似乎只有正室夫人闹过一回——那次，江青觉得如若不闯前功尽弃。果然“闯”后老毛下了决心提前“倒林”（这已是又一个重大的庐山会议故事）。后来张玉凤晋身，江青更没了“闯”的份儿和“闯”的胆。要见夫君，得放下身段恳求这位环伺左右的“生活秘书”。“没面目好汉”接著又编出毛泽东把李锐“夜闯下跪”告诉田家英，田家英再告诉周小舟，而一贬到底的周小舟，居然对下庐山之后即成为新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之红人、并且依旧当著书记的周惠，也毫无芥蒂地耳语密告——还以为是郓哥、王婆、武大郎哪？

话说到这里，问题于是变成：“txlr/强国网”为什么要这么干？如果细细品味这篇《史料抢救答问》，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虽然此后中国又经历了既无天灾也无战事下的大饥荒、经历了林彪的持枪造神、经历了早把横眉变娥眉，也难免辗转口号下死的文化大革命——那可是无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没有抖到如此程度的群体性淫威啊——生动地游走在“没面目.张杰”文字里的，仍旧融进血液里、颤抖在闪念之上的犯上摄下、板荡诚臣、贤君择臣贤臣择主……。李锐在工业领域的经验和见识，是无关紧要的。他在“同志们”心目中，如果有什么特别，只是“可以直接给主席写信反映情况，相当于‘密折专奏’，可以‘通天’”。李锐给毛写信撒谎，以掩护他人，在张杰心目里，也是“要灭门的”“欺君之罪，天地不容”。而李锐对周惠解释为什么要对老毛臣服，也变成历代帝王治世口诀“杀降不武”。

现代忠君高潮现于“确实存在‘军事俱乐部’，7月23号晚上他们也不是单纯的去发牢骚，而是去订立攻守同盟”！李锐痛哭下跪当时，“究竟还跟主席说了些什么，也许只有他们两个人才知道，说不定就成了千古之谜了。”结论：“在庐山上，李锐很活跃，也捅了不少娄子”；“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

毛泽东呢？康生林彪、柯庆施李井泉辈呢？实权在握但栗栗自危刘周彭罗们呢？把庐山会议的责任往李锐身上推，难道为了给“打江山的无产阶级前辈”卸罪责？这正是，即使张杰没面目，而且放胆精心瞎编，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的缘故。

如果不同意李锐，无论是三峡工程，还是毛泽东功绩，都可以堂堂正正据实发文论辩。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别说“没面目.张杰”，哪怕出自吴冷西那样的老资格，恐怕也只能自现猥琐。

我一直是台湾民主选举的“粉丝”，这些大家都知道，以前还专门飞过去观摩过。往往是一到现场就被热火朝天的“民主气氛”感染，弄得自己比台湾选民和候选人还要投入，想起来都有些不好意思。估计台湾国安局通过现场录像看到了我等大陆局外人的这种“丑态”，这不，马英九宣布了：今后大陆游客可以观摩台湾大选，但不能有其他政治活动。我不知道我激动得冒虚汗、思绪万千、嘴巴念念有词等等算不是“政治活动”。以前，在我住的这块地，思想活动甚至面部表情，都有可能是“政治犯罪”。

其实，民主选举的场面我见多了，欧洲的，澳洲的和美国的都屡见不鲜了。但观摩那些选举，无论多么熟悉的场面，心头却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尤其是选民和候选人的“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语言。和他们一起，无论是给我一张选票，甚至让我站到候选人的席位上，我想，我都不但不会激动，而且还会觉得自己是异类。

虽然台湾的民众也可能同样把我们这些大陆来的选举“围观团”看做异类，但我却固执地感觉到一种亲切。可能正因为这样，我对台湾的选举说了不少好话，当然，说好话也不全是感情用事，对一个新事物，多点鼓励也是应该的。毕竟，和我见过的美国、欧洲和澳洲的民主选举相比，台湾的选举还是相当短暂的。

这个短暂就是造成民主质量之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信息社会力，在地球变成了地球村的时代，一个好的制度的建立很可能也就是一夜之间，然而，要完善这个制度，却需要N多时间。

有人也许要追问，制度的完善有什么难的？原封不动照抄不就行了？实行拿来主义吧。没错，如果我说的“制度完善”只是字面上的意思，那么，最多也就需要再多两夜、三夜就可以搞定，有什么难？三权分立嘛，民主投票嘛，监督政府嘛，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谁看不懂？谁不会照最完美的抄写？

其实，我说的“制度完善”，更多的是在说创造了制度并执行这个制度的人的“完善”，这，其实需要一个过程。

从选举制度（操作层面）上来讲，我左看右看，台湾的和澳洲的不但没有大的差别，而且，（大概台湾的是中文吧）我看台湾的比澳洲的更加细致和完善（澳洲有些老旧的，也不修改，很可笑）。可是，当我突然置身这两个选举现场之间的时候，我却感觉到了纸张上看不出的差别。

我说过，对台湾的选举和澳洲的选举我都不陌生，但像今天一样，我同时观看两个选举，并细心回顾、比较两地选举场面，却还真是第一次。

今天是星期六，起床后我先锻炼，然后外出散步，路过公立学校时，发现我居住的这个区（后来发现是悉尼车士活区以北的很大一个区域）正在进行议员选举（Local），很多候选人的牌子放在路边和入口处，有人在发传单，在拉票，投票者三三两两陆续到来。这场景让我想起来，今天台湾也要举行县市长选举。于是，回到家后，我打开电脑，通过台湾中天电视台观看台湾选举的现场直播，当然都是很熟悉的场面，和我上几次在台湾见到的，几乎只是候选人的名字换了而已。

看着看着，我突然感觉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同样是选举，甚至连选举规模和级别也差不多（澳洲的要稍微小一些），可场面却如此不同。思前想后，发现这种差异我其实早就知道，只是没有拿过来直接比较而已。

越看越有意思，到下午的时候，我背着照相机，专门去澳洲当地的选举现场去逛了几圈，和候选人聊了聊，观察了一下投票人，由于投票现场不好拍照，我在投票入口的地方照了两张。

大家可以从照片上看一下，这就是澳洲典型的地方（Local）选举的场景，各党派在投票入口放一个牌子，找几个自愿者，或者候选人亲自到场，向进去投票的人发传单，请投票人投自己一票，有的还简单地用一两句话概括自己的政纲，例如，在现场的澳洲绿党的候选人冲走走过来的我笑着说：请投我们一票，我们致力于环保！另外一个不知道什么党的，说：我们才是真正的自由派！

这是投票当天的情况，这之前的拉票造势其实也是非常平和的。可是，再看看台湾的选举，想想我以前在台湾的亲身经历，无论是县市议员还是县市长选举，场面都异常火爆，群情激动甚至激奋。更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一次选举，都会出现好多场候选人沙哑着嗓子痛哭流涕的场面，投票人也泪流满面，如果你关掉电视声音，很可能会以为他们在参加一场葬礼。

更有甚者，每一次台湾选举，总是有候选人或者拉票的人“扑通”一声跪下来求票，弄得悲壮得好像台湾要被割让给乌克兰人似的。昨天也出现了跪票现象（见图片）。

这种动不动就泪流满面，动不动就下跪求票的做法，在现在的美国和澳洲是绝对没有了。在这里，你参选，只不过说明你想服务社会服务民众，没有那么要死要活的，好像人家不选你，天就要塌下来，民主质量就不保，国家就要沦陷了似的。

台湾当然有其特殊的情况，西方民主选举都是为了经济政策、福利和孩子的奶粉钱，台湾的选举则总是牵涉到“国家”的何去何从，蓝绿的你死我活，能不撕心裂肺？还有一个现象，特别是民主刚刚开始的那些年头，往往有你不被选上“当官”，落选之后就有可能“被关”。加上民主制度不完善的时候，有识之士都想跳出来“创造一番历史”等等。但我认为时至今日，这种现象是越少越好。此时眼前所见的火爆场面与流泪下跪等等，反映出来的更多是台湾民主的不成熟性。

在澳洲，一个政治人物是否当选，几乎不会对政局有多大的影响，甚至对那个候选人自己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选上的就去当官，不选上的，往往可以去发财。但在新兴的民主国家或地区，很多候选人都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给我的印象很不好，有时让我想到：这些人如此伤筋动骨地眼泪鼻涕一把抓，又下跪又吻泥土，真的只是为了服务社会，为人民服务？不会吧，从人的本性来讲，只有牵涉到太多个人利益和私人恩怨，一个人才会用这种极端的方法谋求公职。

当然，台湾的民主选举需要一个完善的过程。而且，实话实说，虽然没有到现场，但我能够感觉到，今天的县市长选举同以前历次选举相比，已经是比较温和与理性的。台湾最会搞选举的陈水扁没机会出来造势可能算是一个原因，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性与温和的领导人，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与以往的更像是战场的选举场面相比，这次的台湾选举——如果不是那几场眼泪和下跪的话——更像是一场嘉年华会，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嘉年华会会变得像澳洲的这种波浪不惊的选举场面：民众来投票是为了柴米油盐以及孩子的奶粉钱，而不是每一次投票都是为了决定“国家”（地区）的前途和族群的存亡；选举变成普通民众生活的普普通通的一部分，老头老太们擦上口红像赶集一样……

先说到这里，不过，今天由台湾和澳洲的选举场面引起的联想，吊起了我写另外两篇博文的兴趣，请大家这两天关注我最新的政治狂想小说《终极民主》，以及博文《民主到来之后，我们该如何生活》。谢谢，周末愉快。^_^

^_^杨恒均澳大利亚悉尼2009/12/5

以下前三张图片是我今天在澳洲选举现场拍摄的选举入口处。第四张是台湾昨天嘉义地区选举的现场，一位女士下跪请求选民把票投给她支持的候选人。

冯正虎第八次回国被拒被迫滞留日本成田机场，海外民运人士、人权机构和国际媒体纷纷发声支持冯正虎，嘲骂中国政府。时间过了一个月，中国政府丝毫不见退缩，冯正虎也撕掉日本工作签证决心破釜沉舟，双方僵持不下。拒虎事件正在逐渐发酵，成为一个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国家形象的国际丑闻。

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政府有个传统，要面子不要里子。中国总理周恩来有句名言：外事无小事。中国政府处理涉外事务，一般情况下都会极其慎重，绝不莽撞行事。但是，这次具体到冯正虎的案子，中国政府却一反常态，让中国公民冯正虎在国门口接受世界各大媒体的采访，在“负责任大国”的脸面上大肆涂抹、勾勒小丑、无赖的脸谱。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警察机构撒谎欺骗了中央。上海敢这样做是因为冯正虎如果回到上海会牵扯他们的精力，浪费他们的警力资源，这对于惯于打小算盘的上海警方来说是一件划不来的事。但是如果把冯正虎拒在国门之外，上海图了个清静，影响脸面也是中央的脸面。

做出这个结论有如下论证。

中央自六四之后，对“敌对分子”实行三条政策，一是关起来；二是扔出去；三是看起来。一般扔到国外去的人，很难再让他们回国。中共不让这些人回国虽然不人道，不合法，但是根据他们定的恶法，还是有些依据的，那就是这些人在海外从事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他们的护照过了期，理论上已经成为无国籍人，因此不让他们回国，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笔者可以肯定，上海当局就是以这一条理由向中央汇报他们拒绝冯正虎回国的。上海警察当局还会说，如果冯正虎的事我们松了口，今后黑名单上的几百个“敌对分子”都可援此先例回国了，让魏京生、杨建利、王丹、王军涛等都回到中国，那还不“天翻地覆慨而康”啦？所以，我们上海实际上是执行了中央“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既定方针。你想啊，如果上海这样向中央汇报，中央又怎么可能驳回？

但是实际上，冯正虎的情况跟老魏、小杨和二王都不一样，他根本就不是应该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敌对分子”，他充其量是个异议知识分子，一个维权人士，将他列入敌对分子的黑名单完全没有道理。

理由是：第一，他在国内也好，海外也罢，从来没有参与政治活动，他最多只是主张自由言论和维权，也从来没有因参与政治、或者民主运动而被当局处罚的前科；第二，他是合法正常出国，至今拥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护照，在境外也没有宣布放弃中国国籍或者申请政治庇护，将他拒之门外等于不准自己的合法公民回国，这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且践踏法治的行径。第三，退一万步说，即使冯正虎在海外对中国有犯罪行为，中国政府也应该让他回国然后逮捕、审判他，将他拒之门外实际上等于出口罪犯，这是“负责任大国”能干出来的烂事么？而且老魏小杨二王诸辈，因为没有有效护照，他们连飞机都上不了，怕他援引冯正虎先例，根本没有实际意义。

可惜，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主管政法的领导人都是些学理工出身的技术官僚，对这样简单的法律常识也一窍不通，眼睁睁地看着上海这些瘪三警察糊弄自己，弄得“负责任大国”在国际社会上灰头土脸，遗笑天下。

根据以上分析，愚不可及的中国中央政府很可能还会继续被精明的上海警察玩弄于股掌之中，冯正虎短期回国的可能不大，冯正虎以及支持他的海外力量，还须有个长期准备。

第一，维权运动从何处来

要回答维权运动向何处去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维权运动为什么会产生并能有风起云涌的态势，也必须搞清楚维权运动从何处来。

中国社会是一个权力社会，是一个由权力为主轴的分赃体系，这个体系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分赃，而不是为了公正。因为分赃不均，或者另一种说法叫分配不公，这个社会就会分化成了两部分：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既得利益者阶层是一群贪得无厌的家伙，他们在这个分赃体系里分得了很多，但是并不满足，总在而破坏这个体系以获取更多。不得利益者阶层连自己的法定权利都保不住了，不得不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他们在维护自己法定权利的同时总是不能如愿以偿，于是他们就发现根子在体制问题上面，然后他们也开始试图破坏这个分赃体系。这就是维权运动产生的社会基础。

中国社会这个大的分赃体系是制度化的结果，由此衍生的社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问题。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经走向了反社会的方向，已经逐渐被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同时抛弃，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民主的人们来说，这恰恰也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因为维权运动以维护法律体系的面目在肢解这个社会，并促进整个社会走向公正，所以维权运动成了中国式的民主运动。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道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启蒙与反对为主要特色的民主运动之后，迅速发现维权运动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在他们的推进下，维权运动从点到面的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的民主分子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使用过启蒙的方式，也使用过反对的方式，虽然成效显著，但是也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启蒙者在中国社会曾经遭受过巨大的困境，他们努力在启蒙别人，但是他们往往也成为这个社会最孤独的一群，甚至连家人也不能理解他们，很多所谓的民主人士都是妻离子散，这就是启蒙者的败笔。反对者在中国社会也曾遭受过巨大的困境，他们在以微弱的力量对抗整个体制，总是碰得头破血流，有的人不得不流亡海外，有的人不得不衣食无着，这就是反对者的惨剧。终于有这么一天，民主分子发现维权运动就是民主运动，并且是有效的民主运动，他们参与了进来。于是，中国民主运动增加了一种方式，参与的方式。

民主化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跳跃，通常是一个突变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民主制度的逐渐成熟和完善，通常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从西方引进的自由主义理论，主要是关于第二个阶段的理论，它几乎忽略了第一个阶段的存在。正是这种忽略使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的处境极为尴尬，当然，这也是长期启蒙与反对所不能奏效的原因之一。因为自由主义者专注于研究和传播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他们忽略了怎么去建立这样的制度，也忽略了怎样在中国为这样的先进文化奠定基础，这就导致他们无力在中国建立自己所憧憬的民主制度。于是他们开始争吵，是美国的体制好一些？还是法国的体制好一些？似乎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是不共戴天的体制一样；一会他们又开始争吵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区别，使本来一体的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成了相互征伐的敌人一样。这些争吵其实很可笑，就好像在天上飞着一只鸟儿，还没有打下来就争吵着是炖的好吃，还是炒的好吃。

现在有了维权运动这样一个参与社会运动的方式，自由主义者也明白了许多。我的侄女曾经对我说：“我很佩服你，你写那么多文章，是用个人的力量在对抗十三亿人的社会，但你会失败”，我听了只能淡然一笑，这只能说明我的启蒙与反对根本不能建立社会动员，因为我连自己身边的人都动员不起来。在我参与维权运动之后，曾经幸会王德邦先生，就问他：“你平时多忙什么？”王德邦先生回答：“什么也不忙，我只关注维权”。那么这就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在整体上觉醒了，他们已经不再专注理论的纠葛，他们学会了为社会突变积累力量。也就是说，天上飞着一只鸟，人们知道它能吃，但已经不再争吵怎么吃法的问题，不是在争吵中坐等鸟儿飞走，而是在准备各式工具计划去打这只鸟了。

第二，维权运动对民主运动的作用

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跳跃，通常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当然，在实现突变之前必须有一个力量积累的过程。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有一个跳跃，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专制社会力，力量的积累将怎么实现？答案已经出来了，维权运动是一个有效的方式。鲍比•甘迺迪曾说过：“一个人每次为一个理念而挺身而出，或为改进他人生活而努力，或向不公出击，他传递出的希望仅产生很小的波纹，而千百万不同能量产生的波纹互相交叉，就能汇聚成洪流，并可冲垮阻挡我们的最坚实的墙。”今天我们可以说，维权运动中的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很小的波纹，而千万个波纹就能形成洪流，冲垮中国的专制之墙。

维权运动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条自下而上的道路，它解决了民主精英们多年来苦思冥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立向下的动员能力的问题。以启蒙的方式动员，没有太大的成就，以反对的方式动员，也没有太大的成就，现在看来，以参与的方式动员前途是光明的，而且参与本身也意味着启蒙与反对。以维权运动为战场，建立中国民主的动员系统，这已经成为运动中人的广泛共识，并不是什么机密问题。可以观察到，连当局都惊呼，维权运动被别有用心的人主导了。别有用心的说法，有一些维权人士在极力回避，但这个说法已经被全面证实，无可回避了。

有人说维权运动是在维护现有的法制体系，对中国民主没有什么促进作用，这是错误的。首先，民主不是空洞的，在一定意义上说，民主就是公民权利的总和。如果通过维权运动能够多实现一些权利，那么民主的因素就多一些，如果通过维权运动人们不能实现一些权利，那么反对专制的力量又能大一些。另外，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通过维权运动，我们的权利一点点积累得多起来，多到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必然的，只要多到足够多，就足够我们用了。德国的柏林墙推倒二十年了，中国民主派妒忌的同时，也应该努力，我们的柏林墙不是那样倒塌的，必须用中国的方式推倒，中国的方式就是维权运动。维权运动是启蒙运动和反对运动的新成果和新的运动方式，包含着启蒙运动和反对运动。

更重要的是，维权运动在在具体行动中掩盖了自己与专制制度的冲突，这就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维权运动之前的中国民主运动主要是少数民主精英的运动，缺少社会的广泛参与。但维权运动一出现，情况就变了，实际上有更多的国人参与到政治中来了。权利就是政治，维权就是政治活动，政治运动必须要有更多人参与，那么，中国民主算是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道路。

第三，维权运动往何处去？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政治家的工作就是将宏观的目标化作一个个微观的行动，并实现它。那么，维权运动向何处去？大方向其实已经解决了。通过个体的维权达到集体的维权，通过朴素的维权达到理性的维权，最终我们要通过共同行动，达到一个伟大的目标：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在中国建立公民社会。

在自由主义基础上去建设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这里面的重要路径就是维权运动，但是维权运动必须要有思维清晰，有政治远见的人来主导。维权运动确实重要，可是如果没有思想上的突破，人们还是会按惯性思维走，这就注定不会走得太远，难以实现中国民主的目标，这就牵扯到维权运动中的政治操盘问题。全球化，互联网，宗教力量，这些因素明显促进了维权运动的成熟。但是中国目前的维权运动要想继续升华，完成与民主运动的完全接轨，那么就还需要解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维权运动向何处去？这还需要我们确定一些小的方向，以使大方向最终能够走对。

首先是思想建设方面，维权运动需要上纲上线。中共当局其实已经有意识有计划地在限制维权运动的发展，维权人士不断锒铛入狱，维权机构不断遭到压制和取缔，这就说明当局已经将维权运动上纲上线了。作为民间的对应，维权运动也必须逐渐亮明自己的意识形态色彩，告诉人们：维权运动就是在追寻普世的人权和公民权，维权运动就是要促进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和宪政变革。随着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维权运动的意识形态色彩将越来越浓厚，那么它还会促进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分化，从而分化并摧毁在利益上铁板一块的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在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时候，意识形态分化也是必然的。

其次是组织建设方面，维权运动必须对自己进行系统化的梳理。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维权也需要集体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在维权运动中，聚集了许多觉悟了的人士，他们不仅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在捍卫别人的权利，他们成了人权捍卫者。所谓久病成良医，这些人权捍卫者大多数都有成功或者失败的经历，他们了解了许多关于人权的知识，他们也掌握许多的维权技巧，共同的不公正经历使他们对其他人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互助是他们最终的选择。可以说，维权运动在为中国的社会运动建立一支又一支小型团队，在为中国的变革积累组织资源。那么传统的启蒙者和反对者也应该以自己的角度参与这个运动，有准备地在这个运动中灌输公民和公民社会的思想，使之成为维权运动的主流思想。事实上，维权运动也需要自由主义者参与进来，充当自己的领袖团队。

维权运动如果在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方面能够进一步发展，那么中国民主的道路将更加清晰。中国的民间力量只要通过维权运动建立自己的动员能力，那么它变革社会的能量将是非常可观的。只有民间力量壮大起来了，我们才能谈得上怎么与权贵集团去做有效的对抗，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妥协，才能谈得上有效的和解。

2009年11月4日

一

人活着，除了因自律所产生的种种敬畏，就不应该再有其他的恐惧，但这一点对活在当代中国的人来说，却一向都是奢望和梦想。而事实上专制统治的有效性，恰恰也正是建立在了人们对它的恐惧之上，很多时候人们对专制统治的屈服，大多源于自己内心恐惧心理的驱使。

对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来说，这样的恐惧也同样是深植于心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生活的全部都是恐惧，在今天回望八十年代，记忆的光可以照亮的词语还包括阅读、写作、旅行和爱情，这些词语和蕴含在这些词语中的往事，又大多和理想主义的激情与愿望有着直接的关联。

是的，理想主义，在我个人记忆中的八十年代，无疑是一个物质极度贫乏、理想主义热情却能肆意张扬的年代。那时候的我，是用写作承载了对个人境遇、社会生活乃至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向往和野心，并且妄图用自己的写作来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于是，在留存至今的映像中，我看到八十年代的自己虽然懵懂无知，但满怀热情，坚定地认为社会的变革总是会越来越朝向好的方面实现。同时，我也知道和我一样，还有很多人、几乎可以说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也都在那个年代渴望着变革，思想的解放和实践的冲动层出不穷。那时候人们都热衷于在很多事物和现象前冠以一个“新”字，新时期、新启蒙、新思维、新潮流、新现象等等，似乎一切都可以改变了重来。所以，我一直说八十年代原本是一个进的年代。进，显然是一种向前的姿势。八十年代还有一个被经常用到的词语是“先锋”。先锋小说、先锋诗歌、先锋戏剧、先锋绘画，这些在文学艺术领域纷繁的表达，其实也在社会学意义上体现了时代风气，人们不甘于被旧的习惯、旧的制度所束缚。但是，这种进在这个年代的最后一刻却遭到了粗暴的遏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用血腥的方式彻底颠覆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盛宴，也彻底结束了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有权介入政治变革的美梦。

一个国家的无耻和可怕，莫过于敢堂而皇之地进行屠杀，政权的暴行以一种最极致的方式施虐，独裁者用武力践踏了理想、尊严甚至生命。没有比生命都可能被肆意剥夺更让人感到恐惧的了，一九八九年以后的中国，由国家暴力维系的诸多禁区让人幻灭，以致绝望，即使经济的发展与繁荣也不能掩盖人权的普遍缺失和制度的恶劣弊端。然而，已经没有多少人敢去触及这个话题了，曾经在八十年代引领风气、并且给我过启蒙的一些人，要么在逃离中流亡，要么因换取了既得利益而沉默，要么被迫消失在公众视线之外。至于我自己，也在退却中重寻自己的生活，写作再不是理想的寄托，而仅仅视之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作为职业，自然是可以被更换的，我也就很快放弃了写作。

二

2006年，在北京，在刘晓波家里，我和他一起回忆了八十年代的人和事。

这是一个夏末秋初的下午，阳光很淡，屋里有从敞开的窗口吹进来的风。还有，很多书，墙上和桌上则摆着他妻子拍的照片。我们提到了一些共同相熟的朋友，其中不少人今天仍然活跃在主流话语圈内，而相形之下，若以当年的才情、建树和名声来说，刘晓波似乎比他们落寞了许多。

对那些关注过或者经历过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和思想解放运动的人来说，在他们的八十年代记忆中，刘晓波肯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性人物。记得那时候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只有一个人买到了登有那篇反思新时期文学的演讲稿的《深圳青年报》，为了让大家都能看刘晓波的这篇文章，我的朋友就把报纸复印了好几份，我也把这份复印件留了很长时间。迄今回想起来，刘晓波当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和对作家作品的评判，为我形成自己的写作观念、审美趣味，都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后，以“文坛黑马”闻名的刘晓波，又成了著名的“六四黑手”， 再接着他就被我们这个国家所封杀。好在新的资讯手段使这种封杀在技术上并不完全有效，借助互联网的管道，刘晓波的文章再度成为我和我周围一些朋友阅读的焦点。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刘晓波比以前温和了，他的文章既一如既往地保持了批判的锐气和深度，又越来越多的富有建设性，同时还有一个更明显、并且也是更重要的变化，就是文学评论家的刘晓波转向公共领域发言，而这个变化的意义则在于，当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纷纷投靠以塑造国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权力内部的理论界、或者跻身以现代学院体制和专业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学术界的时候，刘晓波关注的则是民间的公共领域，他发出的声音不仅依托于学识，更来自于良知和勇气。

良知和勇气，这无疑是一组闪耀着人性光华的词语，但在这两个词语里也会暗示着需要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当中国政府以解决多少人的温饱问题作为其最大的人权成就向全世界炫耀的时候，刘晓波们的人权则是对这种炫耀的最辛辣的嘲讽与解构。吃饭穿衣，关系人权，但人权不只关系穿衣吃饭，如此简单的逻辑在中国却一直被党国的官员们刻意地加以回避和抹煞。极权统治所奴役的对象，只能是只需要温饱的躯壳而不能有会思想的灵魂，由于在这一点上统治者从来都不能如愿，所以他们就只有通过制造更多的恐惧，来试图压制任何渴望独立与自由的念头。

是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在中国都可能是犯罪，也都可以成为罪行。这种厄运，降临到过很多人的身上，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刘晓波。

三

无处不在的监控和无时不在的威胁，这是刘晓波、又不止是刘晓波一个人的生活常态。

江棋生，一位物理学家、持不同政见者、美食和多项体育运动的爱好者，因为“六四”和长期致力于人权事业而屡屡遭到当局迫害。仅我认识他以来的十年里，他就有四年身系牢狱，但在拥有自由的任何时候，他都始终保持着快乐的心态，积极地享受生活。最近，我和他同游杭州，听他在饭桌上和一位家人正在服刑的朋友聊起监狱，提到囚禁之苦时语气很淡然，而把一些可能只存在于短暂瞬间的乐趣描述得绘声绘色。

是没有人会乐意坐牢的，但对刘晓波和江棋生、以及许多和他们持有相同信念与追求的人来说，这却可能是生命中难以回避而又必须承担的一段经历。坦然的面对和坚毅的承受这种命运，显然是一种需要付出极大代价的选择。刘霞，八十年代的诗人，刘晓波的妻子，在刘晓波因《零八宪章》被警察抓走后，说她对这一天的到来并不感到意外。确实，追求自由就会失去自由，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是被反复证明了无数次的。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为了保住仅有的一点自由，又怎么敢冒失去全部自由的风险呢？坦率地说，我就深深地恐惧这种失去。

恐惧，垒起了自由的边界，像一堵墙，冰冷，强硬，尖利。它隐于内心，对任何企图逾越边界的不安分的冲动起到抑制和威慑的作用，让人退缩，以及躲避和放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刻意地远离自己年轻时的生活，只保留阅读的习惯而不再愿意去写一些什么，这与其说是想象力的枯萎，不如说是对各种潜在威胁的过度警觉。在中国生活，需要高度的警惕，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是迫使自己沉默，否则距离最近的地方就会是监狱。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朋友们给出的教训。

自由是一种自我实践，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自我放弃。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享受自由就是在享受生活本身，而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追求自由就是要承担一种责任。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在《零八宪章》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就是在把放弃的重又承担起来。于是，警察来了：

“你签了？”
“我签了”。

类似的场景和问答，据我所知在2009年的头两个月里、在很多城市的很多茶馆里，发生并被演绎开来。“喝茶”、确切地说是“被喝茶”，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别具含义的词语和动作。而这样一个貌似平和的场景，并不能缓解进和退的对峙。对于民间寻求正义的正当实现，官方非但拒绝正面响应，还在利用一切技术手段对宪章的传播加以扼杀的同时，通过其所掌控的传媒上的绝对优势，反复强调现行体制的不可动摇，这等于再一次扑灭了民间渴望变革的热情。更有甚者，对刘晓波的关押及逮捕，对几乎所有《零八宪章》签署者的盘问与威胁， 都显示了当局又在制造一场新的恐惧，即使这一次是用一杯茶替代了枪或者镣铐。

恐惧，依然是恐惧。这几乎成了专制者最有效的武器。但是，这种有效性的实现是必须建立在受压者的屈服之上的，如果没有人恐惧，恐惧本身就只能消亡。这是一场已经摆开来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