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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终要一死的中国人的当代命运是如此奇特。即使那些最富有反叛精神的同胞，那些在各领域都交好运的投机商，那些敬业或绞尽脑汁、皓首穷经的学者，那些试图影响中国和世界格局的政治家，都没能超越当代世界的中国命运。我们注定做了中国命运的材料。尽管更有机会、历史的纵深感，但我们跟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劳苦大众一样，仍只能以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了“新的长城”，最新的说法儿，叫“方阵”。

我国家民族的当代命运，是在经历近现代的坎陷之后，终于自觉不自觉地迎来了某种反弹、新生。这新的长城或方阵，一时举世瞩目。最隐逸的诗人、最高蹈的戏子、最具个性的行为艺术、最有真理的道德象征、最能欲望的人格，都无能自外于长城或方阵。在长城或方阵的悲喜剧命运面前，吾人中最狂妄者也低下头来。谦卑者可称，吾辈傻人有傻福，能遇上这样一个空前的时代。乡愿犬儒者则见利惜命，以为过了此村再无此店。志者仁者痛心疾首，人欲横流了，世风日下了，天理不在了。

积贫积弱的国家终于阔起来了，度过短缺经济之后的社会也日益丰满起来了。一百多年来委屈卑服的国家民族终于有了某种底气。以至于站在中国肩头的虚妄者，以为可以较前人更有效地叫板了。直到今天，当巨国规模或帝国的超经济发展到了这一阶段，即不仅该给世界提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应该提供价值观念、人格象征时，我们仍局限在跟异域他族相比较相争的思维框架里。（即使唐宋帝国，在和亲或给化外贡献子女玉帛时，仍贡献了宋五子以及欧阳修、苏东坡一流的大家；在儒门淡薄收拾不住人才时，仍贡献了惠能、马祖一类的精神巨子。）说到底，今日吾人仍属于一百多年的文明碰撞格局里的材料。

到目前为止，这种碰撞的三阶段，已经不止于传统的经验。我曾经提及此类经验：我国族与印度文明的碰撞，就经历了秦汉帝国时期的参证、南北朝至大唐帝国的冲突反复、宋明帝国时期的取用自新等阶段，其结果符合中国文明善待天下的意志，“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生而不相害”。这种碰撞过程，北京人共识为套瓷、叫板、投桃报李或有来有往，学者则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最难者，是第三阶段的拿来主义或和合现象，何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何谓投桃报李也？吾人幸运的是，在有生之年已经见证并仍将见证中西之间、现代与传统之间、司马光王安石之间、天理人欲之间、鲁迅胡适之间、正义宽恕之间……等等的和合过程。

在这样的冬天为王康先生的六十大寿而说这样的话，因为王康先生是分子原子材料般的中国命运的少数例外。事情当然都有例外，甚至在中西文明碰撞的前两个阶段，仍有可数的中国圣贤、作家诗人们成为了这种例外。虽然这些例外无一例外地谦虚。聂绀弩说过，此六十年无限事，最难诗要自家删！穆旦说，这才知道我的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王康先生同样是一个有敬畏之心和谦卑之心的人。记得九年前，王康先生获得当代汉语贡献奖；当时，他引用马克思的话感慨地说，成为当代汉语贡献奖的首届得主，是给了他更多的荣誉，也给了他更多的耻辱。显然，王康先生和历史上的圣贤志者们一样，有着来此世走一遭的责任感。

这样的人并不是直到五十、六十以后才知天命并耳顺的。自王康离开单位、体制，学习自立以来，他就代表了吾人心中的某种愿景，不仅要成为材料，而且要为我国家民族和个人寻找安身立命的新形式。这种寻找本身成就了形式。在二三十年的寻找中，王康先生为我们示范了造次于是、颠沛于是的中国人格。这种中国人格跟中国经济的世界贡献同样重要。

我们确实“不差钱”了，我们人多，我们有中国制造，我们有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孔孟之道、帝国臣民之心，我们也有世界知识和科学主义。但我们给予当代文明世界的，还有王康先生持自家言说的人生和近乎不朽的人格。

要精准全面介绍王康先生的道德文章不是此时切要的任务，因为在王康先生的示范和带动下，我们也开始在深沉和开心之间、在道理和人欲之间获得了某种平衡、从容的可能性。王康不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安慰，也是我们跟天地、自然联谊的桥梁，是一贯三通达天地人的王者。用爱因斯坦庆祝普朗克六十岁生日的话说，王康是留在天地“庙堂”里的人，这就是我们所以爱戴他的原因。确实，我们在不断坎陷盘剥的中国命运里，已经压抑得太久了，剥极必复，我们在王康先生那里见证了天地之心。此时，是我们庄重的时候；此时，是我们王者的时候！此时，是我们喜乐的时候！

我是个人成长年代有幸受益于王康先生的人，尽管我们的言路思路并不相同，甚至在各自独立生存的命运展开里，我和王康先生仍都在经受考验、遭遇危机、经历诱惑，但我相信跟王康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我们今天能相约一起祝贺王康先生的生日，不仅是文化中国的盛事，而且是文明中国的盛事。

由王康先生的六十岁生日展开，不仅可以让人想到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茨威格、罗曼-罗兰和高尔基，而且也让人想到了朱熹、陈亮和辛弃疾。无论如何，这些不同时空的人物，其争执、其印证、其欣赏，都能让我们感受到天地间的温暖。历史往往给予我们某种机遇，让我们创造一种回馈天地的意境。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已经证实了这一点，现在祝贺王康先生的六十诞辰同样在证明这一点。

今年八月，在临安乡下，我在近乎孤绝的状态下写作《老子犹龙》，一个全世界都不陌生的中国人的传记。那时，我就想到要用这部作品来取悦王康先生的生日，一个我心目中的中国英雄，一个苏东坡、朱熹意义上的中国豪杰。据说陈亮也曾称道朱熹是“人中之龙”。人以龙称，最早则源自孔子，孔子问礼于老子后对弟子们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在王康先生身上，正义、天理、人欲、市井、传统、现代、才人、圣哲，等等，都不足以规范他；套瓷、叫板、拿来、印证，等等，都不足以说明他。这是一个行藏在我的大智慧德人，是一个吾人文化为不同时空贡献的文明的灵馨儿，是一个从风从雨的龙象。

老康，六十大寿，恭贺了！

2009年11月20日夜急就于中华民族园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一日，河南、辽宁、吉林、福建、内蒙古五省区的省委书记同日调整，这是胡锦涛掌权以来对封疆大吏所做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整。其中，由农业部长转任吉林省委书记的孙政才和由河北省长转任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的胡春华，出生于“六零后”，是中共悉心培养的第六代接班人，在中共十八大上有望成为政治局常委，故而更加引人瞩目。其中，胡春华为名校北大出身，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与胡锦涛“亲密接触”，乃是胡锦涛亲自挑选的“储君”。

一九七九年，胡春华以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他出身贫寒，在读中学时徒步往返学校，“脚板上的茧有铜钱厚，穿烂的草鞋有一大堆”。十六岁考上北大之后，为了凑齐路费和学费，去工地背河沙，一个暑假挣了一百多元钱。胡春华在北大学习期间并未显示出多少文学和学术方面的才华，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印象不过是“老实忠厚”而已。

毕业之后，胡春华发现去西藏工作可以拿到双薪，由于家中为自己上学欠下不少债务，他便报名去了西藏。由于他是当年惟一的去西藏工作的北大毕业生，一到西藏便深受重视，被任命为共青团西藏自治区组织部干部。而这一功利主义的决定，给他此后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当胡锦涛调任西藏党委书记之后，偶然发现这名与他同姓的、献身边疆的北大才子，立即加以提拔重用。短短几年间，胡春华即升任共青团西藏区委书记、西藏党委常务副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二零零八年初，胡春华调任河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次年当选省长，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长。胡锦涛将胡春华安置在离北京最近的“直隶”，让他更有机会作出政绩来。然而，无论是“恩师”还是“门生”都没有想到，胡春华在河北代省长的位置上却经历了震惊世界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一个号称崛起的大国，其高速发展居然是以道德破产和牺牲婴孩为代价，“中国制造”再度引起全球忧虑。

三鹿集团在宣布破产之后巧妙地并入北京三元集团，致使数十万毒奶粉的受害孩童仍未得到应有的赔偿。结石宝宝的苦难远未结束，为孩子们讨说法的家长的代表赵连海亦遭到当局的关押，胡春华不可能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在舆论压力之下，三鹿集团高层获重刑，石家庄的党政领导也遭免职，同样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胡春华却安然无恙，官方媒体甚至还赞扬他说：“通过信息公开，严格执法，逐步化解毒奶粉事件给河北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

出身底层的人，为官之后并不一定能保持“无产阶级本色”。相反，已有很多例子证明：越是穷苦人家出身的人，越是有《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那样的心态，越是有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往上爬的欲望与野心。倘若我的学长胡春华真的是中国的“于连”，则十多年之后他若顺利接班，中国人照样没有好日子过。

呼吁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08宪章》发表一周年之际，西安的《08宪章》签署人举行聚会纪念这个日子，并呼吁政府立即释放《08宪章》的发起人刘晓波。

西安的《08宪章》签署人在为纪念《08宪章》举行聚会后发布新闻稿说，实现宪政民主是中国的百年梦想，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伟大公益事业。刘晓波博士是由于发起《08宪章》被捕的，拘捕他是当局“对公民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粗暴践踏”。

《08宪章》签署人之一、著名政治评论家胡平呼吁各界关注刘晓波，呼吁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刘晓波：

“刘晓波是在去年《零八宪章》公布之前就被拘留的，到今天已经有一年了。中共当局自己也知道它逮捕刘晓波从法律上是没有依据的，同时也面临着国内和国际社会这方面的巨大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年之后它对刘晓波的这个案件都迟迟没有一个说法。那么,我们也知道就在不久前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也谈到了刘晓波的问题。当局它是试图通过打压刘晓波来遏制《零八宪章》的发展。但是我们看到这一年多《零八宪章》并没有因为刘晓波被逮捕却停顿下来，还持续的在发展。在《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的今天，我想我们更应该呼吁各界关注刘晓波，要求当局无条件的释放刘晓波，另外也进一步推动《零八宪章》的签名运动。”

著名评论家、学者朱学渊也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但是他对于这一要求能否实现不抱乐观态度：

“他们是拿刘晓波作为一种和西方，主要是跟美国， 来对抗的一种棋子，它坚决不会动的，这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它一定不会放的。我们不要有很多的期望。中美两国会在对抗的路上朝恶性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的展望。”

朱学渊表示，中国政府在普世价值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取全面对抗姿态。他认为，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障碍就在中共上层：

“中国政府现在还不同于前几年了，他们的态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一种和世界价值观的一种对抗。《零八宪章》它主要是提出了一些为世界人类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朴实的价值，譬如军队的国家化、人民的选举权利等等，诸如此类这些都是一些已经为全世界人类所认同的这一些普遍的价值。而中国政府现在是采取了一种全面对抗的态度。”

 记者：“朱博士，您认为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障碍主要在哪里啊？”

朱学渊：“障碍也可以说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高层的几个人的头上。我看他们就是在卸任之后对国家搞成怎么样他们都不管。”

胡平也说，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障碍就在中共当局。但是他说，要求自由民主的力量一定会冲破当局的压制，“把中国引向民主宪政的道路”：

“中共当局它对实行民主宪政是非常惧怕。因为实行民主宪政就意味着对政府的权力有约束，也意味着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就此结束。它现在必须靠不断的压制来过日子。那么这么一来肯定它就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而民间或党内要求民主宪政的声音又决不可能因为你的压制就销声匿迹。它总是还是在存在，而且在顽强地发展。要求自由民主宪政的这个力量它一定会冲出这种压制把中国引向民主宪政的道路。”

据博讯新闻网说，《08宪章》签署者目前已过万人。

这几天，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在中国访问，如同奥巴马一样，他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的眼球，虽然海外民运人士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对他寄托很大的希望，想通过他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但就近日他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和公开发表的《中加联合公报》证实，他更多的与中国方面商谈的是双边贸易打破壁垒等经济问题，或许私下已递交了有关中国政治犯的名单，但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报道，与美国总统不同的是，他没有象奥巴马那样，富有政治智慧地以各种方式传递民主信息和普世价值，这或许也与中国政府对他的重视程度不够和更大的限制有关，不过有一点相同，他在12月3日也登上了长城。用毛泽东的话讲，不到长城非好汉，那么在中共看来，他成了一个携带太太到此一游的好汉了。

其实，这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虽然我今年2月4日来到加拿大之后，并未对整个加国公开议论，但我一直在学习英文，试图突破语言的障碍，了解它的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背景，我有幸见到了移民部长康尼，并破例得到了他特批的工卡和公费医疗卡，但我没有申请难民，由于我是由中国公安部门签发护照获准来加探亲的，我没有必要象报刊上所说的那样寻求所谓政治避难，也没有象部长本人承诺的那样很快得到永久居留权，但因此我反倒更爱上了加拿大，因为它是一个民主自由和法制健全的国家，移民部长答应的事情，不一定下面的人当“圣旨”，他们只能依据法规慢慢地走程序，所以我还不能参加免费的入籍英语培训班，不过没关系，康尼的助手，保守党华人新闻发言人汤姆成了我的专职教师。所以早在半个月之前，他就告诉我，他的最高领导哈珀即将访华，他介绍说，这是他上任3年后,做为加拿大总理首访中国，意义特别重大。由于我和汤姆多次讨论过上述问题，所以我能理解哈珀矛盾的心情，就以往的言论和表现看，他是新闻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人权的坚定捍卫者，但他所代表的党派又不能不把国家经济利益放在首位，他们需要高速发展的中国给予支持和帮助，在贸易，金融，能源，旅游等许多方面急于和中方合作，以便弥补过去的巨大损失。在移民方面，加拿大希望更多的中国人才带着资金进入枫叶之国，为他们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他不敢也不会继续高调批评中国。

而且就一个人的性格来说，他和康尼不同，据说康尼在北京访问时一个人竟敢脱队跑到赵紫阳故居去寄托哀思，但哈珀是一个内心平和循规蹈矩的人，这也决定了他的中国之行不会波澜壮阔。我的英文老师汤姆介绍说，2006年初，加拿大保守党在全国大选中击败了连续执政12年的自由党，组成了少数政府，斯蒂芬?哈珀以党内第一任领袖的身份，当选为第22任总理，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之一。新华社的报道和接近他的人的描述大致相同：他1959年出生在多伦多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入读卡尔加里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85年，成为卡尔加里西部选区进步保守党联邦议员吉姆?霍克斯的助理，开始走上从政之路。1993年，哈珀当选为加拿大联盟党卡尔加里西部选区联邦议员，并一直致力于减税、平衡财政预算和建立更加严格的刑事司法体系。同年进入众议院，因无法大展拳脚于4年后默默离开政坛。2002年哈珀以加拿大联盟党党魁的身份归来，并进一步将保守党和改革联盟合并为新的保守党，他本人出任第一任领袖，开始以此为依托，进行大胆革新，着手实施政府责任法案、公共交通课税减扣计划等，使保守党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壮大。在2004年6月举行的大选中，哈珀率领新组建的保守党向执政的自由党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最终虽未能取而代之，但却一举夺得议会中的99个议席，从而确立了最大反对党的地位。失败后的励精图治，苦心经营，终于使保守党在两年后的又一次大选中登顶，出任总理的斯蒂芬?哈珀也开始了其曲折的执政生涯。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考”，加拿大国内的经济持续滑坡，保守党内部分歧严重又难以控制以及刚刚下台的自由党一次次的“逼宫”，哈珀成为总理的日子并不好过。在经历了一番“艰苦卓绝”的较量之后，哈珀以自己出色的政治智慧再一次脱险胜出，逆势而上，于2008年9月获得连任。

了解他的有关人士说，哈珀在去年10月联邦大选期间，曾向华人社区作出承诺，如得到他们的支持再次当选总理，他将尽快开始破冰之旅的访华。因此这次访华之行，也是在受尽了“千夫所指”之后的一种明智选择。自保守党上台以来，其在对华关系方面，由于一直没有进展，饱受来自工商界、反对党、媒体甚至是保守党内部的批评。此次“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中国之行，或将成为其执政期内的新亮点。尽管我因言获罪曾遭受中国的牢狱之苦，但我向来赞同加拿大和中国多交往多合作，并尽快互开旅游市场，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和这个一党执政的极权国家保持交往，展开贸易，加强合作，对接市场，人员互动，才能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才能使中国慢慢地和平演变。

正如近期有关专家所说的那样，中加两国在贸易投资、环境与新能源和地区安全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利益。加拿大和中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双方已经开始谋求“重修旧好”，中国展开欢迎的怀抱，加国积极主动地“解冻”对华关系，此次哈珀访华被认为是中加关系在经历了一段冰冷期后逐步回暖的表现。明年，中加两国将迎来建交40周年纪念日。如此看来，哈珀访华来得恰到好处。

我觉得，从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３日的电稿看来，国家主席胡锦涛３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总理哈珀时谈得还不错。“胡锦涛说，中加都是亚太地区国家，在当前复杂多变国际形势下，无论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增长，还是在推动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方面，双方都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巨大合作潜力。发展健康稳定的中加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与加方一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加强各领域各层次的对话、交流与合作，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善处理两国间的敏感问题，推动中加友好合作关系健康稳定持续发展。”

但是显然，胡锦涛把人权状况十分糟糕的问题看成是中国的内政，并不接受普世价值适合中国的建议，当然也不容许他人批评，包括奥巴马和哈珀。可能胡锦涛心想，美国总统我都不给面子，何况你是加拿大的哈珀，自然他可以欲言又止。但从《公报》第六条看，他比奥巴马直截了当一些，不然，其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内容：“双方同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问题加强对话和交流，按照国际人权文书促进和保护人权。”无疑这是他努力的成果。此外，接下来的内容显示，双方找到了共同点。

新华社的文章说，“胡锦涛表示，中加务实合作富有成效，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双方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挖掘合作潜力，进一步拓展经贸和经济技术合作，共同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深入发展。要进一步扩大两国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中加同为联合国、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的成员，在许多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双方应继续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新华社的报道说：“哈珀完全同意胡锦涛对发展中加关系的重要主张，表示加中两国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建交近４０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和成就。加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尊重中国领土完整，愿从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两国合作关系，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感到高兴。加中两国互补性很强，进一步发展经贸关系潜力巨大，在能源、环境等领域合作大有可为。加方愿同中方一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努力促进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强两国人民友好的纽带。”

我想，透过这些套话，仍然可以看到新意，既“两国人文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人文的概念当然包括的内含和外延很广，其中也有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等，而且中加两国还把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这既令人欣慰又叫人悲哀，欣慰的是不论中共如何僵化和顽固，但中国总有一天会走向宪政民主，我们的青少年能看到这一天；悲哀的是，现任的中国领导人，还是对多党制缺乏信心，对民主自由充满恐惧，对普世价值加以拒绝，还在回避中国最重要最尖锐的问题。既使是《联合公报》中的第六条也不过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大慨也要等等看，以后在青少年身上实现吧！我想，假如奥巴马和哈珀能争口气，美国和加拿大能够把经济搞好，能够全面地胜过中国，是不是和一个不讲人权的国家谈判，就会底气更足，更为有力呢？

当我撰写这篇文章时，哈珀已走下长城，开始下一个官方安排的行程，但我奉劝他别被北京的风尘污染了衣角，也别被严冬与雪片冻僵了思想，他或许能从古老的用于抵御外敌入侵的庞大建筑，读懂中国领导人的传统想法，或者叫“思维定势”，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就坚信牢固曲折的城墙能解决一切有关安全的问题，于是他们在把城砖做为文物之后，又在修筑网上长城{防火墙}，并把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拒之门外，还自认为十分有效，所以“海风吹拂了五千年”，哈珀千万不要急，加拿大必须与中国打交道，而中国也只能慢慢地和平演变。我相信它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开放，更好。

2009t124??&

近日，重庆好戏不断怪事连连，似乎胡温控制了大局，在操纵薄汪两人，象马戏团里的小丑，回应国际舆论的指责，在台前精心表演，一是薄的所谓“重庆历任领导重视打黑”的言不由衷的表态，二是汪洋带团赴渝签订虚夸的两地多达500多亿元的合作协议，三是江派官员黄奇帆取代提前一年退位的原市长王鸿举，四是面对中央巡视组组长刘峰岩，薄熙来在出席12月1日至2日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三届六次全会时，讲的一番话，由此人们终于听出了弦外之音：共青团和太子党达成了共识，重庆肃贪打黑告一段落，当官的只抓到文强为止，王鸿举这样的干部，虽然，薄的马崽把他给黑社会头子王天伦的批示文件在网上曝了光，但他主动提出辞职，就放他一马，握手言和向前{钱}看吧，所以才有了以下的奇谈怪论。

重庆当地媒体说，中共重庆市委三届六中全会，学习贯彻了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夯实党建基础，推动重庆发展。市委书记薄熙来作工作报告。这些大话，套话，空话可以不理，但报道说，中央巡视组组长刘峰岩，王鸿举、陈光国、邢元敏等出席会议，黄奇帆主持开幕式并作会议总结，张轩主持闭幕式。这倒是少见于媒体的新闻，刘峰岩坐在前排，排名也在第一，显然是代表胡温起监督作用的，而此前不可能不向中央汇报，薄熙来的讲话不可能只代表自己。也就是说他们已统一了思想。下一步怎么办，已大体达成了共识。

重庆媒体的新闻报道把薄熙来的话，提炼出一段，加了黑体字标题：“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我想，当地的记者，为了混口饭吃，既便知道了薄熙来在大连以至辽宁省任职时并非清流，也得装聋作哑，实际上，这话针对他及太太谷开来最合适，妙就妙在他强调，不是从下往上挖，而是从上往下挖，设了上限，并着重谈了小贪不可放过的大问题。

薄熙来说，重庆直辖以来，历届班子都高度重视党建，成效显著。我市的梁晓琦、蒋勇、刘信勇、晏大彬等人，涉案金额都在千万元以上。今年1-9月，全市就查处了厅局级干部19人，这次打黑除恶，又查出一批“保护伞”，文强、彭长健、张弢、乌小青等人执法犯法，令人震惊。在厚着脸皮，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番之后，他指出，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这话等于宣布，级别高的官员，抓到文强这一级就可以了，从现在开始，要注重抓小贪了，因为这样，一是可以摆平了贺国强和汪洋，也可以从胡温那里得到中纪委停查他的贪腐问题的承诺，又使他的对立派暂时放了心，当然在坐的这些大官们要鼓掌了，也难怪上了法庭的贪官却愤愤不平。

薄熙来不愧为一个典型的政治骗子，长于表演，他明明知道自已的两个儿子，都在海外挥金如土，大把花着“灰色收入”，他及其家属贪的钱比文强不知要胜过多少倍，但他还是冠冕堂皇地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薄熙来心虚，不便再谈腐败，却偷换了概念，把话题扯到作风上，着重去谈与贪腐比较并不是要害的干部作风问题。

当地被他操控的媒体报道说，薄熙来还给这些人“画像”：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

我看，这一条正象他自己。比如说他承诺重庆普通市民平均六年可以买房，过了不几个月，又通过王鸿举的口，改为十年，实际上这就是大话，空话，套话，他自已都不知道讲了什么不负责任的话；

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这一点更象他，他在大连当市长时，设了十几个市政府副秘书长，专为他跑腿卖命，人家办的事，他秋后摘桃，作“甩手掌柜”，然后再通过媒体大肆吹捧，把成绩全部归己。

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我看，这两条才象他呢！他在辽宁省捧起来的王奉友的蚁力神集团，搞的蚁力神诈骗案，骗了无数个工薪阶层的普通家庭，他的太太以北京昂道律师所承揽业务为名，又捞取了多少钱财？辽宁出现了蚁民的抗议示威活动，至今上访不断，他本人难道不是拍拍屁股走人吗？

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我在大连参加了官方举办的无数个会议，哪一次他不是报喜不报忧呢？哪一次他不是夸夸其谈呢？他说别人对问题一笔带过，他则从不谈自已的过错，谁如果讲了他的缺点，他就变着法儿，把他人送进监狱。大连“天天渔港案”，不就是因为张家兄弟私下指责他了吗？

他又说，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他不吸烟是真的，但他在班上岂止一杯茶，他喝的大龙袍是特级正品，一天最少要喝八杯，有时他打电话，一讲一个多小时。是不是半天呢？

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我看只有这一条，薄熙来的确做的还不错，他向来不打扑克，不玩游戏，不打麻将，不“斗地主”，但他研究《三国演义》，把同事和反对他的人斗得死去活来，2001年在大连搞了高姿案，韩晓光案等十七起典型的冤假错案。

他接着又批评说，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级。在大连他住在位于付家庄海边的仲夏花苑，其两层别墅，豪华无比，其办公室一次装修耗资170万元，他的小轿车是奥迪不假，但他太太拥有多辆高级房车，在北京亚运村，大连长江路，香港，美国等地都有房产，难道不是事实吗？

他最后说，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这一条倒是以身作则，但可惜整的都是别人，马列主义口朝外，廉政建设搞帮派，他背靠父辈的政治遗产，象铁匠一样，把小贪官打的落花流水，却保住了自已的乌纱帽，把善良的老百姓忽悠了，把自家人与死党养肥了，难道这是公平的吗？

实际上，薄熙来搞的这一套，与其说是个人品质使然，不如说是中共一党执政的恶果，只不过他最典型而已。无人监督的体制放大了他的自私贪婪和伪善，也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他学习邓小平，江泽民，采取嫁祸于党内对立面的办法，抓捕几个小贪官，缓解一下社会矛盾，却把反贪打黑的桂冠戴在自已的头上，而中国的百姓恰恰特易愚弄，在欢呼他是反贪打黑领袖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所在的利益集团，正在加倍疯狂地继续掠夺民脂民膏，而反贪上限正是一个护身符！正如重庆一位媒体资深人士评价关于司法系统干部公布财产的报道那样：来真的，不要有上限，薄熙来带头公布财产好啦！不过薄书记也会说，我才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最末一把交椅，我凭什么先公布，为何胡锦涛温家宝不带头？！

2009年12月6日于多伦多

一年前的12月9日，303名中国各界公民联署发布了震憾世界的历史性文件——《零八宪章》。宪章文本充分表达了中国公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共和的坚贞不屈的信念和申张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鲜明诉求，从而揭橥了中国人权与民主宪政史上的新篇章。

一年来，宪章在中国公民社会引发的反应空前强烈，参加实名联署的公民超过万人，签署人遍及各个领域与各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到工人、农民、市民、维权人士、法律工作者、基督徒、佛教徒、穆斯林、民主党人、共产党员、体制内的官员……，从风华正茂的中学生到耄耋之年的老人家，覆盖面之广泛为多年来所罕见。至于虽未参加签署但表示认同、支持宪章内容的人则更是为数众多，难以计量。中国公民以各种方式在互联网（民间网站、网络社区、博客、QQ群、聊天室）和民间论坛、研讨会、沙龙甚至是公开的课堂上对宪章展开讨论，其热度为多年来所罕见。宪章发布后的第一个月就被超过30万个网站和个人博客所转载和引用。Google搜索“零八宪章”一度达到34万5千条，“08宪章”更高达100多万条。特别令人感到鼓舞的是，宪章的影响正日益向社会公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公民延深，并成为伸张权利，争取自由，要求民主，落实宪章的公民运动的政纲。

官方对待《零八宪章》显得过度恐慌和手足无措，宪章尚未发布就抓捕了刘晓波，传唤了张祖桦并查抄了他的家产。宪章发布后，当局把宪章的签署人一律视为敌对分子，并动用大量警力进行打压，对签署人展开全国性的传唤、讯问、查抄、监控与软禁。刘晓波博士已被关押一年并面临被起诉和判刑的前景。由于害怕宪章的传播，当局不仅严禁平面媒体报道《零八宪章》，而且对互联网进行全面管制，凡是涉及“零八宪章”或“08宪章”的字眼一律在网上过滤掉。同时，在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瞭望》杂志上，组织了一批御用文人以社论、评论的形式批判《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可笑的是，这些文章字里行间明明是在批宪章却无人敢提《零八宪章》；迄今为止只有一位号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的原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长钟哲明先生在内部报告中指名道姓地大批特批《零八宪章》，其观点虽荒诞不经，但勇气倒是值得肯定。此一现象足以证明官方御用文人和写作班子的底气是何等的匮乏。

《零八宪章》之所以受到中国公民的普遍认同与欢迎，并非是由于它自我宣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也不是由于它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而是因为它喊出了中国公民的心声，表达了中国公民的真实诉求，描绘了实现自由、民主、宪政的蓝图，是质朴无华的中国公民权利宣言。它将如同英国1215年大宪章、美国《五月花号公约》和《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捷克《七七宪章》一样，在本国民主宪政史上发挥重要作用，产生深远影响。

宪章在国际上同样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上各大主流媒体都对之做了专题报道。2008年12月19日，捷克共和国前任总统、《七七宪章》的主要发起人瓦克拉夫﹒哈维尔在《华尔街日报》上以《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需要支持》为题专门撰文声援《零八宪章》。文中指出，“中国政府应当汲取《七七宪章》运动的教训：恐吓，开动国家宣传机器，以及镇压不是理性对话的替代品。只有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刘晓波才能显示北京已经从《七七宪章》的经历中学到了教训。”

今年3月11日，哈维尔亲自将捷克people in need基金的Homo Homini人权奖颁予刘晓波及全体《零八宪章》签署人。颁奖词中写道：“每年，我们（People in Need）都会将Homo Homini奖颁给那些为人权、民主事业和非暴力解决政治冲突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士。08年度的Homo Homini奖颁给刘晓波先生，一位系狱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抗议者、《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之一（其他签署者与刘晓波先生一同获奖）。”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崔卫平教授、徐友渔先生和著名维权律师莫少平先生代表《零八宪章》签署人参加了颁奖会。

今年11月14日，在美国注册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举办的第23届杰出民主人士颁奖典礼在美国旧金山孙中山纪念馆隆重举行，“中国零八宪章签名人全体”荣获该奖。中国和解智库大陆召集人、冲突与和解网主笔王光泽先生和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先生代表《零八宪章》一万多名签署人领奖。会后还举行了“零八宪章与维权运动前景展望研讨会”，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教授、纽约市立大学夏明教授、《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等人在会上做了精彩讲演。

《零八宪章》的历史意义和强大生命力必将会在中国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展现出来。林培瑞教授在研讨会的发言中指出，“今年是德国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零八宪章》是推倒中国‘柏林墙’最重要的武器，其历史地位可以等同捷克《七七宪章》。《零八宪章》的根源没有国界，这是最根本的国际普世价值。《零八宪章》的语言是借的国际普世价值观点，但其最重要的作用是将来，是指导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重要纲领。”

从起草者和发起者的立意来讲，我们的愿景是：第一、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及未来的发展目标，提出公民社会的（总体性的）愿景和建议；第二、鲜明地表达中国公民社会对自由、民主、人权、平等、法治、共和、宪政这些普世价值和制度安排的坚定认同与努力追求的基本原则立场；第三、对待专制不能总是停留在道德批判与义愤声讨的水平上，需要提出理性和建设性的改变现状的具体目标和原则主张，供人们在实践中加以参照；第四、对于如何妥善解决社会政治转型中的疑难问题，尽可能降低转型的代价与成本，实现转型正义与社会和解，提出可供参考的思路；第五、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预先为未来的自由民主中国提出立宪原则，指出一个大体的方向和轮廓，供各界有识之士深入思考和讨论，以期早日达成共识，形成预案；宪章虽然不是宪法，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宪章中阐释的宪政、民主、共和、法治、保障人权和联邦制的原则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的制宪原则与立法原则；第六、在宪章共识的基础上逐步集结社会力量，形成持续不懈的公民运动，直至最终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制度。

美国政治学大师享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三次民主化长波。第一波起源于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始于1828年，前后持续了约100年，其成果是30多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二波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的占领促使民主制度在西德、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和韩国建立，之后波及到拉美亚非诸国。这一波大约持续了20年，又有一批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第三波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政变，实现了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而后希腊和西班牙也转向了民主。随后波及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拉丁美洲的威权政治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让位给民主。其后涌进亚洲，韩国、菲律宾和台湾开始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股民主化浪潮已足够强劲，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有数十年历史看似非常坚强的斯大林模式被冲垮，这个地区纷纷转向议会民主；接下来，90年代初，多党民主风潮登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批国家采纳了多党民主制度模式。甚至在中东伊斯兰国家，一向属于民主的沙漠地区，也受到了民主化潮流的激荡。从90年代后期直到今天，虽然民主化浪潮高峰已过，个别国家还出现了威权政治的回潮，但民主化浪潮仍然保持着它的强劲势头，包括像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伊斯兰教大国、不丹这样的封闭落后的喜马拉雅山中的王国，都走向了民主。前些年，在中亚和东欧，一批已经采纳民主制度的国家相继发生了“顔色革命”，进一步推进了民主。

经过这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扫荡，当代世界政治格局已经根本改观。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和澳洲都已经是民主的大陆，非洲的权威主义政权成为民主化浪潮中的若干孤岛，在亚洲也有超过一半的国家采行了民主制度，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反观曾经盛行于一时的共产党执政的红色阵营，只剩下可怜的“一大带三小”——中国和朝鲜、越南、古巴还在强撑着，但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人命危浅。

衷心希望《零八宪章》能够开启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不仅能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而且能鼓舞其它仍处在极权政体或威权政体统治下的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民主政体。网上的一段评论写得很好：“《零八宪章》不只是一份藏在博物馆的历史文件，而是一个行动纲领，是一个凝聚共识的旗帜；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要把宪章建立起来的社会共识转化成源源不断的民主化动力，演变为持续不懈的公民运动，直到把中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纵观历史，物竞天择，大浪淘沙，沧海横流，大江东去，不禁令人想起曹孟德的千古诗篇：“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步出夏门行。观沧海》）

2008年12月9日，303名国内各界人士发布了《零八宪章》，倡导进行一场“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极参与”的“公民运动”，其目的是使中国摆脱中共当局的独裁极权统治，而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即实现社会公民化、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等四大转型目标。

这场“公民运动”的意义，正如《零八宪章》月刊发表的《以公民运动践行〈零八宪章〉》所言：“公民运动以‘公民’这一伟大而庄严的名称，融合党内、党外民主力量，以现代公民的理念界坚守宪法与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完成了中国近现代政治、社会变革的观念升华，为中国未来的社会演变，奠定了文明而理性的基础。一个伟大而文明公民社会必将在《零八宪章》和公民运动的催生下而诞生。”

实际上，这场“公民运动”从一开始即遭到中共当局的严加打压，如起草人刘晓波先被秘密关押，后被正式逮捕，直到目前依然没有获释；而其他303名签署者也纷纷被中共当局约谈、“喝茶”，有的签署者甚至被抄家。不仅如此，在《零八宪章》发布仅仅16天时，中共当局就利用网络黑客将这一运动的签名邮箱进行破坏。

虽然如此，中共当局却依然未能彻底阻挡这场不同凡响的“公民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这场运动开始仅仅一个星期，其签署者就已经超过5000。到一个月时，其签署者就超过了7000。而到如今，即《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之际，其签署者就已经超过了10000。这些签署者不分草根与精英，不分左派与右派，不分体制内与体制外，不分海内与海外，确实真正实现了“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

而为了推动这场“公民运动”，民主中国（www.minzhuzhongguo.org）、维权网（www.crd-net.org）、新世纪新闻网（www.newcenturynews.com）等网站纷纷建立了“零八宪章运动”的专题。不仅如此，《零八宪章》的组织者还于2009年4月开通了“零八宪章网站”（www.2008xianzhang.info）以及“宪章论坛”（www.taolun.info），后来又在2009年6月出版了《零八宪章》月刊，作为推动这场“公民运动”的平台。而在2009年5月，两本有关《零八宪章》的书籍出版：一本是李晓蓉、张祖桦主编、开放出版社出版的《零八宪章》；另一本是中国信息中心编辑、劳改基金会出版的《零八宪章与中国变革》。在这些平台的支持下，这场“公民运动”产生了声势浩大的影响。如果在谷歌（www.google.com）搜索“零八宪章”，可以获得约601，000条结果，而搜索“08宪章”又可以获得约1，080，000条结果。

虽然《零八宪章》倡导进行“公民运动”，然而有关《零八宪章》与“公民运动”的文章却比较少。就笔者目前搜索所得而言，仅仅找到前面提到的《以公民运动践行〈零八宪章〉》，以及张祖桦的《〈零八宪章〉与中国公民运动的勃兴》与冯正虎的《护宪维权的中国公民运动》三篇文章。

不过，《零八宪章》所倡导的这场“公民运动”，让我想起了梁启超所倡导的“国民运动”。虽然梁启超称为“国民运动”，实质上就是“公民运动”，值得借鉴。

1920年3月，梁启超从欧洲回到国内。此时距离他发表《新民说》，倡导“新民”已经将近二十年了，甚至建立的“民国”也已经进入了第十个年头。然而，有了“新民”以及“新制度”，却还没有“新政府”、“新国家”。对此，梁叹息说：“民国十年以来，政治没有上轨道”。于是，他于1920年9月10日，在《东方》杂志发表《国民自卫之第一义》，开始倡导“国民运动”。

什么是“国民运动”呢？在《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中，梁启超给出了“国民运动”的定义。“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

依此定义，梁首先列出了“非国民运动”：“一、凡以个人权利之观念为动机，如现在官僚所谓运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与国家公共目的无关故。二、运动土匪运动军队为无意识之骚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并无何等理想故。三、向当局要人上条陈或为参谋议者，无论其动机是否忠于国家，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非与多数人协同动作故。四、党派间之纵横捭阖，此迎彼拒，无论其目的在私利在公益，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不公开故。五，一时感情的冲动旋起旋灭者，虽其动机关于政治，仍不得遂称为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无继续性故，不求贯彻故。”

那么，国民运动有什么特征？“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对外则条约上）发生效力。”

在梁看来，五四运动是外交的国民运动，而外交的国民运动不能解决真正问题，只有内政的国民运动才能解决真正问题，所以应该从外交方面转到内政方面。为此，在《外交欤内政欤》中，他提出了内政的国民运动的十项条件：

第一，要积极的不要消极的。消极的运动，是主张“不要做某件事”。积极的运动，是主张“必要做某件事”。例如消极的说：“当政府的人不许卖国。”这句话谁能说他错呢？但须要进一步说：“要做某件事某件事才算不卖国。”如其不然，那不卖国的主张，恐怕成了一句空泛的废话。

第二，要对事的不要对人的。“国民运动是表示我们国民要要求那几桩事，当局的人，能办这几件事的便要他，不能的便撵他。他是张三还是李四，我们却没有闲工夫来管。”

第三，要公开不要秘密。在专制淫威之下，国民运动带些秘密性质，或亦为事理所不能免，“但我以为秘密总是罪恶，虽以极光明的人，多做几回秘密行动，也会渐渐变坏。……所以我主张万事要公开，始终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赤裸裸的把社会黑暗方面，都尽情暴露出来，连我们自己的缺点也暴露了，一切暴露之后，自然会有办法。”

第四，要在内地不在租界。在租界里当志士，发几封“快邮代电”，唱的调子比天还高，那本意是否取巧出风头，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已是隔着一层。在租界大喊大叫，总贯彻不到内地人的耳朵，而且冒险牺牲的精神减少，说话的效力也减少了。所以真正的国民运动，非离去租界到内地不可。

第五，问题要大要普遍。国民运动的问题，要为“全民的”，然后能得多数人同情，增大他的效力。学校经费为什么无着，因为不能履行预算。为什么不能履行预算，因为学校预算都被别的人吃去了。“既是拼着牺牲学校里几个月光阴，为什么不把题目放大，鼓运起国民监督财政运动或其他运动？像学样罢课这类事情，我是最不赞成的，我希望他从此不再发现；但若到不得已而发现的时候，我望他总要把问题放大些才好。”

第六，问题要简单明了。凡要拐几个弯的问题，断不能做国民运动的主题。排满革命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满洲人抢掉了我祖宗的江山”，个个都了解了。五四运动为什么有力，说一声“日本人欺负中国”，个个都了解了。能够唱得起的国民运动，总是要这一类的问题。等到将来多数人政治知识渐充，政治兴味渐浓，那么，稍为复杂的问题，也说得进了。

第七，要分段落。政治问题甚多，不能同时并举。既拿一个问题做主题，就专从这个问题下全力，好像攻要塞一般，攻破这个炮台再攻那个炮台，总要在某一个定期内，将某一个问题向国民耳朵边聒噪不休，叫人人心目中都认识这问题的价值。把一个问题闹出个段落，再闹第二个。

第八，运动主体要多方面。运动专以学生为主体，只是学生运动不能算是国民运动；运动专以商界或劳工界为主体，只是商界或劳工界运动，不能算是国民运动。国民运动纵然不能办到“全民的”，总须设法令他近于“全民的”。运动要由知识阶级发起，那是没有法子的事，但若专靠知识阶级做主体，却反于国民运动的精神了。

第九，运动不妨断续，但要继续。“我并不是劝许多人抛弃了他本来职业去做个‘国民运动家’，只要隔些时便大家鼓起精神去做他一下。有人骂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这句话我就不甘服，人类感情热烈的高潮，原只有五分钟，难道外国人又会过五分钟以外吗？只要你隔些时又来他五分钟，再隔些时又来他五分钟，那么几十几百个五分钟，力量却再大不过了。”

第十，不要问目前的成败。天下事本要带着“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精神去做，个人生活如此，何况国家大事；若件件打过算盘千妥万当本利还元才去做，那么，只好一事不做了。诸葛孔明说的“成败利纯非所逆睹”，真是人类生活安心立命的不二法门。试看欧美人近一百多年国民运动事业，哪一件不是经几十年几十次的失败才能做成。“所以我们当着手运动之先，便要先把‘失败’两个字批在自己预算册上头，只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做去。”

那么，内政的国民运动的“第一义”是什么？梁说：“国民自卫之第一义？曰：国民制宪。何谓国民制宪？曰：以国民动议（Initiative）的方式得由公权之人民若干万人以上之连署提出宪法草案，以国民公决（Referendum）的方式，由国民全体投票通过而制定之。”此时，民国已经成立十年了，然而作为国家基石之《宪法》却迟迟未能颁布，实在每一个关心民国前途之人苦痛，也让梁启超苦痛。于是，为了“《宪法》早一日出现，吾民总可以早得一分之保障”，他发起这个“国民制宪运动”。

也许，“国民制宪运动”发起，可能与他在清末发动的“立宪运动”有关。他在《外交欤内政欤》说：“中国国民运动的起原，算是前清末年才有点影子。当时所谓立宪运动，革命运动，都是诉诸一般民众，合起来对付满洲政府。初时用文字宣传，后来渐渐做规模较大的国会请愿，最后因铁路国有问题，做一回极猛烈的运动，便成了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

他发起这个运动，还可能直接与五四运动有关。他后来在《外交欤内政欤》中高度评价了“作为外交的国民运动”的五四运动，称其为“国民运动的标本”。他认为，“‘五四’运动，有效果没有呢，有。欧美一般人脑里头，本来没有什么中国问题，如今却渐渐的都有了，提起中国问题，便紧紧跟着联想到山东问题，提起日本问题，便人人都说‘日本人欺负中国’。简单说，这回运动算是把中日关系问题大吹大擂地抬到世界人面前去了，这便是第一种效果。”“这回太平洋会议，这问题虽然没有满意的解决，但日本人已渐渐觉得中国国民气和世界舆论可怕，不能不稍为让步，这也算第二种效果。”“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第三种效果。”“因这回运动，表示中国人‘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将来也许引起别种国民运动，这是我希望的第四种效果。”

也正是希望的“别种国民运动”，他发起了“国民制宪运动”。随后，他又发表《主张国民制宪之理由》，强调“国民制宪运动”之意义，“就令此动议终不能以付国民公决，就令此动议不为将来制宪机关所采纳，然对于国家前途，最少亦得有左列之良影响焉：一、能使国民知无宪法不足以为国；二、能使国民知国家立法事业人人皆须参与，而参与并非无其途；三、能使国民知共和国根本精神在某几点，必如何乃为共和，如何便非共和；四、能使国民对于宪法内容经一番讨论别择，了解其意义；五、能使国民讲求宪法之实际运用，不至纯任少数人操作；六、能使国民知良宪法之不易得，益加爱惜珍护。质而言之，则国民动议制宪法，无异联合多数人公开一次‘宪法大讲习会’，无异公拟一部‘共和国民须知’向大众宣传，此实在国民教育上含有绝大意味。”

接着，梁启超又积极推动了“国民废兵运动”。1921年“双十节”，在北京召开了国民裁军运动大会，梁赞之为“民国成立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他指出，“这回运动，算是‘五四’以后第一次壮举，而且比‘五四’像是更进步。因为（一）‘五四’性质，纯属对外的；此次却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二）‘五四’全以学生为主体，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

面对国内几百万军队相互厮杀，战火连绵不断，和平遥遥无期这种情况，梁启超说，“目前最痛切最普遍最简单的，莫如裁兵或废兵这个大问题，我们应该齐集在这面大旗底下，大大的起一次国民运动。”他呼吁成立一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协同动作，探究、宣传废兵运动的原因和结果，举行“一次或数次公开的联合的大运动”，即“示威运动”，以达到逐步消除“无枪阶级”与“有枪阶级”之分野的目的。

无论是“国民制宪运动”还是“国民废兵运动”，都失败了。其原因在于，“中国做政治活动的人——无论何党何派——都完全没有了解民主政治的真意义，所走的路都走错了。十年以来，号称优秀分子的人，或者运动这个军阀打那军阀，打倒一个军阀，便养成个更大的军阀；或者运动军阀手下的人去倒军阀，或是运动些土匪来倒军阀，结果，那能倒军阀的人，立刻便变成了新军阀。闹来闹去，总离不了这一套。”这是他发起“国民运动”的原因，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然而，梁启超认为，国民运动总是成功的，即使失败也算成功。他说：“凡国民政治运动总是成功──虽失败也算成功，为什么呢，因为靠他才能养成做共和国民资格，成固然养资格，败也是养资格。资格养成，什么事干不了，所以国民运动只有成功，没有失败。”他又说：“国民运动的价值，在政治本身是可限量的，在国民教育上是无可限量的。一个政治问题的运动，虽有成败之可言，从政治教育的意味看来，无成败之可言。”

实际上，他之所以发起国民运动，目的在于使国民大觉悟大努力地去管政治。“倘若国民不愿意管政治，或是不能管政治，或是不会管政治，那么，这种国民只好像牛马一般，套上个笼头听人处分。”而管政治，既是作为“新民”之国民的权利，也是其所应尽的义务。

影像记录：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

2009年12月6日下午，主题为“没有自主，人权何在？”的“国际人权日2009”嘉年华活动在香港铜锣湾商业区步行街隆重举行，包括独立中文笔会在内的近30个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发起、筹备和参与此项活动，其中有国际特赦组织(香港)、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关心《零八宪章》、劳改基金会、天安门母亲运动、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中国人权、香港人权监察、民间人权阵线、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等。

独立中文笔会的展台上展示了由会员作品构成的《独立中文笔会文库》等多种书刊，在港的该会会员及义工在现场派发介绍本会捍卫言论自由、声援狱中作家的明信片，深受欢迎；同时还向观摩、参加活动的人士赠送该会编辑出版的《中国狱中作家文选》。

路过该会展台的本港市民、内地游客纷纷驻足，浏览载有被拘禁作家刘晓波、谭作人、黄琦等介绍的展板，翻阅展台上的图书及宣传资料，并与工作人员热情交谈，表达对中国狱中作家的声援及争取中国人权进步的强烈吁求。几位专程前来的内地维权人士和民间诗人先后与该会人员进行了交流。

嘉年华活动热烈、有序地持续了三小时，吸引了路过的人潮。在主舞台上，各发起单位的代表先后发表讲演，呼吁关注中国内地的人权，也关注香港本地的人权恶化状况，整个嘉年华活动在人权工作者载歌载舞的精彩表演中圆满结束。

 

图一：“国际人权日2009”嘉年华活动中，独立中文笔会展台展示包括该会会员著作在内的各种大陆“禁书”。

 

图二：独立中文笔会的展板前，路过民众阅读几位知名狱中作家的情况介绍。

图三：民众向专为援助狱中作家而设的捐款箱内捐钱，表达对中国人权的关切。

2009年10月18日，我所敬重的作家王蒙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发表演讲，宣称：“中国文学发展很快，读者的口味发展得也很快，但不管对中国文学有多少指责，我只能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为了证实上述观点，王蒙介绍说中国现在有上百种文学刊物，诸多作家在从事纯文学创作，全国每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上千部之多，中国可算是全世界的文学大国。王蒙同时表示，有些在新中国历史上曾被严厉批评过的作家，如今不仅作品接连出版，并且还受到了当下读者的喜爱和欢迎，比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王蒙特别以胡适为例介绍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有出版社想出版胡适的文集曾经引起过不同意见，但现在各种各样的胡适文集已出版很多。

这么说来，我们应当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骄傲自豪了？我们应当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雀跃欢呼了？我们应当为中国各级政府使“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感激涕零三呼万岁了？我们应当准备迎接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文学家诞生了？我们应当庆贺一个伟大民族以自己独特的精神质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不，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处在最坏时期，我没有什么心思骄傲自豪，也没有什么心思雀跃欢呼，我更没有什么心思为意识形态管理的行为感激涕零三呼万岁，我不相信在这种时空中会产生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家，我更不相信一个精神被权力控制的民族会具有“独特的精神质地”，它也不可能因此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会赞同我的上述见解，包括那些本应当成为文学受众的群体——死于矿难的工人，被权力和资本夺去土地的农民，被城管人员追打的小商小贩，女儿被“公仆”强奸的悲痛欲绝的父亲和母亲，因为在网络发布腐败案件信息而被逮捕的“屁民”……原因很简单：中国文学中没有他们的处境，没有他们的苦难，没有他们的心声，中国文学可鄙地背叛了这个伟大沉默的群体，两者渐行渐远，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了。

王蒙先生真的看不见眼前这触目惊心的文学现状吗？王蒙先生真的仅仅根据全国有上百种文学期刊、每年出版上千种长篇小说就认为中国是一个文学大国了吗？王蒙先生真的因为出版了一些以前不允许出版的作家作品就认为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存在基础和发展条件了吗？还是上面说过的那句话：我不这样认为。

王蒙先生何等样人？历经剧烈人生沉浮的人，写作数百万字文学作品的人，官至文化部部长的人，解密《老子》奥妙的人……这样的人怎么就会说出这样一番与常识和经验相悖的话语呢？这里面一定有某种隐秘的机制和规则，使王蒙先生失却了本相，成为了让人无法理解的样子。这个机制和规则，就是我前几年在一篇文章中归纳的：“因得到而保守。”我认为“因得到而保守”是所有失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病因。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算式：国家花费5000万元以主宾国身份操办法兰克福书展中国部分，而王蒙先生被邀请赴德国发表演讲就是这项国际公关活动诸项议程中的一项，你能指望王蒙先生说些什么呢？王蒙先生是一个名声显赫的作家，但很多时候他更是一个生存着的普通人，普通人难免就要有普通人的算计，比如一个人被邀请参加宴会，席间此人非但不感谢主人邀请之盛情，夸赞菜肴之丰美，反而站起来对大家揭露说主人的孩子是私生子，是跟女仆私通养出来的，那不是得乱套？这样的人还叫人吗？所以王蒙先生自有说那一番话的道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责备他。

可是，天底下竟然就会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对王蒙先生的话很不以为然，在网上大加鞭挞，断言王蒙先生是“哥德派”，嘲讽中国文学目前“不是处在最好时期，而是处在最好蒙时期。”赞美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文学全部都是垃圾”的言论……说实在的，这很让人难过。王蒙随后接受采访，回应说他所说的“最好的时候”，“说的是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否则的话不存在时期好坏的划分，因为它很难比较”。

显然，王蒙先生也觉得在德国说的“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候”那番话不那么严谨，遗憾的是，他的解释非但没有使原本的不严谨变得严谨，我反倒觉得经过这样一番解释，原本不严谨的东西变得更加不严谨起来。中国作家的生存环境和写作环境真的处在最好时期吗？“时期”的好坏真的像王蒙先生所说的那样“很难比较”吗？我们直接询问王蒙先生——

一、在强大而完善的国家意识形态管理机构管理下，被管理的文学还是不是文学？如果文学是“人的存在”（昆德拉语）的一种方式，那么，寄寓在这种文学中的人究竟是一些什么人？在国家花费纳税人无数钱财摄制的中国内战题材影片和电视剧中，在所谓主旋律小说、主旋律戏剧、主旋律报告文学、主旋律散文、主旋律美术和主旋律雕塑中，除了一再被张扬的意识形态符号以外，还看得到人吗？还看得到人的现实存在吗？还触摸得到人的体温吗？还感觉到人的呼吸吗？还听得到人的呐喊吗？王蒙先生，如果您认为这样的中国文学是处在最好时期的文学，那么也就无异于您认为文学的观念价值不在人，而在一种超越于人而存在的超级存在——国家意志。把您的这个见解置放到世界思想史和中国三十年代作家作品所宣示的精神意义中去比照，您，一个在文学地位、个人名声、国家待遇上几乎占据中国当代文学家最高点的著名作家，难道不觉得羞愧吗？谁目光高远谁视野狭窄，难道还用别人来说吗？

二、古今中外，大概没有人认为文学会脱离社会而存在，所谓人的存在恰恰是通过社会这个舞台才得以展现的。当启蒙运动思想延续，最终导致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兴起的时候，在文学的殿堂上，人与社会就构成了不可分离的整体，支撑他们的不是什么别的什么东西，就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令人激动的文学不是可怜人的无病呻吟，它是社会的镜子，是世界的影像，即使是没有人物时间地点的浪漫主义文学和新小说之类的实验文学，也无不因为准确地反映了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感觉、人的心理和人的灵魂状态而凸显其独有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社会是文学的脐带。但是，一种强大力量动用国家机器活生生剪断了这个脐带——当不允许文学涉足某些敏感历史和现实题材领域的时候，当不允许文学对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进行描述的时候，文学也就只能像被骟割了的人一样绕开生活之美，躲到阴暗角落用变态扭曲的方式自慰以获取快感，王蒙先生，您真的认为这样的文学还是文学吗？你真的认为这样的文学是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的文学吗？

三、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加尊崇“人民”二字，这两个字覆盖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事物：人民民主专政、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人民武装、人民警察、人民陪审员、人民团体、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银行、人民大学、人民公社、人民粮店、人民旅社、人民浴池，人民公墓……就连我们从事的战争也叫人民战争。但是，我们的文学又将人民置于何处呢？当特权利益集团将国有企业低价专卖给自己变成私有、人民在极为苛刻条件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人民的土地（不管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被权力和资本野蛮掠夺，甚至于国家武装力量也被黑恶势力作为得心应手工具去强拆民众房屋，人民束手无策，不得不用燃烧瓶对抗乃至于焚身抗议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我们的儿童像三千多年前的奴隶一样被奴隶主用三千多年前的方式压榨血汗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政府官员腐败犹如燎原烈火在神州大地上肆虐，无数民脂民膏被权力者巧取豪夺，×××个特权家庭在世界范围内极尽奢华，而人民贫困到无以复加程度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当权力者与黑心矿主狼狈为奸沆瀣一气连续不断制造惨绝人寰的矿难，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化为一具具焦炭，人民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捶胸顿足哀吟恸哭的时候，中国文学在哪里？王蒙先生，所有需要文学站立的地方，您看得到真正的文学吗？当您从屏幕上、从作品中看到古代帝王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时候，当您从屏幕上、从作品中看到远离民众生活的杯水风波、珠光宝气、床笫翻滚、嗲声嗲气的时候，您好意思认为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期吗？

四、我们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作家协会体制，这就是国家运用强制力量把本属于人民的福祉撕扯出来一部分，用来建立一套对作家进行思想控制和使其家禽化、庸俗化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套管理体制不仅仅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同时还豢养一批既拿工资又拿稿费的所谓“专业作家”。作为政府权力延伸机构的作家协会几十年来翻腾出多少比官场丑闻还要丑恶的丑闻？像寄生虫一样依附在各级作家协会体制上的大小官员和既得利益者，以繁荣创作为名游玩了多少山山水水？吃喝了多少美味佳肴？与之相对应，不计其数的“专业作家”又写出了几本具有哲学高度、真实反映民众生存处境和民族心灵苦难的作品？王蒙先生，您一定听到过某省作协副主席去年汶川大地震以后的吟咏：“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此人就在参加这次法兰克福书展被国家邀请的队伍中，是您的同行者。当您以中国最有威望的作家的身份向全世界宣称“中国文学处在最好时候”的时候，您耳朵里难道消失了此人并不久远的声音？您难道看不到中国文学早就被控制体制剪断了翅膀？您难道就没想过即使是猛禽被剪断了翅膀也会蜕化为家禽？您难道听不到家禽们每天清晨跳到墙头为主人报晓的啼声？

五、评奖是一种选择，一种鼓励，国家评奖更是如此。一个国家把奖励和荣誉给什么人给什么作品，实际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当纳粹主义在德国横行的时候，作家茨威格的作品只能被禁毁，作家只能怀揣一颗“焦灼的心”逃亡国外；当斯大林主义在苏联肆虐的时候，“人类的良心”索尔仁尼琴只能被排斥，他的作品不可能被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承认。这就是说，国家，尤其是极权主义的超级国家，只能选择对国家存在具有积极意义的作家作品给以鼓励和赞赏，这是所有此类国家文学奖产生的内在机理，换一句话说，国家奖项很多时候与文学自身的价值无关，仅仅是政治的一种自利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评奖是什么东西呢？是评奖者偷看国家脸色的作秀，是评委们揣度政治行情政治标准的游戏。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排斥在外了，而不具文学价值或者基本上不具文学价值的作品反而站到了领奖台上。国家选择的模式在社会层面造成的后果必然表现为对某类作品的纵容和鼓励，结果，追随国家意志而背叛文学良知的所谓“主旋律作品”大行其道，肤浅图解空洞的道德教条而与人的真实心灵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大行其道，津津有味描写帝王将相雄才伟略、才子佳人讨巧狎昵的作品大行其道……在文学遭到国家意志如此大面积扭曲的情况下，王蒙先生，您所说“处在最好时候”的中国文学究竟是指哪一类文学呢？如果您认为就是我上面谴责的那种文学，我只能认为，您错了，这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六、一个体系，即使是极权主义体系中的体系，也不永远表现为健康和坚固，与物理现象一样，时间会造成其内部锈蚀乃至于发生某种程度的脱落。作家协会体制虽然是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它是子系统，它有自身的存在状态和运行规则。我们暂时回避正义与否的问题，只说功效——作家协会体制的不健康运转给国家造成的危害是一个至今没有引起注意的问题，事实上，它有意无意锈蚀了国家利益，在某些部位它已经脱落了国家肌体，成为具有独立神经血液循环系统的体系（在这一点上，与国家官僚体系中大量子系统的状态相仿）。在这样的体系里，明里是国家意志在起绝对作用，而暗里却是当事者隐秘的个人动机操控着事物的流向，换一句话说，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招牌，推动事物进展的动力则具体地来源于参与者的私利。全面的社会溃败必然反映在文学和与文学相关的领域，这些地方聚集着很多智商很高的人，智商很高的人堕落起来会比一般人更为堕落，社会溃败的徵状在这里也只能表现得更为严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成为了视野狭窄的人聚集而成的孤芳自赏的门户，文学期刊和出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编辑们互换作家名头和无限制追逐商业利益的工具。当几千元红包就可以让评论家对一部垃圾作品大唱赞歌的时候，缺失这几千元当然也能够使他们在真正的杰作面前装聋作哑。《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优秀作品消失于公众视野，文学批评的懦弱和躲避难辞其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似乎正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文学期刊和文学读物出版机构也不再以张扬文学精神为己任，其结果只能使原本就极为瘠薄的文学园地更加荒凉和凋敝。我们回避开所谓国家意志，仅仅从文学创作生产体系这个弊端就可以看出，浅薄无聊作品之所以畅通无阻而优秀作品无人问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本应当健康的体系被严重锈蚀，它脱落了，不仅落于国家肌体，更脱落于文学消费者，文学失去了最后的尊严。王蒙先生是圈内人，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糟乱内情，知道内情而又信誓旦旦断言中国文学处在历史最好时期，我不想指责王蒙先生，我只想问您：您让我们说什么好呢？

七、王蒙先生，读到此您可能会讥诮我不懂文学，文学不应当如此接近政治，不应当把批判乃至于消除社会弊端的任务交给文学，文学担当不起这个重任。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很多作家的观点。这让我想到如下情形：一只狗明明看到硕鼠们把粮仓咬了一个洞，大量的粮食被盗窃，狗无动于衷，不但不去逮偷粮食的耗子，反而懒洋洋地说：“那是猫的事。”我不认为这样的狗是好狗。看一下文学史，哪一个时代的作家回避了时代尖锐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命题？一位记者曾经问马尔克斯：“最成功的小说应当什么样子？”马尔克斯的回答是：“最成功的小说是绝对自由的小说，是以其深刻的社会内容和深入现实的力量让读者忧虑不安的小说。”马尔克斯进一步强调：“如果它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王蒙先生，据我说知，您对拉丁美洲文学很是推崇过一阵子，您难道就没有注意到拉丁美洲作家如此深刻的文学观念吗？我想，您也一定刻骨铭心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那种像刀子一样切入现实的力量。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文学就改变了身份，成为了权力者身边的奴婢了呢？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文学就丧失了尊严，半推半就如此轻率地委身于强力了呢？无力承担时代责任的文学还是文学吗？不再把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正义作为精神支撑的文学还是文学吗？我认为不是了，它不能再被称之为文学了。面对满目疮痍的当代文学景观，王蒙先生，倘若您仍旧认为目前这是“中国文学的最好时候”，您一定是丧失文学家的正当感觉了，我以及所有热爱您的人，为此感到——我不说痛心吧——沮丧。

八、一个人长时间营养不良身体必然羸弱。营养不良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在娘胎里就受了委屈，出生时只有四斤八两体重；一种是来到这个世界以后缺吃少穿，生存条件恶劣。两种当中任何一种都能够导致羸弱，倘若两种原因同时落到一个倒霉的人身上，这家伙可就真的惨了：个子不高，体型不壮，目光浑浊，视物不清，年纪轻轻脸上就有了皱纹，走路不长就气喘吁吁，遇到欺压者无力反抗，只能苟且偷生或者逃之夭夭……遗憾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就是这么一副可怜的形象。所谓“娘胎里受了委屈”，指的是这个群体身上先天带着中国文化的有毒基因；所谓出生以后“生存条件恶劣”，指的是他们不断被政治侵扰，失却了原本的心性，再加之像鸡那样不断看到有猴子被宰杀，血冒得咕嘟咕嘟的，被砍掉的头颅滚得到处都是，焉能不怕？当鸡惊诧地叫起来的时候，精神羸弱乃至于精神阳痿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对哲学无知，对政治学无知，对社会学无知，对心理学无知，对历史无知，对现实也无知，你能指望这样的作家写出有价值的作品吗？羸弱必然导致创造力萎缩，这正是中国文学无法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王蒙先生，如果我们都有勇气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宽泛一些范围审视，您会有何观感？您不觉得《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有意无意回避了太多太多哲学的问题吗？您难道感觉不到游移在内心深处那种对强力的恐惧吗？当生存成为苟且偷安唯一愿望的时候，所谓哲学也就远离了精神的殿堂，剩下的生存智慧说穿了不过是一种被文雅包裹着的油滑。您，一个我所尊敬的长辈作家尚且如此，我们还能期望从别人那里看到更加悦目的文学风景吗？难道这就是中国文学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的证明吗？

九、你也许会怀疑我对您的敬重，但是，我想对您说：“敬重”是极为沉重的字眼，任何人都不会轻易使用它，使用它的人一定是对被敬重的人有深切理解的人。我敬重您的学识、修养和超群的智力。倘若您不是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至今这段时间中，而是胡适、周作人、鲁迅、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茅盾、巴金等一大批30年代作家中的一员，您将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深地镌刻下您的精神印痕，遗憾的是，我们都是海德格尔所言“被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我们无法选择出生的时间，无法选择生活其中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我们只能依赖世界给我们的条件而生存，我们只能按照世界规定的样子出现在世界之中，结果，您的才华在青年时期就遭遇到野蛮阻击，您坎坎坷坷地度过了不平凡的一生，即使到了晚年，您也有一个巨大的心结，无法说出内心的郁愤。您不是孤立的一个，所有以为“时间开始了”的30年代作家都铩羽而归，折返到了远离创造的道路上。国家意志就是这样野蛮剥夺了人进行思想的权利，剥夺了人进行创造的权力，而这些人都是精华，都是曾经站在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点上的人。这是一个完整的无法分割的过程，我们所经历的现在是历史链条从过去延展而来的，过去发生的一切现在仍旧在发生。王蒙先生，您一定比我更深刻了解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了解现在仍然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完全无法理解，你为什么还要说目前是中国文学历史上最好时期？为什么？

十、我也是一个作家，是用文学方式表达对世界观感的人，我曾经把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作文学理想的一部分，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结果我发现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不单纯是对创作实力的认可，而是一种劳心费力的社交活动，结果我放弃了，不再为此做任何努力——放弃以后我才发现，这是正确的。一个人的文学价值只能体现在作品之中，其他一切都轻如鸿毛，读者永远是你最坚实可靠的精神支撑。退后一步说，即使你需要一百年等待你的读者，也无关紧要，因为创造才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人常常因为得到而保守，当你不再索求的时候，你也就保持住了心的本相，这对于经常把自己丢失的我们来说要比一切所得都更有意义。我当然不能要求您对我们进行超越时空的精神指引，但是我请求您，别再说中国文学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了，别再说了。在中国，没有一个人比您更深刻地知道中国文学目前的真实处境，没有一个人。

（2009-12-3）

中国人反应为何冷漠

11月9日，柏林墻倒塌20周年。在德国，在欧洲，在有幸身受这一事件影响的各个国家，人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和热烈的纪念。在地球村的其他地方，柏林墻也是炙手可热的话题，人们谈墻有感，借墻发挥，众说纷纭。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反应可谓相当冷漠：政客一律回避，媒体刻意低调，民间惯性沉默。似乎柏林墻的有无、欧洲局势的变迁与中国人并无关系，似乎20年前那一段历史、那一场巨变只是无足轻重的“域外奇谈”。

在少数尚未“失语”的中国人中间，人们的言论也颇显拘束、暧昧与尴尬：或言犹未尽、或欲言又止，或言不及意、或言非由衷，或话中带刺、或弦外有音。总而言之，关于柏林墻，话说得很不痛快，理讲得很不清晰。

央视、人民网、新华网等“党的喉舌”倒也算知趣，并没有太扫德国人、欧洲人的兴。他们勉强承认，那堵“反法西斯防卫墻”不是个正经东西。新华网甚至说，柏林墻的倒塌“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是，“喉舌”们不忘谆谆告诫国人：柏林墻虽然倒了，“心理的墻仍然无法跨跃”；两个德国虽然统一了，“德国社会分裂犹存”；冷战虽然结束了，却留下了比冷战更难治愈的“后遗症”；人民网还说：“德国人认为推倒柏林墻是一个历史错误”，当然，它不肯告诉我们说这番话的是“广大的”还是“一小撮”德国人。可见，对于柏林墻的倒塌，20年后的中共仍然难掩其痛心、失望与惋惜。对柏林墻有不同的看法也属正常，但“喉舌”们的毛病是有话偏不好好说，凡遇到势单力薄或者理不直气不壮的时候，就一个劲地歪曲“辩证”，一个劲地拐弯抹角，直到把正话说反、直理说歪为止。总的感觉，他们对柏林墻大有一副要搞“三七开”的架势，发出来的文章，仿佛是给某位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迟到的唁电或悼词。

外国人也许读不太懂中国官方媒体的观点。对中国人来说，“喉舌”们的中心思想还是很明白的。总结一下，他们无非是说：第一，当初造墻是时势所迫，情非得已（也有更离谱的，《凤凰网》的文章煞有介事地说：“德、美、英历史学家通过研究东西德统一后大量解密的政府文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柏林墻是美国情报部门……促使东德政府……修建起来的”）；第二，有墻的日子虽然不怎么好，但倒墻的动作其实也很糟糕；第三，如果苏联和东欧以中共为师、向中国看齐，柏林墻原本不会倒、更不必倒；第四，墻底下的旧制度虽曾近似地狱，但倒了墻的新制度也远非天堂。除这4点之外，话外也还有话，就是：柏林墻倒它的，共产主义去它的，唯我中南海红墻，将要巍然屹立、永世不倒。

除了吞吞吐吐的“党的喉舌”之外，国内比较大胆敢言、较有独立气息的少数几家媒体也刊发了几篇颇有深度的评论，《经济观察报》和《南都评论周刊》分别发表了秦辉、庄礼伟两位教授措辞含蓄的批评文章。至于一向热闹的互联网络，此次似乎都对柏林墻话题敬而远之。几大门户网站的“纪念专题”多是图片、少有文字，网民的跟贴大都一删了之。显然，这是中共中央的意思。按照中宣部的标准，有关柏林墻的网民意见属于应予扫荡的“低俗信息”。对于柏林墻的罪恶与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关系，对于倒墻运动与苏东民主转型的关系，对于六四惨案与倒墻喜剧的关系，国内的所有言论均不涉此题，至多一笔带过，点到为止。

柏林墻与废与中国大有渊源

其实，我们中国人本不该对柏林墻冷漠，因为柏林墻的成与废均与中国大有渊源。中国人与德国人一样，我们共同拥有一份关于墻、关于国家分裂、关于极权制度、关于东西方冷战的亲身体验与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永世难忘。中国人是造墻的祖宗，我们有引以为傲的万里长城，有“高筑墻”的悠久传统，据说当年筑柏林墻的灵感就来自于中国。民主德国曾将其自夸为“长城二号”。而且，德国的倒墻运动也与中国的89民运一脉相承。那一年，针对全球共产主义政权的第一个冲击波，实实在在乃是在中国形成。许多人至今仍将那一段世局变化描述为“中国开花，欧洲结果”。

是的，我们中国人本来是最有资格评说柏林墻是非的一群人，也是最有理由对柏林墻的倒塌感到由衷喜悦的一群人。不幸的是，德国的墻倒了，中国的墻仍在。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这该死的墻的另一边。

北京城的屠杀与柏林墻的倒塌

中国人对柏林墻倒塌的冷漠态度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敏感，二是政治冷感。此二者似乎矛盾，其实二者互为因果。因为某些人对权位得失太过敏感，逼得其他人对政治生出冷感。又因为其他人的冷感其实是被迫的，所以某些人变得更加敏感。这种特别的官民互动，这种狂躁与抑郁、过敏与冷漠相兼相辅的社会心理变态，还得从柏林墻倒塌的那一年说起。

20年前，风云激荡。1989，对中国，对欧洲，都是当代历史的分水岭。那一年，不敢想像的事情相继发生。北京城的屠杀击碎了中国人民的民主梦想；柏林墻的倒塌，开启了新欧洲的转型进程。那是两场令人悲喜交加的大戏，背景十分相似、目标几乎雷同、结果完全相反，但一样都是传世之作，都是对周边世界和后世子孙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

论武力，论经济，论社会主义“道统”，当年的邓小平远远赶不上戈尔巴乔夫。变局当头，两个人做出了相反的选择：戈氏无为顺变，邓氏逆势操刀。在那之后，德国统一了，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戈尔巴乔夫也下台了。欧洲的政治版图、政体颜色完成了一轮眼花缭乱的重新分布，新国家越来越民族化，新民族越来越欧洲化，新欧洲越来越一体化。但中国仍旧还是中共的中国，据说还在坚守“社会主义”，不过，人们也称这种“社会主义”为“权贵资本主义”（或“原始掠夺型官僚资本主义”）。德国已经彻底抛弃了共产主义，但也有人说，联邦德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德国是“福利国家”、社民党是最大的政党）。

柏林墻是被当作一个制度的隐喻而推倒的。墻倒了，那套制度体系就站不住了，那个时代也就结束了。以一堵墻撬动一个时代，这是当初的造墻者始料未及的。因此，柏林墻也就成了与巴士底狱一样的制度标志物和历史象征物。正是由于柏林墻的制度与历史内涵，它在后六四时代中国人狭窄的言论空间里，理所当然成了一个政治敏感的领域，也理所当然成了一个政治冷感的领域。中国人在倒墻20周年之际的落寞与无奈，中共对倒墻事件之非官方言论的干涉、限制和封杀，即根源于此。

随柏林墻连环倒塌的，是曾经席卷了半个地球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横跨欧亚大陆的“社会主义阵营”。如今，中共政权硕果仅存，它变成了一具活文物，一个关起门来孤芳自赏、腆着脸皮自己喊自己“万岁”的孤家寡人。当柏林墻倒塌纪念日来临，欧、美、俄各国的喜庆气氛更加凸显出中共的落伍、另类和孤单。因为孤单，难免害怕。中共怕历史、怕真相、怕未来、怕世界、怕人民。其实，他们害怕关于柏林墻的一切言说——好话或坏话，哪怕是非政治的、不经意的。因为柏林墻是一面镜子，照出共产极权制度丑恶的原形；柏林墻的倒塌是一个象征，象征着自由民主的潮流不可阻挡；柏林墻的言说是一扇思想的闸门，通向中国人内心深埋着的89记忆，通向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普世价值。所以，欧洲人民喜庆之日，就是中共政权难堪之时。

推翻中国国产的柏林墻

在当今中国，仍然深沟高墻、壁垒森严。官民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贫富之间、党与非党之间、体制内外之间，隔离墻、防民墻无处不有。对网民，有网络墻；对冤民，有上访墻；对“刁民”，有“专政”墻；对公民，有权利墻；……。在柏林墻倒塌20周年之际，比比人家，想想自己，有责任感的中国人也确实高兴不起来：我们何时才能推翻这些个国产的柏林墻？

（200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