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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上个世纪末，美国一批新闻记者评选20世纪的经典镜头时，有两个镜头呼声最高：一个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尾声中一位现在被叫做王维林的只身挡坦克，另一个是柏林墻倒塌。在世界看来，这两个镜头象征着不同的意义。中国的镜头象征着面对镇压而继续英勇斗争，而柏林墻倒塌则象征着持续将近半个世纪的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阵营间的冷战竞争以共产主义惨败而告结束。对于中国人，这两个事件则象征着一样的内容但不同的后果：中国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结束共产党专制的努力，别人成功，我们失败了。因此，每当面对柏林墻倒塌时，国人都痛心地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导致了在同一场全球化浪潮中，别人成功而我们失败了？

1989年民主运动在中国政治史乃至人类政治史上，就规模、动员深度和影响而言，都是一场罕见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痛失加入全球第三波民主化的机遇。每个关注中国政治前景的人都不能不探寻：这场运动为什么失败而别人获得了成功？

最初的答案是简单明确的，面对坦克和机枪，手无寸铁的民众被镇压了。这样的答案在六四惨案刚发生时，一目了然；任何怀疑，都被当作道德上的罪恶加以谴责。如果说，运动有什么错误，那也是对于镇压没有思想准备，把敌人想得太善良。不过，这样的解释很难说是认为运动失败了；这更像是说：运动唤醒了人民，经历了短暂的挫折后，运动将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随着时间推移，血泊中形成的信念开始变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重新启动经济改革并带来新一轮高速发展，使得许多人开始接受邓小平的想法：那场运动本身是错误的；这些人退出了对民主运动的支持，转而加入中国当权者主导的发展浪潮之中。还有一些人继续停留在运动中，思考运动为什么失败。他们开始寻找运动本身的问题并让这样的问题对失败承担责任。

有两类运动组织者的问题被提出来作为失败的原因。第一类是运动组织者不讲策略，没有及时撤出广场。第二类原因是运动组织者有严重的精神境界、道德、心理和智慧缺陷，导致运动的失败。

第一类问题对于改进运动是有意义的，今后中国必须要经过民主化，而民主化也必须要再次驾驭运动，总结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再下次做得更好。特别是在中国当局严厉封杀历史真相的时候，这些宝贵经验和教训应该通过民间的讨论传递下去。从我个人的政治经验积累看，这个假设的教训也是成立的。如果当时运动能够做到理性负责、进退有据，收发自如，那么不会有那么大规模核严酷的镇压和清洗，导致积累十年的政治改革者在体制内外全军覆没。然而，我不认为这可以作为运动成败的关键教训。如果我们把中国1989年的运动与其他国家同期运动比较就发现，转型都是在逼宫式政治风潮的压力下发生的，其他国家的民主力量在统治集团没有答应全面变革之前也没有退让，统治集团也发生分化，唯一区别是中国碰到了邓小平这个20世纪后期最铁血的独裁政治人物，他选择了镇压而其他国家的专制者在大规模政治风潮面前选择了政体转型。统治集团的关键人物的差异导致中国民运失败而其他国家成功。当其他国家面临邓小平这样的独裁领袖时，从西班牙到捷匈波也同样失败。如果我们比较这些运动可以发现，中国的运动从诉求到方式看都更理性和温和。

第二类问题其实是民运的总体问题，不仅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问题。我赞成以这样的检讨态度改进民运质量，但作为这不是民主运动成败的重要根源。当一个国家民主运动成功的条件成熟时，或者当民主运动趋于高潮的条件成熟时，即使原有的民主运动领袖和团队不能胜任，也会产生新的领袖和团队。1989年大波骤起，79年的民运领袖都在监狱中或者被孤立分割，中国民主运动在一夜之间产生一批世界范围最大影响的学生领袖，就是一个例证。如果我们研究各国民运史可以发现，民主运动的精神领袖可以是完美的英雄，但真正发动、推进和主导运动的指挥者，往往是一些有着各种正常人看来不完美的人。

我觉得，六四屠杀和柏林墻倒塌后20年，中国民主运动人士真正该追问的问题是：20年来中国发生的变化对民主运动提出什么必须克服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样的挑战，中国虽然还会实现民主化，但民运人士会失去主导这一伟大进程的机遇并由此使得中国的民主化多些弯路。

如果我们稍微仔细看看中国现实就会发现，中国的专制执政者已经在一个加入全球化、实行市场化和引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度，成功地建立一个控制来自中国内外的政治挑战的机制，而民主运动还在过去挑战一个封闭、迟滞和野蛮的政权的经验中思考政治问题。这种视野局限，使得民运不能抓住所有机会，丧失一些影响本该被影响的社会群体的机会。

一

故乡利川，看地图在中国的中部，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十分偏远。它是鄂省伸进渝界的一只脚，且是湖北海拔最高的一个县治。在古代，这里乃巴国的腹心，也因此民俗至今犹带巫风。巴国亡得太早，没有留下什么太值得一说的典章文明，于是自古以来，这里的人民就被视为化外蛮夷。

我在最近所写的利川赋里，这样描述它的区位——荆南重镇，鄂西雄关；土苗边城，尊名利川。河山横断，北枕峡江夔门之险；风物卓异，南控潇湘武陵之源。巴人祖居，西邻涪万峻岭；楚国故地，东下江汉平原。天接湖广以远，南北植物交汇；地托云贵之高，东西经济界连。人文介乎蜀楚，民俗肇自夷蛮——看上去似乎不免有因故土情怀的溢美，但仔细考察，却也能大抵坐实。

我出生于本地汪家营镇属下的鱼泉口村，那曾经是川鄂两省的界碑所在。据说从我家赁居的老宅走出去百步，就进了渝地的石柱县。可是我在利川生活了二十几年，竟然却从未去看过那个传说中两省赶集皆汇于此的老街。我大约两岁多便被父亲用箩筐挑出了那里，因此记忆中毫无屐痕。也因为即便在利川，它也算艽野僻地，所以一直到背井远游，都未曾去回顾过那个民间称为“西流水”的小村。

去年返乡，两个姐姐和我要走一趟重庆，不经意间开车忽然就经过了这里——全家一别45年的地方，大姐还依稀能辨认。她急忙叫停车，大家一起下来站在公路边。路畔是向西流的河道，却已枯瘦如泪痕；河对岸便是一排老式的土家吊脚木屋，大约也就只剩百米长度了。看得出来，几乎每一家都是颓壁残垣，全无人间烟火象。不到半个世纪，一个曾经喧哗的古镇，就这样悄然地土崩瓦解了。

隔着时间的暗流，大姐遥望着风物迥异人事全非的对岸，眸中含泪喃喃自语——我们家就是那个老屋，那是甘家的大宅，那时是这里最好的吊脚楼啊！完全看不出来了，那些人呢？他们去了哪里？怎么会整整一条街就搬空了呢？河水怎么也不见了，童年上学，爸爸每次都要目送我过那个桥，那时觉得这是好大的一条街一条河的，怎么现在完全不像了呢？

对于有记忆的两个姐姐来说，目睹这样沧桑的故地，遥想那些艰难却举家齐全的温暖日子，此际必定是残忍的。而我，似乎连梦境中都未浮现过这个陌生的荒村，幻想过多年的小桥流水人家，突然直面的却是这样的一片荒凉，心底竟有几分不敢相认的漠然。

但我深知，曾经的合家居留是命定的存在。我的胎盘肯定按乡俗，也曾悬挂在对山的某棵树上；繦褓中的初啼毫无疑问曾经喧嚣过这个死寂的夜空。而今中年还乡，早已无从辨认哪一棵树是父母的手植，山谷中怎么也无法听见昔年纯净咯咯笑声的余响了。我更无法想像，外婆父母的亡灵，如果真如传说需要回收他们在人世间的脚印，他们又该怎样再次翻越千山，来重觅这个黑暗的青石深巷啊。

二

不管怎样变迁荒芜，我以为，有故乡的人仍然是幸运的。

许多年来，我问过无数人的故乡何在，他们许多都不知所云。他们的父母一代是有的，但到了这一代，很多人都把故乡弄丢了。城市化和移民，剪断了无数人的记忆，他们是没有且不需要寻觅归途的人。故乡于很多人来说，是必须要扔掉的裹脚布；仿佛不这样遗忘，他们便难以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而我，若干年来却像一个遗老，总是沉浸在往事的泥淖中，在诗酒猖狂之余，常常失魂落魄地站成了一段乡愁。

故乡一词所能唤起的温馨，非仅其风景全殊，乃因那一曾经的所在，有着自己牵肠挂肚的故人。即便岁月淘换，如杜诗所说“故人日以稀”；甚至还乡的道路尽头，最后只剩下你自己凄惶的影子在夕阳下卷曲着往事；那故乡依旧还是足资埋骨的。我的故乡过去传说的赶尸佬，就是要把那些充满乡思而流落异乡的游魂，千里迢迢也要接回家山。可见从屈原开始，我们那一带的人都有怀乡癖。

楚文化向来巫风很盛，与齐鲁的史官文化对应，可以称为巫官文化。溯其源自，这种巫风大抵应该出于山地民族的巴人。巴巫并称，就像今天地名存留的巴东和巫山相对一样。巫是一种神媒，可以通过歌舞而沟通自然与神灵。巴人“今土家族”的巫风传承由来已久，虽经历朝羁縻压制，但在我的童年，还能在乡下寻常感染到那些神秘民俗。

巫师在我们当地又叫端公，似乎是因为他们做法事时的一个重要仪程而得名——他们要把烧红的犁铧用赤手端起。端公有很多法术，于少年的我常常是无解的。但经常的耳濡目染，往往也深入心灵。记得有一个端公的儿子，因为时代原因不能继承父业，只好当了工人。就是这个会念咒止血的大人曾经对少年的我说——如果你长大后不能让家乡扬名的话，那你就没有资格埋葬在家乡。

也许他原本只是在对我进行一种理想教育，对我而言，却似乎被一个古老的咒语所锁定了。若干年来，我几乎行遍天南海北，用哥们马松的诗句来形容——把天下道路走成了拖鞋——但是我依旧未能走出这一咒语的情结。如果我不写出那片土地上的故人故事，有几人曾知那一穷荒僻野，更有何人知道故土上那些真切的荣辱悲欣。如果没人知道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可歌可泣的地名和人事，那我若干年的寄生和成长岂不是一种虚无和负罪。到真正树老叶落之时，我确恐无根可归了。

三

23岁的我自以为霜刃在握，可以问剑江湖了；收拾琴书，仓促揖别故乡山寨，兀自闯入了别人的城市。那时的人知道敝乡的甚少，不免要多费口舌才能说清洒家的来路。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说——君问深山深几许，无言我自上层楼。浮云有尽家何在？旷野无垠望不收。落日犹从岭树坠，大江原自故乡流。几回遥指雁归处，迷眼峰峦即首丘。

90年代中旬，劫后孤身再来到别人的首都乞食之时，故乡偶尔也曾遗忘在出逃的路上。那时确确乎只剩两袖清尘了，胸中的万古长刀早已为险恶世事所磨损。我借住在朝内小街南拐棒胡同某大杂院的一个偏房里“梓夫说是肖复兴的旧居”，初次深刻地体验了北方冬夜的刺骨。那时，我常想起沈从文初来北平卖文时，郁达夫第一次去拜访这个来自边城的无名作者，看见他吸纳着清鼻涕，用长满冻疮的手在抄写稿子。郁达夫临别不忍，掏出仅有的几个大洋放在了桌上。每每在深夜想起这个故事，总要惹清泪几行——人世间的滴水之恩，于异乡人来说，都是可以湿透青衫的。

十年京华厮混的我，久疏了故人，故乡也在望眼中迷离而稀薄。至于身经的故事，在一个杯弓蛇影的时代，只能悄悄地刨土埋存。楚人闻一多的诗句谓——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我想那时首善之区的酒色灯影，正渐次漂淡着我的恩仇。

一个打小便奢望文章立命的男人，被青春革命的洪流所裹挟，几番载沉载浮之后，在一个宪法号称出版自由的国度，却可能要以一个“不法书商”的身份终结余年——这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显得荒诞而悲剧。出山又二十余年，上半截心脑埋在故土，下半截身子飘荡在异乡；每每半夜酒阑，我像传说中的某个厉鬼，要对广场的华灯在心底高喊——还我头来。

一转眼惊青鬓雪，再回头俟黄河清。转顾半生来路，学殖荒疏而马齿徒增，如何敢面对那一方日渐沦陷的故土啊；那些失散的亲友故人，那些漫漶风化的人间故事，都在暗夜里鞭策我几近麻木的神经。于是，终于在零六年的国殇日，我决绝地挥别了京门。垂老投荒，原只为心中还耿耿然竖着一支狼毫斗笔，那上面浓濡着的陈年血泪已然如漆。世道往还，该轮到我们这一代泼墨大书了。否则，历史还将被他们再度奸淫且举国旁观而默默。

四

为了还债，终于完成了第一个散文集《江上的母亲》。大陆祖国听惯了广场上整齐划一“首长好”的欢声，自然难以容纳人民之一的悲语；好在台湾祖国还肯倾听同胞的呻吟，于是才有了平生初选的这一部拙着。

同一个祖国，因为分居于各地，人民的权利便相隔云泥。香港祖国的出版家，深知内地出版的艰难，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读到我的故乡，又再度编次了我的选集。原本叫《尘世挽歌》的这个册子，增添之后更名为《拍剑东来还旧仇》——书名来自于我多年前的旧诗——两袖清尘一枕愁，飘零身世等浮沤。白头休废名山事，拍剑东来还旧仇。现在这个港版已经赶在十一前上市了，算是我对这个党国花甲大寿的一份芹献吧。成语中的野人献芹，似乎确能暗合我此刻的不合时宜。

写完了母亲之后，我便开始写父亲。父亲这个遭遇毁家灭门之痛的巴人之后，却成了共军土改剿匪的英雄——这在我的年轻时代看来，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饮恨加入的那个道门；却在最后时光的探监时对我说——理解了我的选择。而我，也在近年来对党史的寻幽索微里，理解了他当初的抉择。

命运从来都是不由自主的，况乎身在江湖。在拙着《父亲的战争》里，我想极力反思的土改，所要追问的匪患匪源问题，结果都在有司的阉割下，变成了一支荒唐的主旋律。我担心父亲的亡灵在天上不肯瞑目，怕他骂我作践了这一堂好人物。于是，我不得不把剧本再次转变为小说，藉以还原我的创作初衷和历史真相。

就长篇来说，这是我的处女作。同样的故人故事和故乡，构成了我的叙事。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出于虚构，似乎又源于父亲的身世和故乡的种种传说，源于我们渐渐厘清的乡村史实。故而下笔有情，无论正邪敌我，我都把他们还原为人在写——这个世界原本只有人，敌人只是各种时代的政治定型而已。我们时代的文学，只有在进化到一视同仁的时候，似乎才具备了人性和神性。

现在这部长篇也终于在大陆面世了，可惜由于受了剧本结构的影响，拙着在这里显得近乎通俗——不免沉陷于一些悬念冲突和对白之类的技艺。于纯正的文学而言，我实感汗颜。如果有心的读者仔细品味这些关于个体的悲剧和时代的厄运等等，也许还能谅解我的粗糙。

在是非恩仇20年的特殊年份，能够同时推出这样三本书作为祭奠，于我肯定是欣慰的。我相信我所有亲长的亡灵，还有漂浮在祖国上空的无数冤魂，都会为此而略感慰藉。虽然还未报人间已伏虎，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坚信，我才愿如此苟活于斯颓世。迅翁当年写完一部书之后说——窗外是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我在生活，我还将生活下去。——这样的中年情志，我于现在，算是略能体悟了。

这个世界多的是著作等身的人，几部微着的出炉，远不值得嚣张。之所以还要添足这样一个注脚，的确是要向读者诸君谢恩。说实话，没有这些年你们的鼓励奖掖，我真难有激情自说自话。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当接头暗号；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然后一起创世，或者再次站成人墻，慷慨赴死。

张成觉先生传来篇长文，我想是《大中华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众多论文之一。长文内文是施建伟先生接受曾鸣先生访谈胡风案在文艺界数十年来的影响，对谈主题特别列论文坛老前辈郁植芳先生生前对胡风案的个人立场。胡风案已过去快一甲子。现在仍健在的文坛中人，当记得当年胡风案是继延安时代《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引起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然而当年由王实味文艺论调引起的风声鹤唳，和后来的胡风案的后遗症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这小巫见大巫是相提并论的意思，但胡案卷起后来的文和政的风潮，演变成和平时期共和国历史最残酷一页，意识形态驾驭一切和统制中国人精神状态的情景，至今仍然是作家们噤若寒蝉的招魂幡。胡因大鸣大放运动畅所欲言，所以才有后来的30万谏言书。胡风没有从延安整风运动吸取教训，我以为是他个人的党立场坚定，统御了他中国文人对国家（如皇权）的直谏作风（据他后来受刑25年，即由1955-1980正式解放，他作千百回反省汇报千遍一律重复的党性看）。所谓文人性格率直，也活得难得的胡涂是真的。当年胡案惊天动地，有人噤若寒蝉，有人冷暖自知，都是被胡风的骨气敲打出来的。

胡风案发生时，我还是刚上中学的小少年，可谓一知半解。运动来了，缘于文学感情作用，我没有放弃追踪胡风案的兴趣，这兴趣还是因为很早就知道胡风先生与鲁迅先生有文谊，他和冯雪锋、萧红、萧军、胡也频、柔石等一众哥们，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由上海亭子间走过来的作家。一群忧国忧民的书香子弟考问中国文化，我认为他们给了我这个挂红领巾的少年许多感情化的东西，包括小说和他们的人格精神。然而，真正叫我认识胡风最直接亲近他，是他在解放的新天地写的《洼地上的战役》（刊《人民文学》53还是54年某期不记得），我怎也想不透后来竟成了文艺小说的大毒草。《洼地上的战役》写一个受枪伤的志愿军从洼地上退下来和被救治下来，和一个救治他照顾他的韩国姑娘发生战地之情之爱，在小说家创作欲望里，无疑藉他俩的情爱反映某种爱情的国际意义，是胡风本人的创作观包含的人道精神，现在去想也没有半点违背老毛宣讲的延安精神（即革命的人道主义）。当然，后来我最后还是明白为甚么和为甚么之间牵连出来的统治中华文明的教化条条框框，这情形也固定了我后来对大陆作家创作调子的思维方式，无疑就是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教化造成的情感因素在个人精神境界的种因。有关批斗胡风的言论，可说像一根绳子上串起来的风铃子，在夜里听最惊心动魄，似乎是皇权神力的教化的招魄幡，我想任何与中国现代文学沾上边的人都有同感。

我最直接了解胡风精神，却是多年后在香港读到他那本《三十万言书》，因此全面了解胡率直的谏言和这个文化案的来龙去脉。这本《三十万言书》，是坊间购得的盗印本，本子纸张是非常靓丽的雪白书纸（不同一般大陆出版的报纸型书纸质），可见盗印者必是读书人，他有一副把书永久性地流传海外的用心。胡风谏言书，是当年海外流行的版本，同当时大陆流传出来的文革地下报刊一样，盗印版多数采影印方式制版然后上机，胡书亦难免原字有些迷糊，因此读来辛苦。现在想来，出版家当年能够冲破文革的封锁极限，推崇胡风的道德精神，我以为也是施建伟和曾鸣之所论谈贾植芳先生维护胡风的精神感召，说明真正的中国文人脊梁并不是极权暴力可以打倒的。胡风谏言，引起铺天盖地来的批斗，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政治运动风头火势；因此胡难逃厄运，引来许多“追随者与告密者”之间“可为和不可为”的所谓适者生存的道德意义，现在想来仍然可以结论：中国政权的论政者和文化人之间，永远构筑了一道难跨越的洪和沟，胡风无法回避，后来者仍然如是。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这是中国文化的癌症，怎样翻阅还是这本老黄历，到毛泽东一朝的后续章段仍然是新瓶装老酒。因此读完这篇《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勇士》访谈录，贾植芳老先生的风骨才令我感动也叹息；有骨气如胡风先生，德高望重如贾植芳先生，其实就是中国文化人难得胡涂的骨气。

我国古来就有朝廷命官向皇上进言，称之为谏臣。最有名的算魏征向唐太宗进谏，因为他不罢魏征官，反而表扬他，要朝廷命官学魏征。可是中国也只有李世民留史英鉴，留世的帝皇传记，似乎没有第二例，反而得天下者滥杀良臣爱将者多多；如靠打卜卜斋打天下的朱元璋，就是伟大的例子。刘伯温（即刘蕴，着《郁离子》，我想老毛一定读过，他怎么就没有读书人的半点道德观？）像我这类被时代风云卷出来的“海派”小人物，最没资格论国是；然而也是难得胡涂的精神作用，太早就在懵懂之间理解毛泽东。读书人都知道老毛一辈子以《资治通鉴》为治国宝书，又自命每日临睡前必读一段《容斋随笔》（宋。洪迈）；我想他对[以毒攻毒]和[化险为夷]诸段的古人论辩人情世故，最深得个中三味（治人和阉人）。我们这代人也最知他个中三味，其实是借古皇的神刀作弄下臣，不然他钉盖该定论了，继来的统治者仍然要为他盖一幢纪念堂来作生生世世的招魂幡，在天安门高悬他的“男生女相”，年年月月日日看望广场上的小百姓。中国统治者，还有他们的追随者大小衙官，太了解小老百姓的脾气——中国人文化孕育出来的奴颜卑膝，不到我不信。老毛熟读“之乎者也”，他的诗词写得皇性和霸气十足；因此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不外是篇昭书而已，和任何皇帝昭诺没有本质上分别，胡风敢直谏三十万言，简直不知天高地厚，在劫难逃可想而知。

也是半个世纪后，我才能陆续读到胡风案公开讨论，让我透视当年胡案的历史意义，以其说是领会愚昧转化的内涵作用，毋庸说是作家道德良心继续的反刍意义。无独有偶，有缘读到胡风夫人梅志写的《伴囚记——我和胡风》，让我静心静意地追踪这对跨两朝的文学夫妻，在摧枯拉朽年代怎样度过暴风暴雷暴雨的日子，让我了解了胡风《三十万言书》爆发后引起的那场历史风暴给受难主角桎梏的内蕴，梅志的心灵历程反照胡风的推崇者与告密者之间“可为和不可为”的道德意义。她打开的不止一个黑盒子，让我近距离了解中国文化人在毛泽东时代的桎梏——极权的反动性如何统制人性，文人面对凶险的创作环境被扭曲的人性如何残酷，文人风骨被政治风暴淹没造成的千万冤假错案就是必然的结局，就是皇权意识统治中国文化人的可怜病态。我有理由说，为甚么六十年来一杆子打得天下以来，中国文人仍然苟延残喘，压不断那根“救命的稻草”。

回头来说《伴囚记》。《伴囚记》所写的胡风遭遇，虽然有些已被公开，但此前我知道的大部份是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胡风文字狱的发生和结论，一直是关心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人的心迹，因此读梅志的《伴囚记》，无疑给我上了一堂课。1955-1965，胡风被囚禁秦城监狱已十年，夫妻未得相见；到胡案落实了，被判决监外监守管制14年（1966-1980），他们一直被放逐四川过着与世隔离的日子。四分之一被囚禁的日子，胡风最旺盛的精力都消耗于囚。梅志写到批林批孔时，胡以一年时间写了自传体交代，自责认罪总结。因批判文章与林彪捆绑一起，夫妇被隔离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他俩开始打扫屋子，准备过日子写自我批判材料（后来又放逐到一个高山区劳改农场）。梅志是这样写F（胡）：“……他手里拿的只是一个布包，里面装有他的材料，和一只便壶，这已经成了他离不开的东西了。”（195页）我并奇怪被贬谪的胡风当时的随身便壶和材料，让读者我注意的是解放后的中国作家，生活的节奏性无时无刻把文章的自我批判与人之三急捆绑一起的“自主性”。这里的“自主性”，就以他被放逐四川时送他南下的老友聂钳弩写给他的条幅最感人，我以为最说明他们永间的冤情和文情的意义。聂钳弩诗写：“武乡涕泪双雄志，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我知道聂钳弩是大散文家，他解放后有好长一段时间主编《文学遗产》，直到胡案爆发受牵连解职。聂受胡案牵连，最要害者是舒芜一封告密函（解放前胡风给舒芜的私函拿出来公开发表，《伴囚记》46页），引起横连的文字狱暴风雨，同再十年后毛泽东御用姚文元一纸批判海瑞点燃的文革风火如出一辙。《伴囚记》都有梅志极感性的描写，就像我读杨绛写她的《我们仨》（写她和钱钟书和女儿），感性的描述最人本化，对照了姚文元们奉旨激起一场历时十年的中华文化浩劫，《伴囚记》就是胡案的直接见证了。

梅志这本传记让我知道，官方一直审查胡风的《三十万言书》“历史性”的罪证并不要领，因此老毛的御用文人引申《延安文艺座谈会记要》，即由1942至今对蹲秦城铁窗的胡风们的审讯愈变本加厉，胡风得到的待遇较之王实味没有宽大处理是必然的。据他夫人梅志的自述，她首次得到“恩准”探监，在忧虑中夫妻隔铁闸相望相谈，她仅能给他带去一些食物。规定探望时间到了，胡告诉她下次来时给他带一瓶辣椒油拌饭，饭好吃些，说给他带上《马恩文集》和《红楼梦80回本》（俞平伯校）等书单子（页23胡在给夫人的书单里写：这里没有图书馆。又写：这书可买三部放着。要三部，因为得用两部做剪贴用。这书恐怕不会再印，不买就怕没有了。）文化界大犯如胡风，狱中最记得修养政治道德和文学，这些学问是他年青时救国救民的路石，数十年后仍然本性难移，无庸说是革命文学家胡风的道德修养，证之他的党性。然而，他终究没有读通马恩的资本论与社会变革产生的人类价值观，其实也是他一代文学家价值观的局限性（或盲目性）；不然再十年后俞平伯给他的入室弟子笔伐得目瞪口呆还未知所以然，接下来老毛卸笔下昭卷起的天翻地覆，比他本人告诉田中角荣（文革期说访华日本首相）：秦始皇坑杀三百余儒生算啥子。…这不能不说中国帝制文化在帝尊心理种下的涂毒。等如下之，胡风想到或未卜到后来的中国灾难，仍然是毛泽东马首是瞻，更上几层楼的风景真笔墨难以形容。

读完梅志的《伴囚犯》，我同时思想着：梅志写此书的章段有时间的分隔，整本书不是一气呵成；书完稿出版的时间在现在的廿一世纪（据书出版日期推理02年初版前算），她的文字固然揭露了胡风作为文化囚徒的悲剧性，但梅志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后文人应该洗身革脸的心理障碍，我觉她仍然只停留于过去的揭发阶段，却缺乏囚犯应该做而不去做的文学批判性。我读完梅志的《伴囚犯》，仍然觉得梅志脱不了大陆作家给我的固定印象：由五四时代走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他们写回忆录或写散文小说，还是跳不出帝制文化的阴影（或说如来神掌吧），还没有蜕变的勇气。因此，胡风老先生的风骨和贾植芳维护胡风的道德勇气，才愈让我肃然敬佩。文学家的文章会照写，小说和散文的批判性如何解开金钢箍，应该是最严肃的课题。我个人就这样理解：大陆作家们数十年经验应证了生活，但文学创作并未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以人性的完全心态去写诗和小说，或者散文，走进他们梦寐以求的人性文学。

政治统制者不会反思他们数十年对中国老百姓犯下无数罪业，我不奇怪他们的党性；可是文学家历来以人性作价值观，所以我们有《红楼梦》和《灵山》（高行健得诺贝尔奖代表作，可传世吧）。记得高行健得奖时，大陆文政两个层级皆杯葛这届诺奖，说中国有成百重量级作家有资格拿诺奖，我们不稀罕云云。中国小说写得好的人很多，不假；可是我们的文化巨人为何迟迟没有诞生呢？我以读小说的心得想，我们的小说家仍然没有脱胎换骨，他们还没有勇士从体制内走出来，用文学反思数十年的党政体制何去何从？文学小说最能说明小说家的骨性，小说家最无自卑感，小说只有好和坏之分。同理，小说意义反映的人性价值观，最见小说家的良知。中国小说家有吗？有，也无。他们很像闺房里的待嫁女，顾影自怜。中国小说家们缺乏被折腾后的再生骨气，像卡夫卡的《蜕变》化身为虫，看望我们的人间。这样想来，我倒希望施建伟先生接受曾鸣先生谈贾植芳老先生的气骨脾气，能让未来的中国文学家们以贾植芳先生的文学精神为鉴，从党权凌驾众生之上那副“金刚？”走出来。这才是大陆作家的职志吧，我想。

从这个观点想开去，我记得多年前读过著名小说家贾平凹先生的《秦腔》和莫言先生的《生命疲劳》。贾和莫是被公认最有份量拿诺奖的中国作家，上两书亦是我读过的大陆小说杰出的小说之一（是国内和海外重量级文学奖桂冠小说作品）。贾和莫的上代前辈作家鲁迅和沈从文的小说不算，我有理由说《秦腔》和《生命疲劳》的小说语境比他们的前辈进步和跨越了，但从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论，贾和莫还是顾忌他俩该写和不敢写的东西。我前些时偶然在《美华文学论坛社》网站上读到一篇震撼人心的杰出小说[峡谷的漩涡]（想是大陆著名小说转载海外网站的），作者是陈善埙先生（此公的散文《杏花园的白蝴蝶》获08年大陆散文桂冠，证之他是重量级小说家之一）。就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我向陈公致敬，曾在个人笔记里写下这些话：“如果说蝴蝶也是人类生命历程短暂一瞬（科学家说，蝴蝶生命极短），那未她的生命历程短暂一段，她飞翔人类时空留下的印象，证之于也是杏花园诞生的主人，他（她）的存在空间（生命历程）留给我的印象就是生命印象了。这印象和白蝴蝶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我有理由说就是杏花园主人陈善埙呕心呖的生命，也是我们生存的时代，是共和国一段历史，这历史由我们写，无法推翻。”（《读[峡谷的漩涡]笔记—向陈善埙先生致敬》）我之所抄录这段笔记文字在此，意在说明小说一直是作家对生存环境体会的心灵表白，只有这样写了，才让读者了解小说的主题。我向小说家陈善埙先生致敬时，开宗明义就说：“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老子语），“证之峡谷的漩涡的女主角麻秋姑娘，是共和国见证者，是共和国里千万母亲之一”。我认为据此说明小说的人物和故事是永恒的宗旨。但[峡谷的漩涡]作者，写他的小说人物麻秋面临80年代后的生命历程停住了（此时麻秋已是80岁老太婆，但心如镜照见她生活大半辈子的桃花坞），或说有意回避了此时期的社会漩涡。

由此想开去，小说无疑是小说家写人与社会关系的种种命运话题，是作家不可回避的。如果说，胡风先生的《洼地上的战役》（50年代初，他小说敢写异国男女恋情，探究小说的人性观）至王蒙先生年轻时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50年代小说在不超越党性前提下敢说话的青年）到他九十年代的《布礼》如是，小说家虽然在一言堂殿下俯伏斟酌小说语言的分分寸寸，但也证明小说离开人性的话，始终是小说的缺憾。如上引的几个大陆小说家小说，我是想说明中国小说的阶段性，和发展变化。然而这个划分对后来各阶段涌现的中国小说，至上世纪80年代始开始出现的大小小说家们，试想有哪个中国小说家像鲁迅先生那样敢对封建皇朝（传统文化）呐喊，让祥林嫂（《祝福》女主人翁）失去儿子后拿斧子去祠堂门坎诘问神权？又像栓子（《药》小主人华小栓）为治肺病吃下在“古轩亭口”受刑的夏家孩子的血馒头（即民国革命家秋瑾），他的病并没治好，反而赔上小命，留下与夏家孩子并排的小坟头，令孤树上老鸦为他生命歌唱。鲁迅先生藉《药》治病的方剂功败垂成，但他至少架构了中国小说家与皇权对立的大方向。

同样，就以文学离不开她生长的土让，然后去看小说反映的人性同这个民族的人民精神生活怎样融会等等，去理解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小说和散文，见到中国小百姓的精神面貌，沈公的文学语境最中国化，这乡土气的语境已超越鲁迅了。无庸置疑，沈公的语言影响现代的无数作家，不假。我有理由说，贾平凹先生和莫言先生的语境，有浓郁受沈公小说散文影响的痕迹，生活语言的活泼性不遑多让。但从小说人的人性观去解读，就小说生长的环境与小说人的血土关系，皇性对生长人物的人文精神作过怎样的思辩呢？我以为毋庸说是现代教化对大陆小说家的桎梏作用，早就血入骨髓了，怎样写还是跳不出这个“金刚？”。读《秦腔》，我为贾平凹的峡边语言的土气和他的活泼性迷醉，也为他藉乡亲谈话敢说“共产党就是一杆枪打了天下，现在仍然用那杆枪管制你”（大意）。然而，贾大师（他有资格做现代中国小说大师早有定评）的秦腔，还是回避了小说家最想说的话，无法像曹雪芹一样，最多去出家面壁十年。贾平凹写《废都》时留下给读者和评论界的争议话题，到写《秦腔》还是未敢正视自己的小说主题的缺失。他知道怎样写才完美，但不想写和回避写。同理，读完《生命疲劳》后，我一直念念不忘莫言先生的语境多么壮阔，最后还是再三思考：如果莫言让蓝脸再化身为老鼠（他前身已投胎驴马牛和狗，经历了由清末皇朝而民国至抗战至文革时代种种变迁），“遗憾小说家跳不进卡夫卡的蜕变，让他的主人受到无数折腾之后化身为虫，藏在主人客厅的像框里，偷窥客厅（时空、社会的变迁）。莫言先生知道他小说主人翁的生命历程该怎样演变，但他不敢写，回避了”（这些话我在向陈善埙先生的《峡谷的漩涡》说过，大意。）他就像无数想写好小说的人一样，仰望“金刚？”阴影笼罩心灵，跳不出魔阵。贾平凹先生的《秦腔》如是，作家本人心知肚明这个党的败坏，就是不敢一杆子（笔）针砭下去，知道刺穿这杆枪出膛的火药，历来的打靶对象是小小老百姓；他的笔枪不会针灸中国皇权文化的心口，问天下何去何从。

怪不得韩石山先生（山西作协副主席）要写《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这本书，我国小说家们因迷惘而困惑。20世纪初叶的鲁迅以呐喊表现了他的五四精神；胡适大声呼吁中国文言文不普罗化，中国老百姓不知中国命运。鲁迅死得早，连有人表示推荐他作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也拒绝接受。胡适思想一直以来是唯物辩证法穷追猛打的学术祖师爷。反观沈从文先生，他也是五四人物，避世书写他的乡土小说和散文；边城的划艇爷爷和小孙女，永远是我们穷困山乡的国民形像。然而沈从文的结局，只因为他的小说和散文，却贬值为脱离革命群体的书塾师和小土地爷的代言人；解放后的后半生，他被贬谪于图书馆做服装演变史的抄记员，到老死都未被解除专制文化架在脖子的枷锁，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这样想来，话题回到文前引语说的施建伟和曾鸣的对谈录，他们谈贾植芳老先生为胡风执言的气骨脾气，实在让我思考：未来的中国文学家们怎样写小说和散文？我想该以贾植芳先生的文学精神为鉴，从党权凌驾众生之上那副“金刚？”走出来。如来神掌毕竟是神物，小说家们怎样思考呢？

（8/9/09呒吟斋）

 

    20年前的今天，
    在那产生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家乡
    一堵横亘在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墻
    在公民勇气持续撞击下轰然倒地
    给全世界展示出一个
    走出地狱之门的希望

    人们至今还在诅咒
    诅咒这堵罪恶的墻
    它把暴力和恐怖
    灌输入人的大脑
    它把良知和正义
    禁锢于人的睡梦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这堵罪恶的墻
    它把人性之恶
    发挥到了极致
    它把人性之善
    践踏得一文不值

    如今还有一堵罪恶的墻
    依然屹立在东方
    它从现代科学技术中
    找到了不倒塌的诀窍
    它在金钱物欲诱惑中
    实现长生不死的假想

    在坦克身上制造乳房
    在人的心里制造遗忘
    它让世界永远看不清
    那个狰狞恐怖的形象

    中国人，别怕它
    只要我们也聚集起
    聚集起公民的力量
    一定能够推倒
    推倒东方这堵罪恶的墻
    绝不让它把自由民主的潮流阻挡
    
    （2009.11.9）

拆墙者不再认识筑墙者。中共要“关起门来做皇帝”。极权中国已被西方接纳，新的浩劫难用世纪来计量。

● 蘇曉康1989年冬天流亡法國期間，正趕上柏林牆倒塌。現場留影。（作者） 

我们赶到的时候，那墙还在。

遍体鳞伤的墙体上涂满了自由的口号，真是一座冷战的坟墓。西面这一侧，四面八方赶来的人都以砸下一块墙土为快，那情景，不知为何令我想起《三国演义》里董卓遗尸街头，洛阳百姓蜂拥而去，争割那厮一块肉的描写。东德军人三三两两还在墙头巡弋，长筒皮靴谨慎躲闪着攀上墙来的西边人的无数手指。许多青年在墙前留影，想把自己同这一历史瞬间定格。我站得远远的望着，心里却只有一股楚酸，为我们自己的那个广场。

勃兰登堡门前

一九八九年冬季，我在欧洲四处演讲，绝望地复述着那个广场和那个大陆……友人南茜来电话：“柏林墙开了！咱们去吧。”她领我们几个流亡者从巴黎赶去，火车穿越比利时和西德，在莱茵平原的晨雾，和那童话般恬静的西欧农舍、林带中穿行。一进入东德，某种似曾相识的单调和压抑袭来，仿佛是一个冰冻在过去的世界。东德警察上车来验签证，我竟冷丁觉得就要被捕了，把那本通行欧共体的蓝皮难民护照都攥出了一手汗。

我们当然只能进西柏林，这个一九六二年靠西方三国空运一切达十四个月的“孤岛”。西柏林街头拥挤不堪，估计每天有二百万人从柏林墙东德那侧过来，而西柏林总共只有二百万人。勃兰登堡门前万众欢腾，像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搬过来了，只是欧洲的风格，华尔兹、手风琴和萨克斯管，飘荡的花裙和飘荡的卷曲唇须。

我们却没有这种心情，黯然离开狂欢，去找当地《每日报》的主编聊聊。她已在忧虑统一的问题，说墙打开了，总理科尔赶来演讲，即兴引在场的数万东德人唱西德国歌，他们不唱。向她问起天安门，她说，东西德都怕天安门在这里重演，有些事很微妙，昂纳克是主张压制的，但不愿武装镇压，取代他的盖尔茨则同戈尔巴乔夫有改革的默契，周围国家对东德也有制约，使它不可能单独像中国那样干法。军队和警察都看到了镇压的后果，这是天安门对东欧的影响，她强调。只是一些微妙的差别，却是本质的不同。

暮色中我们去东西德边界一个著名的关卡｜｜“四国权力”才能通过、好莱坞影片中常出现的双方交换人质的那个桥头。一路伴行的都是返程的东德人，要从那个卡子回去。到桥头天已漆黑，我们随着东德人鱼贯朝桥中央走去，一直走到东德军人出现的地方，同一个上尉聊了几句：

“你能过来吗？”
“还不行。将来会的。”
“听说过天安门吗？”
“是的。那真可怕。所以我们才选择另一条路。”……

回巴黎不久，就传来罗马尼亚起义的消息。那晚，我们正在一位崇拜达赖喇嘛的法国女士家里作客，电视荧幕上布加勒斯特的民众正攻打电视台，报导说死了数千人。我忽然哭起来，那位女士问怎么啦？
“为什么又要死人？”“……”法国女士只摸摸我的肩头，没说话。

推倒“假墙”的隐喻

二十年后，欧洲政要再次聚首勃兰登堡门下，玩了一个轻松诙谐的游戏：重新推倒一座“假墙”｜｜沿着柏林围墙的旧址，德国学生们制作约一千个彩色、涂鸦的大型塑胶泡骨牌，组成一公里半长的一道多米诺“围墙”，由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扬手推倒第一块，接下来是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与西德前外长根舍，其象征意义是，柏林墙倒下引发的连锁效应和新欧洲的诞生。

这厢，中国人“站干岸儿”似的欣赏着这一幕纯欧洲式的游戏｜｜这一次，中国媒体放肆地报导这个经典的专制崩溃话题，因为它跟中国无关，或是“柏林墙”倒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涉及中国，它在中国从来没有倒塌。它的确是一座“假墙”｜｜西方人大多认为市场经济和ＷＴＯ已经摧毁了中国的“柏林墙”，所以二十年后那一晚，柏林盛典空前，夜空烟花璀璨，十万人冒雨参加盛大露天音乐会。

他们看不见另外一种墙。他们的眼睛｜｜那对自由、开放、市场的蓝眼珠子，只能辨识斯大林式的、混凝土结构的“柏林墙”，却对免挂马克思标志的一道隐形墙没有反应，或者说，从那墙后只要送出廉价产品来，他们就断定那里已有一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决不会再有“柏林墙”。

拆墙者不再认识新的筑墙者，这是一个“后冷战”的大故事，甚至，这才意味着真的“冷战终结”。因为，一种新的游戏开始了，西方人还没来得及从“鸟巢”上空眼花缭乱的焰火里醒转过来呢。

墙的历史，并不是从一九四五年才开始的。“柏林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欧洲人的游戏。东方有更漫长的筑墙史，和古老得多的城墙。那和混凝土毫无关系，梁思成说，北京城墙内心都是“灰土”，用黄土、白灰、沙子混合，浇上糯米粥，蒸熟再反复夯实，数百年下来，坚硬如铁。若再推到秦始皇筑长城，干脆将尸骨筑到城墙里，让死士防守在城墙内心里｜｜这样的防御概念，有几千年历史了。

中国“打墙工艺”的现代化

我很久都没有弄懂华夏文明不具扩张、出击的“侵略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原来，那不过就是“关起门来做皇帝”而已，不喜别人来问家务事。当然城墙是必备条件。于是，在这种格局底下，统治模式和城墙防御技术二者，其中必有一项与时俱进，方能维持，设若集权方式不变，则打墙技术势必不断改进。

毛泽东的四九中国，与西方绝交，受苏联卵翼，干脆闭关锁国，效仿朱洪武“片帆不准下海”，倒也简单，无非神州里面“不爱红装爱武装”，筑高炉放卫星饿死人，外面爱莫能助。如此闹到崩溃边缘，实在混不下去了，邓小平痛定思痛，悟出“改革开放”一计，挽救江山。但毕竟匆匆，未及思量这“开放”使防御工事全然废弛，居然闹到京师长安街血肉横飞，于是还要痛定思痛一番。

门是不能再关上的，否则哪里去弄钱来救江山？老百姓要喂饱了才消停，这是千年定则，看来“防御工事现代化”是唯一选择，原先那“四个现代化”都是扯淡，“第五个”（政治）则免谈，如今才想到这“第六个现代化”，观念太落后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不知道进口橡皮子弹。

“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要从“关门”的稳定，发展出一种“开门”的稳定观，全赖构筑一道什么样的城墙，从软体到硬体，从中国传统到泊来品，都有讲究。互联网跟着降临，不是坏事，“万里长城”要借西方新技术，一直构筑到虚拟空间去。耗资数百亿的“金盾工程”｜｜深入到一家一户的全国性数位监视网?，是“洋为中用”，把挑战转化为机会，使远古的秦始皇筑墙工艺，得以升级换代。

中共“心防”：民族主义

资讯封锁、言论箝制、出版监控等等，都是“柏林墙”组件，但只能防那明火执仗，也防不胜防；而像毛主席那般靠魅力唬人，骗到你的心眼儿里去，叫你到死还在喊“万岁”，又是可望不可即，魔力难再；我们的文明传统可有“承传”之处？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设防到每个人的心里去，至少是有启发性的，可是控制到“灵魂深处”的全能主义，需要迷信配合，文革前的清贫社会尚可，眼下这人欲横流的世道，就不大相宜。“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怎么忘了封闭时代的老冤家西方和洋人了？叫你们使了廉价劳力、赚了丰厚利润、污染了山河，正好继续骂你们“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用来设置组装一套新的洗脑软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一个积累了二百年痛苦的?据库，可以提取压倒一切的“天理”，供体制任意使用，去尽情煽动那未曾治愈过的“民族心理挫折感”，并借此收缴有关个体的一切资源，最大化关于民族、国家、集体、党的所有含义。这个意识形态，又在相反的方向上，洗涤“民族国家”怪兽半个多世纪的血腥劣迹，抹掉社会和个人的常规记忆，使九○后的世代，对历史一无所知，便可一劳永逸地把“万里长城”筑进他们的内心。

“民族国家意识”，这个在欧陆十九世纪上半叶居主宰地位的老旧意识形态，比往昔任何时候都对中国政权具有利用价值，而北京拿捏、玩耍它的技巧，也较从前大为精致。因为毛泽东时代打了一场可称平手的“抗美援朝”，除了称卑苏俄，确乎大刺刺地“独立自主”了十年，中国人则饱受家门里“阶级斗争”之罪，并无“外辱”可言，那时的民族主义，还是抗日的余热和抗美的兴奋，大约不过虚火而已。

后“六四”二十年就不同了，有国际制裁在先，外资大举荡涤在后，而平民百姓失去“社会主义福利”，跌进“资本主义火坑”，统统从“主人翁”沦为廉价劳动力，生计艰危又无病老保障，这股民间底火如何疏导？自然还是要他们去恨洋人，是最划算的。

江泽民政权一手引进外资，一手煽动仇外，把民族主义打造成里外通吃的一柄双刃剑，是比文革排外模式更“先进”的伎俩。在崇洋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九○后世代，与生俱来有一种对西方的“爱憎交织”心结，也被这个体制充分利用，模仿毛泽东“孕育”红卫兵一代的故事，将他们塑造成一代“愤青”，则是一个显见的例子。植入民族主义“心防”的中国青年，即使留学西方，也较难接受普世价值，且毫无民族歧视的羞耻感。民族主义也延烧到海外，给五洲四海的华人社会以“认同慰藉”、撑腰快感，顺便也抹除“六四”屠杀铸成的耻辱，又乘势欺负弱小藏族维族，给国际社会以“大汉族主义”的恶感。

全能主义的修复：竹幕变绸幕

不要小觑这二十年的稳定，说它无非是一种“恐怖平衡”。设若这道民族主义心防不存在，中国的“水深火热”早已酿成天下大乱。

毛时代闭关锁国，令民智凋敝；“开放”又任凭商业化资讯荡涤一通，价值体系基本解体，却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上，一个濒死的极权体制，竟可以神奇般的复苏其所有低劣卑鄙的功能，又如何解释得通？
“民族主义城墙”，抵挡普世价值流入中国，使得这个体制得以事半功倍地施展其动员能力，以应付社会动荡和天灾人祸，反过来又不断修复、润滑破旧的国家机器，中南海处理汶川大地震、大办奥运和国庆阅兵，皆可作如是观。西方以“雪耻”解读北京奥运和国庆，自是不错，但隔着一道隐形墙，外面看不见其国家机器的修复迹象。

眼下中国的情势，跟清末相比如何？最大的不同，是朝廷的强弱在天壤之间，晚清积弱自咸丰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目下正在国力强盛时期，对突发事件的控制能力，非毛邓时代可比，以下是一例：
二○○七年底，河南宝丰县附近一个军械仓库保管员张红宾，因下棋争执击毙科长，携带一只五六式冲锋枪和约八十发子弹逃跑。此案引致济南大军区副司令、参谋长、总政治部保卫部副局长、省军区司令等，赶到现场坐镇，成立侦破联合指挥部，调用强大警力设卡堵截、查缉布控，甚至急调一辆装备二十五毫米机关炮的九二式步兵战车，对逃犯藏匿处猛烈攻击，炸成废墟，再调两辆消防车灭火。

别说晚清，即使民国、国民党，也不会为了一个叛卒，而惊动总兵乃至一省的督军。中共虽草木皆兵，动辄出动野战军，但此例也显示其动员、应对能力的极端与夸张。我们亦不难估计，五千儿童死难的汶川地震之后，中共基层行政、警察，特别是所谓“维稳办”，在阻吓、化解家属追讨公道、真相的那种控制能力；又遑论零八奥运、零九国庆，对北京近乎“空城”式的严控。一次奥运办下来，可视为中共彻底搞定国内，不仅对异己力量绝对控制，也在大灾面临发挥全能主义式的动员能力，并将一切民怨压制到最小范围，这样一个政权，也是刘少奇收拾大饥荒残局、文革后邓小平扶江山于既倒时，所远不及的。

在另一层视野里，经二十年严酷压制，中共成功修复其旧体制，又因国库丰裕而令西方艳羡，以至“全球化”论说甚嚣尘上，实质上是国际社会对极权中国的接纳。这次东西方联手的“中国崛起”，给予中国人的浩劫，恐怕难用世纪来计量了，而矫正的力量连一丝都看不到，让四九年毛氏革命的崛起望尘莫及。

二战后邱吉尔曾用“铁幕”（IronCurtain）一词，定义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其边界即“柏林墙”，而它在亚洲的扩展尤其中国，则叫“竹幕”（BambooCurtain），当时周恩来竭力否认，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在撒谎。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定义今日中国？对西方来说，它是不是一道“绸幕”｜｜柔软，却纹丝不透？

（注：此文载《东方早报》2009年11月6日第11版，但不知何故，此文没有像其他文章一样，获得上网的权利，只有PDF版，因此搜索引擎搜不到。今日读报，发现此文，天气较好，于是不惮繁难，把此PDF转换为WORD，挂在博客，立此存照。牛头山人于2009年12月6日。）

12月3日，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鬼使神差，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碰巧回校，邀同门同饮，我也忘记这一晚是顾准三十五周年忌日，却不由自主说起他在世时的往事，众生无语，停箸黯然。夜半回归，朋友转来柴静博客上一篇悼亡文字，长达8500言，情真意切，结语说：“我们都是顾准的后人”。我不敢相信这就是那个经常在央视《新闻调查》栏目里出现的女记者，写信问同在传媒工作的儿子，这是CCTV的“柴静”吗？那样一个地方能出这样一个人？儿子尚未回信，一个学生的短信到了，确证如此，而且约我写稿，纪念这个应该纪念的日子。

顾准的人间悲剧，这些年已经发掘得差不多了。那天我与学生说的是这一悲剧的反面，将近二十年前，我采访顾准家族时遭遇的另一人物——施仪之先生。我想让学生明白的是，人间若有悲剧发生，总有其正、反、里、侧，只有把方方面面都看到，才能探及悲剧纵深。否则，只能落入新华体，再树一个好人好事，平面走形，那才是对悲剧的亵渎。

1991年我写《迟到的理解》，先在香港发表，后在大陆《文汇报》转载。一位顾准家族中的年轻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学报的高南先生，看到文中提及顾准临终，欲见老母而不得，母子相距不过数百米，却酿成生离死别悲剧这一段，担心我不了解内情，再写下去可能出错，自费坐火车来上海，告诉我这一家族的一些内情。闻之心惊，于是反过来坐火车去北京，请他陪同，去寻访那个“阻扰”顾准母子相见的“罪魅祸首”，前公安部主官，顾准妹夫——施仪之先生。

初见施仪之，七十开外，双鬓染霜，穿一身军装，无帽徽，无领章——我称“素服”，虽落魄，却留有军人威仪。此时已被开除军籍、党籍，门可罗雀，门厅亦浅陋。我因此前不久脱军装，见有同样“素服”之前辈，则感亲切。他听说我也是落难之人，遂有感慨：“怪不到你能来看我，你大概能理解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倒霉时，我是军政委，公安部军代表；现在顾准翻策，成了思想界前驱，我却成为反革命，双开除。”这就打开了话匣子，可惜当时经济署窘迫，没有录音机伴随，以下文字为记忆所及，文责在我，无关施老先生。

施为1949年前参加部队的老军人，大军南下，经无锡宜兴，娶顾准之妹，遂成顾准家人。此后又北上，为陆军驻山西某部军政委。“文革”第二年，毛号召三支两军，施仪之进入公安部任军代表，排名在谢富治、李震之后。谢无暇理部务，交李、施掌政。李震为1935年清华“一二？九运动”参与者，是中共陆军将领中少有的知识分子。林彪事件后，李在公安部大楼的地下室暖气管道旁离奇身亡，为“文革”中军界高层两大死亡案之一，另一案为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夫妇在熟睡中被同一大院内军人枪杀。李案发生，周恩来震惊，亲自调人组建专案组，倾向于认为李震是他杀，有政治阴谋，限期破案。施仪之参与专案组调查后排除他杀，以自杀结案。李震死后，依军代表主管一切，公安部实际当家人即为施仪之，故而外界传言顾准妹夫为公安部部长，虽不确，也非讹言。

当天施仪之与我谈了一下午，有两件事让我意外，深感历史难写，尤其写人，言及深处，难处自现。

一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宁夏西海固地区发生大规模暴动。部队武装平叛后，周恩来令施仪之去当地视察临现场，见民众赤贫如洗，眼含僧恨，施内心震撼，向周恩来驰报，称当地为“老、少、边、穷”，应开仓眼济，方能平息乱源。并有具体建议：海军被服仓库有军大衣闲置，应尽快发放，火车运送，让难民度过严寒。周允其请，遂有西海固当年到处是难民身披蓝色军大衣之奇观。今日大陆文件用语，“老、少、边、穷”已集为固定词组，即施仪之首创。作家张承志因采访西海固并著《心灵史》而闻名，实际上早于张十年，施已进入西海固。

二是1976年清明天安门事件，民众藉悼周而杭议，公安部派出大批便衣侦探，一日三“参”，随时密报。施仪之在密报照片中，赫然发现叶剑英座驾，牌照号码历历在目。惊魂之下，徘徊再三，施决定扣压这张照片，隐匿不报。此事天知地知，密报者不知，叶本人不知，毛泽东不知，仅施一人知。车内究竟是叶，抑或他人？施事前不敢与叶言，事后不久已经沦为阶下囚，更不能与叶言。

我为施仪之当年敢有如此担待而感佩，也为他此后遭遇而唏嘘。如果说他“反革命”，真罪状是在这里，而不在被指控的其他方面。我今披露此事，一是为老人去世十几年，墓木已拱，史料虽为孤证，待考，却也不能随其埋葬；二是为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史学同行引戒，知史方治史，举凡重大事件，绝不像当事者自言、官史者编撰那样简单。

第三件意外，施仪之自己并未说及，我是为施言所动，回沪后征信于顾准家族另一知情人，偶然获悉。顾准晚年妻离子散，孩子们投靠谁，谁在庇护？我们当年或追述或纪念，却把这一背景忘记了，其实还是施仪之。顾准遗孤数人，施仪之亦有子女数人，皆为知青，上山下乡，年终返京探亲，就在施家打地铺，一地铺睡十几人。节后离京，施仪之让原部队警卫员去内蒙古草原打黄羊，施操刀均分，一人一份，送他们上路。上峰提醒施仪之，不该收容反革命子女，要注意影响。施回答：他们的父亲是反革命，我已经与他划清界限，他的孩子是“可教育好子女”，我不能把他们推出门外，总要有一点人道主义。顾准晚年欲见老母而不可见，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施当时已觉身处险境，尤其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有一次借工作汇报，向江青请辞，脱离公安部，返回老部队。江青怒斤：这是革命需要，你不要不识抬举！从此不敢请辞，一直到1976年下半年怀仁堂事件发生，天地翻转，施作为“三种人”或“谢富治代理人”，被隔离，被审查，终被双开除，沦为“牛鬼蛇神”。

我与施仪之只有这一次“初见”，再无“复见”，当时交浅言深，感谢他信任，说好第二次带录音机去，记录他的“口述史”。不料刚回沪，十天后高南来电话，说施老先生突发脑溢血去世。发病原因很多，但那一天见面后，他一连几天难以平静，也是原因之一。此后是我难以平静，老人遽然离世，岂非我之罪？

我今以施仪之往事，纪念顾准逝世三十五周年，以赎前衍。是否亵渎顾准？起顾准于黄泉，他也会同声一叹：“我们这一家为什么总是跷跷板，总要有一头是反革命？”顾准之悲剧，虽千万人吾往之，可谓“惊天地”；施仪之用尽被弃，也是悲剧，可谓“泣鬼神”。这是悲剧之正反，却发生在同一个家族里，这就不仅仅是一个家族的悲剧了，而是时代悲剧。

所谓“惊天地而泣鬼神”，从此我另有所解。祭神，神如在，鬼也在，这就是我们的时代。生活比文学更文学，已不劳小说家言，面壁虚构。但在我们的文学中，是读不到神鬼天地、人间世界的。而我长远不读文学，尤其是现当代中国文学，文学回避了生活，也会跳大神，那是另一种神。说“当今中国文学处于最好的时代”（王蒙近语），唱“纵做鬼，也幸福”（王兆山近诗），既不“惊天地”，也不“泣鬼神”，只是讨活人欢喜。这两人是应该搭档，一起去法兰克福的。离开这些“二人转”，去读真实的日子，能纪念顾准，能纪念一个前任部长的悲剧，也能戳穿另一个前任部长的诳语。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有删节。文中“三支两军”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今天，即2009年12月3日上午11时许，门铃响了。拿起对讲机，我问楼下为谁，有何贵干。楼下回答：邮局的，请下去拿包裹。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005年9月9日，我就是被一个电话骗到那个同谋主编办公室，被特务抓走的。于是，我到内室给妻子说，楼下叫我取包裹——万一我一去不回，妻子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同时打开窗户望了望楼下有无多余的、可疑的的鬼影。

我不觉得这是多余的，因为，那个制造六四惨案的政权还在“稳定”着，那一系列说我造谣中共政权制造六四惨案的国安、检察院和法院还在肆意妄为，那些个因为四篇文章判我两年刑的文字狱制造者还在春风得意马蹄疾。

还好，一场虚惊。包裹取到手，打开一看，竟然是红白相间的两条围巾。我没有邮购围巾啊？

天安门母亲，玫瑰呼唤……蓦然，我心里似乎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打开围巾一看，一张粉红色的，落款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字条映入眼帘：……知悉阁下曾参与八九民运或致力争取中国民主、人权，特送上颈巾表示敬意及支持，希望您们能感受香港市民的关怀和祝福。

看完字条，我明白了，这两条围巾，是香港市民响应天安门母亲运动发起的，为期三年的，旨在“争取天安门母亲和六四死难家属能自由悼念自己的孩子和亲人”的“玫瑰呼唤”活动，一针一线织出来的“爱心颈巾”。红色代表死难学生的热血，白色代表纯洁。

看完字条，我深感惭愧。六四发生的时候，我们贵州毕节的大专院校学生也上曾街游行请愿，我在街上看见过。当时，虽然也热血沸腾，也对学生肃然起敬，但我却局外人般没有参与进去。六四屠杀那天早上，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这一惨讯，听到了残暴政权杀气腾腾的叫嚣。我也就是差点拍坏电视机，也就是为六四死难者和生养我的国土掉了几滴眼泪，仅此而已，仅此而已。以后，虽然每年的6月4日，包括在牢狱中的那两年，我都以可能的方式祭奠六四死难者，但是，我不能不说，在这个夜郎国的旮旯里，我的祭奠方式是胆怯的。祭奠六四的方式稍微“放肆”一点的，只是出狱以来的2008年和2009年这两年的6月4日，我不仅穿上白色衣衫，还在网上用真名实姓发表纪念六四的文章，2008年的文章叫《永不熄灭的烛光》，2009年的叫《纪念六四，何用“乱串”》。但是，我知道，我做得还很不够，与香港市民送给我的，此时此刻正温暖着我的爱心颈巾，很不相配。

看完字条，我也深受感动。虽然，我在追求公义、民主、自由方面，在为声援六四死难者家属向当局追讨公道方面做得很少很少，也很小很小，但是，两位不知名的，可敬的香港市民一针一线织出来的围巾，却围到了我的脖颈上，这让乌蒙山区的我不禁感到了温暖，还让我汲取了他们的勇气和力量，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和执着，甚至还让我看到了曙光和希望。真的，我很感动，泪水，正在我的眼眶里蠕动。171和494，我想，这两个围巾上的号码，也许就是手织围巾的两个香港市民的代号，我向尊敬的您，171和494表达我真诚的谢意！

看完字条，我马上围上了颈巾，虽然，冬天我从不戴围巾。说来，我也是六四的间接受害者，因为在残暴政权操控、豢养下的的国安、检察院和法院强加给我的罪名中，有“造谣”、“诽谤”之说，而造谣、诽谤的内容，就有“说中共政权制造了六四屠杀”的内容。这让我感到，帮助和声援受到独裁暴政迫害的人，就是帮助自己，否则，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下一个，很可能就是你！

我围上这样一条围巾“招摇过市”，肯定有不少熟人会略感不解：你也围上了围巾？还围的是这样的与你的年龄似乎不大相称的围巾？我将给他讲围巾的来历，讲围巾的含义，讲我戴上围巾的感受，等等。

围上这样一条爱心颈巾“招摇过市”，还可以明确告诉那些将良心抛到九霄云外的国安、检察官、法官：那个没有按照他们的痴心妄想而“弃善从恶，重新做人”的李元龙，还在“念念不忘”制造六四罪恶的责任人！

【内容提要】良知是人对生命意义的特有意识。良知使得人能够就人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价值和目的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看法。只有人才有良知，良知本身的对错或真理性则是另一个问题。比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