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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有近千民众自发来到八宝山，参加了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杨宪益的遗体告别。哀乐声中，不禁回想起三年前与这位老人的一次见面。记得老人的家在后海银锭桥边一个连汽车也开不进去的小巷里，倒也是一处大隐于市、避嚣习静的好地方，善于“打油”的杨宪益有诗形容道：“青史青山可并抛，结庐人境暂逍遥。外宾争访金丝巷，游客群来银锭桥。路北故居今姓宋，街西王府改姓曹。自惭不是风筝匠，莫与天公试比高。”宋，指得是后海对过的宋庆龄故居；曹，指得有人说西边恭王府是曹雪芹的故居大观园；风筝匠，意指曹雪芹晚年靠糊风筝为生，而老人自惭连这点餬口的本事也没有，真是涉趣成诗。

最喜打油《银翘集》

说心里话，多年来对杨老先生的倾慕，倒不是因为他与英籍夫人戴乃迭都是举世闻名的翻译大师，仅英译中国古典《老残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著作和现代文学作品就达数千万言，而是缘于十多年多来，一直在连续地读着并钦佩着他的那些针砭时弊、诙谐机智的“打油诗”。杨宪益的旧体诗，和聂绀弩走得是一样的路子，都是以幽默诙谐、大俗大雅、“化腐朽为神奇”的方式来直抒胸臆的。不过，聂诗以沉郁悲愤、冷峻风趣为主，而杨诗则以辛辣滑稽、轻松自嘲见长。1999年11月18日，与自己相濡以沫将近60载的妻子戴乃迭辞世后，杨宪益亦不忘“打油”，床头一直挂着老伴去世时他写得一首悼亡诗，曲尽对死者的缅怀和对人生的感悟：“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整整十年后，双星终于到另一个世界汇合了。

诗人邵燕祥说过，杨宪益学问融入了他全部的教养，平时待人，从不见疾言厉色。酒边对客，融有《世说新语》式的机智和英国式的幽默，都化为寻常口头语，不紧不慢地说出。而杨老的打油诗，更是突出表现了他笑对人生顺逆的乐观情绪。他在《祝酒醉》及《谢酒辞》这两首姊妹诗中这样写到：“常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不丈夫，值此良宵须尽醉，世间难得是胡涂。”“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胡涂。”两首虽然每句只变动一两个字，但意境却跌宕起伏，完全不同，是诗人“淡看红尘、把酒不惊”心态的极妙写照。杨宪益的一生，遭遇过不少重大的磨难，面对厄运挫折，杨老是采用风趣自嘲的方式来“释放”情感的，他给自己的诗集取名为《银翘集》的意思，就是“我的打油诗多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解毒丸’来散火最合适。”例如，“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蹉跎渐白发，辛苦作黄牛。”这既是自嘲，又是感慨；既是自责，又是自慰。其次，假借嬉笑打趣，展示了自己对人世纷纭的另一种感受，最典型的有《体检》：“今朝体检受熬煎，生死由之命在天，尿少且查前列腺，口馋怕得脂肪肝。心强何必先停酒，肺健无需早戒烟，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诗中有的是正话反说；有的则借题发挥，作者正是用这种诙谐、幽默的语境，道出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那种独有的洒脱感悟。

坊间的《银翘集》早难寻觅，那次我带来的是一本复印本，里面收有老人近180首旧体诗，老人也高兴地签了字。我问老人，这十多年间，不知您又散佚了多少首“打油”了？有心人应该给您出一部“打油全集”才好。老人说，这些打油诗都是兴之所至，随便写了送人的，过后便忘，恐怕收不全了吧？真希望有心人能够辑佚搜散，出一部杨宪益老人的“打油全集”，该有多好！

“那时候飞机便宜呀！”

我问老人，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在抗美援朝期间，著名的豫剧表演家常香玉义演捐献飞机的事，但我看过一部传记，说这期间您也曾捐献过一架飞机，而且依照当年的捐款数目来看，您所捐献的这架飞机，应该比常香玉所捐献的那一架还要大还要好。不过，常香玉捐飞机，捐得是轰轰烈烈、口碑流传，成为文艺界“艺德双馨”的好榜样；而您捐飞机，却捐得不事张扬、默默无闻，不但没为自己挣得应有的政治荣誉，还一生坎坷，屡屡碰壁，动则得咎，文革期间甚至身系冤狱达四年之久。直到今天，世人对您也捐献过飞机一事都是所知不多的。听到这里，他的幽默劲儿又来了，说：“这事我不说，谁也不知道。那时候飞机便宜呀，折合后来的新币才4万人民币。”4万元，在老人的眼里显得那样轻松，可对当年三、四十块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的普通人来说，这四万元该是一个多么大的天文数字？

1950年10月25日，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前方作战，国内也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当时，政府号召人民捐钱买飞机大炮，南京市政协也动员到了当时正在南京工作的杨宪益头上。那时的杨宪益，是个大忙人，没黑没白地出席各式各样的活动和会议，还多次代表南京市政府到火车上去慰问回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伤病员。听到政府的动员后，他二话没说，决心响应政府号召，个人出资捐献一架飞机。也许有人会说，杨宪益祖上是津门第一大家，其四叔祖杨士骧曾继任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他的父亲杨毓璋曾任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所以自小便养成了粪土王侯和一掷千金的脾性，这架飞机对他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不过这架飞机的大部分资金，却是其夫人戴乃迭的变卖家私筹集的，当年为了爱情，这两个异国青年结成特殊的跨国婚姻，抗日战争爆发后，戴乃迭又义无反顾地来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显示出她对中国这片土地和中国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

当时杨宪益手头的钱不够，于是妻子戴乃迭便罄其所有，把丈夫在英国给她买的钻石订婚戒指和来到中国后婆婆给她的“见面礼”——金银首饰、翡翠玛瑙和各式各样的蓝宝石、绿宝石全部变卖掉，终于凑够了4万块钱，捐献出一架飞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杨宪益伉俪捐飞机，是在其英籍夫人戴乃迭遭人误解和白眼冷遇之际自愿捐献的。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上弥漫着浓烈的反美仇美的民族情绪，戴乃迭当时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作为少数滞留大陆的英籍人，也备尝了社会上“来自敌国的异乡人”的冷落，金发碧眼的她一下子成了英美帝国主义魔鬼的化身，周围的人或是像避瘟神一样地回避着她，或是当着她的面故意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然而，女主人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帮助丈夫来实践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戴乃迭辞世后，她女儿杨荧在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才惊奇地发现，母亲身后两手空空，竟没有一件祖传的“饰物”，甚至连一枚小小的戒指都没有，于是，50年前的无私奉献才浮出历史的水面。由此可见，毁家纾难，舍小家保大家，是不分国界的知识分子的优良美德。

据报载，当年常香玉捐献的那架“香玉号”米格15飞机，就陈列在北京小汤山的航空博物馆里供人瞻仰；那么，在这几百架已成为历史陈迹的飞机陈列里，有没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当年捐献的那架飞机，它是什么型号，现在又在哪里？希望有关方面能向全社会解开这个多年前的历史谜团，也能让后人对这些真诚爱国者的无私行为致以同样崇高的敬礼！

国际人权组织星期四发出呼吁，希望世界各国集体向中国施压，促使中国释放已被拘留近一年的《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说，刘晓波案是考验国际压力是否有效的最佳机会，因为中国政府显然正在等待如何对这个案子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拘留侦察最后期限一月22号到期*

中国政府上星期一将刘晓波的调查期限再次延长2个月，使得当局对刘晓波的羁押，在法律程序上所能容许的时间即将在明年1月22号完全耗尽。如果届时当局无法将他起诉，刘晓波就可以无罪获释。

刘晓波的友人江棋生在获知刘晓波被延期羁押后对美国之音说，这是当局拖延时间的一种策略，因为刘晓波的言论和作为都发表在网上，公安机关经过一年时间，早已对刘晓波调查的清清楚楚，现在只是无法将他定罪而已。

*人权观察：国际力量介入最佳时机*

人权观察亚洲宣传主任苏非·理查森女士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说，现在正是国际力量对刘晓波案发挥影响力的最佳时机，因为中国政府正在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如果关注人权的世界各国政府能够在此时把握机会集体向中国施压，就“有真正的可能使刘晓波重获自由。”

*律师：不清楚奥巴马是否曾提刘晓波案*

负责处理刘晓波案的北京律师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不见得立即可以看到效果，但国际社会的关注还是有其作用。不过，他不知道最近访华的奥巴马总统是否向中国领导人表达对此案的关注。

莫少平说：
“当然国际社会关注这个案子会对案子产生影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是会对案子产生影响。虽然说奥巴马来是不是专门提了这个案子这事我不清楚。”

*国际组织持续呼吁释放刘晓波*

曾经获得多项国际人权奖的刘晓波，自从去年12月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国际间包括大赦国际、人权观察、记者无国界和国际笔会等机构，就不断的呼吁中国政府将他释放。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今年10月初也通过一项决议案，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

拿大总理哈珀目前正在对中国进行访问。加拿大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联盟，也在哈珀访华前提交给他一份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政治犯名单，希望一向对中国人权问题采强硬立场的哈珀能够向中国领导人施压。

*律师：国际压力有用*

北京律师莫少平说，刘晓波现在在看守所中所受到的待遇已经有些改善。

他说:“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是里边的生活条件还是对他比较关照。这是一个。第二，就是23号公安机关也按法定程序给他一个通知，说要第3次延期。现在呢，对他的提讯也明显减少了，就是没有什么过多的再向他本人核实情况的做法了。”

一直被公安机关重点监视的刘晓波，在2008年发起并起草了要求中国进行民主改革的《零八宪章》，并准备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发表，但公安人员在12月9号就将他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经过7个月在一个秘密地点的监视居住，刘晓波在今年的6月23号才被正式逮捕，至今仍未被起诉。

关键词：刘晓波、国际压力、零八宪章

中国知识界异议人士、“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被中国当局逮捕后，未经审判关押已经一年。昨天（12月4日），多家人权组织再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当天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 “感谢各界对刘晓波的关注，并希望刘晓波能尽快获释。”

法新社记者江伟德（Robert Saiget）4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刘晓波被关押在北京的一座监狱，但从今年3月以来，当局已经不准他的妻子刘霞去探监；律师则可以每个月见刘晓波一次。据律师说，刘晓波在狱中身体状况还算好。

刘霞对法新社记者说：“每个月我都白走一趟，送衣服去给他，但他们不准我见他，也不准我给他写信。”

刘霞表示：“我很感谢外界对刘晓波的声援，感谢所有没有忘记他的人。我希望他尽快获释，尽管我不大相信能这样。”

刘晓波的代理律师之一尚宝军也对法新社说，虽然北京警方指控刘晓波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但刘晓波一直没有被起诉。

尚宝军律师认为，刘晓波的案子在当局眼里“是个顶级要案，当局很认真，但判决可能有困难”。他说：“在我看来，是审判还是释放，他们有点犹豫不决。 ”谈到外界反映应，尚宝军律师说：“外界施压有没有用很难说，但每个人都要努力，向当局施压是很重要的”。

53岁的刘晓波已经不是第一次系狱，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他就已经坐过牢。2008年12月8日，也就是在“零八宪章”在网上公布之后一周，他又因参与起草这份宪章而再度被捕。

刘晓波被捕后，各国人权组织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的呼声从未停止，包括今年10月中共建政60周年时，美国国会也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刘晓波。

刘晓波不仅是异见人士，更是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象征。下周是两个周年纪念日：一个是异见人士刘晓波被国安拘捕1周年，另一个是《08宪章》公开发表1周年。随着国家人权状况的不断恶化，世界人民不应该忘记刘先生以及他为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所作出的牺牲。

这位53岁的文学教授于6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被捕入狱。他真正的罪行应该是他揭示出”中国人民并不关心政府的独裁本质”这一说法的欺骗性。

政府独裁统治的本质被揭示之后，《08宪章》收集到来自各界上千人的签名。虽然签名者知道他们至少会受到骚扰，有些会在奥巴马访华期间被拘留。

这些公民冒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只是想要政府履行其在自己的《宪法》中所规定的理想，这些理想从来都没有付诸过实践。这些理想包括：公民自由，比如言论自由和享有平等的法律保护。该宪章也呼吁通过民主选举来建立一个”民享、民有和为人民的”政府。

据说，奥巴马这个月在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下会谈中提到过刘先生的案子。但是，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目前，他的拘留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又被延长了2个月。

辩护律师莫小平一直无法正式接手这个案子，理由是，他也是《08宪章》的签署者。

来自各方面的最大压力是要求释放刘先生，因为一旦发起起诉，他将没有什么机会逃脱长期监禁的判决。刘先生和他的《08宪章》是伴随着20年来成功的经济改革而来的中国人民渴求政治改革的象征。至关重要的是他不会受到他前辈的命运，他的许多前辈们消失在监狱制度中，然后被迫流亡海外。

 
China Road 英文版封面
 
我很喜欢阅读各种各样的游记，从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凯鲁阿克的《在路上》到台湾作家三毛的《撒哈拉故事》，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脚踪到廖亦武在中国底层社会的访谈，这些文字让我即便足不出户也能够身临其境。我一直以为，最优秀的文字不是用手写出来的，乃是用脚走出来的。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齐福德（Rob Giggord），学习了二十多年的中文，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五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驻北京特派记者，在即将结束在中国的工作前夕，他作出了一个让许多西方驻华记者大跌眼镜的决定：沿着横贯中国东西的、最长的一条国道三一二公路作一次没有事先安排的旅行。他将三一二国道探险之旅当作是“人生一个篇章的终点”，也希望通过这次旅行寻求对中国的若干疑问的答案，最后他将这段旅程写成了《三一二号公路》（《China Road》）一书。

虽然在中国工作了多年，但齐福德仍然对中国充满了一系列的疑问：“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强大的国家，或是自我崩解？这个国家真会变成大家预料的二十一世纪超级强权吗？或者，它会像苏联一样解体？被分崩离析的过去所压垮，还是被扭曲冲突的矛盾拖沉？如果中国当真成为强大国家，会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会成功过渡成为一个能制衡政府权力的现代国家吗？”这些问题，对于任何一个西方观察家来说都是未解之谜，而对于无数身在庐山之中的中国人来说也都是“无可奉告”。在今天的中国，最迅速的经济增长与最恶劣的人权状况互为因果，中产阶级不仅不是推动民主的力量反倒是现有体制的支持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灭之后民族主义又继之而起，使得中共当局悍然宣称“没有昔日的天安门屠杀，就没有今天的大国崛起”，也使得西方既有的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概念和模式都在此失灵。

对于这样一个奇特的国家，西方观察家或是“屠龙派”，预言中国即将崩溃；或是“拥抱熊猫派”，预言中国即将取代美国领导世界。齐福德不同意这两种非黑即白的观点，他说：“对中国是不可能保持中立的。有的外国人从踏进来那一刻就厌恶它，有的则爱到留下来生根，家都不回了。我怀疑有其他的国家会让人这么样地爱憎分明。就我自己来说，我一直试图保持一贯的对立面，试图保持爱憎之间的平衡。但这很难，尤其是新闻从业者，我应该不要去管它，应该只是从旁观察。然而，当五分之一的人类在我眼前发生剧烈的震荡，成千上万的人成为百万富翁，数百万的人受到压迫，我怎能不关切？而如果我开始对中国有些困惑，那是因为我的确困惑。如果你不觉得有困惑，那就是还没有用心。”他不是旁观者，而是有心人。他决定去接触那些鲜活的中国人，“个别的人，建立新中国的新中国人，在三一二国道沿线讨生活的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这些人包括卡车司机、阻街妓女、雅痞与艺术家、农夫以及手机推销员等等，他希望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解答，这答案不是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所能给出的。

三一二公路东起上海，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宁夏、甘肃、新疆，西至与哈萨克斯坦交界的霍尔果斯口岸，全长四千八百二十四公里。在熙熙攘攘的国道上，从东至西的齐福德与大多数从西至东的中国人迎面相遇：齐福德从东部沿海深入西部腹地，而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则由贫穷的内地流向富裕的东部。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流动的国家，儒家“父母在，不远游”的教导早已被丢弃：“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发展胜过一切，百万千万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寻找工作，很多人仍在搭火车，但愈来愈多人走公路，准确数字难以测量。大多数专家估计，全中国有一亿五千万（很可能达两亿）农村人口到城市找工作，这是人类史上最大的迁徙行动。”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前提便是这种迁徙与流动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有限的——到城市打工的农民是“暂住”在自己的祖国的“二等公民”，他们仍然将吃苦耐劳的品质发挥到极致。可见，只要政府少干一点限制人民自由的坏事，只要政府的所作所为回归到常识的层面，中国就不至于出现像毛时代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大饥荒。

一路上，齐福德发现，中国不同地域之间文化和经济的差异，几乎不亚于欧洲各国的差异。在江苏昆山，他看到了“全是工厂接着工厂”的景象，长江三角洲的经济总量差不多与澳大利亚相等；在安徽武冈，像几个世纪前的祖辈那样犁田的农民吴发良告诉他，“老百姓没有喘息的机会”；在河南上蔡，他跟随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访问了令人绝望的艾滋病村，对那些等候死亡的患者无能为力；在陕西双照镇，他走进一个乡村教堂，居然被信徒们要求讲了一场道，尽管他并非基督徒；在甘肃兰州，他听到一名喇嘛悄悄对他说“达赖喇嘛在我们心中”；在新疆火焰山，刚认识的维吾尔族朋友对他说，“中国是一个殖民强权，占领了我们，然后只会一味地榨取我们的资源。”他不禁感叹说：“对向来都对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不假辞色的北京政府而言，若听到一个中国公民指控中国本身也犯了同样的罪，那可是犯了大忌。”将这一个个的碎片拼贴起来，就构成了比中共宣传部和西方汉学家们塑造的中国更为真实的中国的图像：这是一个没有完成整合的国家，这是一个缺乏基本共识的国家，这是一个无法让人效忠的国家。城乡的分裂、区域的分割、种族的分歧，环环相扣，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得中央政府穷于应付。二零零五年，齐德福便在路上摸到了西藏、新疆脉搏的异动，在他完成这趟旅途之后三年和四年间，西藏、新疆果然相继有事发生。虽然中央政府的暴力镇压暂时奏效，但统治毕竟不能永远维持在刀尖之上。

一路上，齐福德对农村的兴趣比对城市的兴趣更大。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的许多城市与其他国家的城市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车水马龙。而农村，在压榨与不公之下呻吟的、千疮百孔的农村，却长期受到忽视与遗忘。普通的西方人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国际化的大都市，便对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叹为观止，他们很少有机会到一个普通的乡村去体验一下农民的生活状态。三十年来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之成就，却是以牺牲农村的发展为代价。一方面是环境的严重破坏，齐福德发现，无论是沿海还是内地，“中国的土地、空气与水的品质恶化，已到了危急的地步。砍伐森林、土地沙漠化，水与空气污染造成癌病与生育缺陷比率上升，都成为国内愈来愈迫切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数亿农民丧失基本的人权。学者吴国光在《改革的终结与中国的未来》一书中指出，一九九二年开始的“二次改革”，就物质层面而言，曾经在全体社会成员中一度成为“先富起来”的群体的农民，在九零年代再度进入相对贫困乃至绝对贫困状态；就政策层面而言，“二次改革”的基本特点就是剥夺农民以支撑城市经济的市场化和国民经济的全球化，等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复毛时代剥夺农民以支撑工业化的国家经济建设基本方针。齐福德接触到了各式各样的农民，或因耕地被干部和房地产开发商侵占而怒火中烧，或皈依基督教寻求灵魂拯救，或进入东部沿海的奴隶工厂以损害健康为代价换取工钱，甚至有许多农村女孩离家出走而在公路沿线的客店卖身。他们的境遇各部相同，对政府的不满却是一致的。由此，齐福德语重心长地劝诫那些自以为高枕无忧的中国统治者说，不要以为农民永远如此逆来顺受，如果继续罔顾农民的基本权益，一旦其怨愤如火山岩浆般爆发，再想弥补已经来不及了，他预测说：“我以为二零一二年后的十年，中国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农村问题，其普遍与危急的程度，将发展到难以忽视，或难以只用镇压就可解决的地步。”

齐福德承认，“现在是中国在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时刻”，但他又告诫说，“被过度吹捧的崛起，也未必如许多人想像的平顺”。这不是西方人带着有色眼镜居高临下地看中国，而是一个对中国人民充满感情的朋友的逆耳的忠告。齐福德指出，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贪腐贯穿了整个社会，一党专制的国家无法进行政治改革。”党不是解决问题的希望所在，相反，党本身就是问题的所在。经济发展成了党维系其统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那么，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永远快速发展呢？当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的时候，会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呢？齐福德认为：“中共统治的正当性非常仰赖经济的发展，任何可能导致经济成长减缓的事件，对中共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那么一来，愤怒的农民与下岗工人，可能会带给北京一些真正严重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的口号不再是输出革命或者实现共产主义，而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的稳定，只能如同沙滩上的城堡一样，根本无法抵御潮水的侵袭。对于中共当局将“稳定”当作扣在民众头上的紧箍咒的做法，齐福德不以为然，他说：“情势已经严重到无法视而不见。到了某个关键时刻，坚持稳定，实际上反而制造更多的不稳定。”同时，齐福德对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纵容也有敏锐的观察与分析。由于中国深切地加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的低价产品倾销全球，满足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之心，使得西方各国的政府和公众故意忘却天安门的屠杀，忘却正在中国上演的若干人权惨剧，忘却中国的环境灾难。换言之，西方国家已经被中国捆绑在同一架战车之上，用齐福德的话来说便是：“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已经非常倚赖中国经济的繁荣，已到了承担不起中国‘不’继续这样消耗的地步，尽管它正大肆破坏环境。”奥巴马与胡锦涛把酒言欢，共享人肉盛筵，便是其中最具有象征性的一幕。于是，“劣币”驱逐“良币”，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在全世界通行无阻，中国对世界的危害远远大于昔日的苏联。

关于中国的前景究竟如何，齐福德最后也没有找到答案，他以鲁迅的一句话来结束这本书、结束这段旅程：“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正如的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今，每一个中国人都正在路上，我们的命运需要我们自己来改变。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902年，梁启超就预言清王朝将在1912年垮台，新的共和国将定都南京，新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将是一个叫“黄克强”的人，而且，他还预言世界将出现中文热，再过几十年将在上海召开“世博会”……

梁启超憧憬上海“世博会”

1898年秋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舰长将一本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在亡命途中消愁解闷、缓解心情高度紧张之用。没想到，这本原来供梁消遣的小说竟令他激动不已、引起强烈共鸣。

《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写的“政治幻想”小说，书中虚构了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相遇流亡异国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和助其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的故事。小说把这几个不同国度、时代的流亡志士汇聚一起，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直至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中日战争这百余年历史事件串成一线，各国独立运动的名人也相继登场。书中有男情女爱，更充满了故国沦亡之悲、志士兴国之壮、革命与改革的壮阔波澜和腥风血雨。如此内容，无疑使刚刚经历改革、失败、流血、流亡的梁启超感同身受。所以到日本不久，他便将其译为中文，并从他创办的刊物《清议报》第一册就开始连载。

此书在《清议报》的连载引起巨大反响，1901年便出版单行本。梁氏意犹未尽，一时技痒，在1902年干脆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发表这部作品，梁还专门创办了文学杂志《新小说》。这部小说共五回，约9万字，并未写完，虚构了从1902年到1962年这60年间中国的变化。小说的主旨，是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共和。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开始自治，到1912年全国国会开设，中国实现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名叫“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大统领，即大总统。“罗在田”指光绪皇帝，“罗”是光绪皇帝的姓爱新觉罗之意，“在田”是光绪名字载湉的谐音。新的共和国定都南京。通过维新造就共和国的首功之臣名叫黄克强被选为第二任、连八任第三任大统领。“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中后来辛亥功臣、此时刚到日本尚为留学新生的黄兴的字，黄的字就是“克强”，辛亥前后多以黄克强称之。经过维新50年，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已成世界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所以在1962年中国全国人民在首都南京大庆维新50周年的时候，各国政要纷来祝贺，参加盛典。

他1902年对十年后的预言之准，令人惊讶：辛亥革命爆发后首先是南方诸省独立；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定都于南京。至于“黄克强”，那是蒙对的，可不必当真。然而应当一提的是，他竟然还预言了“上海世博会”。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虽只寥寥数语，却是意味深长。“上海世博会”的“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是将其办成来自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大上海“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在他看来，思想的“展示”要比物品的“展示”重要得多。

好在现实世界的“上海世博会”已快开幕，究竟是一个只展示产品的“世博会”还是各种思想观念百家争鸣百家争妍的“世博会”，梁氏的这个预言究竟准不准、这个期盼憧憬能否实现，即将揭晓。

十月深秋，寒霜遍地。远远地，我就看到了胡耀邦陵园的大门。说实在的，光就这个大门来说，感觉极其普通。要不是门口一副胡耀邦手书“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的对联，或许路过的人们，会以为这里不过是江西共青城的一个农场而已。

我之所以不远万里来看胡耀邦墓，并非因为这是个多么有名的旅游景点，尽管这里现在确实是一个旅游景点，跟中国其他大大小小的旅游景点相比，遍地铜臭，并无二致。我之所以来这里参观，完全是因为今年早些时候和江平先生的一次聊天。

200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20周年纪念日。按照中国的政治传统，已故领导人逝世20周年，并不是一个需要大张旗鼓纪念的日子。更何况，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国历史上，固然立下了赫赫大功，但在逝世前三年的黯然去职，已经意味着他已与组织文化格格不入，或者说，胡耀邦已经被政治的狂潮淘汰出局。而且更重要的是，以胡耀邦的逝世为契机而爆发的学生运动，迄今依然让中共高层心有余悸，讳莫如深。这么多的因素凑在一起，胡耀邦逝世20周年，自然成为一个可大可小、勿大宁小的日子。

也正是因为如此，胡耀邦黯然下台乃至逝世后，反而成了民间的英雄，较之以前在位问政的时候，反而赢得了更高的声誉，用所谓“声誉卓著”来评价并不为过。中国人素有同情弱者的传统，尤其那些中共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无一例外都成了同情的对象，无论王明、张国焘、陈独秀还是胡耀邦、赵紫阳，莫不如此。

今年上半年，大概就在胡耀邦逝世20周年前后不久，我去探望江平先生。话题自然便扯到胡耀邦身上。

江平先生跟我讲，那场学生运动的爆发，就是从胡耀邦的逝世开始的。

“胡耀邦的逝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作用呢？”我问。

“一方面，是因为胡耀邦在党内很得人心，做了很多好事，立下了很多汗马功劳，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解放了相当一批党内外的受害者；而另一方面，胡耀邦的下台呢，又很不公正，只在党内开了一次组织生活会，就把他的总书记给免掉了。所以胡耀邦的去世，激发了学生运动，这正好是民怨爆发的一个突破口。”

话锋至此，江平先生回忆起了时隔很久的一件往事。

某年5月4日，法大学生请江平先生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中做报告。在这次讲座中，江平先生几乎毫无保留地抒发了他对胡耀邦的好感：“中国共产党里面，我最佩服的就是胡耀邦，有个性。虽然有人说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终究还有激情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很不简单的，因为历史上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往往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很多决策都是根据党内斗争力量的均衡来做的。在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时候，平反冤假错案很大胆，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原因了，但对于过去历史上积留的怨恨，从胡风问题、反右、反右倾、文革等等几乎都平反了，甚至‘地富反坏右’这些帽子，也都给一风吹掉了。这样的话，就开启了1949年来国内政治上心情愉快的先河。甚至可以说，我也是反右平反以后的受益者之一。我想这一点，应该说胡耀邦是很得人心的。”

江平先生还讲到，“胡耀邦还很得人心的一点，则是他清明的作风。过去的总书记，几乎没有像胡耀邦这样的。我去云南时，当地人就跟我讲，胡耀邦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走遍了云南省境内几乎每一个县，绝大部分县份他都去过。而且胡耀邦到下面调查，从来没有大规模的报道，而是确确实实调查民情，摸基层老百姓的脉搏，看老百姓真正想要什么。”

坦率地说，胡耀邦对于江平先生这代人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其对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意义。正像江平先生所说，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秉持上意，勇敢而坚决地平反了几乎所有冤假错案，确实开启了1949年后中国少有的心情愉快的时期。作为胡耀邦施政的受益者之一，我想江平先生对于胡耀邦的这种好感，并不是没有道理。

除了受益于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外，我想江平先生之所以对胡耀邦很有好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胡耀邦确实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内，说出了一种朴素的观念，这种观念或许包括了很多因素：对法治的敬重、对民主的尊重、对民权的看重等等。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法治之路的探求、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体制的反思，是江平先生晚年甚为关注的话题之一，而在这个话题上，胡耀邦的论述，一定程度上给了江平先生很多启示。

“在那次报告中，我还说了一句话。”江平先生告诉我，“我说胡耀邦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认为是最能够表现一个共产党员的作风和见解。他曾经说过，‘老百姓不是根据一个党的纲领、它的代表大会的决定，来判断这个党好还是不好，而是根据他确确实实给老百姓做了多少事情来衡量。老百姓不管你的纲领、不管你代表大会是怎么决定，如果老百姓觉得国民党比共产党带给他的东西更多，那他就拥护国民党；如果他认为共产党做得比国民党更多，那他就拥护共产党。老百姓是按照自己最朴素的感觉来选择政党。’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有道理。”

听了江平先生的这一席话，我忍不住暗下决心：有机会一定要去江西，一定要去胡耀邦墓前看看。即便在今天，我依然说不上对胡耀邦有多了解，除了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其他如满妹的《思念依然无尽》等等，都置诸书架，灰尘满面。但我想，江平先生既然对胡耀邦这么推崇，那么了解胡耀邦，就成为了解江平先生思想传承的一个入口。

从共青城耀邦墓园返回南昌的路上，念念不忘胡耀邦的草木与人情，脑际反复回响着江平先生跟我聊及的胡耀邦。我想起了江平先生在其70大寿文集中的自序：

社会主义要不要民主、自由，社会主义又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自由？对于我这样一个在社会主义国家榜样的苏联生活学习了五年的青年人总会有这样的问题要去思考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给了我某种答案。其实，“秘密报告”后来一点也不秘密，连中国学生也都可以去听。“秘密报告”揭露的是与“公开报道”截然相反的血淋淋的事实：专制、个人独裁、暗杀、集中营，难道在中国我也要去追求这样一个制度吗？在我去那里学习的四十年后，这个制度垮台了，究竟垮台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修正主义”上台？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我看都不是，倒是身历这一制度现今仍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得好，他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有不能说却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这三垄断：垄断意识形态、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特权利益，就是十足的专制，就是缺少真正的民主、自由机制。斯大林统治下，不是也把那些稍有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对专制独裁稍有不满的人，都扣上一顶“资产阶级”的帽子，称为反对派，有时也称之为右派。只不过那时处理的方法比我们更干脆，不像毛泽东那样还把他们当作“反面教员”，而是枪毙了之，不留后患。

无独有偶，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手边正好是2009年11月18日出版的第24期《南风窗》。或许是借助柏林墙倒塌20周年，该杂志做了一个“主义、道路与变革”的专题，全面盘点了除中国共产党外，其他如前苏联、日本、朝鲜、越南、印度、尼泊尔等国执政或在野的共产党。其中就有对现任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的专访，我再次看到了江平先生引述的久加诺夫关于“三垄断”的叙述：

苏共丧失政权的最重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

在这么一个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久加诺夫的每一个字，的确都值得我们警醒。

犹记2003年底，上海法律经济研究所召开年会时，江平和吴敬琏之间的精彩对话。在致开幕词的时候，吴敬琏教授说，搞经济学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只要搞了市场经济，一切都会好起来了，似乎有了市场经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经济学家们看到市场经济也有好有坏，所以要改变这点天真的想法。对此，江平先生在闭幕式上，也做了一个回应：“我们搞法律的人，在78、79年也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认为过去是法律虚无主义，最缺乏的是法律，那现在只要有了法律，中国就会好起来，我们就走上了法治建国的轨道。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尚缺乏真正的法治精神和法治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今天要承认法律有好、有坏，光有法律，还并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像我们常说的，有宪法并不等于有宪政，有法律也并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实行法治，那么中国才有希望。”

我还记得那天告别江平先生时，他的话依旧在耳边回响的情形。有诗曰：

耀邦一去二十载，江平席边话当年。

若无法治无民权，苦海无岸亦无边。

2009年11月19日于昌平军都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