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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11月中旬就“美中两国明年年初将举行双边人权对话”可能产生的结果做了一项网上调查，选项有4。我查了一下结果，53% 的人选择了“只是形式毫无意义”，只有32%的人选择了“有助中国民主发展”。这项调查应该是11月上旬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之行的余波。奥巴马此行要让东道主高兴而不得不放弃人权对话这一举动，使中国政府松了一口气：自此以后在一段时期内可以不必再面临“人权外交”的压力。

一、中国“智囊”为奥巴马开出的“对华政策期望清单”

奥巴马政府之所以对中国放软姿态，有两大原因。一个原因当然是奥巴马总统及其外交团队的价值取向。我曾在一篇《奥巴马制定中国政策依赖中国“智囊”》（http://www.danke4china.net/ywgc/55.htm）的文章中指出，一个在美国几乎未曾公开的事实，即奥巴马对华政策建议的提交者是美国东西方研究所，而为东西方研究所提交“对华政策期望清单”的却是中国外交部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这份尚未公开的报告提议，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五大伙伴关系：经济伙伴关系、反恐伙伴关系、防扩散伙伴关系、绿色伙伴关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作为环境污染大国的中国之所以在“绿色伙伴关系”中着重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可说是迎合奥巴马的产物，因为2008年10月，中国美国商会的《中国简报》上发表了奥巴马本人撰写的一篇文章《贝拉克•奥巴马主导的对华政策》，其中勾勒了他当选后重新主导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框架。所谓“气候变化”议题大体上可说是短期内不见功效的政治扯皮，深受政治空谈家欢迎。更何况，目前美国公众关注的话题主要在经济、就业等问题上，其他国家的人权问题并非主要的关注点。这些都决定了人权话题从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清单”中淡出。

二、中国外交的“利益牵引”原则

目前国际政治版图与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特别有利于中国，这是导致人权议题退出美国对华政策清单之外的根本原因。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外交上积累了不少经验，懂得将外交分为三个层次：大国外交、周边外交与资源外交（有时称之为“能源外交”），学会用经济利益做杠杆，撬动并一点点地改变自己与西方的关系，使之朝向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所谓“大国外交”，是指花大力气经营与美国的关系。目前，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互为依赖的关系（美国消费了约40%左右的中国出口产品）；而美国人的低储蓄与中国人的高储蓄，又使得中国政府能大量购买美国政府债券，成为美国最大的债主。在重要性上仅次于美国的欧盟各国，中国政府主要利用“订单外交”加以“羁縻”，目的是让欧盟与美国无法形成战略同盟――过去持续近20余年的“人权外交”，其基础是西方国家的通力合作。应该说，中国政府这一分化瓦解策略非常有效。

对俄国，中国当局竭心尽力讨好。这不仅是由于中国在能源与军事技术上均需依赖俄国，还出于防止“颜色革命”的需要。中国需要借助这位昔日的意识形态伙伴与西方价值观抗衡，以保证中共执政地位永不动摇的“核心利益”。为了取悦于这位防“颜色革命”的政治盟友，对于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排华事件，以及中国商人在俄罗斯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等等，中国政府一概装聋作哑。

拉美、非洲各国则是中国“资源外交”的对象国。投资、援助等方式使中国与之形成或长或短的利益共盟。对中国周边的亚洲国家，中国数管齐下，首先是通过增加对外援助，与东南亚国家政府建立牢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其次则通过自由贸易协定等计划，发展全面合作框架，让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的利益伙伴。

这种对外援助、全面互相渗透的经济关系就是中国“软实力”资源的核心――这与国际社会公认的“软实力”不同，经济实力这一“硬实力”被中国政府当作“软实力”推销。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经济上与中国形成各种利益关系的国家对此非常受用。结果导致这样的局面：近年来在联合国的人权会议上讨论和审议中国的人权状况，中国可以利用由发展中国家（其中包括一些人权状况恶劣的国家在内）组成的统一战线来与西方争斗，不仅使这些讨论流于形式，反而使中国政府成功地在国内将之宣传成中国挫败西方国家阴谋的“胜利”。久而久之，中国民众接受了中国政府的宣传，即这种人权活动是国际反华势力干涉中国主权的行为。

世界各国的人权组织所起的作用是通过呼吁、谴责，从而对本国政府形成政治压力，促使本国政府在外交中引入人权考量，对中国政府施压。一旦资本的力量过大，人权组织的力量就无法对本国政府形成足够的压力，这才是现阶段人权话题淡出的最重要原因。

三、中国民众对“人权外交”的看法

一国民众当中大多数人对人权的看法，最终决定了该国民众对于人权争取的积极性，这才是推动该国人权进步的动力之源。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用来对抗西方的观点有三：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首先解决经济发展和百姓的温饱问题；二是基于对中国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强权持续对中国侵略、控制、干涉的历史事实，中国政府认为主权问题也是中国的集体人权问题；三是在中国少数民族如西藏、新疆的人权问题上，中国政府认为这是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并非人权问题。基于这三点，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干涉主义，是“颜色革命”和“和平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点通过教育系统与媒体宣传，在中国民众当中具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涉及少数民族的问题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民众与政府的看法基本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维权活动本身也有个特点，即避开人权中最重要的政治权利，讨论劳工权利的改善、艾滋病患者被救治的权利、法治社会的建立等等。维权活动的中心诉求放在对访民权利、农民土地权利与城市拆迁户的权利的维护上来。维权者作此考量是国情的限制，他们普遍认为停留在这一层次较少政治风险，是种技巧的选择。但这点也正中当局下怀，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很技巧地在这方面与联合国及欧盟国家建立了不少合作，从而给外界造成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更开放和更合作的虚假印象，因而人权当中最重要的政治权利（这是维护其它权利的基本手段）反而被搁置一旁。

基于以上诸种因素，始自上世纪90年代的人权外交不可避免陷入寿终正寝的命运。

四、“自由不是免费的”

2008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奥运会”的举办探知了西方政府对中国人权态度的虚实，对维权人士的打压变得肆无忌惮，国内知识界在人权问题上的集体沉默则加剧了这种恶劣状况。在这种大势之下，少数勇敢者如郭泉、谭作人等人的义举只是让中国的监狱里又增加几个良心犯，艾未未的左冲右突已经成了孤军奋战，北大教授夏业良的敢言也只会让他备受孤立。

美国华盛顿有一个韩战纪念园区，在园区那面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上镌刻着一句铭文“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用以纪念那些响应自由的召唤，牺牲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儿女。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纪念柏林墙倒塌时也说过一段类似的话：“自由并非从天而降，必须透过奋斗而来，并需要我们在生命过程中日日维护。”我相信，未来的中国不可能永远自外于世界的民主自由体制。古诗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是这“又一村”的风景却不是坐等而来，必须要靠中国人民为自己创造机会，经历艰苦而又漫长的抗争并付出牺牲。

2009年“六四”期间，海外“八九一代”授予我“中国青年人权奖”，在颁奖词中，他们说我几乎参加了“八九”之后国内的所有重大的民运活动。我得承认，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说的确实是事实。由于机缘的巧合，也由于我20年来坚定不移地追求“八九”民运的自由民主理想，我确实参与和目睹了20年来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许多重要的民运事件，例如“九二组党”运动、《和平宪章》运动、1995年签名运动、“九八”组党运动和《零八宪章》运动。由此我接触和认识了许多为自由民主理想奋斗的民运人士，并从中获得了很大的一笔精神财富。为此我只有感谢上帝对我的眷顾，是他让我见证了黑暗时期中国民运先行者们的种种探索和努力，是他让我经历了这么一段不平凡的生活。

鉴于目前中国的民主之路仍布满荆棘，鉴于许多后来者对过去的民运历史不太了解，我觉得我现在有责任将我所知道的许多事情讲述出来，以彰显那些先行者们的艰辛业绩，并让后来者获得一些经验和教训。

我投身于民主运动之中是从参加“八九”民运开始的，但成为一个坚定的民运人士却是“八九”之后的事情。关于我参加“八九”民运的具体情况，我已在《血与火的洗礼——我在一九八九年》（发表于《人与人权》2009年第4和第5月号）中做了详细的叙述，因此在这里我就不再谈“八九”民运方面的事情，我直接从“八九”之后说起。

“六四”事件之后，我回到了老家四川遂宁，当时我的心情异常悲愤，我从“六四”事件中看清了这个政权的邪恶本质，我决定此生要与这个邪恶的政权较量到底，直到自由民主的理想在中国完全实现。因此尽管当时恐怖的气氛已经蔓延到了全国，甚至连我们这个西南小城也未能幸免，但我对此并不害怕，我反而加深了对这个政权的痛恶。由于这个缘故，我就与我的几个高中同学商量，说应当为中国的民主做一些事情，最后我们决定办一份地下刊物以宣传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并将这份刊物定名为《民主论坛》。这几个高中同学都是我在“八九”民运之前因为志同道合而结拜的弟兄，其中欧阳懿与我的关系最好，他后来与我一样都成为了坚定的民主战士。在“八九”民运中欧阳懿是遂宁川北教育学院的学生领袖，组织了川北教育学院的游行和罢课行动，后来又与我一起在遂宁城里张贴传单。欧阳懿喜欢诗歌和文学，受鲁迅的影响很大，于是我就让他为《民主论坛》写了几篇文章。我自己也写了几篇，主要都是宣传自由民主理念的，但我还写了一篇猛烈攻击中共的文章，题目是《起诉中国共产党》，我对该党几十年来的罪恶进行了罗列和控诉。所以在“六四”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和欧阳懿就走上了反抗专制、追求民主的道路。

有一天，我与我的同学姜坤又聊到了办《民主论坛》方面的事情，姜坤突然说我们应当找一下陈卫。我说我不认识陈卫。姜坤说陈卫也是遂宁中学八七级的学生，后来留了一级，在1988年考上了北京的理工大学，他们不仅是小学同学，而且他们的父母都是遂宁纺织厂的职工，他们都住在遂宁纺织厂的职工宿舍区里。姜坤还说他们前两天刚见过面，据说他是北京理工大学的“高自联”成员。我听了立即感到很兴奋，尽管我在“八九”民运中表现得很积极，但我一直没有参加“高自联”，因此也与这些“高自联”成员没有什么接触，现在听说我们的同学中居然有“高自联”的成员，我当然就迫不及待地想认识，说不定认识之后我们还可以一起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然在我的同学中，陈卫并不是唯一一个“高自联”成员，北师大的梁庆敦也是“高自联”成员，而且是被政府通缉的21个学生领袖之一。梁庆敦与我都是遂宁中学八七级的学生，我们读中学时就已认识，后来在北京也见过几次，不过因为受到通缉，这个时候我肯定不可能再见到他了。

第二天，我终于在姜坤的家里见到了陈卫。他当时的个子很瘦小，不像现在这样体格健壮，他的眼睛虽然不大，但目光却很犀利，谈话也很有激情与逻辑。我们先聊了“八九”民运中的一些事情，后来我就谈了自己的一些打算，并将创办《民主论坛》的事情告诉了他。他对此表示完全赞成，并提出接下来应建立“地下高自联”。其实在“八九”民运中，当中共当局在5月20日宣布戒严之后，“高自联”的一些人就预感到了运动最后会被镇压，因此有一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就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地下高自联”，我当时就表示同意，并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地址。不过后来他们却一直没有与我联系，我也就一直游离于“组织”之外。现在我认识了陈卫，感觉到自己终于找到了组织，而且居然参与了“地下高自联”的筹建，别提我当时心里有多高兴。但很快我就为陈卫的安全担心起来，我说当局现在正在到处抓捕学生领袖，你应当找个地方躲一下。但陈卫对此一点也不害怕，在我与姜坤的反复劝告下，他才答应过两天到乡下他外婆家去躲一段时间。

当天下午，陈卫又将姜坤、马烈和我带到了他的家里，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了一件他在“六四”那天穿的、写有标语的衣服，又拿出了一些照片、资料和一双带血的鞋子，这是他保留的“六四”大屠杀的证据。20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六四”大屠杀这件事，但历史的真相岂能如此轻易被抹去。陈卫告诉我们，6月3日晚上军队进城的时候，他正在长安街上，他亲眼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学生被一个军官拿着手枪顶着她的脑袋当场开枪将她击毙，当时他的脑袋一片空白，但他还是记住了那个军官所乘车辆的牌照编号。陈卫还告诉我们，那天晚上，枪声一直不断，地上到处都是血迹，他们只是不停地流着眼泪，一边呼喊口号，一边唱着《国际歌》中的那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一切全靠我们自己！”“六四”事件发生时，我不在北京，但“六四”事件发生后，我与我的同学兼兄弟马烈一起又于6月7日回到了北京，准备参加我以为会发生的巷战。在6月9日当局开放长安街之后，我们在木樨地一带亲眼看见了两边大楼的玻璃窗户上布满了弹孔，完全可以想象出当时场面的是多么地惨烈。所以当我看见陈卫带回来的这些东西时，我在心里面再次发誓要推翻这个暴虐的政权，要让杀人者受到正义的审判。

正当我准备和陈卫一起大干一场时，不久姜坤却匆匆忙忙地告诉我说陈卫被捕了。后来陈卫告诉我说，就在我们认识后的第二天下午，陈卫与他的同学在一起时，遂宁的警察已经在他周围布控。当天晚上7点多钟，遂宁公安局的一大批警察来到了他家，阵势很大，好像陈卫干了多大的坏事一样，围观的人很多。这些警察把陈卫的家抄了个遍，那些衣服、带血的鞋子、资料、照片之类的东西当然不能幸免。之后他们把陈卫关押在遂宁的灵泉寺看守所，一直关了三个月，后来又把他押送到北京，关押在秦城监狱，使他有幸成为了“秦城大学一期毕业生”。直到1990年12月，在经过一年半的审查之后，当局才对他免于起诉予以释放。陈卫进去后，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去看望过他的父母，他母亲每次见了我们都要流泪。

陈卫进去后，我还是没有害怕，我与欧阳懿等人继续准备着创办《民主论坛》。这时遂宁的气氛也非常紧张，大家都在议论梁庆敦的事情，有的人说某某前几天还见过他，有的人说他是“高自联”的财政部长，身上揣着几十万元，当局根本就无法抓住他。后来梁庆敦确实也没有被抓住，他在躲藏一年多之后成功地逃到了美国。这时我的母亲也特别害怕，我虽然没有告诉她我干的事情，但她还是预感到我不是一个安分的孩子。“八九”民运中，她一直通过电视关注着北京的事态，她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凭直觉她也知道大学生的行为是对的。我回家后，她经常在我面前骂共产党，有时她还会告诉我她在外面听到的一些消息，例如她曾告诉我说遂宁永兴镇有两个大学生被打死了。后来她又从电视上看见当局在到处抓人，为了我的安全，她居然在我们家的楼上系了一根粗绳子，以让我随时可以逃掉。不过由于我没有加入“高自联”，不在当局的黑名单上，这样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我相当安全地度过了这个假期。

除了到处抓人之外，当局在“六四”之后还开足了他们的喉舌机器，大肆篡改“八九”民运的历史真相，恶毒攻击和和批判“八九”民运的许多领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的《抓住刘晓波的黑手》和《万润南搬起‘石头’（STONE四通）砸自己的脚》这两篇文章。7月中旬，我从7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把我吓了一跳，文章说有的人早就想发动“动乱”，特别列举一篇《反思中共历史》的大字报，说大字报的作者攻击中共是“一代奸党”、是“一个即将溃败之组织”，并叫嚣“中国大乱将至，中共灭亡在即”，然后又对金观涛先生进行了一番猛烈的批判。这篇文章我读得让我心惊肉跳，因为它所提到的这篇大字报正是我写的。我是在4月16日即胡耀邦逝世的第二天写的，写完之后我贴到了我们人民大学“民主墙”上。后来这篇大字报在墙上保留了很长时间，而且被人到处传抄。不过当时我用的是化名，我估计当局不容易落实到我的头上。

8月初，我收到了学校的开学通知书，宣布学校在8月10日开学。这时我们已经将《民主论坛》第一期所需的文章写完了，但由于当时气氛太恐怖，我才发觉我们根本就无法将它印制出来。由于我马上就要回北京读书，我考虑到将这些文章带在身边会很多危险，如果被检查出来，不仅会给自己也会给朋友们带来很大麻烦，于是我就只好将这些文章付之一炬，烧了个精光。

回到学校后，我们并没有立即上课，而是接受学校当局的洗脑。前10天我们一直被组织学习“4•26”社论（也就是根据邓小平讲话而发表的《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和其他文件，后10天则要求我们每个人写出自己参与“八九”民运的情况和自己的认识。我们虽然都是第一次经历中共的这种政治运动，但我们好像都很有经验，既承认了一些人所共知的如参加游行、绝食之类的事情，又回避了一些可以当做“罪证”的重要事情。在写这些材料的过程中，我们还要相互交流情况，生怕有人说了不该说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材料中，我就没有“交代”我写大字报的事情，其实这个事情有许多同学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予以揭发。学校当局也很注意保护学生，并没有对每个人严格审查，所以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在这次政治审查中顺利过关。其实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开展此项活动，当局最深刻的动机就是要藉此在全国形成一种高压恐怖态势，让我们对他们的统治感到害怕。应当说当局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在这种高压恐怖统治之下，20年来国内再也没有兴起一场类似“八九”民运这样大规模的民主运动。

这个时候，欧阳懿正忙于毕业分配的事情，他们川北教育学院是两年制的中专，所以他比我们提前两年毕业。与这一年毕业的所有大学生一样，欧阳懿的毕业分配受到了“八九”民运的严重影响。在遂宁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他有可能会留在城里的学校教书，但是后来他却写信告诉我，他最后被分配到了偏僻的真武中学。这个地方是遂宁、乐至、中江三地的交界，是遂宁最偏远的地方，从那里乘车到遂宁需要几个小时。在我看来，这根本就不是分配，而简直就是发配，若以欧阳懿的才华而论，他完全可以留在川北教育学院任教，但是由于他在“八九”民运中的积极表现，他在当局的眼中就成为了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在这样一个只讲政治、不讲人性的社会里，他必然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沉重的代价。在陈卫被抓、欧阳懿被发配之后，我仍然在学校顺利读书，我以为我这个“漏网之鱼”可以成功逃脱当局的注意，但是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面前，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我很快也被纳入了当局的视线，从此我的个人命运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未完待续）

在一个“人权高于主权”价值判断普遍认同的全球化时代，一位普通公民竟被公权力非法拦截国门之外，由此导致了一场中国公民抗争回国权的世界舆论冲击波。在此，本文要将这起折射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幅历史横段面的人权个案，押上社会视野的手术台，接受舆论聚焦、道德追问与法律剖析，以及当代普世价值的再审视，看看这位普通中国公民，怎样以其大无畏的抗争勇气和身先垂范的独特方式，给握有公权力的政府上着一堂生动的人权课；再看看政府又是怎样在以昂贵的学费——其执政资质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怀疑为代价，来为非法侵犯公民回国权所导致的恶劣影响买单的。

蹚出一条冯正虎之路

在今年7月31日那天下午，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登机大厅里突然出现了一批媒体采访者，纷纷聚焦一位中国公民——冯正虎。但他既不是政要，更非明星，而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这位持有中国护照的普通公民，仅仅因为要返回自己的故土上海，竟能聚焦起全球目光，其中的谜底究竟何在？

冯正虎1980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86年获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他主持的中国企业发展研究所郑重发表声明，反对军队镇压学生运动。后来他被审查一年多，并受到行政记过处分。近几年来，冯正虎不仅为自己，也为弱势群体维权，而成为上海的维权人士，因而得罪了地方权贵，招致上海当局对冯正虎的长期威胁与迫害，甚至发展为今天拒绝他回国。

2009年4月1日，冯正虎合法出境去日本暂住休养，但在6月7日回国时，被中国上海浦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无理由禁止入境。此后，他又分别于6月17日、6月24日、7月2日、7月9日、7月16日、7月31日6次被禁止入境。从这些日期记录不难看出，冯正虎每周一次搭机回上海，然而不是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海关拦住，就是在日本成田机场被听命于上海有关部门的航班婉拒登机。为此，冯正虎要“用行动去实践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争取回国权。今年11月初，他断然放弃日本工作签证，放弃寻求政治庇护的机会，开始在日本成田机场入境审查大厅南翼大堂里，展开持久的抗争维权行动。冯正虎要用捍卫中国公民自由来往本国的基本人权、维护国家和宪法尊严的坚强信念与具体行动，来消除每一个中国人回国出国的恐惧，为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自由旅行、自由出入自己的国家，趟出一条冯正虎之路。

并非一个人的战争

冯正虎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给政府上课，这篇课文的题目就是《公民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有人说，他是一个人在进行一场与公权力的战争。但冯正虎认为，他的背后始终有强大的中国民众。他说：“当我处于饥饿的绝境时，中国国内、香港民众以及海外华人纷纷向我空运食品；当我处于电脑无法上网的封闭困境中，一些不相识的国内网络专家主动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我建立并编辑推特，我可以通过手机邮件中转的方式，及时报导我的实况，让国内民众知道事件真相及我每天在日本国门外的流浪生活。”为此，冯正虎还特意发出短信称：“我每天收到的短信，来自世界各国，用英文、中文、日文、甚至中国的拼音字母写的，支持、鼓励、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很感动。我虽然一个人漂流在‘公海’上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权苦苦奋斗，但我不孤单，我有民众，尤其是中国民众的支持与关爱。”

早在今年7月16日，关心冯正虎事件的公民们就曾联名发出《支持冯正虎回国的公民呼吁书》，在短短的半个多月里，就有近1000名海内外华人签名声援，真可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日前，中国大陆彼岸的台湾立法院，还为此专门召开了声援冯正虎记者会，曾极力主张争取回国权的“六四”学运领袖王丹等都前去参与。而“中国公民力量运动组织”，更是在美国国会山庄召开了关于冯正虎争取回国权的记者会告白天下。此据《参与网》华盛顿消息称：11月24日下午2时，公民力量在美国国会山庄举行冯正虎回国事件新闻发布会。美国前里根政府内阁官员、著名智库人士麦克•哈洛维茨以及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法律顾问等美国友人，以及王军涛、刘国凯、陈立群、杨宽兴、易改、章天亮、司鹏程等中国流亡民主人士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 还有大赦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在新闻发布会的同时，中国民主党美国总部、中国公民力量后援会和中国民主运动干部学校的学员，都在纽约的中国驻美国总领馆前举行集会，声援冯正虎。由此可见，这不是冯正虎一个人的战争。

回国权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

政府禁止流亡人士回国，不仅违反世界上公认的基本人权，而且也是违反中国现行法律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宣告：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而中国宪法和法律更是明确规定，人身自由权不容侵犯。中国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第八条第一款，关于边防检查站有权阻止出境、入境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边防检查站有权阻止出境、入境规定的各种情况，均不适用于本案。上海当局禁止冯正虎入境，也未引用以上任何条款依据，其拒绝理由仅仅只是上级领导的口头命令。这一事件的发生，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当局侵犯基本人权的事实，其结果必然伤害中国执政主体的执政资格。

从法律的角度看问题，冯正虎持有中国护照，在日本只是短期停留，如果政府部门承认他的国籍和公民资格，就没有任何理由剥夺他回国的权力。即使他是罪犯，也应引渡回国接受审判。哪有一个政府惧怕普通公民回国的道理？冯正虎自己就说：如果我是通辑犯，我回国，正好来抓我；如果我是政治犯，你应当给出驱逐出境的命令。然而，政府却不能给出他从事任何颠覆活动或其他刑事犯罪及不法行为的根据。堂堂一个中国公民，竟然平白无故就回不了自己的故土，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国家耻辱？

谁制作了一面争取回国权的旗帜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将政治异议人士流放出国，堵截在国门之外，以消除政治异己的立场。此次上海当局，更是毫无法律依据，粗暴拒绝自己的公民回到上海，正在用自己的实质行动，把先前影响力并不很大，且远远没达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地步的冯正虎先生，制作成海外民主人士团结一致，争取回国权的旗帜。这一次政府的买卖赔大了。眼下，中国当局面对谴责其不法对待自己公民的强大国际舆论，允许冯正虎入境不是，不允许冯正虎入境也不是，一时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的局面。

冯正虎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他不屈不挠的持久抗争行动，必将带动长期以来流亡海外、被拒绝回国的民主人士们，重新尝试回国的努力。近些年来，有大量海外中国公民被中国政府驻外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等吊销护照、注销护照或拒绝护照延期等。这些人有的是因为参加了海外民运团体，有的是批评中国政府的自由撰稿人，还有宗教信仰者。他们持有有效中国护照出国，在护照有效期到期前前往中国驻外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等申请延长护照时被拒或注销。而且，这些中国驻外国的外交代表机关、领事机关等机构在吊销、注销中国公民护照或拒绝中国公民护照延期时的行为大都任意而行，既不表明理由，也不说明法律依据，致使这些人无法回到自己的祖国。多年来，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们，不断尝试回国的各种途径，而此次冯正虎不屈不挠的持久抗争之路，正好为他们竖起了一面共同的抗争旗帜。

《我要回家》的群体塑雕

记得去年3月6日，王丹、杨建利、王军涛、胡平、张伟国、郭罗基、陈一谘、吾尔开希、刘刚、陈小平、吴仁华、刘念春、傅申奇、易改、蔡桂华、魏泉宝等16人，曾联名发表致中国外交部的公开信，要求给予他们有效的中国护照，准许自由出入国门。也是去年，香港支联会的朱耀明牧师和几位新闻从业人员张炳玲、蔡淑芳、冯爱玲与陈木南等，赴欧洲北美，采访了40多位流亡海外的中国大陆民运人士，并将文字整理编辑成书，今年在香港得以出版，书名就叫《我要回家》。胡平先生在《坚守就是抗争——文集〈我要回家〉读后》一文中这样写道：“《我要回家》通过几十位流亡者的采访和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流亡海外，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亲的痛苦，从而凸现出中国政府禁止流亡者回国这件事的荒谬、非法，以及反人道，反人伦。”

这些年来，当权者以公权力“反人道，反人伦”事件不断发生。海外大批流亡者，仅仅因为政治观点，或者宗教信仰，便被政府非法剥夺了回国、回家的天赋人权。王若望先生重病期间被拒回国，客死他乡，至今连尸骨都未能回归；赵品潞先生病重期间无法回国，遗嘱儿子死后也要灵回中国；刘宾雁先生身患癌症竟被拒绝回国治病，含恨而终，死不瞑目；郭罗基先生被拒延长护照，因无法回国探视临终母亲，痛心疾首，仰面浩叹。这一幕幕令人心酸的往事，件件都是滴血的人权控诉。更何况还有王炳章、杨建利等，为了争取回国，不惜身陷牢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前不久，就在冯正虎为争取回国权抗争的日子里，迎来了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德国为纪念这一历史巨变的一天，再次呈现了一面由巨型多米诺骨牌仿制的“柏林墙”被推倒的景观，让人们重温了历史的一幕。当此之际，冯正虎为抗争回国权而以身垂范，给政府上课所激起的世界舆论冲击波，正撞击中国的意识形态藩篱。今日世界已经全球化，中国阻隔自己公民归国的隐形“柏林墙”还会存续多久？

11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举行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维权人士冯正虎近期一直在东京机场滞留，因为尽管持有合法中国护照，他却被中国有关部门阻止入境。你能否给我们一些细节？以及他为何被拒绝入境？”秦刚答：“中国有关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有关规定处理有关问题。我建议你向相关主管部门询问。”（1）

这是冯正虎第八次回国被拒、滞留日本东京机场三个星期之后，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开谈到冯正虎事件。

三个多月前，9月1日，《北京之春》杂志社在纽约举行了一场中国海外流亡者回国权利研讨会。身在日本的冯正虎给大会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在这份书面发言里，冯正虎明确地宣布了新的回国计划。冯正虎说：“根据我七次回国闯关的实践，我发现：中国政府禁止本国公民回国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中国的边防警察可以用飞机将我送回日本，但是如果我不愿入境日本，并宣布放弃日本的签证，日本政府就无法强制一个外国公民进入日本，日本边防警察就要依法遣送我回中国，如果中国的边防警察再次拒绝我入境回国，就会引发一场日中外交的纠纷，最后依据国际公约及中日法律强迫中国政府负起责任，必须接受本国公民。”冯正虎提醒中国政府：一旦出现了上述结局，那将“是中国威信危机的开始，中国将蒙受最大耻辱，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是不愿接受这种羞辱的。所以，最近我放慢回国闯关的步伐，让中国政府领导人有时间思考，及早制止公安部门玩火自焚的愚蠢行为，主动化解危机，让我正常回国”。

遗憾的是，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国政府领导人并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公安部门则一如既往地蛮横而愚蠢。11 月3日，冯正虎乘全日空飞机从东京飞到上海，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晚上入住机场宾馆。可是第二天一早就来了十几个警察，用暴力手段将冯正虎绑架到机场。冯正虎死守登机口与绑匪们搏斗了近两个小时，最后才被硬塞进飞机。这一次，冯正虎决定不入境日本。他按照原来宣布过的计划，就在东京成田机场入境处安营扎寨， 随后又发表声明放弃日本的签证，演出了一场真人版的《幸福终点站》。（2）

起初，冯正虎的这一举动还没有引起多少关注，随着时间的流逝，关注的人象滚雪球一样迅速增长。这些天来，全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派记者前去采访，互联网上更是传遍了冯正虎的故事，成千上万的人，海外的、国内的、中国人、外国人，包括过往东京成田机场的旅客和空姐，用各种方式向冯正虎表达支持和慰问，并且给冯正虎送去了食品衣物。冯正虎的遭遇是那样地富有戏剧性又那样地荒唐透顶，在所有同类事件中，冯正虎引起的关注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多年以来，不少海外流亡人士试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闯关回国，有些也造成了一定的新闻效应；而这次冯正虎的行动造成的反响无疑是最强烈的。

大致上讲，海外流亡人士回国受阻可分四种情况。一种人已经加入外国籍，他们要回中国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签证，中国政府可以拒绝签证而不需要解释理由；第二种人已经成为台湾或香港的永久居民，他们要进入大陆也需要经过大陆当局的批准；第三种是那些没有中国护照或者护照过期的人，由于中国政府故意不给他们办护照，致使他们无法以合法的方式回到中国；第四种就是冯正虎这种情况，他们拥有合法的、有效的中国护照。如果说对前三种人，中国政府可以把他们阻挡于国门之外，那么，对于第四种人，中国政府不但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可以阻挡他们回国，而且在事实上也是阻挡不住的。可是中国政府却采用流氓手段，硬是用暴力方式把你遣送出境。通常遇到这种情况，被遣送出境的人也只有发表声明表达抗议，更无其他可以持续抗争的有效方式。这就是先前很多人的闯关行动都未能造成较大反响的原因。冯正虎本人就是多次回到中国后又被强行赶到国外的。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冯正虎决定采取新的抗争方式，拒绝入境日本，在东京机场入境处坚守不动，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终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如今，外交部发言人不得不承认冯正虎事件的存在。有消息说，中共政治局已经两次讨论到冯正虎事件。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很明显，这事越拖下去越对中国政府不利。假如拖到明年三月都不解决，到那时举行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温家宝总理出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如果再有记者问到冯正虎事件，温家宝还能象秦刚那样打太极拳，说什么“有关部门正在根据有关规定处理有关问题”，叫人家去“向相关主管部门询问”吗？如此说来，我们有理由对冯正虎事件抱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当然，假如这场真人版的《幸福终点站》以喜剧形式结尾，那并不意味着整个流亡人士回国问题就得到解决。不过，那至少会使得当局对持合法中国护照的人回 国不大敢横加阻挡了，而且也会对流亡人士回国问题的整体解决多少有所促进。

然而，我们也不可低估事态恶化的可能性。据说当局已经向冯正虎的家人施加压力，甚至有国安部的人提出假装游客给冯正虎送吃的机会，让他得病抢救而自动离开机场。至于冯正虎本人，早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说过坚持一年两年没问题。就算冯正虎回到中国，当局会不会制造种种借口对他进行迫害，这也是切切不可掉以轻心的。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冯正虎的这一行动已经载入历史，日后也必定会有人把它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或电视剧。一介平民，无权无势，仅仅凭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就完成了一件如此辉煌的壮举。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这一行动本身，也超越了争取回国权这一具体问题。它引起我们由衷的敬佩，促使我们去深刻地思考，激发我们去果敢地行动，并加强我们的信念和勇气。

注释：

（1）参见中国外交部的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fyrbt/t629516.htm。

（2）《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是一部美国电影的片名，中文也译作《爱你无国界》或《机场客运站》。影片讲的是东欧某国一位男士，为躲避战火离开祖国，在他前往美国的空中飞行中，母国发生一场闪电式政变，这位男士所带护照的国家已不复存在，他不被允许进入美国国土，不得不滞留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进退两难，被迫呆在机场的休息室两个多月，等待祖国战争结束。影片于2004年出品，导演是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男主角维克多•纳沃斯基（Viktor Navoski）由汤姆•汉克斯（Tom Hanks）扮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