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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划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纠缠，在理想和事实冲突中选择，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念。

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果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贤治的话说，胡风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个概括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胡风事件中，的确映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冲突何以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悲剧，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历史深处去追索。

在舒芜个人，面临的是如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现实选择动力？直面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选择的高度认同。因为自己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和盘托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敞开自己当时的内心世界是最得要的，这一点舒芜生前做过极大努力，他在《回归五四》的后序中，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相当的剖析，人们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芜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又是一回事，在真实的历史悲剧中，有些历史责任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能承担的，舒芜对历史的责任是要讲出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选择，其它就只有等待历史的评判了。

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一面，他们对舒芜当年的选择怎样愤怒都有道理，对舒芜个人品格做什么样的分析都不过分，他们有不宽恕的理由，受害者在这方面不受谴责。事实上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谅舒芜的人极少。

胡风事件的发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虽然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断力受到影响。舒芜个人的回忆，其它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完整呈现真实历史。由于胡风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决策过程和文献状态，所以只有当历史档案完全解密后，人们对胡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才会更为深刻，这可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了。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1997年，我在当时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曾写过一篇《舒芜；回到起点》的短文，因为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有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我把这篇短文曾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1997年12月2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对自己早年的道路有这样的说明：

关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序》中曾说了始于姚一圻表兄，其实更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方家也有一束火种，这时掷到我们当中，立刻发了燃烧。我的堂兄方琦德、方坷德，他们是双胞兄弟，抗战前琦德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坷德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抗战发生时，他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安庆。他们的同胞几个弟弟，也早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抗战发生，他们这一束火种回到安徽，首先影响了我们几个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个安徽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展开，方琦德、方坷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进而影响到上一辈，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诗人，也受了我们的推动，方琦德后来成了他的女婿，更给他以影响，宗族中有这一束火种，影响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美学生，新月派女诗人，解放后不久（约在五十年代中期）入党，毛泽东到上海点名接见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周恩来更多是“方大姐”之称不去口，社会上或者不解其故，我们家族中是了解的。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方珂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昆明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其弟方璞德，改名杨永直，文革后病逝，离休前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弟方和璧，改为何均，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文革后为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现尚在北京。大弟方绾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已逝（他们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称为一束火种）。这些《后序》中当然不能详说，这里只是为了补充说明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过……

我当时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比较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早期的教育背景。我的理解是年龄与接受某种思想有关，而早期教育背景是获得知识和形成稳定思想基础的主要来源。我对舒芜经历的分析，注意到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进入中国当时的名牌大学，所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建立起来，我曾把他和殷海光做过一个简单比较。但舒芜先生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我们后来推崇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做出了批评，他在信中说：

假设我进了名牌大学，会受自由主义影响，似乎不一定。证据就在方琦德、方琦德就是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方璞德（杨永直）抗战期间读复旦大学。方和璧（何均）读重庆大学，是马寅初的学生。我的表姐，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后改名李伯悌，西南联大毕业，地下党员，精通英文，解放后长期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主编，已故。我的另一个堂弟方复，抗战期间入西南联大，抗战后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地下党，沈崇事件时发起推动北京学生抗暴大游行的几个决策人之一，古建筑专家，现尚在北京，此外，曾卓、绿原、冀坊、邹荻帆、方重、抗战期间都是名牌大学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影响甚大，太精确的统计当然没有，大概可以说，凡是品学兼优而又比较关心现实的学生，都易于左倾，都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监视的对象，有一份报导特务学生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小册子上就列有这么一条。有些后来被说成（也自己说成）超然物外的人，其实未必是。

舒芜先生在信中，主要批评了汪曾祺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顾颉刚先生，认为他们当时并不超然物外。他说：

冯友兰先生抗战期间也并不超然，他讲“应帝王”，学术界皆知其意之所向，蒋介石对之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那可不是一般学者有资格去讲的，因为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重庆民主呼声正高之时，钱穆先生出来，大讲什么中国的宰相制才是最民主制度。当时我们眼中所见，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自由主义阵容，只见一些一向“自由”的先生们纷纷向蒋政权靠拢而已……

舒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他早年的一篇杂文《“学术良心”》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学者’群中，一片都是崩溃倾颓的丑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于是，或上万言书，或上’美新‘之歌颂，或奔走于权门，或钻营于狗洞；或见’某某‘’某公‘而屈节卑躬，或闻’礼贤下士‘而勃然心动；或以成就之类为桥梁而过河拆桥，或视’遗稿‘之类如财产而谋财害命：凡此岂皆其天性之所使然？亦自有感于那些’学术‘在现实中之无用，而失去了自信而已。“

可见舒芜早年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正在成长，“反抗”是青年在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单纯的“反抗”是青年的优秀品质，但短处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同一件事情上，只被“反抗”所吸引。舒芜在信中还讲了一段台静农的故事：

我虽未进大学，却早早大学混入大学教师之中，乃能多知其内幕，多知其隐事，为或者比当学生的身份所见者更多。我虽未教过名牌大学，但接触过一些也非不知名的学者，例如台静农先生，他是反国民党的，但思想上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对于一切一向标榜“自由”而实际上向蒋政权靠拢的学者，就极其鄙视，他告诉我，胡适如何与亲日派政客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重庆时期有一大丑事：有一一群党棍子向蒋政权献九鼎，鼎式设计出于著名学者马衡，铭文则是顾颉刚所撰（顾命其一个学生代撰），其中有“允文治武，乃神乃圣”等肉麻的颂皇帝之语。台先生一向温文雅静，恶言不出于口，却气得写道：什么乃神乃圣，妈的x哟！“台先生一例，可见当时若真正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者，大抵左倾，他们对于标榜”自由“的学者堕落，是极其鄙视的，羞于为伍的。

舒芜信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来源，还属他的早年记忆，在事实来源的准确程度上并不完全准确，在判断上也多受制于当时的主要宣传，而青年舒芜的这个历史记忆伴随了他一生。1949年后，舒芜还不到30岁，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有陈见，而且从年龄判断，还没有完全度过“反抗”期，他坦言：

正由于多数“自由”学者的堕落颓唐，他们解放后，就经不起思想改造的压力。顾颉刚先生思想改造中自称“一向抗上”，批评者问道：“请问顾先生，为九鼎作铭文献蒋介石，是怎样的抗上？”这一问就镇住了他。其它名牌学者，历史上多有这类经不起一问的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现在大家艳称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那是极少的特例，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的阵容，而且闻、朱也日益左倾了。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反抗”期的舒芜并不能接受，他说：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先天不足的自由主义为何站不稳，吸不住人。我早就读过《胡适文存》，读过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但是眼看着胡适为侯门上宾，安富尊荣，而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禁、被囚、被杀的地位，谁能不坚信后者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呢？这种道义上的优势，在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中（其体系的完整、系统工程、又有理论上的大吸引力），生死存亡的国运中，有极大的吸引力。布尔什维克是在“茫茫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受难者的坟”的光圈背景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是雨花台、龙华、白公馆、渣滓洞所折射出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背景，当时我们即使倾服胡适，可是一想到“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喜”的背景，也只有委而去之了……

胡风事件发生时，舒芜33岁，已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行列中，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早年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何以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另外一种投向权贵的选择？这种精神深处的矛盾，舒芜自己没有解决，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解决，早年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为的极端鄙视，何以很快也会成为自己的行为？

2009年8月27日于太原

咱们中国真是从善如流，最近也学会了在国际媒体上营销自己，推出的第一个品牌正是让全球谈之而变色的“中国制造”。不过，让我惊讶的是，这第一个外宣广告，竟然是由CNN播出的。

CNN属于比较多播送中国新闻和评论的国际电视台，主管外宣的领导同志选定它，应该是有这一考虑的。不过，外宣此举也是承担一定风险的，想一下，在去年，中国愤怒的年轻人是被谁刺激了？红小将们不正是被以CNN为首的海外反华媒体弄得捶胸顿足，最后憋不住揭竿而起、举起五星红旗冲上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街头？

当时我还算是冷静的，担心咱们的爱国力量过早暴露在世人面前，于是苦口婆心地劝解愤怒的年轻人：这CNN只不过是一商业电视台，真要抵制它，最好的办法是不给它广告就可以了。哪曾想到，我的话音还没落，中国政府的第一个外宣广告就给了CNN.真是的，我以为自己比年轻人冷静，没想到，北京政府比我更酷。

如果统计一下，对“中国制造”说三道四最多的，肯定是CNN这种国际媒体，但鉴于这些商业电视台播送广告一向是秉持“有奶便是娘”的原则——如果你给它一大笔钱，让它每天插播一个高喊“CNN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草CNN”的广告，估计它也会干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主管外宣的领导真是太有才了，他们使用这种方法，也算是让CNN自打嘴巴，这比花那么多钱偷偷鼓噪那些少不更事的热血青年冲上街头抗议CNN有效多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支持把所有宣传咱国家的广告都交给CNN这种反动电视台播出，用金钱让这些以前跳得最高的反华媒体每隔一个小时就盘点一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各项成就，再不成，我们直接把中央电视台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当成“广告”卖给CNN播出，我知道那可是天价广告，但，咱缺的不是钱啊。

如果能够这样，那么，大家不妨放开想象力幻想一下，CNN等电视台还敢播送不利于我们的新闻吗？且不说它担心广告收入不保，即便我们不撤回广告，它也得慎重播出任何不利于中国的新闻。否则，各位海外爱国留学生和华侨朋友们（鉴于可怜的国内青年还是看不到CNN）请注意了，今后CNN再播送任何指责中国的新闻（例如无端污蔑中国制造的商品以及中国制造的最大的商品——人），你们都可以在当地国家把它告上法庭，告什么呢？你可以告他虚假新闻，或者告他播送虚假广告，反正其中一定有一个是假的……

可是，由于知道这种外宣广告是花老百姓的钱，我也是于心不忍，所以，还是要给大家提一个醒：CNN虽然是国际媒体，但在美国、欧洲和澳洲的家庭里收视率并不高，更不是同“中国制造”打交道最多的普通人钟情的电视台。看CNN新闻台的都是关心政治和国际新闻的人物，对于这些人，你想靠外宣广告影响他们，不是没有效果，而是往往会适得其反。例如，我这种人就经常看CNN，只要一看到政治营销广告，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考，这国家（或者某个政客）出问题了？

那么，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推销中国，推销“中国制造”呢？我倒认为，如果真要舍得花钱的话，推销“中国制造”的最好办法，就是组建“中国制造文艺宣传队”（类似我当学生时参加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派遣到海外各地，和已经潜伏在那里的干部子弟特别是“裸官”的大奶、二奶和三奶们会合，每天到集中了最多“中国制造”商品的大商场如家乐福、K-Mart、沃尔玛等门前做免费的宣传表演。例如：

海外反华势力对“中国制造”攻击最厉害的是我们的商品之所以便宜，就是牺牲了劳工（特别是农民工）的权益，那么，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的让美少女文艺宣传队，和大奶、二奶三奶一起，穿戴整齐，开上名车，带上所有的名表（甚至可以一个人戴三个表）去告诉外国人，你使用的产品，就是中国制造的，就是我们制造的，耶——

还可以这样：组织一些活泼可爱的中国娃娃（注意：头不能太大），每个人都戴上中国民间舞蹈用的大头面具，载歌载舞，等到吸引了很多西方顾客过来围观的时候，让这些戴面具的娃娃把大头罩一下子取下来，大家一起奶声奶气地朗诵：不管东风还是西风，请大家不要相信，我们没有大头娃娃，中国制造，放心、放心，耶——

如果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可以让西方人看一点更血淋淋的：可以用动画的形式拍摄一些小的宣传片，例如，在海外媒体的污蔑下，一位愤怒的年轻中国人（动画人物啊），挥手一刀，割开了自己肾——里面当然是干干净净的，这时，那年轻人表情哀怨地轻声诉说着：你们吃饱饭没事干吗？我们早告诉你们了，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制造的牛奶里没有石头，连沙子都没有……

就在胡舒立的前景无比灿烂时，刘宾雁在二零零五年底的美国新泽西孤独的离去。中国的年轻一代记者中，很少知道这个名字了，更少人曾读过他的作品。刘宾雁去世的第二天傍晚，《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在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堂讲座上问在座的研究生，你们知道刘宾雁吗？在一片哑然后，有人小声说知道，卢跃刚继续追问刘宾雁的代表作时，台下又是一片寂静。

这一切令卢跃刚感慨不已。自从刘宾雁一九八八年离开中国后，不过十七年时间，历史就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在八十年代，他是中国最有名的记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的影响力或许只有方励之能与作比。他是《人民日报》的记者，撰写揭露官僚黑暗与社会现状的报道。在中国国内他是“社会的良心”，而在中国之外，他则是这个国家最值得尊敬的人物。“中国最好的调查性记者，或许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写过《长征》一书的哈里兹伯格这样说。“他在中国的地位和东欧知识分子相似，比如哈维尔式对于捷克，他没有权力，却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Merle Goldman在《纽约书评》上这样评价。迷恋英文媒体的年轻一代或许偶尔在二零零三年的一期《时代》上看到Liu Binyan这个名字，它出现在“亚洲英雄”的名单里。但很少会真正留心，他太陌生了，也太老了，那期杂志的封面是周星驰——他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我没有资格嘲笑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一直到两个月前，我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第一次读到刘宾雁的书。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相遇，这本书既不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人妖之间》或《第二种忠诚》，而是他一本讲演集，用英文出版。演讲集有这样一个标题《中国的危机，中国的希望》，除去“非常的八十年代”，我再找不到更好的形容。

一九八八年秋天，刘宾雁受邀在哈佛大学讲演。倘若不是一年前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次美国之行或许还要推后。这已是他第二次被开除党籍，上一次发生在一九五七年。他因撰写两篇报道而被打成右派，开始了二十二年的半流放生涯。

像他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他曾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但与其说这是一种深思熟虑的选择，不如说它出于一个年轻人的单纯与狂热，和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中国的苦难实在是太深重了，中国人对于改变自己奴隶地位的愿望实在是太强烈了”，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因而越是主张激烈、彻底、变革的思想，便越是富于吸引力。”在他开始为中国共产党组织进行地下工作的一九四三年，他仍会在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时热泪盈眶，并冒险收听重庆电台。国民党是抵抗运动的象征，但比起共产党，它始终缺乏“一个纲领，一套口号使青年人热血沸腾”。他日后感动中国的才能和给他带来个人灾难的性格，在青少年时期，已展现无疑。他有能力发表激情澎湃的演讲，牢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他也是个“嘴上不设岗”的人，坦诚的说出所思所想；他对自由的渴望从未减弱，本能性地反抗僵化和教条。

一九五一年，他加入了《中国青年报》。但他的才华却没得到展现。此刻的中国仍沉浸在一个新政权建立的欢乐之中。一种未经思考、却被本能接受的观念仍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心——“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制造的；中国共产党则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二十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它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

但对于敏感的刘宾雁来说，另一种现实也已经出现。事实上，他早在一九四四年，他就第一次在共产党小组织中，感觉到对曾经的同志的处置是多么无情，而朋友间的同情也被视作“资产阶级感情”。而当他一九四六年回到哈尔滨时，发现延安到来的共产党干部正在此地推行“思想、生活方式和作风的一律化”，他看到土改工作组将地主的所有财产都分发、并实行肉刑时，他也感到不适。到了一九五一年批判《武训传》时，他的不安更强烈了，他熟悉的价值世界，如今都要被挤进“阶级斗争”的教条中，而到处是“把个人叫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他的记者工作也与他曾经期待的相去甚远——报纸版面上充斥着好消息，除去党和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各种先进人物的英雄事迹，再也看不到别的东西。唯一的消极的报道，也来自对群众的“错误思想”的批判。私人生活也变得越发紧张，刘宾雁和他的妻子不得不为怀孕问题焦虑不安——新中国不允许节育，不提供避孕工具。似乎是对这枯燥现实的反抗，刘宾雁总是穿一件红色衬衣，下意识哼着歌曲，试图去报道一些与众不同的故事。

不过，他从来没真正怀疑过共产党的合法性与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他的激情甚至在一九五六年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一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农业合作社全面展开，之前的中国军队在朝鲜的胜利，则激发了普遍的民族骄傲，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似乎即将建成。甚至意识形态领域，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一年春天他在苏联与波兰旅行，感受到一种更自由的空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某种奇妙的变化。对于刘宾雁个人也是如此，他的两篇报道《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它们探讨了年轻的社会主义日益严重的官僚化倾向，不管是建造一座桥还是写作一篇新闻，主管官员都对现实视而不见，也对于下级的建议毫不理会，它只听从于更高一级官员的命令。在服从党性的名义下，官僚系统漠视人民的利益和需求，由于党性过于抽象，“服从党性”则又变成了“服从上级”，从而党组织本身的威信也被他们的行为破坏。这两篇报道触动了整个时代的神经，三十一岁的刘宾雁成了文坛名人。他甚至还升了级，成为了十三级干部，不仅可以乘坐“软卧”，抽高级香烟，还有资格阅读仍属秘密的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的报告——这真是令人震惊的体验，斯大林本人和他的政策被严酷的谴责。这一年他在中国南方的采访中，对这个新生政权的主要问题再次确认——党对权力的垄断，造就了一个庞大、迟缓、傲慢的官僚阶层，他们造就了不公、低效、物资短缺和社会普遍的情绪低沉。但他没有对党和社会主义失去信心，并相信新闻报道的公开，将有助于党的自我批评和改造，而且他的两篇作品的发表，毛泽东提倡的“百花齐放”，他在全国各地演讲的广受欢迎，不正表明这新到来的自由空气的到来，党组织正接受批评。

但幻灭却随之到来。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变成了反右运动，在没完没了、毫无逻辑的批判之后，刘宾雁成为超过一百万的右派中的一员，而且是“极右派”，毛泽东钦点的右派。这或许也是刘宾雁第一次清晰感受到，中国人的独立思想和品格，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被多大程度地摧毁，当同事对他进行残酷、毫无根据的批判时，似乎平日的和气相处都只是假象，下面一直隐藏着深深的仇恨。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仅仅是这希望与幻灭的不断重演。当他下放到山东与山西乡村时，看到了农业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当《人民日报》上洋溢着大炼钢铁、赶英超美的宏论时，刘宾雁却发现农民陷入了绝望，农村则变成了“鬼城”。当中国社会刚刚从大饥荒中摆脱出来时，一场更宏大的政治运动再次到来。他刚被摘下的右派帽子又重新戴上，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最终也侵入最亲密的家庭系统，他十三岁的儿子不忍心批斗父亲，却不得不在家门口贴上这样的纸条：“刘宾雁，你必须老老实实，按时上班回家，不许乱说乱动”。

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刘宾雁才有机会开始自己的生活，再一次拿起笔来描述他眼中的世界。他已经五十八岁了，但二十二年的不幸遭遇没有摧毁他的意志，反而激发起更强烈的冲动，抢回这丢失的时光，去探究这一切悲剧的源头。

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他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在一九七九年引发的反响。《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是一百零四万册，而刊载这篇文章的九月号更是造就这样的现象——无论图书馆和个人订阅，都被借走，连续传阅，每次几个小时计，在一些工厂和学校，众人下班与放学后聚集在一起，由一人朗读。

我是六三年进大学。大概从六四年夏季，校园里政治空气就日益浓厚。到六五年，所谓学术批判迅猛展开，阶级斗争越来越令人感到恐惧，我们都感到很压抑，甚至有窒息之感。但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将有一场非同小可的暴风雨，而我们大学生将要扮演狂人角色，最后被无情地当做狗屎处理。

毛准备发动一场和平环境下的“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处心积虑，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策划、部署、演练。他选择的突破口是文教界，先拿文艺界开刀，再搞乱大中学校，进而让青少年学生充当炮灰，去搞乱全国，大乱天下他好在乱中出奇制胜。而且这样有利于把江青隆重推出。

毛究竟为什么要搞文革？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何必大动干戈？他大动干戈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事实上的改朝换代。他以阴谋手段把冒犯了他的合法接班人刘少奇废黜，也根本无意把江山传给林彪，尽管他为了“借钟馗打鬼”，把林彪的地位写进党章和宪法。那么他到底要传位给谁？毛氏天下，后继乏人，只能是江青，后来又加上毛远新。毛深知要让江青压住阵脚，必须要整垮所有的老干部，“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他最拿手的割猪肉、剥竹笋手段，他自信完全可以办得到。当然，他对肯辅佐江青的人会手下留情。正因为如此，他才把文革的规模搞得那么大，那么复杂，那么扑朔迷离、波诡云谲。很多人对这种分析嗤之以鼻，以为不可思议。这是因为他们对毛还是心存迷信。他们以为有着丰功伟绩、雄才大略的毛，怎么会如同土财主那样打算盘？他们怎么不想一想：毛的圣人、伟人形象，完全是革命给包装、炒作成的。褪去毛头上那许多令人眩晕的光环，把他还原为真实的人，他就是一个小农出身的狡诈凶悍的帝王。帝王视天下为私人家产，古往今来，哪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肯把自己的诺大家产拱手送给外姓？这是生活的逻辑，历史的逻辑，特别适合于以“亲亲”为最高价值观的有七情六欲的中国人。何况毛还有一桩不可告人的心事：大跃进饿死数千万农民，刘少奇说这会写进史书的。这使毛悚然心惊。他怕身后遭鞭尸。若把权力交给同志，那在将来的某一天他被否定的命运势不可免，只有传位于自家人，才能有恃无恐。传位于江青，这是毛发动的文革的原始动机。怎样以革命的名义实现如此自私的目的，毛为此煞费苦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就是为此而制作。“反修防修，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压迫人民”，就是他蛊惑中国青年的华丽口号。人世最可怕的邪恶，乃是以罪恶手段推行的完美无缺的正义事业。世间最可悲悯的悲剧人物，乃是自觉主动献身给这种正义事业的崇高殉道者。毛选择青年学生当红卫兵小将，当造反派，目的就在于此。

然而不管毛如何天纵聪明，他的文革终归失败了。而文革演变到后来，也完全不是他能够得心应手的操纵了。他的狂热的信徒都在以他的名义自行其是。滔天罪恶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近两万名如张志新那样的优秀中华儿女遭受惨绝人寰的虐杀。国家主席手举《宪法》也不能自保，逼使他毫无尊严的走向不归之路，开国元勋备受凌辱，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全国各地到处硝烟弥漫，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愈演愈惨烈，集体活埋、强奸、沉江、砍头等灭绝人性的暴行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极限。北京湖南发生农民法庭擅自处死四类分子及子女的恶浪。广西的吃人狂潮。骇人听闻的沙甸惨案。令人发指的内人党酷刑。直至后来的国家恐怖主义，清队、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等等。十年浩劫，二千万中国人被杀害或受迫害而死。

显然，神州大地上发生的这些可怕事情，这一历史浩劫，不是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一个人所能够做到的，他一个人也无法负全部责任。他需要大量的帮凶，数量之大，匪夷所思。告密者、打手、野心家、投机分子、盲从者、胆怯者、鸡鸣狗盗，城狐社鼠，都主动或者被动地制造和参与罪恶，成为毛的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帮凶。《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写道：“每一个民族在其精神里都潜藏着劣质，一旦历史的偶然（各种因素构成的密码全部对准），劣质就会爆炸，因此，问题并不仅仅属于个人。”事实就是如此。

毛发动文革，只不过是他的手指按下了这一组密码的最后一位数。文革是中国民族劣根性的总发作，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中国这个民族血液中有一种特别浮躁的东西，每隔十几年就会丧失理性，来一阵疯狂行为。毛按下密码的最后一位数时，中国人血液中“特别浮躁的东西”已经迫不及待了。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魔法大师。他的文革，把中国人的人性阴暗面或曰国民性调动得高潮迭起，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位学者认为：当被统治者顺从并习惯于统治者的头脑思考，两者在客观上就成为了“同谋”。因此可以说，文革是毛和参与文革的中国人“同谋”的产物。文革是一次中国人的集体犯罪，而毛是罪大恶极的首犯。

毛曾用“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形容农村合作化运动，用于文革和他自己，也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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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起，大学生开始参加四清，到农村当四清工作队员，进行阶级斗争。六五届六六届的都参加了，校园里顿时空空荡荡，和那秋天的萧瑟景象一样给人茫然失落的感觉。但校园里阶级斗争的空气骤然浓烈，有一种和秋天大相径庭的喧嚣。政治运动开始成为大学生的主课。系里开展学术批判原先在教师内部进行，到六五年上半年，系总支号召学生揭发批判教授讲师是否在上课的时候“放毒”，也就是攻击社会主义或者毛思想。

首当其冲的是文科各系。盛行讲学时期那些频频出头露面的学者，纷纷深居简出。我们中文系对本系的陈涌先生，则开始内部批判。从他最新讲的“托尔斯泰”“鲁迅”“曹禺”专题课上，发现了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新罪证。讲授外国文学和古典文学的先生，无不噤若寒蝉，因为他们个个都有贩卖封资修黑货的嫌疑，他们随时都会被指责为帝修反效劳。系上常常举行名为学术讨论的政治思想批判。我们学生奉命要注意老师在讲课中是否放毒。于是我们听课就格外用心。最受我们学生欢迎的讲师芦世藩讲初唐文学时，再也不敢再像以往那样妙趣横生出口成章，少壮派讲师潘尔尧上课向来妙语连珠，此时他变为守口如瓶，面无表情地照本宣科。可是他们依旧被学生抓了很多把柄，潘尔尧讲课中开了个玩笑，说李白之所以能够游览祖国大好江山，是因为那时不要粮票，出门无需单位介绍信。嗯，这是攻击社会主义。芦世藩先生讲课中冒了一句“困难时期人们见了炊事员无不肃然起敬”，嗯，他这是攻击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于是由团支部收集汇报上去，最后都在学术讨论中派上了用场。反正课越上越没有劲，埋头读书吧，那是走白专道路，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除了批判本系的教授讲师，我们中文系学生还摊上了好事，看电影。《林家铺子》、《早春二月》、《武训传》、《清宫秘史》等电影以内部放映的形式，免费让我们看，看完再批判。这些原先我们看不出什么问题的电影，在被定为坏电影后，我们再看时，觉得处处有问题。剧中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含有深意，别有用心，毒汁四溅，竟看得我们害怕起来。心下暗暗想：毛主席下令文化部应该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真是万分英明！

班级党支部号召我投入战斗，于是我鸡蛋里挑骨头，写小字报指责两汉文学教授李鼎文先生讲《悲愤诗》声泪俱下，对封建文人蔡琰毫无批判，大加同情，是站在地主官僚立场上了；我还使用了很不礼貌的讽刺挖苦的词语。

后来我一直为此感到内疚和羞愧。八十年代初我探访过劫后余生的李先生，想当面道歉，可发现李先生对此毫无印象。原来文革中他遭受批斗、辱骂、毒打不计其数，因此那种背对背的文字羞辱实在算不得什么了。我没有勇气开口，心里甚至感到宽慰，他觉得不足挂齿，我也无须张扬了。能因为他人有更加严重的罪责，我可以原谅自己的过错么？我毕竟也是吃毛泽东狼奶长大的中国知识分子，卑怯、麻木的程度与那些至今毫不醒悟的人相比，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我自认自己尚不是见黑暗和丑恶不动声色，见苦难和悲惨无动于衷的御用文人，还没有能够修炼出三锥子扎不出一滴血的功夫，也没有学会象鸵鸟似的把头埋入沙丘，去想象一个蓝天白云、高山流水的清凉世界供自己享用，如气功的气沉丹田，意念移物；那乃是豪华型的犬儒主义。我属于不愿意与暴政和邪恶同流合污的人，不过在绝对专制的社会的严厉打压下，不敢抗争，是胆怯者，也是可怜者。明哲保身、苟且偷生似乎是吾侪唯一的选择。与丧尽天良者比，吾侪天良尚没有完全泯灭，仅此而已。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声音越来越大，林彪号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学毛选变成运动，报纸上“政治挂帅”的文章连篇累牍，电台里“兴无灭资”的高论不绝于耳。大学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破，谁读外国小说，谁自觉理亏，谁厌恶政治运动，谁就内心承认自己落后反动。

校园里，真是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不抓则罢，一抓就灵。学生中的小偷小摸、浪费粮食、写情书、说怪话发牢骚，统统成了阶级斗争的表现，在全系大会甚至全校大会上受到分析批判。能说会道的校宣传部长断言，大学已经成了红皮萝卜——外面薄薄一层红皮，里面是白色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唯有如此，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才能千秋万代不变色。

大约就在那时期的一个晚上，全校学生忽然奉命进城看戏。我们事前谁也不知道要看什么戏，然而穷学生被学校招待看戏，自然兴奋异常。直到进了人民剧院很久，看见前面观众席上有些人交头接耳，慢慢地交头接耳的人越来越多。我竖起耳朵谛听，才听说今晚上有大人物来。我们学生只是陪他来看戏的，这也是为了大人物的安全。这个消息莫名其妙地使我感到不安和紧张。开场时间已过，等了很久，大人物姗姗来迟。全场学生凝神屏息，看天神似的看他。这人是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他满头银发，面色红润，穿一身银灰色中山装，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走向前排正中的座位。这是我见到的最大的官，那时节，大人物的行踪神出鬼没，老百姓因其神秘莫测而更加视其为天神，因此匍匐在地不敢仰视。

戏开场了。那戏名叫《向阳川》，是所谓现代新陇剧。当时我以为可能刘澜涛是一位戏迷，所以来戏院消遣，然而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刘澜涛此举，是对毛泽东和江青倡导革命现代戏的响应。中国的大人物，一举一动都有深意，人们必须细加琢磨，才能得其要领，故在中国，善琢磨上司意图者皆官运亨通，而不善此术者皆落魄潦倒。

刘澜涛善此术。但他做梦也想不到，毛泽东倡导现代戏，是为了推出他的老婆江青，而推出江青的目的，就是要发动文革，要置刘澜涛他们于死地。

空气越来越压抑，读书学习连自己也觉得像是做贼心虚，有迷恋封资修的嫌疑，不读书么，学生干什么？天天政治学习上街游行开会批判是学生的主业么？我们无所适从。有一天开过会，我和余存勇默默地走路，走到理科楼前的花坛那里，他突然悄悄地对我说：“我受不了这种空气，太压抑。”这是一句问题严重的话，我听了很害怕，本能地朝前后左右看了一眼，看附近是否有人，知道肯定没有人听见，才放下了心。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如此敏感。要知道在别的方面，我是一个反应特别迟钝的人。原来，我已经和很多老百姓一样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一旦强奸犯强奸了某个女人，那么这个女人内心深处对强奸犯有一种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源于对权力和暴力的畏惧。

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如是说﹕“人的生命，孤独、贫穷、龌龊、粗暴及短促”，指的是在自然状态下人的生活是一种“终极的恐怖”，所以“大家反而主动愿意在一只并不可爱的巨灵前面跪下，因为只有这只巨灵可以保障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就是说让国家成为暴力的唯一合法垄断者，舍此别无选择”。当时我们的心态，可以由此种理论诠释。

当时余君说如此问题严重的话，肯定是苦恼气闷不过，才对我吐口发泄，要说接受现实的能力，他比我强得多。在整个阶级斗争年代，他没有惹上任何麻烦，我就不同了，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结果因为好挖苦人而付出了惨重代价。

我们班上的余老兄很有头脑，多年之后他告诉我，他当时自报家庭成分为工人，其实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时代是工程技术人员，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任过伪职。到新社会他父亲领教够了政治运动的厉害，因此很机警，一九六二年他父亲风闻又要抓阶级斗争了，便退休了。于是余存勇一进大学就谎称自己是工人成分。也可能是父亲授意他这样做。因为像他那样聪明的人已经看到，家庭成分对个人的命运起决定性作用。篡改成分，当时如果查出来，那就是欺骗党欺骗组织欺骗人民的大罪。但是父亲已经退休，自然目标小得多了。于是每一次填表，他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在家庭成分一栏下大笔一挥写上当时最光荣最受人羡慕的“工人”二字。由于余君虽然生活懒散，但是人缘好，学习好，团组织还把他列为发展对象，团的干部都乐于做他的介绍人，多次敦促他写入团申请书。余君却一次次借口自己条件尚不成熟，婉拒。他并非不知入团是很光彩的事，然而他留了一个心眼，他知道一旦要讨论他的入团问题，组织就要对他的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展开调查。那时正兴“查三代”的阶级教育法，只要一查，他隐瞒家庭成分一事就会东窗事发，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尽管他愿意入团，团内人士也竭诚接纳他，可他压根就不写申请书。这是他的聪明过人之处。

如果说第二学年阶级斗争之弦已经绷紧，使人感到苦不堪言的压抑的话，那么随着第三学年的开始，好戏才是一场接着一场呢。

可能是大二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同一宿舍的科长韩满印在黄河岸上散步，不知怎么谈起了政治。我俩议论，形式主义的学雷锋做好事根本就是提倡虚伪，我们又对汇报思想向党交心的时尚口出微词，又对系上的右派老师表示同情，说到搞运动，我以为像反右那样规模的运动，肯定不会搞了，我虽然未谙世事，但总觉得那样的运动于国计民生有百害而无一益。韩满印摇头，似对我的乐观不以为然，可也说不出为什么。斯时红日坠落，晚霞满天，滔滔东流的黄河金光潋滟，“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我们陶醉在眼前的美景之中，万万想不到一年后毛泽东会发动文革那样的史无前例的运动。

据《法新社》报道，最新研究显示，美国人只要在生活方式上做一点小小的变化，例如定期做汽车保养、或在阁楼增加隔热措施，可以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等同于法国一年的排放量。

如果美国家庭能够采取17项简单的措施，比如换用节能汽车、衣服不用干衣机烘干、改用晒干、或是不再用室内恒温器，一年就能减少1亿2千3百万吨废气排放量。这个量相当于美国年均排放量的7%，比法国一年的总排放量还要多。

目前，美国家庭消耗能源产生的废气占全国废气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还要多一点，高达全球废气排放量的8%。除了中国之外，这个量要比任何国家整年的排放量都大。为了快速压低这个数字，学者建议重点应该放在改变消费者行为上，而不是一味发明新科技，废气排放限额与交易制度也应该到位。

据我的观察，美国用于生产方面的能源浪费不大，当然比起日本、欧洲还有差距，但与中国相比时，不可同日而语。美国比中国强，在于制度完善、优越，企业一般不可能对官员行贿、私下超标排放。还有就是科技发达，旧设备淘汰得很快，新技术、新设备层出不穷。绝少官商勾结，设备又好，所以呢，和产值相比，美国的废气排放率是比较低的。

但美国比不上日本、欧洲，这可能就是一个观念问题了。欧洲，特别是日本，国土面积有限、资源有限，而人口密度相当大。浪费能源与资源就受到了自然条件的限制，节约成为全民的共识。

到欧洲、日本走一走，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比美国要小一号。房子小一号、车子小一号、浴缸小一号，一份西餐端上来连盘子都小一号。在现在这个能源紧缺而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增长的时代，欧洲、日本的生活方式是合理的，美国确实是应该改一改了。

美国有些方面也不太好改，如居住分散，出门就要开车，步行解决不了问题。除了倒垃圾，几乎办任何事都要开车。去邮局寄信、到超市买菜、送孩子上学、看电影、租DVD、看病买药，事无巨细，都要开车。

欧洲、日本、中国，或者说除美国之外其它绝大多数国家，居民区都是自然形成的，在步行的范围内，就可以解决一般的日常生活之需。这种集中居住的好处很多，是一种节约能源、减少废气排放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即便要搭车，地铁、巴士等公共交通系统也很健全。这比一个人开一辆车不知道要节约多少能量了。

美国这种分散居住和开车的缺点，我猜想是来自于早期开拓时代。地广人稀、一家几百英亩土地。当年形象的生活方式就是一匹马、一支枪。后来一匹马换成一辆车、一支长枪换成了一支短枪。

美国新建的社区已经开始比较集中了，但是要根本改过来，也不是几十年就能办得到的。但是能改善的方面还是很多。最令人侧目的就是美国人喜欢开大车，动不动就买一辆大马力吉普车，开小轿车也要弄一辆六缸车，毕竟有船要拖的人家很少，为什么一定要买大马力车呢？

研究者说，最能减少美国碳排放量的做法就是改开节能汽车。根据研究，光是这一项措施，就能减少碳排放量5%以上。不用说开节能车，能不能开小一点的车呢？这就是一个观念问题了。

还有冬天的暖气、夏天的冷气，一律是开足。开到冬天穿衬衣、夏天穿毛衣为止，有必要吗？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个道理，这也是一个观念问题。美国的办公室通宵开灯、而且是打开所有的灯，我想也是个观念问题。留下几盏灯开着、不就行了吗？

批评美国的生活方式不等于说我改变了自己一贯的观点，既环境问题主要是一个制度问题而不是一个观念问题。如果美国的企业不是私有制、而且法制废置、官商勾结，那么能源与资源的消耗会增长到一个何等的地步，那恐怕是不敢想象的了。

近一个时期，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名子联在一起，不断地出现在海内外的媒体上，一个是重庆市委书记，一个是公安局长，通过打黑风暴把全国搞的欢声雷动，人人叫好，要我说，由于中共封锁海外媒体的真实报道，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剥夺了人们的知情权，才会出现这种咄咄怪事。实际上打黑英雄王立军早已被中共太子党所利用，偏离了最初的社会道义和公平的方向，变成了党内派别斗争的残酷而可怜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前不久他的重庆武警总队第一政委的职务忽然被董书民取代的原因，也是他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声称自己是弱者的真实心声，因此，假如薄熙来在未来的中共高层内斗中彻底失败，那么原重庆市司法局长文强的今天，也许就是王立军的明天。

首次打黑，为李鹏报仇

现在，网上有许多关于王立军的报道，大都是溢美之词，读来令人肉麻，这主要是媒体被操控在当权者手里造成的恶果，其实，王立军很平常，也很有政治头脑，关于他的传闻一半真一半假，甚至有的完全是假的，其原因有的是他的哥们编造的，比如说他太太和孩子被绑架，剥皮，录相等等，有的是他本人通过新闻媒体渲染夸张出笼的，比如在铁岭扫黑的动机，在锦州关押刘涌的原因等。

据我所知，他1959年12月生于内蒙古阿尔山，1987年入党，此前在阿尔山林业局天池林场当了两年知青，后入伍当兵三年，转业后先后在林业局和商业局工作过，1984年开始当民警，先后任辽宁省铁法市公安局晓南派出所副所长、所长，大明派出所所长，1992年2月至同年9月担任辽宁省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

据辽宁省新闻界的朋友告诉我，他这个人很有抱负，也善于抓住机会，他上任之初，对当地的黑恶势力进行过一次漂亮的打击，的确很得人心，为此他曾去北京开过英模会，做过报告，所以公安部领导以至李鹏对他都有印象。回来不久，他于92年9月—94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干部学院管理专业学习，毕业后，至1995年9月任辽宁省铁法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直到1998年5月，任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兼刑警队、巡警支队队长。

也就是在此时，他命运转机的时刻忽然降临。辽宁省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告诉我，那时，法库县要修建一个很大的水力发电厂，位于林河水库旁边，国家投资比较大，由国家电力部派去一个电力工程师，姓林，他是李鹏的同学，也是好朋友，但此人性格暴躁，爱计较小事。正好有一天，他在铁岭某饭店吃饭，巧遇杨俊富，{绰号杨富}，他是当地大名鼎鼎的社会上的“大哥”，他不仅信仰回教，和当地许多信徒交往密切，而且自己也拥有一些产业，十分富有，经常杀富济贫，仗义疏财，所以多年来在当地一呼百应，人多敬佩。不巧那天他和林总工程师初次见面，就发生了冲突，原来，杨富也在那里吃饭，他们点的菜雷同，女服务员在上菜时，厚此薄彼，冷淡了林总，他依仗北京高干李鹏的关系，就粗暴地骂了女服务员，杨富也不知道他是谁，就护着女服务员，和他争执起来，林总工程师毫不示弱，还把认识李鹏挂在嘴上，激怒了杨富，便动手打了他三拳，其中一拳就把他左眼打瞎了。

这下可闯了大祸，但杨富不以为然，他说李鹏算个什么，老子在这一带就是爹！他回家后就把这事忘了，当地派出所装聋作哑，林总咽不下这口气，就回到北京找到李鹏告状，李总理震怒，给辽宁省领导打电话说，立刻派几个人把打人凶手给我抓起来，并说就用上次到北京作报告那个姓王的年轻民警去办，辽宁省的官员问是谁，李鹏竟记住了王立军的名，直接点将，还说办得好的话，就把王立军继续提升，于是，一场所谓打黑除恶风暴就在铁岭开始了。

这位领导表示，这个背景情况，只有几个人知道，为了稳妥，抓捕杨富的民警是经他特批，特意从沈阳市刑警队专门选调的，几天后很快抓捕了杨富，张宏俊等七个黑社会团伙，不久后全都枪毙了，虽然，当地有12000名回教徒联名上书，向中央请愿，并派500多个代表到北京为杨俊富求情，但李鹏执意要坚决为老同学报仇，所以杨富及其7哥们还是踏上了黄泉路。这位已退休的高官对我说，名义是打黑处恶，实际上是公报私仇，其实杀一个人就行了，但一下子杀了7个，太过了！当然，“七哥们”的血也染红了王立军的警衔，1998年5月至1999年12月，他担任了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此后至2000年8月又任铁岭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副局长。

等到薄熙来当上了辽宁省省长，他的仕途扶摇直上，2002.年12月他进一步升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兼党委书记。

紧跟薄熙来，充当戴笠

据北京新闻界朋友称，李鹏对薄熙来十分青睐，又欠王立军一份人情，善于投机钻营的薄熙来立即于2003年5月提升他为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副市级）；接着又提拔他在2004年11月当上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副市级）。那时薄熙来刚到辽宁省，面对闻世震等反对派的杯葛，他孤立之时，正需要王立军这样的在中南海有靠山的名人，充当自已的打手，而贫民出身的王立军，决不满足于当一个小城市的公安局长，他胸怀大志，跃跃欲试，两人一拍既和，狼狈为奸。为了拉拢他，薄熙来亲自把他介绍给夏德仁，夏原任大连东北财经大学校长，时为副省长，立即帮助他于2006年4月入东北财经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EMBA]在职研究生学习，并为他公款支付了20多万元的学费，并采取找人代考等手法，很快获得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从此，王立军不仅有了可观的学历，而且拥有打黑的传奇经历，不仅成了李鹏的亲信，而且又成了太子党薄熙来的打手，真是鸡犬得势，牛气冲天。他为了升官，已背离了当初打黑出于公平和正义的初衷，一方面得罪了许多同事和上级，还声称被副手诬陷，一方面不把普通老百姓放在眼里，驾车横行，伤及它人，多次成为被告，幸亏有薄熙来李鹏摆平，否则早已入狱。辽宁省的新闻界朋友对我说，王立军成了薄熙来的戴笠，幸亏胡锦涛和闻世震强力阻拦，使他们在辽宁没有市场，否则辽宁省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也不知道有多少干部要进大牢，如阴谋得逞，他配合薄熙来，能把辽宁省变成一个大监狱。

在2000年，薄熙来背靠江泽民，以整肃马向东等贪官为借口，想把张国光闻世震抓捕入狱，自已当上省委书记，但未能如愿，因为他们没有查出闻书记的问题，只有省长张国光落马，尔后薄熙来不满足于当二把手，企图通过抓捕刘涌和仰融等企业家的方式，牵连出闻世震等辽宁省的大批官员，把他们通通送进监狱，再把大连市的哥们安排到重要岗位，于是王立军派上了用场，他们为了逼迫刘涌检举揭发那些对薄熙来不满的人的经济问题，就先拘押他于锦州，后又转到铁岭，转来转去，神秘兮兮，都由王立军亲自监视，这表明薄熙来打黑除恶，不是出于公心，而是出于内斗，他谁也不相信，只信王立军一个人，而且，据为刘涌辩护的律师和其它执行任务的武警称，他们为了达到目的，曾刑讯逼供，恂私枉法，裁赃陷害了许多好人，或者有错而没有罪的人，为了杀人灭口，毁灭证据，他们还托人施压，操控媒体，左右法院，最后把刘涌送进了永远不能再开口讲话的地狱。

辽宁省新闻界的朋友说，薄熙来在文革中坐了7年大牢，精神受了刺激，产生了变态心理，他认为只有把持不同意见的人关进监狱，才能高枕无忧，既便是党内的同志，也不放过，其中包括帮助过他但后来不喜欢他的人，所以他亲自主持了辽宁省沈阳监狱城的扩建改造，不仅在大连姚家建成了亚洲最大的看守所，而且又在沈阳北陵建成了功能设施最完善的监狱城，他每周都要去监狱或看守所察看，他说他看到自已恨的人关在笼子里，就想起当年拘押他的秦城监狱，心里特舒服。 

公器私用，为内斗服务

正是为了心里舒服，心头解恨，2007年在北京中南海内斗中失败的薄熙来，被发配到重庆去，他总算找到了发泄郁闷和仇恨的小地方，于是在江泽民李鹏等太子党大佬的精心策划下，把毛泽东搬出来借钟馗打鬼，先搞唱红歌，读红书，发红色短信，迷惑了老百姓，然后又以反贪打黑为名，开始了抓捕汪洋部下和企业老板等人的运动，立即王立军大显身手，薄熙来在2008年6月把他从锦州直降重庆，任命他为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常务，正厅局长级，2008年9月起兼重庆市委政法委委员）；接着2009年2月至同年3月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到了2009年7月，又是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反正薄熙来敢干，他的话就是圣旨，他出身于宫廷，自认为是共产党的“王子”，他想怎么样就该怎么样，2009年7月，他不仅让王立军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而且还兼任武警重庆市总队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于是，无法无天的重庆立即沦陷了！沦陷在红色恐怖中！

据报道，重庆警方启动25年来最大行动，截止10月20日为止，在为期80余天的整治行动中，重庆公安局共破获刑事案件32771起，执行逮捕9512人。仅9月份就破获案件11925起，打击处理7610人。同时，全市有10名警察因虚报数字被停职；此外在重庆全市区县500多个重点要害部位，都设置了直升机降落点，一旦案件发生，狙击手最快6分钟可到达案发现场。一时告秘室林立，人人自危，个个过关。立即重庆变成了一个名符其实人满为患的大监狱。他们成立的200多个专案组，取代了公检法司，7000余人参与肃贪打黑，一片红色恐怖，而所有的新闻媒体都成了应声虫，对那些怀疑有罪的人进行了震动世界的舆论大审判，直到中共中央巡视组10月13日进驻其地，才开始由法院进行走过场似的审判，这时文强，黎强，谢才萍等人已被媒体妖魔化，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坏人，不判刑已没有任何办法。总之，在王立军成为打黑英雄的同时，法律的程序正义已荡然无存，接下来的实质正义已没有任何意义，公检法形同虚设，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律师，犯罪嫌疑人和罪犯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成了衬托薄熙来和王立军的道具和布景，一场新文革大幕拉开了。粉墨登场的是新形势下的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联动分子薄熙来，和比戴笠还要坏的打手。

尽管，法庭的审判是走过场，但我们仍然从中看出了问题，薄熙来王立军抓捕的这些人，有两个特点，一是过去贺国强和汪洋提拔和重用的官员，如文强，二是在重庆出租汽车罢市风潮中领导群众维权运动的人，如黎强。另据报道，“重庆打黑”风暴刮起五个月时间，截至10月底为止，2954名涉黑嫌犯被抓获，曾在政商两界呼风唤雨的陈明亮、龚钢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涉黑头目无一漏网，160多名骨干成员被捕；因涉嫌充当保护伞，重庆公安系统已有20多位处级以上官员被抓，50多名贪官落网，被捕高官的级别一个高过一个，原北碚区副区长赵文锐、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等，一下子吸引了海内外的眼球，人们大都赞叹不已。

我认为其中文强最具代表性，也是一把窥视薄熙来真实用意的镜鉴，因为他1992年9月调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997年重庆直辖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长达11年，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厅级，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而此间正好汪洋等人当重庆市市长，胡锦涛把他由市长提拔为广东省省委书记，把薄熙来由商务部长贬为重庆市市长，这一反差，使他窝了一肚子火，而且他太太谷开来大办律师事务所，借他的权势经商赚钱，搞得沸沸扬扬，他的两个儿子在英美读书，其中的瓜瓜暴出性丑闻和高学费，这些都已被贺国强为首的中纪委立案查办，他别无选择，只有找江泽民李鹏等人求策，据北京新闻界消息人士透露，他们告诉他，胡锦涛的团派很可能在17届4中全会上提出他的经济问题，搞不好他就要成为第二个田凤山和陈良宇，所以必须先下手为强，抓住贺国强和汪洋的把柄，再和胡派讲条件。

然而，伪善的中共最会掩饰自已，以示内部团结，正如长期潜心研究黑恶团伙的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说的那样：黑社会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伴随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断向政府浸透，寻求靠山和地域控制力，以维持这种关系。文强和黎强的发展轨迹，也不会脱离上述规律。由此我们看出了事件的端倪。

据报道，位于重庆武隆县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海拔1200米–2000米，是重庆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和避暑胜地之一。文强的一处房产，位于仙女山镇石梁子村黄家湾，是占地20多亩(一说十八九亩)的双栋别墅。当地一直流传说文强买地没有支付一分钱，是武隆县一位主要领导送给他的大礼；文强建造房子也没有花一分钱，是某建筑商替他免费建好的。据在仙女山上搞开发的一位房产商估价，该两幢别墅的市场价应该在3000万元左右。

而且，接近文强案专案组的人士称，这仅是目前查实的文强8处房产中的一处。文强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后，从其一处住所中搜出来大量的人民币、港币、美元、英镑以及金条，价值3800万元，还有8处房产(其中4处别墅)，其总资产已近9位数。此外还在一个鱼塘里取出他隐藏的现金2000万元。报道说，重庆警方自6月以来端掉的14个大型黑恶犯罪团伙，其中多名首犯都是重庆当地亿万富豪。重庆一位政界人士认为，文强既甘作一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其收益自然不会低。

显然，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不论在重庆，还是在其它地方，这种贪官大量存在，薄熙来自已在大连就住在鞍山某老板赠送的一栋海边别墅—-仲夏苑里，他既不严以律已，又不抓紧跟太子党的官员，偏偏抓文强，这是因为他不仅证据确凿，民愤极大，而且是对立派共青团派汪洋的嫡系，所以旗开得胜，广受赞誉。据北京新闻界消息人士称，文强之所以迟迟不判，一会说异地审理，一会说重庆处理，是因为薄熙来已动用大连国安人员，对其刑讯逼供，让文强交代了许多有关贺与汪的问题，已第一时间呈送胡锦涛处理，最初薄熙来以异地审理要挟共青团派，他说要整我就要大家一块丢丑，要不就互相放行，给平面子，胡温左右为难，便派中共中央第三巡视组刘岩峰带队去核实处理，为防止薄熙来搞兵变，先把武警政委的大权从王立军手中夺回，但薄熙来以突发事件演习为借口向胡示威，并通过江泽民，李鹏等人给胡温及常委施压，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条件：文强就地处理，限制知情范围，停查薄熙来的问题，薄本人向外界宣称重庆市历任领导都打黑有功，并无受其牵连。至此，权斗告以段落。

最近，香港的《多维月刊》发表北京消息人士的预测说，薄熙来可能将出任中央政法委书记，我认为这可能是江泽民李鹏等人的愿望，假如他的梦想实现，并当上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整个中国就将全面引入重庆解放区经验，王立军将任公安部长，车克民{大连国安局书记}将任国安部长，成城将任司法部长{原大连政法委书记}，人人家中要挂上薄熙来画像，文革的灾难重又回来，一场以反腐打黑为幌子，排除异已为目的的运动，就会把中国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奇迹将消失，社会将发生动乱，国家将四分五裂，或许进而民主联邦的中国，将在腥风血雨的黑夜中找到希望。但假如失败，王立军，将象文强这个2000年9月19日，踩住中国头号悍匪张君脑袋的打黑英雄一样，成为下一个中共内斗中胜出的当权者脚下的囚徒。而薄熙来也将回到监狱安度晚年，也就是当年他苦心经营的那个地方。

2009年11月15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