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叶新，1939年生于江苏南京，剧作家。话剧代表作有《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等。他的名片上这样介绍自己：“我，沙叶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暂时的；剧作家——永久的；某某理事、某某教授、某某顾问、某某副主席——都是挂名的。”】
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赠言被更改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我听后愕然。可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某段时间内，两岸为了宣传，都不顾事实。
在共产党执政的各国领袖中，像这样有过新闻学求学经历，办过报纸刊物，当过宣传部长，在敌对两党都有过丰富宣传经验，且在主政后亲自掌控宣传大权达四十余年之久的人，也许毛泽东是唯一的一位。毛对中国宣传体制的建立、中国宣传理念的形成有过很多创造发明。他在军事上打败过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在宣传上也影响过国内外千百万人。
但此后我们的宣传媒介变得越来越标语化、口号化，越来越不讲事实，越来越不讲道理。连最需要以形象和情感来打动人的文学艺术，也充斥着标语和口号，有时甚至变成了粗鄙的宣传。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有几个品种是世界各国少有的，那就是“宣传画”、“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它们至今并未完全在中国绝迹，尚有变种存在。这些政治标准第一的作品，其实只是涂上油彩的口号，谱上旋律的标语，穿上戏装的宣传品。把文学艺术纳入宣传网络中，使得笼罩在这个网络中的人，读的报纸是宣传，看的电视是宣传，听的广播也是宣传；在这网络中的宣传媒体，唱的、画的、表演的也都是宣传。人们耳目所及，无一不是宣传。
1998年10月7日，朱镕基总理前往中央电视台视察，特意为《焦点访谈》赠言：“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陪同视察的某位部长连忙修正朱基的赠言，把“群众喉舌”改为“党的喉舌”。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事后这位部长还辩解：“群众喉舌和党的喉舌是一致的。”既然一致，何必更改？
林彪的“真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历史上的事情且不去说，建国后一段时间内也是谎言多多。最为人熟知的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人民日报》刊载的湖北麻城早稻亩产36900多斤的神话。为了证明这种“真实”，《人民日报》在同年8月15日还刊出一幅新闻照片，画面是4个小孩站在茂密的稻穗上欢呼。此事已成为报业史上经常被列举的新闻谎言之最。再如“文革”，明明是浩劫，当时就是不承认，还拼命说瞎话，都已经民不聊生，面临崩溃，还说莺歌燕舞，流水潺潺，甚至还编了一首曲子，歌词仅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曲调像争吵，旋律像号叫，“就是好，就是好！”翻来覆去，不厌其烦。
即便平常岁月，为了宣传，媒体也像是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所以报道中“多报好事，不报坏事，无所事事，保证没事”，通讯里“成绩讲够，经验讲透，好事尽凑，高帽尽扣”，以致“新闻八股”充斥媒体：“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接见没有不亲自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抗洪没有不英勇的，抢救没有不及时的。美国人民没有不友好的，前总统没有不是老朋友的……”这些八股有多少真实性？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之后，在其居处查出林手写的一句话：“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当时像发现什么重大机密一样揭出示众，当作林彪个人的“处世格言”加以批判。其实这是林彪从政经验的总结，是他的一大法宝。
如果事事说谎，反倒没什么欺骗性。大事、重要的事往往说谎，小事、次要的事则可披露一些真情，甚至是不好的事情也可适当披露。从整体上说，某些媒体的这种“部分的真实”比全部谎言更具欺骗性。
媒体如果说谎，人们面对媒体时也会以谎言相对。媒体制造谎言，也同时制造说谎者。在电视台的街头采访中，只要记者问的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正在大力宣传的问题，几乎所有被访者在回答时都是“标准答案”，都好像是刚从党校毕业出来的，不但观点一致，连所用词语也大致相同。当然也有说真话的，但难有播出机会。
能把这么多人的头脑和嘴巴管理得如此规规矩矩、整齐划一，除了强制性的舆论导向、老百姓的从众心理等原因外，最主要还是因为恐惧。某市召开人大会议，市委书记事先要求人大代表在开会时都说真话。为保证这一点，他甚至建议电视台记者不要录像，他说：“一录像大家就不敢说真话了。”为什么不敢？也是因为恐惧，只得说假话。连人大代表都如此，何况平头百姓？所以“天下相率为伪”。
正因为“天下相率为伪”，每个说谎者都会毫不脸红，毫不愧疚。说谎者在说谎之前还常常特别郑重地重复这样一句话：“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毛泽东在批判胡风时曾说：“他们不但要欺骗别人，他们也还需要欺骗他们自己。”这句话转赠给如今的一些官员非常合适。
“谎言重复一千次便成了真理”。其实何须千次，谎言仅须一次的坚定，也会成为“真理”。因为谎言说的都是“官话”，这种“权力话语”体现了官方的主流意志，足以炫耀自己语言上的政治时髦，久而久之，说谎也就会从一种大众的社会风尚逐渐变成一种集体的行为准则。一旦“谎言成为准则”，就如索尔仁尼琴所说：“谎言自身也被欺骗了。”当大多数人都不以说谎为耻，不为之脸红，以至说谎成为本性、欺骗成为准则，那么一个毫无诚信的谎言社会也就此形成。这就太可怕了。到了这种地步，不论再怎么悠久、再怎么辉煌的民族，也有危险。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
封锁与屏蔽的后果是什么
制造谎言和拒绝批评的结果之一，便是对能够招惹批评的信息进行封锁。封锁的信息主要是两类。
第一类是重大事故和重大灾难信息。
事故和灾害发生之后，某些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最重要的紧急措施，就是立即封锁消息。如果实在难以隐瞒，便尽量缩小对损失的报道。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灾难过后，都迫不及待地召开庆功大会，把丧事当喜事办：一是表彰英雄模范，二是感谢各级领导，三是再次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于是锣鼓喧天，皆大欢喜，至于教训、责任以及日后的防范就变得不重要了。到了下次再有同样的事故和灾难发生时，中国人民仍然是不可战胜的。可悲的是，悲痛并未因此化为力量，而是化为麻木；牺牲也并未因此成为教训，而是成为庆祝。
须知，你可以一时欺骗部分人，也可以一直欺骗一个人，但是，你不可能一直欺骗所有的人。毛泽东这句话说得对：“隐瞒是不能持久的。”
第二类是敏感的社会信息和“负面”的批评。
为了封锁消息，以致有的地方宣传部门有时成了“不宣传部”。某市市委宣传部曾在一天内下达十二道金牌，急急如律令，这个不能登，那个不能报，使得媒体高度紧张，生怕触犯禁令。从球迷骚乱到明星发型，从学生自杀到民房拆迁，从银行被抢到交通事故，从酒店失火到烤鸭店被告，等等，皆禁止报道。有的禁令还具体到人，比如不要炒作影星某某某的案件，不要报道学者某某某的活动和观点……确实盯得紧、管得宽。
对国内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社会新闻，对国外媒体主要是杜绝负面的政治批评。过去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公民不能收听短波，购买短波收音机需要公安局证明，各无线电修理店铺也必须向公安机关登记。那时收听短波就是“收听敌台”，有敌特之嫌，也确实有人因“收听敌台”而遭受牢狱之灾。如今看来，太难想象，连听也有罪！
后来有了电视，开始时国外的电视看不到，香港的电视也不让看。1980年代以来，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先是偷偷地后是半公开地架设鱼骨天线收看香港电视，深圳、广州、珠海的居民更是近水楼台，大都收看香港电视，因为香港电视比较真实和有趣，少有呆板的说教。但每当香港的一些电视台的荧屏上出现所谓“不良信息”和“敏感画面”时，立即会被删剪和屏蔽，使得民众啧有烦言。某段时间内，为平息民怨，据说一旦出现删剪时，便立即在电视荧屏上打出一行字：“根据上级指示，本地有线电视节目统一由省管理，不便之处，敬希谅解！”（现在的屏蔽办法似乎又“聪明”了些：插入“黄山迎客松”等风景画面，或者插播香港电视公益广告）这种有苦说不出的无奈，也说明当地电视台是奉命行事，不得已而为之。
再后来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信息更加丰富快捷了，这是上个世纪的伟大成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上的先进，可我们偏要设置一道道防火墙，禁止信息全球共享，禁止信息自由传输，封杀“不听话”的网站，甚至连Google这样的查询工具也几次遭到封杀。
封锁消息的直接结果就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比如林彪出逃事件，上头要求“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一些”，所以很多人只能道听途说，小道传播，而且越传越离奇，越传越荒唐。有些地方甚至传为：“林彪和另一个（林立果）老婆都摔死了。摔的地方温度热得出汗（温都尔汗），林彪后面还跟着一群（叶群）人，死了好多……”
封锁消息还有一个更为尴尬的后果，便是政治笑话的蓬勃。在中国凡是稍微有点文化知识的，谁没听过和说过政治笑话？这是客厅里的余兴节目，是饭局上的最后一道菜。当一个国家在政治笑话里成为主角时，其形象就可想而知了。
新华社有没有“把地球管起来”？
改革开放之前的几十年，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系统，宣传上的保守、僵化、浮夸、虚假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局面，但从长远看，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历经曲折，终于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尤其是加入了WTO，中国的发展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如果宣传工作延续以往的路线，不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将阻碍国家的繁荣和发展，也将难以维持国家的稳定。中共十六大以来，多位领导人多次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进行政治改革——宣传的改革应该是政治文明、政治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发出豪迈的指令：“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到目前为止新华社已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社、总分社，拥有驻外记者、编辑数百人，但有没有真正“把地球管起来”呢？有没有真正跻身于世界著名的主流通讯社的行列呢？江泽民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说：“我们的对外宣传部门挤满了没有脑子的翻译机器，但我毫无办法。”（2000年，江泽民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
近几年，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幅度加大，更由于网络的迅猛发展，人们获取真实信息的渠道已逐渐从传统媒体走向网络媒体。信息再也难以封锁，隐瞒再也难以奏效。一些清醒的宣传家，早就知道很多国人如今是什么都不相信了，至少是不再相信宣传。老资格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晚年反省说：“我当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长，只干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这一批，再整另一批。”
知情权曾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数十年来我们从不承认。编造谎言和封锁消息是对人民知情权的剥夺。如今提倡知情权，意义不小，但新闻自由、信息共享、舆论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不再是宣传时代。市场上有个规律，叫卖得越响的东西，就越有可能是假货。只有假的，才要宣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便有宣传的必要，也要在一个信息共享、媒体真正成为社会公器的条件下宣传。允许你宣传，也要允许我宣传，允许他宣传，允许大家都能宣传。要众声喧哗，不要一家独唱。那样的宣传才是公平的、公正的，才有可能鉴别，才有可能判断，才有可能接近真实，才有可能避免欺骗，才有可能真正起到启迪民智、凝聚民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