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和他的诗——滑稽下的悲凉

《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全三册),聂绀弩著,侯井天句解、详注、集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98.00元。

由八十五岁高龄的侯井天先生编著,煌煌三大册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最近面世了。自1981年香港野草出版社第一次出版聂诗《三草》,近三十年时间,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旧体诗能一版再版,而且搜罗愈加完备,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接触聂诗之前,聂绀弩在我的心目中只是一个杂文名家。知道聂诗,是看了黄永玉写的《往事和散宜生诗》,这篇文章对绀弩的描述非常传神,遗憾的是文章和题目不符,记往事的东西太多,诗却没有说多少。只记得文章中说,绀弩晚年以诗名世,大概是他自己和别人都没想到的事。

绀弩这个人经历很复杂,老革命,早年进过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国民党的治下主编过报纸副刊,他和国共两党的高层都有交往,在文化人中有很高的声望。不过这些显赫的经历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一辈子是个倒霉蛋。先是坐国民党的牢,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逍遥几年,就被打为胡风分子,紧接着是右派,发配去北大荒,“文化大革命”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捉进秦城监狱一关七年。几十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却在1976年以国民党战犯理由特赦,这简直是个黑色幽默。晚年虽能安度,但已经卧床不能行走了。江山不幸诗人幸,简直是为他写的。这些倒霉的经历,让这样一个“才气纵横”的人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给我们留下了让人眩目的瑰宝。

聂诗和通行的传统旧诗完全不是一个路子,简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东西。胡乔木的评价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旧瓶新酒,人们喜欢用这个词来赞赏跳出传统藩篱又能加入新鲜内容的形式,绀弩的诗绝对是旧瓶新酒的典范,岂止是典范,那酒新得简直让人目眩,新到让人瞠目结舌的程度。聂诗大多熔铸自己的人生体验,个人色彩非常浓厚,谐谑机巧,以杂文俗语入诗,翻新出奇,效果常出人意表。

聂诗首先是诙谐,这大概和他个人的“滑稽亦自伟”的个性有关,这样的性情是天生的。诙谐不是油滑,是看破了一切,经历了很多,从而对世事能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阐释,是一种含泪的笑。用看似诙谐的诗句,描写残酷的人生遭际,其效果往往更能力透纸背。北大荒艰苦的劳动,在诗人的笔下却是这番景象:

“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看来像是美妙的情诗,实际是写搓草绳:“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做环游”,像是政治口号,实则是写推磨:“看我一筐天下土,与君九合塞边泥”,气魄宏大,写的不过是脱土坯:“手散黄金为粪土,天将大任予曹刘”,傲骨嶙峋,却是咏掏粪:“一担乾坤肩上下,双悬日月臂东西”,简直能和“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气魄比美,说的是担水。这样的句子在《北荒草》里层出不穷,结合全诗和写作的背景来看,觉得尤有意味。是劳动中发现了美吗?大约不是,应该是诗人的态度。身处逆境,不乏幽默,这样的人格力量才是让人佩服的。

时代的变幻,个人的磨难,不可避免反映在诗中,诙谐的外表下隐藏的是忧愤深广的内涵。聂诗继承了杜甫以来,以史入诗的诗学传统,用旧体诗记录了现代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史。几十年的风云变幻,文化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中的浮沉,特别能够展露出人性的复杂和黑暗。聂诗中有很多非常沉痛警醒的联语,是对复杂的人性的高度提炼,现在读来,仍让人芒刺在背。比如一直为人传诵的“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交心坦白难”这样的句子,放在解放后文化界此起彼伏的运动背景下看,就能明白它不是信手拈来,而是凝聚了深刻的思考。《挽雪峰》和《赠挽胡风》的几首诗都备极沉痛,像“风雨频仍家国事,人琴一恸辈行情”的句子都是痛苦刻骨,怀念被难友朋的句子。送胡风的“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这十四字承载的苦难是多大!胡风死后的悼诗“死无苍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更是撼人心魄,催人泪下。

聂诗的另一大特色是题材广阔,诗材的丰富和句法的独创,是旧体诗人所不会用或不敢用的。古今中外,俚语俗谚,信手拈来,都可入诗。以新词俗字和时兴的流行语入诗,往往出人意料,看似莫名其妙,细细品味却是精巧绝伦,对仗工稳。而寓意深刻,尤为难事。如“丈夫白死花岗石,天下苍生风马牛”、“自由民主遮羞布,民主集中打劫棋”,这样的句子是不能按幽默的方式来读的。其中最著名,最广为人知的是下面咏林冲的一首:

家有姣妻匹夫死,身无好友百身戗。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高太尉颈耿魂梦,酒葫芦头系花枪。天寒岁暮归何处,涌血成诗喷土墙。

颔联两句,慷慨激昂,睥睨高压,视权贵如草芥,写的是林冲,其实也是作者的自况。可以看出绀弩这样一个难得的畸才,身上兼有儒与侠双重美质,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朋友能两肋插刀。豪气干云;对坏种能睥睨藐视,宁折不弯;处逆境能苦中寻乐安之泰然。这就是古人所谓的“狂狷之士”吧?

诙谐沉痛,忧愤深广,并不是聂诗的全部。如果一本诗集全是这样的内容,也是读者无法承受的。以俗语村言入诗的句子,往往出人意料,诙谐波峭,信手拈来却又精巧绝伦,越咀嚼越觉得不可思议的工整,让人领略到汉字的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如“青眼高歌望吾子(杜甫句),红心大干管他妈”:“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他人饮酒李公醉,此地无银阿二偷”,“昨斗地富反坏右,今享肉烟蛋豆糖”等。绀弩诗中有的句子非常优美,削土豆手出了血,他竟然写出了“欲把相思栽北国,难凭赤手建中华”这样深情款款的句子;百无聊赖去推磨,有“春雷隐隐全中国,玉雪霏霏一小楼”这样美丽的诗句。写陈毅结婚的有“春风暮雨周郎便,吹吹打打娶小乔”,风情逼人:“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很有力度;扫萧红墓“欲织繁花为锦绣,又伤冻雨过清明”,何其有风致。读这样的句子,使人有贤者无所不能的感叹。

聂绀弩的旧体诗应该是前无古人的独创,这样的诗是有可能流行下去的,尽管现在还很难看到大家。原因很简单,一是这条路开得好,使人觉得,中国的旧体诗里还有这么一种“异体”,中国的旧体诗也可以这么写,旧体诗并不是那么可怕,二是旧瓶里的新酒也一样醇厚醉人,让人看到希望。几年前,自己的打油诗句“泛滥幸有观音土,筑堤能成昆仑山”,写黄河历年来给两岸人民带来的苦难,就是模仿绀弩的句子“吾民幸有观音土”。拙作何敢攀附先贤,只是想说明,这样的打油诗,容易让庸人也会技痒。

最后想说一下这本集聂诗之大成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解集评》,以一己之力,搜罗到如此完备,不能不让人佩服编著者的毅力。但这样对聂诗一网打尽是不是好呢?有些作品,作者若在世恐也不愿编入行世。不过,编者也许会说,这样的绀弩更让人觉得血肉丰满。至于事无巨细的编注集解,一样让人可疑。诗无达诂,最怕人解。这也应了绀弩自己说的话“做诗就是犯案,注诗就是破案和揭发什么的”,这真是件无奈的事。读者还是萝卜青菜,各人所爱吧。只是想满足编著者“让中学生都能看懂”的愿望,大概渺茫得很。毕竟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个时代,和聂绀弩的那个年代,还是有太多的不同,而时下的年轻人,和那个时代简直有令人绝望的隔膜。

刘  柠:不践行垃圾分类的行为是可耻的

在公众热切讨论垃圾分类之时,日本的例子一再被提及。凡在日本居住生活过的外国人,无不对其垃圾分类制度印象深刻。那是一项务须严肃应对的作业,丝毫不亚于养家糊口的工作。自己的工作,节奏有张有弛。松弛时候,不妨从容应对,大可不必较真。但兹事体大,如不严格照规程分类操作、按规定时间扔到指定地点的话,面临罚款事小,在以住宅团地为单位的区域社会,落下个“不履行垃圾分类”的名声,是非常不名誉的事情。在以每个个体基于社会通识之上的道德伦理约束为存在基础的所谓“耻感文化”共同体社会,没有比荣誉、面子更重要的了。

十二年前,我被当时就职的日企派往东京常驻,住在公司提供的“社宅”,公寓小区位于东京都内的某生活区,建在一个高坡上,绿树掩映,静谧优雅。入住头一天,作为公寓管理员的日本大婶交给我一打文件,并一一解释,基本上是各类契约文本,水、电、煤气等,有的让我签字。其中有一个A4大小的透明塑料压膜板,上面有文字说明和彩色漫画图示。大婶特别花10多分钟向我这个外国人详细说明其内容。原来这是一张垃圾分类操作规程:生活垃圾分几类、每一类包括哪些、废弃时的处理标准、各类垃圾的收集时间,包括违章操作的后果、罚则等等,可谓不厌其详。临走时,大婶带我来到团地一隅的垃圾间的门前,告知自动门号码锁的密码及哪一类垃圾该放的位置等要领。我以前多少也听说过日本垃圾分类的事,但没想到竟如此繁琐,繁琐到了不亚于一项正经工作的程度,天生惧怕事务性劳动的我不禁心生厌倦,对那张说明板的事也没太在意。好在那时单身,吃饭基本在外,生活垃圾的产出量有限。有时一周不扔垃圾,也没觉得有什么不便。但不久,麻烦还是来了。有时是扔的时间不对,垃圾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翌日下班回家,见门前搁着我的垃圾袋,门上贴张条子:“×××先生:此类垃圾按规定应于星期×的×点至×点做废弃处理,烦请届时再行处理为盼”云云,后面署管理员的名字。有时候,分类错误,被退回要求重新分类。神奇的是,管理员每次都能凭垃圾袋里的蛛丝马迹(诸如一个写有名址的信封等),准确地锁定“犯罪嫌疑人”,迅速“完璧归赵”。

在一个绅士淑女的社会,文明既是一种现实的文化享受,也意味着某种“温柔的压力”。如是两三回,下次在超市再碰见正领着孩子购物的风姿绰约的大婶,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除了一个劲地赔不是外,心里琢磨着下次要给人家买点什么礼物“表示一下”———我真真感到不践行(或践行得不彻底)垃圾分类是可耻的。

于是我开始认真研究垃圾分类操作规程。原来一般家庭生活垃圾分6类:一般垃圾(菜叶、鸡骨、鱼刺等)、资源垃圾(瓶罐、金属、纸张等)、容器包装(塑制饮料瓶等)、粗大垃圾(自行车、被卧、家具等)、再利用垃圾(家电等)及其它;收集时间,有的是每周3次,有的为1次,而有的则需电话预约;有的垃圾处理需向业者付费。举例说,譬如一盒吸过的香烟,当垃圾处理至少需要三个工序:透明塑膜为塑料垃圾,去掉塑膜的包装盒为纸张垃圾,而烟头则归入可燃垃圾。对老旧的家电产品,日本鼓励产品更新、再利用。但处理者需向回收业者支付再利用费和收集搬运费,方可按差价换新或做废弃处理。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迎来持续20年之久的经济高增长时期,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剧变,从大量生产,到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垃圾产出国,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曾是一大难题。以东京都内为例,1971年,每天有5000辆以上的垃圾收集车经过市区,把7成左右的生活垃圾运往江东区的垃圾处理厂,出口、填海、焚烧,引发了恶臭、蚊蝇丛生、交通阻塞和垃圾火灾等社会问题,一时间,日本列岛被称为“二噁英大国”。乃至美浓部知事任上,不得不打响一场旷日持久的“垃圾战争”。

痛定思痛,日本找到的应对城市垃圾问题的钥匙是垃圾分类制度。实施20年来,其实绩有目共睹:从“二噁英大国”成为“零垃圾国度”。而垃圾分类制度能被惊人彻底地实施,除立法要素外,与日本国民以不践行垃圾分类为耻的道德自我约束的确是分不开的。

陈破空:缺乏互信的中欧关系

11月30日,第12次中欧峰会在中国南京举行。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除了这个原则性的声明,处处分歧,才是该次峰会的特点。尤其在人民币汇率与气候变暖这两大主题上,双方尖锐对立。

针对人民币汇率,中共总理温家宝声称:“有些国家既对中国实行名目繁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又要求人民币升值。”听上去像是鸣冤叫屈。但欧盟领导人却指出:要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负责的,正是中方的汇率政策,即,北京人为操控人民币汇率的手法。

换言之,中共故意压低人民币汇率,遭致他国报复,包括中共所指控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允许美元贬值”等。而这一切,绝非所谓“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混沌命题,乃是明明白白的因果关系,毕竟,北京操控人民币汇率,由来已久,各国苦口婆心,婉言相劝,中共几乎都充耳不闻,只管压低人民币汇率、以大规模廉价出口换取巨额贸易顺差,实现他国财富向中国的转移。

同美国一样,作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欧盟,深受欧中巨大贸易逆差之害,年度贸易逆差高达近1700亿欧元。今年,人民币对欧元再度贬值15%,更令欧盟叫苦连天。

实际上,中共人为操控人民币汇率,才是最大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在这次中欧峰会中,欧方再次提醒中方:“不制造可能引发贸易保护主义的条件,符合中国的利益。”事实就是,当美元贬值时,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持有最多美国国债的中国,首当其冲,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表面上坚持“对话”并好言劝说北京的奥巴马政府,似乎已经失去耐心,正以实际行动,对付毫无诚信的中共。自以为诡诈得计的中南海,极可能上演“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新编历史剧。

面对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呼声,温家宝竟说出一句:这“实际上是限制中国的发展”。这等夸张表述,不仅是将经济问题政治化,而且完全脱离了当今世界的文明语境;不仅毫无说服力,反而将中共领导人欠缺文明素养、无理取闹的劣质形象,再度曝光于国际舞台。

中共操纵汇率的反市场行为,成为西方拒绝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的主要理由,中南海心知肚明,故在这次中欧峰会中,不再强求欧盟“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这次中欧峰会的另一大议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会前,北京宣布:到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比(每单位国民生产总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将下降40%至45%。但欧方识破了这种“障眼法”,指出:这只是一个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的承诺,北京仍将放任二氧化碳排放量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增加。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两个国家;而从2006年开始,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已经超过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美两国的态度,关乎全球应对气候挑战的成败。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确认出席预定于12月9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将在会上公布美国的减排目标;中共则尚未表态是否派“首脑”出席,至于减排目标,北京的表述更是模糊其词:各国“履行各自责任”。

中方的消极姿态,令欧盟不快,后者表示:如果中国不发挥带头作用,气候变暖问题就无法解决。暗责中共无意担当“负责任的大国”。

在该次中欧峰会中,温家宝希望中欧关系“彻底摒弃歧视、对抗和遏制”、“增强战略互信,永远做朋友,不做对手”、“反对霸权主义,推动世界多极化,支持多边主义”、“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

正如笔者多次论述的那样,温家宝的这些老生常谈,实在应该首先在中国国内大谈特谈,对政治局谈,对共产党员谈,对老百姓谈;对持不同政见者,中共做到“彻底摒弃歧视、对抗和遏制”,“永远做朋友,不做对手”;对少数民族,中共做到“尊重彼此的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中共本身,停止“一元化领导”、“一党专政”,放弃政治上的“霸权主义”,推动中国多元化、多极化。如此,再到国际上念经,大致还能取信于人。否则,自说自话,仿佛“此地无银三百两”,徒留笑柄。

郑  义:对比美中两国应对污染问题方式

据美国媒体报道,最近美国有两个人,可能是因为吃了受大肠杆菌污染的牛肉以后死亡;另外有28个人送医。为此,美国卫生当局紧急回收美国东海岸总共八个州的54万吨牛肉。

美国自从1994年发生大肠杆菌感染导致4名儿童死亡后,就严禁出售感染大肠杆菌的牛肉。只是安检机构漏洞百出,最近三年已经发生了16次牛肉染菌风波。还有一位舞蹈老师吃了之后,下肢瘫痪。《纽约时报》甚至说,在美国吃汉堡包和赌命没什么两样。

2007年,一位母亲在超市买了牛肉回家做汉堡包。牛肉被大肠杆菌感染了,小女儿染上浓血尿毒综合症,影响到肾功能。

大肠杆菌是从哪儿来的呢?专家们怀疑是牛喝下了含有大肠杆菌的水,间接透过食物进入了人体。

看了这些报道,心里就有些忿忿不平。到底是美国人的命值钱,我们中国人死几个算啥?媒体更不会大炒特炒,让政府下令回收54万吨牛肉,那就更是连做梦都不敢想了。别说54万吨,就是54万斤也不可能。

让我来说说咱们中国的大肠杆菌污染。一个最简单而又权威的数字,中国有7亿人喝大肠杆菌超标的饮水。报纸、电台从不报道,风平浪静。在中国大肠杆菌超标能到一种什么程度呢?说起来,地球人都不相信。超标几十倍、几百倍是常事,不足为奇。

举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某地井水大肠杆菌超标7600倍。7600倍,让人怀疑那井水是不是都变稠了。我说的某地就是淮河流域。淮河的水污染极其严重,因污染死亡人数字不清楚,政府保密,也没有人敢私自统计。我们只知道沿淮地区由水污染引起的癌症发病率比全国平均发病率高出10倍以上。

淮河有一条支流叫奎河,其水污染五毒俱全,也就是最厉害的五种毒物:氰、汞、铬、砷、酚都有,而且浓度极高。如工业废水中挥发性酚的最高容许排放浓度为每升0.5毫克,而奎河的最高含酚量已达到了每升759毫克,超标1500倍。

被奎河污染的安徽省宿县,民众所患癌症有食道癌、肝癌、胃癌、肺癌、血癌、肠癌、子宫癌、膀胱癌等等,可谓品种齐全。宿县受害最深的乡村80年代初期癌症死亡率高达十万分之一千六百三十,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全球癌症平均死亡率高出160到200倍。九十年代中期,范围已扩大到相邻的灵璧、泗县的数十个村庄。灵璧县少程村年均癌症死亡率竟达到十万分之五千,是世界癌症平均死亡率的约500倍。

而黑河从发源地直到注入淮河的百分之百的河段,水质全部列于五类,沿岸人均死亡率和恶性肿瘤发病率均大大地高于正常人群。每三个成年人就有两个肝肿大,每十个儿童就有九个肝不正常。

现在又过去十来年了,淮河污染依旧。但详细的报道反而看不见了。言论控制越加严厉,媒体自律更为自觉,死多少人更是不能触及的敏感话题。如果能像美国牛肉这样在媒体上炒一炒,那淮河人民就有福了,全中国人民就有福了。

不是中国人的命不值钱,而是在那些有权、有钱、有势的人眼里,百姓的命不值钱。

余英时:介绍《上海生与死》与《一滴泪》两书

郑念是1915年出生的,今年、就是2009年11月2号过去的。她在美国出了一本书,叫《上海生与死》,是非常著名的。1986年先在英国出版,后来1984年在美国。这本书教育了西方读者整整三代。书出来的时候就变成畅销书,重要的杂志上都转载,自从林语堂以后还没有看到有《上海生与死》这样轰动的。

图片:刃韧博客上的《上海生与死》一书封面(仁仁茶馆)

郑念是什么人呢?她是一位书香门第的女孩子,燕京大学毕业的。然后三十年代就到伦敦去读书,读的是非常有名的伦敦经济学院。当时在这个学院里面有很重要的思想家,提倡费边社的,就是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套思想的。

她本来姓姚,叫姚念媛。后来她嫁了丈夫,是郑先生。郑先生是叫郑康琪,他原来的时候也在伦敦读书、读博士学位。所以两个认识、然后就结婚了。郑先生后来就进入中国的外交界,到1948年他还是在澳洲做总领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位人物。

不过,国民党崩溃以后,他跟他的夫人、就是郑念,同时回到中国。他们厌倦了战争,也不想去台湾,在中国英国的石油公司、Shell公司,请她先生做上海的总经理。所以这样的关系,他就是给共产党的中国解决石油的问题,是很重要的。当时周恩来很重视他们夫妇,而且鼓励他们这样做的。

所以这一段开始的生活很好,可惜57年她的先生过去了。先生过去以后,本来她还接任做Shell 的特别顾问,也是帮中国解决石油问题,同时在英国石油公司跟中国政府之间谈判的时候,她可以中间做一个调停的人,也发生很正面的作用,所以很得双方的信任。

不过,她的工作是跟政治本来没有关系的,可是文革一来她就倒霉了。文革的时候她就被抓起来,然后她就关在监牢里很久,差不多到73年才被放。她有一个女儿,出来以后才发现女儿已经死了。说是自杀,其实是红卫兵杀掉的。

她在监牢里,是以美国特务、英国特务名义抓进去的。他们想把她打成特务,然后由她牵涉到周恩来,就把周恩来也打垮。她当然不承认,她是很爱国才回去的,否则她早就可以生活得很好。

所以女儿之死,是她一生最伤心的事情。所以80年出来以后,英国的石油公司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一些储蓄存款都还给她,所以她在美国还可以过一个相当好的日子,所以就在华盛顿住下来了。

在这个期间,就是84、85、86,她就开始写她的自传。这个自传就是《上海生与死》,写得非常得生动。她主要是对她女儿的死绝对不甘心的。他们要女儿说她是美国特务、证实这一点,女儿不肯,然后就被打死了。详细情形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够有机会去看她英文的原文。

海外好象有译本,但是她并不满意。她自己晚年想把它译成中文也没有译成了,她没有这个时间了。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书。这个书表现她一方面爱自己的国家,一方面也不是糊涂到把国家跟党放成一块儿。她开始对共产党也是很敬佩的,才去给它做事。到后来,发现共产党、毛泽东,至少毛泽东时代是这样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她绝对不肯屈服。

在监牢里,怎么样打她、怎么样说她,怎么样用苦刑,她都不屈服半点。所以,出来写这样一个提倡自由社会的重要的书。这个书在美国果然引起重大的反应,在海外中国人作家中间、中国读者群中间,也起了不得了的作用。

你说这个书写是1987年,87年时候还对邓小平、赵紫阳,书的最后表示她的关切,希望改革成功。可见她彻头彻尾不是一个乱骂中国的人,尤其是爱中国的人。她对共产党也没有完全说彻底反对它,只希望它经过改进以后,可以进入一个文明的社会,这是她所想望的。

可是这一点愿望它就是达不到,所以她后来就坚决不肯再回上海。像这样的人,我觉得是,第一,把中国的真相真正告诉美国人,同时也表现中国人中间还有这样有教养、有才能、而又不激愤、非常心平气和,但同时又是感情丰沛,这是非常难得的结合。一方面非常理智,一方面感情深厚,这样的书又能动人、又能服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所以她这个成就是极其伟大的。

现在她过去了,但是我相信她的精神如果中国人能够接触到,一定会发生正面的好的影响。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另外一个作者,比她小个5岁,现在还活着,健康还很好,就是巫宁坤先生。他写的一本英文的、在1993年写的《一滴泪》,同样写他怎么样爱国回去、从芝加哥回去,1951年回去,然后就怎么样打成右派,最后文革怎么样种种遭遇,他写得也是极为动人。

郑念的书是绝对最畅销的书,巫先生的书虽然没有她的那样畅销,也相当流行。所以已经印成平装版,卖得非常多。后来他自己在2002年又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这个书非常值得一读的。

所以,我们有中国这些老一辈的知识界的人,能够这样得有骨气,不会对权威随便屈服,但是同时又对自己的国家非常爱护,希望它走上一个文明的、健康的道路。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例子最可以看出来,中国这个国家是大家的,党是一党的,不能混为一谈。政府如果是一党专政,也是属于党的,也不能跟国家划等号。

所以这些概念在今天都相当模糊了。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两位先生,一位女的已经过去了、一位是男的,还健在、精神还很好,巫先生现在还经常写东西,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将来一定会起来的。不是现在这个大国崛起,现在只是一种铜臭的、赚了外国人钱、把外国人的钱骗到中国来投资,在这个地方发财的,此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在文明上,一点也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个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什么了不得的进步。

刘  荻:“网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对疾病的治疗

首先,“网瘾”二字是打了引号的。本人并不认为“网瘾”和海洛因成瘾等药物上瘾有可比之处。海洛因等药物进入人体内,会打破人体内化学物质的平衡,使人对药物产生生理依赖。上网显然没有这种效果。但是有人认为,确实有些人——尤其是青少年——的上网情况与“正常”的使用不同,他们沉溺于网络游戏,无法控制上网时间,逃避现实,社会功能受损。因此让我们姑且认为“网瘾”是存在的,并且将其与毒品上瘾相比较,看看会得出什么结论。

关于药物上瘾问题的研究,我们不能不提到著名的“老鼠乐园”实验。

在此之前,用老鼠做的药物上瘾研究一直证明:老鼠和人类一样,很容易对毒品上瘾,上瘾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心理学家亚历山大认为,实验鼠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生活十分悲惨,如果他自己生活在那种环境中,也会想用药物来麻醉自己的。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设,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老鼠乐园”。这个老鼠天堂有将近20平方米,环境优雅,木屑铺地,墙上绘着漂亮的溪流和草地,有罐头瓶子可供戏耍,并有大量的小房间供老鼠进行社交活动。研究发现,“老鼠乐园”中的老鼠会避免饮用含吗啡的水,即使实验者撤掉普通水,迫使所有老鼠不得不饮用吗啡水染上毒瘾,再重新供应普通水之后,老鼠们也会自愿戒毒。

这个实验告诉我们,药物上瘾并不是单纯的生理现象,而是与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不快乐的人更容易染上毒瘾,因为他们希望用毒品来麻痹自己;生活在糟糕的现实中的人更加想要逃避现实。这个结论在“网瘾”问题上也同样适用。许多“网瘾”少年生活在成问题的家庭中,应试教育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感到孤独、不快乐……你怎么能怪他们想要到网络游戏中逃避这种环境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对疾病的治疗。真正的疾病,是这些孩子所生活的环境令他们不快乐。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如果没有网络游戏供他们逃避,他们的心理问题只会更加严重,说不定还会吸毒、自杀或者犯罪。这就像发烧一样,发烧不是病,而是身体治疗疾病的一种努力,发烧可以杀死病毒,使病人更快痊愈,盲目服用退烧药只会使病人痊愈得更慢。同样,不改变“网瘾”少年的生活环境和导致他们不快乐的问题,而只是设法让他们戒除“网瘾”,只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痛苦和心理问题。电击、体罚之类的方法或许可以消灭“网瘾”,但也会使心理问题以其他形式出现,说不定还会出现“不抽大烟,改抽白面”的现象。例如,杨永信网戒中心就存在这种危险的苗头。把对网络的依赖变成对教主的依赖,并不是治病的好方法。

崔卫平:“和谐号”影像——《老妈蹄花》

与一般的纪录片不一样,拍摄《老妈蹄花》,并不是奔着要完成一个纪录片的目的。拍摄的行为,与艾未未工作室其他的影像一样,首先只是一个记录。将自己所做的事情,所看见和遇到的情况,随时记录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习惯。这个习惯响应了这个时代飞速发展的影像技术。事到如今,传统的文字,仅仅是书写及传播的形式之一。

换句话说,当艾未未一行人从北京前往成都,于8月11日晚住进安逸旅馆,是为了另外一桩更加重要的事情,比较起来,这件事情是第一性的,拍摄是第二性的,前者要大于后者。

艾未未这样解释自己此行的目的——是为被关押的汶川地震遇难学生调查者、四川环保人士谭作人先生的开庭作证,因为艾先生和他的公民志愿者也为调查遇难学生名单做了大量调查,他将会证明谭先生的调查是有大量事实根据的,他相信谭先生是无辜的。

因此,作为纪录片,《老妈蹄花》十分依赖于被拍摄的这个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本身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于所发生的事情。

当然,所有纪录片都不同程度上依赖被拍摄对象,依赖他们眼前所看见和遇到的。但是一般来说,拍摄者对于其拍摄对象不是完全心中无数,他们或许已经勘察过所要拍摄的场所和人员,而且已经获得某些模糊的了解,才决定将举起拍摄机器对着他们。新闻纪录片则另当别论。

对于《老妈蹄花》来说,情况显然有别。艾未未一趟人将会遇到什么,别人将会如何对待他们,而他们自己将如何应付,过程如何,结果如何,这些都是无法事先预知的。作为浦志强律师邀请的证人,艾未未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出席8月12日上午的庭审。 在这些人的前方,一切显得扑朔迷离。

将自己放到某个未知的情境中去,随时准备迎接意料不到的局面,承受其中的巨大压力,这既是行动的冒险精神,也是艺术的精神。比起传统艺术以怡情养性为主,现代艺术加进了好奇、探索、历险这样的精神元素。艺术不再是跟在现实后面,它本身便能够提供一个新的事件,从而昭示某个前景。

有人还是先行了一步。抵达成都的当天晚上,艾未未及同行的音乐家左小祖咒等一干人,与成都时事评论家冉云飞在一个叫做“老妈蹄花”的饭馆喝酒言欢时,一辆白色轿车已经守候在侧。碰到这种情况,一般人也许会躲,当作没看见,而艾未未则不假思索地上前询问。结果,这辆车十分留恋地徐徐离开。艾未未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他在明处,越公开他越有力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套用一句流行语,叫做“地球人都知道”。凌晨三点来钟,有人拍打、撞击艾未未的房间,称自己是“警察”。艾未未问“我怎么知道你是警察?”对方答道,通过房门上的“猫眼”可以看到”。艾未未说:“我为什么要看你啊?”门外自称警察的人,在重复艾未未“我为什么要看你”之后,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说“那我现在……一会儿来看你”。这话听上去他掌握了足够的权力。是吗?

片中这一段没有画面,不是像有人猜测的那样灯火被关闭,而是摄像机不在场。艾未未临时摁下了录音工具。他的意识很强。更强的是他拿起手机打110报警,说有人想要闯入他的513房间。

   同时录下的还有这段争执,其中太多“可圈可点”:

警:谁打你了?

     警:谁看见啦?

艾:做警察是这样做的吗?

警:你有什么证据?谁打了你?哪个人打了你?

    警:打你哪儿了?伤在哪儿了?

警:说话要讲证据,法律…

艾:我不会跟你这样争论的

……

警:谁打的你?我问你?

    警:我就是问你…

艾:谁打的我?

……

7998(警员证号):谁打的你啊?我就问你啊?

艾:你们不打人我的衣服能撕成这样吗?

7998:你自己撕的!

    艾:哦我自己撕的,我自己打了自己

    7998:对!

    ……

大概有二十来个警察一哄而上,他们互相之间也许确实不知道是谁打的,这个人也不愿意站出来,他是知道这种行为在法律上是站不住的吧?在这种情况下,起码应该有人说:“打人这件事情让我们调查调查”。然而事情却朝向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向上发展。

一个月之后,艾未未去德国慕尼黑布置个展。在那无名拳头落下来的地方,他的头部疼痛加剧。德国大夫诊断艾未未的病情为:“重挫造成的外颅与脑体间大面积出血”,当即住院进行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 

如果说正在从事一桩艺术类的冒险行为,那么也不仅仅是艾未未,对于这些警察也是同样。他们如何知道,自己怎么会碰上艾未未?艾未未是一个怎样的人?面对警察,他一张口便是“请出示你的证件”、“我要看看你的身份”或“你的警员证号码是多少”?“你叫什么名字?”令他们觉得纳闷的,或许还包括——怎么在成都安逸宾馆打了个人,手术做到德国去了。

凌晨冲突过后,远道而来的这一行人,全部没有能够到达谭作人庭审现场,他们被要求呆在旅馆房间里。这部分没有录像。

同行的志愿者、经济学博士刘燕萍女士,此前在成都市中级法院门口对着镜头表达说:“如果允许我站在这儿,如果不允许我会站在马路对面,这样他(指谭作人)会看见我们,知道我们在支持他。” 她的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更大的麻烦却在等着她。

此后她被拘禁40小时余,没有给予手续。接下来,也即影片的大部分内容,是艾未未、律师浦志强、刘晓原与刘燕萍的丈夫一道,在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分局法制科闻讯刘燕萍的下落。此间高潮迭起,参加“演出”的人员增多,立场殊异,个性纷呈。

显然,金牛分局有关人员的工作水平,比那夜打人的警察高多了。虽然原来说好十分钟之后见面的徐杰科长晚了大约四小时才露面,但是分局已经有人在专门等候接待这四个人,那是金牛分局的副政委,也姓徐,女性。客人们进来,在女政委的关注下,有人为他们一一倒了茶。

在谈及下面的影像时,所有的人们首先要感谢这个金牛分局开明、开放态度,我指的是在这里,艾未未的志愿者能够运用手提摄像机,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按道理来说,公务员包括警员在执行公务时,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应该是公开的,不存在任何隐私的问题,但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条的,目前来说还不够普遍,因而实际上我们很少能够在影像中,看到这些身穿制服的人们到底是如何工作的。金牛分局允许这么做,充分体现了他们执意遵循依法治国路线的决心,也体现了他们本身的信心——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是经得起在场的或者不在场人民群众的检验,也经得起上级领导的检验。

因而坊间有说,这部影片是“警民共同炖制”,还真是贴切。。实际上与这部片子相平行的,还有另外一部片子,或者说是这部片子的另外一个版本,即当艾未未的同行拍摄时,警方也有人拿着机器对着他们拍摄,这是“对拍”。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叫做“互为镜像”。如此场景并不多见,留待下回分解。但是,起码也要说一句才公平,警方手上的那部影片,也要感谢艾未未一行人。而什么时候,不同的拍摄队伍能够坐在一起,商榷拍摄技艺,比较各自得失,并互相补充画面,那将是多么感人啊。

这场近距离的接触,“可圈可点”的就更多了。先说徐政委吧。这位政委的态度经过了三个阶段,体现在她对于艾未未名字的兴趣和称呼上面。第一,有些不自然。当她将艾未未的名字放在嘴里咀嚼,想要在纸上写下时,她突然说出“与本案无关”的话:“我就觉得就是.……发音很别扭。”第二,能够尽量克制自己的不满,提醒“艾老师”:“你艾老师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啊”,这体现了政委懂政策,文明执法。第三,不满终于爆发,有一次她较为大声地喊道:“艾未未!”重音在前面“艾”字上面,原先的“老师”两字不见了。从情绪的过渡和表演的分寸上来讲,这位徐政委把握得十分得体,几乎是滴水不漏。如果能够再放松一些,则更好了。

如果始终是这位中规中矩的女政委来接待,那么这部影片断乎不会像现在这样吸引人。就人物形象的饱满丰富、生动有力以及平民化、通俗版等要求来说,徐科长比较起徐政委来,要胜出许多。姗姗来迟的徐科长三十来岁,一身便装胸前斜挎着一个书包,始终面带微笑,吉利相。坐下来不久,就点燃了一支烟,怎么看都像是一个邻家小伙子。

顺便地说,影像这个东西,其厉害不仅在于记录当时发生的一切,谁说了和做了什么,而是能够全息地记录一个人,他的相貌、语态以及头部、肩部的姿势,里面的学问可大了,肯定是语言难以表述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个剧组来说,挑选演员的工作是重中之重。演员选对了,戏就成功了一大半。艾未未作为对手戏的演员,马上捕捉到了对方的信息,他这样问对方:“喝酒了没?”观众笑声叠起,放在电影院里,仅这一句台词,可以收获一大把票房。

应该说这位徐科长是忠于职守、忠于上级的,他有主动承担责任的勇气。一上来他就声明:“金牛公安分局作为县级公安机关,完全有能力自主解决这件案件。”但是另一方面,在那些具体问题上,他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白的答复,表情也显得茫然、无辜,艾未未提醒他不要看上去这么“诧异”。关于是否拘禁了刘燕萍、以什么名义、她现人在何处,他尽量绕着走。其实那个打人抓人的旅馆及派出所应该在这个金牛分局的管辖之下,前面那位女政委或许一个电话便可以将所有情况了解清楚。

这是徐科长与艾未未之间的开场对白:

    艾:我们赶到这等了你四个小时,你进来应该首先道歉。

    徐:我错在哪个地方,我给你道……道得着歉吗?

艾:你约我们到这,我们到了这你不在。

艾:你说你没错吗?

徐:是哪个跟你约的吗?

徐:哪个跟你约的吗?

徐:是我亲自跟你约的吗?

浦志强律师将他的句式总结为“反问句”,当迫切需要答复的人们来到这间屋子,他却不断地提出他自己的问题,这对于现场的人们肯定很恼火。但是作为“看片子”,正是这位徐科长给人们带来很多享受。当他甫一开口,用他那慢悠悠的四川话,人们的头脑就会情不自禁地往别的地方跑,即朝向某个喜剧的方向。我有一位做摄影的朋友,看了这部影片连声说这很像五十年代著名影片《抓壮丁》,其中也是用的四川方言。总之,这位徐科长人气极高,坊间有将他选为今年“最佳男配角”的强烈呼声。

艾未未先生多次表现得像一个大顽童,或许这才是他性格中的本色,因而不断有惊人表现。他能够提出,“今天如果不解决问题,我们就不走了。你得抓我”,他自己并提供了两个仅供参考的“罪名”,浦律师用法律术语纠正他说:这属于“自首”。当法制科人员不在,他便对着办公室的话筒喊:“法制科科长请到会议室来”、“法制科科长请到会议室来,有客人要见”。每到此时,观众笑声更响亮了。他说话效果强烈,包括这样质问徐科长:“你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知道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吧”。

浦志强律师在片中的表现非常有说服力,观众的认可度很高。这不仅因为他熟悉法律条文法律手续,而且他始终有理有节、摆事实、讲道理,态度真挚诚恳,言语忠直有力。在不同意见争执相持不下时,浦律师总是及时将事情拉向法制和理性的轨道。浦律师本人来自唐山,对于地震导致的灾难有切肤之痛,他对于徐政委说的这一番话令人唏嘘不已,深刻地留在了观众记忆之中:“我是唐山人,我身边有很多人死过了,在33年前。汶川地震四川地震你们是受害者,我们当时是牵挂的。……到这个时候此情此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姐。希望能够理解”。还有,浦志强律师身材高大,腰板挺直,浓眉大眼,目光真挚,宽肩宽脸膛,脸颊上还带有酒窝,真可谓“色艺俱佳”。

结局当然是完美的,作为纪录片甚至达到了一部剧情片的要求。刘燕萍博士安全归来,面带微笑地对着摄像头谈了自己的经历,带着南方女子的轻柔语调。有观众问,这部影片没有大全景,没有镜头技巧,还能叫做纪录片吗?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叫纪录片?纪录片也是各种各样的。实际上,对于纪录片来说,强大的原生材料,永远是其力量来源。

摄影也不是完全被动的。个别镜头声画脱离,完全不对位。耳朵听到是人们之间的谈话,画面则“配以”有污渍的地砖地面,而且镜头摇晃得厉害,这正是作为摄影的高度自觉意识所在。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当初一行人刚到成都,这位摄影师怎么就知道采访了刘燕萍博士,后来偏偏是她出了事。这既需要灵敏,也需要直觉。

如此近距离地让人们看到身穿制度的人们是如何工作的,看到他们的脸庞、他们的音容笑貌、语气语调,对于提高我国法制建设,富有积极意义。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可以破除他们对于法制工作的神秘感和不信任感,从而避免在诸如此类场合的激烈情绪。实际上,对于一个法制社会来说,作为公民与警察有所接触,打打交道,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作为法制工作人员来说,这正是让他们接受人民群众监督的难得机会。

程映虹:北京会让斯皮尔伯格再拍一部“机场终端”吗?

1977年,伊朗公民纳赛里因为他的反政府观点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驱逐出境。按照国际惯例,驱逐出境只用于外国人,本国公民如果有罪必须依法处理。所以将本国公民驱逐出境这样的怪事放在其他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但发生在神权统治不认世俗常理的伊朗,人们只好见怪不怪了。(另一个罕见的事例是苏联当年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那也是一个不讲常理的国家。)
 
因为伊朗政府不再承认他是伊朗公民,所以纳赛里在没有任何证明身份的文件下被送到欧洲。欧洲各国移民机构试图将他送回伊朗,但被伊朗拒之门外。他一次次被送回到欧洲,在欧洲各国的首都机场之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1981年,设在比利时的联合国难民暑总算给了他一个难民身份,这样他可以选择一个欧洲国家居留下来并申请成为公民。经过一段时间,他决定去英国投靠远亲,但不幸的是,1988年在巴黎乘坐地铁时他的手提箱被人偷走,其中有他的难民身份文件。这样纳赛里又成了一个没有任何身份证件的“黑”人,一个游魂。
 
但不知在哪个关节上纳赛里很幸运,混进了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但就在要登上伦敦的班机前被拦了下来。他没有身份文件,既不能出关也不能进关,被卡在机场的一号国际终端上。隔著玻璃门,他既能看到起飞离法的班机,也能看到成群结队通过海关的各国旅客,但两处他都不能去,只能在那个窄小的空间呼吸,依赖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的施舍生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纳赛里在这个窄小的玻璃空间里就这样渡过了10年,直到1999年法国政府才给予他居留身份并允许他出国。
 
在那10年中纳赛里度日如年。法国政府虽然不通人情,但来往旅客、机场工作人员和形形色色的机组人员却对他充满同情。他寄身的那个终端因他而出名,很多人或是特意或是定期来看望他,给他支持,他得以结识了不少朋友。一出人生悲剧就此渐渐充满了乐观色彩和人情味。
 
美国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以这个故事为素材拍摄了一部电影,题目就叫“机场终端”(Terminal),由大牌明星汤姆 汉克斯出演主角,不过主人公和当事国的背景都换了,增加了喜剧色彩,让主人公最后和一个经常来往的空姐喜结良缘。但批判专制政权和官僚体制的基本情节不变。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导演中政治觉悟一向很高,有《辛德勒的名单》和《拯救大兵雷恩》等巨片为证。去年他退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团之举更让人刮目相看。今天看来,斯皮尔伯格不但眼光敏锐,而且富有预见。他似乎早就知道,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不讲理的专制政权,民主国家中还有不通人性的官僚制度,类似纳赛里的悲喜剧会不断地上演。
 
值得中国人深思的是,在有关纳赛里的讨论中和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那个将他推出国门并不许他回国的专制政权其实并不是批判的对象,甚至都很少提及或出现。真正受到抨击的是将他关在机场终端进不了也出不去的玻璃空间中的那个民主国家(在现实中是法国,在电影中是美国) 的移民官僚机构。换句话说,人们都知道,那个专制政权在政治上早已不可救药,道义上也早已无人再当回事,因此不屑再谈了。
 
今天的中国早已成了超现实主义的天堂,最新证据就是现在东京成田机场有国归不得的冯正虎。和当年伊朗那个蔑视国际惯例和公理的极端神权政府很不一样,北京并没有正式驱逐冯正虎出境,只是拒绝他入境, 也没有没收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护照。正因为如此,方方面面的热心人还在劝说或者希望北京让他回国,让这荒谬的一幕尽早结束。
 
不过,如果发生在纳赛里身上的不幸在冯正虎那里真的重演了,我们又会看到什么呢?我想,第一,日本政府可能不会蹒颔愚蠢到步法国的后尘,受尽天下人的笑骂;第二,更可能的是斯皮尔伯格会重作冯妇,再拍一部“ 机场终端”的“反华影片”问鼎奥斯卡;第三,最可能的是从此批评中国的人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