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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血GDP】

来自香港《信报》本周周一的报道。报道标题为“鹤岗大矿难，带血GDP”。报道说，“新兴煤矿这次矿难为特别重大事故，是近年罕有的生产安全意外事故……新兴煤矿所在的鹤岗市南接佳木斯市，西靠伊春市。鹤岗、双鸭山和双鸭山以南的七台河、鸡西四市，都是老牌煤矿区。”“这几年，黑龙江、河南、山西矿难频仍，生产安全监督水平受人怀疑，其经济增长被称为‘带血GDP’。”

【供奉一些我的阅读时间】

语出作家连岳本周推文。连推说：“去卓越买了几本杨宪益先生的书，没别的方法表示尊重，就只能供奉一些我的阅读时间。”本月二十三日，翻译巨匠杨宪益先生仙逝，享年九十五岁。一周间，来自平媒、网媒、即时媒间的缅怀纪念文字铺天盖地，各有侧重，连缀在一起，杨先生跌宕传奇一生乃至高贵人品刚毅风骨再次浮现……对我等读者而言，连师所谓“供奉一些我的阅读时间”都做得到，慢慢读，慢慢看，是最绵长的想，最深切的念。

杨宪益打油诗摘句　　

◎ 百年恩怨须臾尽，做个堂堂正正人。
◎ 不用听书排寂寞，舍间常备酒如泉。
◎ 官蝗吃尽民膏血，反道人民素质孬。
◎ 国家如此何称庆，社会而今只要钱。
◎ 好汉最长窝里斗，老夫怕吃眼前亏。
◎ 何必出门去拜年，天黑路滑不安全。
◎ 何须一醉解千愁，东方不亮西方亮。
◎ 江山今日归屠狗，冠带当朝笑沐猴。
◎ 久无金屋藏娇志，幸有银翘解毒丸。
◎ 旧鬼消亡新鬼大，老夫团拜不参加。
◎ 举世尽从愁里老，此生合在醉中休。
◎ 老而无齿早该死，看病求医白费事。
◎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 老夫若会观风向，四十年前早跳槽。
◎ 莫怪人人迎亚运，西游演罢是封神。
◎ 莫怪胸中多块垒，只因世界不平安。
◎ 凄凉老树无生意，折戟沉沙恨未消。
◎ 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 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
◎ 生日九三今已过，预期百岁见阎王。
◎ 书生临别无他祝，但愿明朝大有钱。
◎ 岁暮无聊常醉酒，风寒不耐久蹲坑。
◎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 无钱难买升天路，以故中途跌下来。
◎ 羞随朝服吹竽客，不信花衣弄笛人。
◎ 休言舍命陪君子，莫道轻生亦丈夫。
◎ 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
◎ 值此良宵虽尽兴，从来大事不糊涂。
◎ 主人盛意情难却，忽忆江南有饿殍。
◎ 自惭不是风筝匠，莫与天公试比高。
◎ 自古有权方有势，从来擒贼不擒王。

【硬调情】

来自作家苏丝黄本周博文，上为标题。 苏师博文引用好友孟苏对“调情”细节无穷伤感，探究其蒸发前败柳残荷似的无助无奈：

“我也有点这感觉，但是没有人调情了，又怕自己一脸老妈相……”孟苏说。由于少年时代受的共产主义教育，要迎难而上。越是不行，越要努力。每次写信要酝酿好久的情感，做到理智与情感的平衡，要矜持又要深情款款，要有知识又不能卖弄，要好奇又不能窥秘以防被当成间谍，神哪。

孟苏的“硬调情”是所有调情里最悲壮的一种，犹如身残志坚——被生活一点点的失望掏空的时间、精力、敏感、梦，抓住个机会就想把这些都弄回来。重点已经不是男人，而是飘忽不定的情感——众所周知，情感这东西跟气体一样，越使劲儿抓，越觉得自己两手空空。

苏丝大笑：“是啊。我以前有个同事，他老婆说他在家不调情，就会出去跟别人调。而且不分美丑，重在参与。”他老婆是个成功熟女，了解人性，极其豁达，跟他说好了：你干啥都可以，只要不花我家的钱。套子我都数好了，少一个跟你急！

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男人还能做什么呢？好吧，至少还有一点表面的自由，可以硬着头皮偶尔调情，简称硬调情。

【贪婪是人类无法打捞的苍凉】

语出海派清口表演者周立波。因新书《诙词典》出版周立波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谈及前妻“博客门”事件，周师说：

觉得蛮遗憾的，因为我觉得周立波的前妻是这样，是周立波的耻辱……她连打字都不会的人，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描述能力。这不是一个人的贪婪，是一群人的贪婪。贪婪是人类无法打捞的苍凉。

【人格证书】

来自学者张鸣先生本周时评《“人格证书”与“好人证章”》。针对上海交大预备给毕业生颁发除毕业证、学位证之外的“人格证书”新闻，张师说：

在大学里，怎么样给学生打人格的分数，由学生打吗？没人乐意得罪人。由管理人员打，没有公信力。人们会问，凭什么他们就有资格给学生打分？他们自己的人格水平如何？

如果强行由政府，或者学校的管理人员将人分成优劣，固定下来，不是绝对行不通。但肯定容易变成另一种的强制，另一种的恶政。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怎么在今天，在号称最现代、最文明的大学，而且是重点大学里，居然会有人打着跟当年军阀一样的主意，想的还没人家周全。

【陈姑娘把歌唱到黄泉路上把爱弄得血肉横飞】

语出作家章诒和写给歌手陈琳悼文《陈姑娘，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文中章师细诉与陈琳交往故事。其中一段章师写：

陈琳的热情如滚开的水，纤弱如纷飞的絮，温柔如缠绕的藤。一旦迎面扑来，叫你猝不及防。她急切地需要把爱分送给朋友，也急迫地需要被爱。在今天这样只讲利益的社会，陈琳的多情就非常令我担忧……陈姑娘把歌唱到黄泉路上，把爱弄得血肉横飞。

【有毒遗产】

亦称“有毒资产”。本周，有评家在谈及艺人侯耀文久悬未果遗产时，以熟词“有毒遗产”定义之。本词适用范围其实辽阔之至。几乎所有文化遗产中都含有有毒成分。它远比被网友戏称为“侯药华”中的那几味“药”复杂得多。

【世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风景吗】

来自评家熊培云先生本周时评《大学不需要“贞洁城堡”》。针对南京林大、武汉理工大等大学校园设立“红袖章纠察校园恋人”新闻，熊师说：

几十年后的今天，就在我们身边，仍有不少大学试图为学生建造这样的“贞洁城堡”……想必世间一定有一种人，喜欢以偷窥者的角色进入广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就会心痛。否则，你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校园里有情侣在亲昵，校方却要派人去端正姿势了。奇怪的是这些管理者，他们在电影里看到才子佳人们在大街上亲昵不觉得猥亵，甚至会在心底里高呼爱情，到了校园里看得满眼的却是“不洁”。试想，一双男女，在阳光下拥抱、浅吻，世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风景吗？

【杯具-洗具-餐具】

网络流行语。最早出现的是“杯具”，意为“悲剧”，其经典阐释句为“人生就像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后有网友据此创造“洗具”一词，意为“喜剧”，其经典阐释句为“人生就像晨洗，一手拿着杯具，一手拿着洗具”……以“餐具”代指“惨剧”亦遵循相似思路。“人生就像饭桌，上面摆满了杯具、洗具和餐具”……如是“箴言”在网间十分流行。

【这确实是个特别稠密具体可触处在绝望中的世界】

语出法国新小说领袖罗伯-格里耶。本月月初，曾被罗伯-格里耶寄予厚望的黑人女作家玛丽-恩迪耶凭借小说《三个女强人》荣获二〇〇九年龚古尔文学奖，本周有媒体在龚古尔专题中再次提及格里耶当年这句赞许恩迪耶名言。格里耶原话说：“她使我感觉到一种真正的文学展现……这不是我的世界，但这确实是个特别稠密、具体可触、处在绝望中的世界。”

龚古尔文学奖设立于一九〇三年，虽获奖者只有大概十欧元的奖金，可其重要性远超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获奖小说中有普鲁斯特的《在花枝招展的少女身旁》、马尔罗的《人的状况》、西蒙娜-波伏瓦的《大人先生们》和杜拉斯的《情人》等重要作品。

  

莫言有按捺不住的才华及冲动，又恰恰是因为按捺不住，其书写一旦喷发，再大的词语，再阔的口袋，也盖不住个中的激情、愤怒、玩世。无论他的面子绷得多紧，无论他的隐喻多么巧妙，他总会忍不住叉腰批判指斥。语言到了莫言这里，总有剑戟气、镰刀味，莫言号令“天下”的手法，既权谋又粗野。比之《檀香刑》、《四十一炮》等作品的恣肆无忌，长篇小说《蛙》（《收获》，2009年第6期，双月刊）算是收敛，至少在小说收尾，作者箍紧了绳索，让文字“马蹄”慢下步伐，比如，与正统价值观妥协，让怪诞臣服于血脉传承的经国大业，再念几声略嫌生硬的咒语（合法、权利、福利）等等。往深一层看，这倒也契合莫言一贯的写作趣味，时代与民族，向来是莫言孜孜以求的神话。

以“蛙”为题，极具隐喻意味。“蛙”之神形皆有生殖意“蛙”可同“娲”，“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所谓“化”，有生、造、孕、育等意指，作者引“蛙”成书，大概亦有向母亲神致敬之意；蛙腹多产，一夜之间，便能出成群蝌蚪，生殖旺盛，其形与孕妇之状不谋而合：“蛙”的组词，尚有淫邪、淫声浪语之意，正好暗应“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之现代转意“蛙”的命名，既呼远古，又应现时，堪称是神来之笔。《娃》的主线绳，由姑姑万心牵扯，姑姑是妇产科医生，用古老的话来讲，就是接生婆、产婆。自1953年4月4日（日子设置巧妙而狂放，可见作者对民俗及节气有相当深入的了解）至21世纪初，经姑姑的手，大致接生了一万个孩子，但随着政策的变化，姑姑在接生新生命的同时，也不得不引流许多违规的生命，姑姑想象这些略已成型的娃娃，下世为人，投得一户好人家。骄傲与内疚，在姑姑的生活里交替出现，无法和解。姑姑忙与闲的后面，隐着大中国的苦乐历史。真正的主角是名为“蝌蚪”的“我”：在中国乡土小说里，绝对少不了有生殖力的男子形象，中国文化所谓“寻根”，都免不了归结到男子生殖力上来，“我”年近六十，借腹生得一子，“根”之事，如愿以偿，虽来路不正，但总算血脉不断。

莫言在寻根途上一路奔跑。《蛙》有醉意———恰似半醉不欲醒时分，人要唠叨，唠叨不止，就不自觉吐真言吐狂言，痴狂、嗔狂、抓狂，皆由醉生。想要从绝望中掘出希望，只好寄望于生殖力，亦即，要生孩子，而且要生男孩子，才能生生不息。生着、活着，大于生命，我们是不是被表意文字施落了咒语？！面朝泥土，紧贴大地，反复吟唱中国式的大地悲歌，但为什么离头顶的天、天外的星，那么远那么疏？！时代，乃至民族，是不是为写作者戴上了紧箍咒？！

中篇小说《每一个下午》（陈继明，《小说选刊》2009年11月，原载《黄河文学》10期），不热烈，温润得来，又有隐痛。虎丘的媳妇晚晚，自从半岁孩子患病夭折之后，就变得半癫半痴，她在“不活了”、“活着”之间徘徊，寻死过一回之后，还是选择了“活着”。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痛处，时代烙下的，谁也没办法绕过去，但大部人都只好捂着，让它自生自灭，因为，伸出去的拳头，没有哪一个，可以全然命中怨恨的靶心，而每一个过度敏感的拳头，又都伤痕累累。晚晚舍却乡村的温热与痛楚，揣着六百块，奔向未知的广州，囿于时代，作者只好让晚晚“挺过去”，“挺过”无数个下午。有时候，忘记，才能让人变得韧性。

中篇小说《渐入佳境》（高君，《钟山》2009年第6期，双月刊），语言纯熟，作者对故事节奏有较好的把握力。《渐入佳境》的布局一般，但提出的问题不错：苦海无边，梦魇不止，当人的内心虔诚皈依了发财、做了金钱的得意奴仆，文学毫无办法，写作者毫无办法。

也许，我们跟那个有尾巴的猴子并无不同，它做梦都想着沐猴而冠，可是那尾巴，那摆不脱的、变不去的尾巴，限制了我们进化为“人”的意愿。“时代”两个字眼，仿佛是中国作者的写作之道、轮回之道，它稍有动静，写作者便为之沉沦，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大概只有跳出轮回，放下世俗的皮囊，文字方可游刃于方外方内。赫塔·米勒的小说，带有点方外之意。2009年11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收入米勒的短篇小说《黑色的大轴》、《地下的梦》、《一只苍蝇飞过半个森林》（曾在《世界文学》刊出）。米勒对语言的考究让人叹为观止，许多句子，清冷飘逸，即独立成行，亦有诗意。如《地下的梦》所喻，云上九天，地下的梦才能升腾。

从来就没有通天的巴别塔———写作者是用语言破咒的“巫师”，但知晓秘密、懂得天机极为有限。虽“弹指繁华，总归逝水”（纪昀），但语言艺术，也始终仪态万方。语言艺术之所以有突破时代之限的可能，在于，语言本身，带有超越光阴、破解咒偈的力量。

文学期刊

刀刻沧桑

《花城》，2009年第6期，双月刊

每一样物质，都有年轮。尽管人类的精神审视常常将物质抛诸脑后，但人其实无时不与物质同在。诗歌《木头记》（雷平阳）由物质读写出生命之悲欢。木头是人的另一故乡，人们用它“建起了寺庙或教堂，也建起了宫廷、战船和家族的祠堂”，但是等级定下了木头的贵贱与命运。《木头记》，构思深沉，笔力老到，十分耐读，“阶级性”的意识淡化些，会更好。

爱的内部

《小说月报》原创版，2009年第6期

许多时候，伤害是因为爱对方，或者说，爱的内部难免夹杂着伤害。中篇小说《我不是你的哪根手指》（川妮），讲述爱与伤害。“我”很小时，就深陷父母分居及离婚大战中。后来“我”忘恩负义，抛下自小相依为命的父亲林为，毅然跟着母亲去了大城市，尽管母亲与自己疏离，但大城市的诱惑克服了一切。直到父亲过世，“我”方知后悔。于是，愉快与幸福，仿佛都成了罪过。

别人的生活

《中篇小说选刊》，2009年第6期，双月刊

柳北斗和王金芳离婚，最难过的是女儿柳絮（《柳絮》，胡学文）。柳絮觉得，有一种力量，夺去了她母亲，夺去了她自己的生活，于是，她费尽心思、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把王金芳夺回来，“放”到柳北斗身边。“欲望”追求“得到”，结果却往往是“失去”。善意未必正义，把别人的生活完全当成自己的生活，最失落的，还是“自己”，越是人声鼎沸处，越会发现，“自己”即是寂寞。

台湾印象

《散文海外版》，2009年第6期，双月刊

《到台湾去看什么》（唐翼明），所谈所问，无不中肯。作者认为，如果到台湾去看山水，可去可不去。讲中华之山水，最雄最美，当然在大陆；谈城市建筑，上海、北京，已不输于海外。那么，该看什么？作者提议，要去看看台湾的“软件”，如坐坐的士与公交，体验体验公共服务场所的质数，再跑跑医院、公共机关等等，两边人事之高低或繁简，便自有分晓。

文化期刊

安岳石窟

《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11月

据《寻访安岳石刻》（萧易文/袁蓉荪图），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全县69个乡镇无一没有石窟”，如将境内佛像首尾相连，足有五公里长。安岳石窟，往上可追溯到唐后五代，往下已延至今日。安岳石窟，不同于莫高窟等，它远在笔墨之外，所以，它能安享烟火，也可超然世俗。蜀地堪称人间天堂，风景人物，入画入梦，如身居其中，入世逸世皆宜。

歌声魅影

《书城》，2009年11月

《美狄亚的火焰和海水》（黄荭）一文，介绍了一代歌剧演唱家玛丽亚·卡拉斯。卡拉斯在歌剧《茶花女》、《歌女乔康达》、《图兰朵》等剧中有相当出色的表现。1965年，作家杜拉斯用文字为卡拉斯镶上巨钻，“在她那里，歌剧不再只是声乐艺术。她激发了埋藏在歌里的诗意，她唤醒了故事。所有森林里的睡美人都在等她”。她爱上希腊船王，船王却与肯尼迪遗孀签了婚书。

权力榜单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11月23日

林怀民、杨丽萍、徐冰、朱德庸、高名潞、高梵志、姜伟、韩三平、卢广、张继钢，入选该周刊“2009年中国艺术家权力榜”。“权力”一词虽然会矮化真正的大艺术，但以其形容文艺之大众影响力，仍然有效。林怀民一章，尤值得细读。1973年，26岁的林怀民创立“云门舞集”，36年之后，“云门舞集”已成“深得民心的老字号”。对岸善待文化传统的态度及智慧，足让此岸反思检视。

道德悖论

《天涯》，2009年第6期，双月刊

职业道德与公民道德有区别。岳丽在《法学家的道德和道德的法学家》一文指出，政治的谎言与商界的唯利是图，反映了职业道德与公民道德之间的对抗“与生俱有”。1994年4月，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凭抓拍的秃鹰与苏丹小孩之照片，获得普利策奖，两个月后，他因内心自责而弃世。有些问题，没有答案，内心的良知，左右为难。本版撰文：古传吉

    玛丽·恩迪亚耶

    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

    格温内勒·奥布里

    皮埃尔·米雄

    达尼·拉费雷尔

    科勒姆·麦凯恩

大奖季本月在法国进入高潮。该国头号书奖龚古尔奖11月2日迎来了106年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女得主：塞内加尔裔女作家玛丽·恩迪亚耶（MarieNDiaye）以其非洲移民悲情小说《坚强三女性》（ Tro is Fem mes Puissantes）折桂。同时揭晓的雷诺多奖颁给了弗雷德里克·贝格伯德（FrédéricBeigbeder）的自传体小说《法国小说》（Unromanfrancais）。

11月9日，女作家格温内勒·奥布里（Gwenaelle Aubry）以所著小说《人》（Personne），将该国头号女性文学奖———费米娜奖收入囊中。此前的10月29日，著名老作家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以小说《十一》（Lesonze）赢得了率先颁出的法兰西学院奖。11月4日，海地出生的加拿大魁北克法语作家达尼·拉费雷尔（DanyLaferrière）以《回乡之谜》（L‘enigmeduretour）获美第奇奖，拉费雷尔的成名处女作乃1985年出版的小说《如何不知疲倦地与黑人做爱》。

我们再前往北美。在加拿大，老记者林登·麦金太（LindenMacIntyre）11月10日以触及天主教会性虐丑闻的小说《主教的人》（The Bishop‘s Man），获得了该国最重要的年度文学奖———吉勒奖。

南下纽约。25日，美国国家图书奖颁奖典礼在此举行，其小说奖颁给了旅美爱尔兰作家科勒姆·麦凯恩（Colum McCann）所著《让伟大的世界旋转》（Letthe Great WorldSpin）。书名出自丁尼生的名句：“向前，向前，让我们漫游，让伟大的世界永远旋转……”小说通过描写1970年代纽约的世态万象，暗指30年后的“9·11”事件。

文坛总是是非不断，与政治问题结合时，便尤其耸动。在即将过去的11月，又有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和一位早夭的旷世天才卷入其中。他们是：凯尔泰斯·伊姆雷、阿尔贝·加缪和罗伯托·波拉尼奥。

被指叛国的匈牙利“柏林人”

纯属巧合：11月9日，柏林隆重庆祝大墙倒塌二十周年的当日，匈牙利大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也在柏林迎来了八十大寿。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篇生日谈话已在家乡引起了轩然大波。

事发于几天前凯尔泰斯对德国《世界报》发表的谈话。长居柏林的大作家盛赞了德国首都，并骄傲地自许为柏林人，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具音乐色彩的城市”，生活平静，居民友善，而他的家乡布达佩斯已经“完全巴尔干化”了，乃至其祖国匈牙利的世风，也在过去十年间持续恶化“极右分子和反犹派甚嚣尘上。匈牙利人的旧习，如伪善和压迫倾向，则更甚以往。”他说。

他同时否认了自己和匈牙利文学的联系，称养育他的是欧洲文化。在20年前的那些年里，他从未读过任何一本得到国家认可的书。

上述内容被匈牙利报章广泛译载，有人称：“每个光荣的匈牙利人都会认为，他是个丧家的流氓”。而在匈牙利文化界，这篇生日谈话引发了非常不同的复杂反响。尽管有人认为凯尔泰斯的评论方式值得商榷，但更多的知识分子表达了对他的理解。

评论家瓦里·捷尔吉认为，当今匈牙利正处于一种“最糟糕”的反应———自怜、恐惧自由“我们的人性之恶”因此有机可乘“从这个意义上讲，凯尔泰斯是对的。”他说“过去十年来，我们所处的环境每况愈下，布达佩斯也几乎成了一座不适合居住的首都，这也是对的。”而斯洛伐克匈族作家格伦德尔·拉约什说“我也认为匈牙利现代文学是个空白，后来才出现了凯尔泰斯·伊姆雷、纳达斯·彼得和艾斯特哈兹·彼得。”

凯尔泰斯本人也做出了一些补救之举。他对匈牙利多瑙电视台表示：“当然了，我说了些批评性的话，可我的批评无意伤害国家和人民，我是出于善意。我的批评被当成了叛国声明，可它们不是。如果我对匈牙利———我的祖国———还能派上些用场的话，我会非常高兴。”在节目中，80岁的凯尔泰斯一再强调，匈牙利是他的祖国，他生在匈牙利，是匈牙利公民，并且始终用匈牙利语写作。

“反抗者”不想进入先贤祠

知识分子要不要国家给予的荣誉，国家有没有必然的权力，在知识分子死后，主动追封他、供奉他、拜祭他？在法国，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往往是政治问题。

明年1月4日，法国将迎来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1913-1960）去世50周年，萨科齐总统计划届时将其遗骨由普罗旺斯一偏僻公墓迎至巴黎，重葬于万古流芳的先贤祠，与历代鸿儒豪杰共眠。

然而，作家的儿子、64岁的让·加缪却不买总统面子。《世界报》报道，隐居的让通过一位拒绝公布身份的密友表示，入住先贤祠违逆父意，而令亡父的文学和思想遗产效命于国家，更绝非其九泉所愿。他公开怀疑，萨科齐先生想利用他爸爸。

加缪的传记作者奥利维耶·托德也认为总统别有用心。“这是个花招。这是萨科齐劫持知识阶层之伎俩的一部分。”他说，“加缪不需要萨科齐，而萨科齐需要一点知识分子的辉映。”

左翼政治家已为此指责萨科齐欲借先哲遗骨，图政治私利。法国共产党声明说，萨科齐选择一位代表反叛与自由的作家，实乃对其政府之右翼政策的反讽。

活着时人各有志，死后亦希望各得其所，家人则愿逝者安息。像加缪事件一样，国家或党派欲移而不获家属同意者，史上不在少数。1945年，法共申移19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1866-1944）入祠，终不获罗家允准。

如今，就动迁加缪的问题，几经较量之后，爱丽舍宫已经预感失败，11月23日仅以一句简短声明“O nvavoir”（再看吧）交差。

制造波拉尼奥

早亡智利天才小说家罗伯托·波拉尼奥两年来在美国大红大紫，媒体极力褒扬，读者趋之若鹜，其《荒野侦探》和《2666》则先后入选了《纽约时报书评》2007和2008年度的十佳图书，能够连续两年在该榜单上获得青睐的作家，极为罕见。

然而，波拉尼奥的生前好友、萨尔瓦多著名作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和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萨拉·波拉克决意挺身而出，挑战美国人对波拉尼奥的庸俗包装、不实宣传与商业贩售，以图解开两年来席卷全美的波拉尼奥狂潮之谜。

波拉克女士以学术论文分析了“波拉尼奥神话”的构建过程，指出其背后不仅有出版商的市场操作，亦反映出拉美文学和文化的面貌已被美国人加以重构，并向大众推销。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对此深有同感，他投书阿根廷《民族报》，本月《格尔尼卡》杂志则以《波拉尼奥有限公司》为题，刊登了该文的英译。

“市场皆有其主宰者，一如这个被污染星球上的万事万物，正是这些市场的主宰者们决定着你的舞步，无论是贩卖廉价的避孕套，还是在美国贩卖拉美小说。”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写道，“关键之处在于，三十年来，在北美读者的想象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就是拉美文学的代表。然而这一切终于褪色，诱惑不再，文化机构遂转而寻找新品。”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及其内脏现实主义于是应运而出。

早先，波拉尼奥的中短篇小说皆由独立出版商新方向书局小心翼翼地在北美市场推出，销量平平。就在《荒野侦探》的版权谈判中途，忽有巨头FSG出版社现身，认定此乃杰作，可被选作下一个“大家伙”———新的《百年孤独》，其作者刚刚过世不久，更便于放胆引导市场之舆论导向，正如波拉克女士分析的那样：“波拉尼奥的创作才华、引人注目的生平、皮诺切特政变期间的个人经历、他某些作品被贴上的南美独裁主题小说的标签、2003年7月15日他50岁时的肝衰早亡，皆有助于‘制造’出易为美国接受和消费的作者形象。”

她强调，不曾有美国记者道出如下事实：写出《荒野侦探》及其大部分小说时的波拉尼奥，实乃称职的爱家男人和优秀的父亲。然而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波拉尼奥已经被传奇化了，成了兰波和垮掉一代的交集。大多数评论家亦罔顾事实，暗指他死于酗酒或吸毒，而他早亡的真正原因，乃胰腺炎未曾得到细心诊疗，终致肝脏受损。说到底，与那些酒毒缠身而过早离世的美国偶像们不同，波拉尼奥的死更像巴尔扎克或普鲁斯特，他们都是由于过度劳累，而在五十低龄辞世。

“我可以告诉诸位，”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说，“波拉尼奥不会乐于听闻被称作拉美文学的詹姆斯·迪恩、吉姆·莫里森或杰克·凯鲁亚克……他从来也不是颠覆分子或沉醉于政治运动的革命者，更不是什么m audit作家（注：边缘性的、反社会的、爱罪错的、被目为精神病的、往往早亡的艺术家，如兰波或海子）。若称他为反叛之士，则只可以皇家西班牙语学院的描述定义之：”质疑、反对，或抗议一切成规之人。‘“

到了美国，波拉尼奥的这种反叛精神却被大肆拔高，用以构建美版神话。波拉克女士总结道，波拉尼奥由此合乎了美国文化的规范。美国读者亦以此重申了他们对拉美文学糟糕至极的偏见———他们怀抱新教伦理，自视高人一等，拥有种种美德：勤劳，成熟，负责，正直，而其拉美南邻则懒惰，幼稚，鲁莽，无义。因此，“从这种视角看，《荒野侦探》颇对美国读者的胃口，他们既能从中获得野趣（thepleasures of the savage），亦可得到文明上的优越感。”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11月13日宣布，五名参与恐怖袭击事件的嫌疑人将被送往纽约受审。这个决定是为了执行奥巴马总统今年1月颁布的命令，即要求司法部审核所有关塔那摩囚徒的案件，并相应提出处理方案，以便在2010年1月20日前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这五名嫌疑人中包括“9·11”事件主谋哈立德·谢赫·穆罕默德（Khalid Sheik Mohammed）和其他四位嫌犯。他们目前被关押在关塔那摩基地监狱，届时将在纽约距离原世贸中心大楼不远的一家联邦民事法庭受审。

奥巴马政府决定在民事而非军事法庭上审判“9·11”事件嫌疑人，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很大分歧。反对者认为，在民事法庭接受审判，是美国公民的权利，不应当把这一权利赋予外国敌对分子。将“9·11”恐怖袭击嫌疑人带到纽约受审，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风险”，让他们把法庭变成宣扬仇恨的论坛，或者导致机密信息泄露给恐怖组织。

但是，许多美国人对这一决定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个决定不只是为缓和对关塔那摩监狱批评的一项权宜之计，而且更是一种对司法正义的重新限定。而在这过程中，美国可以重新思考，反对恐怖主义进行的究竟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

布什时代所设想的反恐，完全是一场军事战争，它的胜负是在战场上决定的。奥巴马政府的纽约审判决定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那就是，在“军事战争”的观念中增添“理念战争”的成分。

从单纯的军事战争转变为军事和理念的战争，反恐的目标就不只是限于在军事上打败“基地”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这是因为，就算这些恐怖主义组织被打败了，它们的理念基础也仍然还会存在。美国在对恐怖主义进行军事战争的同时，必须要打赢理念的战争，而“正义”正是理念战争的一个重要战场。

在美国人眼里的“恐怖主义”行为，在许多别的国家的人们看来，却是正义的行为——“圣战”。“圣战”要打击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非正义”。从“圣战”的角度来看，美国、以色列、英国和别的“基督教”国家都是非正义的，它们掠夺穆斯林国家的资源，占领它们的领土，扶植给西方充当傀儡的统治者。西方人奢谈的正义只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正义。而“圣战”要惩罚的正是那些以正义之名施行非正义的恶人。

“圣战”正义观的影响甚至在美国军队中都有反映，最近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陆军基地发生的枪击案就是一个例子。枪杀13名军人的哈桑少校身为美国军医，但他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和阿富汗是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战争。他曾经说，信奉伊斯兰教的美军士兵应当被允许不参加在那里的战斗，拒绝参战是一种“良心反抗”的行为。他显然是同意“圣战”正义观的。

在美国的国土上，给恐怖嫌疑人以每个美国公民都享有的公正司法权利，成为美国宣示自己正义理念的机会。这种正义观的核心是人权。只要是一个人，不管他有何政治、宗教或别的信仰，不管他做过什么事，在接受审判时，他都与任何其他人一样享有基本的司法人权。

美国也将能以此表明，它会用司法正义，而非仇恨来主导这场审判。仇恨只会使人产生非理性的害怕和恐惧：由于害怕而不敢公开审判，由于恐惧而拼命想堵住被告人的嘴。美国不会这么做，因为美国不害怕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没有能用恐怖改变美国，也永远不可能以此改变美国。

纽约审判还将是美国宣示普遍正义承诺的机会：美国所要的不是那种一套为自己，另一套为穆斯林的双重正义。不管那些恐怖主义嫌疑人曾对美国造成过多少伤害，让他们在法庭上公开受审，让律师自由、负责地为他们辩护，而决不迫害为他们说话的律师，这就是美国所奉行的司法正义。世界上其他国家可以拒绝奉行这样的司法正义，但它们至少不能指责美国是在说一套、做一套。美国必须这么做，因为它的国家信誉和价值承诺都是建立在它是否能够言行一致的纪录之上的。

笔者上篇文章已谈，虽然不见正牌党史研究机构出来澄清此“抢救工程”之有无，但惠家（周惠并非周家人，而是江苏灌南县惠家老七）已有两位后人对此“史料抢救答问”予以否定。执著的读者（包括已然慷慨激昂地依据张文对李锐大加挞伐、力挺乌有之乡的诸好汉）或许会说，惠家小辈知道什么？党的纪律你懂不懂？高度机密的工程他们有资格与闻么？

也不能说全无道理。那我们就做些文本分析，看强国论坛首发的 “史料抢救答问录”，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而这篇攥出来的爆料雄文，有否于得意之间，彰显出常识性破绽。

这是一篇文笔流畅、铺叙跌宕有序、角色性格语言鲜明的“戏说”文字——“三八式”老干部答问时特有之风采跃然纸上。除此之外，应该说，攥者对党史征集的路数有一定了解；对于读者之求真若渴——枉为治下小民六十载，亲爱的党到底怎么闹的——有相当的估计；特别是，快一百年了，我们老大中华怎么老是跌跌撞撞：在一次次关键的历史时刻，一个又一个叱诧风云的历史人物，他们为国为民究竟立了功还是犯下罪，就更想在一层层剥析的基础上知道个究竟了。如果一些当年的风云人物，在经过了半个世纪含泪带血的生死经历之后，有了自己独特见解与深刻反思，自嘲为“两头真”——那么中间一段怎么不真？为什么不真？不真到何等样？后世读史人怎能不引颈企盼。

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实在太重要了。时至今日，除了官方有党性而无科学观的宣谕、除了红卫兵散片断章“惊现”，如果不算老同志零星回忆，我们如今看到的最完整文本，就是李锐那本《庐山会议实录》了（只可惜这本先只许“内部参考”，增订后公开发行的书，如今已被查禁）。初版于1988、增订于1992年，《实录》让好几代只知按党标准懵然吃饭、完全忘记了自己天然享有的知情权之我辈国人，终于得以将纪律与修养，亦即“让你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不该知道的别问”放在一边，窥见那场亿万生灵的主使者们“跃上葱茏四百旋”之后，曾经有过的热诚、期待、歧见、争辩、内恫、五雷轰顶——最后，比拼却一死还不如的屈辱强忍、昧心杀磁。

李锐能写出这部书简直是上苍对我们懵然小民之怜悯眷顾：毛泽东弃世，李锐活下来了，等到了“十月的胜利”和接下来的“拨乱反正”。强闻博记、胸怀坦荡，而且是庐山会议（特别是为我们中国人接下来命运定调的8月1日和2日常委会）独一无二现场记录的李锐，得以在重新讨论并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会上作了两个小时有关庐山会议的发言。接著，精明的、内心深处对毛泽东爱恨交加的胡乔木敦促他必须成书。

30万字《庐山会议实录》的主要依据，是李锐那本黑皮记录本。这个本子得以存世，又要“感谢”陈伯达：从“中央一办”收缴的李锐物品中，陈老夫子单单挑走了这个本子。李锐平反复出，发现归还物品中，单少了这本黑皮记录本。他立即想到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李锐请为他“平反”的人前往查找，果然在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不能说罹难十八载的李锐在北大荒、在磨子潭电站、在秦城监狱就已料到《实录》的出版和遭禁，以及20年之后还会冒出个“没面目?张杰”。但他知道全面、彻底、如实公开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历年行状，并且在此基础上做深刻反省，对国家命运至重至关。

虽然“txlr”发在强国网上那篇“史料抢救答问”对此只字不提，“没面目-张杰”肯定看了这本书，因为文中“周惠答”不过将《实录》中的记述择需复述，如：五人间说过的“千不该万不该”、“很像斯大林晚年”、“一手遮天”、“翻云覆雨”，以及从黄老那里出来，刚好碰见罗瑞卿等等。不同之处，是那几个属于周惠的断语：一是点破五人当夜聚会的报告者是罗瑞卿（李锐在“实录”中只说从黄老那里出来，看到小舟在路边与罗谈话；罗瑞卿的回忆同样只说到遇见从黄老那里出来的小舟等人）；二是李锐“仗著主席对他的信任”写撒谎信（这是李锐写在“实录”里的事情，是按田家英转告的胡乔木的意思做的；而周惠所言李锐“隐瞒要害”、“用政治生命作保”等，同是李锐本人在《实录》里告诉读者的）；第三就是李锐“夜闯美庐，跪在主席床前，检举揭发‘军事俱乐部’”了。张文中的周惠说，目击者为田家英。而此情此景是三年之后田家英到广州告诉周小舟的。第四，揭秘李锐“自认有总理之才，自我期许要在五十岁之前当上总理”；以及第五，李锐8月11日的检讨“全盘认账”，使其他四位参与议论过的人陷于被动。文章杀青之“眼”，莫过于最令好汉们兴奋的“周小舟听了李锐的发言后气的脸色发白，回到房间后大骂李锐是婊子养的，还声泪俱下地向我‘托孤’。”结论是：彭总、黄老、小舟的命运，受了“职务不高，但影响却很大”的李锐的连累。“庐山会议开成这个样子，李锐要负很大的责任。”——此即“没面目-张杰”放胆为庐山会议做的结语。

香港朋友托人告诉我，他们于11月16日以邮政快件方式将三本书寄给我，其中两本是今年10月出版的我的《一生说真话》，另一本是甘粹先生的著作《忆林昭》。几天前的一个上午，果真传来了邮递员的敲门声。然而，当我美滋滋地开了门准备拿书时，孰料见到的，却是一纸冷冰冰的“海关代保管物品凭单”，凭单号码为022696，签发日期为2009年11月17日。凭单告知说：北京航空邮件交换站海关代为“保管”了那三本书！

我心里明白，这里的所谓“保管”，不过是查扣的代名词。目送无辜的邮递员下电梯后，我重重地把门撞上，不由自主、想压也压不住地，怒火在胸中升腾；而当时一下子凸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别的，正是将近61年前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这份《宣言》的第19条说得清清楚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白底黑字，毫无歧义！如果这个第19条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大地上真的管用，那我就完全有权获得自己的著作，也完全有权获得《忆林昭》，而海关先生也就根本无权在这种事上横插一杠子。

然而可悲的是，在中国官方眼里，《世界人权宣言》从来就不是什么硬道理。口头上可以认帐，实际上不受约束。由此不难理解，中国的海关除了执行正当的公务之外，还必须充当可耻的柏林墙的角色；也因此，不管乐意还是不乐意，海关先生要常常干些很不光彩的脏活和丑事。

一叶知秋。一纸凭单表明，在前东德的有形柏林墙轰然倒塌已达20年的今天，中国的无形柏林墙依然厚着脸皮趴在那里。不过，这道无形的柏林墙除了由海关、边检等部门组成的传统“墙体”外，还有一道近年来特意耗费巨资打造的、名为“金盾工程”的电子柏林墙，它一天24小时不歇着，专干无理封锁、阻隔互联网的营生，对中国网民非诚肆扰，偏和《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过不去。11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先生代中国网民向奥巴马总统提出的问题，可以说矛头直指这道电子柏林墙。网民所提的问题是：“第一，在一个有三亿五千万网民、六千万博客的国家，你听没听说过防火墙？第二，我们该不该能够自由使用Twitter（推特网）？”

虽然我对奥巴马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大不以为然，虽然我认为奥巴马的胆识远逊于里根总统，但我要公正地说，奥巴马正面回答了洪大使转递的问题，给出的信息也还算明确、到位。奥巴马说：“我从来都是一个互联网公开使用的支持者。我大力支持信息不受管制。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美国传统的一部分，我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我可以告诉你们，在美国，我们具有的自由的互联网──或者说上网无限制，是我们力量的一个来源，我觉得应该得到鼓励。”稍后，奥巴马再次强调说：“因此，我大力支持不对互联网使用、互联网上网、以及Twitter等信息技术实行限制。我们越开放，就越能够沟通，这也有助于让世界走到一起。”当然，你不能期待，也不必期待奥巴马会像当年的里根总统那样，无畏地说出激动人心和永载史册的话来：中国的无形柏林墙，也应当被人性的力量所推倒！

中国的无形柏林墙不仅和《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对着干，还时常蛮不讲理地把一些中国公民阻在墙内，而把另一些中国公民挡在墙外。今年3月上旬的一天，我头一次进入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出入境大厅，“依法”办完申领港澳通行证的应有手续，最后将材料递给了窗口的女警官。只见她把我的名字输入电脑后，显示屏上随即出现了一行我看不见的字。过一会儿，她转过脸来，毫无表情地对我说：你应该清楚，你被限制出境。这个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于是我微笑着对她说：香港不是在境内么？她马上接招说：香港你也不能去。

在我的面前，不是分明有一道冷冰冰的无形柏林墙剥夺了我出境的权利，甚至剥夺了我踏上另外一块国土的权利吗？

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当局把我堵在墙内，还总算是找了一条可笑的理由——“出去有可能危害国家安全”。而把拥有合法护照的中国公民冯正虎先生拒之门外，当局就居然连什么托词都不找，愣是黑下脸硬干了。于是，人们见证了这个星球上极具黑色幽默的一幕：中国当局一边到处堂皇光鲜地大办孔子学院，一边却十分荒唐地不让人回家侍奉老母。九泉之下，孔子若有知，当大呼：“鲜矣仁。”

11月23日下午，我和坚守在东京成田机场的冯正虎先生通了电话。迄今为止，在捍卫回国权方面，冯先生是最为较真的一个，也是做得最好的一个。我对冯先生说：不让人回国，于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什么叫岂有此理？这就是典型的岂有此理。冯先生说：不让人回国，真是搞笑到极点。我一定要认真地、也要带点搞笑地和快乐地维护自己的回国权。我说：在回国权这件事上，在中国当局和你二者之间，人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站在你一边。

柏林墙是拦腰砸在人的尊严、自由和基本权利上的专制怪物。从东德柏林墙（当时只是一道铁丝网）建成的第一天起，即1961年8月13日，就有一位东德青年冒死翻墙，奔向自由的西德。自那之后直到1989年，数以千百计的东德人，以“不自由，毋宁死”的气概一次次地冲击、撼动柏林墙；1989年5月开始，在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的帮助下，成千上万的东德人迂回越过柏林墙，高呼“自由！自由！”进入联邦德国。终于，1989年11月9日那个无眠之夜，东柏林的滚滚人流将柏林墙一举冲决！

和德国人推倒柏林墙一样，要推倒中国的柏林墙，主力军也只能是中国人自己。我以为，现在应是国人进一步告别“墙倒众人推”的臣民传统和势利心态，更好地确立“众推墙才倒”的公民意识和责任伦理的时候了。我敢说，只要一部分人先站出来说不，此后愈来愈多的人坚毅跟进，则什么样的柏林墙都难逃被推倒的“厄运”。

2009年11月28日 于北京家中

在今年德国举办的第26届法兰克福书展上，一百五十多位中国作家倾巢出动、组团前往。其中有两名王姓作家，互相辉映，尤其引人瞠目：一个是以写“纵做鬼，也幸福”词出名的王兆山；另一个是王蒙。王蒙在演讲时，向外国人忽悠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这番话传回中国，饱受讥评。后来王蒙见状，乃辩解说，他所谓的“最好”，是指“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云。

对于王蒙的这个“补充说明”，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王蒙、陈晓明为何乐做“唱盛党”？》一文，有这样的批评：

“我们应当接受王蒙的补充说明，因为它不仅让我们明确了所谓‘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是指别的，而只是‘讲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而且，它还让我们懂得‘只有大外行才去评论’不同时期的创作（作品）是否‘最好’。

但是，王蒙在法兰克福的原话的确难免被人理解是从创作（作品）立论的，因为除非特别说明，除了王蒙自己心中明白，他人是不可能将王蒙的“最好”论断理解为“只是”在就“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说事的。听王蒙的讲话，不要在A时听了，就在A时下判断，一定要耐心等待老人家在B时的补充申辩出来之后，并且挨到C时再作判断———如果王老在C时没有新的言论了；否则，就必犯“闭着眼睛瞎诌”的判断热急病。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教训”。

“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果真让“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应当最有利于作家的创作，最可产生文学精品。但是王蒙确实不能以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业绩来说服人们认可“这最好的时候”。身为个中人，王蒙的“最好”论是否暗含了当下中国作家自我批评的意味呢？应当是没有的，这从王蒙自己回国后的申明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当今不少在生活上“中资化”和“权贵化”的中国作家，不仅不能出精品，反而正以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败坏中国文学的历史盛名。

当然，处在“最好的时候”未必就应当创作最好的文学，因为反例是，王蒙提及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都无幸生活在这“最好的时候”，他们的创作却是人类不朽的杰作（依照王蒙的说法，我们也不用“最好”来判断莎、曹）。换言之，作家生活环境的好与坏，与作家创作成果的好与坏无因果关系。晚年王蒙是以幽默行世的，无论置身庙堂还是江湖，老先生的举手投足，都富含幽默精神。但他不从创作与作品立论，而只着眼于当下中国作家们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如此论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不仅不切题，而且立意之低，竟然堂皇地向国际社会宣讲，实在是在庄重的场合开中国文学的国际玩笑———远离国人能接受的幽默了。以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之尊，开这个国际玩笑，实在是不慎重、不严肃。

从上面的评论看，显然肖先生认为王蒙是丢人丢到国际上去了。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看到肖先生全文如此铺张，我觉得他实在有点枉抛心力。因为在“王蒙为何乐做‘唱盛党’？”的问题上，我们只要翻点历史资料，便可以求得答案、便可以轻而易举得出结论。试看一九九五年一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四月泥泞》一书，其中收有王蒙《本命年？》一文，这样写到：

“王蒙老矣，尚能饭也酒也，能吟咏也，能哭能笑也。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乃是我的写照。至于发愤忘食，没有我的事情。第一、不愤，改革开放，歌舞升平，能写能走，不惧跳梁，何愤之有哉？第二、忘食更是没有的事。民以食为天，吃都没有兴趣，这人的世界观还有救吗？”（页九十二）

看到了吧？王蒙根本就是一“歌德派”、根本就是一个“唱盛党”。他认为改革开放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所以一点愤都没有，不但一点愤都没有，且要对“歌舞升平”加以“吟咏”，并且“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或已至）”，这才是他的真实写照。正因为王蒙骨子里就是那样的人、就是一个倡优式的“文学侍从”，所以，他的任何“趋炎附势和吹捧媚俗”的言行、他的将“浮肿”当作“肥胖”的论调，实在均无足怪，——不论他所谓的“最好”究竟指什么，也不论他发言的时间是A、还是B.今之问王蒙何以是“唱盛党”者，实在是太不了解这位作家了。因此，我特别翻出这段历史资料，以泄其底，大家千万别看错了人！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