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要说明的是，最精准的题目也许是“为次法西斯送行”。自胡哥上台伊始，我称当代中国1989年以来的历史为次法西斯之历史。到目前为止，我称道的中国劫、次法西斯社会、类人孩等等还算成立。大陆中国国民的类人孩状态早已是一个笑话，今天更是一个令人心酸的平庸的悲剧。中国的劫难正日益侵迫它的人民、它的警察、它的商人、它的官吏，并污染了文明世界。由异族文明发明发现的现代自由联谊技术，录音录像、网络、GPS，等等，正成为监管类人孩们交友、聚会、上网、坐车、旅行等日常生活的便利手段。次法西斯政治的动员力量、社会控制技术和哄骗打压能力，既肆无忌惮又精巧细致。次者，胆气不足、理性不足、个性不足也；次者，流氓无赖也，后来居上也。这个成熟的法西斯政权、体制、社会生活，这个由军警特维持的暴力国家，绑架十几亿子民20年之久，欺骗世人20年之久。在奥运、60年大庆中达到了顶点，其社会控制技术达到了顶点，制造的生态、心态、世态劫难也达至顶点。盛极而衰。不过仍需要我们来为之送行。
取目前的题目实在有些哗众取宠。不过，因为这个次法西斯是中共的产物，中共建政60年，其专制一以贯之。次法西斯是中共极权制度的华丽变身，也是其无耻变身，从信仰、子民关系、社会参与上来说，次法西斯的任何庆典，远不能跟后极权的邓小平时代相比，更无能跟极权的毛泽东时代相比。因此到目前为止，尽管有一大批班头、行走为中共作装饰，但他们在向全民推销他们的国家认同时，在向全世界推销他们的盛世繁华时，仍要借助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文化成果。但中共堂而皇之地蜕变成政权的寄生虫，仍足以令它的始作俑者们目瞪口呆。为次法西斯送行，也是为今天的中共送行。
何况，中共也是一个历史名词，这是中共某外交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名言。中共确实需要变身，成为历史。但那些以为中共将会灭亡、并希望它灭亡的想法是虚妄的，那些不断诅咒中共的言行虽然必要、却并不构成我们文明的全部真实和圆满善意。中共及其帮凶对它的历史成就的吹嘘虽然令人作呕，也并不全然虚伪。启蒙以来的人类历史所形成的革命遗产，中共是其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早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人牺牲自己以救度国民的事迹已经荣耀了文明历史，今天的中共已经成为革命的反动，并将是革命史上最后需要做出交待、需要救赎，给人类的革命史划上句号的最大政党。今天的中共正以驼鸟的心态看待革命，但由中共制造出来的次法西斯社会和中国劫等怪胎和革命灾难，仍需要中共自己努力告别。如同苏联东欧地区的民主革命、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自我革命，中共需要坦然而大方地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从执政党转向议会党。在旁观中共笑话、痛苦而灾难性的蜕变中，需要我们为其送行。
二、
乐观的人们以为中共60年大庆是它最后一次盛大庆典，而放下自己的事情去做观众。我没有兴趣去看，却也奇怪地没有收到什么关于庆典的笑话短信。这自然说明了中国劫难使得人们失去了描述、命名的语言能力，说明中共官方语言一统大陆的暴行；同时也说明，人们对看笑话也麻木了，人们随喜官家却也守住尊严地保持了沉默。
我在晚上不幸地跟几个朋友一起看了几眼广场晚会，在看到江泽民先生、朱镕基先生、李鹏先生、胡锦涛先生们时，一些人情不自禁地感慨这些党国大佬们的精气神来，“嗯，老江老了。”“小胡在偷着乐吧。”……这些观感，既是人性人情的自然流露，又是国民对中共那种一言难尽的、近乎羞耻的怜悯。
在中共自己制造的这场花费数千亿的堂会中，在场享受、消费的只有那么几百几千人，十几亿中国人中有条件者，也只能守着电视机观看他们的观看。中共无还权于民、藏富于民、开智于民的雅量和胆量，却逼迫十几亿子民观看它的堂会，天下有甚于此无耻乎？
即使我们已经数典忘祖，忘记了我们自家文明中那种全民同乐的传统，忘记了那种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的普遍而广大的美哉仑奂；但我们至少知道其他民族是怎么过节、怎么狂欢的。我们至少知道节日的真实含义，那是人们重新发现自身的节点，是人们收获自身的孤独、劳动和学习的活动，是人们重温爱、欢乐和永恒的启示日。
三、
我国族历代专制王朝，在自身的大庆中，总会出于忠孝之念而大赦天下。在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等情况下，宣布赦免一批罪犯。这并不只是虚伪的施恩，而是推己及人的文明律令。大赦的效力很大，它不仅免除刑罚的执行，而且使犯罪归于消灭。经过大赦之人，其刑事责任完全归于消灭。尚未追诉的，不再追诉；已经追诉的，撤销追诉；已受罪、刑宣告的，宣告归于无效。王朝自家的喜庆多半是简单的，它标榜与民同乐，更多地给予民众自己休息、欢乐的机会。小民的随喜总是落实于自己的喜乐。这种大赦天下的作为跟其他作为一起，大概给予了王权专制下小民们一定的自由空间，使得民众在纳粮、完税外，还可以喜庆、赞美、陶然。
我国族上下之间的传统关系已经难为今人所想像理解。以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为例，李世民即位之初，贞观四年，即公元630年，全国判处死刑者仅29人，算得上国泰民安。贞观七年，633年，李世民把390名死囚犯人放回家，让他们秋后前来就死，果然到期都回来受裁，后被皇帝全部赦免。白居易为此作诗：“怨女之年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但在中共的盛世和谐里，暴力机器空前地开动起来。庆典把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用章诒和的话说，“国庆不是一个喜庆么？大家都神经兮兮的，执政党首先自己神经兮兮，然后我们跟着都这样。这个国家正常么？我觉得很不正常。风声鹤唳，所有的事情都堵呀、封呀、禁呀，我们的权利呢？义务呢？我们都不知道哪里去找寻。”
对刘晓波、许志永这样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意见领袖的打压只是一个表面的威慑，更多的维稳安保工作落实在细节之中。北京市及周边六个省区大中城市街头，早早地实施了夜间武装巡逻。200多个进出京路口，“逢车必查，逢人必查”。中共同时对京城进行大清理。在京的政治异见和维权人士称，中共对他们的看管“比六四前夕更严厉”，警告他们不得惹是生非，“否则不客气”。一些户口不在京的异见和维权人士，陆续被押返原籍；中共还在上访聚集地架起铁丝网，意在阻隔和不让上访者滞留。
唯稳安保不仅限于北京及周边的警备措施，对新疆维汉民族的矛盾强行镇制也只是一个杀气腾腾的表演，更多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更精细、更艺术、更庸俗无赖。给出租车安上监控探头，让全国的大小单位机构花钱一遍又一遍地演唱“红歌”，命参加堂会的戏子和准戏子们在深夜在凌晨提前三四个小时集合、预演，……中共的舆论不知羞耻地称道自己建设的和谐社会、称道安保措施严于奥运之时，中共的领导人不知羞耻地把喜庆等于同打仗。
国庆当天晚上，“联欢晚会一结束，周永康又不辞辛苦，驱车来到正义路南口，慰问在现场执勤的北京市公安局特警总队突击队干警和武警雪豹突击队官兵。他与这些年轻英武、骁勇善战的小伙子、姑娘们一一握手，称赞他们不愧为维护首都稳定的精兵劲旅。……他说，今天是个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我也十分激动，庆祝大会、阅兵仪式、群众游行、联欢晚会等活动安全顺利进行，国庆安保工作打了个大胜仗，做到了大事没出、小事也没出，这十分不易，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的伟大力量，充分体现了广大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治安积极份子、治安志愿者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优良作风和精湛素质，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感谢同志们并向全体安保工作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周永康慰问首都国庆安保人员：打了个大胜仗。”
这是中共和谐盛世的喜庆！
四、
我年轻时写诗说：贩卖语言的人窘态百出。中共统治下的官方语言以及污染的民众语言，用我们自家的话来说，这些“脑残体”语言枯燥而乏味，把肉麻当有趣，把流氓当正义，把专横当崇高，把罪错当悲壮……正不知羞耻地毒害类人孩般的国民并污染世界。今天的中共语言及其子民学语，自信未超过毛时代、自觉未超过邓时代，至于懑憨专横，跟毛、邓时代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距。那种语言，也只有封闭狭隘的心灵和脑残者才能表达。
至于我们引以为傲的雅言，我们用以骄人的唐诗宋词，像跟我们的一生从未有过关系。我们生活的意境、瞬间感受，我们的日常经验和超验体验，只能在中共的新华体、社论体或脑残体中有所表达。
一个十数亿国民的大国，号称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却需要中共发布语言，从马列毛邓三，到科学发展观，只有中共给予了语言，国民才能开口说话、学习领会，今天用以从事庆祝。中共是如此细心体贴，一口气发布了50句口号供全民学语。
“热烈庆祝”、“热烈欢呼”、“紧密团结”、“高举”、“坚持”、“坚定不移”、“全面推进”、“大力弘扬”、“致敬”、“万岁”……
这是多么值得称道的恩典！
同样值得圈点的还有类人孩们从中领悟到的“中国叙事”，据说他们解读中共语言，从60年来的国庆口号中明白了中国进步的伟大。60年前的国庆口号有30句，其中有若干“打倒”：“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若干“发展”：“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据说，这些口号高度概括了“新中国”的艰难。还有类人孩们指出，中共60年来的语言，从“万岁”到“为指导”到“贯彻”，表明中国人开始更平和理性地表达。更有类人孩解读说，中共60年国庆的50句口号里，“坚持”出现了16次，还有三个“坚定不移”，字里行间透露的信息是，国家政策在因时顺势调整中稳定延续——“不折腾”。
这是多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感恩！
五、
10年前，我还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的时候，我读到了李慎之先生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为杂志写下了这样的编辑手记——本期杂志出版之际，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庆的日子。一个历经屈辱、艰难困苦终于新生的古老民族在现代文明世界里走过了50年的岁月。人们今天能够庆祝这个阶段性的日子，首先应是对在人类命运相互依存的现代世界里、一个占其人口四分之一的文明古国对世界文化提供的历史性服务的承认。本刊因此表达随喜的最诚挚的言说，愿意将自己平实而微小的努力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成为人类政治史和文明史上最重要的“猜想”和最重大的命题之一，韦伯、列宁、费正清、尼克松等人都试图提供过答案；数代中国人则终生实际致力于国家统一和现代重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等人都以不同的哲学和方式来回答“民族统一”和“现代化”两大主题。无论如何，中国通过他们，已大大地改变了自身，也影响了世界秩序。尽管妖魔化中国的声浪不绝于耳，但在世界性灾难频降于人类的20世纪里，几乎只有中华民族没有求助或嫁祸他族，独自承担了民族新生、发展的全部重量和世界性灾难带给中国的内乱、分裂、战争、倒退（远如第一次世纪大战，近如东亚金融危机期间的人民币汇率稳定）。尽管反现代性的社会现象、反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理性的政治运动在今天甚嚣尘上，中国社会巨大而为世人瞩目的努力冲动仍不懈地在寻找相应的历史形式，以实现中国人对现代生活及其价值的普遍要求。
中华民族向来习惯以“天命所归”来形容—种秩序的合理合法性。中华民族的智慧里也有这么一条古老的格言：五十而知天命。一个从“天下”观念里醒来接纳他人和四分五裂的天下并不得不调校自己位置的民族，一个在资本和技术的殖民扩张里倍受屈辱而无力应对的民族，终于新生并艰难行进了50年，对于自己立身处世的情境，对于将要创建什么样的人心秩序和社会秩序应已了然于心。那就是致力于全民福祉从而也是为增进人类的福祉，中国的统一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完整的命题，不可分离。离开现代化，中国难以在现代世界里立足；离开统一，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能完成的全体人民遭受难以抚平创伤的失去家园的方案。一切以汉语为其语言血脉和精神指向的人，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人，都能由此感受到50年的全部意义：组织自己的人民自处并与世界其他民族共处，丰富人类经验和文明积累，是一个民族睁眼看世界后、真正对人类命运和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服务。
显然，中国还在途中，天下也并不安定，但已知天识命的成就使我们有理由对民族和人类的前途怀有信心。中国的前景，统一和现代化的实现，也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将是中国传统智慧和现代文明的完美综合，将是文明重建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一个有高度内在同质性的民族，一个历经沧桑而一体同源的民族从此有望，人类也将释然而振奋。那时，中国会把自己先哲两千多年前的不朽论断贡献给人类：天下恶乎定？定于一。
六、
我在写下这样的编辑手记时，仍觉得自己不能仅仅代表一家杂志发言，我需要说出自己的话。我花了半年时间写作了《慎之赋》，一篇三复愿心的文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时间开始了。“但在我的开始里写着我的结束”。“‘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运动几乎没有间歇过。连歌唱“时间开始了”的胡风也随后成为敌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清污，反自由化，89年，……独裁带来了几千万人饿死，带来了遍及国中的冤狱，带来了一个民族更严重的劣化沦落，以至于连邻居都不能容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井上靖给慎之先生发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我的文章写得轻巧。我知道现实生活中的重量，李慎之先生晚年被封杀，名字不见于报刊，偶有所感，只能以早年投奔中共革命时的笔名“李中”发表文章。至于国是，10年来已经不断挑战人伦底线和自然正义，也足够一两代人沦落到底了。
我国族的人生和文明经验重视60年，那是有了一世、二世的经验教训之后的新起点，是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的宽容。但自称和谐的中共却无此雅量，不仅如此，它连自身的历史都不敢公开，并不许国民谈论。我们为中共哀，却一时难跟中共道。
七、
不少人以为自己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中共的倒台了，其实这种思路，正是古今中外的哲人和圣贤们获得新生的重要节点。但这种思路，在我们这里，往往停留在没有活过“漫漫长夜”一类的伤感上，等而下之，甚至心有不甘而随波逐流，跟中共同流合污。这是今天中共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只有从此思路向前迈步，如同正念、正精进，人们才能超越自身的卑微渺小，超越中共及当今人类一切大于个人的异化机构、力量，人在最孤绝中也有安慰，有至美的钧天大乐。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相信那些离我们而去的孤苦的中国人有着至上的尊严，他们对自己的人生也有着自觉。如项南、任仲夷、刘宾雁、赵紫阳……。我相信在“漫漫长夜”中去世时仍不为流俗所知的大书法家潘主兰也是自知的，像潘先生那样的文化昆仑当然知道文化中国的秘密，他是知音者，又知道自己将为后人引为知己。我相信像潘主兰那样的中国人走得安详，一如他为项南写下的挽联：天地有正气，江山不夕阳。
甚至有人从中共的次法西斯政治中怀疑自己所受的爱和正义一类的内容是否真实，有人从中共的统治里怀疑自己曾有过的良心、善意是否值得坚持，有人怀疑在中共面前自己稍有不同的言行是否错了。这种怀疑其实也构成了中共统治的强权基础。
这种怀疑必要，但必须落实于文明正义。我们必须相信自身所具有的人性之善乃是一切文明的基础：如果我们的善良错了，那么三皇五帝以来的道德、仁爱、忠孝、节义也就错了；如果我们拥有的良心和道义是错的，那么老庄孔孟以来的圣贤教导也就是错的；如果我们的人性之爱是错的，那么耶稣、墨子、佛陀们的言行也是错的……但我们知道，文明史上的那些圣哲是永恒的，我们自身的尊严和人性之善也是永恒的。
我们对中共的怀疑必须落实于终极，我们自身才可能得到救赎，我们才能生活在“猪圈”中而仰望星空，才能在次法西斯的管制和异化中成为文明的象征，成为人类的中国化身。我们才能趋近、并体现出最富于神性的人性：永恒的、知识的、喜乐的。
八、
中共绑架它的子民，使得它的子民们至今多活在一种有限的时空中。这种有限性，短暂得只有60年、80年。这种有限性，狭隘得只有北京、上海。这种有限性，最终被它的宣传舆论简化为报刊的头条二条，简化为家庭、广场上的四方电视屏幕上，简化为新闻联播制造的时空秩序里。
欧洲、美洲、非洲、亚洲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对子民们来说，是与己无关的摆设；自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以来的先民成就，对子民们来说，只是炫耀或骄示他人和外人的阿Q式历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祖国的概念被中共鸠占鹊巢了，民族的伟大历史被中共的伟光正掩盖篡夺了。
我们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我伏羲氏、神农氏以来的国族开辟和创造历史，我炎黄蚩尤以来的国族迁移和融合历史，我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王道和礼乐历史，我老庄杨墨屈子以来的性情和大爱历史，……全成为中共子民们无知并肆作解人的历史。我们号称有唯一未被中断的文明传统，但我尧舜推位让国、垂拱平章的大同之治，我三代的国际社会和邦国意识，我成康、文景、贞观、开元……等等的文明升平盛世，我《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等等的人性歌唱，……全成为中共子民们徒然想像却无能回报的古董。
中共吹嘘它的成就，但今天就是被它蒙骗最深的子民都能够思考何谓成就。木桶理论在中共的统治里可以找到众多的短木板，甚至用子民们的话说，没有最短，只有更短。这些短板可以是中共官吏的家财，可以是维族人、藏族人的苦难，可以是艾滋病人和性工作者们的待遇，可以是农民工十几年都不曾涨过的工资，也可以是白领和中产阶级被凌辱的故事……有人则给出了这样一块短板：“海外2000多万华人已有十来人获诺奖，比例可谓高矣，但中国60年来现在大陆人口已达13亿之多，竟然没有一个人获诺奖，而我们的媒体却几乎天天都说我们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为中共送行！就是要重新回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的宇宙里，回到国际社会，回到历史和未来的成住坏空里，回到每个人都是大创造者大成就者的上帝之爱里，回到人类的信仰情怀之中。
九、
为中共送行已经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需要中共的领袖及其党人能够一路走好。需要中国的民众能够监督、谈论、校正它的步伐。
中共至今无能创造，却以暴力看守十数亿人民为其打工。中共至今跟当今的主流文明叫板，并厚颜自有家法。
这种家法不过是暴力为后盾的流氓专制，不过是黑社会式的霸道逻辑，是寄生虫式的愚昧。这种家法给我们文明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它使得我们在三代之后的安身立命捉襟见肘，民胞物与日渐返祖退步，积累、崩盘的治乱循环以加速度表现，所谓“其兴也忽，其亡也勃”，君子小人之泽，三世五世即斩。即使在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的秩序里，中国人也明白自己不可能长期混下去。
秦开启的专制统治，使得少有自由的中国人失去了大创造的能力、机缘，是以汉以后的中国有识之士，多明白中国固有的文化已经不敷日用，不证人生。是以赳赳武夫如前秦的符坚、后秦的姚苌父子，都要发动几次战争以从西方求取一个叫鸠摩罗什的大德智人。至于法显、惠生、玄奘、义净等人西去，达摩东来，中国文明取法西天代代不绝。到了元明清帝国，中国人甚至在引以为傲的天文历法上都落后了，以至于不得不请汤若望、南怀仁等外国传教士来主持钦天监的工作。
中国文明的特质跟其他文明没有本质的不同，它既是环境的产物，是善用万有的被赐福者，又是自觉的创造者。这就是伟大的龙树菩萨所说的，凡物不自生，也不他生。我文明在拿来主义的取法中，并不以为有什么丢脸不是之处，那些伟大的取经者们，那些高僧大德、皇族将帅、圣贤才子们并不自轻；他们是真心地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垒块，真心取来火种以温暖国人并再造文明。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份子更是明白全面滞后的真实含义，而留日、留欧、留美、留苏，以“拿来主义”的精神为中国的文明新生贡献力量。传统的经、史、子、集，农、医、兵、天文、算术……等等学问，需要重估才有效用。这是100多年来现代化的经验教训。自五大臣在东西洋取法宪政以来，出国考察一语也成为中国人师法他者自我解救的同义语。甚至中共自身，也是从西方文明的一个支流中获得了它的意识形态、它的黑社会组织、它的动员机制、它的革命变异为反革命的制度模式。
但今天的中共却以拒绝西天的经验为荣。它的次法西斯统治已经给80后、90后甚至2000后的国民以深刻的烙印，这种统治使我人民与人的无限的丰富性绝缘，使我人民无知于生的灿烂。从菜篮子、米袋子工程，从百元级三转一响到千元级三转一响，到万元百万元的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到都市嘉华年会一类的新生活……中共的次法西斯统治就这样使子民对日用消费念兹在兹，而全然无知于人生的自由和正义。这一后果使得中共的官吏成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寄生虫，使得工人阶级对毛时代的“准中产”国民地位念念不忘、而不再成为时代的新生力量，使得以勤劳吃苦智慧著称的农民们至今已无能力修好自家的厕所、猪圈，农民的消沉使得田园般的农村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垃圾场……
十、
在《战略与管理》工作的时候，我跟同事们曾热烈地讨论过民主时代的国家建设，但对中共的专制统治却少有研究分析。事实上，中共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对文明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切关心中国和世界进步的有识之士都应该投身于对中共的研究中来。这种研究当然不是谩骂式的，更不应该是哄孩子表扬式的。对那些天真而不自知的类人孩们的赞美、对那些别有用心而装作清白无辜的赞美，都当给予永远的诅咒。
自神权伴随毛泽东进入历史之后，中共的专制统治效能表现在僭主们身上，权力已经代代式微。邓小平因种种原因没有探手取其皇权、君权地位，在大老和儿皇帝胡赵合作的僭主格局里，邓有着君权加贵族之首的威望。到江泽民，大概只有王权之威之位了。神权、君权、王权，一步步走向专制的自我解构。胡锦涛登大位8年，其作为大概仅仅是守住了一个王权的名份。
我们今天更看到，江、胡日下，他们身后的中共高层格局，无论是红色家族抑或平民家族，都不再有王权之威，也难以独自支撑王权之位。因此，中共的前行是注定了的。这用中共自家的话语，叫政治体制改革。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中共要从传统的专制政党、从民主集中制的黑社会政党走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党，从执政党走向议会党。
因此，给中共送行，就是要推动并乐观中共自身的民主化。无论叫什么名称的王位（总书记、主席、主任）需要竞选、红色贵族和洗泥进屋的平民贵族们需要共和。中共善于总结，所谓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变身适应现实，今天的中共更需要总结自家的历史和文明世界的历史。中共内部的不同政见需要不同的媒体予以表述，中共代表社会阶层的不同派别需要有自己的言论平台。中央委员会也需要学会如何开会：如何听取报告、如何举手表决、如何提案发言……中共的地方机构也需要有公开博弈、为自己和在地生态谋福的机制……这一切将是中近期我国社会最精彩的政治革命。
十一
由于中共的次法西斯统治效用，使得几代大陆中国人的心智变异，多有偏离正常人、成年人所具有的理性、责任和权利。即使那些没有跟从中共时空秩序的人，也只是站在自己的本能碎片、自以为独立思考的碎片上，跟同胞、异族彼此割伤，构建了一种断裂的敌友世界观。而人性中对真善美和爱的绝对肯定，在这种变异中一时绝望起来。大陆中国人因此在官学、民间、清浊等领域都离他们绝对肯定的文明、历史和人性不可即接。
不少人以为，像齐太史、晋董狐、孔子、司马迁那样的笔削判决直言是跟文言雅言一样结束了，像有扈氏、箕子、聂政姐弟、赵氏孤儿、荆柯、豫让、张良、苏武、张睢阳齿、颜常山舌、文天祥、东林党人、公车上书、邹容、秋瑾、陈天华一类的义人义行只是历史，像毁家纾难、百里托孤、千里顾命、万里捐躯的英雄圣贤跟古典时代一样过去了。我们今天诚然看到历史人物仍动情不已，看到耶稣的受难、潘恩的痛苦、鲁迅的哀怒……还那样庄严完善，看到革命者、烈士、大德还如此卓绝，但似乎一切都无济于事无济于事了，这样一个乡愿犬儒的时代，一个小康小资或庸常日子的时代，我们似乎在平常心中活出了人性的孤独或堕落。
事实上，就如同托克维尔预言的民主时代的个人伟大一样，都市生活和现代化同样是跟文明不悖的，甚至就是文明的最新形式。今天的文明同样成全了个人的卓绝、甚至更及时审判了人，只是这些关于文明的当代人格和思维是散布在社会上，有待我们去印证的。
对当代中国来说，无论官学、西学、国学、新闻信息学、知道份子学等组成了什么样的人心秩序和时空秩序，但国人尤其是网民开出的脑残者、脑残体等等仍是最鲜明、最直截了当的判词。至于我们时代的伟大而优秀的人物，我们最值得尊重的国族儿女，除前述的项南、任仲夷、赵紫阳、刘宾雁、潘祖兰等人外，还有网民中国多已表示致意过的林昭、林希翎、李慎之、何家栋等人，还有活着在牢狱中在流放中在监禁中的高智晟、郭飞雄、胡佳、刘晓波、达赖喇嘛、高耀洁……还有杨佳、邓玉娇、天安门母亲……
多年前我曾经说过：“到今天为止，在本土政治的作用下，我们民族历史仍是由魏京生、陈子明、丁子霖、王丹、高耀洁、不锈钢老鼠、蒋彦勇、杜导斌等人决定了汉语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因为他们在影响民生日用的存在方式，他们在争取我们社会的自由权利和生存机会。他们跟帝国或专制政治形成了奇特的历史关联，在帝国、专制政治及其附从的各类知识面前，只有他们在检验我们社会的良知正义和人性的高标，以免使吾人过分地沉沦。”的确，感动中国的儿女有很多，但只有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上践行到天花板上去的伟大卓绝，才构成了当代中国的文明意义。
因为民主化是当代中国的文明任务。
十二
给中共送行，就是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关心中国进步的志者义人，都要在自己的领域和他人的领域谈论中共的民主化。尤其是我国家人民供养的精英阶层更要谈论它。像我这样与世隔绝的人都能谈论这件事，我国的作家、学者、教师、艺术家们就更应该谈论了，而且只会谈得比我还要好，还要精当有力，更有文学的、艺术的、思想的成就。
我国精英当下的危机应对是个案的，又是公开的不约而同的。这种集体无意识今天甚至成为他们的公共话题，以至于统治阶级地位较低的合伙人如教授、记者、中小商人都以送子女留学为人生目标之一。他们相互之间关心的问题就是，你家有无人在国外落脚？如果没有，他们会出资出力帮对方的儿女到国外去。狡兔三窟，我国精英的终极安全不过是在国外某个地方有自己一个窝而已。在国内混着的，则开始寻求信仰的安慰，信佛、信道、信教，做一个安心得理的自了汉或寻求保护、舍身于外的类人孩。
事实上，就像民族主义者们一再动情宣示过的，中国是中国人永远的家。只有留在这土地上，才能建设好家园，才能给自己和亲人立命。我说过，一切以汉语为语言血脉的人，一切以中华文化为成长营养的人，在他的百年人生中，仍以生死于中华大地为安。害怕中国崩盘也好，害怕被清算不得赦免也好，我国精英因为尊严问题、安全问题居然要落脚海外，这实在是一个头脑、心智、尊严都被中共毁掉的阶层。
公正地说，我国精英多在党内，人才多在党内。这是一个事实，他们在中共内部占据着要津。尽管大陆中国的精英、人才尤其是中共的高官们多已贪腐，他们确实被中共的专制机器强暴得伤痛累累；但时代需要他们作证，需要他们洗清自己，需要他们从现在开始谈论相互之间的人格尊严、机会平等以及职业伦理。因为政治革命不是自上而下发下某种大纲供他们实践，政治革命不是几个人的事尤其不是江、胡等个别人的事，而是发自全体党员和全体国民内心的做人尊严和正义。
中共的精英们尤其应该明白，在现代社会，他们每个人都高于大于政党；仅仅为了一个理想，仅仅为了自家的生计，他们才群而党地以政党为手段来实践他们自己的人生价值。因此，中共的精英需要努力把盘压自己头上的专制机器组装成自己可以把握的民主工具。套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运用中共影响的另一个方式是中共党员多谈论中共的理想，每一个在党内或与任何他人接触的党员都可以谈谈民主。……每一个服务于从政于大陆中国社会的中共党员都应该是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
自二战以来，自柏林墻倒塌以来，我们知道，以生命为底线的正义、法治在文明世界已经得到了落实。那就是，专制政治下的官吏不能以上级的命令为由，给自己残害他人生命的行为做辩护。一个18岁以上的国民，无论他是军人、警察、城管，还是五毛党员，他都知道作贱他人性命而给他人带来的创痛甚至家破人亡，他也应该知道作贱的后果。如果不知道的话，他需要被开除现代国民的行列，去他该去的地方接受惩罚或教育。
中共是一个有历史成就的革命党，今天，它需要放下包袱勇敢前行，洗白自己而坦然自立于中国和世界之中。我们一起为中共送行，既是为了中共，也是为了中国和世界，更是为了自己！
（2009年10月中秋节动笔，双十节写就于风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