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大概是一九六四年春天的某日下午，校园里大搞卫生，我们正干得欢，忽然广播通知，中文系紧急集合，各回各教室。我们不敢怠慢，丢了扫把、抹布，回到二楼的教室各就各位。我们满腹狐疑，不知发生什么事了。

过了好大工夫，几位教师进来，他们胳臂下挟着试卷，笑眯眯的。原来要考试，考全系的学生，试题都是一样的。展开卷子一看，哇！那么多题！仔细一看，一百道题、不过基本上是填空题和选择题，如：某某诗的作者是谁？某某小说的主人公是哪个？某某人有什么代表作？法国启蒙运动的最著名的思想家有哪几位？等等。考官说，知道多少答多少。也只能如此了。大约半个小时，答卷就收走了。

几天后，考试结果宣布了，我考了三十七分，就这，在班上也还算名列前茅。陈剑鸣是我班的状元，六十二点五分吧？要知道，考十几分、二十几分的比比皆是。高年级学生，一个个也被烤糊了，三四十分的多得很。这就是中文系有名的“百题考试”。说是要了解学生的知识面的。据说系主任彭铎看了考试结果，摇头不止。我们学生自那以后也就更加拼命地读文学作品。一时学风浓烈。可是不久，“百题考试”就因为是鼓吹“走白专道路”受到批判；到了文革，“百题考试”更成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铁证如山的罪恶，彭先生因此一次次的遭批斗。

大一和大二上学期的一段时间，我们读书很用功，班上一些人喜好古典文学，成天钻在图书馆里默诵楚辞汉赋；一些人钟情外国文学，动辄到黄河边散步，思考于连、安娜·卡列尼娜的典型意义；立志当诗人的大有人在，常在玫瑰园里苦思冥想激发灵感。当时我们个个志向高远，一心成名成家，用果戈理的名言“当我想到我的一生将会默默无闻地过去时，恐惧就折磨着我的灵魂”激励自己。啊，大一是我们最欢快的一年。

那时家境稍好的同学，隔一段时间去十里店小街上吃三两粮票一角八分钱一大海碗的牛肉拉面，那可是了不得的奢侈享受。

——现在牛肉拉面已经涨到三元一碗，而碗却缩小了许多，味道也每况愈下。

大跃进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刘少奇卖力地给毛泽东补台，毛泽东自己则寻欢作乐、韬光养晦。政治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了。虽然很快毛泽东磨刀霍霍，狺狺而吠，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告，不过那是在小范围，在基层还没有到位，还有一段时间差。大饥荒正在消退，可校园里还是不够吃，有近郊农村的同学回家，返校时背来炒面，晚上熄灯以后在被窝里悄声啮食，遭我们在背后讥笑。一九六四年春夏，邓小平彭真康生来兰州视察，在参观兰州大学时要求搞好学生的伙食，情况迅速改观。于是师大给大学生增加三元伙食费，十二元一个月提升到十五元。那时候的三元钱，含金量可大哩！

那天我逛大街走到文化宫门前，忽然有两辆小轿车开过来，车上下来数人，拾级而上，进去参观。其中的两个人气度不凡，一看就觉得他们是大首长：银灰色中山装，戴墨镜的那位，甚是面熟。过后一想，这必定是彭真，和他一起的是康生，也戴墨镜。大概他们对黄土高原上的紫外线，深有感触吧。

现在像这样出行随便的大官，肯定没有了。动辄就是戒严、管制。是否给老百姓造成不便，就没有人管了。这是时代的一大变化，值得一记。

话说我们文科学生食堂的炊事班有著名的胖师傅和瘦师傅，瘦师傅年长，比较老成持重；胖师傅年轻，调皮一些，他给漂亮女生打菜时深舀一满勺，趁着惯性，菜肴汤汁一古脑儿进了漂亮女生的饭碗，给我们则舀起一勺，摇晃一下，抖掉小半勺。这恐怕都是下意识的行为，但是让我们男生恨恨不平，大骂他们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大饥荒时，女大学生与炊事员结婚者大有人在，女同学为了饭票和炊事员上床的也时有发生）。我们注意这样的细节，也说明困难时期虽然已经过去，我们的肚子还是不得满足。副校长毛定原是一位很能体恤下情、有浓厚平民思想的老干部，有时他亲自到食堂监督炊事员打饭，要求炊事员提高饭菜质量；于是，胖师傅瘦师傅为主的炊事班每周一次给我们做韭黄肉包子，那是硕大无比的两只，值半斤饭票，那绝对是妙不可言的美味。我们视为无比的口福，超值的享受，令人终生难忘。每周逢到吃大包子，上午第四节课哪位老师要是“押堂”，学生就会和他急。一下课，大家直扑食堂，老远就闻到诱人的香味，于是三步并作两步进去，排起大队猴急猴急地往前挪。肚子在骨碌碌的叫，口水不断地流出，又吞下，眼睛放射着贪婪的绿光。终于到了瘦胖师傅面前，抓到巨无霸包子，狠狠的咬一口。这样子和方才摇头晃脑地背诵“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时，就大相径庭。

师大的校长李之钦，资格老，延安干部，不过是个政客，学生们对他没有好感。副校长毛定原，据说原先是军长，转业到大学的。虽说他是个大老粗，但是很尊重知识。当时师大请著名学者来学校讲学，毛校长总是来听课。一点架子也没有。他关心学生的伙食，也痛恨浪费粮食，开饭时他常背着手站在通往食堂的路口上，发现浪费者就严厉批评。他为人正直，和学生关系很好。文革时他和我们一起游行，因为胖，跑得气喘吁吁。他遭受残酷迫害，四人帮垮台后，他到河南，当郑州铁路局局长。我们班的牛大犇要调回河南老家，去找他，他痛痛快快地给解决了。

看看现在的大学校长，我就不说了。

啊！师大的大包子！我的最爱，多么怀念你！而今老同学们聚会，马中华的手抓也罢，川菜王的酸菜鱼也罢，我们无法找回大包子的感觉，怎么也比不上胖师傅和瘦师傅的韭黄大包子！二位师傅若是还在世上，也一定是耄耋老人了吧？倘若我们能够不期而遇，就让我们一起“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吧。

不过当时对我这样的大肚皮来说，晚餐敞开狼吞虎咽包谷面发糕却更加惬意。我在班上一直默默无闻。多年以后同学们能记得的我，是我很能吃玉米面发糕。六五年和六六年，我们学校食堂里，玉米面发糕是敞开供应的。玉米面很粗糙，发糕做得马马虎虎，加了糖精，我觉得很好吃。每逢午饭和晚饭，炊事员抬出几大蒸笼发糕，我们便一哄而上，拿一两块，可着肚子吃。我好像从小就没有吃饱过，所以每回有发糕，我就如老饕，大快朵颐。我的能吃发糕常遭到同学揶揄。兰州的其它大学，都不大瞧得起师范大学，戏称为“吃饭大学”，我算得上名副其实的饭桶；我想若不是六〇年那样我从饿死的边缘逃生，我不会变成如此没面子的老饕。

直到今天，我依旧有一个可观的大肚子，因为人高马大，走在街上，那些瘦骨伶仃的人身不由己地对我肃然起敬。他们一定猜想我是一个大官，腐败肚里装满了山珍海味、生猛海鲜。殊不知我的大肚子是大饥荒时期那大锅清水汤给涮大的，以及师大的包谷面发糕撑大的。呜呼！可悲不可悲？

九十年代，玉米面发糕成了很贵气的保健食品，面磨得太精细，而且多半加的是小麦粉，并不好吃，我见了也不眼馋。

我的默默无闻是在情理之中的。鲁迅说：“有谁见过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也有类似的体验。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祖父外祖父都是地主，起先这成分并没有使我太发愁，那时发愁的是父亲因为家穷而把我当做出气筒毒打。十三岁我进中学读书的第一节课，数学老师用阴沉的声音命令所有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站起来，我坐在第一排，便哆哆嗦嗦站了起来，深深的低下头。我感到万分羞愧，尽管站起来的学生很不少，但我觉得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我赤身裸体的站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庭广众之中。众目睽睽，赏鉴我的苦痛。这一事件使我从此便如白日出穴游行的小鼠，惴惴地度日。深刻的孤僻与自卑从此牢牢地主宰了我。在大学校园里，有时我活跃得过分，有时又孤僻得出奇。我天生没头脑，缺心眼，平常讲话不顾分寸，刻薄言辞经常脱口而出，因此同学们很不喜欢我。上大学前我就知道《金人铭》，能背诵“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行所悔。”我还知道什么“以轻薄之态施于君子，则伤吾德，施于小人，则杀吾身。”我背诵这些话，以指导自己处人处事，然而身不由己，经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祸从口出，嘴巴使我多次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我没有记性，改不掉，因此在校园里我的知心朋友很少。

晚饭后，我常独自去黄河岸边散步，有时也遇到同学，若是熟悉，就随便聊几句。那是城区没有多少高楼大厦，视野很开阔。夕阳将落，飞鸟归林，黄河水面上，金波浮动，然后渐次退隐，西天的落日余晖颜色瞬息万变，终于转为灰蓝，东方天空，一颗流星急坠，世界一时显得安宁无比。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二日，《新京报》发布一则简短的新闻：记者从湖南省质监局获悉，湖南省地方标准《毛泽东纪念像》制订工作已完成前期调研，现已进入起草阶段，预计年内颁布实施。

湖南当局指出：随着韶山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带来了纪念品市场的繁荣。作为游客青睐的毛泽东纪念像，在韶山纪念品市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韶山纪念品市场的质量投诉日渐增多，特别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毛泽东纪念像的质量参差不齐。主要问题一是形象失真，比例失调、脸形不像；二是用材低劣，强度不够，容易腐蚀；三是标志不规范，无从了解产品的真实品质。所以，由质监局制定此“地方标准”进行规范。

与这则新闻截然相反的是另一则新闻：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二日，新华社罕有地报道并证实，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已故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画像遭人破坏。据目击者称，傍晚时间，看到有人向画像投掷燃烧物体，画像底部随即着火和冒出黑烟。这时逾百名警察从周围冲上来，利用各种工具将火扑灭，但画像已被烧毁有百分之十五。在场值勤的警察当即控制了这名男子。经调查，此人名叫顾海欧，三十五岁，无业，新疆乌鲁木齐市人。

天安门广场当晚十点起封闭，天安门管理委员会派人更换毛泽东画像，游人只能站在边缘地段远观换画像的过程。现场见工作人员用吊臂将新的画像吊起，六名工作人员站在城楼上协助将新的画像安放在原来位置，二十五分钟后更换完毕。
这幅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像，素有“亚洲最大手工绘制肖像”的尊衔。当年，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关于毛象的去留的提问时，声称永远都不会将其取下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周令钊创作了毛像的第一版。彼时毛像是戴着八角型解放帽的半侧身影。其后，毛像于每年“十一”国庆前依例更新，接棒的画家包括：张振仕、王国栋等。文革之后，毛像改成目前的正面造形，显得更加伟大光荣正确。如今，毛像御用画匠已传至第四代葛小光。周令钊的原作，曾于去年北京春季拍卖会上亮相，但立遭各方猛批而被迫取消。

彼岸的台湾在民主化之后，或拆除蒋介石铜像，或将其集中放置在桃源的一个公园中展览、让民众思考威权主义时代的历史。而此岸的中共政权，仍然奉毛如神明，因为“毛将不存，皮之焉附”，毛是中共独裁体制大厦的最下面的一块基石。今天，民众可以在私下里骂毛，不致于如同文革时候，像林昭那样因骂毛而惨遭枪杀。但是，这些否定和批判毛的言论，只能局限于私下的表达。在公共空间和传统媒体上，毛仍然是一尊不可触动的神明。杨继绳揭露大饥荒真相的巨著《墓碑》，虽然写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历史，仍然不能在中国本土出版，而只能在香港出版。这一事实便说明，批毛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不合法”的。

此次失业工人顾海欧勇敢地向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扔燃烧瓶，这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中湖南三勇士污染毛像之后，又一起普通民众抗议以毛泽东为象征的中共专制政权的义举。这名失业工人焚毁毛像，表明被中共长期压抑、剥夺与侮辱的“工人阶级”，已经认识到他们苦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朱镕基的强势操作之下，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纷纷倒闭，失业工作队伍迅速扩大。许多一无所有的“下岗工人”，因着对现实的不满，转而“思苦忆甜”，美化毛泽东时代的“一穷二白”，甚至在游行和上访的时候也高举毛像，形成某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奇观。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和史料的披露，如李志绥的《私人医生回忆录》、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以及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著作的出版和流传，愈来愈多的中国民众包括失业工人在内，开始对毛的滔天罪恶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而希望回到毛时代去过上“阳光灿烂的日子”的人则愈来愈少了。

那么，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哪些人在崇拜老毛呢？毛泽东的崇拜者，当然有一些被洗脑的愚夫愚妇，比如那些去韶山红色旅游的人，那些在毛的塑像前点燃香火膜拜的人。因为基督教等正教受到当局的打压与迫害，所以“毛教”等邪教便香火旺盛。其实，不少崇拜毛的小百姓，他们的家中在毛时代都有一本血债，都有家人受难的惨痛历史。但是，中国人的奴性太深，中国人的受虐狂症状，比之“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更要严重千百倍。许多中国人通常是好了伤疤便忘了痛，转瞬之间便向杀人魔王匍匐下跪。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站起来过，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毛本人，心里清楚地知道，其实只有他一个人站着，其他人都跪着，包括表面上站在他身边的同僚和统战对象们。

当然，崇拜毛的不仅是愚夫愚妇，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更有贵为党魁和国家元首的胡锦涛先生。二零零七年，毛仅存的儿子、八十四岁的毛岸青死去的时候，中共当局以副总理的规格为其举办盛大的葬礼。胡锦涛亲自出席追悼会，并亲切慰问毛家的老小（因为江青是“反革命罪”，所以毛的家人包括毛本人都是“反革命家属”）。毛岸青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对党国也毫无功勋与贡献，凭什么要耗费纳税人的钱财、“破格”享受副总理级别的礼仪呢？对比二零零五年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凄凉的后事，胡锦涛却对毛岸青的后事破格操办，一冷一热，不禁让人感慨万千。赵紫阳担任过政府总理和党的总书记，其葬礼却在严密监控下低调举办，胡锦涛不仅没有亲自出席，甚至连一个花圈都不送，冷酷无情之至。这种做法，既有体制之惯性，也有个人气量之狭小及精神之猥琐。以对中国的贡献而论，赵紫阳在八十年代是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推行者，难道他的贡献还不如区区一个毛岸青吗？

在这里，中共当局奉行的是另一套价值标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当年遇罗克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否定的“血统论”。毛是共产中国的缔造者，毛岸青虽然因为精神病没有当上太子并继承大统，但其身上毕竟凝聚着毛式原教旨主义的象征意义。作为党魁的胡锦涛主动去攀附作为普通党员的毛岸青，乃是因为毛岸青是毛泽东的儿子，而胡锦涛则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作为毛泽东精神上的儿子的胡锦涛，一定要向作为毛泽东肉体上的儿子的毛岸青深切致意。在此意义上，胡锦涛是毛岸青的好兄弟，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儿子。

说胡锦涛骨子里是一个毛主义者，这不是对他的污蔑。胡锦涛的青年时代是在毛时代度过的，且在“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中国最左的大学的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毛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统治方式牢牢地控制了他。在地方任职的时候，胡还比较韬光养晦，他身上的毛因素、毛病毒被精心掩饰起来；等到上台伊始，他立即赴西柏坡朝圣，纪念毛的诞辰的隆重成都，甚于纪念邓的诞辰，虽然他是邓一手指定的隔代接班人，但他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毛而非邓。

胡锦涛上台之后，还下令拔出巨款在湖南韶山修建第二个“毛主席纪念堂”，其规模比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更大。胡本人不是太子党，他对自己的统治地位缺乏自信，故而需要用崇毛来显示其血统之纯正——“虽然我不是毛肉身意义上的孩子，但我是毛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孩子，我比毛岸青更忠诚于父亲”。在处理当下中国的种种难题的时候，胡锦涛不是虚心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而是梦想回到毛时代去继续独裁统治。当然，胡无法让中国的经济和外交等领域完全回到毛时代，但在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以及新闻出版的控制上，还可以对毛的那一套愚民政策亦步亦趋。

不过，胡锦涛在毛岸青的尸体面前，应当暗自感到庆幸，幸亏这名“太子”是个精神病人——否则的话，毛岸青必定会像邻国北韩的金正日那样，名正言顺地继承皇位；那么，哪里轮得到胡锦涛这个出身平凡的政工干部，突然跃升龙门而成为“第四代领导人”呢？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四日

这个标题是我在博客中国一篇文章里看到的，那篇文章虽然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却引起了我的思索，当然我知道，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先前虽然已经在多篇文章里谈到在民主到来之前，我们应该如何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促进民主早点到来（例如《以和谐的心推动中国进步》），但是，那与指手划脚、八卦到教人家如何去“生活”，完全是两回事。

“生活”应该是高于政治，高于“民主”的。民主政治在地球上扎根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之前，人类也一直在“生活”。所以，民主虽然可以部分改变我们的生活，让生活更美好，可民主未到来之前，我们还得生活，而且，对于大多数人，还得过“不民主的生活”。

博客中国有网友写文章指责传播民主、推广普世价值的人（也就是他所说的启蒙者）要对上海杨佳之死负责。他的逻辑是，如果你不宣扬那些个人主义和人权至上，教唆民众敌视政府的价值观，杨佳会那么生气，继而杀人吗？

他举的例子有些极端，但却有他的那套道理。确实，如果那杨姓兄弟是一位逆来顺受的臣民，他就不会那么激动，也就不会杀人，自然也不会被杀了。进一步推论：如果我们不提民主，鼓吹什么普世价值，弄得大家都心里痒痒的，甚至误导了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自以为已经是公民了，甚至是主人了，从而没大没小，要行使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公民的权力，动不动就要挑战权威，监督政府，揭露腐败，要上访等等，这个社会会不会真的更加“和谐”呢？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生气的人，即便人家把我们当屁民，我们也感激地笑着翘起屁股。

按照这位朋友的逻辑，我们甚至可以继续推论：在强奸案发生后，不去追究强奸犯，而是和声细语地告诉被强奸的妇女如何在遭受强奸的时候，摆正自己的姿势，让强奸来得更顺滑一些……

对于这件事，我想用一个治病救人的例子来谈谈我的看法。如果有一个人病了，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么，我们应不应该告诉他？

我认为，应不应该告诉他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认为告诉他对他及早治病有好处，因为他得的那种病可以治愈，早动手术早好，拖下去的话，就小命难保；第二种情况则是病人得了无法治愈的癌症，我告不告诉他，他都会死。这种情况下，我和大多数医生一样会选择不告诉他，否则，只会让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中，那其实比死亡本身更加可怕。

说到中国的前途，说到民主、自由和法治，情况大体相同：到底中国有没有希望？到底我们这个社会能否进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公民社会？法治、自由和民主会降临中国吗？如果不能，那么，我现在整天在这里鼓噪，把那些永远不会到来的法治、自由和民主说得天花乱坠，弄得年轻人都不想生活在当下了，我这不是害人吗？

当然，我并不认为中国没救了。我认为民主、自由和法治一定会到来。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是理解我的博文的，他们从我博客里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并更积极和乐观地生活着……

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确实在读了我的文章后，有些被“误导”，在他们自以为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之时，产生了迷茫，甚至对现在的生活也失去了乐趣。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两个小时前，我打开了和讯博客的私信，其中一封信这样写道：“我所有的垃圾思想都来自您的博客。原来我是一个思想单纯而快乐的人，而现在心中总有那么多的不平和烦恼，而这一切都拜您所赐。这样的遭遇不知能否成为加您为好友的理由？”

如果只是今天收到这样一封信，我不会写这篇文章，然而，这种来自年轻人的信，我不是收到一封，也不是一百封，电子邮件和博客信箱里应该已经存有上千封了。就在昨天打开邮件时，还有两位年轻人写来了几乎一摸一样的信：杨老师，一直阅读你的文章，民主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啊，……真觉得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你能告诉我如何出国？你能帮助我吗？

还有更极端的，追看我的文章一年两年了，终于审美疲劳，终于顶不住了，大喊一声：你让我每天都想着民主自由，可我又得生活在这个G8现实里，你不赶快把民主自由弄过来，你这不是毁我吗？我现在都失去了生活的乐趣，都快阳痿了……

说实话，如果我们不摆正理想、思想和现实的位置的话，不把政治和生活适度分开的话，很可能还真有大问题。也许有人要指责我，说我写一套，做一套，口是心非或者言行不一。是的，在对待我的年轻读者时，我确实是有所顾忌的。我想送给我大多数读者这样一句话：你可以像伟人一样思考，也可以像思想家一样写作，但你最好像一名普普通通的人一样“生活”。

那么，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举个例子，我和我的读者是坚决反对腐败的，我以前也号召过大家一起反腐败，可我却同时深深的认识到，如果按照现代文明界定“腐败”的概念，那么，这种腐败已经深入到我们政治、社会和生活的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你自己的肌体和大脑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真要求受我影响的读者不但要揭露他们单位领导的腐败，而且要以身作则，不能涉入任何腐败和不正之风，说实话，以我对中国的了解，读者们迟早都会背着背包，到我家门口来，要求我养活他们的。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当然，我不能指导年轻人选择某种生活，更不能阻止他们选择某种他们自愿选择的生活。如果你真要在一个远非公民社会里生活得像一位“公民”，在远非民主的社会里先过上“民主”的生活，在一个主人管着你的社会里却把自己当成主人，我不但不会反对，而且会尊重你，为你喝彩，并被你感动。但你知道那条路有多艰难吗？你知道自己会因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我知道其中的滋味，特别是对亲人的歉疚，你一辈子都还不清。所以，在任何时候，当年轻人问我该如何生活的时候，我都会让他们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过中国“特色”的生活吧。我真的不愿意误导年轻人，让他们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而牺牲现在的生活，甚至提前过那种与当今社会格格不入的“极端”生活——虽然，我知道，真正“极端”的其实不是他们，而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今天的话题有点沉重，我也不愿意继续深入下去，最后，来点轻松的吧——

民主到来之前，我知道怎么生活，除了继续为一日三餐奔波之外，尽量把业余时间都用来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而且不求他人，只要求自己，尽量做到“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倒是有点担心，民主到来之后，我老杨头怎么生活呢？到那时，我这些冒着风险，让那么多网友深夜阅读并热泪盈眶的文章成了真正的“垃圾”，连小学生都知道了，我还能写啥？民主小贩还能贩卖些什么？

我琢磨着，如果有钱，我会去开一个小商店，或者小书屋，没钱的话，就到路边摆小摊——希望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还不至于老到摆不动小摊。也希望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你路过老杨头的小摊时，能够稍微停留一会，和我一起回顾那段我写博客你看博客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二审中杨佳只向法官提了一个问题：“他们到底打我了没有”，法官、警察、督察、最高法院、上海政府直到他离开时都无法回答。杨佳离开时心里埋藏着这个罪恶时代的最深的痛苦。

杨佳面对法官说:“就是因为有你们的庇护，这些警察才敢于这样”还说“一个守法了二十多年的公民最终还是无法避免的坐在了被告席上。”惊人的清醒。

杨佳是我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永不逝去的绝望。是他用一个普通的人的正义，觉悟和决绝提示了我们今天的处境，杨佳审判了混淆是非的时代和它的不道德。

我的认识变化是从杨佳案开始的，杨佳让我无法回避，杨佳的遭遇使我理解了这个时代的所有的个人不幸都是与他人的放弃和拒绝捆绑在一起的，认识到今天的政权是建立在无尽谎言和毁灭之上的。

当人无视另一个人的痛苦和绝望时，他也就只是另一个将被忘记的人，这是伦理道德丧失的原因也是今天险象环生的解释。

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允许他的国家诬陷、绑架一个不幸的母亲，将她名字抹去，将五千多学生的名字抹去，将几十万儿童的名字抹去，这个国家和民族遭到诅咒是合情合理的。

杨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被国家暴力的，她的母亲王静梅也不是第一个被称作“刘亚玲”强制精神病治疗的。但是是杨佳案清楚地演示了这个国家的绝望、邪恶、无义和无耻。

今年9月份明镜出版社出版了李德与舒云编纂的《林彪日记》（以下简称《日记》），这是首次出版的林彪元帅的年谱，是研究林彪一生不可多得的资料。全书1227页，共约120余万字，工程浩大。作者千辛万苦，历经二十多年方始完成，令人由衷起敬。众所周知，国内重要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成专门小组负责编纂传记和年谱，他们享有很多的特权，如利用国内档案，尤其是中央档案馆的档案，走访的当事人，查阅国内外各种报刊资料等等。而林彪是被当局打倒的“反面人物”，不仅相关的研究极为匮乏，其传记和年谱更是付之阙如，举凡涉及林彪的那些书籍或文章也大都按照官方的宣传口径处处予以贬低、批判，鲜少实事求是的客观论述。由此，李德与舒云编纂的这部林彪年谱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全面、完整的介绍

要做到全面、完整地介绍林彪的一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为不易。一来有关林彪的资料在“九一三事件”后被全面封锁，世间能看到的多是官方的批判性资料，不少内容被人为地夸大、剪裁或篡改、歪曲，而鲜少有研究者在这方面下功夫，故能发掘的资料不易找到，更不用说那些保留在中央档案馆的相关档案了；二是林彪的性格沉默寡言，不善交际，一派军人的风格，即使是很熟悉的同级或下级交往也不多。这种不事张扬的性格使外界对他的了解极为有限。虽说战争年代林彪的相关资料人们尚能收集到一些，但是一些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资料就不那么容易找了，如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的资料，抗战期间林彪赴重庆参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等。另外，中共建国后林彪曾一度患病严重，极少参与政治活动，故这方面的资料就少之又少了。而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对中共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着杰出的贡献，却也因其倒台而被一笔抹煞。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全面、完整地收集林彪的史料就显得困难重重。李德与舒云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林彪年谱从林彪出生开始写起，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可以说事无巨细，全面记载了林彪从一名普通指挥员成长为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元帅的光辉历程，再现了林彪建国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情节，尤其是文革时期的很多重要经历，还原了那段被官方长期扭曲的历史。

举例来说，《林彪日记》对于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作了更正。林彪在1959年何时上的庐山，作者提供的日期显然更合乎实情。作者提出林彪是在7月25日上的庐山。（《日记》下册698页）此事可以由《聂荣臻年谱》记载的聂到林彪处谈工作印证，而且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时，林彪并不在场。由此可以判定林彪不可能在23日之前到达庐山。（《聂荣臻年谱》下册682页）而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借周恩来之口说林彪是7月17日上山，此说明显有误。这显然是同李锐认为的林彪在庐山批彭的“几句话，就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相得益彰的。（《庐山会议实录》226—227、285页）换句话说，不少人由此认为，林彪在庐山所起的作用似乎远远超过了毛泽东、刘少奇这几位党内的真正掌权者。李锐的回忆录是在庐山会议多年之后问世的，所以在具体日期上的记忆有可能存在某些偏差。问题是，这类偏差恰恰成为目前国内史学界由此批林的来源和根据。另外，关于1951年林彪何时从苏联回国一事，作者提出林彪是6月份回国而非通常所说的10月份。（《日记》下册680页）作者提到“根据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来往电报推断，时间应该是在6月18日。”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这个日期是准确的。在《毛泽东关于高岗、金日成访苏等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9日）中提到：“高岗同志和金日成同志定于1951年6月10日乘机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如果您不反对，我们希望现在莫斯科治病的林彪同志能参加会谈。”说明此时的林彪尚在苏联。在《斯大林关于停战和空军使用问题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中提到：“致毛泽东同志：今天同您的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进行了谈话。”而来自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代表则分别为高岗、金日成。此二人在《请求接见问题给斯大林的信》（1951年6月14日）中提到“约·维·斯大林同志：我们已收到毛泽东同志的复电。请收下，而且如果时间允许，请您今天就接见我们。我们迫切请求给予我们这种崇高的荣誉。这样我们就能明天启程去根据您的指示解决所有问题。”这封信表明高岗等人是预计6月15日启程回国。随后毛泽东在《关于苏联援助武器装备问题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21日）中说：“1、高岗同志回来转达了您对各个问题的意见。我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对的，我们就应该这样做。”（电报来源：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此电报表明高岗已经回到国内。笔者推测，林彪很可能是参与高岗与斯大林会谈后与高岗一起回国的。具体时间根据高岗给斯大林的电报应该是6月15日动身，加上路途所耗时间，18日回国是合情合理的。而此事亦有林彪的秘书谭云鹤可证——谭回忆道林彪从苏联“养病”回来，“舞迷”高岗通知我到东北交际处舞厅见林彪。（《见证历史：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时代》175页。笔者注：谭将此事误记为1952年夏）而且林彪接见的邓华等原四野几个高级将领的回国也是在1951年6月份。（吴瑞林《我向毛主席汇报抗美援朝战况》，载《军事历史》2005年第4期）

考证细致、资料详实

完成一部上百万字的林彪年谱，必须从各个方面和角度寻找历史资料，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林彪日记》的作者以二十多年的时间搜寻了大量相关的文档、数百种有关书籍和报刊杂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务必使该年谱持之有据，真正做到了严谨和求实。正如作者自己在《后记》中所言“凡书中写到的历史事件、作战行动，请示报告、军事思想等重大问题，都坚持以确凿可靠的资料为依据”，“凡涉及野史、演义之类描述林彪生平的说法一律不予采用。”之所以必须强调相关资料必须真实可信？盖因坊间流传的有关林彪的书籍秉承官方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按照当局定好的调子着意丑化林彪，其中代表性的书籍就有国内出版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林青山的《林彪传》，香港出版的辛子陵的《林彪正传》、温相的《晚年林彪》等。尤其是造假专家师东兵，伪造的大量文革访谈录。这些人的作品无一例外地曲解历史，充当官方的喉舌和传声筒，其编造历史、篡改史实有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故其史料价值极低。因为官方的支持，这类“戏说”或曰“纪实文学”长久地横行于市，蛊惑人心。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严肃之史家对此类坊间野史也很难做到一一辨析。

我们鄙夷这些伪史、伪作，故我们必须大力提倡严肃认真的治史原则，做到细致的考证，资料的详实、准确。举例来说，对于林彪和遵义会议的关系，作者对长期以来的说法用确切的材料加以推翻。例如作为林彪军事上长期的搭档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说林彪在遵义会议上“没有发什么言。”作者提出：“林彪即席发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发言，重申他的观点，批评中革军委在战略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以及因指挥失当而贻误战机的战例。林彪列举温坊战役未执行中革军委错误的作战方针，而坚持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消灭敌人而取得胜利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正确。”《《日记》上册110页）这些可以由前共产国际驻华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的回忆加以印证。

不少资料极为珍贵，有些是首次披露

举例来说，1942年5月林彪为了悼念牺牲疆场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写下了一首长诗，该诗以“凌霄”的谐音笔名发表在1942年6月19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见到的林彪唯一一首长诗。（《日记》上册249—251页）这首诗充满了对自己战友的深沉的情感，回顾了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艰难困苦和浴血奋战的英勇经历，沉痛地悼念战友不幸的离去，同时也抒发了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林彪平时不善言辞，但是这首诗却体现出林彪作为一位常年驰骋疆场的猛士内心深处的柔情。

关于林彪在苏联养伤的经历过去少为人知，特别是林彪对于“二战”时期德国法西斯对苏联进攻路线的准确判断。作者提到：“1939年9月，苏军统帅部召集军事会议，邀请林彪参加。苏联元帅大都认为德国将先攻占最富饶的乌克兰。”林彪则不这么认为。作者提到：“林彪认为：希特勒如果攻打苏联，不是要掠夺苏联的财富，而是要消灭苏联，所以他不会从乌克兰打，他将从西线高加索方向进攻，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全线进攻，占领莫斯科。与会者都摇头，苏联的主要兵力仍部署在乌克兰，但不幸被林彪言中。”（《日记》上册243页）显而易见，林彪否定了“先攻占乌克兰”一说，而强调德国将全线进攻，即从高加索（指的是位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亦即德国进攻的最南面的起始点）延伸往北，经过喀尔巴阡山再到波罗的海。林彪这一见解完全被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的实际路线所证实。

此外，《林彪日记》还收录了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章、讲话、报告、电报等，尤其是林彪在战争年代的资料十分丰富，很多资料原文照录，如林彪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林彪在东北战场指挥作战方面的详细资料，包括林彪与中央就作战问题往来的电报，林彪对下属部队的指示、要求、讲话等等。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在纪实林彪元帅生平活动的同时，侧重突出其作为军事家的军事生涯和人物特征，以及在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日记》下册1224页）

林彪的战略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上，也体现在政治上。虽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规定，过去工作重心在乡村的时期已经结束，今后党的工作重心在城市，而又兼顾乡村的新时期。《林彪日记》提供的林彪在1949年7月1日所做的报告中则说：“但是华中局根据自己面对的实际情况及现有的城市工作经验（包括开封、郑州、武汉等地），经慎重考虑，觉得要正确贯彻二中全会的决议必须在步骤上与东北、华北有所不同。必须首先创造发展城市的前提条件，然后再直接发展城市。根据这种精神，第一步要把城乡接管好（特别要把城市接管好），同时以极大力量散布在必要地区，解决支援前线及城市必需的原料与供应问题。这一步结束之后，就立即将全党的工作重心在一定时期内先放在农村，肃清匪特及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各种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同时兼顾城市。当封建的农村改变为人民的农村以后，发展城市的条件具备了，再将各种重心移回城市，用最大力量发展城市，同时又兼顾农村。”（《日记》下册647页）这个决定因地制宜，而不是机械地照搬七届二中全会总方针。而这个方针主要是林彪提出来的。无论是李先念还是黄克诚，或是杜润生对此都评价甚高。（《坚决执行华中局工作方针，湖北省委确定工作步骤》，载《长江日报》1949年7月4日）据时任华中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回忆，华中局的首次会议一致同意林彪的意见，请示中央的报告送上去后，毛主席、党中央很快回电，表示同意，并要求其他各大新区也都照办。（《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2—3页）但是此举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遭到批判。

相对于毛泽东的铁石心肠，林彪心存的人道主义无疑是其政治上的软肋。或者说是“厚黑学”不到家。这点在战争年代就已体现出来。作者公布的完整的《关于围困长春的报告》中说到：“我之对策主要禁止通行，第一线上五十米设一哨兵，并有铁丝网壕沟，严密接合部，消灭间隙，不让难民出来，出来者劝阻回去。此法初期有效，但后来饥饿情况越来越严重，饥民便乘夜或于白昼大批蜂拥而出，经我赶回后，群集于敌我警戒线之中间地带，由此饿毙者甚多，仅城东八里堡一带，死亡即约两千。8月初经我部放出，三天内共收两万余人，但城内难民又立即被疏散出数万人……”对于已经出来者，林彪提出“酌量分批陆续放出”。林彪认为：“不让饥民出城，已经出来者要堵回去，这对饥民对部队战士，都是很费解释的。饥民们对我会表不满，怨言特多说‘八路见死不救’。他们成群跪在我哨兵面前央求放行，有的将婴儿小孩丢下就跑，有的持绳在我岗哨前上吊。战士见此惨状心肠顿软，有陪同饥民跪下一道哭的，说是‘上级命令我也无法’。更有将难民偷放过去的。经纠正后，又发现了另一偏向，即打骂捆绑以致开枪射击难民，致引起死亡。……敌现进行恶毒宣传，我欲困死长春人民。”于是林彪提出：“以放出难民实行救济之事实，揭穿敌抢粮制造饥饿，以达赶出市民之阴谋。”（《日记》上册554—555页）此报告于1948年9月9日上报给毛泽东。但是毛对此没有回音。

作者随后提供了一个重要史实。林彪于是擅自作主，以东北野战军首长的名义电令围困长春的军事首长肖劲光、肖华：从即日起，阻于市内市外之难民，即应开始放行。凡愿出來者，一律准其通过。因长春民食早已用尽，如不放出，将使市民大批饿死。望你们依此做出计划，分批地但又是尽早的开放，做到于十天内放完。对出城之难民，应发动地方党及军队力量，尽一切可能组织救济，宣传慰问，对老弱病残走路无力者帮助人力及马车的输送。“（《日记》上册557页）建国后，毛泽东等人对于人民的死活更是不放在心上。对于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毛泽东非常清楚原因所在。毛泽东在”信阳事件“之后有过内部指示，指出：”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版275页）但是毛泽东依旧在1961年的8、9月份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高征购粮食数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555页）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刘少奇等人的反对下，此举没有通过。而周恩来却如此讲：”今年为了缓农民的气，在庐山把粮棉油的征购数目搞低了。“”但是，不能说明年还是这样。农村明年就得回升。“（《周恩来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656页）这或许可以解释林彪为什么在政治上最后失败而周恩来最终没有被打倒的部分原因。

重点突出的文革部分

林彪卷入文革运动仅仅5年，在其整体的生涯中也只是极为短暂的一段时期。但是这段时期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战争年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段时期的内容占了全书的四分之一强，可以说是个重点突出的部分。而这一时期也是被官方歪曲最多的部分。举例来说，1965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解决罗瑞卿问题。不少书籍和回忆都说林彪出席并主持了该会，然而，这些书籍和回忆却说不出林彪何时与会以及林彪在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或作了那些指示。《林彪日记》指出，“12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林彪未参加。”（《日记》下册907页）事实上，林彪也未参加1966年3月份的北京批罗会议。那次会议是叶剑英受邓小平委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罗瑞卿复出，全然不提毛泽东和叶剑英在批罗一事上的作用，而是遵守周恩来定下的调子：“一切仇恨要集中到林贼身上，一切恩情都来源于毛主席。”这不啻是个绝妙的讽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最主要军委领导人。可是国内出版的有关“两弹一星”的书刊丝毫不涉及林彪这位军委主管，似乎林彪对此漠不关心，所有成绩都是周恩来、聂荣臻等人领导下干出来的。《林彪日记》记载：1966年11月，也就是文革轰轰烈烈爆发的第一年，聂荣臻在召集的国防科委研究发展“两弹”的会议上提出，“发展尖端武器，仍然要贯彻林彪提出的‘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日记》下册980页）实际上在1960年2月林彪在中央军委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林彪明确提出要在建立完整的现代国防基础上，大力发展空军、海军和特种兵等。（《日记》下册727页）如此重要的国防科学技术方针，为林彪首次提出。对于原子弹，困难时期主张原子弹下马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在少数，可当张爱萍1961年10、11月向林彪汇报这个情况时，林彪坚定地表示：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孟昭瑞《核工业发展50年的巨变：中国蘑菇云》第26节）这说明林彪对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发制造是极为重视的，并对此做过重要指示。事实证明，林彪虽然极为强调军队要突出政治，但并未因此而轻视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即使在文革最混乱的岁月中，中国的国防建设也未停滞下来，“两弹一星”、运载火箭和核潜艇的研制开发依然有了快速的发展，这与林彪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对于军事训练和突出政治的关系，林彪虽然讲军事训练不应冲击政治，但是林彪还强调了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时间比例应该为三比七。（罗瑞卿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传达《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林总的指示》，1965年1月23日，载《工作通讯》第155期）对于军事训练，林彪一直都非常重视。此外，文革期间地方夺权斗争陷入混乱状态，但是解放军在林彪的领导下一直设法保持稳定，林彪也保护了很多军队干部。《林彪日记》以大量的事实印证了此点。

“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为林彪量身定做了一个主要罪名：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那么是谁最先提议林彪出任国家主席一职呢？《林彪日记》记载说：1970年3月“毛泽东让汪东兴转告林彪，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日记》下册1177页）吴法宪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明确指出，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就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并请叶群转告林彪。毛泽东自己提出国家主席可由林彪来当，但日后却倒打一耙，指责林彪自己想当国家主席。

几点不足

要说《林彪日记》存在哪些不足之处，第一，笔者认为，有些非常重要的林彪的讲话以全文公布为好。例如，林彪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以笔者所知，国内文献罕有全文公布的，包括在文革时期风靡一时的《林彪文选》以及讲话集之类。而这个讲话在当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在若干年之后仍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亲历者袁宝华就说：“林彪的报告是29日讲的，大家听了感到很新奇。为什么说很新奇呢？他说了很多部队里边大家想不到的事情，而且他讲了以后，主席即席讲了几句话，对他很赞赏。所以30日大家讨论林彪的讲话时，还挺感兴趣。因为我们在战争期间都是从最困难处着想的。当时是这么一个看法。没有感觉到林彪与少奇同志的讲话有什么不同。林彪说犯错误是因为没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功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做了。这个话大家也赞成，这是个原则性的话。”（苏华《关于“七千人大会”前后的一些回忆——袁宝华同志访谈录》，《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而后来颇受争议的“军队骡马化”也是林彪在这次讲话中首次提出的，但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此讲话被断章取义、以讹传讹了。如果全文公布，则可以澄清这个史实。

其次，笔者以为一些史实的记录还应更准确一些。如1966年8月6日毛泽东要求林彪从大连回京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让空军司令吴法宪派专机接林，吴法宪本人并未去大连，而是在北京机场迎接。此事吴法宪自己的回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皆有明确记载。但是《林彪日记》写成毛泽东“派空军司令吴法宪乘专机去接。”（《日记》下册932页）“派专机”和“乘专机”仅一字之差，但却是一则史实之误。

此外，在引用他人的回忆时也要考虑该回忆是否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林彪日记》记载了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有关林彪故意迟上天安门和对毛泽东冷面相向，不打招呼，且最后竟然对毛“不辞而别”的情节。《林彪日记》称：“在毛泽东面前迟到早退的事情，过去没有过。”（《日记》下册1197页）这则说法和判断显然来自摄影记者杜修贤的回忆《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熊华源、安建设《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63—66页）。这则事后的回忆影响颇广，但是却有明显的漏洞，有编造史实之嫌。据张光瑜先生考证，1971年5月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两张照片，第一张就是杜修贤所称拍到的唯一一张且被日后人们反复引用的毛泽东、林彪坐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而另外一张照片则是毛泽东、林彪与周恩来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且毛、林的着装与第一张照片一致，照片的背景为全黑色，显示出是在夜间，照片的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如果这第二张照片是真实的，林彪故意迟上天安门一说就不能成立。那么这一张又是谁拍的呢？如果确有这第二张照片，杜某人所称的“唯一一张毛林照片”说就不能成立。除非人们能够证明第二张照片是假的，并非摄于1971年5月1日当晚。然而，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杜某人的林彪对毛不辞而别这个说法本身就不可信。理由是（1）记者的活动范围向来就在外围，不可能贴身靠近毛、林，倾听到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谈。中共的纪律极为严格，“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摄影，杜某人绝无可能主动凑近毛泽东与林彪去听他们说些什么。（2）“五一”的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城楼上亦是人语嘈杂，难道这位摄影记者能在这么喧闹之处听到国家领导人交谈些什么，然后确认林彪对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话？其实，杜某人不过就是在外围遛哒，寻机拍个照片而已。（3）我们再来细读一下杜某人的回忆：“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某人当时并未看到林彪是何时离开天安门城楼的，也没有看到林彪离开时是否向毛打了招呼。那么这位摄影记者怎么就能这么肯定地认定林彪对毛“不辞而别”呢？（4）林彪对毛泽东历来毕恭毕敬，公开场合更是如此。即使毛泽东在前一阶段费尽心机整军委办事组，林彪也从未对军委办事组说过一句对毛不满的话。林彪怎么可能在“五一”庆典之时公然对毛不敬？这完全不符合林彪一贯的性格，也不符合林彪对毛泽东的一贯态度。（5）如果林彪公然对毛不敬，毛岂肯善罢干休？可是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说，毛泽东当天晚上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与叶群作了亲热长谈，使得叶群铭感五内，事后还不忘向林办的秘书们炫耀。（张云生、张丛堃《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3年7月版622页）所以笔者认为，摄影记者杜某人的林彪在“五一”当晚故意迟到且对毛“不辞而别”的说法极不可信，确有伪造历史之嫌。至于杜某人在其文中所言林彪迟上天安门是因为要过毒瘾吸大烟，更是一派谎言，编造得如此拙劣。这个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说还能站得住脚吗？

最后还有一点，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整体过程，《林彪日记》的记载显得过于单薄，应该参考《重审林彪罪案》中渔歌子先生的“林彪文革大事记”，综合几方面的材料，使得读者更能从中了解这一复杂事件的方方面面。

兼谈另一个所谓的“林彪日记”

这里顺带一提的是香港出版的《争鸣》杂志在2006年8月号上刊登的一篇署名罗冰的短文：《林彪日记档案揭秘》。该文声称，“林彪生前，每隔几天，就把他亲身经历的党内重大事件，加上个人见解，口述给夫人叶群记录，亦称《林彪工作札记》，其跨度是从1964年3月至1971年9月5日。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这本日记一直被中共列为绝密的档案材料。”这个所谓的“林彪日记”在网上流传甚广，但是仔细阅读即可发现这篇“林彪日记”根本就是伪造，编造得荒诞无稽。

首先，林彪的家人、秘书与林办其他工作人员都否认林彪写过任何“日记”或口授叶群记录过任何“工作札记”。

其次，这个“林彪日记”披露的所谓的林彪的话语明显是伪造的。如1967年1月上海夺权斗争之时，林彪竟然私下里称毛泽东为“B52”。最早出现的称毛泽东为“B52”是1971年3月林立果几人搞出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那不过仅仅是林立果与自己几位心腹人士周宇驰、于新野等极小圈子内私下的说法而已，起因是他们观看过一些国外影片，因美国的B52型远程战略轰炸机被称为“空中堡垒”，具有强大的打击能力，故以此隐喻毛泽东。而林彪怎么可能在1967年1月就开始称呼毛泽东为B52呢？

再次，这个“林彪日记”披露的林彪谈话都是典型的故事型的小说家言，如该“日记”称：“1964年3月3日，‘是福还是祸？毛嘱：要我关注政局在变化，要我多参与领导工作，又问：上层也在学苏联，搞修正主义，怎么办？中国会不会出赫鲁晓夫搞清算，搞了怎么办？毛认为被人架空，这个人是谁？我吃了一惊，冒了一身冷汗。一场大的政治斗争要来临。’”这种戏剧性的言语明显是编造的。再如，该“日记”称：“1969年10月17日，会议发生争议，气氛很紧张。‘B52’突然离题提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苏修要宣布开战，美帝准备入侵，蒋介石部署反攻大陆，印度要侵占西藏。到会的都给突发性幽灵所勾划出的最新情报怔住，都提出了疑问，等着总理、我的态度。我还是不想表态，被‘B52’点了名，就说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还要老板点头，加大扰乱、挑衅，会的。另一个因素看，我们局势能稳定下来、正常了，谅不敢大的军事挑衅。苏修宣布开战，还得有个藉口；美帝入侵，至少近期不可能，他越战陷得很深。‘三个老帅也认同我的分析。’B52‘当即发怒：“看来我和亲密战友不够亲密了，我又变成了少数。我以党主席提议，民主表决。同意我的意见请举手，反对的不举手。’通过了。一个老帅改变立场，四人未举手。”可事实却是，毛泽东已于10月15日去了武汉，林彪在16日去了苏州，林在17日下午口述了六条指示，内容就是针对苏联可能以边界谈判为目的对中国实施的突然袭击，也就是日后的“林副主席一号令”。所以该“日记”所言的10月17日中央会议乃子虚乌有。由此可见该日记编造之拙劣。

海外的一些政论性杂志常常为了批判毛泽东而有闻必录，从不考虑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因此也就不断出现秘闻、秘史，诸如“林彪日记”、“邓颖超日记”等等。这些编造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抛出一些耸人听闻的“内幕消息”，且乐此不疲。一些普通老百姓往往难于辨识，因而就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可叹的是，一些较有头脑的知识人，包括一些号称史家的人也真伪莫辨，在写作时大量引用这些伪作，致使其文的质量大打折扣，大受伤害。当然，有些人明知这些内容似有不妥，但是因为符合自己的需要，在写作时也就宁可相信之，这种人则另当别论。

《林彪日记》的两位作者

此书作者之一是舒云女士，曾出版有《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和《林彪画传》，还写作了许多有关文革方面的文章，早已为广大读者熟知。

《林彪日记》另一位作者——李德先生以往却不太为世人所知，从1959年12月到1964年10月，李德先生曾任林彪元帅的秘书，与林彪元帅有极为密切的接触，同时对林彪元帅也有深入的了解，这种近距离的观察使得李德先生更有资格评判林彪元帅。虽然在文革爆发前李德就离开了“林办”，但是“九一三事件”后却无辜受到牵连，与“林办”其他人员一起被关押审查多年。李德先生经历了那段困惑迷惘的年代，然而却能潜心思考中共以往的历史，特别是文革时期发生的各种事件，从而下定决心在退休之后拿起笔来撰写这部林彪年谱。通过编纂这部《林彪日记》，作者希望读者能够进一步认识林彪的一生，全面、系统地了解这位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共军史，以及文革史上的重要人物。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我个人既不属于专家学者，也不专门研究林彪问题，且早已年过古稀，之所以20多个春秋寒暑不辍，如此执着编著此书，全凭着曾在林彪元帅身边工作过的80余岁老人的良知……我期望《林彪日记》能为研究林彪军事思想、军事实践和其历史作用，开启一扇扩大视野的窗户。”（《日记》下册1124—1127页）

对于作者们的辛勤工作和巨大成就，笔者向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作者的辛苦不会白费，《林彪日记》的出版对于揭开林彪元帅身上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后世的人能够了解、能够估价我们生存的一切恐怖，一切悲惨方面吗？……呵，让后世的人徘徊在我们长眠其下的墓石之前，去默想，去凭吊吧；我们是值得他们去凭吊的呵！”——读北大印红标博士写的《失踪者的足迹》，让我想起赫尔岑这段话。

《失踪者的足迹》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文革十年，无疑是历史上思想专制极端彻底，思想禁锢极端严酷的十年。然而，有一小批青年，怀着对真理的赤诚追求，冒着被打击迫害的巨大风险，凭着十分稀少的精神资源，进行了极其严肃认真的学习和思考。尽管从人类思想史的角度看，他们的思想成果并没有什么新颖原创之处，但是他们获得这些思想的那一经验过程，却堪称独特而弥足珍贵；而他们坚持独立思考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英勇精神更是可歌可泣。《失踪者的足迹》这本书里提到的思想者们，绝大多数都挨过批斗，坐过监狱，不少人甚至牺牲了年轻的生命。无论如何，这一段艰苦卓绝的思想历程是不应该被后人遗忘的。

这里的“失踪者”一词取自上海学者朱学勤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该文发表在1997年的《读书》杂志上。所谓“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是指，在当年，有一小批青年（主要是老三届中的一小批人）在认真地思想；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名分，却在思考那些知识分子才去思考的宏大问题；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很难找到什么方式得以公开发表他们的思想，因此他们很难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而到了后来，其中很多人放弃了思考。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否认或抹煞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不要忘了，正因为有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的存在，这一代人才获得了“思考的一代”的美称，尽管在这一代人中间，真正的思考者只占很小很小的部分。另外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思考并不是徒劳无功的。事实上，他们的思想带动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变化，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就是这股思潮的一次集中爆发。当我们考察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改革以及自由化思潮时，也必须追溯到文革期间的这一段特殊的思想历程。

众所周知，在今日中国，文革研究仍属政治敏感领域。感谢印红标博士，十年磨一剑，完成了这部五十多万字的巨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补充修改而成的。这也要感谢北大的指导老师，他们敢于支持这样的选题并通过作者的博士论文答辩。然而，这样一本好书却无法在大陆问世而只能交给香港出版。一部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书，在它最应该现身的大陆却不得不处于半失踪状态。这不能不令人深感遗憾。

因此，我不得不再一次回到言论自由的问题上来。我们这个民族在经历了空前彻底而严酷的思想禁锢和文字狱，在付出了极其重大的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之后，直到今天，竟然都还没能为自己争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我们做得实在太不高明了。在这里，抱怨专制统治者是没有意义的。就象我早讲过的，屋子漏雨不要去怪老天爷，只能怪自己没把屋顶修好。

不错，今日中国，官方的言论尺度确实要比“民主墙”时期和“六四”之前都要宽一些，但是来自体制内外要求冲破文网的动力却比当年更薄弱。困难在于，有太多的人满足于从网眼里钻过去而不是粉碎那张网。就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上，几位官方代表团的作家、学者（好在不是全体），在戴晴、贝岭上台发言时居然离场抗议，以示“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然而在他们的发言中又竭力宣称今日中国是如何地言论自由。就是这样的作家、学者，有的还号称“独立”，还写过“自由主义”的论著呢。

《失踪者的足迹》一书共563页，分上下两编。上编：红卫兵运动时期的青年思潮（1966－1968），下编：“上山下乡”和“四五”运动期间的青年思潮（1968－1976），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文革研究者徐友渔和上海大学教授、思想史学者朱学勤都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我和作者有数面之交，包括接受他的采访。我知道作者为这一课题的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现在这本书终于问世，我很为作者高兴，也向他表达我的敬意。

前些日子，在“法兰克福书展”主办者召开的“中国与世界——感受与现实”国际研讨会上发生的那场冲突，已在境外媒体和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过程我就不详述了。

这场由中德两国一些机构合办的研讨会，原定由双方分别邀请与会嘉宾。“德方”（加引号是因为这只是德国的一个非官方机构，既非公权力，也非民意代言，视之为德国国民或政府的代表都过于“上纲”了，下文的“中方”也一样）并未对“中方”邀请者持异议，但“中方”对“德方”一些邀请者据传却有严厉指责。后来因为国内官方媒体《环球时报》2009年9月11日一篇报道，让此事件在国内流传开来。这篇报道的标题为《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文中称：“德方未经中方同意，邀请异见人士参加研讨会。中国方面已经表明立场，如果德方不放弃邀请，中方将不出席此次研讨会。”又引述“中方”某学者的话说：对这场较量“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此后，《环球时报》在会议结束后的14日又发表了一篇报道，作者还是那几个人，却改口指责说：德国媒体“散布中国施压、异见人士被拒绝的假消息”以“破坏气氛”！总之，前后口径的不一致，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为什么媒体最“讨厌”？

人们不难猜度这“谣言”的真假和“中方”不同态度的由来，但笔者不想对此深究。这里只想问：“中方”一些人对此间的政府、公司（主办者）都还能友善，唯独与此间的民间媒体如此对立，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如我们过去的意识形态所说：西方媒体被金钱控制，只是资本家老板们的喉舌？如果是这样，“老板喉舌”的可恶不就来自“老板”的可恶吗？为什么我们对“老板们”本身反倒更好？

是因为这些媒体散布了“假消息”或“谣言”？但就以这场风波为例，平心而论，各自媒体都散布了一些对对方不利，或对自己貌似有利的“假消息”。

是因为这些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确如此。在这场风波中《环球时报》11日报道与德国媒体在“消息”认定上并无二致，都说中国要阻止邀请某些人，但是两者对此的态度相反：德国媒体激烈反对，而《环球时报》全力支持。可见“偏见”其实是一种态度。由于这种态度，对事实的认定（例如，“中方阻止邀请”究竟是真消息还是假消息）固然会有偏差，但即便事实认定无异，对同一事实的评价也会相异，乃至相反。可以说，真正令我们一些国人反感的，就是这种态度。这就是为什么《环球时报》散布的消息并不一定准确，但由于“态度”正确，似乎就并不令他们反感了。

那么西方的政府与商家难道就没有“偏见”吗？当然未必。但是，西方的政府与商家都有求于我，例如政府希望我们在联合国投票时配合，商家希望和我们做买卖等，因此它们往往需要“讨好”我们（当然不会白讨好，我们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唯独媒体是无求于我们的。所以，它们的“偏见”就显得特别来劲儿。

当然，西方媒体不讨好我们，甚至也不讨好它们的政府和商家，这就与过去的意识形态说法大异，比如这次事件，一些国人就恨不得他们的商家和政府对他们的媒体进行“资产阶级专政”。但是，西方媒体不讨好政府与商家，却并非不讨好任何人——除非它们不希望有受众。事实上，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化环境下的传媒不会“媚上”，但难免“媚俗”。欣赏这种体制的人称赞的是前者，而反感这种体制的人批评的是后者。应该说，这种欣赏与反感都是有根据的。

“不媚上却媚俗”与媒体的“偏见”

所谓“媚俗”，讲好听点就是要考虑“人民群众喜闻乐见”。这里要摆脱意识形态化的“人民崇拜”，“人民”也是人，也是有“偏见”的。好的媒体志向远大，追求以客观、公正的言论在“人民”中建立持久的公信力，就不会刻意迎合“人民”的偏见。但有的媒体追求短期效果，就难免哗众取宠，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瞻。不过这里的“人民”其实就是新闻学上所谓的受众，不能成为其受众的人们，媒体也就没有必要去“讨好”。

因此新闻自由的正面与负面影响都涉及这种自由的覆盖面。就正面来说，由于媒体不“媚上”，有新闻自由的地方媒体就可以有效地发挥舆论监督功能，使政府、商家都不能为所欲为。就负面来说，由于媒体“媚俗”，新闻自由地区的民众偏好就有可能成为媒体迎合的对象。所以西方媒体表现出“偏见”完全是可能的，因为西方民众与任何地方，包括我们中国的民众一样，都会有这种那种的“偏见”。

但是也如上所述，媒体迎合的范围并非特定的国界，而是新闻自由传播与媒体开放市场的边界。例如德国媒体，尤其是那些具有跨国影响的大媒体不能只“讨好”德国人，因为它们在德国以外的“自由世界”还要扩大受众，就不能不顾及他们的偏好。事实上，在中国媒体市场有可能开放的时候，希望进入中国的西方媒体也是十分“讨好”国人的。像著名的媒体大亨默多克，当年就曾作过这种尝试，但结果是碰了个大钉子。

显然，默多克的媒体如果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它不可能像官方媒体一样“媚上”——当然不是说它就会“抗上”，只是它不可能在“媚上”方面与官方媒体竞争，否则它不可能有市场；但它也不可能只“媚”西方之“俗”，否则它不可能赢得中国的受众。它还必须考虑“媚”中国之“俗”。那些不仅中国官方不喜欢，一般老百姓也可能不喜欢的话题，诸如涉及西藏、新疆、台湾、奥运之类的禁忌，它是非常可能回避的。你夸奖它照顾国人的民族感情也好，你反感它的新闻自由打了折扣也好，媒体就是这么回事。

“媚西方之俗”与“媚中国之俗”

但是，恰恰因为中国它们进不去，所以你不能指望它们很在乎中国的受众，它们要媚俗也就只能媚西方之俗。因此除了一般市场化自由媒体“不媚上却媚俗”的两面性之外，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还可能有一种特殊的两面性：一方面由于它们既不媚上（包括西方的“上”和中国的“上”）也不媚中国之俗，言论自由的长处可能得到充分（甚至比在西方更充分）的发挥。但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只媚西方之俗而不媚中国之俗，“媚俗”的短处不仅存在，而且可能表现为对中国的一种特殊“偏见”。

这种偏见偶尔也会表现为明显的歧视，例如极少数西方人谈到中国人时还会像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白人谈论黑人那样，认为他们民智未开、素质低下、不配搞民主等。但在今天种族歧视、殖民主义已成为头号大忌的西方，这样的言论已经少而又少。然而，殖民时代的一些思维习惯并不会完全消失，甚至在一些“满腔正义”的言说中也有体现。

例如西方舆论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差，我以为这没有什么不对。但一些西方人把这一点与中国国力的增长联系起来便以为中国人对西方构成了威胁，这确实与思维逻辑上的“殖民主义积习”有关。我曾经指出：“殖民积习”就是对自己同胞要比对外人更好，或者说对外人比对自己同胞更坏。西方人过去的确有这个毛病，现在也还没完全改掉。他们以这种眼光看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比如那位要求“毫不妥协”地封杀异见者的先生）对同胞如此杀气腾腾，就不禁会想到：“他们对自己的同胞都是如此的坏，如果这种人强大起来，他们对我们这些外人又会坏到什么程度呢？”老实说，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除了某些真真假假的事例外，主要就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心理“偏见”。

当然我们可以反驳说：我们和你们相反，我们这种“文化”对外人比对同胞更好，或者说对同胞比对外人更坏；我们只欺负自己人，不会欺负外人；我们不准戴XX讲话，但不会不准你们讲话。你们不能带着你们的偏见看我们。但我想，这种博大精深的“文化”，夷狄们恐怕是理解不了的。如果我们为此就大动肝火，那就更把这些夷狄吓坏了，他们的“偏见”不也就更深了吗？

大动肝火有什么用？

更何况说透了：我们对这些媒体大动肝火又有什么用呢？前面说过，西方的政府与商家有求于我们，我们发火有时还管用，但他们的媒体何求于我们？说得极端些，对他们的政府动肝火，我们可以断交甚至宣战，对他们的老板动肝火，我们可以进行贸易制裁，但对于那边的媒体我们能拿它们奈何？我们对自己的媒体发威，可以审查，可以撤人，乃至停刊整顿、责令关张，对他们的媒体我们能怎么样？我们能对它们搞新闻审查？能让它们停刊整顿？它们连自己的政府都不怕，怎么会在乎我们动肝火呢？说损一点，我们的肝火，不恰恰是给它们做的免费广告吗？

其实大骂西方媒体如果说还有点用，那就是让国人远离这些媒体。然而说实话，“远离”它们只有在可以接近它们时才有意义。而我们本来就对它们实行封锁，国人本来就近不了，有什么远离不远离？去年一些西方媒体惹恼了我国，这些媒体也确有出于偏见、报道失实的问题，一些国人大呼“抵制”并非无由。问题在于这些媒体你不“抵制”也看不到——所谓抵制有何意义？这不跟晋惠帝所说的快饿死者抵制“食肉糜”差不多吗？你不抵制就能食得上“肉糜”？只有在新闻自由、媒体开放的条件下，“抵制”这些媒体才有意义。就如“家乐福”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那些“爱国消费者”才有“抵制家乐福”一说，他们怎么不抵制“红磨坊”？那不也是法国人开的？很简单，抵制不抵制反正你都去不了嘛。

不过说实在的，中国如果实现了新闻自由、媒体市场开放，我看用不着抵制，西方媒体也就“驯服”了。这倒不是说中国新闻自由了西方就会产生好感，他们对我们的“偏见”就消失了（我还不至于那么天真，美国人与法国人之间都会有偏见，中国民主了与西方之间的“偏见”就会完全消失？），也不是说我们自己都新闻自由，不怕媒体批评了，也就不会怕西方媒体的批评。我是说他们的媒体既然进来了（当然这不会是单方的，我们的媒体也可以出去嘛，ChinaDaily和《环球时报》英文版难道是吃素的？就不能也去“和平演变”一下他们？），作为市场化媒体的“劣根性”，它们就会“媚”我们的“俗”。正如那位老默多克曾经做过的那样，他们想到我们这里来发行，来扩大市场份额，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顺着我们说话。不像现在，我们根本是不许他们进来的，它们完全以我们以外的人为受众，怎么会在乎我们的偏好？

消除“偏见”的可行办法

所以动肝火是没用的。可取的做法，第一当然是我们以行动来逐渐打消他们的偏见。不仅对外人要好（这我们似乎不难做到），更要对自己的同胞好。国人要学会把自己的同胞当人，尊重自己同胞的人权。不要把自己的同胞踩在脚下，还埋怨外国人为什么不跟着踩；外国人对此大惊小怪，那些国人还挺委屈：我们踩自己人又没有踩你们，你们干嘛“说三道四”？其实那“普世价值”的大道理先不去讲，就说那些怀有“对自己人应该比对外人好”的“殖民偏见”的洋人，看见国人这么踩自己人，要他们相信我们强大了不会去踩他们，大概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自己的“内政”。“内政”只能对政府而言，无法对媒体和舆论。正如我们不能跑到美国去代替美国政府废除资本主义，但我们的媒体却完全可以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一样，他们的政府管不了我们的“内政”，但他们的媒体对我们的事“说三道四”，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的政府都是管不了的。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新闻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是媒体的生命，我们完全应该有这样的要求，但是事实上人们的价值偏好客观存在，“偏见”这个东西就很难完全避免。而且它与新闻自由与否无关。被管制的媒体有偏见，自由的媒体同样有偏见。新闻自由只是可以防止“偏见一元化”，即防止那种只能朝这“偏”、不能朝那“偏”、只准我“偏”不准你“偏”的情形出现，防止某种一面倒的、受操控的甚至是被动员的“偏见”诱发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偏见”一旦多元化，那就有可能“兼听则明”，使受众在各种“偏见”的平衡中找到真实。“偏见”一旦竞争化，那些“偏见”较少、更有公信力的媒体就有可能胜出，而那些不讲公信、一味“偏见”的媒体会被淘汰。

所以我们对某个具体的不实新闻当然要出来纠正，以免以讹传讹，但对“偏见”存在的一般现实应当持有平常心。只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对我们的“偏见”必然逐渐减少，或者会多元化地出现“亲华偏见”对“反华偏见”的平衡。如果我们又有足够的自信来实行新闻自由和媒体市场的开放，那些媒体更可能为了顺应我们受众的胃口而克制令我们受众反感的偏见了。这两条做到了，我们的进步将是任何“偏见”也遮蔽不了的。

很少有政治家在即将说再见的时候，会像他那么清醒、那么诚实、那么勇敢地认识和揭示自己的真实存在：害怕在一次又一次的演讲中不可救药地重复自己，更害怕自己已经可悲地缺少预期的能力，担心自己实际上已经不值得人民信任，担心自己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担当这份公职的合法性……这是2002年9月19日瓦茨拉夫·哈维尔在纽约市立大学学生中心发表的演讲中的一部分内容，这篇演讲词被编者题为“政治，再见！”，收入这篇演讲文稿的哈维尔演讲集也题为《政治，再见！》（台湾左岸文化，2004年4月初版二刷）。编者说，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所有署他名字的演讲稿和文章都是出于自己之手的政治家。我不知道这是否会增强人们在阅读这些文稿时的道德信任感，但可以肯定的是，诚实是政治中的稀有美德。诚实与真相密不可分，而真相的被遮蔽是一切垄断、操纵、压迫、恐惧的前提。作者认为这种状况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提醒和挑战：是否能把道德置于政治之上、把责任置于欲望之上，是否能使语言重获内容、使作为人类的“我”重获完整、真实和尊严，这是事关人性的命运（参见第25-29页）。为此，作者认为应该赞同“反政治的政治”，即反对操控的、来自论题的、属于机构的政治，回复到人的、来自生活底层的、来自人心的政治。但是，由于“处于‘日常规则’之下，我们必须先沉到井底，然后才可以看见星星”（第37页）——这句被人们传诵的话就出自这里。在《戏剧与政治》这篇演讲稿里，作为政治家、同时也是诗人和戏剧家的哈维尔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与戏剧在本质上的相通：象征、符号、体系、归纳、揭示、责任、感染、传播等等，政治的戏剧性无可避免，但是稍有不慎就会转化为对人类的邪恶操纵，他特别提到了纳粹党人在滥用政治戏剧性表演方面所呈现的天分。那么，关键全在于表演者——即政治家的良知和责任。他真正意义上的“再见”是2003年2月2日“致捷克人民的卸职演说”，其中存在关于容易和艰难的说法，他说使每一个人臣服、使所有事务被控制其实是相对容易的，而要重建那些被破坏、被摧残的事物，却很艰难。

在政治上如同在生活中一样，有“再见”就可能有“重返”。德国政治家、曾任社民党重要职务的艾尔哈特·艾普勒（Erhard Eppler）的《重返政治》（孙善豪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现代名著译丛”之一，2000年10月出版）为“重返政治”提出的理由和阐释既不深奥难懂，也没有什么惊人之语，而是在平实，甚至有点温婉的语气中透露着明晰的理性、坚定的信念：政治是有意义的、是必要的、是可能的。译者说他在翻译中曾数度因感动而潸然泪下，真的至于吗？读完全书之后，我认为它不是那种因煽情的感动，而是因对人性的关怀、对政治经验的诚实陈述、对政治观念的清晰分析而感动——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作者祛除了政治家惯用的辞令，避免了常见于学者的深奥与高蹈，既没有借政治经历而自抬身价，也没有为了避嫌而回避了自己的从政体验，那种真诚地把政治还原为人生与生活中的必然部分的识见和胸襟在与现实政治相映衬时令人不得不感动；还有就是被作者对于“政治”所持有的坚定信念所感动：“政治不会被根除、不会被取消、不会永远声名狼藉……如果它和一种合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密不可分，它就和人类生存下去的意志密不可分。这时候，它就回来了。”（第341-342页）

作者在本书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今天，政治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困难、却也更有必要？为什么政治是无可毁灭的？它为什么会回来？尽管作者说政治对于德国理论家来说只是边缘议题，哲学家们只是在偶然放个小假时才会踱步到政治园地，但他的思考入口处仍然是理论：第一部分“反省政治”分四章论述了卡尔·施密特、卡尔·波普、汉娜·阿伦特和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学说。当然作者只是围绕着政治究竟是什么这个命题来讨论，他不同意前三位的观点，觉得他（她）们不是太世俗就是太高远（如阿伦特）；但是他仍然力图在那些观点中发现其有益之处，例如对阿伦特“政治的意义在自由”、哪里有命令和服从哪里就没有了政治等等这样的观点，认为其作为政治的导论是不适当的，但用作政治的纠正却很重要，它传达的信息是“政治与自由有关”。他也同意阿伦特关于权力与暴力的观点：权力与暴力是对立的，只有在权力不稳的时候，暴力才能上场；他进而阐发说：“无论哪个政府，如果它坚持使用暴力，那么它的权力也就吹弹可破了”。（第33页）他同意韦伯，因为韦伯谈论的政治是有热情、有信仰、有目标、有责任的政治；还因为韦伯认为政治领域中最大的罪恶是不实事求是和不负责任。

在接下来的篇章，艾普勒分别论述了政治与其他各个领域的关系，讨论了在当代生活中各种对政治的否定、消解的理论，从而揭示了“重返政治”的希望、困难和可能性。没有政治是因为存在错误的政治，对政治的拒绝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脱离政治的后果只能由政治来承担，凡是有选项的地方就有政治（第314-315页）——这不是我们过去的“政治挂帅”，而是人与政治的真实联系。那么，说到底我们“重返政治”是为了什么？艾普勒说，“政治所负责的，是让人在自由中活下去，而且活得有尊严”（第42页）。这位偏向左翼的社民党政治家极力强调政治与自由的价值联系，这似乎也是当下德国左翼思潮复兴的重要价值诉求。曾任德国财政部长和社会民主党主席的奥斯卡·拉方丹在两年前德国左派党成立大会上也指出，左派党要继承“伟大的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她的遗训是：”自由，始终也是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他说：”这样一来，就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了。“

《旅伴》：近日，关于蒋介石译名错误的新闻沸沸扬扬。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08年10月出版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留学于俄罗斯，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王奇所著《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中国、俄国、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问题》一书中，将蒋介石英文（Chiang Kai-shek）翻译为“常凯申”，与当年将孟子翻译成“门修斯”如出一辙，如此“历史学家”令国人对中国教育界专家学者研究学术的权威性和文化素养之水准产生巨大疑虑。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加之常有大学教授、学生学术造假的事例发生，现在的大学治学到了什么地步？在您的记忆中，大学最好的阶段在什么时候？

袁伟时：任何人的成长都需要时间，一个学者的成熟也要有个过程。宽松、宽容的环境是学术繁荣的基本条件，更是年轻学者顺利成长必不可少的氛围。我不认识王奇教授，也没有看过他的书。一个人名翻译错了，应该批评，但不必苛责。

20世纪30年代，鲁迅嘲笑梁实秋教授把the Milky Way（银河）翻译为“牛奶路”，斥责他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梁实秋后来成为公认的翻译大家和文学名家。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和主编的《英汉大辞典》是公认的精品。他的翻译成就，鲁迅绝对望尘莫及。回望当年这桩公案，不少公正的研究者都认为那些尖刻的批评体现了鲁迅品格的弱点，也没有多少人认同他的“硬译”和给文学乱戴“阶级性”帽子的主张。

与此相关联的是应该全面评价现在大学的学术状况。任何国家、任何时候的大学都是良莠不齐的。但中国大学的经历是世界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经过将近30年无奇不有的折腾，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才逐步复苏和发展。满目疮痍，一切从头开始。时至今日，80年代大学毕业的一代已经成为教学、研究和管理骨干。公正地说，他们比上一代的教师——他们的老师强多了，但总体上还远远赶不上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大学教师的水平。责任不在他们。关键一在教育部门的指导思想和管理方式；二在校领导的水平，同一蓝天下，各校的差别很大。

中国的大学一直多灾多难。相对地说，1917——1928年间中国大学生长环境最为良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1.学术最为自由，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淫威局限在广州，尚未威胁到其他地区的大学，从而使它们能保持现代大学自治、自由的本性。2.相对良好的环境，使以厦门大学和南开大学为代表的民办大学得以破土而出。

《旅伴》：从历史看来，深得人心的教授们，往往是治学严谨或是风度翩翩又或是朴素、幽默等等。到今天，大多数学校评选十佳教授之类的奖项往往都是绩效、学术上来考核了。您认为该如何衡量一名教授优秀与否？他最大的职责应该是什么？您备受学生爱戴的原因，我想也不在发表了多少论文，而在于言传身教，对学生思想、价值体系的影响吧？

袁伟时：在我看来，一个优秀教授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1.学术造诣深。没有人会尊敬草包、肤浅、人云亦云之辈。

2.为人正派。坦诚、善良、不陷害别人，是正派人不可缺少的内涵。而潜伏在大小单位中看风使舵、拉帮结派、打小报告的人物，神憎鬼厌！

传承和更新文化是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基本职责。仅仅传承是不够的，还要创新，要突破和超越前人的成就，成为文化（包括科技、人文和社会科学）更新的中心。因此，大学的灵魂是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大学完成不了肩负的任务。

至于学生对我的评价，应该请学生回答。

《旅伴》：在您的学生时代，有没有特别喜欢、尊崇的教授？在您的历史文化研究中，您会推荐哪些教授作为大家学习的楷模？为什么？

袁伟时：令我终身受益的是初中时教我们语文的黎昔非老师。他不但给我严格的语文训练，而且培育了我的自信和对少年叛逆的宽容。后来才知道，他是胡适办《独立评论》的重要助手；战争迫使他从西南联大回到家乡，使我幸运地得沾教泽。

我认为当代教授中有两位楷模，也许年轻的朋友也会喜欢他们。

一位是已故的杨小凯教授。他在两个方面赢得我衷心尊敬：

1.顽强地学习、研究。一个十来岁少年，文革中无辜被投入监狱，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孜孜不倦求知，那么深入地思考问题，出狱后通过刻苦努力，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不愧是人杰。

2.对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思考。提出好些震撼性的问题，角度和结论都是与众不同的，论证却那么严密，背后是一颗对祖国和人类命运高度关怀的心。

另一位是我所在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至今仍在拼命干活的艾晓明。

简单说来，她是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同行敬佩的卓越学者，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她是时代的良知，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艾晓明的身影，世界就会读到她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字，看到她拍下的让人寝食不安的图景。与此同时，她是孝女、贤妻、慈母。好几年了，父母老病，丈夫重病，平日超负荷工作，周末飞奔异地照顾亲人，学生、朋友都为之心痛。一个女学者，那么勇敢，那么坚强，那么博学，对家人的照顾又那么周到、体贴！在她高大身影下，真该问问：男子汉，你到哪里去了？

《旅伴》：您是哲学系教授，但著作和研究领域却多为历史、文化，知识结构很丰富，这是为什么？

袁伟时：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既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人生价值所在。知识贫乏是我们那一代人的通病，那是切断思想文化交流渠道的恶果。我不甘沉沦，反抗宿命，读书，探索，从未止息，不知老之已至，就是冀图补救于万一。

《旅伴》：有什么格言和价值观是您一生信奉的？

袁伟时：我深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论断：“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这是现代国家盛衰的奥秘所在，也关乎人们的生命意义。

《旅伴》：以您在斯坦福大学的经历，他们的教育有什么特点，是否更讲自由，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影响？

袁伟时：2007、2008年两次赴斯坦福大学，都沉迷在该校胡佛研究院档案室阅读《蒋介石日记》和其他档案，对这个著名大学的其他情况不太关心。在有限的接触中，有些事情留下深刻的印象：

1.研究生教育很严格。一个教授通常一年就招一两个研究生，甚至两三年才招一个。这些研究生每门课每周要阅读三五百页书是常事，不读完无法在讨论班上发言。但条件也很优裕。招进来后，除少数自费生以外，一般每年都能拿到18000——30000美元左右的奖学金或报酬（助教或研究助理的报酬），生活上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并且可以养活老婆孩子。与此同时，有足够的经费到世界各地去收集资料和交流。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自然不低。

2.非常注意收集和利用档案。以中国部分来说，《蒋介石日记》、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档案全在胡佛研究院。国民党的全部档案被制成缩微胶卷保存在这里。此外，国民党不少军政要员和美国有关人物如史迪威、黄郛等人的档案也在这里。阅读也非常方便，任何国家的公民，凭身份证件登记一下，就可以进去阅读，大部分可以复印。

不少史学研究者私下谈话都认为，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20世纪中国史非到美国不可，许多重要档案都保存在美国各大学或国会图书馆、档案馆。这是不幸，也是幸事，因为那里可以自由利用。

《旅伴》：您一向倡导人文精神，当下的国学热是否也属于人文精神的一种？是否可以视作人们捡起历史和传统？近年来，您一直在批判国学热，写过不少文章。

袁伟时：对人文精神应该有比较准确的界定。不要把它与人文学科混同起来。人——公民个人的自由、权利、价值、尊严及其保障，这是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人文精神的核心。离开这一条去谈人文精神，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对人文精神的亵渎和歪曲。

“国学”或中国传统文化应该研究、保护、传承；但是其基本精神按照陈寅恪教授的概括是“三纲六纪（六亲）”，讲的是等级，尊长，服从，与人文精神不搭界。多年来，不少学者在其中努力挖掘，寻找其中的人文因素。多半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参照系，在稀缺资源中寻找两者的切合点，用心良苦，也弥足珍贵。至于有些国学派把中国传统文化夸大为独一无二的救世丹方，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是否可信，则请时光老人去鉴别吧。

历史和传统是割不断的。攻击新文化运动打断了传统，是哄骗中国人不要吸收外来现代文化的藉口。祝愿中国知识阶层清醒地看到，历史无法躐等，我们尚在清还历史积欠，千万别被虚假的民族自尊遮蔽自己的视线。

《旅伴》：您一直很爱和年轻人打交道，可谓身老心不老，那么在和学生们接触的过程中，您是否感到当下的教育存在问题？

袁伟时：这恐怕是个误解。各个年龄段我都有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老一辈的李慎之、任仲夷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和朋友。坦诚是人们融洽相处的首要条件，年龄不是问题。

顺便说说，多年来全国各地不少朋友给我来信，99%都没有回复。不是蓄意傲慢，实在是精力有限。自己懂的太少，要学、要做的东西太多，忙不过来，几乎从不主动与人交往；找到头上，也只能有所选择回应；敬请朋友们原谅！

《旅伴》：在学习、成长和为人上，您能给学生们一些建议和告诫吗？

袁伟时：力求少说蠢话，少做蠢事。为此，记住几个要点也许对有些人有点用处：

1.不要盲信、盲从。自己的脑袋和良知才是上帝。

2.不要忘记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多读书，了解主要国家的历史和现状，避免说违反常识的蠢话。

3.避免与自己的健康作对。养成三个良好的习惯：定时作息，健康饮食，经常锻炼。

2009年7月5日星期日

原载《旅伴》月刊2009年第8期第54—57页。

附记：这篇闲话呈请朋友们指正后，邵燕祥兄发来邮件，指出其中一处错误。现将来信附在下面，以资补救：

伟时先生：您好！大作拜读，乃知很深刻的道理和体悟，是完全可以用平实的语言表述出来的。读故作艰深的“学术腔”太多，您和一些真正学者的文章，总是带来清新之气。这都是心里话，非有意奉承也。

文中关于“牛奶路”一点，依稀记得是赵景琛教授闹出的小笑话，他主攻元明散曲，于洋典故不熟，亦无足怪。鲁迅批梁，主要围绕阶级问题，虽争论间亦曾涉及译法问题，却是另一回事。我现在乡下，手边无书，仅凭记忆，或不确切，供您参考。此颂

冬安

邵燕祥上

倒是有另一例，鲁迅先生早年“战友”刘半农先生，三十年代曾有一次对一写了别字（或用错典）的大学生，以打油诗嘲之，为鲁迅所不满，并曾为文刺之。刘去世后，鲁迅写了忆念文章，对他作了公允的评价，但也指出，失之于“浅”。又及

十年为一代，十代一个世纪，逢着一个“九”字辈的年份，不觉一代人又像雨后春笋一样，慢慢地零部件都长全了。现在的“九零后”经常被认真地调侃为“脑残一代”，仿佛包围这代人的光怪瑰奇的事情太多，挤压了他们头脑发育的空间。这不能怪罪他们，因为虽然儿时年年逢九，却独独没经历过上世纪中国最后一个重要的“九”字年，成熟以后的脑子里只剩下新世纪的花花世界；相似地，当我们要追溯七十年代时，就得找那些提前两代出生的人，他们对六九、七九都有个深深浅浅的理性印象。

实际上，我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自然灾害”、“上山下乡”、“批林批孔”的先后顺序也是半个脑残，也搞不清大字报和红卫兵究竟是好是歹，读到《七十年代》里的一些作者嘲讽红卫兵，另一些又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当过红卫兵时，总会发懵。这群知识分子应该代表了四零后五零后那两代人中的精英了——至少是文化和记忆的精英，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免无法顾及后辈的知识疲弱，将《人民日报》社论语、广播标语、语录文、食指（他们大多直呼其本名“郭路生”）的《相信未来》里的词句灵巧地挂在嘴上，那句有名的拉丁短语“quarum magna pars fui”（我曾亲历那件大事）是所有这些文章共彰的中心；而几乎所有人又都像恺撒那样潇洒地补上了“我看到，我走了”的意思，以示灾厄也好，苦涩也罢，谁都可以在我翩然远走的背影之后分享与感怀，哪怕在他们的七十年代，你还只是一摊无知无觉的液体。

和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一样，北岛依然是他一派文化先觉者的淡然，仿佛时过境迁，记忆里的一个个“血红的黎明”也都已经陌生化，历历在目的是报告文学里常见的日期先行，和点到为止的发问与总结。《今天》是他的纪念碑，1978年底的一天，“我们边吃边商量下一步计划。首先要把《今天》贴遍全北京，包括政府部门、文化机构和公共空间，还有高等院校。”这已是一位成熟的文化报春鸟了，议事完毕，骑车回家的路上，他感到“迎向死亡的感觉真美”。我可以理解他那种对壮烈的渴望性的预感，一点也不矫情，因为正如蔡翔的文章所示，经历了1966年来那么些“反”、“斗”、“批”、“放”后，谁也不敢确信天是不是真正变了，镣锁还会不会忽然降下。除此之外，北岛的七十年代叙事便基本都是私人化的了，不做全盘的评价，不让情绪（如果还有的话）像过去写诗时那样任意溢出控制。联想起近年来他对《回答》一类作品的否弃，不能不说，在成名那么多年后，当年偶像级的文化战士在考虑策略性的和解。

但是北岛这些人并不见得接受另一种和解——同七十年代，同极左政治，同逝世之前的毛的和解。有些人，如姿态最激进的陈丹青，如冷嘲欲最强烈的范迁，恐怕永远不能和解。陈丹青认为，文革让人跌破伦理底线，播种蛮横的国家主义逻辑，直接流毒于今，范迁则引自己上榜“黑画展”的经验说：人的观念、审美和表达方式不是一个极权政府可以控制的。对这些人而言，宽恕文革就意味着犬儒，就是对他们坎坷求生以及其后选择的彻底否定；陈丹青甚至有些轻蔑地指称“控诉承平时代的恶”是容易的，言下之意，“怒二代”没法继承“怒一代”的记忆资本，理当老老实实练级，听取后者的叙事积累经验。在这代人里，有的人（如阿城）可能习惯性地觉得事实与公论昭然，多说不必，有的人（如赵越胜、陈建华）更愿意沉浸在个人世界里，以对好友、老师的经常是美好的追忆覆盖那些本应由苦楚填满的人生空白，但那种坚实的快乐未对时代构成屏蔽或粉饰，它们不是阎连科所谴责的知青文学里那些“欢乐的历史记忆”。蔡翔也旁证道，“诉苦”往往是选择性的，“个人诉苦的背后有着阶级和阶层的利益。”知识分子在生存毅力上不见得强于大众，他们长于对不同的情感叙事进行药检，鉴定其中有没有多余的、异常的兴奋。

偷鸡摸狗，不劳而获，漠视乡民，知青下乡时不光彩的道德表现，让阎连科萌发了摆脱“出身农村”这一灾难性命运的决心——他的忿怒最终以知识分子气的、内省的形式表现出来。与其说被自己的时代劳动筋骨、折磨蹂躏，不如说被它“蒙上一层阴影”，阎连科们以暗暗发愿的方式走上立言立功之路，且不论他们此后的成就如何，这个过程足当钦佩。过去我觉得，八十年代的幻觉破灭，是因为热情高涨的人们没有吸取七十年代的教训，比如说，没有牢记“组织是靠不住的”，现在看来，那些完整咀嚼过七十年代况味的文化精英，若干年后便不应有恨。造化摆弄之残忍，后果之预期的可怖，消散在张郎郎蹲过的半步桥死牢里，在邓刚舍命扑腾过的大连港湾里，在朱正琳看见墙上一串锈铁镣铐时的突发奇想里：“我想到了猴子捞月”。他们记下这些事情，也可帮着除灭我们多余的想象。怒过了，就不再恨。

我乐意宽泛地称这些人为“怒一代”，他们与共和国年龄相仿，人生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最重，一次次政治运动撵着他们的脚跟往前走。人说“富不过三代”，那么怒能过三代否？还是传着传着变成了恶名昭著的祥林嫂主义？传承记忆比传承祖产更难，财富被消费掉还有的可挣，记忆遭到浪掷以后恐怕找回来都难，我们所谓的“脑残”一族，与其说是被消费主义的现实惑乱了心灵眼目，不如说是因为欠缺对自己民族的过去的感知、丢弃集体记忆中的继承份额而活得虚无。并不是非得信点什么超验思想才能不虚无；一个人对不远的“殷鉴”哪怕只有一点点兴趣，也能让他的笑容坚实睿智一些。

文集里“攒底”的一篇，不遑多让地交给了韩少功去完成。他回顾当时地下读书的事迹，津津乐道，但不管怎样自得于那份求知狂热，他都依然故我地关切着又背对着当下。“一代失学者的漫长假期早已结束了。‘文革’远退到三十多年前。文明似乎日益尊贵、强盛、优雅、丰饶、金光灿烂。但对于很多人来说，读书其实是越来越难——如果这些书同文凭和实利无关。”典型韩氏的取景和对焦，既深且准，毫不留情。他申斥现实，鞭挞汲汲营营的功利人群，这是他不和解的方式：一个文革“哺育”的逆子，鞭挞承平盛世正奶着的顺民，或者说，“脑残”。

于是我跟人说，我还算走运，对上世纪最后一个重要的年份还有那么点微弱的记忆。阿里阿德涅的礼物不能指示忒修斯通往米诺陀的道路，但可以助他回来时不会迷路：我就冲着这一点，接过她递来的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