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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给革命的中国》，(德)王安娜著，李良健、李希贤校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9月版，39.00元。

关于早期共产党的出版物，有几位外国记者的著作在长久的时间内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以及史沫特莱的著作。而王安娜这个名字和她写过的《嫁给革命的中国》，则不大为人所知。

王安娜生于德国，1931年嫁给后来成为外交官的王炳南为妻，并跟随王来到中国，由于丈夫的关系，王安娜与当时的共产党人有比较深入的交往。其1964年在德国写成的回忆录取名为《嫁给革命的中国》，便是根据自身经历，一语双关。

读此书前，我曾有很强的阅读期待：其一是王安娜这双来自于异域的眼睛，对于当时“革命的中国”有何异样的发现，其二是王安娜与斯诺以及史沫特莱相比，与当时“革命的中国”关系近一层，其三是王安娜写作此书时已经是1964年，当时的王安娜已经与丈夫王炳南分手，又离开中国多年，是否对自己的经历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是带着这多种期待开始阅读的。不否认，阅读过程中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桥段，比如关于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捕时的细节描写，这位红色洋娘子如此写道：

“我可是你们的总司令啊！”蒋介石呐呐地对站在他面前的犹豫不决的年轻军官哀求着说。

虽然作者强调这个细节是亲自从当事者处听来，但是不用查阅资料，凭常识判断，蒋介石当时内心纵然恐惧（外在表现是穿着睡衣裤“颤颤抖抖地”躲在山岩的缝隙），但是在表面上，依然还会保持“总司令”的“尊严”。现在对于西安事变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有心的读者不妨参照材料对照阅读。

不过，王安娜对于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叙述，虽然寥寥数笔，却是别开生面：“不管怎么说，杜月笙这个强有力的黑社会的大老板也是个‘爱国者’。”虽然王安娜在“爱国者”三个字上打上了双引号，毕竟和我们过去对杜月笙的印象大相径庭。

但是这样的细节不多，通读全书，越来越感到字里行间的内容似曾相识，没错，这位红色洋娘子的回忆录，更像是官方党史的补充版。

1938年，处于革命的需要，王安娜曾有一次日本之行，但是那次日本之行在后来的日子让她受到了猜疑，并且连累丈夫王炳南在“党内挨整”，并成为日后与丈夫分手的重要因素。但即使如此，即使离开了中国，红色洋娘子对于自己的“委屈”在回忆录中也只字未提，个中原因，只好用“信念”来解释，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王安娜的著作与同时期来到中国的斯诺等人的著作如此相似，也无法解释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到过革命区之后写下同样相似内容的大量报道。

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大致有四种渠道：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阵地，以及后来官方据此写成的中共党史；二、当年国民党报章上对于共产党的叙述；三、如王安娜这样的国际友人当时或事后撰写的著作；四是高华、杨奎松等颇具民间立场的学者的研究著作。比较起来，在后两类著作中，我更喜欢第四种。因为在王安娜们的著作中，我没有看到异域的眼光，只看到了格式化的思想。

郑念在美国去世，她在文革中坚拒间谍罪名，要当局道歉，展示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她的英文自传追述知识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轰动世界。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杰出的中国女性郑念在美国华盛顿仙逝。这个日子，距离柏林墙被推翻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郑念的《生死在上海》（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方耀光等译，上海百家出版社，以下简称《生死》），是中国大陆第一部以“笔述实录”方式反思“文革”的独立回忆录，由此推动了中国个人回忆录出版的多米诺骨牌。出版者在封面加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是一种自卫符号，以便在遭政治追查时，可用虚构性体裁的理由自我辩护。此类手法在上世纪曾被广泛运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前社长韦君宜，撰写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回忆录《露莎的路》，不得不饰以“小说”体裁。读者须在阅读时进行语法转换，才能握住“小说”的真实意义。

但《生死》不是虚构性小说，而是真正的历史纪实文本，像里程碑那样，屹立在中国现代史前沿。《生死》以第一人称直陈事实，时间和地点确凿无疑，文中所涉人物，绝大多数都以真名出场。无论从内容到样式，都呈现为典型的回忆录。

二十一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了《生死在上海》，惊诧于郑念的这段黑暗记忆，跟我的生活曾发生过戏剧性的交集。根据郑念的描述，她于七三年出狱之后，被政府安置在上海太原路四十五弄一号二楼居住，跟我所在的二十五弄，属于一个小区，我们两家之间，相隔只有几十米。这一历史细节，启动了我的童年记忆。

我出生于襄阳南路，两岁时，全家便搬到太原路上。这是典型的欧式建筑群落，包含四排西班牙风格的建筑和一个小小的汽车间广场，当时号称“外国弄堂”，如今改名为“太原小区”。

我还记得，七三至七七年间，我时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媛（郑念）的“无名氏”，独自出入于弄堂，风姿绰约，衣着华贵。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郑念家南面斜对面，六十三弄二号，住着知名翻译家方平，七六年前后，我时常去他家玩，以一个技校学生的身份，跟他阔论文学、摄影和政治。郑念家正对面和隔壁，住的都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童年玩耍的主要地点之一。

跟郑念同排、相隔几幢房子、也即我家南窗的对面，住着中国胸外科奠基人之一、上海胸科医院院长顾恺时。《生死》曾提到过这对患难夫妇。王若望在长篇报告文学《欲望三部曲》里，把顾恺时当做共和国苦难故事的主人公，精细地描述了他在文革期间的悲剧命运。他的女儿，一位在云南插队的知青美女，曾跟我的外号叫“大头”的密友闹过短暂而狂热的姐弟恋，而我这个毫无经验的“菜鸟”，一直在幕后给予热心指导。

“外国弄堂”及其四周，住着许多“不三不四”的“历史余孽”，例如民国首任总统黎元洪的大公子、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女儿。陈独秀的外孙，跟我玩过两年，后来突然失踪，据说去了新疆。民国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就住在我家隔壁，他们夫妇俩经常并肩出入，身材高瘦，犹一双形影不离的筷子。他之所以被红卫兵批斗，除了写毒草小说之外，还因为他居然胆敢用印有毛像的报纸包书。

回忆录里，还提到了居委会主任卢英和派出所的户籍警“老李”，这也是我熟悉的两个人物。十二岁时，一名凶恶的邻居突然冲进家门来殴打我，我被迫举起菜刀自卫，被其它邻居死死抱住。事后，卢英同志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而“老李”则没收了我的菜刀，还耐心指导我写下生平第一份“检查”。他给我的唯一称赞是：“小赤佬，你的字不错啊！”

郑念是深居简出的，她对人的审慎和猜疑，流露在她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上。她唯一亲密接触的几个人中，应该包括沈克非的妻子程韵。这是其回忆录里被省略的部分。程韵是我母亲黄佩英的好友，里弄工作的积极分子，热衷于在知识分子和大资本家家属间展开联络，组织各种活动。

程韵的丈夫沈克非，中国外科学奠基人，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院长，曾任民国卫生署副署长。由于她的牵线，我母亲不仅跟宋庆龄有过往来，也跟郑念有过少量接触，作为燕京的校友，她们似有些共同话题。但到了七七年，由于父亲去世后长期陷于抑郁状态，母亲需要彻底改变环境。我们不得不跟“外国弄堂”告别，搬进陕西南路绍兴路交界的一处花园别墅。母亲告别了自己的悲痛记忆，而我则告别了阴郁的童年。

“外国弄堂”的文革情境，郑念本人并没有见识过，因为她的搬入，已是文革后期。六六年至七七年间，这个小区完全陷入了红色恐怖的迷雾。每天早晨，都有灰皮运尸车驶入，从某幢楼里抬出用白布包裹的尸体。

这种阴郁的景象印刻在我的记忆里，犹如挥之不去的噩梦。而郑念的噩梦则固化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在那里，郑念必须独自面对各种纳粹式的暴行——饥刑、铐刑、拳打脚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于遍体鳞伤，内外交困。

但郑念奋力抗辩，坚决捍卫个人的自由与尊严，拒绝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她甚至拒绝被释放，除非当局向她道歉。这是极其罕见的场景。我们就此看见了中国女性反抗暴政的伟大品格。

依据互联网上的时尚解读，郑念的家庭被阐释为“姚家三美女”。这个“性感组合”，包括姚念媛（郑念）、郑念的妹妹姚念贻（配音演员，曾为影片《奥赛罗》女主角苔丝蒙娜配音），以及郑念的女儿郑梅萍（上影厂演员）。郑梅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自杀”身亡，死因至今仍为悬谜。而在丈夫亡故、女儿被杀﹑家人背叛的情形下，郑念四面楚歌，孑然一身，却保留着良知与勇气，这内在的美丽，穿越了文革时代的严酷黑夜。

郑念就学于左派阵地的伦敦经济学院，其立场是不言而喻的。而正是这信念促使她选择跟家人一起留在大陆，以期能以自己的西方背景，为新中国建设效力。这曾是无数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但经过包括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这夙愿早已化为齑粉，彷佛是一堆被飓风卷走的尘土。

正是由于英国壳牌公司的背景，郑念沦为疯狂猜疑和迫害的对象。郑念的遭遇俨然是白桦电影《苦恋》中那位画家的现实投影。在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里，奥威尔进一步阐释了这种荒谬的极权语法，那就是——永不停息地从自己人中间制造“敌人”以及“敌人的帮凶”。

作家约翰。库切深感惊异的，是郑念非凡的个人勇气，而我阅读《生死》时，还要惊异于文明的脆弱与坚硬，犹如高贵的瓷器。红卫兵抄家砸烂了那些优雅的明清古瓷，郑念以自己的机智，庇护了残剩的藏品，并在文革后把它们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这是一次富于象征意味的事件。面对极权主义的狂热暴力，华夏文明像明清瓷器一样破碎了，而只是由于郑念们的抗争，它们才有望跟郑念一起残留下来，成为未来文化复兴的种籽。

改革：回归制度现代化的努力及其挫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官方解释逻辑中是对文革“错误”的纠正，是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当时体制内一些大胆的学者也试图从“超前”意义上理解1953年以后的中国当代史，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过头了，应该退回去“补课”，补“新民主主义”之课。表述当然极其谨慎，甚至战战兢兢。比如，冯兰瑞、苏绍智1979年撰文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提出中国还只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即便如此，仍然遭到了胡乔木、邓力群等“左王”的批判。1

其实，这些最大胆的体制内改革派的观点，根子上仍然是共产革命逻辑的思路，而且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未敢触及其他。今天一些真诚的党内改革派仍然在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半是遮掩，半是糊涂。 2

本文要强调的，则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观和社会发展观、社会进化观出发来考虑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检视过去的历史，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哲学框架内，也就是，回到制度现代化逻辑，回到人类文明发展主轴，回到1912年开辟的道路。用这种观点看1949和1978年以来的历史，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建构意义上，其实背离了现代文明的根本原则；而所谓改革开放，在最深刻的历史哲学意义上，则是对1949年社会发展路径选择错误的纠正。

是的，1949年中共建政，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乃是一个社会发展路径选择的方向性错误。无论那一代人多么真诚，为这样一个选择付出多大的牺牲，错误的全局性和根本性已经被迄今为止的历史所证明。这个错误既来自对激进的、自以为科学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和列宁式革命原则的接受，同时又和20世纪上半叶国际语境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做出的反应间复杂的互动有关联。当然，我们已经谈到过中共理念和战略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分。由于共产革命“最低纲领”和制度现代化逻辑的部分叠置，1912年和1949年之间本来还是有着某种历史上的承继关系的，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尊孙中山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并不全是虚套。但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又决定了这种继承关系势必被颠覆，共和精神和共和的制度建构势必被扭曲。毛的乌托邦则进一步造成双重扭曲，进一步凸显了共产革命逻辑内含的非科学性、乌托邦性，它包括了政治建构、经济建构和社会整合各方面，其中，“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全方位的社会控制成为极权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建构最核心的内容。

而回归则意味着：第一，要在中国重建宪政民主体制，把“专政”和“阶级镇压机关”还原为公共权力机构，而且是可制衡、可监督的公共权力机构；第二，要在中国重建现代市场经济和私有产权制度；第三，要在中国重建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这才是“共和”制度的本义。有了这三项，才可以称之为真共和，而不是假共和。

事实上，就民间而言，中国公民争自由、争民主、争真共和的努力，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不妨举两个例子。

早在文革后期的1974年，广州街头曾出现一份署名“李一哲”的长篇大字报，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大字报的作者是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几位年轻人。大字报的作者们指出，文革存在着“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另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又恰恰是他们所把持的地方和部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那么“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的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其次，大字报的作者大声疾呼要“限制特权”。“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哪里来的？对社会产品的肆意挥霍，惊人的高级享受是哪里来的?相当一部分高干子弟几乎是理所当然地享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又是从哪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借的又是什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一个被人们称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作者特别指出：“在我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它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资产阶级分子熟视无睹么?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大字报的作者们还呼吁要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当官做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极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改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呢?还是为少数人谋私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的努力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 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3

　　在上述论辩中，语言还有文革那个年代的特征，思维也并未完全摆脱那个时代的羁绊。但，确实有新的东西开始表露出来，那就是对“一元化”权力结构的明确质疑，对权力腐蚀人的深切洞察，以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特别是公民监督包括中央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人的权利）的由衷呼唤。

没过几年，准确地说是文革结束不久、改革开放春风刚至的1980年，另一个叫徐文立的青年电工居然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份《促进庚申变法的建议书》。这份《建议书》比6年前的广州大字报又前进了一大步，锋芒直指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建议书》断言“中国是非变不可了，固守不变只有绝路一条，不大变也只有绝路一条”。“看来只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变法才是切实可行的道路。”基于“中国的事情再不能只由少数人来办，应该还政于民，由全国人民来办，举国一致，同心同德，变法图强”的信念，作者在《建议书》中一下子提出20条变法条陈，包括“废止目前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区县级的不民主的民主普选”、“放弃独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真正实行信仰自由的原则，正确地介绍和继承一切人类文明的进步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兼蓄并收，为我所用。让马克思主义从演绎式的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并不妨碍其他政党和派别的各自的信仰和崇尚。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真正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也不压迫少数的民主原则”、“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的口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口号”、“确立中国共产党享有指导权，人大和政协享有立法权，国家机关享有行政权，法院享有完全独立的司法权的四权分立政治制度，恢复国家主席领导国务院、统帅武装力量的体制。废除终身制，连选连任最多不得超过二任”、“逐步废止中央集权制，实现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区域自治的联邦制，台湾省作为特区处理，以图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中国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保卫者，中国公民和军人都应牢固树立‘军不干政’的观念，违者处以严刑”、“制定主权在民的新宪法，同时制定保护现代化政体的子法，如新闻出版法、结社组党法、罢工法、游行法等等法案”、“立即释放魏京生、任畹町、刘青等一类思想犯；重新审理以往的政治犯；重新修订刑法中含混不清的反革命罪的有关条款；废止公安部门可能行使司法权的治安管理条例；真正实行公民有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示威、游行、罢工等权利”。 4 洋洋洒洒，几乎涉及了中国未来宪政改革的全部领域。当然，这不是徐文立一个人的声音，它代表了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一代中国人历经文革后的反思和觉醒。魏京生论“第五个现代化”，胡平论言论自由，陈子明、王军涛的学生竞选纲领等等，均是那个年代民间呼唤真共和、反对假共和的代表作，这些声音凸显了我们这个民族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要求。

那么当政者的情况又如何呢？总的来说，在本文刚刚提及的制度现代化回归的三个方面，当政者只部分地做了一件事：重建市场经济，而且是在被动的、不自觉的状态下。另外两件事，也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和重建公民社会，则在当政者内部遇到极大阻力。

经济改革相对容易启动，一是因为现实的压力，10亿中国老百姓要吃饭，而照文革年代老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办法，老百姓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二是扭转短缺经济的被动局面，对恢复党的声誉、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党的领导层自然大多持支持立场。那么，为什么又说这个改革是“不自觉”的呢？这是因为“重建市场经济”当初并非、甚至从来没有成为官方经济改革的明确目标：有太多的传统认知和意识形态障碍阻止人们去彻底思考市场经济的真实制度属性。好在中国人很“务实”，在邓小平“不争论”的前提下，经济改革挂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招牌“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了。

政治体制改革则不然，它必然触动党国元老最敏感的那根神经。

78年年末、79年年初，北京城政治空气异常浓厚。民间有西单民主墙，体制内有理论务虚会。据邓力群《十二个春秋》记载：胡乔木曾对邓力群说，这个理论务虚会越开越不像样，这个也否定，那个也否定，归纳起来是五个否定，即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列主义，否定毛泽东。当时邓小平的工作还比较闲，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简报每期都看，结果“越看越看不下去”。邓力群对此的解释是：“这五个否定一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邓小平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奋斗了一生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你说他不敏感、感觉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 5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委托胡乔木起草了那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用四根“棍子”对付“五个否定”。理论工作务虚会也风向陡转，中国改革的春天重新蒙上一片乌云。

就情感层面言，邓力群的解释不无道理。不但邓小平，几乎所有中共元老都有这个情结问题在。当然，情感是与认知相联系的。正确的、清晰的认知可以驾驭情感，错误的、糊涂的认知则放大情感误区。中共元老中的许多人属于后者。邓一代人早年参加革命，满脑子是在莫斯科和延安学到的马列主义，对毛式中国革命的理论耳熟能详，却对现代制度文明知之甚少，甚至充满偏见。文革中很多中共元老受到冲击、但“解放”以后回到权力舞台上，左右他们的仍然是那套传统的政治思维，而绝少对制度和意识形态本身的批判性反思。否定自己，否定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否定自己过去的追求在科学意义上的正确性，需要勇气，也需要更宽广的知识视野，而当时几乎所有中共元老，都做不到这一点。

理解了以上这些，邓的讲话中充满认知混乱，也就不奇怪了。在驳斥“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时，邓熟练地引用斯大林式的语言，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而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我们可以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6 请注意，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是和“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连在一起相提并论的，这当然是典型的共产革命逻辑妖魔化资本主义的认知表现。谈到“民主”，邓则满口列宁式的语言，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而且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 7 这里，几乎是在重复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铁血观点，而全无公共权力机构的概念。乔木一代红色秀才的知识结构，大致如此。老邓喜欢用这样的秀才代笔，证明他自己比这些秀才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然而，我在这里必须强调，一味把中共元老拒绝政治改革解释为情感、认知上的原因，也是肤浅的、书生气的。真实的历史逻辑远比这个复杂。

不要忘记，我们现在是在讨论一批掌权者，研究、还原这些人作为掌权者的所思所想，虽然他们是一些共产党人。掌权者手里握有的是权力，而权力会催生利益并与利益相纠葛。人类的本性向来如此。共产党人也不例外。邓为什么拒绝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共产党的党国体制为什么不容动摇？归根到底，是因为这个体制不但代表着“打江山”一代人的理想，而且代表着“坐江山”一代人的利益。而当“理想”逐步转变为“利益”时，权力的异化也就完成了。权力的异化可以是明火执仗的，也可以是静悄悄的。但无论以什么形式，只要权力本身被垄断，这样的异化就是不可避免的。

正因为不仅仅是情感、认知，还有利益考虑在其中作祟，我们必须对本文前边的解释做一点补充或修正，那就是：邓一代中共元老对“党的领导”的坚持，对“自由化”的批判，已经、或不可能不带有某种口是心非的成分。他们未必真的认为批评者的指责全都是错的；但为了垄断权力，防止权力可能遭到的任何威胁，他们必须把批评者的批评指控为全部是错的，不但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别有用心的。一个人不会观察他不想观察的事实，这还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而当一个人出于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事实的时候，则已经是一个极权政治学的问题。遗憾而复杂的是，对邓来说，这两者似乎都有。而那些马列原典，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过是专制者用来自圆其说、自证其合法性、并用来回应批评者的一种工具而已。于是，徐文立之类必然要作为“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被投入大狱，就像文革中李一哲们被投入大狱一样；以建设宪政民主为目标的中国政治改革，也必然被保守的中共元老所拒绝。

总之，我们目睹了邓式改革年代两种政治发展逻辑的再次冲突：一方面，已经羞于谈论共产革命宏大叙事的第二代中共当权者，仍然要接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本来是改革派抵制保守派的理论、用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办法来宣示对马列正统的传承；另一方面，制度现代化逻辑（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建构部分，包括政治多元化、公民社会建设和体现权力制衡原则及公共权力公平竞争、和平更替原则的政党政治建设）仍然无法进入传媒公开讨论的视野，进入官方的合法研究平台。官方所谓“政治改革”，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体制内的开明派借以推进改革进程的一个偷偷摸摸的工具；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是党内保守派维护一党统治的新的遮羞布和挡箭牌。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存于迄今为止坎坎坷坷的“共和国”历史进程中。

1986年的官方政改方案及其有限意义，就是一个证明。

当年政改方案起草的参与者、现在在加拿大执教的吴国光曾撰写《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一书，详细记载了这个政治改革方案缘起、拟定和最后流产的全部经过。该方案本来是为中共十三大准备的。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由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挂帅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负责拟定方案，为政治体制改革探讨思路和设计蓝图。然而，为政改方案定调的实际是邓小平。邓给政治改革规定了四项内容和三个目标。四项内容是：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三个目标是：保持活力，提高效率，调动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8 邓自己的解释是：“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的必要性”。“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9 但是，请读者千万不要搞错，以为老邓是在制度现代化逻辑意义上讨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关系。不是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社会的进一步开放，要求政治本身的多元化。这是制度现代化的逻辑。但邓没有这个视野，也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邓同意搞政治改革，不过是想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解决干部年轻化问题。邓考虑的核心仍在“坚持党的领导”或“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相反。邓特别强调“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0 甚至在十三大报告初稿出来后，邓仍然在怀疑报告起草人“是不是搬了一点三权鼎立”。邓反复讲政治改革“主要是要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工作，不能过多干涉。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11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政改研讨小组不可能真的就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的任何实质性问题进行“研讨”，并作出长远规划。

然而，民间争取真民主的努力，并没有因为中共元老的保守而停顿下来。民主墙时代的异议分子虽然大多进了监狱，高校里、民间社会中却又不断涌现出新的“自由化力量”，出现新的民主斗士。80年代的中国高校校园是活跃的，热烈的，方励之、刘冰雁等一批知识分子成为学生们的崇拜偶像。1986年年底，在方励之任副校长的中国科技大，学生们对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的不民主深为不满，他们批评人代会只是“少数人的橡皮图章”，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学生们还提出要把科大办成中国的“民主特区”。他们的呼声得到了作为学校领导人的方励之的响应。方在一次学生集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民主不是从上到下给予的，是靠自己争取到的”。 12 这个认识正在成为那个年代知识界、舆论界越来越多争取民主的人们的共识。

这里，还应该就中共体制内的变化，特别是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意义，再做一些分析。

人们通常把胡、赵视为80年代中共党内改革派的代表性人物，这当然没错。但我们应该看到，作为改革者的胡、赵的认知发展，同样是复杂的、曲折的。客观地讲，被共产革命的传统教条所困扰、所囿限，决不止于邓小平一类革命元老；稍晚一代的胡耀邦、赵紫阳也曾经历痛苦的认知迷茫。70年代末，面对西单民主墙的民间呼声，胡耀邦一方面不主张“随便抓人”，另一方也的确彷徨于如何界定此类事情的性质，而自觉不自觉地向传统资源寻求帮助。比如，耀邦曾经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引了一个词，“民主个人主义”，来描述社会上的那些批评者，认为他们是“离开阶级、离开历史的发展去讲民主”。 13 当然，耀邦的思考中，有策略成分。在一次小范围谈话中，耀邦讲：“一个共产党，一个社会主义，一个毛泽东思想，这还是我们三个法宝。我们的党同苏联不一样，苏联打倒了斯大林，还有一个列宁。赫鲁晓夫打倒斯大林以后，每次都讲列宁。只有举列宁的旗帜，民心方能维持”。“今后，毛主席的威望还会再下来一点。我们的民族翻身以后，他的形象下来一点不要紧。我们的民族没有翻身，把他的形象降下来，我们的国家就要乱”。 14 在耀邦的心目中，共产党修正自己的错误，仍然可以带领人民去“翻身”，去“扭转乾坤”。他的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在各种场合保护、鼓励知识分子，都证明了他作为改革者的共产党人的真诚。但胡耀邦却因“反自由化不力”屡屡遭到党内元老的指责和邓小平的批评，直到最后被赶下台。用“三宽部长”朱厚泽的话说：“耀邦是在传统体制内试图为共产党找到出路，但又不违背‘规则’的最后一人”。 15 这个评价确乎颇耐人寻味。晚年的耀邦一直在痛苦中思索。当老朋友吴江来看他，谈到“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政党的意识形态工具，就容易丧失其固有的科学性”时，耀邦表示“这样重要的问题应当研究、说清楚”。“我们不能再过糊涂日子，或者强迫人过糊涂日子了。僵化思想和教条主义是没有出路的”。 16 可惜耀邦没有能在有生之年完成这种研究和思考。

赵紫阳的情况又有不同。用紫阳自己的说法，“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完全没有注意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7 他还提到“陕西一个工人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看了我的许多讲话，认为我是经济上的改革派，但在政治上是个保守派。这确实是符合我当时思想实际的”。 18 发生变化是在80年代中后期，作为国务院总理、后来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面对经济改革越来越深入、党内守旧势力的阻力也越来越大的现实，不能不对政治改革开始认真的思考。赵一方面感到，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就很难妥善解决，支持改革的力量也很难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赵尤其深深感到，执政党和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必须从根本上设法解决，没有知识界的政治参与，改革也不可能取得成功。正是在这个信念下，在胡耀邦被废黜后，赵紫阳顶住守旧势力和“左王”们的压力，尽可能保护了一批知识分子。在主持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及其办公室研究政改方案的过程中，紫阳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加进有意义的内容，比如，他主张改革人代会制度，强化人大常委会的议事功能，“人大作为橡皮图章，就是人大常委会的橡皮图章，而不是党中央、国务院的橡皮图章” 19 ；再比如，赵主张工会要有一定的独立性，“工会是实行工人自治的一种形式”，“不能说本单位的工会绝对受党委领导，那样，就不可能有不同意见”。 20 当然，正像紫阳自己承认的，即便到了1989年，这位总书记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不是想在中国搞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当时总的想法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改变，但执政的方式必须改变。” 21 完成新的思想和认知跨越，体认到一党专制行不通、只有宪政民主才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对赵紫阳来说，是在六四之后的软禁中又经过数年的痛苦思考，才最终做到的。

然而，如果从一个大的历史长程来观察的话，我还是要说，不管胡、赵作为个人存在什么样的认知局限，他们却在客观上代表、至少是预示了改革年代共产党自身的转型方向。在前不久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笔者曾指出：“胡耀邦和一大批以他为代表的力主改革开放的共产党人，是极权政治达于顶峰后走向反面的产物，是这个党痛定思痛过程中产生的体制内新生力量。尽管这个力量还很弱小，在认知、行为方式等方面远未挣脱旧体制的影响，但他们却在客观上代表着某种新的方向。共产党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执政党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转型，才能从一个专制政党转变为宪政民主体制框架内的民主政党。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对中共来说，这也是一个痛苦、艰难的自我解构和重建过程。它需要一系列的刺激和推动，包括来自自身内部的刺激和推动。胡耀邦和他的党内改革派同事恰恰充当了这样一种推手的角色。尽管在当时，他们自己也未必清楚意识到这种角色，但历史发展往往是这样的，行动者在大的历史转变年代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进步的工具，甚至火车头。” 22

可以讲，就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来说，体制内的开明力量和体制外的民间自由力量合作，合力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当时并非没有这个可能。当时，权贵资本虽然已经在形成，但远没有成气候。普通公众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从个人生活的变化中，感受到开放带来的好处，支持改革。知识分子则意气风发，“自由化”越批越香。社会结构性紧张在加剧，危机在显露，但改革的力量也在积累，在凝聚。整个社会的氛围是昂扬的，充满了动感。

是1989年的六四镇压使这个历史纠错过程突然终止。

本文不就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展开讨论。有太多的有关材料可供读者参考。我想强调的只是：这本来是一次巨大的历史机会，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再向前走一步的机会。学生、市民和知识分子不是要推翻谁，他们只是希望执政者在自己做错了事情的时候诚实地认错；即便是在戒严已经发生、数十万军队已经围困北京城的情况下，人们也至多是发出召开紧急人大会议、“罢免李鹏政府”的呼吁，这完全是公民权利范围内的正当之举。但在敌对思维支配下、并惯于用敌对思维对付异议者和不同政见的中共元老们，到底走出了致命的一步，那就是用武力宣布对和平抗议的拒绝!

于是，

共产革命逻辑在坦克的隆隆声中、在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中最终走到自己的反面，演变成赤裸裸的专制逻辑。

制度现代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逻辑，则再次被打入冷宫。

时间一晃已经过了20年。可以说，就政治层面而言，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历届中共中央领导人和他们的小班子（政治局常委会）一直生活在六四的历史阴影之中，他们从来没能摆脱这个噩梦。20年来，当政者所做的所有事情都围绕一个核心：重新修复党的合法性。共产革命的逻辑已经名存实亡，一切都以维持共产党的当下执政地位为根本。

他们可以继续推进某些领域的经济改革，但这是为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保增长”，因为只有“保增长”，才能“保稳定”。

他们也可以悄悄地修正执政党的定位，使它更具有公共权力的外表，却惘然不顾这里边隐含的逻辑矛盾： “三个代表”预设了共产党的全民党性质，而不再是、或不在仅仅是阶级党。然而，对一党统治来说，“阶级专政论”是理直气壮、自圆其说的，因为我就“代表”“无产阶级”在执政，而且可以永远“代表”下去；全民党则不同，你是否能“代表”全民，要经过全民的检验和定期授权，不能因为“江山”是你打的，就永远坐在这个位置上。 “打江山、坐江山”是山大王的逻辑，完全违背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基本常识。

这种状况当然必须改变。

为了不愧对百年来先贤奋斗的历史，也为了中国民主化的未来。

但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回答另一个与此有关、又似乎令人困惑的问题：毕竟，中国的经济在过去的20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而这确实是在我们这样一个问题百出的体制内实现的。那么，如何理解党专制语境内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又如何理解今天人们常说的中国的“崛起”乃至“强大”？宪政自由主义者必须对此给出清晰的回答。

（待续）

 

注释：
1、见冯兰瑞“改革开放初期理论界的拨乱反正”一文，载《领导者》杂志2008年第20期、第21期。
2、于光远老先生著书研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就断言“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两个‘论’本来有可能是连续直接起指导作用的，即中国社会有可能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可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却使这两个‘论’直接起作用的时间出现了断裂。”（见于著《“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页237）于老这部读书笔记完成于六四后近10年的1998年，却仍然在共产革命逻辑的框架内思考问题，实在是一件憾事。另一位老人胡绩伟则认为中国今天的改革就是要“回到新民主主义道路上来”，虽然胡老也承认使用这个词“多少有些不得已”。（见李锐、胡绩伟等著，张博树主编《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45）
3、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互联网上找到这篇大字报的全文。据历史档案记载，大字报一出现,立即轰动了广州。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导致交通堵塞。夜黑了,还有许多人打着手电筒、划着火柴读完它,抄录上面的句子。这张大字报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不用问，它很快被定性为“反动大字报”，几位作者也相继入狱，直到1979年才获得平反。
4、参见中国关注中心网站（CCC）的有关文献。
5、邓力群《十二个春秋》，征求意见稿，页207。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页167~178。
7、同上，页169。
8、参见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年版，页48。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176~177。
10、同上，页178.
11、引自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页422。
12、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 2004年版，页319。
13、见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页301。
14、同上，页321。
15、2007年7月21日在北京一次胡耀邦思想研讨会上朱厚泽语。
16、《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页1329。
17、赵紫阳《改革历程》，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版，页292。
18、同上。
19、吴国光《赵紫阳与政治改革》，页275。
20、同上，页301~302。
21、赵紫阳《改革历程》，页293。
22、引自本人为《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写的长篇导言“纪念耀邦，推进转型：论中共党内民主派的历史角色”，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版，页8。

胡舒立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犹记二零零一年七月，我拿着一册《商业周刊》在北京东北三环的一间写字楼里疾走，向着每个经过身边的同事说，你看“亚洲最危险的女人”。

这一期《商业周刊》的评选出他们认定的五十位“亚洲之星”。其中六位来自中国大陆，四位是企业界——民生银行的经叔平、联想集团的杨元庆、中国银行的刘明康、中石油的黄炎，一位经济高官——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胡舒立则是舆论影响者，她是创办不过三年的《财经》杂志的主编。

我二十五岁，在一份刚刚创刊三个月的报纸中工作。这份报纸的大部分同事都像我一样年轻，没什么工作经验，却都胸怀一种莫名的冲动——我们要办一份伟大的媒体。但至于“伟大”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谁也说不清楚。但一些现成的例证摆在眼前，我们的阅报室里摆满了《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财富》、《时代》，它们的寿命最长的一位要上溯到十八世纪末，它这样报道过拿破仑：“波拿巴中等身材，相当瘦削，面色黄褐，面貌无甚特别，但他有一双无比锐利的黑眼睛，总是习惯性地看着地面”。即使最年轻的《财富》和《商业周刊》也是一九二九年创办的，它们记录了大萧条以来的岁月。我们也着迷于他们的调查能力、写作方式，当然更渴望它们巨大的影响力。我们都记得亨利·卢斯在世时对《时代》驻外记者的要求——你是另一位美国大使。

这一切都令我们的现实暗淡无光。你怎么能想象，中国有一份报道过乾隆皇帝，如今仍在继续发行的报纸，更不能想象中国的媒体能轻易采访到全球最显要的人物，为世界舆论设定议题。或许在内心里，我们还有一丝不愿承认的地位焦虑。《纽约时报》的北京记者，可以见到中国总理，进入中国政商阶层，而从未听说过中国的记者们能在西方主流社会自由出入，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无冕之王”的美妙滋味。我们迷恋甚至迷信这些媒体，对他们的标准坚信不疑。商业与政治人物进入亚洲之星的榜单在意料之中，中国正变得日益强大，影响力迅速上升，他们代表的是机构与组织的力量。但如果胡舒立是亚洲之星，对于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这是个人的胜利，是某种信念的胜利。中国的媒体人既可以赢得西方同行的尊敬，也可以与国内的要人比肩而立。

二零零一年之后的两年是中国商业媒体的蓬勃时期。我工作的《经济观察报》和它的竞争对手《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以超出创办者们预料的速度迅速兴起。那是个洋溢着希望的岁月。中国经济没有毁于国有企业的纷纷倒闭，反因私营经济的兴起而站在另一个高速增长的入口；外部世界也是让人憧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化被视作新的乌托邦，中国不会再退回到自己的过去了；甚至一向僵化的政治体制都露出松动的痕迹，党的总书记在公开讲话中邀请私营企业主入党，一年后的十六大则是政权的第一次顺利接交，没有拖延到不得不交的最后一刻，没有被废黜的接班人，在历史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这似乎还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整能力，让人充满期待。一种单纯的信念在支持着人们的乐观——市场经济最终不可避免地带来政治开放与社会进步。我们这些新闻记者，将是整个过程的记录者、监督人。

我们将美国进步年代的新闻记者视作自己的同代人，我们也将帮助这个生机勃勃、问题丛生的大国变得更成熟、健康，我们自己也坚信可以让未来一代的中国更富有朝气和自信。倘若中国的企业家们借助的是股份制、流程管理、市场营销这些外来理念，从一片国有化的废墟上塑造起中国当代商业世界的萌芽，那么我们这些新闻记者要借助的则是5W原则、深入调查、揭露黑暗的勇气——这些西方新闻界的已成传统，在被长期意识形态、宣传话语、公然的谎语所围绕的新闻纸上，创造出新的生命力，值得倾听和信赖的声音。

我记得同事们在阅读到关于胡舒立短短的报道时的由衷喜悦，他们感觉到未来的无穷可能性。在这种喜悦不到一个月后，《财经》传来更振奋的消息。这本杂志一名二十五岁的记者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的银广夏存在严重的业绩造假，在这之前，它是资本市场的宠儿，两年股价涨幅超过百分之一千，它也被视作中国经济蓬勃的象征之一，高级领导人都曾访问与赞扬过它。但这则报道则表明，奇迹背后是个无尽的陷阱。这则报道将《财经》推到了声誉的第一个高峰，倘若再结合它之前关于琼民源、基金黑幕的报道，《财经》最鲜明的形象业已形成——它是黑暗和陷阱的揭露者，不仅充满了正直与勇气，还具有让同行们仰视的专业精神，他们可以读懂那些可怕的财务报表，能在无穷枯燥的数字构成的海关记录中发现被隐藏的欺骗……它甚至影响了整个商业新闻报道的方向和谈话方式，记者们纷纷试图能理解财务分析，而人们不用“商业报道”这个词，而说“财经报道”。

但是这种过分鲜明的形象，经常有意无意遮蔽了《财经》更宽阔的抱负。它真正的兴趣是如何推进中国更深入的改革，促进中国和世界的相互理解。胡舒立经历过邓小平初期的改革岁月，知道一旦给予自由，中国人的能量将怎样喷发，她也游历过西方，知道中国的距离有多么遥远。她当然也有那一代人普遍特性，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有时甚至是迷恋。在他们成长的最初岁月里，政治权力进入生活的每一个空间。而当他们试图反抗这种压迫时，任何行为都是一种政治行为。穿上牛仔裤，第一次听到摇滚乐，甚至说出一句真话，写出一篇没有假话与空话的新闻稿，都变成了某种政治宣言，一种政治改革。而他们的个人经历则表明，来自最高层的理性决策，才是推动中国的决定性动力，中国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

当胡舒立在一九九八年创办《财经》杂志时，股票市场、金融业、经济政策，似乎正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新杠杆。距离天安门事件已将近十年，人人都已默许了政治改革的停滞。但是商业蓬勃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经济自由将导致政治开放和社会进步吗？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估计，倘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兴起，他们遵循理性和契约的精神，倘若亿万股民们能因为股票不仅分享到增长的财富，也能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国家改革直接相关，这将是多么重大的变革力量。“增量改革”、“渐进改革”正是热门话题。眼见俄罗斯与东欧休克疗法的阵痛与萧条，中国一部分头脑敏锐、富有责任感的精英们，相信自己能探索出一条中国道路。这多少像是另一种农村包围城市，我们暂且不去理会政治体制，我们去建立一家好公司、建立一个良性的股票市场、在非政治领域尽量说真话，迟早有一天这些良性的力量将逼迫权力核心的改变。况且，这权力核心看起来也并非铁板一块。此时，一个革命性的政党似乎彻底脱去了革命的外衣。一个技术官僚的年代已经到来，新一代官僚们有很多令人充满希望，他们在西方接受教育，知道世界的模样，再没兴趣谈论意识形态，他们将把自己的教育和经历转化成变革的动力吗？

当胡舒立和王波明最终坐在一起时，一切看起来正是如此。他们都是革命之子。当少年时代响彻云霄的“东风压倒西风”，“亚非拉兄弟”的口号之后，他们都在美国找到了方向。胡舒立想创办一份具有美国水准的杂志，而王波明则忘不了自己在纽约金融市场的经验，要和他的朋友们在中国建立对应物。

他们的合作几乎立刻大获成功。给《工人日报》撰写过社会变化的稿件，去美国进修过，为《中华工商时报》报道华尔街，经历过从“文化大革命”到“反自由化”，参与创办过《资本》杂志，胡舒立所有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在这一刻发生作用。她成熟的个人信念、对新闻业的深入理解、技术能力、对政治的敏感，在得到新的支持之后，喷涌而出。而这喷涌又恰好发生在既重要又相对自由的领域——商业与金融。它不直接涉及政治，却又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唤起公众强烈的认同，又有改良派官僚的默认与支持，它也得到国际资本与舆论的关注，《财经》像是个令他们无比渴望、又迷惘不堪的中国市场的小型探照灯，它用他们能理解的语言说话，帮助他们分清虚与实……

“黑幕与陷阱”式报道的巨大成功，表明真相与信任，在中国是多么可怕的稀缺。但揭露从来不是胡舒立的全部兴趣，或许也不是她最终的兴趣。她想创造一个新共识，一个关于改革的新共识。她要让孤立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在一起，让它们变成推动中国进步的理性力量。（待续）

本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用短短的12分钟时间，闪电式地接受了中国著名的敢言媒体《南方周末》的独家采访，虽然，中共高层不可能不对这家报纸进行约束，从而使记者向熹的提问显得平庸，但我认为，它的象征意义重大，他在中国新闻界产生的轰动效应，不论如何估量都不过份，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新闻自由和社会进步。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对于在10月份刚刚度过37岁生日的《南方周末》总编辑向熹来说，昨天是他14年新闻工作者经历中的一个不平凡的时刻。他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虽然只有12分钟。”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尽管中国的记者受到许多限制，不能自由地表达真实的声音，但公道自在人心。向总编讲的话的意思是，以前的14年经历的无数次采访都平淡无奇，都没有这次来的重要，我相信，他不是说他是总统才重要，而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可能公开地批评中国压制新闻自由，抓捕记者的劣行，但他通过接受《南方周末》独家采访的方式，巧妙地表达了国际社会谴责中国践踏人权，压制言论自由的观点。无疑地，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南方这家媒体，首先披露萨斯病情和报道孙志刚事件所取得的成绩，特别是这家媒体相关人士所付出的惨遭报复撤职坐牢的代价。对此，向总编和中国所有的记者都很看重，都羡慕不已，而自我标榜为主流媒体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则因受到冷落而大丢脸面。它们也应当知道，这是它们多年来谎话连篇无人阅读造成的恶果。难怪我的一位中央级媒体的资深记者朋友通过电话兴奋地对我说，如果以后世界各国政要都如此效仿，那么谁是主流媒体，谁拥有读者，哪个媒体的记者有所作为，就不言而喻了。

显然，这一消息已在新闻界广为传播，他产生的积极作用是：那些听话的好孩子媒体自惭形秽，而象《南方周末》这样的敢言媒体则大受鼓舞，那么，以后敢于为百姓代言的新闻记者就会增多，老百姓的声音就会有望得到自由表达。所以我认为，如同在上海与造假的大学生对话一样，奥巴马很是机智，坚定和敏锐。我不同意一些人否定奥巴马中国之行所取得的成绩的相关评论，因为他们离开中国太久了，已不了解中国目前的实际状况，面对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上的巨大成就，和被共产党所倡导的一切向钱看的政策所迷惑的普通人的表现，奥巴马不得不这样委婉地小心行事。何况，他所代表的美国政府肩膀上还压着7900多亿美金的债务，正如有人调侃得那样：不要批评中国，除非你能把钱还上！

当然，奥巴马的一次接受采访，不会立竿见影地改变中国目前的新闻界的沉闷状况，不会使刘晓波等人马上获释，因为一党执政的僵化体制未变，中共高层的共青团和太子党两派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谁也不想让对方抓住把柄失势，所以打压记者的情况还会继续，但美国总统用行动擦拭了《南方周末》这盏明灯，不仅使人们回忆他过去光荣的历程，而且还照亮了言论自由的未来。

我坚信这个未来正在一步步地走近，是基于目前的形势发展和广大记者的逐步觉醒。记得70年代尼克松访华的情景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那时，报纸很少，而且绝对一个腔调。美国总统能自已决定接受某个媒体的专访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和他谈话时，对华盛顿邮报的两个记者能向总统发难，引曝“水门事件”，大惑不解，在他看来，派警察把记者抓起来就行了，并可以稳妥地封锁消息，现在，虽然中国的领导人还在毛尸的后面爬行，他们也在监禁和打压敢言记者，但是，妄图窒息自由的声音已不可能。这就是我说的希望所在。

我认为，奥巴马在促进这种变化，用推波助澜形容最为贴切。大家一起共同努力一定能使中国新闻界改观。我的信心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近日，我在国内8月25日《中国人物》网的互动社区论坛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作者用了笔名，但我知道他叫卢壬子，是大连电视台《新视点》节目的记者。他这样写到：

姜维平这个名字对于很多来说人都不认识，我也是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他的一些事，对上了号，才动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姜维平多年前是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站的站长，后来因为写批评文章惹出了麻烦。详细不写了，有爱好的朋友可以搜一下。刚才已经被删贴了。

我在95或者96年的时候，在人才市场找工作，与姜维平偶遇，双方攀谈之下感觉不错。我于是到香港文汇报大连记者站工作，似乎只待了一个月。现在想来，自己当时年轻气盛不太懂事，因为一点小事与姜发生争执，随后负气离开。时间长了，对姜的印象越发模糊，只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能干、智慧而又坚持原则的新闻人。他乡虽自由，他乡亦孤独，希望有一天，姜能回到中国，回到自己的家乡大连，带着一颗自由的心。

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假如多点姜维平、冉云飞、艾未未、沙叶辛、贺卫方以及韩寒甚至邓玉娇这样的公民，就会进步得更快些。少点含泪劝告的余秋雨、纵做鬼也幸福的作协主席、说上访户都是精神病的北大狗屁教授等人，社会就会更和谐。

这篇文章，正好可以佐证我的上述观点。现在，只要读者在Google网站上点击我的名字就能查到它，我没有做任何修改。它透露两个信息，一是“翻墙”看世界的人越来越多，二是觉醒的记者越来越多，我认为，他具有代表性，他有力地说明了体制内和高压下的中国记者的良知和勇气都没有冺灭，不过是地火暂时在山岩下运行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以行动对中国新闻自由的鼓励，就是火上浇油了！这也正是中共官方企图封杀本期《南方周末》的真正原因。所以我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并非一无所获。

2009年11月22日改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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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闵行区的潘女士家房子被强制拆迁，潘女士在三楼投掷自制燃烧弹，无奈家庭作坊做的燃烧弹只能用瓶子，技术上自然就遇到了瓶颈，威力太小，被消防车轻松扑灭以后，消防车的高压水枪对准潘女士扫射，最终潘女士缴械投降。

看到这则新闻，我欣慰的感到，经过了二十年的发展，社会进步了。冲锋枪换成了高压水枪。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如此惨烈的抗衡呢？因为这次大虹桥的建设，潘女士家的面积有480米，而政府只愿意赔偿67万，也就是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和1480元的土地补偿。

当这个城市的商品房均价是在用万衡量的时候，强制拆迁的价格还在用百来计算，这就是居民投掷燃烧弹的原因，也就是说，人家本来住了480平方，你要征用人家的土地进行所谓的建设，也就是做生意，你赔偿人家的钱只够人家买40个平方，然后强拆队就来了，换做任何一个有武器的人都忍不住得掏武器。

当然，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些问题，第一是中国政府当年禁枪是有道理的，我记得我很小时候我家里是有一把气枪的，用于打鸟，后来突然有一天政府突然下令说所有的气枪猎枪都必须上缴。这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有远见的，他意识到了在十几年后，社会矛盾将会加剧，届时如果老百姓配备了气枪，那政府拆迁部门只能配备火箭炮了。

第二是中国政府当年的土地公有制是有远见的，连丝毫没有经济头脑的毛泽东也意识到了，政府吃喝玩乐成本会很大，光靠收税和资源能源垄断弄不好还不够花，土地将是一笔大收入。后来，领导们又担心土地在自己手里卖光了，导致党儿子党孙子们没有地可以卖，到时候自己就成了罪人，所以又规定，土地转让的年限是70年，以方便让孙子们再卖一次。

第三是肯定是政府很后悔的一个问题，早知道现在城市化进程这么有利可图，当时就不应该让农民们有宅基地和自己的房子，导致了现在很多的拆迁问题，想当年在建造监狱的时候，应该利用监狱的图纸顺便也给农民们把自己的村庄建好，一个村一个监狱，一户人家一个牢房，再利用人民日报灌输一下理念，说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此自己不用再花钱建房，政府直接送房给大家，家家户户都是水泥混凝土，门直接就是用钢筋做的。当然，钥匙还是要给人家的。这样操作的好处之一是虽然前期花了一些成本，但是后期再也没有拆迁的苦恼。好处之二是万一谁犯了罪，直接给丫钥匙没收了就行了。

这个事件中还有几个亮点，就是闵行区一些领导的言论。总所周知，闵行区的领导总是一不小心就把真话给说出来了，我认为这个其实是值得鼓励的，因为他们坦率的真情流露，总是我嘴说我心，比起那些面上一套私下一套的官员至少要强多了。比如闵行区执法大队队长之前就钓鱼事件发表的言论说“没有利益驱动，为什么要帮你”。这句话的深刻与坦诚，只有郑州官员的“你到底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可以媲美。

这次闵行区领导的真心话大冒险接力接到了华漕镇。

华漕镇副镇长高宝金说：你跟政府对抗，那肯定触犯了法律，那肯定要处理的。

另外，建设公司委托给区政府的征地款是每亩地130万元，整个虹桥机场的拆迁总费用高达148亿元。但是政府补贴到农民手中的征地款是每亩地38万元。那么其中的差价为什么就归当地政府了呢？

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的主任，闵行区动迁指挥部的一把手吴仲权的观点就比较新颖，他认为，闵行区虹桥枢纽这个地块，是在政府的改扩建消息出来以后才大幅提升的，因此由之获得的土地增值价值也不应该由群众取得。

你是不是觉得闵行区很可恶呢？你是不是奇怪为什么他们的官员位置还那么稳呢？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太嫩了，因为他们是上海市政府的得力干将。这就好比你是公司的部门经理，你要买一个市场价是1000的打印机，于是你给了你的一个员工1000元整，结果你的员工花了300块钱就把这个打印机给强行买来了，还给你开了一张1000的发票，又给了你400，他自己拿走300。不光如此，你还不用负责这个员工的伙食，因为他饿了可以自己钓鱼吃。这个员工唯一的问题是开车赶路的时候压死的几条狗，导致你的办公室外面经常有一堆狗对着你吼，你说，你会不会开除这个员工呢？当然不会。你只会想，这些狗真麻烦。

是的，那些倒霉蛋就是那几只狗，而我们就是那一堆狗。

著名中国异议人士、08宪章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公安调查第三次延长。北京律师莫少平指出，根据法律规定，2个月后，公安局将决定是否起诉，如不起诉，就得依法释放刘晓波。

*公安侦察三度延期*

莫少平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刘晓波和他的代理律师本月23号接到通知说，警方对他的调查再次延长。这是北京公安机关第三次延长刘晓波案的调查期限。至于延长调查的原因，莫少平说：

“跟律师讲，他们不会讲具体原因，这个可以来推断。(警方)都是讲法律上冠冕堂皇的原因：因为这个案情重大、复杂、疑难，要再第三次延期。”

莫少平指出，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可以要求三次延长调查，第一次可延长一个月，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可延长两个月。他表示，到明年1月23号，公安机关，面临两个选择，要么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要么放人。

*莫少平：刘晓波指当局因言治罪*

08宪章首批签名人之一莫少平是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该事务所尚宝军和丁锡奎两位律师正在代理刘晓波的案子。莫少平说，这两位律师星期三在看守所会见了刘晓波。刘晓波自2009年6月23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正式逮捕以来，一直关在北京第一看守所。

莫少平说：“公安机关要第三次延期，已经给本人一份通知书了。他本人明确表态，你们还是属于因言治罪、以言治罪嘛。他还是不认可对他现在的指控嘛。另外，公安机关对他的提讯已经减少了。 不问他关于什么什么东西了。再有一个，就是看守所应该说是对他从生活方面还是非常照顾、非常客气的。”

*赵达功：刘晓波拒绝流放*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访问中国期间曾就刘晓波被捕一事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关注。

在深圳的独立作家赵达功也是08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注意到奥巴马访华时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克林顿和布什等前几任美国总统访华时有所不同。他说，中方没有向以往那样释放一两位重要的在押异议人士作为跟美方谈判的筹码。

赵达功指出，刘晓波拒绝当局提出的以出国换取人身自由的条件。

他说：“刘晓波要获得自由，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答应出国，答应当局的条件出国以后不回来。但是，刘晓波肯定不能答应。”

现年54岁的作家刘晓波去年12月8日深夜在世界人权日前夕被北京警方人员从家中带走，在当局安排的地方监视居住7个多月后被正式逮捕。他参与起草的关于中国宪政改革方向的08宪章随后在互联网上由3百多位知识分子和活动人士联名发表。目前，中国内外签名支持08宪章的各界人士已经超过一万人。

关键词：刘晓波，延长期限，公安，08宪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