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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大江大海

“大江大海大时代，小岛小山小人物。”龙应台的大江大海象征我的父执辈们经历一场大杂乱的动荡过程——一个大时代，我的父亲和义父是其中两个小人物，虽然平凡，却是那个时代在小岛上的最佳注脚。

今年8月初的广东，我因公差的关系逗留，连续两个晚上，在旅馆里猛看电视，这是我每隔一段时间来大陆必做的事，从看电视，我得以观察内地社会的变化情形。电视里多数节目在报导、宣传中共建国60周年这项主题，我惊觉，这也表示国民党政府带我父亲他们到台湾也60年了。父亲去年过世，今年9月，义父也走了……

父亲恬淡的一生

父亲生于浙江省杭州市，长于战乱之时，年轻即投身军旅，在空军担任通讯工作；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于贫苦的1950年代与出生在基隆的母亲结婚，为了养活一家人，父亲在1968年自军中退役后，曾经当过小贩，做过工友，也在台铁火车上卖过便当，即至儿女成人，才真正有其退休生活。

父亲的角色，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不易扮演，特别是家里小孩在身体上有先天毛病的时候。记忆中，在我未就学前，他为了患有先天性脑萎缩的大姊月英，以一介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尉军官身份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经国先生，却意外而幸运的获得回应。至今，我对那个三军总医院病房仍有着模糊的、残存的印象。虽然月英仍然早夭，作为一个父亲，他尽了力了。

父亲生性恬淡，生活简朴，是个知足常乐的平凡人，四十几年来都在新竹空军机场旁的实践新村中渡过，尤其在退休之后，抽一枝长寿烟，喝一杯蔘茸酒，坐在眷村家门口沉思半晌，是他生活的最佳写照；对父亲来说，洋烟算是奢侈品，喝酒不会过量，周末假日，儿女开车带他到南寮吹吹海风，到青草湖喝杯下午茶，是他每个礼拜最大的享受。

父亲要求子女们做正正当当的人，对儿女们在学业及事业上的期待并不高：女儿做为连锁企业总经理，大儿子在警大教书，小儿子自组工程检验公司，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只身来台的他来说，是满意的。

父亲走了，他走得没有负担，十分安祥。2008年3月25日（星期二）一早，他一如往常，自行起身如厕，吃了药之后，继续睡他的回笼觉，家人作息依旧，爬山的爬山，上班的上班。近午时分，外佣唤他吃饭时，未见回应，即刻通知儿女；到时，只觉得他仍在熟睡，不见丝毫苦痛，正是所谓寿终正寝，一种最好的福报，让我们一起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自在。

记易伯伯

易伯伯走了，又一个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的老兵雕零了。他活了91岁，其中，在台湾整整60年，只身。

台东的马兰“荣民之家”通知我去开了简单的治丧委员会，就用易伯伯户头里所剩的6万元，加上政府补助的4万元，办个小型的告别式，由“荣民之家”的主任担任主祭，随即火化遗体，骨灰置于台东军人公墓，每逢年节，政府定期祭拜。从治丧委员会会议的效率、葬仪社人员看起来制式又颇具专业的配合及告别式的流程，看出“荣民之家”处理这类事情已经很有经验了。多亏政府成立“退辅会”，让这些弱势老兵的晚年生活有个起码的照顾，身后有个去处。

50年前，易伯伯和先父是驻守澎湖马公机场的空军袍泽。我家小孩多，他常帮忙照顾，我才出生，他抱我最多，我成了他的干儿子。后来我家搬到新竹的眷村，他退伍后则在当时的经济部商品检验局（中央政府在徐州路的联合办公大楼现址）当工友。记得小学放暑假时，我会去那里的宿舍陪他住上几天，对我来说，新公园（现在的二二八纪念公园）舞台的艺工队表演和中华商场的水饺，是童年愉快的回忆。

从商品检验局退休后，爱好林野的个性使易伯伯来到台东卑南的山区落脚。在那里原住民多，父母在教育上的限制造成某些家庭功能的障碍。老兵和原住民小女孩，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乃形成了经济上、生活上的供需和共生关系。从9岁开始，玲娇便和易伯伯形成了这样的关系。二十几年来，他们像爷孙、父女，更似情人。我及家人虽每年会去看他个两、三次，塞点钱给他，也请台东的朋友帮忙照顾他；可我知道，晚年以后，玲娇对易伯伯的意义，比我大得多。

这两年，玲娇得了忧郁症。长期照顾大小便失禁的易伯伯及其他我不清楚的因素，玲娇在二个月前仰药自尽。我即刻将易伯伯安置在台东的马兰“荣民之家”，但我想，失去了山野，特别是失去了对他来说至亲的玲娇，使他的身心顿失依靠；生命，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去吧，易伯伯，您幼时在大陆茹苦的母亲和晚年在卑南相依的玲娇，都在天上等你。别了，您一路好走！

除了芋仔蕃薯

在台湾，像我这种人——父亲在1949年跟着蒋介石来，母亲是已经来了好几代的台湾人——被称为“芋仔蕃薯”。我对台湾社会的理解体悟和其中住民的观察诠释，可能不同于槐生和美君这两位夫妻都来自大江大海的家里孕育的龙应台，虽然我仍被归类为“外省人”。当然，我在眷村成长的经验，也不同于父母亲的家族都和我妈一样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来台湾的“本省人”。无论是否来自大江大海，我们却在台湾这个蕞尔小岛上共同生活了60年。

易伯伯是另外一个典型，标准的老芋仔，从湖南来，在台湾终身未娶，60年来可也没回过大陆，在卑南的小山区过晚年日子，意外地结识了玲娇——她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刻，我内心曾冲动地想写一篇“原住民女孩之死”的文章悼祭她，这个题目有太多可以探讨的社会议题，也感谢她20年来一直照顾着易伯伯。他俩生活在东台湾小山区的角落，那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处。这样的组合个案，他们不是唯一，却是观察台湾社会绝佳而被忽略的素材。

从大时代看，我的父亲和易伯伯是两位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居住在小岛小山上。正因为有这小岛小山，颠沛流离之后才可能生活安定，大江大海的意义也才相对的存在。任何历史场景都会出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即使时代再怎么杂乱。然而，却是那一个个小人物生命里的悲欢离合，及生活中的无奈不堪，才使得故事更加传奇，时代也才显得更加丰富而伟大。

《自由写作》首发

我刚进单位工作，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浑浑沌沌地被送入一个准时上下班的集体中，像是加入了工业版的人民公社。开会、发言、学习文件，有上级总公司、乃至各类中央部委红头文件。听总经理做报告是家常便饭。通常那时的各级头儿均是政工干部出身，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做起报告来滔滔不绝，抑扬顿挫，口才是不错的，黑的能说成白的，且循序渐进、有条有理让你脑子渐渐抽空。据说以前他做过某位大头儿秘书，后到了政工处，以前大型中央直属企业皆设置这么一个专管宣传、员工政治思想觉悟的机构。我写的开头部分，如果那些革命用词使唤得还算灵活自如，部分功劳就是不断“聆听”政治报告，潜移默化生的根。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尤其是变化不会突然被觉察到，它往往体现在某一个特别的节骨眼上。那天，是我们这位头儿临退休前的几次全员大会，他照例口若悬河，大讲一个企业应该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政治也应服务于这个改革开放的宏观蓝图等等，可能以前没怎么在意，或开会闭目养神，不知为什么那次开会，我猛地醒了过来，仔细琢磨同样一个人，坐在同样的位置，十几年前的振振有词尚未烟消云散，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另一模样的人。同样讲的是大道理，可以同时讲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道理。这让我吃惊不小，他难道把以前讲过的就这么轻易地遗忘了吗。这种不知不觉、渐进似的遗忘布满各个生活空间，它不显著，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在我们政治处境颠簸、遗忘的这段时间跨度里，也差不多是柏林墙倒塌，至今的二十年时间。欧洲在聆听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欢欣鼓舞地陶醉于专制大墙轰然倒地。我们这儿还刚刚开始从黎明苏醒，像古代帝都的集市，刚刚获得皇天开恩扩大了做小生意的地盘。

他们那儿存在着类似遗忘的现象吗？看来，这是当代人类流行的通病，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等事件也像根国家肋骨上的刺，大众和官方主流会选择遗忘，最好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一切都要朝前看。不要纠结过去的前提到底应该是什么。作家艺术家的追问最具力度。马内阿谈到罗马尼亚的遗忘，与我们国家相比，可能反差更强烈：“数百万前共产党员疯狂背诵反共口号的场面震撼人心，这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他们怎么会如此健忘？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罪，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承受的痛苦，甚至忘记了他们当年在同谋时感受到的”快乐“时光？罪恶的快乐，快乐的罪恶？”

中国经济的变化，不失为一种策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识，用经济这根杠杆，极力煽起人性里贪婪的本质。人们一哄而上做生意、开公司，看似淡化政治的同时，另一形式的政治，用经济监管、调节、钝化，以无形镣铐束缚手脚的政治日益收紧。洋为中用在此可作鲜明教材，因为这一套榨取、控制思想的经济手段来自于资本主义，不管吸取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还是所谓后冷战时期思维，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都永远不会过时。由此，我们千年专制像沉积岩，在这个世纪又接通了西化中“软刑法”（比喻微观政治学的统治形态）的技巧，形成了我们如今最卓有成效的监管形式：双重压迫。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个比喻的说法，要学者们论证、思辨就得严谨得多。我不过想说明遗忘这件事，因为有新的“沉积岩”，旧的被压在下面，遗忘的原因似乎可见一斑。

遗忘也具有多种多样形态。本能上我们肉体都受制于自然规律操控，老了记性差了，这是遗忘最普通的一种形式。失恋了主观上想遗忘，符合情感逻辑需要，痛苦毕竟需要镇痛。我爷爷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就被遗忘了。首先是我“不作为”，心理恐惧也许属于初步原因。他在柏林墙倒的前一年去世，心理的驱动力拖着我朝遗忘的方向走去，但似乎整整十几年，梦中反复出现去世亲人的形象。留下的日记、书信、甚至书籍上眉批，只要看到爷爷熟悉亲切的字迹，我便条件反射地不敢正视，我怕一旦沉入，积聚的回忆会像潮水吞没了我。我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用文字去一点点找回来，找回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的那些美好时光。

一天早晨，一群陌生人闯进了我家。那时我才六、七岁，他们把我爷爷奶奶带到门口小菜场批斗的情景我没见到，醒来时，我只奇怪地看到，怎么会有好多陌生人上到我们家楼上，一群人走木楼梯的声音还深刻在我脑际，有几个人好奇地来到床前瞟了我几眼。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几个场景之一，隐秘的家居突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像等着开膛破肚的一条搁浅的鱼。爷爷的心理摧残更是难以想象，如今他已走了，留给尘世一个待修补的心理洞窟。我的遗忘更像罪恶，它不断拷问我，往事石沉大海，情感上姑且另当别论，但那段个人，也是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恰恰被集体遗忘了。

集体是个令人心悸的词，一旦你生活在当下，那个语境便用集体吞噬了你。而且以集体的名义，仿佛就是天命，可以做任何为所欲为的事儿，也可瞬息间把发生过的事儿变为从未发生过。集体无意识的遗忘是最可怕的遗忘。

怎样才能与这种集体遗忘对峙，进而消解它紧扣的每颗螺丝钉呢。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理应承担起拒绝遗忘的职责。同流合污、某些谋取既得利益者、文坛上的混客，他们选择遗忘是有意为之，别有用心，姑且先不谈。我想先要审视的，比较具代表性，倒是那些还存些反思能力，有所良知，却被浑浑噩噩摄取了个人灵魂的例子。我认识一位诗人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他不择手段混入作协就想捞个官做，好像也未必。他也晓得诗歌有其艺术和思想上的自律，屈服于政治要求肯定不正确。一次，和我争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听到我反感于任何歌功颂德作品时，他似乎觉得有点极端。他说不管怎样，你总是自己国家的人，还举了王安石等古代诗人从政、写歌颂皇朝的事例，弄得我一下子似乎成了个不爱国，故作清高的人。其实在这里，他混淆了好几个概念，国家到底是什么，和我们几十年出于统治宣传需要讲的国家有何不同，又为什么不同；宋代国家的形态和当时所谓士之间的关系如何，简单地找个王安石做例子说明不了现在的政治；何谓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永远质疑，永不妥协的精神实质呢。有一种遗忘身不由己，只要你不具反思免疫力，一定会由于集体可怕的沉默，遗忘本身的缺席，造就了这个时代民众的言说失效。

真正承担起拒绝遗忘，坚持不断修正、批判、质疑的倒是地下民间文学。它的鱼目混杂、姑且先不论。大体上的倾向有目共睹。自发性、出自于对文学由衷地热爱，是各类地下文学刊物产生的动因。探索历史真相，人性灵魂的真谛，一批批恢复和拒绝遗忘的文学群体应运而生。

冷战结束二十年，要说它对作家的影响，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令人担心的是，这类影响，比如后冷战、后共产主义等概念，会被学者、官方有意无意偷换了。异地征用，把适合于欧洲的经验名词，移植到本土，好像随着经济开放，我们已到了后共产主义。专制本质随之转嫁到虚幻的未来，从而减弱了我们须真实面对的残酷处境。手段的使用表明看来越来越不残酷，但其本质在多大意义上可说得到改观了。意识形态一贯的做法，就是要取得遗忘的效用。

抵抗这个趋向，拒绝集体无语，就是恢复被遗忘遮蔽的深渊。不仅从89年、文革、反右追溯它被捂住的盖子，还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那些仁人志士被历史阴霾挡住和淡忘的真相，甚至更朝前摸索历史的脉络。既尊重它的历史语境，也不必故弄玄虚，遗忘暴政，去哄抬秦王朝建国功绩。这一切的前提，须在俯视人性自身深渊同时，敢于正视国家的深渊。

2009年10月31日

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

我们不能否认经济在迅速发展，我们也不能否认绝大多数人的收入和生活在改善，但是同时我们不能否认近些年来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有恶化的趋势。为什么？简单地说，即是弱势群体已经被这个社会分离出来，在社会中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今天的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往往是以牺牲弱者的生存生态为代价的。比如说以前上海曾取缔了大量小食摊、小饭馆，一般市民的感觉是吃早点没有过去方便了，但更为重要的是，十几万人可能就因此失去了谋生的机会。

马路上的摊贩实际上涉及到了几十万人的生计。当我们对有碍观瞻的“城中村”、“贫民窟”、“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时，可能又有无数的人要丧失立锥之地了。

但实际上，我们都是“脏乱差”、“城乡结合部”的受益者。比如，有人说现在的蔬菜价格贵，但我说却算是便宜了。因为运菜、卖菜的人就是生活在“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成本很低，才能用这个价格把菜卖给你。如果运菜的都住在二居室里，菜价提高一倍也是不够的。

说现在的房价高，但现在建房子、搬砖头的人都是睡在工棚里。如果他们都住在二居室里，那房价又将是个什么水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生态的受益者，但是我们忘恩负义，成了拆掉“脏乱差”的积极鼓吹者。

但同时，我想强调的是，这样说，并不是指城市不需要秩序。我们城市需要秩序、需要管理，这没有错，但是问题就出在我们的管理上。马路上没有秩序行吗？北京一年机动车增加40万辆，现在上班，路上没有小摊小贩，车都走不动，如果都是小摊小贩就别上班了。但是，每天每个时段、每个路段都这么塞吗？有没有这种可能，在平时不怎么塞车的特定路段，早晨上班高峰过去后，10点钟开始可以摆摊，但到下午4点收摊，且要打扫干净。如果这样，一个大城市，可能一下就能多为几十万人提供生存的机会。

因此，关键在于管理。现在我们要么是放任，要么就一刀切。不但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在这样的城市管理中不断恶化，而且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北京曾有一个崔英杰杀了个城管，但回想起来，这也应属于“黑砖窑”同样的悲剧：扎和被扎的人都是谁呢？也都是弱势群体。如果真正有门路的，也不去当那城管了；如果有门路的，也不会去卖烤肠了。那位被杀的城管其实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城管。而杀人凶手崔英杰也不是个坏蛋，原来在部队上还是优秀战士，复员后先当保安，但几个月领不到工资，就借了300块钱买了辆新车卖烤肠。城管人员没收了他维持生计的车，活路没有了，一刀进去，造成了两条生命的悲剧。

现今社会，如何来保护，甚至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生态，已显得非常重要。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解决就业问题。而更重要是在于要优化社会结构。通过社会流动，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你可能贫困但不至于绝望。社会当中有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弱势群体应当是一个虽然贫困但还有希望的群体。如何造就这种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流动机制。

我们这个社会目前门槛太高了，穷人改变自己地位的机会少了。前几年，我们就有一个词叫“第二代富人”，也就是财富的继承、社会地位的继承和传递，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同时，最近几年里也出现另外一个词：“第二代穷人”，这表明贫困的继承和传递也已出现了。

如今的社会已经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如何在贫富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形成一个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用它来抵消贫富差距过大的负面效应。其实，一个社会当中，仅仅是贫富差距大一点还不要紧，最怕的就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一种绝望的感觉。但是，应当说这样的一种趋势在我们当前的社会当中是存在的。

“起誓当白玩”这句话，源自京剧《四郎探母》中杨延辉与铁镜公主的一段对白。杨四郎想说出探母的心思，但要求公主对天盟誓方肯吐露，公主脱口冒出一句“比不得你们南蛮子，拿起誓当白玩。”

中国最早见于传世文献的盟誓，《尚书》上有好几篇。例如商汤王起兵讨伐夏桀，对部属起誓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其中既有许诺也有威胁，从者有赏，不从有罚。

后来周武王起兵伐纣，玩的也是这一套。一边讲“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取得道德高度，同时承诺出力者以荣华富贵。这类誓言的共同特点是假托天命和民意，中国历代王朝更迭，开国之君大多有之。上台后兑现一些，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养肥点再宰割。各朝末世纲纪败坏，开国盟誓就成了“白玩”，搞到民不堪命，便有新的雄主起来“与民更始”。中国的“历史周期律”大抵如此。

利益圈子太小的起义领袖往往不成功。陈胜说“苟富贵，无相忘”，项羽讲“彼可取而代之也”，张献忠喊“皇帝轮流坐，明日到我家”，把潜规则说得太直白，没抢占道德制高点，注定只能当枭雄。李自成的“迎闯王，不纳粮”倒是很有普世性，可惜时运不济，享乐太早加上外族入侵，未能坐定江山。

诸侯会盟仪式须歃血为誓，群雄啸聚江湖，也得摆香案饮血酒盟誓。《水浒》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就是晓之以利动之以情，堪称维系团体的绝妙好词。明末清初江湖团体与抗清士人合流，演变为“反清复明”会党以后，一直保持盟誓传统。“洪门三十六誓”的每条最后，都有违约将遭“五雷诛灭”的毒誓。

西方黑手党入会仪式与此酷似，新人用匕首将十指逐一刺破，滴血于圣像上，再点燃圣像，置于双手间灼烤，随即当众宣誓：

我永远忠于我的兄弟们。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欺骗和出卖他们。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他们。在非常时刻，我一定会咬紧牙关，绝对保守秘密；只有见了上帝后，我才算脱离他们。这张画正在化为灰烬，我的十指正在滴血，如果我不遵守誓言，我的肉体就会像刚才的圣像一样化为灰烬。

盟誓作为一种社会契约，在中西文化中皆已源远流长。中国传统以伦理为宗教，个人效忠对象是君父和团体；西方传统则直接以宗教为教化，效忠对象多为上帝、国家和法律。摩西的《十诫》不仅是最早的法典，也是犹太民族与上帝（耶和华）的誓约；英国《大宪章》和美国《独立宣言》，内容也都见证于上帝。入籍现代西方国家，常须宣誓效忠国家和法律，才能成为公民，但公民无须宣誓效忠于政党。例如美国大选，选民可随意登记自己的党派归属，日后如不中意，下届选举不妨换个党。而胜选政党总统就任，皆须手按《圣经》，宣誓捍卫宪法。

中国近代政党承袭了会党传统，不同于西方的“Party”。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就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宣誓仪式，入会者左手置于《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1905年同盟会创立时，中山先生曾亲拟盟书：

联盟人，省府县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日，中国同盟会会员○○○。

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规定入党者须立誓约，按指印，并增加了党员效忠其个人的手续，遭到黄兴等的抵制。后来国民党“以俄为师”重组，新人入党也要念一个很长的誓词。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国家元首身份举行了宣誓仪式。南北议和后，孙坚持要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遵守临时约法。但袁氏后来帝制自为，拿起誓当了白玩。民国时期1923年“曹锟宪法”、1936年“五五宪草”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皆有总统就职宣誓的规定。不仅总统要宣誓，根据1930年国民政府的《宣誓条例》，文武官员和公教人员也须宣誓始得任职。

国民党系由革命会党演变而来，入党有宣誓，上台执政也有宣誓。蒋介石作为中山事业的继承人，一生也曾宣誓多次；但他偏爱以党治国、党国不分的统治方式，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也未兑现宪政及“平均地权”的承诺，导致了国民党在1949年循“历史周期律”出局。

背约终将有报，拿起誓当白玩者，难免玩了自己。

2009年10月26日风雨读书楼

《黄花岗》杂志社给予本文《通往天人合一之路》零八年第一名佳作奖。与其说是对本人的嘉奖，不如说是对老庄道无哲学的一个肯定，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一个宣扬和鼓励。老庄的道无哲学，高矣，至矣，无所加矣！

我曾经在《通往天人合一之路》一书后记中说，“这是一本天才的大作。”别以为我在自吹自擂，大话自说。实则凡人悟觉到老庄道无的“玄牝之门”后，你不得不赞叹老庄这个哲学的玄妙。“非天下之至神，谁孰能与此？”（《易经。系辞传》）。老庄的哲学，将给人类带来一个新曙光——一个人类学的意义！

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向世人宣告这个道无——这个人类的哲学洞见以后，并非无人欣赏。后来的关伊子、列子、庄子都有深入的体悟。特别是庄子，他用寓言的方法，把老子的道解释得玄妙玄通。他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不傲倪于万物，不遣是非，于以世俗处”（《庄子。天下篇》就向世人明白告示，老子的道是可以在人世间实行的。老子本人也说过：“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七十章》）。曾几何时，老庄的道无被人打入“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的哲学体系之中。他的“和光同尘，与时俱化”的“没身不殆”哲学洞见被遗弃了。

当今世界，理性工具主义独占鳖头，人类彼此互相争夺，已造成天灾肆虐，人祸横行。世界气候的恶劣变化，恐怖主义的猖獗，一一浮现在人类的面前。而造成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个关系紧张的原因就是人类的智慧。一个人要讲自己的存在；一个国家也要讲一个国家的存在；一个民族，也要强调自己民族的存在。而在存在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不就是拥有吗？拥有物质或精神，是衡量人类存在的价值意义。这就是智慧——理性工具主义带来的祸根：你拥有多少物质财富？你拥有多少精神财富？除此之外，人类似乎就没有多少存在的价值了。这一切，都是人类偷吃上帝智慧之果惹的祸。

人类要讲存有，就得争夺；有争夺，就得靠智慧。于是，各种手段就使出来了：杀人放火，奸淫敲诈，无所不用其极。这个世界怎么会有太平、和谐呢？

所以，以动力横扫一切的西方理性工具主义已经推演到极致，其给人类带来的生存困境日益加剧。德国学者韦伯主张宽容哲学，企图消除这种理性扩张；后来的哈伯玛斯提出沟通哲学。用沟通来融合世界各类文明的沖突。这些大智大勇的哲学家，都看到理性工具主义的危害，也提出了一些解救的办法。可是我们看到，这种用理性来疗伤理性的办法是微乎其微的。欧盟主张“沟通对话”解决世界外交的手段收效甚微：伊朗、朝鲜的核武危机依然存在；共产国家的人权迫害更加猖狂；而中东的恐怖主义更是泄无忌惮。原因是这个理性的肿瘤已根植人类的头脑中。当年德国哲学家康德指出理性的局限性就是要打破怀疑论和独断论的枷锁，想不到今天的怀疑和独断更加猖獗。一个人，他从小就接受那种知性教育：生活习俗、宗教、文化等，早就渗透其中，其理性观念牢不可破，你的宽容、沟通能起作用吗？我们清楚地看到，与恐怖分子讲宽容，讲沟通，无异于与虎谋皮；与中共讲人权，他只有把你当傻子——所有种种，就是其观念已根植于脑袋之中，把它当作一切行动的准则。理性已经病入膏肓，根本无法自救。

老庄的道无，主张“弃圣绝智”、“返璞归真”，就是医治理性工具主义的最佳良方。

由于理性主义的惯性作用，以前人们对老庄的道无产生极大的疑虑：你教人不要知识，要无为，这人生还有意义吗？其实，庄子早就指出人们这个疑虑了：他在分析儒、墨等有作为的道行不通后，亦借“豪杰”的话来批评“慎倒”无为的道。他说“慎倒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庄子。天下》。庄子指出“慎到的道”说的是死人的道理，在生人是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了说明老庄的道是有别于慎到的道的。它在人生是可以实行的。庄子的“于与世俗处”就是不离尘世的，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

本着拙作，就是要挖掘、揭示老庄道无这个人类学的意义：当我们把人脑中所有的知识都损去以后，这个人还会有什么东西？人们会说，他什么都没有了，脑袋不是空了吗？而老庄既在这空空如也中洞见到一个人类学的意义。打个近似的比方说，当我们把电脑所有输入的东西（意识）一一损去以后，电脑会发生什么效果呢？它不就回复到它原来的模样了吗？它恢复到原来是其所是的程式——它复原了。而我们说的电脑是没有感性的，与人不同。人到了“损至无为”以后，他就没有了知性的概念，没有了理性观念，没有了利害关系。如此，他就能看到“天地之大美”了，就能“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了。

牟宗三先生说康德已几近圣人的境界，我亦有此同感。我是站在巨人康德的肩膀上窥见到老庄的道无哲学的。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已隐若提到老庄道无哲学的依据。康德说的审美判断，它是没有知性、理性概念的，也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其是毫无目的性但又符合目的性的一种心性愉悦。也就是说，人人都说这朵花美，但我们不能用知性、理性去概念它（说出个之所以然来），他也没有渗入情感、意志欲望等的利害关系进行判断，也没有什么目的性。但它的一切奇妙构造，很符合人的心性，你一看，就觉得它美。康德称之为“自然美”。康德的先验判断，差一点就把老庄的道无哲学洞见揭示出来了。很可惜，康德没有再深入下去。用牟宗三先生的话说，康德不承认人有“智的直觉”。

老庄的“损无”，就是教你不要用知性、理性概念去作审美判断，也不要把情感的善恶拉进审美判断中来，更不能怀着一个目的去作审美观。原来人的心性，天生就是一个宇宙心，他本就如此，与宇宙世界是相通的，是我们的知性、理性把它蒙蔽了。消除这一切，你就会看到“天地之大美”，你就与宇宙贯通一气，自然自在了。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没有目的性，但符合目的性”的心性圆合。老庄的道无，他把人类学的这个最美好的价值观揭示出来了：德福一致，尽善尽美的人类心性目的有了展现的曙光。

一个理论、或一个学说，它要使人承认，或说实行，就得问它给人带来什么好处？以前的理性哲学以及实证科学之所以风靡人类世界，就是因为其讲存有：我人拥有什么什么？金钱、地位、荣誉、声望，甚至包括精神财富等等，他是可以用量智尺度出来的。而老庄的道无，他似乎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人生，还有他存在的价值吗？这就是理性主义者，无法看到知识程式背后那个人类心性的东西——那个见证上帝，凤凰涅磐，至人的心性圆满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基督教、佛教、儒教都有不同程度的揭示，但他们的方法都比较神秘，老庄是用最简易的方法——“损无”，把它揭示出来了。原来人的心性，在他损至无为复归于婴孩后，竟有如此美好的前景：其“和光同尘，与时俱化“那“天地之大美”一一朗现，那至纯、至美、至善的道德常住不溢。这不正是《圣经》描写阿当与夏娃在伊甸园的美好生活吗？

我曾经说过，康德是电脑发明的鼻祖。康德的先验认识范畴(form)，说的是我们人的知识如何可能的东西，这就是电脑之所以可能的理论基础。没有康德的先验论，要说电脑如何可能是说不通的。而我们的老祖宗老子，就是排除人类中木马病毒的能手，他要把知识——那些木马病毒一一排除掉，使人回复到其本真。老子“古之博大真人哉！”（庄子语），我称他为人类最早、最伟大的心理学医师。如果说，没有经验，人们看不到知识，而康德看到了（验前的知识），这是康德的伟大；而人有很多经验，饱满知识，要把这一切都损去，人们认为是不可能的，甚至认为人就空无了，而老子既能看到“空无”后面那个“玄妙之门”。这就是老庄道无的人类学意义。

老庄这个哲学的洞见，是具有人类学意义的。在人类理性走入死胡同后，这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黄花岗》，“慎其独也”，他在众多的来稿中，选中拙作，给予发表。这是人类文明之大幸，中华文化之大幸，老庄道无哲学之大幸！希望通过《黄花岗》的宣扬，老庄的哲学得以光天化日也。

注：《通往天人合一之路》已由“黄花岗杂志社”出版。

近年来，近代中国的许多历史人物纷纷走下神坛，中国人开始了解历史真相，破除迷信，增长智慧。环顾20世纪中国，很少触及的最后一尊偶像是孙文。宝相庄严，灵光闪烁。

彻底破除迷信，努力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