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什么审查？艺术家在中国享有极大的自由”，作家铁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对《明境周刊》记者说，“我们期待在法兰克福的自由交流。” 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大约有七千名成员，他们仍可以每月领取到津贴，尽管钱的数目仅仅是象征性的，但象征性却不意味着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谁依附谁。
铁凝的话像是对黄平的响应。这位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的前任主编在法兰克福说，他主持杂志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
这仅仅是拙劣的谎言，还是蕴涵着更多的东西？你可以为铁凝、黄平辩护——这只是被迫之举，他们当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了解中国现况，甚至私下也会对戴晴、贝岭这些异议作家心生理解，台面上发生的一切这仅仅是一种“表演”，他们在面对西方人的目光，他们要 “表演”自己对国家的支持。他们都是体制中人，在特定时刻，只能暂时放弃自我。这是中国的现有国情。
这是一套再熟悉不过的说词。此刻的中国，人人都能用“屁股决定脑袋”来为某种行为辩护。这个短语用得太熟练了，我怀疑终有一日，人们会觉得脑袋只是又一个屁股，我们的思维水准只能徒劳维持在腰部以下。
没人怀疑铁凝与黄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当你把此刻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很多人似乎尤其喜欢这种比较。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不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工具，不用让自己局限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教条中。在这个系统中，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在最幸运的时刻，是“灵魂的工程师”，在平庸的时刻只是一个齿轮或螺丝钉，无条件为这台巨大革命机器服务。他们的工作是纯粹功能性的，他们的作品自身没有价值，它的唯一价值在于唤醒大众，让大众选择特定的立场，参与特定的革命组织。这种使命曾经如此地富有诱惑力。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晕眩和绝望的转型之中。曾经，他们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特权阶层，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知识系统，生活在一种确定无疑的价值观中。突然之间，这套系统失效了。他们陷入了双重焦虑，一方面他们看到中国从天朝坠入了现代世界的重重危机，他们自认是国家权力和价值的双重代言人，却面对新的屈辱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目睹传统中国社会的瓦解，他们曾经的道德与知识的领导地位也随之摇摇欲坠。接连的挫败把他们弄得既心急如焚又心灰意冷。
马克思与列宁主义学说出现了，充满了摇荡心旌的魅力。它批评西方世界的自身弱点，减缓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焦虑；它还承诺一个迅速到来的光明社会，同时消除中国的外在屈辱和内在矛盾。很多知识分子满腔热情投入它的怀抱，当意识到他们的思考、写作、绘画，是为广阔的大众服务时，他们脆弱而矛盾的内心，突然依附到一个更强大的群体和力量之上，他们摆脱了孤单和挫败感，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感觉到归属和力量。
甜蜜的感觉没持续太久。他们很快发现，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们不仅要放弃自我，还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杀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这一切时，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为所谓的人民服务。整个社会只是一项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为灵魂工程师，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让自己和别人都失去灵魂，或是让所有人都只有一种灵魂。这种批量的灵魂，易于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炼钢炉、一万斤的水稻亩产、一场“破四旧”的运动、百万红卫兵的广场呼喊……一个称职的“灵魂工程师”要在一个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写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饥荒的前夜，用“科学方法”论证亩产万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让自己对现实视而不见，或只看到一种“现实”。而做不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成了国家的边缘人，他们被下放、改造、从“士农工商”中的最高层变成了臭老九。一些最为勇敢的则成为国家的敌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头脑与舌头的独立性，结果永远地失去了头脑与舌头。
这个时代在一九七零年代末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还是严寒后的短暂春天？相对于前三十年，一九八零年代有某种温暖和开放，充满了尝试精神。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似乎又开始重新他们的自我身份。
一些人寻找自己，他们写朦胧诗、在画布上嚎叫，表达内心的压抑；一些人则要充当社会的良心，他们要暴露不公和黑暗，为受害者张目；还有一些则试图加入权力系统，他们要从顶端发令改变中国。尽管仍是一轮又一轮的压制，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家们仍会感慨“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爱我吗？”但国家却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达成了一个短暂的甜蜜联盟。国家贫穷、脆弱、丧失了公众的信任，需要他们让分裂的社会重新团结，让公众僵死的内心重新活跃投入到新的活动中，科学技术则是第一生产力，它能为政权提供新的合法性。但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本质却从未改变，他们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态度上的温和、政策上的让步、控制上的和缓，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倘若权力遭遇挑战，所有的态度都将为之一变。很少有人猜测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后果，人们都觉得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不会重演，邓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历史还是重演了，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再次成为国家的敌人。那些最著名的、最有风骨的被迫或主动离开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关进了监狱；另一些则将自己的声音隐藏起来；甚至那些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少年，都提前被惩罚，大学开始军事训练，在自由作风最显著的北京大学，军训的时间则长达一年，在你进入燕园熏染知识与教养之前，你要先在石家庄接受一年的军事化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洗礼。在大学校园、研究机构、作家与艺术家群体中，恐惧与失落的气氛四处蔓延。
三年后，一场或许更为深刻的变化来临了。经济生活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中心，人人都准备转变成小商小贩。之前的政治危机带来的精神危机，在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之前，更暴露无遗。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面临着新的考验。他们或许曾经被迫害、被污辱、被谴责，但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从来都占据着某种特殊位置。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变得不重要了。这既是政治压力所致，也由于政权和公众都有了新的热情——政权要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合法性，公众要在物质世界获得满足，这种满足既安全又具体。一九九三年“人文精神”讨论，像是知识分子所做出最后的一次抗争。但这抗争却暴露出他们内在价值危机。那些世俗精神的拥护者们，以为世俗是解构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却没意识到这是个无解的路径；而那些大谈人文精神的人，却往往是迷乱的集体理想主义者，他们以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为名，却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力的蔑视，他们的人文精神背后是一种对权力的依恋。一些最清醒的人意识到，重建个人的内在价值与信念，才是真正的出路，个人的内在独立是变化的前提。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具有这种内在的信念。但这些清醒者的声音太微弱了。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八十年代虽彼此批评、却仍有广泛一致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联盟，分崩离析了。追求个人自由、推动社会进步、启蒙大众的共识瓦解了。新崛起的经济学家成为商业社会的响应者，艺术家与电影导演把注意力投向国际市场，而八十年代最为中心的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重心。他们一部分流亡海外，似乎失去了脚下的土壤，他们原先对中国的丰富理解也随即被简化成政治姿态；一部分钻进了书斋，学术的呼声迅速提高，思想则被理解成浅薄与热情泛滥，但人们是在学术中重建自我、还是逃避现实，谁都不愿意讲清楚；小说家与诗人们则集体失语，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迅速到来，语言泡沫蓬勃兴旺，水准却不断稀释、衰退，他们的很多工作开始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所替代。
这也是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国家正从各领域逐渐退出，它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进一放松了对私人生活的干涉。尽管这其中充满了不公，但它仍让人呼吸到更多的自由。你可以选择居住在北京、深圳或青岛，你可以从会计师变成小说家，你可以毫不犹豫向一个姑娘表达自己的爱意，倘若你家境富有，即使学习成绩不佳，还可以去英国、澳大利亚读书，倘若你富有到相当程度，你更可以放纵自己的种种欲望，此刻的中国有你能想象到的一切便利。你说我们没有自由，却可以在聚会上尽情抨击政府，没人会因为这些话把我们扔进监狱了。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底线在哪里。政治生活仍是严格垄断的，倘若你稍加挑战，所有享有的自由都可能被剥夺。人们似乎也没兴趣挑战，眼花缭乱的新生活在等着被享受。
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的良心”已成为遥远的追忆，他们甚至放弃了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在这个新到来的年代，他们是另一种商人，别人卖出矿石、劳力、电视机，他们则出卖文字、思想与画笔，他们自认是另一种娱乐提供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注意国家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人们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商业年代，一切都可以用来交易的，却很少意识到，这并非是真正的自由交易，它是一个被控制社会的另一种逃避的渠道。传统的精英文化，那些优美的、崇高的、正直的、富有个人责任的书籍与艺术，被有形或无形挤压；而得到鼓励的则是愚蠢、纵乐、逃避、嬉笑。
而国家则悄悄地重新进入公共与私人生活。这一次，它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依靠，也不再赤裸裸使用暴力，它要创造一种新的合作精神。老掉牙的意识形态要通过时髦的广告体现，政权再度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富有的国家重新变得诱人，不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而是它的订单、它的购买力。它资助大学、研究机构、它给你提供一种和强大者联盟的快感，它给你在一个过度竞争社会里欠缺的归属感。
一场重新国有化的运动已经开始。国有企业吞并私营企业，青年人拼命考取公务员，娱乐明星争先恐后唱赞歌。而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既不再是空洞的“灵魂工程师”、又不是“臭老九”，他们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他们要书写这个年代的“金光大道”。中国不正处于新的“金光大道”上吗？它的崛起正激起世界广泛的好奇与谈论。
国家可以委任你来代表，给你提供大笔金钱去周游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开市场，让你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收获艺术家渴望的认可，享受到种种便利和自由；国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种原则，其实也谈不上原则，它只是某种模糊的地带，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它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国家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噪音，让你的声音轻易地淹没其中。
很少有人能逃避这样的诱惑。如此广阔的听众，如此丰厚的报酬，如此不可思议的自我展现机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不再需要孤军奋战，不需要顾影自怜，它可以站在权力中心。而且他们也无需过分自责，他们不是在为一个特定的政权服务，他们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服务，十三亿人需要表现自己的自尊与自信。“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情”，张艺谋喜欢这样说，他导演了奥运会开幕式。
甚至面对西方的焦虑感也减弱了。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曾经觉得一切理论、视角、技术，都是借自别人，我们只是模仿者。但现在，中国的规模和富有，给他们安慰。或许，我们从来与众不同，我们不需要追随别人，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方式。一场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再没有哪个艺术家有这样的表现机会。尽管有一位又一位的领导提出的建议，但他们也给你调动资源的无限能力，审查、规模还有新技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
如果你是被国家与市场都选择的艺术家或是知识分子，你会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国家的赞助，国内市场、还有国际的赞扬，都是从前不能想象的。但获得越多，也更怕失去。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与学者的表现，表明一些根本的东西的确失去了。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真是国家主义的拥护者——人人愿意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立场与利益。“我假装工作，你假装付钱给我”，这是东欧国家在七十年代的流行说法。而现在的中国呢，很多人遵循着“我假装爱国，你要给我真正的好处”。人人都是交易者，立场、信念、思考、赞叹，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一个富有、强大的国家，是一台充沛的提款机。有人大谈国家的长治久安，却一心掘取利益；教授们把学生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像争取商业项目一样对待研究课题；那些上街高喊爱国口号的年轻人，则很高兴他们有机会在公共场合公然表达的自己的情绪……除去短暂和具体的利益，人们其实什么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们有时拼命寻找一些更为辉煌和辽阔的东西，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只是这一连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环。一个交易者应充满了风险与成本意识，他不能直接而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顾后果去尝试、去想象、去刺穿，他们仰慕并畏惧强者，对弱者缺乏同情，他们过分灵活，什么都相信。这种精神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内核，这是我们想让世界了解的吗？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这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