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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德鲁和作家马建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让我那么喜爱、陶醉？古典音乐、中国传统京剧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渗透古典音乐的旋律，中国京剧的神韵。我知道，每一首让我惊叹、喜爱的音乐，每一段让我叫绝的唱腔都可能为我的文字打开新的可能。

我常奇怪，为什么绘画、摄影、山川大海让我那么心旷神怡、流连徘徊？绘画、摄影，山川大海给了我什么？

我常常希望我的文字中能够有那些丰富的层次，跌宕起伏的变化，我知道，每一幅让我感到震动的绘画、摄影作品，每一幕让我惊心动魄的山光水色，都能为我的文字注入了冲动。

我深深地体会到艺术不是单一的，表达方式也并非独一无二。我所拥有的不同艺术家对同一作品不同演绎的多种唱片，不同制作工艺的音响器材，让我理解、欣赏到艺术及语言的表达的多样性。

平庸的表现让你平庸，深刻的理解与表现让你对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看法超俗脱凡。

2.

二零零九年八月一号，我到法兰克福飞机场接马建，他上车后的第一句话是，“告诉你一个沉痛的消息，佛罗拉（Flora）的父亲辞世了。他觉得再活下去只是失望，已经没有了意义。我为自己没有尽到努力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

这一刻我才突然知道，马建妻子的父亲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音乐评论家戴维。德鲁（David Drew）。

马建告诉我，德鲁的一句铭言是，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这更让我震动！

马建说，德鲁最近几年为此陷入痛苦之中，很多时候整个上午写出的文字，到中午就都揉成一团扔到了字纸篓里。他为此感到痛苦，感到继续活下去是没有尊严的。医生说他这就是忧郁症，为他开了一些抗忧郁症的药，但是吃了药，症状反而更利害了。

马建的话像一个重锤一样打在我的头上，我沉默、思索……

五十岁的王国维投湖而死，三十岁的叶赛宁自缢而死，七十八岁的德鲁也是主动选择了死亡……究竟忧郁是病，还是只有有才能的人，敏感的人，有思想、有追求的人才具有这种感觉和痛苦？

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千古以来，伤春怀秋、多愁善感，创造了多少人类丰富的精神财富，但是这平庸的西方医学，现在居然把超人的感觉，探索的苦痛归为精神病、抑郁症。

世间的确有精神病，也有抑郁症，然而，你却无法把超越凡人界限的精神的遨游者归为梦游的人！无论如何，一个有着聪明头脑的人，感知超过常人的人，敢于勇敢地去面对死亡，在我来说，这是生命的大智大勇，是超人之举，是死之华！

3.

马建告诉我，我所喜爱的波兰作曲家格列斯基（Henryk Mikolaj Górecki）的第三交响乐就是德鲁先生推出来的。

我和马建相识十几年，和他太太佛罗拉也认识十几年，从唱片随带的说明中读德鲁关于格列斯基的乐评也是十几年，但是我竟然不知道戴维。德鲁是佛罗拉的父亲，马建的岳父，这大约不能只用孤陋寡闻来说明了。

戴维。德鲁，是人类每代人都曾拥有的那类最杰出、最敏感和最有勇气的人，知道他的去世，再读那些介绍他生平的文章，使我更深切地看到这一点。

德鲁生于一九三零年九月十九号，伦敦西南的普特内（Putney）。他的父亲雷金纳德。希克林（Reginald Hicklin和母亲玛丽（Mary）于一九三二年离婚，他跟随母亲生活，母亲后来又嫁给了一位苏格兰的律师。他沿用了母亲的娘家姓氏。五零年到五三年他在剑桥大学学习英语和历史。

在剑桥的时候，有几个人给了他重要的影响，里维斯（FR Leavis），及他的杂志Scrutiny；威尔弗里德。梅勒斯（Wilfrid Mellers）及他的音乐批评；由于西班牙内战而避难流亡到剑桥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作曲家罗伯托。格哈德（Roberto Gerhard）。他从里维斯那里学到了如何严格地阅读理解文献以及它和当代文化的关系；从格哈德那里学到在更为广泛意义上如何理解现在音乐的精神与技术。格哈德是菲利佩。佩德雷尔（Felipe Pedrell）与勋伯格的学生。

德鲁最早的研究对象是法国音乐。早在一九五零年，德鲁刚刚进入音乐界，但他很快就在有关法国音乐的评论中得到高度评价。他的三篇论文，关于梅西安（Olivier Messiaen）的作品，关于现代法国音乐，关于二十世纪的欧洲音乐，即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也依然非常有价值。

年轻的时候，德鲁去过欧洲和美国的很多地方旅行。在旅行中他认识了很多的人，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不少人是具有重要地位的作曲家，如斯特拉文斯基、路易吉。达拉皮科拉（Luigi Dallapiccola）、罗杰。塞欣斯（Roger Sessions）、埃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和斯特凡。沃尔佩（Stefan Wolpe）。当然还有本杰明。布里顿，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 Tippett）、伊丽莎白。勒琴斯（Elizabeth Lutyens），以及年轻一代的英国作曲家。

4.

德鲁的兴趣太广泛了，他无法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专门的领域中。英国介绍他的文章说，没有一种职业称呼能够准确地描述他究竟是做什么的，音乐家、批评家、文化史家、出版家或者编辑。然而，他却在上述每一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功，更让人惊异的是，很多成功不仅是同时做出的，而且极其卓越，甚至可以说独一无二的。他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渗透着一个强烈的思想、一个抱负，那就是他希望能够诊断、纠正二十世纪流行的那种对于古典音乐的流俗看法。他认为，某些被社会大众接受了的看法，有的是被商业所污染，有的是被政治上的压力所扭曲。

当然德鲁的这种抱负和思想不是自然地产生、轻易形成的，而是来自他多年来的研究以及他所具有的第一流的音乐感觉与热情。这是个不断累积的过程。他首先得益于对于作曲家库尔特。瓦要（也译作韦尔）（Kurt Weill）的研究。一九五二年他决定研究瓦要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这个选择决定了他其后一生的几乎所有的工作。

在希特勒上台前，一九二八年与剧作家布莱希特合作写出歌剧《三个便士》的瓦要，二次大战时移居到美国，在百老汇开始了他的第二次生涯。但是在一九五零年，五十岁的时候去世。那时他的工作已经被世人遗忘，他只是在人们提到布莱希特的时候，有时候作为和布莱希特相联系的一部分才被提到。

然而，瓦要不仅是一位严肃的古典作曲家，而且也是一位充满才华的流行歌曲作者，瓦要一生忍受了形形色色的痛苦。德鲁开始研究瓦要的时候，结识了瓦要的遗孀，洛特。莱尼亚（Lotte Lenya），一位卓越的歌唱家。他得到莱尼亚的同意和帮助，这使他得以能够接触到瓦要遗留下来的那些凌乱的稿件。但是随着研究范围的发展扩大，研究计划变得复杂而困难，并且经常碰到包括版权、复印权等无法绕过的阻碍，以及它所带来的麻烦。德鲁最终还是取得了公认的成功，他在一九八七年出版了权威性的，并且对于音乐界具有重要研究、参考价值的关于瓦要的著作，《瓦要手册》。当然他所计划的三卷本的关于瓦要的巨著却最终没有成书。然而，这就是德鲁！因为事实上他曾经写好过几百万字，只是由于他自己感到不满意，他就一次一次地毫不犹豫地放弃，从新开始。现在对于读者来说，值得欣慰的应该是，他毕竟为我们留下了一本（！）研究巨著。

在德鲁在对瓦要的研究中，渗透着德鲁不同寻常的特点，那就是他所特有的精神和知识追求——广泛的视野与独特的个性。德鲁的研究远离那种仍然非常流行的流俗文化工业中的怀旧，他的研究没有完全围绕瓦要的个人传记，而是更多地关注作曲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文化史中的角色和作用。通过对瓦要的研究，德鲁还进一步发现德国当代的一些作曲家的作品及其感受，不仅受到纳粹的意识形态，而且也被战后德国的困境所影响和扭曲。

5.

在音乐评论界，德鲁是众所周知的一位充满热情的批评家。他喜爱争论，当然也不是一位没有争议的批评家。这尤其在是涉及到那些被忽视，乃至被误解了的音乐作品及音乐家的时候。他主编享有世界盛名的的音乐杂志《Tempo》，这份杂志的影响超越了狭小的音乐界。不仅如此，他同时还为其他几个著名的，非常有影响的杂志定期写稿，例如《The Score》，《音乐时代》（The Musical Time），《The listener》和《New Statesman》。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音乐出版界，他可以说是一位中心人物。最典型的是，在当代最著名的出版社“Boosey & Hawkes”的出版的许多作品中，目录中都深深地留下了他的审美倾向和热情。那些热情甚至有时带有偏执的色彩。

他的这种兴趣又成就了他在音乐界第二个众口一词的贡献，那就是他发现并且帮助了很多尚未成名的，极富才华的作曲家。

很多年轻的、默默无闻的作曲家就是因为德鲁，才登上了世界第一流的音乐界。这其中包括奥地利作曲家格鲁贝尔（H. K. Gruber）和施威尔特斯克（Kurt Schwertsik），波兰的格列斯基，多产的英国新浪漫派作曲家罗宾。霍洛韦（Robin Holloway），以及年老的犹太流亡作曲家贝特霍尔德。戈德施密特（Berthold Goldschmidt）。得到过德鲁决定性的评价和帮助的人中还有美国著名的指挥家伯恩斯坦、史蒂夫。赖克（Steve Reich）、埃略特。卡特（Elliot Carter）和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等人。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波兰作曲家格列斯基，他是德鲁一生推出的作曲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之一。他的第三交响乐在九十年代后成为风行一时的作品。单张唱片曾经创造过一年出售七十五万张的记录。

就我所知，这部第三交响乐目前在唱片市场上流行着将近十个乐团的版本，但是公认最好的一张是由英国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戴维。津曼（David Zinman）指挥，厄普肖（Dawn Upshaw）演唱的录音。而这个录音，以及乐团指挥和独唱的选择，与作曲家格列斯基的合作，德鲁不仅几乎参与了从构思到录音的每一个具体步骤，而且亲自为这张唱片撰写了介绍。

十几年来，格列斯基的第三交响乐一直是我钟爱的作品，我收有六个不同乐团，不同指挥和女声独唱的版本，但是正是这张附有德鲁所撰写的介绍的唱片是我最喜爱的。这张唱片深深地打动我的不仅是格列斯基的音符，而且厄普肖的声音，乐队在津曼指挥下给每个音符所灌注的人性与感情，对战争，对残暴的控诉与痛恨，对亲人、同胞、对人生的爱，都直刺我的生命的深处。现在，当我知道它和德鲁的联系的时候，我似乎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德鲁的灵魂，德鲁的追求。

6.

初步了解德鲁的一生及其工作，我不单深感自己的无知，而且也体会到什么是感觉迟钝。因为在我初见他的女儿佛罗拉的时候，我虽然惊奇这个女孩子的聪慧和敏锐，但是却居然没有感到她身上流着不平常的血液，而和这样一位时代性的杰出人物失之交臂。

初步了解德鲁的一生及其工作，他的不竭的追求让我更深地体会到生命、追求，与现实的冲突和痛苦。

一个年轻的时候没有充沛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人是很难体会到，那些曾经充满才华的人，一旦精力衰竭的时候的痛苦。

生命的年轮并非只和岁月相连，它常常和进取精神融合在一起。很多人从一进入社会就进入了老年，很多人的青春一闪而过，甚至根本没有品尝过青春的想象力、创造力。但是，人生却也为那些充满精神进取心的人延长了生命，如泰戈尔、托尔斯泰。生命是不能只以年数来计数的。

司汤达在他为自己写的墓志铭上写道：“生活过，写作过，恋爱过”。然而，很多人却没有经历过、体验过、创造过。为此，你又如何能够用生活多少年来衡量生活的内容与数量，生命的价值？

一个人的这种精神的沮丧，用药来医治，就好像要用药来使一个缺乏精神感受的，猥琐的精神变为振奋和充满想象力、进取心的精神一样，那本来是不可能的。然而，现代医学却要用这来解决人生、精神面临的根本矛盾。而实际上严重的还不止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心理医生中的很多人常常是无论智商，还是对人生的感受、进取心、想象力都是最为平庸的一类人，他们又如何能够理解充满追求精神、进取心的人的痛苦。人们看到，莫扎特、贝多芬的心灵，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常常很难被常人理解的，但是与此相反，他们却激励了那个领域中的孜孜不倦努力的，百折不挠追求的、代代不甘寂寞的人，被他们所理解，所共鸣。

艺术家能够发现、感受到世界、生命的痛苦，世界却无法医治艺术家的精神痛苦，因为究其实质来说，对于充满追求、好奇的人来说，对于这种宇宙间非常独特的具有思维创造的“动物”来说，人的生命最终是一个不可逃脱的悲剧，是一个苦海。谁感受不到这一点，他就不是一个艺术家、思想家，谁能够在那平庸的世界中、生活中心安理得地，甚至如鱼得水般地生活，他就不是一位艺术家，而单就这一点就充分证明了他的平庸。

德鲁说，“人生的幸福，就是写出有意义有节奏的句子。”

如果不能发现思想的韵律，如果不能够写出有节奏的句子，生命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是啊，意义是精神的内容，意义就在生命的精神之中。有精神的生命就是有意义的生命，精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生”，它的意义是无所不在的。有时候它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时候它在求知中、感觉中，有时候它在自己爱的付出、爱的所得中，有时候它在责任中——那种对亲友、对下一代、对社会的责任中。也正因为此，带上枷锁的精神，是难以容忍的，被阉割的精神，生不如死，没有精神的生命是行尸走肉！

就因为此，“共产党社会”是不能令人容忍的，共产党文人以及那些匍伏在共产党脚下的艺术奴隶是令人鄙视的！

德鲁的生，德鲁的辞世，再次让我体会到——自由、创造对一个人生命的重要！

2009-11-6德国埃森一稿

（作为业余音乐爱好者来写对于德鲁的介绍和悼念，的确超出了我的能力。因为要了解德鲁的生平，不少音乐家的名字我才第一次见到。但是德鲁太杰出、太不平凡了！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的辞世，在中文世界如果没有一行文字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只有不揣冒昧，斗胆写下这些外行、却是用“心”写出来的感受。我唯一的希望是，如果中文世界还有“音乐家”的话，他们来为我们提供更具体生动的文字。）

清华美院雕塑系设计的56根的“民族团结柱”，由水泥和钢结构构成，外包金红两色玻璃钢，其上雕有一对身穿节日盛装、载歌载舞的民族青年，背面则雕以该民族的金色纹章。据设计者宣称，其柱头和柱础均采用人民大会堂东侧门柱的图案元素，以体现56个民族是共和国主人，而柱子本身则用来象征56个民族的人民是国家脊梁。它们分列于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共同支撑其政治伟业。该柱头还安放了焰火发射器，并在10月1日晚上予以燃放，试图制造“生日蜡烛”的庆典效应。

民族柱在天安门广场的出现，意味着天安门建筑体系的重大推进。该体系历经三次历史剧变。第一次是它在1958年的初步成型，其核心建筑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由此确立了其作为祭奠空间的主导功能；第二次是1977年毛泽东纪念堂的落成，进一步强化了广场的祭奠含义；第三次就是2009年民族柱的设立，在灵堂和纪念碑两侧，各竖起28根立柱，由此完成华夏陵园格局的最后营造。

在天安门广场的最新格局和传统宫式墓地之间，出现了高度同构的景象。西安乾陵是这方面的典型分析样本。在通往梁山墓冢的神道（司马道）两侧，至今还保存着华表、石碑、翼马、仗马、鸵鸟、石狮、10对翁仲和61尊宾客之像，而居首的就是1对8米高的八棱柱石华表，它是帝王陵墓的主要标志，作为男性生殖器造型，它旨在表达李唐王朝的血脉永存；诸宾雕像，则分别代表出席高宗葬礼的各地藩王与使臣。耐人寻味的是，在天安门广场，这些象征帝王生前仪卫的石人石马，恰好被代表56个民族的立柱所替代。它们褫夺了护陵者沉默的使命。这意味着为毛泽东或“人民英雄”守灵的，不再是传统的神人神兽体系，而是以56个民族命名的“13亿中国人民”。 

以人民英雄纪念碑为空间核心，天安门广场早已获得亡灵祭拜的权能，而经过毛泽东灵堂和民族柱的两度添加，这项功能已经上升到无可置疑的高度。2009年10月1日，这座世界上最辽阔的广场，终于完成了作为国家祭坛的终极定义。这当然是无比正确的定义。在许多人看来，天安门广场就是全体中国公民的第一祭坛，用以缅怀20世纪初叶以来所有为民主、自由和科学奋勇献身的志士。

但本次出现的民族柱，并未继承天安门华表的质朴造型，也没有采用大会堂和纪念堂立柱的既定样式，而是向民众炫示一种奢靡华丽的风格。金色是财富的象征，红色则是权力的象征，夸张的金红二元色谱，制造了财富和权力的双重狂欢；此外，其上雕刻各种“歌舞”造型，也只能用以表达政治喜庆，却不能传递民众的哀思，更无力唤起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所有这些元素都跟祭奠空间的本义严重冲突。 

这种“金红色谱”最先出现于佛教寺院，而后被张艺谋的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所袭用，继而成为最新修缮的天安门城楼乃至故宫的主题色调，如今又爬上民族柱，成为装饰广场的艳俗道具。这是旧帝国及其遗老的趣味，它的滥用，已经制造了遍及中国的视觉灾难，而今又瓦解了中央祭祀空间的肃穆性，令整座广场散发出轻浮庸常的气味。

天安门广场的原初设计，未能解决宫式建筑（红色的天安门城楼）和苏式建筑（灰色的人民大会堂）之间的风格冲突，这是历史遗留的严重败笔，但广场空间的阔大，削弱了建筑物之间的这种不和谐性。但新的金红色立柱却以强行插入的方式，排列于大会堂和博物馆前端，加剧了这种原有的风格对抗，令这座庄重的祭奠广场，沦为由一堆彼此对抗的碎片混搭成的游戏场，进而成为针对所有死难者的一种嘲弄。 

以天安门城楼上的检阅者的身份俯察56根立柱，其尺度完全合乎宫式建筑的范式：远距离的透视缩小了立柱的体量，于是它们必须足够高大，才能跟广场的宽阔性密切呼应，藉此表达威权政治的宏大特性。但要是以一个普通游客的身份向上仰望，就会发现立柱的体量与人的体量之间的悬殊差异。13.6米的高度、1.8米的直径，26吨的重量，加上密集排列的数量，加剧了天安门广场原有的“蝼蚁效应”，令所有游客都变得渺小起来，仿佛是爬行在旷野上的虫子。 

这是典型的威权主义美学，它要以贬损个人的存在来反衬权力的伟岸性。而正是这种夸饰的权力美学，彻底颠覆了设计者所宣称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不仅如此，当太阳升起的时刻，只有6米间隔的立柱及其阴影，就会形成粗大的栅栏，把游客关入一个类似囚室的场所。这真是一种奇妙的场景，权力建筑制造了戏剧性的光学效果：在早晨和黄昏，巨大的柱式阴影压在游人身上，犹如阴郁而沉重的枷锁。 

这是权力美学晶体所折射出的多重镜像，但还不是民族柱的核心语义。作为权力的伟大象征，56根巨柱就像被征集入京的权杖，代表着不同来自民族、区域和阶层的意志。它们在天安门广场的集体亮相，显示出捍卫中央集权的信念。面对群体事件和民族冲突，安全焦虑变得日益炽烈，以致它必须转换为鲜明的建筑诉求，并在最重要的集会空间里予以公示。民族柱摆出了拱卫天安门城楼的雄姿，喻示着对北京的忠诚，而这正是“和谐社会”的重大目标，也是56根巨柱的命运。它们是甲子中国的守望者，去远眺变幻多端的外省风云。 

（作者附识：关于民族柱的去向，设计者希望永驻天安门广场，但遭到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反对。有方案称会移至当地的民族主题公园，也有人认为应把56根柱子合并为一根柱子，这些无疑都是比较明智的做法。无论如何，这堆花哨恶俗的道具，应当尽快从天安门广场上撤除）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一直严厉禁止私人创办新式企业，李鸿章采取“官督商办”的变通形式，使私人得以参与新式工商业的创办与经营。这是中国现代“民营”的起点，但毕竟又头戴一顶“政府”之帽，埋下了以后“产权不清”的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动，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应象日本那样发展民族私营企业才是强国的根本；同时由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可在华设厂投资，于是不便继续禁民间设厂；再加上清政府此时财政极为困难，无力“官办”新式企业，清政府在危机面前不能不公开改变以前禁止民间办新式企业的政策，颁布了“饬令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的电旨。而1895年8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更开启了清末官办企业私有化之端绪。这些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较前开始有了较快件的发展，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兴办新式工业的小浪潮。

清政府虽然此时制定了种种政策、法规，成立有关机构以奖励、发展私营工商业，使私人企业这一阶段相对发展较快，但其内部其实一直又有股强大的力量反对私营企业。因此清廷这时的经济政策是对纺纱、碾米、造酒等等这类于“国计”影响不大的行业放开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这类于“国计”有重大关系、原本“官督商办”企业则一直摇摆不定。因为官督商办是1872年李鸿章为了突破官无资金、不会经商，而有资金、有经商才干的商人没有合法办近代企业之权的困境，“遇到红灯绕道走”想出的一个变通办法，简单说就是由政府出面，商人出资办近代企业，“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官府督办，商人自筹股资，并且具体经营。用今天人们熟悉的语言来说，就是“戴红帽子”。这种企业一个天生的缺陷就是产权不明，对这类企业，清政府内部一直就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国有企业，官家自可任意处置，因为本来就是以政府之名而设，而且在经营过程中得到政府的多种优惠待遇，甚至享有某种垄断权。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私人资本强大之后，将削弱统治者的统治力量。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私人资本强大反会使国家富强，朝廷统治基础更加巩固，而且这些企业是商家出资经营，理应为商家所有，国家不应收回，如果收回，应给商人合理的补偿价格。两种政治力量斗来斗去，一时这派占优势一时那派占上风，直到甲午战后同意发展私营企业但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仍无定论，结果必然是清政府在重大经济政策上的大幅度摇摆，最终成为清王朝垮台的导火线！

两种力量的激烈交量与斗争，集中表现在“轮电之争”和“铁路之争”。

“轮电”之争

“轮电”之争中的“轮”，是指“轮船招商局”。

1872年创办的“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大获成功，在此鼓舞下，洋务派又兴办了一批官督商办企业，有些官办企业后来也改为官督商办。但清政府内反对官督商办的顽固派依然十分强大，一直想将这些企业完全收归国有。1877年山西道御使董儁翰奏请“轮船招商局关系紧要，急需整顿”，提出要收归国有，由南北洋大臣统辖。招商局成立以来，参劾招商局的奏本便一直不断，此奏一出，更得到许多官员响应，纷纷要求收归官办，起码要加强政府的监督控制。面对这汹汹群情，李鸿章立即坚决反驳，他提出办招商局是“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商局关系国课最重”，如果任意干扰，“殊于中国商务大局有碍”。在首先强调招商局对国家富强的意义之后，他接着辩解说招商局全是商股，创办时就奏明“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诚以商务由商任之，不能由官任之也。轮船商务，牵涉洋务，更不便由官任之也。”由于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此次收归国有之议不了了之。

1880年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又上奏弹劾招商局，认为企业“归商不归官，局务漫无钤制，流弊不可胜穷”，再次提出要收归官办。这一次次弹劾，引起的呼应比上次要强烈得多。李鸿章知道最为反对者忌恨、最为朝廷所担心的是这类企业对统治者的政权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巩固还是削弱，所以他首先详细列举几年来该局的成就，证明正是招商局使洋人在长江水运所得之利大为减少，因此强调“其利固散之于中华，关于国体商务者甚大”，当然使统治者的政权更为巩固。有趣的是，李鸿章在此折中用得利的是“中华”而不用“华商”，说明他深知朝廷对“华商”等私人获取巨额利益仍心存警戒，所以刻意回避“华商”这种容易联想到私人的词汇。在激烈争论中回避朝廷敏感的字眼儿，当然更容易赢得朝廷的支持，而且华商得利确也可说是“中华”得利。一词之选，煞费苦心，反映了李鸿章写奏折的老练。然后，李鸿章才从有关章程、规定说明政府应遵守早先订立的章程，如果“朝令暮改，则凡事牵掣，商情涣散，已成之局，终致决裂，洋人必窃笑于后，益肆其垄断居奇之计。是现成生意，且将为外人所得，更无暇计及东西洋矣！”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政府遵守章程必要性的立论基础主要不是政府也必须遵守条约的“契约论”，而是一旦违约、生意受损的后果将是洋人垄断得利这种“民族主义”话语。因为他很明白，朝廷根本不会将政府与私人所订之约放在眼里，不会将此作为一个决策的参考因素，只有这种与朝廷根本利益有关的“民族主义”话语才是打动、说服朝廷的最有力的理由。所以，他强调一定要坚持“商为承办，官为维持”，如果开始垫有官款，则“缴清公款”后“商本盈亏与官无涉”。当然，他又一再表明“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而是强调官仍要尽督管之责。其实，这类企业的问题就在于政府从未放弃管制，干预太多，只是顽固派要求国家所有制应纯而又纯、容不得丝毫私人因素才会认为“商”的权力过大。李鸿章的观点，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总理衙门”的支持，轮船招商局仍维持官督商办，而未被收归官办或官商合办。

十几年后，即甲午战后的1896年，李鸿章因甲午大败为万民所指、被清廷投闲散置，大权尽失。这时，御史王鹏运认为时机来临，上奏请特派官员到招商局“驻局办事”，有些现在派“工作组”的意思，虽未明说，实际意图仍是收归官办。但“总理衙门”以“若无商局，则此利尽属洋商。是该局收回利权，实明效大验。”反驳了王鹏的建议，维持了官督商办原状。

所谓“电”，是指创办于1880年的“电报总局”。架设电线、成立相关机构对近代以来一直军情紧急的清政府本是重中之中，但与所有新事物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一样，因顽固派认为这些是西方的奇技滛巧不能学而迟迟未有进展。李鸿章于1879年在自己的辖区内试架短短一线，后又于第二年藉沙俄准备侵略新疆伊犁以“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上奏请敷设电线。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才批准架线设局。1880年10月，电报总局在天津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电讯业的诞生。

官办电报局经营未久，便面临经费严重紧张问题。在李鸿章的支持、筹划下，电报总局于于1882年春改为官督商办。改制后的电报总局，完全是商股商办。

或许因为轮船招商局创办在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成立稍后的电报总局命运则相对平稳，在1902年前未遇将其“收归国有”之议。

1902年秋，李鸿章病逝未及一年，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开始设法要将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收归国有。袁以强硬著称，主张“强政府”，由政府兴办新式企业，所以想办“北洋”的官督商办企业都收归国有，增强政府、同时也增强自己的实力。此时，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的经营者盛宣怀父亲病故，袁世凯乘盛丁忧守制之机，夺去了盛宣怀的“督办”之职

刚开始，清中央政府想派人将轮、电二局收归“央企”，以利中央财政，对此盛宣怀坚决反对，错误地想争取“实力派”袁世凯的支持。袁世凯当然也反对将此二局收归中央，但他的真实想法是一定要将其收归“北洋”，即“地方国企”。

盛宣怀是个复杂异常的人。他是李鸿章的心腹幕僚，精明超常，本身即是官员，对官、商两界都非常熟悉，深谙为官之道与经商门路。李鸿章、乃至后来张之洞创办企业，都对他十分倚重。他于1885年担任招商局督办，与前任相比，他主政时的“官督”大为加强，官的色彩较浓；但与那些要完全官办的人相比，他又是“商”的代表，坚决反对“官办”。这种亦官亦商的两面性，在他的官、商生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早在1894年2月初，他奉李鸿章之命接办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担心企业办好后为官收回，向李建议道：“股商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拟改为总厂，亦照公共章程，请署厂名，一律商办。”以前的企业都是“局”，“局”乃官方机构名称，“厂”则是企业名称。由“局”改“厂”，一字之易，却是大有讲究。李鸿章同意盛的方案，将其改为“华盛机器纺织总厂”。1901年，由于棉花价格猛涨，工厂亏本，盛宣怀串通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称由于亏损严重，“自应准其另招新商顶替，改换厂名，再接再厉”。经清政府批准后，盛宣怀以原价买下自己股权占优、一手经营的企业，改名为“集成纺织公司”。上海机器织布局――华盛机器纺织总厂――集成纺织公司，此厂终于从产权不明的“官督商办”经过逐步改制变成了产权明晰的盛氏“私产”。对他的这种改制是“合法”还是“非法”，是否“化公为私”或曰“侵吞国有资产”，一直争议不断。而吊诡的是这两种观点确实各有道理，正说明了在社会转型期造成了“制度灰色地带”，很难以简单的非黑即白来作判断。今天许多“戴红帽子”企业其实也是如此改制，盛氏百余年前的手法依然适用，历史何其相似乃尔！

由于早就担心这些“官督商办”企业可能被收归国有，盛宣怀在经营轮、电两局时就多次想法设法将盈利及各项收入转为商股，以便万一将来政府按票面价值将轮、电二局购归国有时，包括他在内的股东利益不至损失太大。

然而，此时“商人思维”的盛宣怀面对的却是“强政府思维”的袁世凯，他根本无意按股票票面价值将官督商办企业收归国有。1903年1月中旬，袁世凯被清廷派为电务大臣接收电报局。袁世凯以政府资金紧张、无法全付商股为由，表示商人仍可“附股一半”，而另一半商股则以大幅度煞价“购回”。此法一出，商情哗然，但毫无办法。但此时清政府因要支付巨额“庚子赔款”连超低价的“价购”都付不起，在降旨袁世凯接收之时宣布：“该局改官办之后，其原有商股不愿领回者，均准照旧合股”，对这种完全的“商股官办”朝廷还说是在维护即有体制之中“寓体恤商情之意”。无论盛宣怀及众商人多么不满，想出种种办法，都无法改变收归官办的命运。袁世凯的基本思路是：取之于商，用之于官。

接收完电报总局，袁世凯紧接着就强迫盛宣怀辞去招商局督办之职，派自己的亲信杨士琦担任该局总理。这样，袁世凯通过将电报局收归官办、轮船招商局由他派人督办从而将这两个大型企业实际收归己有。

以前有李鸿章作靠山，盛宣怀做事一直顺风顺水，现在靠山已去、且面对的是“强势政府”袁世凯，自然毫无招架之力，顿时败下阵来。他当然不甘就此作罢，于是暗中准备，窥测时期，以图夺回企业。他本来就是亦官亦商，现在对“官”权之大的体会更深，于是在积极联络股东的同时又向大太监李莲英巨贿买官，终于在1908年3月授邮传部右侍郎。铁路、电报、航运和邮政都归邮传部管，盛氏顿时权力大增。有了权后，他首先联络电报总局的入股商人与政府交涉，要求退还收归官办的电报总局的商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清政府最终按每股180元的价格将全部股票从股商手中买回，股商挽回部分损失。

就在这年11月，光绪、慈禧相继去逝，政坛风云突变，袁世凯骤然失势，被贬归家，盛宣怀明白机会来临，于是开始努力夺回招商局。在被袁世凯收归官办的短短几年中，轮船招商局亏损严重，不仅未添几艘船支、未增加一处码头、栈房，反而不得不将上海浦东、天津塘沽、南京下关的码头卖掉。盛宣怀以挽救招商局为理由于1909年8月在上海召开股东大会，会上“组织商办隶部章程”，“注册立案”，并选盛宣怀为董事会主席。会议上报后，邮传部（盛宣怀任右侍郎）复电承认轮船招商局“本系完全商股”，同意其设立董事会。招商局终于完全商办。

在“轮电之争”中，中央（清廷）、地方（袁世凯）和商人都尽力争取自己的利益，在“产权不明”混沌状态下，自然是谁的力量大，权益就归谁所得。

铁路之争

铁路最开始引入时受阻力最大，但铁路的巨大利益终于显示出来，成为各方争夺的对象，因此铁路的“国有”与“民营”之争渐渐成为斗争的焦点。

修路耗资巨大，财政极为紧张的清政府根本无此力量，所以又不得不招商股，而更多靠举借外债。1905年秋，湖北、湖南、广东三省民众集股从美商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利权，朝廷也曾下令这三省由商民集股兴建铁路。而1904年在成都成立的官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也于1907年改为商办。湖南、湖北主要是绅商集资，广东主要是华侨商人集资，而四川的股本来源主要靠“田亩加赋”，靠“抽租之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征收、集资的性质，贩夫走卒，都被迫参与。这样，全川民众无论贫富，都与汉川铁路有紧密的利益关系。

而清政府一方面允许民间自办铁路，另一方面又于1908年任命调入军机处的张之洞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不久又命其兼督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实际又企图把铁路改为官控，遭到这几省民众反对，领导者恰恰是清政权的统治基础地方绅士和富商。在地方强烈反对下，清廷于1909年末和1910年初又先后准许粤汉、川汉铁路民办，于是入股民众更多。然而仅仅一年，“立宪运动”已经风起云涌际，清政府却又不顾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于1911年5月在新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主张下悍然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几年之内，于国计民生大有干系的铁路政策竟如此反反复复，清政府真是“自寻短见”。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久前还同意铁路民营、允许民众大量入股，现在突然宣布“国有”，广大股民认为这是政府有意设套圈钱，怒不可遏，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应声而起。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财政极其困难的清政府根本无力给股民以合理（或者说让股民满意）补偿，而只能以折扣的方式，即以远远低于股民实际投资额的方式赎买股份。

清政府对湖南、湖北采取的倒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由于绅商损失不大，所以最先兴起保路风潮的“两湖”却也最先平息。而广东路股，清政府只发还六成，不过由于广东股商主要为华侨，在备感愤怒之下一走了之，却也未有更大波澜。对四川路股，清政府采取的也是“低价”政策。由于入股的中下层民众最多，所以四川反抗“铁路国有”的风潮最为炽烈，“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正是清政府派兵镇压保路运动，引爆了武昌起义，最终成埋葬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值得再次一提的是，当年极力维持商民利益的盛宣怀一旦就任邮传部尚书，观念即随地位的变化而变，成为“铁路国有”的主要策划者。因铁路属邮传部管，一旦铁路“国有”，邮传部的“地盘”、实力将大大扩充。在“国有”的名义下，实际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并不考虑在各种矛盾已经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强行此项政策将危及整个王朝的利益甚至统治的根基。在清末“国有”与“民营”的斗争中，国家、政府的力量强如压卵之石，商民只能设法谋官才能维持自己的权利。而商一旦成了官，往往会如盛宣怀那样，反过来又以政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利。这样，官、商的界限便永难划清，腐败也将日甚一日。

最先起来保路的“两湖”之所以最先平息，因为清政府对“两湖”实行的是路股照本发还政策，这也说明“民营”并非刻意反对“官营”、反对政府收购，只是政府也应尊重契约、尊重市场规则、尊重“等价交换”。而清政府秉承中国“强政府”政治传统，毫无契约意识，认为自己权力无限、强大无比，手操对民企的生杀大权，更可对其予取予夺。正是在这种观念主导下，才可能做出以低价“收买”四川民营铁路股权的错误决定。它以为自己“低价收买”降低了成本，其实是付出了巨额代价，即以政府信用为代价，代价之高，难以想象，最终付出整个王朝作为代价。

导致清王朝灭亡的因素当然很多，从经济层面上说，先是为民营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而后虽允许民营经济发展、但政策却又极不稳定经常大幅度摇摆，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经常的大幅度摇摆，根本原因是清政府面对社会转型、面对从农业经济向近代工商经济转向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面对新崛起的近代工商阶层完全不知所措，因此制定不出一个基本稳定的经济政策，更谈不上基本稳定的制度建设。由于没有稳定的政策和制度，结果必然是“人治”。而政坛风云向来变幻莫测，今天赞成商办的官员得势，政策自然是“商办”导向；明天力主国有的官员上台，政策立即转向“国有”。

经济政策和制度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政策和制度，能否制定出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是统治者执政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准。没有大致稳定的经济政策和制度，人民不会安居乐业，社会没有安定和谐，统治者的政权基础自然也不可能巩固。清末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台北，发现这里的食街很多、小吃店很多。所住的台大学人宿舍修齐会馆附近是汀州路，在汀州路与罗斯福路之间的小街几乎都是食街。原以为这就是台北小食街的中心，几天后才发现全城到处都有这样的食街。这些食街的店铺经营规模一般都很小，以小吃店、街边小摊为主，有点规模的饭馆并不多。但是所经营的菜系、风格却是五花八门，中式、日式、东南亚式以及欧式都纷然杂陈于一街一巷，似乎天天都是万国美食节。选择太多，时常带来了选择的困惑，总以为没有吃过的那一档才是最好吃的。台北还有一点很好的，就是书店多，在台湾大学附近就有不少。于是我们可以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感：在街边小摊放下碗筷，转身就进入一家小书店，精神上的美食继小摊美食而来，实在很畅快。但是，小书店多了，而且知道很多二手书店中出售的书都是新书，折扣不一，于是又产生了选择的困惑，总以为同一本书在别的店可能折扣更多。回到会馆，在阅览室读到美国学者贝瑞·史瓦兹的《只想买条牛仔裤——选择的吊诡》（刘世南译，台湾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11月），深有同感。通常对这类关于消费心理、行为选择的书我们会保持很大的戒心，但是该书严谨平实的、学术分析的内容还是值得一读。作者是研究社会理论和社会心理学的专家，该书的研究主题就是在一个选择暴增的时代，人如何保持真正的自由与精神上的愉悦。“我们面临愈来愈多选择，选择的自由最后变成抉择的暴政。”全书最后以一个小鱼情境作为结束：一条大鱼告诉小鱼：“你可以拥有你想拥有的一切，无拘无束。”它没有意识到鱼缸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没有鱼缸，真正的无拘无束会使小鱼要为求生而挣扎。小鱼学会了品尝在局限中争取自由的乐趣。

粉丝文化的氛围在台湾社会似乎更为浓厚，偶尔在电视上所见的粉丝们一个伶牙俐齿，激情投入而又有各种出人意表的翻新表述。知识学人或有对粉丝文化一笑置之者，但是究其所由，不可否认是当代媒介文化中很值得研究的论域。英国学者Matt Hill任教于大学媒介及文化研究系，所著《迷文化》（朱华宣译，台湾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9月）为研究“迷文化”（fan cultures，粉丝文化）提供了足资参考的学术路径。先以定义而论，“迷”（fan）与“狂热者”（cultist）、“热衷者”（enthusiast）各有不同，但在迅速多变的发展情势中多有交织重叠，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迷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互动、“展演”，其表现和处境随着文化场域的不同而转变和相互较劲。以此为启端，作者首先思考的是研究“迷文化”的学术路径和框架，结论当然是没有特定的路径或框架，最重要的是“培养对文化动态的感受力”，以发展出有创意的文化研究和心理学解释空间。这种不落窠臼、积极主动的意向在第一部分各章的主题中清楚地彰显出来：把“迷文化”分别置放于消费与抗拒之间、社群与层级之间、知识与辩护之间、幻想与真实之间，检视这些不同的理论取向所潜藏的问题和局限。第二部分的焦点是“迷文化”在实践中的各种主题、文本以及“迷”们对文本的超越和转化，作者以冷峻的思考穿行于极其斑驳陆离的“迷文化”海洋之中。掩卷回眸，台北流行文化的繁嚣真是热浪蒸腾。一半是狂热而密集，一半是孤立而疏离，而在这同时伴随的是媒体对“迷文化”的急剧催生、无限繁殖、自我复制。或许我们可以不无忧虑地设想，在未来的人类文化生态中，非“迷”者稀矣。

去年12月，在台大召开了“纪念萧公权院士110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台湾、大陆和美国的人文学者汇聚一堂，研讨萧氏学术。会议的发起者是汪荣祖、黄俊杰二位萧门弟子，会后编有《萧公权学记》（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5月），所收论文均以萧公权学术思想、成就为论题。汪、黄二位均以萧师《中国政治思想史》为论，一题二作，侧重不同，尤重于通过阐发萧公权的研究而申论其治中国政治思想史之独特构建。张朋园教授以《政治学家萧公权：背景、思想，以及对国民党宪政的期望》一文，对萧氏于怀抱学术之同时不忘现实政治关怀而再三致意，多方体味，诚如文集编者言：“于萧先生坚持民主自由以及温和的宪政改革，著墨殊深。”作者认为，萧氏《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严谨之学术著作，对中国古代思想中是否存在民主思想的问题作了倾向于否定的回答（“孔墨诸家皆接近君主专制之观点”），但在其他时论文章中则有所变通，“似乎有意强调儒家思想蕴涵民主意识，藉此敦促统治者实行民主政治”（第91页）。文章第三部分以“批判国民党的训政”为小标题，申述了萧氏以民主思想自持而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进行温和批判的立场和无奈心绪。以民主的最基本底色而言，萧氏服膺熊彼得言：没有选票，就没有民主。对1945年国民党在四川举行的成都市地方议会选举，萧公权密切关注、亲作记录和统计，结果是大失所望，斥其“不是民选，而是官选”，是“党部提名，政府圈定”。萧氏的终极怀抱是“自由社会主义”，认为“大家有饭吃”和“各人选路走”可以并行不悖；其公共言行是温和的、建设性的批评。然而，即使如是，亦只能自嘲“不切实际，迂腐可笑”。萧氏毕生研习、服膺的“多元政治理论”只能束之书斋，文章结尾说：“知识分子失望之余，走向疏离，似乎是不二的选择。”

谈萧公权，论其政治思想学说、康有为研究的多，识其《迹园诗稿》、《画梦词》之文学成就者少。涂经诒教授《“人生刻刻是芳时”——萧公权词作简论》一文重点探讨萧词，除了认为其“诗词感情深挚，文辞优美，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外，更指出了它们“委婉而细腻地表达出与萧先生同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声，从而引起广泛的共鸣”（第177页）。这种共鸣在朱自清致萧的书简中是这样说的：“兄着眼甚高，超然物表，而哀婉之情亦自流露于字里行间。此亦吾辈生今日者无可如何也。”他的《踏莎行辛巳寒食》甚得佩弦激赏，语曰“秀雅可诵”。词曰：“倦眼余花，悭晴薄絮。东风乍送黄昏雨……”而我更喜欢的是词前的作者题解：“辛巳寒食，郊行遇雨，归写此阕。觉风声雨影犹在襟袖间也。”

风声雨影，这是萧公权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割舍的情怀。晚景之际独立苍茫，拢在襟袖间的时代风云任是如何潇洒也难以抖落。

黑格尔，何许人也？中国家户喻晓的辩证法大师？马列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来源者？德国十八世纪的古典哲学家？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究竟是何许人？在哲学界，稍有点哲学良知的人是耻谈黑格尔的。他是个哲学骗子，哗众取宠的思想贩卖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黑格尔，这个名字究竟代表着什么？马克思死灵魂的骷髅骨架而已！

黑格尔，这个低能的哲学家。这是德国人亲口说的。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敏锐地看到这一点：在当时，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学已风靡整个欧洲学界，康德指出理性的局限性已成为一个哲学常识.而黑格尔，不顾这个哲学常识，搞出个什么“绝对”哲学来。这不是哲学界的笑话么？十几年以后，人们才从这个骗子的梦幻中苏醒过来，觉得叔本华说的是真理。叔本华在他的《论充足根据律的四重根》一文说，人们认识的因果律，一个原因一个原因地推理下去，根本就没有尽头，就是说，找不到世界源头的最后因子，哪来绝对？黑格尔的绝对哲学根本是在胡扯。叔本华说黑格尔主义“除了空洞、虚伪、令人作呕的蠢话之外别无所有！然而，这个见风使舵的哲学贩子一生是多么辉煌！几个唯利是图的人只不过抢先吹捧了这种玩意儿，便立即得到无数个无知的蠢蛋的喝彩声——这种喝彩声不断地回荡，扩大——好不热闹！一个智力平庸的书生，一个普通的骗子一下就成为卓绝的哲学家！”（《叔本华文集。悲观论集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319页。）

就拿黑格尔那句名言来说吧：“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出版，1980年7月第2版，43页。）黑格尔是不承认“恶”是现实的东西的；他还认定有“客观思想”“理性思维的无限性”。可见他的“现实”与“理性”互相折腾的辩证法是怎么一回事了。无怪乎叔本华说“只有象黑格尔这种完全厚颜无耻、满嘴胡说八道的拙劣骗子才敢于迈出这最后一步。”（《叔本华文集。悲观论集卷》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393页。）

一个连哲学常识都罔顾的人，能称得上哲学家吗？

韦卓民、牟宗三，中国有卓见的思想家，他们认为康德的哲学超过黑格尔的哲学，是黑格尔远远不能抵及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打个比方说，康德哲学的博大精深，就象如来佛的手掌，黑格尔这个孙猴子跳来跳去，是跳不出康德的手掌的。康德早就有先见之明，在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没有出世之前，就指出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幻象的逻辑”。康德说，“如果把普通逻辑看作一种工具，它就总是一种幻象的逻辑，即辩证术的逻辑。因为逻辑所教人的并没有任何关于知识的内容，而是只规定知识和知性相一致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条件却不能告诉我们如何关于所谈的对象的东西。那么，想要用这种逻辑作为一种推广和扩大我们知识的工具，就势必以空谈为其结局——在这种空谈中，我们可以用某种貌似有理的话来坚持任何可能的主张，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又来抨击任何可能的主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出版社，99页）黑格尔这个泼皮还没有降世，康德早就为他准备好紧箍咒了。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前辈面前，他能做什么呢？前人超过后人，说明此人低能、庸才而已！

黑格尔的哲学，是从费希特那里捡来的。费氏“自我”与“非我”的辩证，成就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当今的马列辩证法家所钟情的“否定之否定”，也是费希特的哲学专利，并非黑格尔所创造。他的“否定之否定”也只不过将费氏的“自我”放大，换成德意志的“绝对精神”而已。

黑格尔，他只不过是一个二三流的哲学家，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一个跟随二三流哲学家走的人，顶多也不过是个四五流的家伙。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称不上哲学的。后来的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1848—1915）在他的《哲学史教程》（又译《西洋哲学史》）长达八百多页的书中，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占不到半页纸，唯物辩证法提都没提。可见他们德国人也不把唯物辩证法当回事。马列在唯物大前提已经错置的情况下进行辩证，能辩证出什么结果呢？中国实施马教几十年已做了鲜明的注脚.

黑格尔，他是马列唯物辩证法的祖师爷！从孙子的作为看他的老爷，你就知道黑格尔是什么人了。黑格尔要为树立德意志的绝对精神而写，马克思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写，这种哲学的狂妄，就足以证明他们哲学的欺骗性。

黑格尔，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他意味着中国人的哲学趣味降低了。他使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平面上，没有立体感！他使中国人巧言令色、浅薄无知、狂妄自大，一切以幻相辩证为能事。中国学界以懂黑格尔为荣，实在是中国的国耻！

中国学界，到处弥漫着黑格尔辩证法僵尸的臭味：孔夫子不是千古罪人，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连老庄的道无也充满着朴素的唯物辩证法。黑格尔，马列借尸还魂的魔匣师，竟让聪明的中国人走不出两分法。

黑格尔哲学，意味着中国文化哲学的灾难！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其他东欧卫星国一样，在莫斯科指挥棒引导下跳着狐步舞，纷纷在国内揭开大清洗的序幕。由于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的组合，捷克斯洛伐克把第一批清洗目标锁定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战时同西方有联系的人和犹太人。大规模逮捕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民族主义者曾为民族的自由和解放事业浴血奋战；那些老战士更是不用说了，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走到一起，抛头颅，洒热血；和西方有联系就把他们投进大牢似乎也不近情理；犹太人在战前、战中都是世界的弃儿，受希特勒现代化杀人武器的集体屠杀，有整个种族被填进绞肉机的悲惨命运。但多疑的斯大林把他们看做是危害革命和理想纯洁的阻碍物，比如像犹太人，斯大林把他们贬称为“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没有坚定鲜明的阶级立场，当然在清理的范围内。在斯大林眼里，他们是细菌，而革命就像一个鸡蛋，只要有一丝裂缝，就会整个儿崩溃。

安全机器高速运转起来，专政铁拳像捣蒜一样把一切都捣碎了，成千上万的人被捕，全国上下陷入恐怖和不信任的氛围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人物一个接一个失宠并被投进监狱。安全机关的工作是高效的，敌人越来越多，布拉格区的几大监狱——庞克拉茨、鲁津、科洛杰伊城堡，随后是全国的监狱都因囚车每天运来犯人而个个人满为患。不过从幸存者的叙述来看，叛国、反党、反革命集团成批被揭发不仅应归功于安全人员使用的种种酷刑，同时也应归功于他们出于革命热情的无限耐心和精明能干。被捕的外交部副部长阿·朗登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坐牢期间曾被搞到这种地步：他会证明他一岁的儿子也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有人要求的话。在许多情况下，被判刑的人是如此深信自己有罪，以致后来宣布他们无罪时，他们深感震惊。冤狱是如此触目惊心，二十几年后，党的总书记杜布切克有权力观看党的档案材料，当他详细了解了二十年来迫害的暴行和血淋淋的冤案时，他失声痛哭，发誓不让这种事情在他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中重演。

在这种大背景下，斯沃博达将军作为一个老革命工作者被捕。他的被捕经历无疑有着传奇色彩，也让我们看到历史的黑色幽默和伟岸力量。自1945年解放以来，他一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国防部长。清洗运动中，他并没有因为以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而幸免。他于1950年被不明不白地解除国防部长职务，升职为主管国家体育运动总局的副总理，一个老掉牙的程式——明升暗降，在完全搞掉一个人之前总会把他从重要的位置上调走。不久，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1951年被捕。

实际上，他的被捕是一场骗局中的骗局，被捕过程更是极富卡夫卡特色。不知是谁从莫斯科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头子科普日瓦发了一封伪造的电报：斯大林不信任斯沃博达。这就够了，当局立即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英雄直接送入监狱，作为送给苏联当局的一个大礼包。后来，他谈到当时扣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之一：他是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成员。如果你相信安全机关对他的指控，我们不得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是不可战胜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管军队的国防部长都成了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间谍，真是匪夷所思。斯沃博达将军在鲁津监狱呆了将近两年，但从未有人对他真正审判过。他的“英国间谍”罪名已经下达，对他的审判是无意义而且是浪费的：应该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在斯沃博达将军之前和之后被捕的官员我们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阿·朗登，外交部副部长；卡·什瓦布，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克列门蒂斯，外交部部长；瓦列什，内务部副部长；贝·雷岑将军，国防部副部长。从党的领导人来说，十九名州委书记中有六名被投进监狱，还有党中央国际部部长贝·盖明德，党的副总书记约·弗兰克，甚至包括党的总书记斯兰斯基。这只是整个名单的小部分。斯兰斯基一度受苏联老大哥追捧，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兄弟国家领导人政治胃口改变之快令人沮丧。当他在1951年欢庆五十大寿时，苏联人一反平常发出热烈生日贺电的做法，保持耐人寻味的沉默。布拉格当然还未正式得到他即将失势的消息，当天的《红色权利报》还粗心大意地报道说列托夫飞机厂的工人将这个工厂改名为鲁道夫·斯兰斯基飞机厂，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哥特瓦尔德同志最亲密的战友的感激和热爱”，哥特瓦尔德同志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但三个星期后，《红色权利报》告诉广大革命群众，中央委员会已解除这位“列宁和斯大林旗帜下的忠诚的热情的战士”的总书记职务。不过，斯兰斯基还是活蹦乱跳了一阵子，十一月初在布拉格出版了斯兰斯基选集，标题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老是落后一步的《红色权利报》还发自肺腑地赞叹它“在研究我党历史方面和在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方面将进一步起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胳膊真的扭不过大腿，月底，他被逮捕。四天后一份官方公报告诉无所适从的人民：“鲁道夫·斯兰斯基犯有积极的叛国活动罪。”

斯兰斯基被捕经历的戏剧性已直逼斯沃博达，搞笑程度和斯沃博达将军被释放也可以说是不相上下。1952年底，捷克斯洛伐克驻苏大使馆为总统哥特瓦尔德同志举行隆重宴会，斯沃博达的女婿作为大使馆的秘书，有幸参加了宴会。会上为了体现阶级感情和友谊，他们不断为各种各样的事物干杯。一位苏军将领科兹洛夫斯基突然举杯说：我为斯沃博达将军的健康干杯。天可怜见，斯沃博达将军的健康正被苏联人的一个响指而剥夺干净，现在居然又要为他的健康干杯，这叫捷克人如何应对呢﹖有人勇敢地打破随后的沉默，向苏联将军说明了斯沃博达的困境。科兹洛夫斯基将军马上叫他女儿给布拉格打电话说，苏联人相信斯沃博达将军，他是无辜的。不久，好心肠的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给布拉格：请释放斯沃博达将军。这就够了，大清洗是斯大林发起的，既然他认为将军是无罪的，那肯定是别人搞错了。将军被放了出来，不过大家出于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谁也不能保证斯大林同志的记忆，毕竟他是个老人嘛——仍然和他保持距离。

斯沃博达将军找到一份工作，在特热比奇农场当会计。如果没有另一个苏联人的出现，他肯定会呆在那里一直到死。老天有眼，赫鲁晓夫同志来了，战时他们在乌克兰前线互相认识。1954年6月，赫鲁晓夫到布拉格参加捷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作为地球上最大帝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不满斯大林的暴政。两年后，他作了一个震惊全世界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谴责斯大林搞“大规模镇压”，是个“迫害狂”，“他独裁专制”，屠杀最亲密的同事，制造清洗，使数十万人丧生……报告是如此之长，以致他气喘吁吁地读了整整一个晚上。当时，赫鲁晓夫要见将军，叙叙旧。尴尬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马上把他从特热比奇接了回来，斯沃博达又一次成为献媚苏联人的礼品。不过，对斯沃博达将军来说，苏联人的一次怀旧却成了命运的转折点，正如布拉格记者评述的那样：这就帮助将军又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并获得了他的权力。

由斯沃博达将军遭遇及由此折射出的整个国家在恐惧中生活的情况，1966年捷克斯洛伐克文学奖金得主瓦楚利克作了完美的概括。他说：“捷克人的发明就是：我们是如此民主地对自己实行恐怖统治，无人能够幸免，以致达到无人可杀的程度。”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捷克人对苏联的霸权和他们不断干涉国家内政导致的“红色恐惧”进行了不间断的抵抗，他们散发传单、组织沙龙、朗诵诗歌，在士兵的枪筒里插上橄榄枝，用石块和砖头对苏联和当局的暴政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其他东欧国家也在遥相呼应。在1955年的波兰，首府华沙文学周刊《新文化》发表瓦齐克的《成年人之诗》，向统治制度和当局发起挑战。吹响反抗的号角时，波兰的文化沙皇和秘密警察头子雅·贝尔曼立即撤了《新文化》编辑霍夫曼的职务，并且召开一次作协特别会议要求把瓦齐克开除出作协，让他无法再公开发表作品。这样，对贝尔曼们来说，瓦齐克那张乌鸦嘴就无用武之地了。问题是作协不愿开除他，霍夫曼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在会上说：“对于判断文学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为党服务的东西，什么是反党的东西的权力，贝尔曼想独自加以垄断。可是有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关于文学的知识比他多，也有许多同志为党工作的时间比他更长，得的成绩也并不比他差。”他以此反驳贝尔曼的要求，打响了波兰党内第一场公开之仗。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当骚乱在捷克斯洛伐克扩大的时候，罗马尼亚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4月26日通过一项决议，被称作是“罗马尼亚独立宣言”。该宣言的要点是：谁也不能代替别的国家和党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不能搞什么“老子党”和“儿子党”、上级党和下级党。任何一个党不能拥有特权地位，不能把自己的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别的党。然而由于布加勒斯特与莫斯科的距离真的很遥远，而且苏联领导人只顾摇头晃脑听着喧哗的赞叹声，莫斯科没有听到这些刺耳的反对声。

有趣的是，作为对斯沃博达将军冤案某种程度的补偿，他在1965年被授予“苏联英雄”光荣称号。没有详细资料说明他在接受这一尊称时的心情，不过想来肯定是微妙的。苏联人、捷克人真是太搞笑了。三年后，出于各方面权衡，他被推举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出人意料的是，行使总统权威不过几个月，他发现在一夜之间，自己的国土上竟然是漫山遍野的苏军，苏军坦克傲慢地将炮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并且就在眼皮底下，苏军像抓蚂蚱一样抓走国家共产党总书记、共和国总理一干人等，生机勃勃的“布拉格之春”就此凋零，而他在历史的阴差阳错面前目瞪口呆。

斯沃博达是这样见证着历史的轮回反复和人世的兴衰悲喜，如果他是中国人，那他是无法不产生庄周梦蝶或蝶梦庄周这样的幻象的作为捷克人，他也许会发自肺腑地认同他的同胞米兰·昆德拉先生在《玩笑》这本小说中所说的一段话：人们陷入了历史为他们设计的玩笑的圈套，受到乌托邦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是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想到，上帝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难得有机会，上庐山，和妻子搞一次婚外恋。和这山一样，连我们的姓氏，也与百年风云脱不了干系。三岁时，孩子们就排队，指着我妻子的鼻子，大喊三声：“蒋介石”。几条街以外，另一群孩子也排着队，指我的鼻子，大喊三声：“王洪文”。我们还不认识，已共同经历了第一次政治迫害。或许在相同的一刻，我们一齐哭了出来。

我没有蒋先生的手笔，给妻子买一座美庐。也没有毛先生的狂狷，跨进美庐大门，美滋滋地说，“委员长，我来了”。床笫之上，还留着第一夫人的香气。广告说，这是唯一一间国共最高领袖都住过的卧室。这话穿过庐山的云雾，也穿过革命叙事的端倪，直达摩西十诫的第十诫：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三十年了，在庐山看《庐山恋》，或许是最好的缅怀方式。因为三十年来，中国唯一没有改变的地方，大概只有牯岭的这家电影院。1979年1月，叶剑英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说国家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9月29日的国庆三十周年大会，叶剑英的讲话其实是一份正式的改革宣言。他提出全面的“现代化”目标，把“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并列为改革方向，涵盖三个方面，“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

随后，《庐山恋》开拍。这是中国第一部有好莱坞模样的大片。爱情、风光、两岸局势、青春偶像，熔于一炉。无论哪个层面，当时都开风气之先。1980年，该片在庐山首映后，就从未下片。影院也从一而终，日夜只放这一部。

三十年前的电影，三十年前的椅子，三十年前的海报，三十年前的张瑜和郭凯敏。我们不是回到过去，我们是去看一部首轮放映尚未结束的电影。想起1927年，传教士李德立离开中国，庐山的“乡村共和国”回到国府手中。560座老别墅，蒋介石只取一瓢，花钱买下美庐。之后毛泽东三次率全体中央委员上山，800余座别墅，一人分一栋。革命的基本含义，就是卖命不花钱，批发代零售。但不知道赛珍珠的那一座，分给谁了。她房间里还摆放着钢琴和圣经。

希特勒的女秘书、81岁的琼格，回忆最后那段时间。说爱娃有一次从地穴出来，在一个外交官的花园，看见一尊罗马雕塑。回去叫希特勒派人把它搬下来。希特勒居然说，那是别人的财产，我不能拿来给你。这一段曾让我诧异很久。其实有两种独裁者，一种是古典的，“你们的东西是你们的，但你们是我的”。蒋介石和希特勒都是这一类，疯狂时还带着一点条件反射式的骑士风范。另一种是现代的，“你们是我的，你们的东西也是我的”。这是一种彻底唯物主义的政治逻辑，就像房子是我的，房子里的吊灯也是我的。被统治者被完全当做一件东西。

抛开政治，每一回张瑜在银幕上抬头、甩肩、转圈，年轻的游客们就笑得前俯后仰。她扮演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中美建交后回来，在庐山遇见一位被批斗的共产党将军之子。他们的父亲当年也在庐山相识，终在庐山决裂。张瑜一连换了20几套裙子，连她的皮包，高跟鞋，都在1980年前后，风靡南北。

第一层元素，是张瑜的美式时尚。第二层，是1949年后的第一次银幕接吻。张瑜主动亲吻恋人脸颊，三十年前啊，叫我母亲面红耳赤。奔跑，拉手，晕眩，成为新时期爱情电影的典范。只是他们恋爱，不说“我爱你”，却一起高呼“我爱我的祖国”。王小波说，那时候的爱情，无非就是说爱国的时候，拿眼睛偷偷瞟你。

第三层是被恢复的传统文化。导演选景，用心良苦。几乎只在如琴湖一线，绝不往上走。因为牯岭之上，布满了历史的伤口，只会引发家国情仇，无法传递统战信息。牯岭以下的自然风光，和历代文人的诗词，才能将国共的后代情牵一线。导演很懂好莱坞手法，特意选择这座政治名山，却有意地避开了牯岭。换言之，他的镜头里，只要1886年以前的庐山。这也是对叶剑英台海新思维天衣无缝的配合，即淡化意识形态，转向文化认同。

天津条约后，九江通商，成为基督教进入内地的门户。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上庐山，寻找避暑的清凉之地。与山间的寺庙道观商谈无果，最后登上山顶，发现牯牛岭，激起他筑山上之城的雄心。这是位极精明、干练的传教士，后来曾参加南北和谈，被孙文誉为“和平使者”。商界人士津津乐道，说他是中国第一位谈判高手，地产大王。既能说动清帝逊位，自然也能周旋乡民官府之间，转眼就在庐山之巅，兴建了一座天上街市。

他将土地编号出售，要求每块土地上建一座别墅。1883年，美南长老会的传教士赛兆祥来到九江，条件艰辛，接连三个孩子夭折。他们回国生下第四个孩子赛珍珠，4个月后回到庐山，成为李德立的第一批客户，买下编号86A的地皮。三十年后，赛珍珠在庐山别墅中，写出了描述中国农民的史诗《大地》。

另一位客户哈特医生，出生在中国，是美国宣教士的儿子。他在1901年买下编号112号地皮。几年后，他的夫人和几位来牯岭避暑的外籍护士、医生，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护理组织，就是今天“中华护理学会”的前身。

庐山就像一个人文的地层标本，山上到山下，儒释道到基督教，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百年来，各种“筑山上之城”的梦想，都在这里留下化石。到1927年，牯岭上有14座教堂。每年夏天，数百传教士云集庐山，为下一年含辛茹苦的服侍，退修安息。李德立卖完地皮后，成立了市政董事会。高山之巅，衍生出中国第一个城邦共和国，却主要由外国人组成。

也是奇耻大辱，也是蒋毛二人庐山情结的一部分。1927年后，一个宣教士主导的天上之城，成为达官贵人的夏都。那时大儒陈三立住在山上，蒋先生登门求见，却被婉拒。1949年到1966年，庐山之巅，又成了全国唯一一个充满资产阶级想象空间的城邑。不去那里开会，还能去哪里呢。

那座放映《庐山恋》的电影院，是当年宋夫人常去的礼拜堂，1960年改造为影院。电影中，郭凯敏在庐山的风景素描中，画出一座现代化的山下之城。三十年来，山下之城日新月异；山上之城，却像青春的张瑜和郭凯敏，在一部老电影中，整整被囚禁了三十年。

我答应帮爷爷修电脑，却一直拖到了10月份，1号那天，我拿着他的电脑主板来到长春的“百脑汇”。当时是上午，我在的那个装机店里所有的屏幕都在转播，每块屏幕颜色深浅不一，却全都是满满的整齐划一、气宇轩昂。店里的年轻人们低头忙着各自的工作，百脑汇大厅的背景虽然混乱而嘈杂，转播里主播的声音却依旧洪亮、正规得刺耳。我站在那里，围绕在身边的直播让我“被”观看，那是一队队的“群众队伍”，他们大踏着步子，五花大红，身体充满力量，大大的动作幅度，只为了让远远……处高高……在上的，看得出一幅幅如万花筒般变幻着的色彩。如果这样会让他们高兴，甚至鼓起手掌来，表演者该是多么的骄傲与满足！

我就无声地站在那里，忽然间有种异样的感觉。终于目睹了！我这么个70后，那些听长辈们讲过的岁月，那些从老画报里看到的图景，那些或许只在我幼童的潜意识里封存的记忆，现在终于又来到了现实！

我观察并想用心体会：父辈们当时的心情，但我实在憋不住还是笑了起来。他们的步调举止实在是有趣得很，粗犷也就罢了，关键是还很空洞，至少我根本无法知道，这样的一会儿迈进一会儿倒退，一会儿正面一会儿反面，一会儿高举一会儿挥舞的，到底是因为什么？？

前不久与朋友们说到，在“文革”时，一种打鸡血的“养生方”风靡全国，据说人打了鸡血，都没灾没病而且精力超旺盛。鸡血是公鸡的最好，这让我们无法不和那个时代特别好斗的气质联系起来。看来，一切都是应运而生，连健康养生也是与时代全息同步的。我看着那方队中的人们，心想，这浩大的队伍一定会勾引来一些人对打鸡血年代的深深怀恋。

可是打鸡血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就像那时的人们怎么也想不到，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会占据什么“电脑城”的显示屏。然而，当我真的置身于这样一个那时代的人连做梦都不到的情景中时，我真的为作一个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感到非常……特别。是的，我确信，再没有哪个国家的人能有此时中国人的那种时空交错的独特感受。

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当十月走过，当红色收起，当游行的袍服脱去，你或我还得再穿戴上“资本主义”的时尚衣妆，还得在为生计奔波时与各种隔膜的面孔、烦心的衙门打交道；还得在这个不公平的市场社会里丧失尊严，然后再对家人乱发脾气……当一份“崇高”高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每次有人接近它之后，就必须得“叭叽”——狠狠从高处坠落——才能摔入生活，并且一旦开始生活，那崇高便遁形而去，丝毫不能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茫然与无措，那么在我看来，说好听点，这份崇高至少是一个恶作剧，谁爱跟它玩谁玩，当然最好你该知道这只是玩玩而已。

已在中国落户的“天津财经大学奈斯比特学院”院长国际知名学者奈斯比特先生在最新的著作中，对中国的现实加以高度称许，尤其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找到了一条独创的行之有效的成功之路，即他所说的“纵向民主”。我没有在他的书中找到足以论证“纵向民主”模式的有力证据，但却不知就奈斯比特先生看来，占据着国家的中心广场，独自表演，却只允许国民龟缩在电视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国庆节，是否也是他纵向民主的一部分？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一次，有青年学生们展开自创的横幅，跳跃着、杂沓着从广场走过，奈斯比特先生是否会认为，那些“西化”的爱国热情，在走中国纵向民主之路时，即使被履带碾碎，也毫不足惜？我不懂社会学，但至少这样一个分裂的神经质的十月，如果奈先生还看不到它的实质，着实令我感到遗憾。

后来听到过人们各种各样对游行的评价，上了年纪的人高兴的多。我看到他们纯朴地笑着说，“真是扬国威啊！”我的心真的好痛。这些自以为已经从文化革命的疯狂中走过来的人们，是什么让他们变得那么健忘？我没话和他们说，如果说了，他们或许会把我看成疯子。我没疯，我很正常，只是我有自己的操守，我有自己的守望，我听从内心的召唤走一条善待世界的路，我还想在这样畸形的社会中看清真相，可我却真的被别人看成疯子！

在这样的地方我该怎么活？姑妄一笑置之而已吗？

不，绝不。

去年12月9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布60周年的前一天，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界有担当的303名公民，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倡导三权分立的普世价值，呼唤宪政民主，引发中外舆论的高度评价与广泛报道，导致官方高度紧张。为此，发起人代表刘晓波至今深陷狱中。如今，正当《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到来之际，中国官媒新华网主页，转发“特稿”《再辨“三权分立”》（来源《瞭望》）文章，只讲宪法，回避宪政，要继续重复中国百年来“有宪法、无宪政”的老套路。文章刻意对“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进行偷梁换柱的解读，声称“当前，一部分人简单地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认定为三权分立，以为三权分立就可以有效地制约权力，将制衡与三权分立混为一谈，视三权分立为不可取代和超越的‘普世’政治体制……。把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阶段性产物——三权分立，误读为终极的、‘普世’的政治体制，以为真的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模式。”不言而喻，此文的主题，就是在阻击《零八宪章》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深入人心，为寻找中国特色的“党主民主”一叶障目。
 
追求实现宪政民主，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百年一梦。这个梦想，如今并没有因“60年辉煌”而得以实现。寻求用宪政秩序代替皇权专制主义，是中国自19世纪末以来百年追求的主题。近代中国，人民一直处于被暴力劫持和主义利用的政权争斗之中而从未停歇，人民也早就厌倦了以自己的自由为代价来诠释“胜者为王”的伪真理轮回。人民对统治者正当性和执政资格合法性的追问，就是从中国人民追求宪政梦想的那一天开始的。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们多被以“革命”名义，用暴力的手段，虽几经政权更替、旗帜变换，但宪政梦想却至今不得实现。如今的事实雄辩地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没有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没有做到。
 
100多年前，大清王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这一天起，这个龙图腾的国家，就有了追求宪政的梦想。清末《钦定宪法大纲》虽不是一部民主性的宪法，但它的发布毕竟启开了中国的立宪道路，这一路走来的岁月，充满着腥风血雨，至今历时100多个春秋。在这100多年间，这个国家先后炮制了10多部宪法，但却是“立宪法容易行宪政难”，“宪法”与“宪政”一字之差，却相区千里，百年难合。从1908年到2004年的百年来，全国范围内具有法律效力的宪法（包括宪法性文件）有：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的“贿选宪法”、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解放后的1949年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宪法至2004年又经过4次31条修正。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有如此频繁的立宪、修宪事件频繁发生了。中国如此的反复立宪与修宪的结局就只有6个字“有宪法、无宪政”。

在中国，历史上宪政思想的最早鼓吹者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早在满清末期的“戊戌变法”中，康有为们就把制定宪法视为变法的总纲领，康有为在上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文中称，“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 而最早鼓吹君主立宪思想的当首推梁启超。1901年6月，梁启超在其发表的《立宪法议》一文中说：“现在世界上有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三种政体，而‘君主立宪’者，政体之最良者也”。 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沙培德认为：梁启超是个立宪主义者，他关心的是权力的制衡和政府的管理以及一套有序的秩序。至于谁拥有权力，都不重要。他相信，只有宪法秩序才能给予政治斗争有序空间。重宪政和法治甚于民主，这是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的共同立场。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对比中日立宪成败原因时认为，日本历来是法文化进步思潮的输入国，容易接受外来的先进的法律文化；而中国从唐朝开始就是法文化的输出国，统治阶级思想保守，向来提倡“夷夏之防”，只能是以中国去改变外来民族，而不能容忍外来民族影响中国，文化排他性特别强。这种思想根源直接导致了清末立宪运动的破产。
 
中国在民国建立之初，就忽视宪政规则的建设，致使宪政秩序迟迟未能建立，由宪法所体现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制度始终没有到位。这导致了民国时期虽有宪法，但无宪政，国家政局始终处于动荡状态。那个时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始终让民主压倒宪政，让威权压倒自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提出的是“人权(自由)与科学”，但却在日渐崛起的民主主义思潮下，被偷梁换柱，竟演变成了“民主与科学”，这也给共产暴力革命以可乘之机。其实被誉为民国缔造者的孙中山先生，就崇尚暴力革命和国家主义，并由他始建立了帮会式的政党，且以党统军，以党训政，贯彻“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一党专制的政治传统。时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引来了所谓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苏维埃式的民主”，中共建立起一个完全排除宪政，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空头宪法支票支撑起的“党主民主”国家。
 
近一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世界上所有追求更高、更广泛、更理想的所谓“苏维埃式的民主”，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石的”宪政民主的所谓“超越”，都不过是对自由与民主的扭曲。如果说在欧美国家，在坚实的自由主义宪政平台搭建成功之后，再去修补、完善，是顺理成章的，那么那些一开始就宣称要搭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理想”平台的实践证明，它不过都是一些口号性的泡沫。如果我们不很好地梳理中国近现代宪政史，便无法澄清中华百年徘徊在民主、共和与宪政这几个制度目标之间的不同思路，我们百年来的宪政梦想，还会继续陷入误区而找不准明确的目标。

民主宪政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不仅在于强调三权分立的制度制衡，更强调“权出于法”、权力的运行必须始终以法律为依据。如今中国官方倡导“改革”30年多年来，仍在沿用政党集权体制——执政的政党合伙垄断权力，始终处于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即超然公众意志之上，强加给社会以不容怀疑，不容制约，更不容改变的绝对领导权。这种“党主民主”体制，从表面看也承认宪法权威，党的意志也是借助“立法机关”使之形式合法化，并通过行政机关付诸实施。但实质上由于一切要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与安排，大权独揽，“法出于我”，公民根本无权决定自己的政治代表和行政首长，不允许媒体开放、言论自由和异见组织存在。因此它不过是背离世界主流价值的“苏维埃式民主”“有宪法而无宪政”的21世纪中国化。
 
美国总统布什2007年6月5日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民主与安全会议”曾发表《历史表明，自由最终会征服恐惧》的演讲说：“虽然经过了苏联占领的漫长的黑暗时期，但这个国家为争取自由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在布拉格之春的改革中，在77宪章运动的吁求中，世界看到了自由的力量。”是的，中国也看到了。那个一直沉睡在“中国特色”中的百年梦想，也被77宪章的公民运动唤醒了。中国1978“民主墙运动”和1989 “六四学运”，都可视为是中华文化土壤里公民意识觉醒的“自由力量”。而去年底中国社会各界有担当的303名公民，联合发布了《零八宪章》，更是这种力量的积蓄与膨胀。我曾在（《零八宪章》横空出世——当代中国宪章派群体揭幕）一文中写道：“《零八宪章》的联署，无疑是所有参加者们为履行公民责任而克服个人恐惧，发出明确目的和愿望的政治呐喊。正是由于这些目的和愿望，才诞生了《零八宪章》这一活动及其群体。宪章签名活动，就显示了这样的公民意识、良心和责任的觉醒，这便是一种新型公民运动的尝试。”由此可见，《零八宪章》，同时建立在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历史传承与《七七宪章》呼唤“政治正当性”的政治伦理基础之上，并直接连续着《世界人权宣言》的普世精神之源。
 
其实，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的政治变革，都旨在解决权力问题。现代民主意义上的宪政改革，所需要解决的也就是如何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力，以保证权力的公正、高效与清廉。从社会管理功能的角度考查，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宪政模式，是人类发展至今付出血泪代价探索出现阶段最合理的社会管理制度。
 
当今中国的社会贪污腐败，分配不公，政府效率低下、官僚主义和社会的愤懑与各种不稳定因素，哪一种社会神经的紊乱，都需要全新的民主宪政加以治理。然而，今天的执政当局却不能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担当变革主角，而是以《再辨“三权分立”》之类文章，宣扬抵制普世价值的“宪法权威”论和“法出于我”不痛不痒的修修补补策略忽悠百姓。如此“30年改革”的信誉，已在民众中荡然无存。当此之际，更需要《零八宪章》所代表的普世价值来引发社会对这个国家政治正当性的拷问。
 
中国的百年梦想与“自由力量”在觉醒！

尽早实现民主转型，不独是海内外民主人士的渴盼，也是很多中国民众的祈愿，在体制内也有相当数量的开明人士怀此希冀。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转型的直接推动力，主要在于为私之心的淡化，在于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于道德水平的升华。一言而蔽之，决定一个社会实现良性转型的直接推动力是意识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譬如，普遍良知意义上的“德性”，对自由的本能渴求，对弱者的同情悲悯，对强暴武力的本能厌恨，独处静思的道德自建本能，对物欲的被动克制和主动克制，对意境美的向往，对善良人性的后天性本能依恋（关于人性，我以为，人没有自我意识时，无所谓人性。所以，人性是后天产生的；依恋善良人性的本能也是后天性的。人在走出幼年懵懂状态之后，会逐渐体会到自身的脆弱性，同时，对自身脆弱性的担忧、无奈、力图弥补等情绪会有意无意地转为对待他人的渐趋于理性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人性）等。“物质决定意识”之类的马列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人性、美、精神价值的自我发现等意识因素对现实的主导作用。其理论被断章取义后所力倡的“阶级斗争”、“专政”、“暴力”等成分，为共产政权建政理念的非人性化、压制自由、排斥审美注重实用、不在意纯粹精神价值等恶劣倾向奠定了基础。

自毛泽东逝世之后，迄今为止，大陆社会所发生的对良性社会转型有积极意义的一些较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其直接推动力都是以意识因素为主。信仰团体所进行的维护信仰的非暴力抗争自不必说。而侧重于争民主反专制的群众运动，如“六四事件”，其直接推动力也是以意识因素为主。

“六四事件”爆发前夕，被视为党内开明改革派的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以及关于胡耀邦被排斥、打击等传闻引发了广大民众的恻隐之心。这是被人性火花点燃的导火索。当然，当时的反“官倒”反腐败的社会意识潜流里带有一定程度的“物质要求”成分。但这只是背景原因。如今的腐败和权贵经济戕害民生的严重程度远甚于当时，而并未爆发大规模民主运动。可见，意识因素对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推动作用是主要的。再说，“六四事件”的主要发起群体是心志纯直、胸怀天下的大学生，他们愤而上街并非缺吃少穿和利益追求所致。他们尚未真正走入社会，他们发起游行，初衷主要是希望推动国家走向民主和法治的道路，没有太强烈的特定社会阶层之利益诉求色彩。至于在“六四事件”的高潮、尾声阶段，社会责任感远强于今的市民们自发走上街头支持、援助、救护学生，更是为“六四事件”添上了毫无私心的精神价值光彩和悲悯博爱的人性光辉。

“六四事件”至今，已二十春秋。这期间，除了信仰团体所发起的较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运动，再没有纯粹性的以争民主反专制为目标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客观地说，当今大陆社会所暗蕴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比之“六四事件”时，整体而言确是衰弱了。然而，当今大陆社会中，仍然有大量的潜而未发、涌而未荡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这些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比之“六四事件”时，虽合力有减，但有了多元化、阶层化、成熟化的特点。这些愈趋于多元化、阶层化、成熟化的以意识因素为主的民主转型推动力，已在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中焕发出隐然之光彩。一道道精神光芒，在各个阶层中隐隐放射出来，交叉闪现，相互辉映，愈来愈强，终有一朝将穿破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照耀出一个生机勃勃自由民主的中华。这些足令每个中国人都充满对未来之希望的精神光芒，由赤绿橙黄青蓝紫诸色光合成：

（一）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所导致的贫富分化等因素，对物欲的压制作用远强于刺激作用。被压制的物欲却为私心的淡化和精神的自调提供了条件。从大多数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折射出来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平淡却持久的德性光彩。在官僚权贵阶层中，也有少数人因其坎坷遭遇、特殊经历所致而富有良知，洁身自好，不为物欲、权欲所累，在黑暗的专制统治阶层的一隅焕发出各所独具的德性光彩。

未写这篇文章前，我心里一直盘亘着这样一个问题：当今大陆社会，一方面是“物欲横流”（“物欲横流”是在民主人士的文章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我每见之，必心头一凉），一方面却是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各种宗教尤其是被打压的“地下宗教”的人数的剧烈增长。这个显然可称作悖论的现象，为我苦思许久。而今，通过写作本文之前的思考，基本理清了思路。

“物欲横流”“人人都向钱看”等，在当今语境中一般用作贬义形容，指对金钱的强烈贪欲。而对金钱的强烈贪欲，主要源于获得金钱的轻松和简单。而普遍贫困的下层民众，获得金钱的方式既不简单又不轻松。各个方面日趋不公的当今大陆社会所涵纳的如民间利润空间狭小、贫富分化、物质财富增长等因素，对人的物欲既有压制作用又有刺激作用。就当今大陆社会整体来看，多数普通民众的物欲到底是被压制了。民众对金钱的欲望之强烈程度，远不及中共官僚权贵及其附庸者，远不及那些形形色色的以损人利己方式获得不义之财的人。

当今大陆的官僚权贵经济已臻空前强盛之地步。我们看看现实，就很容易搞清这一问题。譬如在大陆县城里，很多行业如教育、房产、医疗、通讯、自来水、电力、烟草等，都是高度垄断的。教育，一般是县一中、二中、三中……而民办学校或濒临破产、或依靠行贿等手段不顾一切地依附于公办学校而维持残喘。通讯，还不如教育，移动、联通、网通、电信四大家族垄断了全部通讯资源，皮毛也不给民间。医疗，也是公办医院一手遮天，除了有特色的技术力量较强的专业医院之外，其它的盲目求全的民办医院基本都不怎么景气。至于房产，更是官商一体狂敛民财的绝对垄断性行业。绝对垄断的背后是绝对权力。绝对权力加上绝对垄断，为官僚权贵群体掠来绝对利润。滚滚暴利中的每一分钱，都附有无法洗脱的原罪。官僚权贵经济占据着九山九水，余下一山一水也不甘愿抛给民间，仍要努力蚕食。另外，民间的“一山一水”中，有相当部分是官僚权贵体系洗钱之后的产物。与官僚权贵经济毫无瓜葛的狭小的纯粹民间利润空间里，普遍也是分割完毕、各有山头。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血盆大口吞噬了绝大部分利润空间。极其有限的剩余利润空间无法形成对广大民间的普遍性激励。缺少足够利润激励的民众，对于金钱的欲望之强烈程度要大打折扣。

另外，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相对贫困的广度深度都在加大等各方面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很多无权无势的工薪阶层、中下层市民、打工仔、农民工、农民等，百般努力饱经挫折仍生活拮据或度日艰辛，“致富无望”对他们而言，成了一个愈来愈明朗的判断，渐渐将他们的生活之激情和躁动之物欲一起冻住。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淡化再淡化，更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尽管他们的物欲的淡敛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被动克制，但终究是淡化而不是增强了。所谓“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怎么过都是一辈子”，由于传统文化中务实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普遍是比较善于变通的。他们会为自己琢磨一套“活法”或“玩法”，使自己的物欲在长久的显性或隐性的压制过程中实现“注意转移”，自觉不自觉的形成一套抗拒欲望、平衡身心的生活结构和思维方式，以“平平淡淡才是真”而悠然自得——这种社会生态基础普遍是倾向良性的。另外，很多下层民众在出力流汗才获得了可供维持生计的金钱的艰辛过程中，也建立了牢固的“辛苦才有收获”的朴实而健康的谋生观念。健康的谋生观念，能对强烈物欲、贪婪私心等负面人性形成强大压制。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之下，广大民众的物欲、贪婪、私心等负面人性在很大程度被压制，进而自行弱化。是故，当今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普通生活中，都会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来平淡却持久的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德性光彩。这也是多种宗教在饱受打压之时还依然能广传于大陆的根本原因。

在官僚权贵阶层中也有少数德性高洁之士。这一类人群之大部分，因在官僚权贵中经受内争互斗之苦，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种种作为有着深刻的反思；除此，多是虽基本未受本阶层所加之舛难却因其有着特殊生活经历和较为独立的思考而有着“出淤泥而不染”特质的年轻人。官僚权贵阶层中的有德之士，多洁身自好、富有良知，不为物欲、权欲所累，在黑暗的专制统治阶层的一隅焕发出各所独具的德性光彩。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其深蕴的精神力量对民主转型的促进推动作用，是不可小觑的。但，这一类人群所蕴含的有利于推动民主转型的精神力量不具有普遍意义，故不作过多论述。

这样一分析，竟然得到这样的结论：假“改革”之名拼命掠夺民众财富、榨取民众血汗并内争不休、内耗无已的中共，原来是促使道德相对平衡（或相对增强）、削弱物欲私心、推动宗教（地下宗教）广泛传播的重要动力！尽管这种动力作用是中共间接、客观为之。分析至此，可谓令人哭笑不得！你逼人家去“安贫乐道”、洁身自好，又绝不肯让人家在“安贫乐道”的基础上再作一点良性变通。由这一点也可看出，任何专制政权都无法逃脱最终灭亡之结局。所有专制政权，无论它怎么折腾，都是自己直接或间接地给自己掘墓并促使多数人为自己掘墓。

在推动民主转型的意识因素中，我们很有必要看到，在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身上都会不同程度地折射出来的倾向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平淡却持久的德性光彩。虽然，这种光彩不强，但发光范围很广；虽然，这种光彩看似无奇，生命力却顽强，虽得于黑暗之专制而缓韧地消解着专制之黑暗；虽然，这种光彩是被黑暗燧石打出的，却从不曾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遮住和湮没，它一直熠熠闪射，并衍射出其它颜色的色光。

（二）各种信息传播工具的广泛普及，使普通民众获得各种信息的机会大大增加。在被专制之苦刺激出的“趋利避害”本能的带动下，人们普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逆向思维”来辅助正向思维，最大限度汲取着、发掘着与自由、民主、人权等有关的各种信息。在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中，因饱受内斗之苦或因特殊人生阅历所致，也不乏认同普世价值、民主理念者。民主自由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加上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的《零八宪章》的催化作用，熊熊燃烧的千万颗矢求民主之心，在专制黑云的笼罩下焕发出令人心醉的夺目光耀。

中共早就看到了这一点。我估计，中共的头头们一听到“自由门”“无界”“自由亚洲”等，都不免会出现皱眉、咬牙等条件反射症状。他们咬牙切齿、丧心病狂、不顾一切地挪用巨额民脂民膏去干“防民之口”的勾当。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拼命而为的封锁，确有暂时之效。最近几个月——大约从八月份开始，破网时的速度明显变慢，愈近十月，破网速度愈慢，在九月下旬，“自由门”家族的全体成员都在“网络高墙”前败下阵来。调动“无界”家族，仍无济于事。我很是心灰意冷了一阵子。唯一让人欣慰的是服务器在境外的免费邮箱，经试验是封不住的。十月下旬，我自度，中共已尽得所谓“六十大庆”之亢奋，紧绷的神经应稍稍放松了。遂于深夜（直接负责封网者大概会在夜间放松警惕、或因疲劳而稍麻痹）使用破网软件。终于成功。立下载“自由门最新版”等软件。经实践，在白天和晚十一点（大约时间）之前，只有新版自由门和“绿坝克星”管用。看样子，网络封锁和反封锁的恶斗真的到了最剧之程度，出击和招架的时间间隔愈来愈短。那就看谁能坚持得久。看到底是堤能封洪，还是水可决堤。

其实，就算中共能全面取得网络封锁的成功，也无法全部消灭网络上的不利于其专制统治的信息。再说，除了互联网，还有卫星接受电视、收音机、手机等各种信息传播工具。当下，在与自由、民主、人权等相关的各种信息传播过程中，在音画虚拟世界与现实的互动过程中，现已普及的所有的信息传播工具都有着尚未得到充分发掘的巨大潜能空间。所有信息传播工具都尽得其用之日，便是专制统治彻底败亡之时。

除了如何充分今已普及的所有信息传播工具的现实课题，广大民众接受信息的一般性思维规律亦值得深究。据我的观察经验和思索分析，由于大部分民众都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和正受着不同程度的专制之苦，在“趋利避害”本能的驾驭下，对于有利于中共的信息，很多情况下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倾向于“逆向思维”，进行反面思考；会本能的、不自觉的接受那些抨击、揭露、对抗中共专制的相关信息——这些信息，大部分都和民主、公正、自由有关。通过分析民众接受信息的一般性思维规律，不难看出，这一点和本文第一条关于“安贫乐道”的德性光彩的产生机制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共对民间的压迫之力、剥削之功，很多都已返还或正返还自身。你给物体一个作用力，必定得到一个反作用力。天道循环，相克相生；报是要报，时候不到。悖天逆理，必食其果。狂作孽，岂可活！？

促进民主自由观念加速传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或因饱受内斗之苦，或因特殊生活环境、人生阅历所致，也不乏认同普世价值、民主理念者。值得一书的是，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的《零八宪章》，已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当然，《零八宪章》所倡的理念未必能被一些民主人士全部认可（比如，我固赞同在民主化之后实现全民的土地私有权，但不太赞同《零八宪章》主要倾向于保证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的理念。我以为，由现在的土地使用状态平行过渡到土地私有权，对农民之外的民众尤其是弱势市民是一种巨大的不公）。但若说，《零八宪章》昭示着中国之发展方向，最大限度地传达出了最大范围内的渴望民主自由的国人的心声，稍存理智、稍有辨析能力的人对此应都不会有异议的。至于《零八宪章》的广大签署者们的认可、宣传、实践《零八宪章》的不同言行，我认为只是见仁见智的个人选择问题，绝不会、也不应导致未签署者对《零八宪章》自身理念的大范围否定。《零八宪章》的传播、影响和《零八宪章》的理念不能混为一谈。执意混为一谈，只能是欲掌所谓“话语霸权”（这个短语本身就有难以自圆之嫌：真正意义上的“话语霸权”只属于专制统治阶层，其他人们能有不充分的“话语权利”便已大幸了，遑论“话语霸权”）的别有用心之举。

未来的历史必将会证明《零八宪章》的非凡价值。《零八宪章》能够日益显现其价值，其原因不仅在于《零八宪章》符合了人心向民主、万众盼自由的历史大势而具有无尽的潜在价值，还在于《零八宪章》有着深厚的基础价值。《零八宪章》的基础价值在于，它既是当代民运的结晶，还是历史价值的凝聚。在《零八宪章》的孕哺能量中，不仅有可敬的刘晓波先生等人的巨大付出，还有历史上、现实中一切为推动民主而战的人们的付出和牺牲。《零八宪章》字里行间，都涌荡着所有中华儿女力争民主的澎湃热血，燃烧着一切反专制人士的炽热之情。正如民主同道所言，“《零八宪章》面向中共、面向现行专制政体。但是，又绝非仅仅面向中共与现行政体。唤醒公民社会、凝聚体制外共识，是‘宪章’更为迫切、更加重要的使命。”确如此。《零八宪章》因深涵着巨大的价值感染力和道义召唤力，在当今大陆民众的民主自由等意识因素还未积累到一定程度、尚不足以引发质变之际，起到了并正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零八宪章》如耀目的星辰，穿破物欲阴霾和专制黑云冉冉上升，使万千民众受之激励、遽然觉醒，愈来愈多的渴求民主之心熊熊燃烧，在专制黑云的笼罩下焕出令人心醉的夺目光耀。

（三）各类宗教团体尤其是饱遭打压的“地下宗教”，虽受百创而生命力不减，如火燎原，愈来愈盛。各类宗教团体在专制黑暗中显现着的信仰光彩，使得愈来愈多的沉于物欲、权欲之泥沼的灰暗心灵被召唤，从堕落中回升，并焕发出道德的热力。各类宗教团体尤其是“地下宗教”的广传，使这一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包裹着的灰暗时代镀上了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

当今大陆宗教之最强盛者，不是被中共允许“合法存在”的“地上宗教”，而是饱遭打压的“地下宗教”。“地上宗教”虽传播条件好，但人数很少，不少“地上宗教”的信仰基础并不牢固。中共对“地上宗教”，在允许其公开活动的同时，一方面以一系列方式限制其发展，另一方面，对“地上宗教”赖以存身的活动场所进行商业化处理，将其变成景点之类，以利益来淡化、瓦解这些“地上宗教”的信仰，最大限度地使其世俗化，使其因信仰淡弱或无存而没有多少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可言，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了这些“地上宗教”对专制统治的潜在威胁。另外，中共以一系列组织对这些形存而神散、人丁稀少的“地上宗教”极尽行拉拢、钳制之能事。相对而言，少数民族的“地上宗教”的发展条件要好些。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共的限制甚至打压。少数民族的“地上宗教”的传播范围一般仅限于本民族生活地域。少数民族整体力量的不足，决定了少数民族“地上宗教”的弱小。

相反，汉族地区的各种“地下宗教”虽饱遭打压，却因为没有“地上宗教”所受的种种限制、腐蚀和掣肘，发展速度一直是有增无减。我曾因为信仰团体的朋友撰文鸣冤而被抄家毒打和非法劳教，和此信仰团体的朋友同囚一处。与我同在一囚室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国保警察审他时，曾对他说，你们的人数不是少了，而是越来越多了，而且还有年轻化的趋势。我所在的大队，确实有不少人很年轻。而且都是在该信仰团体被打压之后加入此信仰团体的。我所在的大队，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人是“二进宫”。这些人告诉我，他们“一进宫”时（大约从零零年到零三年），队里所有的人平均年龄是四十五左右。而我与他们同囚之时（零六年到零七年），所在大队的所有人的平均年龄仅三十七、八。据一些针对所谓“邪教”而建的网站的相关资料分析，汉族地区的其它“地下宗教”的总人数也都在逐年增长。

汉族地区的各种“地下宗教”逐年壮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本文第一条关于“安贫乐道”的德性光彩产生机制之分析中，我已对各种“地下宗教”发展壮大的社会生态基础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广大普通民众身受着专制统治的重压和重重剥削，很多人已安于贫贱。生活普遍不如意的他们，需要从宗教中获得生活信心和感情慰藉。宗教为他们营造了美好的精神家园，他们的信仰同时也是其生活状态的精神支持。当他们有了生活困难和不虞之灾时，还能获得其他信仰者的帮助。这些，都使他们对所信宗教产生强烈的归属感。需要这些的，不惟是普通民众。一些官僚权贵阶层中的德性高洁之士，何尝不需要这些。关于官僚权贵阶层中的高洁之士的德性色彩的大致产生条件，我在本文第一条已有论述。官僚权贵阶层中的高洁之士的德性色彩的大致产生条件中，基本具备了走进宗教的客观心理因素。这些遍布各阶层人们在享受宗教所予的种种美好时，不因高低贵贱而有别。宗教所予的种种美好都是中共不可能给他们的。不仅不给他们，还要强制他们放弃。他们怎肯放弃。大陆所有的“地下宗教”都饱遭打压，却都以非暴力方式顽强抗争。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这和他们坚韧不屈地进行非暴力抗争有着密切关系。他们与中共抗衡至今，纵然谈不上胜利，却终归没有失败。他们以各自所特有的非暴力抗争方式，感动并教育了相当一部分大陆民众，并在世界很多国家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地下宗教”自身不是没有问题的。譬如，他们所制作的对中共进行揭露的书籍、材料，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有一些不符实之处。他们对中共的揭露抨击，多从本团体立场出发，不是十分在意广大民众的所思所想，他们对中共的批判立场和多数民众对中共的批判立场很不相符。而他们所制作的最大限度地排除了本团体立场的揭露抨击中共的书籍材料，又多有断章取义的成分，逻辑性不强，切不中要害。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虽然，他们自费制作很多宣传材料，初衷都是好的，却使不少民众反感。我曾多次亲眼看见，他们省吃俭用挤出资金、耗费很多精力制作的材料，被人信手一掷，抛在地上。

尽管，“地下宗教”自身有着一些缺欠，但整体而言，“地下宗教”的存在，在积累非暴力斗争经验、揭露专制政权的罪恶、消解专制政权的能量、加速专制政权的瓦解、鼓舞其他受压迫民众的反专制的勇气、整合民间力量、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形成、推动和平民主转型等各个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最重要的是，各种“地下宗教”的广泛发展，对飞速滑坡的大陆道德，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阻遏作用。各类宗教团体在专制黑暗中显现着的信仰光彩，使得愈来愈多的沉于物欲、迷于权欲的灰暗心灵被召唤、从堕落的泥沼中回升并焕发出道德的热力。而道德的回升、私心的收敛、物欲的淡化等因素是增强全体民众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重要条件。只有很多民众有了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民主转型才能最为顺利地完成。毫不夸张地说，对飞速滑坡的大陆道德的阻遏，是当今大陆各种“地下宗教”为民主转型和未来中华所作的巨大贡献。各类宗教尤其是“地下宗教”的广传，使这一被专制黑云和物欲阴霾包裹着的灰暗时代镀上了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信仰者所独具的圣洁光华，与“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的德性光彩，是各有姿彩而又交相辉映的。

（四）被专制之恶震荡、激怒的各个阶层的良知之心迸发出无法被遮掩的正义之光。专制势力为恶愈剧，正义之光愈强，这样相持下去，愈来愈强的正义之光必将汇集到某一邪恶目标点上，聚焦燃烧。

这一条，和第一条很有些相似。不同的是，在第一条中，中共所起的作用还是比较间接的。但在“用邪恶唤醒正义”方面，中共所起的作用是直接的。由于中共专权者执迷不悟、在体制内外一律是排斥民主因素顽固坚持高压专制，加上愈来愈大的官僚权贵经济的“胃”和愈来愈大的部门权力、地方权力之“口”，日益处于弱势的广大民众还要饱受城管交通、凶警淫官等专制恶势力的直接的陷害宰割和打压欺凌。专制恶势力欲以民众为鱼肉，然而民众终究不是鱼肉。刀砍在肉上很舒服，砍在硬骨头上，便是刀挫骨损的两败俱伤。对民众任意欺凌肆意宰割N次，总会有那么一次要获得等量或超量的反馈。只要民众能保持敢怒不敢言的准奴隶状态，那些形形色色的专制恶势力就应知趣了。如果杨佳事件、邓玉娇事件还不能使专制恶势力稍事收敛，总还会有人替老百姓还以颜色。

不过，你想让专制势力不作恶也难。人一旦成群，且没有足够的道德自我约束力和外在钳制力，与猛兽无别。对待猛兽，没有笼子也要用链子锁着。没有笼子，没有链子，猛兽定然要咬人伤人吃人。不能和美国比。一比就比得我们心烦意乱。我们在冷静时，好好看看自己的历史，有助于增长勇气和希望。我们没有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但我们总算还有孙中山。民主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只要还有和平转型之路，只有疯子才会用其它过激手段。但如果一切和平转型之路都被堵死，很多人会被逼成疯子。史海今事，历历在目，可察可鉴；果要顽固到底，勿谓言之不预。在此，我想再用本文前面的话对那些读到本文的钟情专制者敲一下：天道循环，相克相生；报是要报，时候不到。悖天逆理，必食其果。狂作孽，岂可活！？

灭亡，是一切专制政权的无可回避的终极命运。

因为，你消灭不了普遍良知意义上的“德性”，你消灭不了人们对种种自由权利的本能渴求，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心灵家园的向往，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强暴武力的本能厌恨，你消灭不了人们独处静思的道德自建本能，你消灭不了唤醒良知的自我反思力量，你消灭不了人们对欲望的克制潜能，你消灭不了人们对意境美的向往，你消灭不了人们对善良人性的后天性本能依恋。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悖天逆理、胡作非为，都是要抛掷能量的，这些能量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反馈给你自身。你用实际行动给广大民众书写的反面教材，在不断增厚，很多民众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了专制之恶，自觉或不自觉的萌生出对正义、民主的渴求。专制恶势力一次次的暴虐之举，一次次的震荡、激怒着各个阶层的良知之心，亿万颗被震荡、激怒的良知之心迸发出无法被遮掩的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一道道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逐渐汇集到一点——此即民众精神力量的整合——一道道愈来愈强烈的正义之光，终将汇集到“专制”这个目标点上，聚焦点燃，在专制灰飞烟灭之时，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那些美仑美奂的精神光芒，我们会看到，平淡广泛的德性光彩，各具姿彩的道义之光，熊熊燃烧着的捍卫民主之心焕发出的夺目光耀，信仰者们的圣洁光华，和千万道强烈如电的正义之光织在一起，在民主中国大地上交相闪耀，撼人心魄……

作于2009年11月1日至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