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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一堵有形的柏林墙建立了，又倒塌了，用了28年时间；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各种有形无形的“柏林墙”阻碍着人们自由的脚步，这样的“柏林墙”在中国比比皆是。不过，无论这墙是多么高大坚固，依然挡不住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早晚会像柏林墙一样倒塌——只是不知道还剩下多长时间。

说起中国的“柏林墙”，最大的就算是互联网上的防火墙了——阻碍信息自由传播的是它，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等宪法权利的也是它。虽然胡锦涛说“不折腾”，但对于3.8亿网民来说，这堵无形的“柏林墙 ”就是在折腾中国人民。不过，有墙就会有翻墙，不要小看网民的智慧，即使官方投资千亿打造防火墙，也挡不住向往自由的力量。目前网上有多种耐用并时时升级的破墙软件，而且都是免费的。网民以低成本对付国家高成本，正如俗话说“任他巨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顺势借力，以小力胜大力，让官方防火墙防不胜防。

对于两三亿农民工来说，同在一个中国却不能自由流动，而且只能享受“二等公民”待遇，这个暂住证制度就是一个妨碍公民迁徙自由的“柏林墙”。对于本来负责报道真相的记者们、本来拥有自由写作职责的作家们来说，中宣部及各地的宣传部就是一堵长长的柏林墙，只要宣传部存在一天，就不会容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更谈不上新闻立法。只有破除这堵墙，才有可能享有宪法确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对于工人来说，不准成立独立工会，就是一堵“柏林墙”；对于农民来说，不准农民享有祖祖辈辈生存立足的私有土地，就是一堵“柏林墙”；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私人财产得不到保障，法律不彰，也是一堵无形的“柏林墙”；对于官员来说，不能凭选票竞选上台，随时被提升上台，随时被撤换下台，这样的选拔任命方式 无疑就是一堵“柏林墙”……如此种种“柏林墙”，不但妨碍了公民自由，还妨碍了这个社会的和谐、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

按照邓小平的思维，经济上去了，日子过好了，社会就会“安定团结”了，可事实上若是妨碍与侵犯公民自由的各种“柏林墙”继续存在，即使人人都有汽车、洋房了，但只要没有自由，人们依然不满这堵所谓“安定团结”的柏林墙，迟早要将它推翻。暨南大学教授庄礼伟研究认为，世界银行1989年12月发表的报告称，东德人均国民收入已达到1.2万美元；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东德获奖牌排名世界第二；1988年汉城奥运会，东德获奖牌仍然排名世界第二；还有1989年10月 7日东德建国40周年的阅兵武器及方阵很是辉煌豪华，然而尽管有了这些骄人的成绩，东德人还是要推倒柏林墙，还是要在政治上改弦更张。

东德1989年阅兵当天就有大规模示威，并有1000多名示威者被捕。前来参加庆典的戈尔巴乔夫看不下去了，提醒昂纳克：“谁迟到了，生活就惩罚谁。”庆典后的第11天，昂纳克就下台了；后一个月，柏林墙就失效了。一切都来得那么快。今年11月9日，即柏林墙倒塌20周年纪念日当天，德国总理默克尔在ARD公共电视上说，柏林墙倒塌是“德国近代史上最快乐的一天”。因为柏林墙的倒下，不但促成东欧集团解体，也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欧洲一体化，人们自由穿行，统一不但带来了经济长足发展，同时还带来了长远的自由。

早在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在西柏林明确表示：“自由有许多困 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访问西柏林这座墙中之城时，曾公开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拆掉这堵墙！”后来戈尔巴乔夫解体了东欧集团，也宣布解散苏共——对于苏联人民来说，苏共的存在就是一堵巨大的“柏林墙 ”。戈尔巴乔夫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柏林墙的存在就是限制自己的人民，有篇报道说“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是什么地方？那不就是监狱吗？”同样，政府在网络和网民之间筑造一堵“柏林墙”，正是这样一堵思想监狱的围墙，为普世文明所抵制，却成为官方炫耀的有效的“管制武器”，美其名曰“金盾工程”。

既然“柏林墙”存在，就有层出不穷的翻墙勇士涌出。我熟悉的不少网民都以翻墙为荣，以不会翻墙为耻。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纪念日前一天，上海学者王晓渔为纪念柏林墙倒塌写了一篇文章《翻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倡导翻越中国的“柏林墙”：“人类诞生以来，墙的历史有多长，翻墙的历史就有多长……除了柏林墙、长城、三八线这些有形的墙，还有很多无形的墙。编户齐民，四民（士农工商）从杂处变成分居，这是无形的墙；严格的户籍制度，在自己的国家里只能暂住，这也是无形的墙；在地球村时代的网上，时时遇到‘该页无法显示’，这还是无形的墙；在路上迎面见到陌生人，我们不是微笑而过，而是充满警惕，这依然是无形的墙 ”，所以“翻墙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今后，如果我们通过努力，早一天推翻了如此种种“柏林墙”，我们就可以把亲身经历告诉我们的下一代：当年我们是如何翻墙的，有哪些酸甜苦辣，如何把翻墙当作我们“个人历史上最快乐的一天”。当然，我还希望今天我们中国执政党的决策者们，应当站在戈尔巴乔夫的高度，主动迎合这个时代的潮流，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和落实宪政，因为早改革早受益，晚改革麻烦多。要记住戈尔巴乔夫提醒昂纳克的那句话：“谁迟到了，生活就惩罚谁”。

今天，戈尔巴乔夫这位前苏联领导人，现国际绿十字组织主席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他的“推墙理论”。他说，世界上“还有更多的围墙要拆除 ”，“在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和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有这么一堵墙存在。导致气候恶化的国家和受害国之间有这么一堵墙存在。关注科学证据和迎合既得利益之间也有这么一堵墙存在。普通百姓努力改变自身行为方式和要求有效的全球性行动，与那些令他们失望的领导人之间，同样也有这么一堵墙存在”，所以他提出“让围墙倒下！”。这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也是一个忠告，因为中国有形无形的“柏林墙”，对于执政党领导人来说也是“你们的围墙”，“面对如此关键时刻，不能逃避历史对你们的要求”，“推倒这堵墙。世界各国的人们期盼你们的行动。不要让他们失望”。

我的好友、中国公民冯正虎先生为了维护其回国回家的公民权利，抗议中国当局将其绑架强制“扔”回日本的非法不义行径，目前滞留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已经是第10天了。10天来，冯正虎一直住在成田机场一号候机楼的入境大厅里，白天靠少量食品和喝自来水充饥，晚上睡在入境处过道的长椅上。好莱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幸福终点站》（The Terminal）的真人版正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上演。

冯正虎所在的成田机场一号候机楼入境处没有任何饮食服务设施，头几天除了日本入境处的官员为其代购了几个饭团外，他只能喝洗手间的自来水充饥，入境处的官员为逼迫冯正虎入关，随后不再帮他从外面购买食品，也拒绝接收、转交冯正虎在日本的亲友特意送到机场的食物。几天以后，我才得知上海律师特意赶到浦东国际机场，寻找飞往东京成田机场的旅客，为冯正虎捎来一些饼干、蛋糕等食品。

10天来，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坚守成田机场的冯正虎兄，对冯兄的大义之举既是感佩，又很担忧他的身体状况！当我打通冯兄的手机电话关心地询问他的现状时，冯兄坚定地告诉我，他已公开声明放弃日本签证，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在机场坚持一年半载不成问题。他要向全世界揭露中国政府的非法不义行径，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希望国际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承担起应负的责任，让自己的国民回国回家。

冯正虎兄是我在上海的好友，我和他的第一次见面是2007年春节后在郑恩宠律师家里。当时郑律师虽已3年冤狱刑满获释，但大部分时间被软禁在家非法限制自由，难以走出家门一步。而在这样的严密监视下，冯正虎兄是最早冲破禁锢探视郑律师的人之一。由于我也受到上海警方的监控和严厉警告，禁止我和郑律师见面，直到他获释大半年后，警方允许他在警察跟踪监视下在上海范围内到亲戚家走动和会见朋友，因此2007年春节前后，我们才得以第一次相见。很快郑律师就向我引见了冯正虎，我和冯兄在郑律师家第一次见面时，颇有相见恨晚之感！尤其畅谈起80年代上海那种开放的氛围和当时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时，我们有颇多相似的感触。

冯兄80年代曾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后辞职经商，1989年之前已经是上海一个民间经济学会的副会长。但1989年的狂风骤雨让那一段“黄金岁月”雨打风吹一去不复返，冯兄所在的“经济学会”也无法继续运作。90年代他转而从事民间出版，却因一本纯粹介绍经济信息的出版物《日本企业名录》而被无端扣上“非法经营”罪名入狱3年，直到2000年才出狱。出狱后，他为自己的冤案申诉，却寻求公道无门。在为自己申诉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一些有着各种冤情的访民，热心的冯兄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访民们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有时还义务为他们撰写法律文书。郑恩宠律师因为上海拆迁户维权蒙受冤狱后，冯兄也一直很关注，并在郑律师出狱后突破“封锁线”登门拜访。

可惜由于我和冯兄在上海时都处于国保监视的“半自由”状态，我们平时很少见面。但我一直关注他的维权行动，知道他的“护宪维权网”和每月一期的“督察简报”办得有声有色，我也一直担心他的安全，担心上海当局会找茬再次将冯兄投入监狱。

我出国前最后一次见冯兄，是去年春节，我记得那天是年初五，我上午先去了郑律师家，品尝了蒋美丽大姐精心准备的丰盛午餐后，我和郑律师、蒋大姐一起出门去离财经大学不远的冯正虎家拜年。当时郑律师尚可以出门，但有“尾巴”盯梢。我们打“的”准备前往冯正虎家时，跟踪的一名便衣公然挤进我们叫的出租车前座，一定要和我们坐同一辆车，因为他们担心目标跟丢了会遭上司训斥。为了不被阻拦出行，我们只好妥协，我和郑律师、蒋大姐三人坐在出租车后座。其他的几个“尾巴”迅即叫了另一辆车紧紧跟随。令我意外和郁闷的是，当我们在冯家的小区门前下车时，停在小区门口的另一辆“黑车”上钻出来几个我并不陌生的面孔，领头的小头目对我说：“李剑虹跟我们回去吧。”原来是浦东的国保在这里打我的“埋伏”。我无奈地说：“大过年的你们不好好在家陪家人过年，却这么大老远地跑来这里给我拜年，真是辛苦！”我想郑律师的“尾巴”还只是跟着，并不干扰我们的行动，凭啥你们要剥夺我去朋友家拜年的权利？但我知道跟这些拥有“执照”的“黑社会”是没有道理好讲的。我只好请郑律师和蒋大姐上楼去告诉冯兄一声，我无法去他家做客了，请他下楼来我们见个面。

几个国保在催我赶紧上车，我坚持要等冯兄下楼一见，跟他们对峙着。过了几分钟，冯兄从楼上下来，试图同那些国保交涉：“怎么回事？你们是什么人？凭什么干扰公民正常交往？”那些人强词夺理说：“我们是执行任务。”我因为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去见朋友，在街上被国保阻拦，因不肯服从他们的命令，被几个人一哄而上“抬”进警车带走。我知道跟那些人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不想大过年的让朋友不开心，就向冯兄问候了新年，简单地聊了几句，就上车跟那些人走了。

那次见面之后不久，我收到了瑞典的邀请函，就出国权的问题我与上海国保展开了艰难的交涉，也因此受到比以前更严密的监控，因此直到4月我在国保监视下登机离境来瑞典，都没能有机会与冯兄当面道别。

由于冯正虎兄依法维权的行为，他成为上海国保的眼中盯，今年2月一度被绑架关在“黑监狱”里40多天。冯兄获释以后，因所谓的6月“敏感期”将至，当局同意他去日本短期访问，并欺骗冯兄说“六四”以后就可以回来，但在6月7日冯兄从东京返回上海时却被无理拒绝入境回自己的家。此后冯兄接连7次闯关回国，均被上海拒绝入境或被日本航空公司配合中国当局无理拒载。

影片《幸福终点站》的小说原作者安德鲁?尼科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冯正虎的态度就是相信“回国之路是靠走出来的”，“日本是美丽的国家，但不是我的祖国！我有权回到我的国家，所以我在这里坚持着”。至今他已持之以恒地走了8趟，为了维护回国回家的权利，他正在成田机场里忍饥挨饿。

我欣慰地得知一些朋友正在发起飞往成田机场为冯正虎运送食品饮料的小型“空投”救援行动，在此我呼吁海外的朋友，不但以实际行动援救冯正虎，也希望更多被同样剥夺回国权利的同胞响应冯正虎闯关回国的义举，发起“闯关运动”向中国当局争取自己回国回家的权利。我也呼吁日本入境处的官员本着人道主义向冯正虎提供基本的人道帮助，为其提供食品。

我本人上月原定结束在瑞典的访问，计划途经香港回国，但在深圳入境处两次遭粗暴拒绝。冯兄曾撰文声援道：“家是国的根基，回国的真正意义就是回家，回国权就是回家权，我们每一公民应当有自由出入自己家的权利，这是与生俱来的基本人权。”在此我衷心地祝愿冯正虎兄能早日实现他回国回家的心愿——这也是我的心愿，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虽然并不是生命中所有的等待都能等得到我们期待的结局，我还是希望他能尽早走通这条艰难的回家之路，希望中国公民不再有一旦出国就回不了家的恐惧，我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顾及国家起码的脸面，立即停止这种践踏公民权利、严重有损国家尊严和国家形象的“无法无理无情”行为。

2009年11月13日流亡瑞典中

1898年秋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匆忙乘日舰逃往日本。舰长将一本当时在日本极为畅销的小说《佳人奇遇》送给梁启超，供他在亡命途中消愁解闷、缓解心情高度紧张之用。没想到，这本原来供梁消遣的小说竟令他激动不已、引起强烈共鸣。

《佳人奇遇》是日本政治家、作家柴四郎写的“政治幻想”小说，书中虚构了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东海散士邂逅流亡异国的西班牙将军的女儿幽兰、投身爱尔兰独立运动的女志士红莲和助其从事复国活动的明末遗臣鼎泰琏的故事。小说把这几个不同国度、时代的流亡志士汇聚一起，将从北美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直至朝鲜东学党起义以及中日战争这百余年历史事件串成一线，各国独立运动的名人也相继登场。书中有男情女爱，更充满了故国沦亡之悲、志士兴国之壮、革命与改革的波澜壮阔和腥风血雨。如此内容，无疑使刚刚经历改革、失败、流血、流亡的梁启超感同身受。所以到日本不久，他便将其译为中文，并在他创办的刊物《清议报》第一册就开始连载。

此书在《清议报》的连载引起巨大反响，1901年便出版单行本。梁氏意犹未尽，一时技痒，在1902年干脆创作了专谈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为发表这部作品，梁还专门创办了文学杂志《新小说》。这部小说共五回，约9万字，并未写完，虚构了从1902年到1962年这60年间中国的变化。小说的主旨，是中国应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实现民主共和。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八国联军攻克北京后南方各省开始自治，到1912年全国国会开设，中国实现共和制而不是他主张的君主立宪，国名叫“大中华民主国”，皇帝罗在田自动退位，被国会选为大统领，即大总统。“罗在田”指光绪皇帝，“罗”是光绪皇帝的姓爱新觉罗之意，“在田”是光绪名字载湉的谐音。新的共和国定都南京。通过维新造就共和国的首功之臣黄克强被选为第二任、第三任大统领“黄克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恰中后来辛亥功臣、此时刚到日本尚为留学新生的黄兴的字，黄的字就是“克强”，辛亥前后多以黄克强称之。经过维新50年，中国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已成世界超强国家，外国人纷纷学习汉语。所以在1962年中国全国人民在首都南京大庆维新50周年的时候，各国政要纷来祝贺，参加盛典。

他1902年对十年后的预言之准，令人惊讶：辛亥革命爆发后首先是南方诸省独立；中华民国于1912年成立；定都于南京。至于“黄克强”，那是蒙对的，可不必当真。然而应当一提的是，他竟然还预言了“上海世博会”。1962年各国政要齐集南京，庆祝中国维新50周年，一时“好不匆忙，好不热闹”：“那时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大博览会，这博览会却不同寻常，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是谓大同）。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眉批：专为请求宗教学问而来者已不下数万人，余者正不知凡几）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阔哉阔哉）这也不能尽表。”

虽只寥寥数语，却是意味深长。“上海世博会”的“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展示各种产品、各种商务活动，而是将其办成来自全球各种知识、观念、宗教、思想碰撞、交流的公共空间，大上海“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在他看来，思想的“展示”要比物品的“展示”重要得多。

好在现实世界的“上海世博会”已快开幕，究竟是一个只展示产品的“世博会”还是各种思想观念百家争鸣百家争妍的“世博会”，梁氏的这个预言究竟准不准、这个期盼憧憬能否实现，即将揭晓。

1922年9月，上海的一家英文杂志《每周评论》做了一项民意测验，选举“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投票者几乎全是中国人，主要是教员和学生。收到的有效选票大约是2.5万张。1923年公布选举结果，位列第一的是孙中山，得选票1315张，列第二位的是冯玉祥，得选票1217张。

孙中山是所谓“民国伟人”，当选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的首位自在情理之中。但冯玉祥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相对于孙中山来说要小得多，何以当时被认为是仅次于孙中山、选票之差仅98张的“最伟大的中国人”呢？冯玉祥做了什么事让人们对他这么崇仰？

可能的原因，是冯玉祥严格约束部伍，在其主政的地方施行“德政”。此前，冯玉祥曾主政湘西（湖南常德）、陕西和河南。在陕西期间因为各种原因而作为不大，但在常德留下了“德政”的名声，而在1922年4月起任河南督军，主政河南期间的一系列举措更为人称道，比如打击土匪、公开财政收支、清除腐败、支持教育等。

当时河南的匪患非常严重。土匪经常绑架老百姓，把受害人的一只耳朵割下或斫去一根手指寄给其亲属，如果再不按时交纳赎金，则把其躯体的一部分送去。此类事屡见不鲜。除绑架外，土匪还干了许多别的罪恶勾当，严重威胁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冯玉祥分兵几路追剿土匪。两三个月后，剿匪初见成效，报界称赞冯“干出了奇迹”，其辖区内“已消除了匪患”。

在财政方面，冯玉祥公开收支，被认为是“中国政务首次出现的新鲜事”。打击腐败方面，河南省府和开封市府的主要官员大部分被撤换，有的官员被监禁，有的被处决，省府各部门很快成为“公认的廉洁的职能机构”。

支持教育方面，冯玉祥用抄没的前河南督军赵倜的家产的一部分作为教育补助经费，以支付欠薪和改善教学条件。冯还指定契税为教育专款。还特聘留美教育学博士、南开大学教务长凌冰为河南教育厅厅长。一切气象更新，以至一位外国人说“学校比我到这个城市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办得好。”

冯玉祥的“德政”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誉。1922年10月初，河南的农民、商人和知识分子听闻冯玉祥将被调京任陆军检阅使，连续发电报给北京政府要求冯玉祥留任，称“督可废而冯公不可去，头可断而民志不可夺”。不过，河南的民意没有留住冯玉祥，大总统黎元洪的调令很快下达，冯玉祥一接电令当天就离豫北上了。河南人民对北京政府无视他们坚留冯的请求十分愤慨。

冯玉祥一离河南，情况随之恶化。他的继任者立即征收1924年的税。冯的革新被废止，贪污腐败每况愈下，社会混乱黑暗与前河南督军赵倜执政时一般。教育厅长凌冰离豫返津，重任南开大学原职。土匪活动又复猖獗，冯离豫后仅几周，河南东部的匪患就“和先前一样的严重，如果说不是更严重的话”。至1923年初，包括开封在内昔日冯管辖的地区的状况，都已完全回复到其督豫之前的老样子。

冯玉祥离开河南的时候，正是他声誉日隆之时，他以督军、基督将军（冯信奉基督教，其士兵差不多都接受了洗礼）、改革者蜚声全国。中国人民———尤其是华北人民———从冯的军队真爱民、不扰民及冯注重教育、勇于革新、关心群众疾苦等看到：冯确实与其他军阀不同。冯因此而全国知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离豫前一月开始的民意测验冯被选为“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的第二名就不奇怪了。

与冯同时代的其他军阀，毫不关心民瘼，常常纵兵掳掠，形同土匪。而冯却对士兵进行严肃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教育，反复强调抵御外侮、爱护百姓是每个官兵的天职。当时流传一段著名的冯部队的问答式的思想教育，军官大声问，士兵们齐身回答：

问：谁供给你们衣食？

答：老百姓！

问：如有人欺压老百姓，你们怎么办？

答：打倒他！

问：如冯玉祥压迫老百姓，你们怎么办？

答：打倒冯玉祥！

与同时代的军阀相比较，冯的确可以算是当时“最伟大的中国人”，与孙中山相比仅差98票可以说是体现了民意的公正。但是对于“伟大”的评价存在不同的标准，对于冯的“伟大”也有不同的看法。

冯的故事，给了美国学者奥尔森（M ancur Lloyd O lson）灵感，由此提出了关于国家起源的著名的“匪帮理论”。其观点认为，当一个匪帮从“流窜”变成“常驻”，从抢劫变成收税，使无政府状态变为有秩序的统治，国家就产生了，匪徒就成了统治者。

奥尔森说：“为什么大多数人口众多的社会在历史上都避免了无政府状态呢？当我读了描述一位中国军阀的书（指美国人薛立敦撰写的冯玉祥传记）时，偶尔得到了答案。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部分地区被军阀割据。他们武装一队人马，占据一块地盘，然后在各自的地盘上自立为王。他们向人民征收重税，大多数装入自己的腰包。军阀冯玉祥就是因为用他的军队镇压了土匪，并击败了相对有实力的流窜匪帮而拥有这种特殊的地盘，才声名显赫的。很显然，冯玉祥地盘上的大多数人感到他比流窜匪帮更可取。”

因此，在奥尔森看来，冯玉祥和他的军队与其他匪帮的差别，仅仅是“常驻”和“流窜”的差别，冯玉祥与其他军阀相比，也仅仅是实行“德政”的军阀而已。这种观点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冯玉祥自己对“军阀”二字就很敏感，他不认为自己是军阀，我们许多中国人也不认为是冯是军阀，而应该归为爱国军人。然而，奥尔森的理论也有其合理的逻辑和深刻的道理。

具体到冯玉祥身上，冯和他的军队在当时的作为，其实只是在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责，即提供公共安全和教育等其他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质量还不能说是很高的，与一个现代政府所履行的国家职责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当然不是否定冯当时的作为，而只是从两个不同的标准来评价同一个事物所得出的不同结论而已：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冯的确可称“最伟大的中国人”之一，因为他与残民以逞的军阀们不同；而从履行现代政府职责的角度来看，冯当时的作为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甚至还有许多欠缺。

1922年冯玉祥被选为“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的第二名的民意测验，其实只是验证了一个道理，即政治人物所获得的人们的尊敬，与其行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代政府的角色要求成正比。

我上的是本科四年制的师大，甘肃师范大学。它最早的校名是西北师范学院，九十年代中后期，在全国大学提升校名的热潮中，升格为西北师范大学。

我们那一届大学生，由于文革的缘故，在学校里多呆了一年，等于上了五年大学。不过正儿八经课堂上学习专业总共不到两年时间。

说起来，我能上大学，完全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

第一，六零年六一年，以及六四年和六五年，考大学政治审查很严厉，像我似的祖父是地主、父亲是旧官吏的考生，你考得再好，也不会录取你。而六二年政审最宽松。因为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千八百万至四千三百万农民，毛泽东不得不退居二线，刘少奇等人实行让步政策，政治上的极左有了收敛。虽然六三年毛泽东已经开始反攻倒算，不过还是有个缓冲期。我正碰到这茬口。

第二，五八年大跃进，出现了很多跃进大学，六〇年我饿着肚子升上高中，读了几个月，支持不下去，就进了矿业学院，想走捷径，二十岁大学毕业当工程师。当时初中毕业上大学的大有人在，因为大学多而生源不足。我父亲是矿业局的职员，我也就进了矿业学院。我十六岁，班上的同学都是三十几岁的在职干部工人。上课的老师都很年轻，有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女老师，很漂亮。那时候生活已经相当紧张，在矿院混了不到一学期，矿院撤销。没办法，改上煤校，毕业当技术员。在煤校的那一年，即六一年，在我记忆中是挨饿最厉害的时期，我们学生都是拿着脸盆和大口杯吃食堂——真正是大锅清水汤，饥饿难耐，中饭晚饭都是喝一大脸盆的米汤，饭后的感觉还是饥肠辘辘。就这，煤校也办不下去了，深秋时节，学校撤销，学生解散。我走投无路，没办法就当了煤矿工人，当事人称“煤黑子”。但是，啊！真幸福，每月五十六斤口粮，一斤红烧肉，还有烟和酒，这是对从事特重体力劳动的工人的照顾。酒肉烟我上交父亲，口粮在食堂，我全部吃光，信不信由你，食堂一位炊事员是老乡，他经常多给我一个大馒头，我还是吃得下。我在矿区掘进二队，即为采煤队开掘巷道，冒顶和瓦斯事故是有的，不过当时国营煤矿，对安全很重视，事故不像九十年代以后那样多。啊！难忘的井下生活。在井下劳动了半年多时间，坚持不下去了，借口是近视眼，调到地面上，在矿部当通讯员。成天骑着车子在矿区山沟上下跑，送报纸文件信函。那时《参考消息》是内部文件，矿区只有六个矿长有资格看，我爱看《参考消息》，上面登着很多社会上根本听不到的新闻。有一回我正在全神贯注地看《参考》，宣传部长进来了，见此情状，他大发雷霆，训斥道：你怎么看秘密文件？大大咧咧地回答：我认识字，又经过我的手，看一看怎么了？他气坏了，一甩手出门而去。第二天，《参考消息》就改由党办的通讯员递送。我工作的一大乐趣就此完结，每天心里空落落的。这年的春夏的一天，我进城，在街上偶然碰到初中的好友戴晓光，他们正在迎接高考，说起来，他问我何不参加高考？我吃了一惊，荒了两三年的功课，想高考？做梦娶媳妇吧！可是回到矿上，又想何不冒撞它一回？给父亲一说，他同意了，于是我就加紧准备，开夜车背历史地理，复习题纲都是戴晓光送给我的。随即以社会青年的身份报名参加高考。算起来，高中数理化外语没有学，所以只能报文科，那就是报免试外语的师大。坦白而言，之所以冒险成功，完全是靠作文。六三年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当我唱起国际歌的时候》。哈哈，我看《参考消息》所得的材料派上大用场了，亚非拉丛林革命，反修，世界革命，写得慷慨激昂，写得洋洋洒洒。虽说当时中苏公开论战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使用的语言，肯定给考官一个印象，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觉悟甚高的人。要知道，当时许多考生，竟不知道何为国际歌？有的大写唱国歌的感想，有的甚至把《东方红》当成《国际歌》。这当然是我大大地占了便宜。我的作文成绩，恐怕是高考成绩的一大半。

我就是这样凭运气进了甘肃师大。这叫愚人自有愚人福，没毛的鸟子天照应。

我们上大学的第一年还是不错。中文系有多位学界耆宿或少壮派教授如徐褐夫、赵荫堂、陈涌、尤炳圻、傅恒书、彭铎诸公，个个满腹经纶，闻名遐迩，虽然头戴右派帽子，但可以从事一定的学术活动，那时我们还没有因为他们的右派身份而怒目相视。我们对之肃然起敬，老远看见就驻足行注目礼。直到后来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我们不断喝下狼奶，终于在文革爆发时凶残地对待老教授们。

当时老教授们在系上或开专题课，或设讲座。头顶大右派帽子的赵荫堂、陈涌乃是大学者，此时也给高年级开选修课，高年级学生趋之若鹜，我们新生也亦步亦趋，宁可旷我们不喜欢的课，去混在高年级学生中间听选修课，真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须知对我们刚进大学校门的新生而言，真是置身知识大爆炸中。讲师里也有知名度很高的人物，如潘尔尧、芦世藩（受政治迫害神经失常，后失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皆是饱学之士，讲课极有魅力。我们听他们讲课，正应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俗话。支克坚、孙克恒是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虽然年岁只比我们大七八九岁，讲现代文学的支克坚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他讲课生动深刻，从不压堂，可是我们须不停地记笔记，一节课下来，都喊手臂痛，不过都爱上他的课。我们心悦诚服地、恭恭敬敬地称他们为先生。当时社会上禁绝“先生”之称，在大学校园里，“先生”仍是学生表示对老师表示衷心佩服的称谓。

——那像当今，阿猫阿狗都成了教授、博导，其中多是贪婪、龌龊、卑琐、蹩脚之辈，自我感觉却无比良好，今天的学生都巴结他们，然而心底里未必真的尊敬他们。倘若我把话说得高一些，那段时期算得上大学空前绝后的黄金岁月（八十年代前期也算是），可惜只是昙花一现。而今九十年代末，校园里教授俯拾皆是，可是能与前述学界人物的素质相媲美的，怕是凤毛麟角罢。而且我发现九十年代以后，大学校园里“李教授”“张教授”的称呼不绝于耳，“教授”已然变成官衔，真正的表示敬意的感情色彩，似乎微不足道。随着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不断向深广层面蔓延，“教授”之称正在发生“小姐”之称的变化。

初进大学，受如此的氛围熏陶，我们的求知欲被刺激得强烈而高涨。

记得班上有一位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嗜诗成癖，曾作诗描写我们上晚自习的情形，其诗云：

电棒像银河横空

窗外古槐婆娑抖动

教室里谁也不说话

谁也不啃声

因为说了话

就会跑了知识

害了别人

诗中的“电棒”，并非如今公安警察使用的电警棍，而是日光灯。此诗的水准，当由内行去饶舌，然而它的确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我们使劲吸吮知识的情形。

那时师大校园很美，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生物园，春天里面姹紫嫣红，不过外系学生是不得入内的。校内还有大片的枣树林、苹果林园、梨园，有一座小山，山上颇有草木，是出奇的幽静去处。文科楼四周，有成片的玫瑰园，莘莘学子常出没其中，或吟哦《诗经》《楚辞》，或拜读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煌煌巨著，亦有人在楼下核桃大树下反背双手踱步，脸上是若有所思的神情，大概正在酝酿“月亮啊月亮，你是我的婆娘”或是“骆驼啊骆驼，你背上驮的是什么”的诗句吧？

那时我们班的绝大多数人穷得叮当响。且不讲别的，但看那穿着，就寒碜得不行。我们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有来自苦寒农村的学生，那衣服简直是褴褛。写了“电棒像银河横空”的那位同学，衣服褴褛不堪，一件因为原先是蓝色被洗得发白的学生服，几乎全是或深或浅的补丁缀成。他拉得一手好板胡，拉到得意时，头便摇得跟拨浪鼓似的。

好在那时代提倡艰苦朴素，人人奉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破破烂烂再三年”，所以没人嗤笑衣服破烂者，更没有人因我们的衣服有补丁而伤害我们的骄傲。当然，偶然有一件新衣穿，那自我感觉就大大不同。那时我们班上顶阔的学生只有两位，阔的标志是他们戴着手表。不过那手表，他们一般秘不示人，因为时代风尚以阔为不体面。

我们全班绝大部分是穷苦学生，大多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有几位农村同学，身上衣服补丁之多，简直就像褴褛的百衲衣。然而，没有人为自己穿着补丁衣服而感到羞赧；因为，“艰苦奋斗”是革命的光荣传统，党号召人民继续发扬。朴素和节俭乃是受全社会尊重的美德。当时我们班戴手表的仅有两位,一是某地区专员之子，一是陆军总院院长之千金。他们当然很有优越感，但是却不敢公开趾高气扬，不敢显摆他们的手表。

我们班四十四名莘莘学子，仅有八名女生，号称“八朵金花”。注意，“金花”是带引号的，男生说这两个字都是用揶揄的口吻。这是为何？原来尽管她们个个是才女，可惜容颜平平，相貌困难，包括那位院长千金。这令我们三十六个男生无比沮丧，入学前几乎每个男生都幻想班上美貌女生多如过江之鲫，都渴望和她们中的最美丽者一道共同编织浪漫爱情，结果进教室一看，八个女生，吓了男生一大跳，美丽幻想被吓到爪哇国里去了。接着大家就是愤愤不平，校园里美女还是有的，为什么不分到我们班上？我们甲班男生如何如此命苦？那乙班虽然也是狼多肉少，八名女生中却也有两三名薄有姿色。我们的呢？妈妈的全是猪八戒的二姨，我们简直是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

据说中文系有信奉“爱情至上”的传统，几乎每届都有自视贾宝玉林黛玉、或者是罗密欧朱丽叶的情痴。由此我们猜想，校党委大概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表现，是“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的反映。因此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牢牢占领上层建筑，学校录取新生时，在照片上把关，凡志愿填写中文系的相貌端庄的女生，统统分配到外语系，或者生物系。凡歪瓜裂枣，就进中文系。——这是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校方的思维，不过这难保不是事实。因为虽说我们入学时“阶级斗争”的调子不算高，可是领导者们向来有内部掌握的政策和策略，他们思维的稀奇古怪，为老百姓匪夷所思。

这是当年我们男生私下的议论。如今若有哪位女同学看到我在网上如此信口开河，大放厥词，一定不要见怪。呜呼！当年的八名女生已经有三位长眠于地下，另一位泥牛入海无消息，其他几位事业有成，家庭和美，晚年幸福，我衷心祝福她们健康长寿！我们几乎每年聚会，正是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乙班的活宝万邦先生去探视病中的老同学，在病房合影一张，他在照片上题词曰：“不死就好”。是的，不死就好。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林文希：奥巴马就这么被中共当局“打耳光”？ 2009年11月14日至18日，美国总统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由于奥巴马是200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再加上美国一贯的人权外交政策，舆论因此普遍对奥巴马寄予希望，认为他肯定会向中共当局提出人权要求。 为此，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天安门母亲、保护记者协会、人权观察、记者无国界等国内外组织纷纷致信奥巴马，要他向中共当局提出人权要求，并要求中共当局释放刘晓波、谭作人、黄琦、郭泉、谢长发、高智晟、胡佳、师涛、陈光诚、郭飞雄、靳海科、吕耿松、杨天水、郑贻春等政治犯。 不过，在人们纷纷寄希望于奥巴马的时候，笔者却不寄希望于他。虽然访问之前，奥巴马曾信誓旦旦地对路透社记者表示，“将会直接同中国讨论人权、言论自由及民主发展等问题。”可是，笔者依然不相信奥巴马的这一表示。 在笔者看来，奥巴马不会认真地与向中共当局提人权要求。一方面是因为，早在今年2月20日，奥巴马内阁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说：“我希望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不会妨碍其他更广泛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是因为奥巴马的亲共嫌疑。他的启蒙恩师——弗兰克•马歇尔•戴卫斯是一名共产党员，弗兰克的共产主义思想肯定会影响到奥巴马，以致在奥巴马内阁中，拥有自称是共产党的范•琼斯（Van Jones）与宣称仰慕毛泽东的安妮塔•邓恩（Anita Dunn）这样的内阁成员。需要提及的是，正是这位担任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的邓恩，今年五月曾向一群美国中学生发表演讲说，“我喜欢的两个政治哲学家毛泽东和德兰修女”。不仅如此，奥巴马访问期间，其两男一女三位随从还去瞻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独裁者毛泽东的尸体。对此，美国老歌手安迪•威廉曾说，奥巴马是个共产党。 也正是因为奥巴马的亲共嫌疑，以致从今年8月开始，北京后海的一家纪念品商店自行设计了一款叫“奥巴毛”（Oba Mao）T恤衫和小钱包、招贴画等小物件。在这款T恤衫上，奥巴马身穿中共红军的军装、头戴中共红军的军帽（也就是毛装）。让人没想到的是，这款T恤衫卖得异常火热，引起《联合早报》、法新社等海外媒体的关注。需要提及的是，在奥巴马访问之前，中共当局却因为害怕这款T恤衫冒犯奥巴马而禁止出售。 有意思的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华女记者张秀春（Emily Chang）在中共当局禁售之前购买了这样一件T恤衫。奥巴马访问期间，张秀春将这件T恤衫在上海地铁的商场里展示并准备进行电视拍摄时，却被商场的保安和警察拘留了两个小时。对此，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了《奥巴毛文化衫探视中国言论自由的限度》进行评论。 正是基于上述两个理由，笔者对奥巴马不寄予希望。果不其然，在访问过程中，奥巴马并没有公开同中共当局讨论人权问题（只提到达赖喇嘛），也没有见到任何一位中国民间人士，甚至连其广受赞誉的关于互联网的谈话也存在瑕疵，“我认识到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传统”。其意思很明显，就是奥巴马理解中共当局进行互联网封锁的中国传统。 也正是由于存在亲共嫌疑，不敢向中共当局提出人权要求，使得奥巴马反而被中共当局狠狠地打了耳光。而且，这样的耳光一个比一个更直接。 在其访问之前，中共当局将大量的上访人士、维权人士、民主人士进行监控、拘押或“旅游”，如胡石根、张祖桦、姚立法、李海、王德邦、齐志勇、李金平、张林、朱虞夫、张鉴康、温克坚、李方平、黎雄兵、赵连海、张辉等许许多多的人。这就是说，奥巴马的访问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人权益处，反而给我们带来了人权灾难。 如果说上面的耳光还不是直接的话，那么下面的耳光则是直接的，直接打在奥巴马的“脸上”。在上海与中国青年交流，奥巴马本来希望参与交流的人员，一半由中共当局安排，另一半由美国驻华大使馆挑选，可是却遭到中共当局的拒绝。中共当局将所有参与人员都安排为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如复旦大学团委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程熙、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黄立鹤、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学生党支部副书记钱文韬，并在会前进行培训，不让他们提出格的问题。果然，在交流会上，这些事先经过培训的人员提出的问题都带有官方口吻，这些问题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为此，奥巴马不得不指定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来提出关于中国防火墙的问题。虽然洪博培有备而来，此前曾邀请一些网络著名人士进行交流，但让自己国家的大使来提问，实在有点滑稽，也让奥巴马有点被打耳光的感觉。不仅如此，奥巴马这一关于防火墙的发言，依然被中共当局的防火墙所阻挡。 对此，奥巴马肯定觉得不爽，到北京后，立即要求美国大使馆安排《南方周末》来对他进行专访，以此来肯定中国的“自由媒体”，而报中共当局打耳光之仇。中共当局对此当然不同意，中宣部三次予以拒绝。为此，奥巴马放出“如果不是《南方周末》，那么就不接受任何中国媒体的专访。”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不得不安排《南方周末》进行专访。 不过，中共当局依然做了手脚，又一次让奥巴马被打了耳光。中共当局安排了《南方周末》党性最强的主编向熹来进行专访。这还不够，中宣部还要求《南方周末》按照他们设计的问题进行提问，于是大家看到的《南方周末》专访完全是《人民日报》的风格。又何止如此呢？中宣部进而要求《南方周末》不得将专访上网，并向全国各个媒体与网站发出通知，禁止转载专访。实际上，《南方周末》除了发表专访之外，还准备发表两篇有关奥巴马的文章，最后都被中宣部临时撤下。为此，《南方周末》只得以一整版开天窗的方式来抗议。在开天窗的地方，《南方周末》打了自己的宣传标语：“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是，奥巴马从这里却读不懂中国。中共当局正是将禁止转载奥巴马的专访，作为送给奥巴马的回国礼物。 奥巴马连续被中共当局打了耳光，说明奥巴马玩不过中共。如果要玩赢中共，奥巴马必须公开大声地向中共提出人权要求。这正是奥巴马启程访问之前，刚刚于11月12日在华盛顿去世的，美国著名外交官兼亚洲事务专家、前驻华大使李洁明（James R. Lilley）生前对美国政府的警告：“美国情报界有些人把中方的一切举措都从最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很让人担心。” 在1989年到1991年期间，李洁明担任驻中国大使。此时，中国发生举世瞩目的“六四”事件，李洁明勇敢地保护中国的民主人士，其中包括方励之及其夫人。方励之说，李洁明后来告诉他，以往和中方谈判，我们往往是输的，但是在你这个问题上，我们赢了！ 李洁明一生反共，据传他曾在1985年成功策反了俞强声。俞强声是中共元老黄敬之子，也是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哥哥。由于俞强声当时担任中共安全部外事局主任，他的被策反，不仅令中共潜伏在美情报界40多年的间谍金无怠曝光，而且使中共情报系统大崩溃。为此，1983年才成立的中共安全部被迫脱胎换骨地大改组，部长凌云被解职，多名相关人士被处分。 对奥巴马而言，要想与中共当局打交道，需要将其亲共思想排除，认识到共产主义比法西斯主义更为邪恶。正如著名思想家佛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引用列宁老友马克斯•伊斯门的话语：“斯大林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比，不是更好，而是更坏，更残酷无情、野蛮、不公正、不道德、反民主、无可救药。”对此，只需要将斯大林主义换为共产主义即可。奥巴马总统需要认识到，放弃人权外交原则，实行国家机会主义的所谓“巧实力”外交，讨好或放纵中共当局，最终将会使自身和自由民主的美国的国际形象蒙羞。除此之外，奥巴马还需要从其前任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身上吸取智慧，也更需要从李洁明身上吸取智慧。只有这样，才不会在下次与中共当局打交道时，再一次被打耳光。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张辉：弘扬普世价值，反击御用教授钟哲明 【作者按】 据网上资料介绍，钟哲明教授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于人民大学，多年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是一位资深的博士生导师。钟哲明教授2009年5月27日教育部机关工委理论中心和北京交通大学关工委邀请到钟哲明教授来校做报告。钟哲明教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非常具体的事例，给大家做了一场深刻的报告。在报告中，钟哲明教授海阔天空，大批特批《零八宪章》和普世价值。之后，该报告的文字稿堂而皇之地发布于国家教育部的官方网站。 钟哲明教授在报告会中讲了三个问题：一是“普世价值”争论产生的背景；二是如何看待普世价值；三是被人们鼓吹的普世价值中的具体内容，即所谓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乃至宗教，该如何看待？体制内学者吃的是体制饭，说点体制话，这个一点也不奇怪，本人在他们以往大放厥词的时候也历来懒得批驳。但是，钟哲明教授冠冕堂皇的言论明显与官方对《零八宪章》的态度完全吻合，并破天荒地登上了教育部官方网。关于钟哲明教授的言论，我觉得有必要给予反击，特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与之商榷： 第一，没有批评的自由，赞扬就毫无意义。《零八宪章》的内容和传播渠道被全面封锁，钟哲明教授批评《零八宪章》的时候，为什么不把宪章的全文公布？即便不方便公布全文，那也应该公布部分条文啊，难道你垄断了宪章的批评权？所以，我建议钟哲明教授在批判《零八宪章》的时候，也要先解决《零八宪章》是什么的问题，应该公布出来由国人共同批判。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有分辨能力的人，而不是圈养的猪，请钟哲明教授不要怕人们知道点什么。 第二，钟哲明教授善于老调重弹，坚决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这个马屁拍得未必恰当。就近的来说，中共高层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温家宝等人就经常把普世价值的话语挂在嘴边；就远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也是为了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它只是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实现人的自由，尤其是恩格斯在晚年已经完全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是有据可查的。可见，人的自由就是一种普遍的价值。人只要是人，只要有人性，就有相通的东西，就有普世的价值。钟哲明教授之所以看不见普世价值，或许是因为人性被异化的太多了，变成了“教兽”，他认为自己与别人不应该享受同样的权利。 第三，钟哲明教授认为，鼓吹普世价值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要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么老掉牙的东西，中共的高层都不好意思多谈了，钟哲明教授要誓死捍卫，那么请问钟哲明教授几个问题：1.中国正在走的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吗？公有制的基础还在吗？按劳分配的原则还在吗？计划经济还在起主要作用吗？2.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中有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吗？你来牵头建议中共在全国范围内发放“人民证”和“敌人证”，如何？发放了“人民证”以后是否可以给“人民证”的持有者一张象征尊严的选票？如果是随意划分“人民”和“敌人”，你能保证自己永远在“人民”的阵营中？3.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其法理基础是什么？如果说谁打的天下就该谁坐，这和秦始皇以来的皇帝们有什么区别？如果说谁有枪杆子就永远做老大，这和绑票的土匪们有什么区别？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死后，这个国家该由中国公民来管理，还是该由共产党领袖的儿女们来管理？太子党全面掌握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这些都是应该的吗？4.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西来文化，还是本土文化？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为什么毛泽东非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普世价值）？就马克思主义的渊源来说，从恩格斯那里延续下来的第二国际到社会党国际一直在延续着，从列宁和斯大林那里产生的第三国际早已破产，我们即便认可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就必须要认可你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到了中国，谁是教皇谁就有主义，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它们一脉相承又完全矛盾，国人该信谁家的主义？如果钟哲明教授上台做了中共的总书记，我们是不是也必须要相信钟哲明教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钟哲明教授忧虑地说：“改革开放后，价值观流行起来，受西方的影响越来越大，潮水般地涌进来，堵也堵不住，怎么办？”我以为钟哲明教授过于忧虑了，党国不是可以封锁吗？不是可以把说话的人抓进监狱吗？你们所鼓吹的价值观既然美妙无比，怎么能有这样“杞人忧天式”的忧虑？钟哲明教授认为，反对和赞成普世价值的实质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当然，在我看来普世价值就是人人都能接受的价值观，比如生命的权利，表达的权利，选举的权利，这些东西不是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无产者就不稀罕。钟哲明教授把这些东西诋毁为“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普世价值，之所以成了钟哲明教授眼中的“洪水猛兽”，是因为钟哲明教授害怕人们一接触就接受它。人们之所以容易接受“资本主义价值体系”这样的洪水猛兽是因为它符合人性，而钟哲明教授所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本来就是个没人性的东西，它根本抵挡不住人性的洪流。 第五，钟哲明教授口口声声说，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坚决抵制把西方的那一套观念和制度搬到中国来。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人类历史的全部活动就是在为人们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现在钟哲明教授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么，我想请钟哲明教授给我一个无产阶级的自由化。中国社会的无产阶级确实需要一个自由化，它们需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请给他们吧。 第六，钟哲明教授坚决反对宪政，宪政是什么？宪政就是用宪法国家的规范政治权力。为什么钟哲明教授反对宪政呢？钟哲明教授说：“面对这样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我们应当向唯物史观求教，要看锦涛同志的提法和中央的文件。锦涛同志提出三个至上：第一，党的事业至上；第二，人民利益至上；第三个才是宪法和法律至上。”钟哲明教授还说：如果三个至上弄颠倒了，就成了唯心史观。可见，钟哲明教授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其实并不高，只是一个献媚者而已。我苦学马列主义多年，这还是第一次听说党的利益至上了就是唯物主义，宪法的实施至上了就是唯心主义。反正钟哲明教授比我张辉能扯淡。 第七，钟哲明教授反对宪政的观点很明朗，反对宪政的动机也很明确——为了党：1.党的利益不能被宪法束缚手脚，这个话扇了邓小平一记耳光，邓小平说，党也要在宪法规范下活动；2.党的事业是第一至上，人民的利益是第二至上，这个也反映了目前的现实，中共执政六十年来的一切人和事，都是为了保证中共能够继续统治下去，人民的利益只在其次。党是什么？党不是空穴来风，党是一个利益载体，在当今中国，党是七千万人的一个大组合。钟哲明教授为了党，确实衷心可嘉，但钟哲明教授是为了七千万里的每一个人吗？是为了最普通的党员吗？是为了最平常的党支部书记吗？我看不是，他没有为这些人的权利说话。 第八，关于多党制，钟哲明教授说：“大家看看新闻就知道现在台湾搞的政党模式多么混乱，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动不动就游行、打斗。韩国、泰国都是多党制国家，现在的局面有目共睹。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什么都有。”应该承认，在一些宪政制度不成熟的国家，上层政治经常表现为一种无序状态，台湾就常有这样的状态。但是台湾上层政治虽然有一些缺陷，但台湾人民的权利可是被充分保证了的，他们可以自由地说话，可以游行示威，可以罢工，可以罢免官员，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反观大陆社会，国家主席可以被批斗致死，党的副主席可以被迫坠机而亡，党的总书记可以被囚禁十八年，等等，至于贪污腐败和卖官鬻爵更是家常便饭，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也是什么都有，肯定比台湾多得多啦。 第九，关于军队国家化。在宪政国家，军队不能干预国家政治，谁被人民选举为国家领导人，军队就听谁的。但是钟哲明教授认为这样不行，钟哲明教授认定，全民供养的军队必须由一个特定的政党来指挥，目的就是为了这个特定的政党能够维持自己的统治。他说话放在当今的中国也没错，因为他的话印证了中国社会的专制性质，一个专制社会必须靠暴力来维持。如果没有暴力，人民会通过选票把不满意的领导人选下去的，中共的领导人都不想被人们用选票哄下台，所以不肯实行军队国家化。——所以钟哲明教授告诫说，要保证共产党的统治，“在这个枪杆子、刀把子问题上决不能有丝毫天真的想法。” 第十，关于民主，钟哲明教授认为：“民主不能简单地用好或不好来判断，需要做具体的历史分析，因为世上没有抽象的民主。”根据辩证法，抽象和具体是相互的，有具体的民主就有抽象的民主，也就是有民主的一般原则。民主就是民主，专制就是专制，这里面有决然的分别。这个钟哲明教授号称马克思主义大学者，其实马克思主义根本没有学好，很可能是一个混了学位的官僚学阀。你说没有抽象的民主，那好，你给中国人民一点具体的民主，让他们有个投票权，让他们通过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 第十一，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也是坚决反对，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内部实行的一种改良主义，社会矛盾激化后，用剥削全世界得来的钱搞一点福利，使老百姓的基本衣食有保障，不要起来造反，这一套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心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钟哲明教授说的很明白：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定义听起来非常肉麻。瑞典、瑞士和挪威等北欧国家认为自己搞的民主社会主义就很好，日本的发达也自称是吸取了社会主义的一些成分，这些先进国家哪一个也比中国更像社会主义。钟哲明教授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悲惨的样子，公民权利比人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少，贫富分化却远比人家民主社会主义要大很多。 第十二，关于执政的合法性，钟哲明教授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对此，我们是既有决心也有信心的。”钟哲明教授这个说法根本没有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的思想，也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秦朝做到了周朝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清朝也做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人们为什么要推翻它？我来告诉钟哲明教授，任何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专制制度终究都要被人们推翻。政权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通过正当程序赋予的合法授权，这样的政权才是安全的，才是没有后顾之忧的。 第十三，钟哲明教授还讲了一些其他废话。本人做为一个合格公民，需自重身份，不想再浪费自己神圣的言论权利与其做更多辩驳，因为这个人根本不具备现代公民的意识。欲了解钟哲明教授全部观点请进： 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74/info1251957450312174.htm 2009年11月18日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胡  平：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 今年11月9日，是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纪念日。在苏东巨变中，柏林墙的倒塌未必是最重要的事件，但无疑是最具象征性意义的事件。 围墙的作用，是防止外边的人任意进来，而不是限制里边的人自由出去：除非是监狱的围墙。柏林墙正是为了防止东德人自己自由走出东德，因而那正好证明东德是一座大监狱。柏林墙的修建，本身就意味着共产专制国家在道义上的破产。共产党自称在人间建立起天堂，可是这个“天堂”却必须用七道大锁把大门紧紧锁住，以防止“天堂”里的人民去投奔“地狱”。这岂止是谎言，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 柏林墙的倒塌和天安门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六四屠杀后，国际社会一片谴责之声，而东德共产党却派出代表团到北京，公然对大屠杀表示赞赏。到了秋天，东德民众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声称要“学习中国同志的处理方式”，但遭到同僚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逞并被迫辞职下台。接下来，朝野对话开始了，柏林墙倒塌了，东德的共产专制终于走进了历史，分裂的德国也迅速地实现了统一。 东德的变化清楚地告诉我们：共产专制是一套庞大而复杂的机器，可是要使这台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要不断地实行政治迫害，不断地实行暴力镇压。一旦停止了暴力镇压，这台庞大的机器就瘫痪了，停顿了，就报废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必须天天喝人血吃人肉才能活下去，一旦它不喝人血不吃人肉了，它随即就渴死了饿死了。 现在，不少人在谈到中国和俄国东欧等国改革之异同的时候总是说，俄国东欧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中国则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或者说俄国东欧实行的是激进改革，中国实行的是渐进改革。其实这些说法都不得要领。中国与俄国东欧改革的真正区别仅在于一点，那就是：面对着一波一波的自由民主浪潮，面对着和平集会游行的同胞，你到底是镇压还是不镇压？杀人还是不杀人？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无非就是那里的共产党不好意思再杀人了；所谓北京共识，所谓中国模式，无非杀人而已。不信，你让他放下屠刀看。 在奥维尔的政治小说《1984年》里，权力精英奥布来恩讲过：“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做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一般来说，僵化和软化是互相关联的：僵则硬，不僵则软。对共产专制而言，僵化的结果是垮台，这就是所谓“不改革等死”；不僵化就会软化，其结果也是垮台，这就是所谓“改革找死”。 这中间的道理并不复杂。因为共产党领导人后来不得不意识到，他们建立的那套制度是很糟糕的，不改革死路一条，所以他们才进行改革。而既然那套制度是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而且是用最极端最残暴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因此他们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决非真理的化身或什么三个代表，他们不能不意识到自己对同胞是犯下了巨大的错误乃至罪行的，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容批评不准改选呢？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对仅仅是和平抗议的民众就镇压就屠杀呢？俄国东欧的共产党听从了良心的召唤，都放下了屠刀；而只要他们放下了屠刀，专制政权就垮掉了。唯有中共例外，唯有中共却既不僵化又不软化。唯有中共统治集团明知自己罪错累累却依然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镇压人民毫不手软。这是赤裸裸的邪恶。这样一种权力的崛起，必定是对国人、对世界的灾难与威胁。在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之际，我们务必要向国人、向世界反复说明这一点。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十年砍柴：不说真话的文化基础 很小的时候，父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来说明讲话的艺术是多么重要。 某个开国皇帝少年时很贫穷，和一帮小伙伴放牛，某天一起偷别人地里的芋头，盛在砂罐里煮熟后，众牧童争抢，将罐打破，汤汁流了一地，只剩下芋头。多年后，起于布衣的皇帝坐了龙椅，昔日小伙伴来投奔。第一个人找到皇帝，当着皇帝扈从的面如实讲述那段往事，皇帝觉得很没面子，大声叱呵说不认识这人，把他赶了出来。第二个人进来跪下后，说：万岁爷曾记否，微臣当年随驾征讨，攻破砂罐城，捉了芋将军，跑了汤将军。—–用一种巧妙的方式讲述皇帝微末时和自己的交情，龙颜大悦，重重地赏赐了他。 对这种传说不必去考证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中国王朝中真正出身低微的开国君主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二人并不避讳自己出自乡野农家。但民间的戏曲、评书中喜欢讲这类故事，实际上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流行的处世态度，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文化：不提倡讲真话。中国传统的儒家圣贤有诸多的论述谈到如何以诚待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从士大夫阶层还是到引车卖浆之流，多数人信奉：“与人只说三分话，不可抛却一片心”，这“三分话”指的就是不真实的想法，所以至今某些西方人和中国人打交道，对中国人暧昧的态度很是恼火，不知道对方说的话是真实的意图或者另有隐情。如此，并不说明我们民族天生就虚伪，而是长期以来中国人一种利益考量：讲真话吃亏，讲假话获利。对多数人来说，道德上的追求总是要让位于现实利益。 不讲真话，或者尽量少讲真话，即使不得不讲真话也要讲得委婉动听，这样的文化形成自有其社会基础。中国是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国家，中国人长期生活在泛政治化的社会，政治规则对普通人的生活哲学影响巨大。而“不讲真话”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一大特点，所谓的逆耳忠言，多是君王或皇帝不喜欢听的真话，我国昏君或暴君的标准脸谱就是拒绝真话和实话，讲真话的臣民在其治下没好下场；而圣明的君主相反，但这样的君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基本上算稀缺物种。记录上古政治活动的《尚书》的《泰誓》中，周武王历数商纣王的罪状之一就是“焚炙忠良”，而据说惹得纣王动怒的原因是比干这类忠良给他说大实话。 在天下礼崩乐坏，诸侯见攻伐不已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孟这些圣人企图以儒家的政治伦理来救世，其重要内容就是仁义诚信，提倡讲真话，办实事。孟子游说各国君王，这老先生有时候气势咄咄逼人，说出一些让诸侯不喜欢的话。但多数时候为了游说的效果，他不得不用各种比喻，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温柔的包装，哪怕对着他内心瞧不起的、“望之不似人君”的梁惠王。这种不得已的做法，到后世更是普遍，而被发扬光大，成为一种学问。出自儒家荀子门下的法家代表人韩非，专门有一篇文章《说难》，就是论述讲话特别是对君王和上司讲话的技巧：“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春秋战国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雄，没有绝对的权威，因此相对后世而言，形成不了大一统的文化专制，孟子、韩非这样的人还是相当幸福的，说些真话，顶多得不到官爵，还没有什么人身威胁。而等到秦始皇灭六国，开始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采纳李斯建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从此，文化专制是历代王朝的常态，讲真话得咎的风险更大。而秦始皇死后，赵高指鹿为马是这种文化专制恶果最典型的显现：事物之真假的表述已经不是一个知识问题，而是一种政治表态。在权力的威慑下，必须说假话才能活下去，而权力明目张胆不许人说真话，铲除真相呈现的基础，才能进一步推行专制。 这种不讲真话的文化大行其道，如果不能及时地予以必要的矫正，很快就会结出恶果，秦二世而亡就是例子。因此后世的中国统治者面临一种两难：完全提倡讲真话，让真实的信息畅通无阻，必然冲垮专制的堤坝；但一味地打压说真话，从上到下都这么干，那么绝大多数臣属合伙“欺君”——对自己说的都是动人的假话，那么建立在信息虚假基础的统治同样是不牢固的。一些有雄才大略的所谓明君更是注意这个问题，生怕被臣下欺骗。朱元璋建立特务制度，康熙更是对明朝皇帝的做法发扬光大，在全国安插“情报员”，有时在与地方来的官员谈话时，故意透露出从密折中获得的当地气候、物价信息，以示明察秋毫。 然而，整个皇权政治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控制信息，皇帝要想在实现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为自己留个特例—–不被人欺，获知真实的信息。这种平衡是很难达到的。因为整个官场文化已经是说假话才能办大事，得大利益，欺上瞒下是各级官员合乎逻辑的选择。王小波在《花剌子模信使》中所说那种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也是帝制时代的常态。明末陕西农民王二起事后，各州县民变蜂起，当时陕西巡按胡廷宴，最讨厌听到接连不断的民变报告，让兵士打各州县报信者的屁股，斥责他们夸大其词，说这些无非是没饭吃的饥民而已，抢掠到明年春天，他们自然会停止。这种处置方式看起来荒唐，但符合当时陕西地方官的利益考量。他们没有信心也没有忠诚来替朝廷主动安抚或剿灭零星民变，而且太主动很可能卖力不讨好，被政敌抓住把柄。最保险的方式是粉饰太平，当维持会长维持到自己卸任，后任者是不是面临洪水滔天，则与他无关了。而袁克定为了自己能做太子，不惜办一份只印一张的假《顺天时报》，蒙骗父亲袁世凯，让他相信复辟帝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最后把袁家命运蒙骗到沟里去了。 只要是文化专制的土壤还在，统治者热衷于钳制舆论、控制信息，那么不说真话一定会大行其道，靠圣贤的道德宣讲，靠明君贤臣的个人努力，不可能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