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原理》英文版
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1885—197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创新的人物。布洛赫既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又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布洛赫的《乌托邦的精神》被誉为20世纪表现主义代表作，抒写了“自由意识的尝试和哲学的深度”；《希望的原理》被誉为人类理想和梦想的“百科全书”，20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新之作；《天赋人权与人的尊严》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拓荒之作”。
“恩斯特·布洛赫大学”的抗议
11月9号，柏林墙拆除20周年纪念日。与各国政要云集，庆祝活动不断的柏林相比，小小的大学城图宾根没有任何特别迹象。柏林墙倒塌已经是20年前的旧事，可以观察、可以反思、可以讨论的似乎都已经穷尽，除了政界、媒体、出版界的聚焦之外，对一般德国民众而言，墙，早已不再存在。更何况地处西南德施瓦本地区的图宾根，风土人物与前东德的萨克森、普鲁士地区相比本就迥异，东边的事，人们也不太上心。
新开始的这一周，也有些不同，一是下了今年第一场雪，二是学生们又开始静坐了。与6月份的游行一样，这次的目的还是抗议近年来在全欧盟推行的“博洛尼亚教育改革计划”。这项教育改革计划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将欧洲大陆传统的硕士、博士两阶段学制全部改为英美式的学士、硕士、博士三阶段学制，二是用统一的学分体系计算所有欧洲大学学生的成绩，三是所有课程组合成不同的模块供学生选择。在德国，学生们和许多知识分子讥讽其为工业化的大学生产，对美国的拙劣模仿，视其为对欧洲大学传统的破坏。6月份时，全德二十多座城市的大中学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抗议示威活动。但“博洛尼亚计划”由欧盟各国统一推动，想要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6月的抗议在图宾根大学获得的唯一成功仅仅是三年的学士学制可以延长到四年，有些地方甚至毫无收获。学生们并不甘心，再次于10月中旬开始的新学期组织各类抗议活动，这一次甚至实现了跨国联合，维也纳大学也加入了进来。
天气寒冷，学生们不可能像6月份那样到街头静坐，于是占据了一座主要教学楼，在楼内刷满各类标语，制定好了包括瑜伽、早中餐、音乐和电影在内的静坐持久战计划，如果不被警察强行清场，就会天天晚上在这里睡下去。楼内照例竖起“恩斯特·布洛赫大学”的黑色大旗，这面旗帜自七十年代以来就是图宾根大学学生运动的标志。
恩斯特·布洛赫也许是1961年8月13日清晨柏林墙封锁完成后第一个逃至西德的东德知识分子，那一天，他和妻子卡若拉·布洛赫正在慕尼黑火车站等待来接站的朋友，很快，他们从朋友口中得知了早晨发生的一切。1960年布洛赫受邀到图宾根大学演讲，这位因为流亡美国期间开始写作的《希望原理》获得世界性声誉的哲学家在这座大学城受到学生和知识分子们的热烈欢迎，不久又再次受到邀请，以客座教授身份于1961/62年冬季学期到图宾根任教。正是因为这份邀请，才让布洛赫夫妇在柏林墙修建前便离开了东德。
从东德到西德
1885年出生的布洛赫，乔治·卢卡奇在柏林和海德堡求学时期的同窗好友，曾一同与本雅明流亡巴黎，23岁写下《乌托邦之灵》一书声名鹊起，因为犹太人的身份二战期间流亡美国，就在全世界一半土地陷入无尽的战火时，抱着对人类未来不懈的美好憧憬，开始写作后来影响了德国战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希望原理》。在书中他将对美好生活、对改善世界的愿望看作人类本源的追求，或者说一切追求的本源，它不是某种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欲望，某种对过去原初状态的回归，而是对“尚未存在之物”的希望，这希望没有明确的对象，也许只是白日梦，也许只是空中楼阁，但却坚定地指向未来，一个未来的乌托邦，却又是具体的乌托邦，为了这个乌托邦人们知道可以做些什么。
1949年东西德分别建国，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布洛赫选择了回到民主德国，立刻受到东德知识界和官方的重视，不但破例以《希望原理》作为候补的教职论文获得莱比锡大学教席，而且由当时东德最重要的建筑出版社筹划出版其作品集。布洛赫成了东德首席哲学家，在他周围，聚集起以Hans Mayer（汉斯·迈耶）、WolfgangHarich（沃尔夫冈·哈里希）为代表的一群批判知识分子。他们怀着满腔热情，想要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一个平等、自由、民主，一个比西德和西方世界更好的社会主义德国。
然而，尽管知识分子们怀有崇高的希望，希望却难免成为幻想。东西德的分裂让德国知识分子们同样面临一次政治阵营和人生道路的重大选择，由于当时东西阵营势均力敌，对他们而言并不存在多大政治投机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是依照内心的信仰和追求来选择祖国。西德在许多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眼中，不过是美国主宰下的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在表面的去纳粹化运动下，许多前纳粹分子被重新任命为政府官员。另一方面，在苏联占领军政府的同意下，东德于1945年恢复了多党制竞争，共产党与社民党又一次成为对手，但在苏联支持下，两党很快结合成德国统一社会党。东部的基民盟、自民党等魏玛时期的市民阶层党派基于二战时期与共产党一致反法西斯的合作经验也摒弃了意识形态差异，与其结成统一阵线。东部显示出一片万象更新的面貌。出于这样的原因，诗人布莱希特和音乐家H anns Eisler也都回到了民主德国。
不过，在苏联楷模的引导和控制下，最初与共产党平分权力的社民党成员在统一社会党内部迅速边缘化，并最终在1948年的清洗运动中被彻底扫出领导层，其他民主党派也不过成了统一社会党一党独裁的附庸。当布洛赫和其他知识分子陆续返乡时，东德已经是在斯大林的忠实仆人乌布里希独裁统治下的党天下。而他们的希望才刚刚燃起，他们授课、演讲、编辑杂志、发表文章，希望借助他们批判的权利和能力促进民主德国的民主和进步。1953年斯大林去世没有让他们看到希望实现的可能，紧接着，苏联坦克血腥镇压了6月13号东柏林民众的罢工和游行，给知识分子们浇了更大一桶冷水。1956年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政治改革相继被苏联扼杀，布洛赫的好友卢卡奇也被捕，险些遭到与匈牙利改革派领袖纳吉同样的命运，在柏林，布洛赫圈子的成员之一WolfgangHarich与其他党内改革派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随即被捕。尽管布洛赫为了保证自己苦心写作的书稿能够顺利出版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沉默，但不时发表的批评性言论还是导致自己很快被批为修正主义者。一夜之间他被同事和学生们孤立，只有Hans Mayer等少数好友与他保持来往。处于斯塔西严密监视下的布洛赫只能将全部精力投入新的研究工作，直到1960年接到图宾根大学邀请，一切才出现转机。
就在布洛赫夫妇已经置身西德，他们的儿子也在柏林墙封锁完成前最后一刻逃到西柏林，在诸多好友的相劝下，布洛赫自己对于是否要永远告别民主德国却犹豫不决，一方面是担心锁在莱比锡家中的手稿，另一方面，“西德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天堂”。所幸在Suhrkam p出版社负责人SiegfriedU nseld帮助下，手稿被安全运出东德。布洛赫终于决定留在图宾根，这一次，巴登-符腾堡州也破例通过一项专门的“布洛赫法案”，让图宾根大学可以聘请这位已经76岁高龄、早已超过退休年龄的哲学家作为客座教授继续讲学。在这里，他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段辉煌。
梦想不会变成无所谓的东西
后来以“图宾根哲学导论”知名的演讲课于1961年11月中旬开始，在教学主楼最大的演讲厅进行，第一堂课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课上布洛赫首先要回答这么一个问题：是否存在某种经验，使得人们可以宣称，希望是彻底错误的？这个问题自然与他的经历密切相关，而被幻象严重欺骗了一次的布洛赫仍旧坚定地认为，每个生活都充满梦想，这些梦想不会变成无所谓的东西，他进一步强调，希望不仅是普遍的现象，而且必须变成“积极的希望”，变成一种“希望的方法”，它不是盲目的乐观，虽然确实可能变成幻想，但也必然指向某个目标，这个目标可以提醒人们去辨认和防止希望的蜕化，为此，人们必须学习，学习对社会与经济的分析，也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总括和反思一切。
许多西德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人士都猜想，布洛赫会变成一个彻底的反共主义者，但布洛赫却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信仰。事实上他的到来，极大改变了图宾根这座西南德小城的保守氛围。当时，这里尚且住着1933年便加入纳粹党的黑格尔专家Theodor Haering（台尔多·海林）和“领袖”的忠实追随者、罗曼语文学家Kurt Wais，这些前纳粹分子在一段时间被禁止授课后又重新获得了教职。早在聘请布洛赫作为哲学系的客座教授时，系内几乎占半数的保守学者便表示了强烈反对。学生中也存在许多有纳粹思想倾向的团体，一般市民则毫不关心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到来。但布洛赫很快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朋友，Suhrkam p出版的布洛赫全集与单行本迅速流行开来，老城里有名的Gastl书店将他的著作一直摆在橱窗最显眼的位置。
这位有着不懈希望和坚定政治理念的哲学家更明确地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就是在被柏林墙包围的西柏林，1953年苏联镇压东柏林公民起义和1961年柏林墙修建先后让33万和20.7万东德民众逃至此处，60年代却成为左翼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学生们反对残留在政府内的纳粹分子，反对当初为希特勒上台创造条件的紧急状态法案的延续，反对家庭和教育领域的权威主义，反对美国主导下的麦卡锡主义，反对服兵役，反对越战，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民主和公正。这些呼声迅速扩散到整个西德，布洛赫则亲自参加了法兰克福的学生抗议。更重要的是他在1968年与学生运动领袖鲁迪·杜切克见面，83岁高龄的老人与28岁的大学生结成了忘年之交，他们除了怀着同样的激情和希望之外，也有着相似的经历：东德出生的杜切克也是在柏林墙修建前就到了西柏林。
尽管杜切克很快被右翼分子刺杀致重伤，尽管“68学运”很快进入低谷，极左派则走上恐怖主义道路，布洛赫的希望依旧炽烈。他以耄耋之年继续开课，直到1975年90岁寿辰时，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祝贺与荣誉。在图宾根的庆祝仪式上，感谢致辞结束后，他高举起握紧的左拳。两年后，布洛赫去世，学生们乘夜将教学主楼入口门楣上的Eberhard Karls UniversittTübingen（图宾根艾伯哈特-卡尔大学）涂改为Ernst Bloch Universitt Tübingen（图宾根恩斯特·布洛赫赫大学）。虽然涂改很快被恢复，但这一命名与那只握紧的左拳一同成为图宾根大学学生运动大旗上的标志。
转换成真实希望的幻想
布洛赫等不到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他去世前接待的最后一位朋友，同样从东德逃离的作曲家Wolf Biermann在献给他一首“布洛赫之曲”时反而说了这么一句话：“我避开了大雨却到了污水里。”这位作曲家离开了民主德国，却不是为了在联邦德国寻找一个更美丽的家园。这大概会让布洛赫回想起90岁生日时收到昔日同事，一直身陷囹圄的H arich发来的贺电，在电文里H arich没有掩饰对布洛赫的指责，指责他离开东德是对他们共同的信仰和理想的背弃。
1989年，民主德国已走到覆灭的边缘。这一年约有35万东德公民翻越柏林墙，是历次逃亡潮中最大的一次。逃亡的一个原因自然是西德富裕的生活水平对东德人的吸引，但同样出身东德的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说过这么一句话：“让人厌恶的不是东德的生活，而是东德的体制。”这种厌恶指向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当东德人冒死翻越了柏林墙，却发现希望中的公平与正义仍旧缺失时，同样会发出不平与抗议，这些声音一直延续到两德统一二十年之后。人们有理由一再歌颂柏林墙的拆毁，谴责东德的专制，但往往在意识形态的对比下忽视联邦德国也走过漫长的民主发展道路。布洛赫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会选择效忠于某个有着具体领土疆域的国家，而是凭借自己的信仰和理念追求希望中的家园，当他来到西德，便将它们传播给新的一代。68一代很快成为西欧各国的中坚力量，学运转变成环保、反核、女权、同性恋等各种形式的新社会运动，正是这些社会运动塑造了今日欧盟的面貌。
当德国总统克勒在11月1日的纪念活动上呼吁建立一个将俄罗斯也包括进来的欧盟时，显然是提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希望。今天的德国，不仅俄国人觉得难以融入，就是东西德人之间也始终心存芥蒂，以至于东德人会觉得跟中国人更有共同语言。不过，欧盟今日的景象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不也只是个乌托邦的幻想？幻想却转换成真实的希望。没有这样的希望，柏林墙也不会倒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