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魏赛尔 著
周 琳 译
一
人们叫他穆舍比都，好象他从来就没有过姓氏。 他是一个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哈塞第克会堂的人。我出生在赛盖特， 一个川赛威尼亚的小城渡过童年。 小城里的犹太人都喜欢他。他贫穷，生活简单。一般说来，我们那儿的人乐于帮助穷人，但对穷人并无特殊好感。 穆舍比都是个例外。 没有任何人为他感到为难，他也从为妨碍过别人。他深喑不为人注目的艺术， 使别人几乎看不到自己。
从形体看他笨拙得像个马戏团的丑角。他那流浪儿的胆怯逗人们发笑。我喜爱他那大大的，梦幻般的眼睛，在凝视远方中失落的眼神。他说得极少， 原本喜欢唱歌，或者说， 是在吟诵。你能听到某些片段叙述着神意的受难和被驱逐， 他，按照卡巴拉的说法， 在等候神的拯救。
我和他接近是在1941年底，那时我十二岁。信仰深挚。白天我学习塔木德法典，晚间去会堂泣悼神庙的毁灭。
一天我要求父亲为我找到一个导师来指导我作卡巴拉的研学。
“做这事你还太小， 麦默尼茨说过一个人只有到了三十岁才有权力在危险的神秘主义王国里探索。你应该先学那些你能理解的基础知识。”
我父亲是一个有教养， 极富理智的人， 即使在家里也从不感情外露。他关注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家庭。他是赛盖特犹太小区最宝贵的财富。人们有事都爱找他协商，不管是公务或是私事。我们家有四个孩子：希尔达，是最大的；然后是贝阿；我是老三， 家里唯一的儿子； 最小的是逖波拉。
我的父母经营着一个商店，有希尔达和贝阿帮忙照管 。至于我， 他们说我的位置是在学校。
“在赛盖特城找不到一个卡巴拉博士”， 父亲总是这样说。
他是想把我脑子里的那些念头驱出去， 但他的用心白费了，我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大师，穆舍比都。
他在一个黄昏注意到我， 当时我正在祈祷。
“你在祈祷时为什么哭泣﹖”他这样问我， 好象我们是老相识一般。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回答， 感到很不安。
我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哭泣——是因为我心里有什么感觉需要眼泪。我的理解就是如此。
“你为什么祈祷﹖ ” 过了会儿，他又问我。
为什么我要祈祷﹖ 真是个奇怪的问题。 为什么我要活着﹖为什么我要呼吸﹖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更加窘迫不安。“ 我不知道为什么。”
自打那天后，我们常见面。 他对我的每个问题做出极为自信有力的解释而不注重答案。
“人激励自己向上帝提问而走向上帝，”他善于重复， “ 那是真正的对话。人们向上帝提问，上帝给予回答。 但是我们不懂他的回答。 我们不懂是因为它们来自灵魂深处， 它们呆在那儿直到死亡。 你会找到真实答案的，埃利泽， 答案就在你内心 ！”
“可你为什么要祈祷，穆舍﹖ ” 我反问他。
“我在心里祷告上帝， 让他给我力量向他提问正确的问题。”
我们几乎每晚都这样交谈。通常在所有的会众都离开会堂后， 我们还留在那儿，守在昏暗中，只有几支摇曳的蜡烛闪烁着微光一天晚上我向他诉说我心中的不快， 因为在赛盖特城找不到一个导师能指导我研习沼哈尔， 卡巴拉圣典，犹太神秘主义的秘密。 他听后开怀大笑， 过了好一阵子，他说：“世上有一千零一个入口通向神秘主义真理的果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门。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自己的而向往﹑误入它门。对于那些正在进入和已经进入的人来说，这是危险的。”
就这样，穆舍贝都，这个赛盖特城的穷赤脚汉一连几小时地谈着卡巴拉神秘的启示。我和他在一起开始了我的圣灵旅途。 我们一起阅读，有时对圣典的某一页， 我们会一起读十遍之多，不仅背诵，而且摘录神意的本质。
经过那些晚上使我产生一种强烈的信念，即穆舍比都会引导我和他一起进入永恒，于那时﹑在那里问题和答案将合二为一。
有一天赛盖特开始驱除外来的犹太人，穆舍比都是外国人。被匈牙利警察塞赶进拉牲口的火车，他们悲苦地擦着眼泪。我们站在站台上也在拭泪。火车渐渐消逝在地平线中，什么都没留下除了浓厚肮脏的烟雾 。
一个犹太人在我背后深重地叹息“我们能指望什么﹖ ” 他说“ 这是战争……”
那些被遣送者很快就被遗忘了。在他们离开几天之后， 人们曾谈论他们， 说他们到达了一个叫嘎利洽的地方，在那里工作，甚至对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
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几月过去了。生活恢复了平静。 一阵平静安祥的风吹过我们的房子。 商人们顺心地做生意，学生们埋头于书本中，孩子们在街上玩耍。
一天， 当我刚走进会堂时，我发现了穆舍比都，他正坐在靠门的长椅上。
他向大伙儿讲述他和他同伴的故事。那装满遣送者的火车穿过了匈牙利进入波兰的领土就被盖世太保接管了。犹太人被赶下火车又被赶上卡车，数辆卡车将他们拉向一个森林。 犹太人从车上下来后，被命令挖掘一个巨大的墓穴。当他们挖完后， 盖世太保开始了他们的工作。毫不动情，毫不仓促，他们开始屠杀犹太囚犯。每个人必须立在坑前伸出脖子。婴儿们被扔向空中，被当作靶子一样射击。这是发生在嘎利洽森林， 靠近廓罗买的事。 穆舍比都是怎样逃出来的﹖不可思议。 他一条腿受了伤，死里逃生……
连续数个昼夜， 他从一家犹太人住所到另一个，讲述他目睹的事情–玛卡，那个年青的姑娘，用了三天时间结束了性命；还有焘比斯——那个裁缝， 他怎样哀求屠杀者在杀他的儿子们之前先杀了他……
穆舍全变了。他的眼中再没有快乐，也不再唱歌。他不再和我讨论上帝或者圣典，只讲述他耳闻目睹的经历。人们已不再相信他的故事，甚至拒绝听他讲述。
“他只是想得到我们的同情罢了。瞧他多能想象﹗ ” 人们甚至说“可怜的家伙，他是疯了。”
而穆舍，在哭泣。
“犹太人啊，请听我说。我所有也是唯一的要求，不是钱和同情，只是听我说吧。”他常在晚祈祷中哭泣。
我本人也不相信他的话。我只是在晚祷时和他坐在一起，倾听他的故事并势图理解他的痛苦，我对他唯有同情。
“人们把我当成疯子，”他低声说着，流着泪，泪珠象蜡滴从眼中落下。
一次，我向他问到：
“你为什么那么担心人们信不信你的话﹖如果我是你，我才不管他们信还是不信吶。”
他闭上眼睛，好象在等时间错过。
“你不懂啊，”他绝望地说“你不懂，我能奇迹般地活下来，回到这儿，我打那儿来的力量﹖ 我就想回到赛盖特告诉你们我所经历的死亡，这样你们好有准备，当时间还不算太晚。为活着﹖我的生命已无关紧要，我独身一人
不， 我活着回来，就是为了警告你们。可是看看吧，没有一个人听我说……”
那时接近1942年年末，生活近乎正常。我们每天傍晚收听伦敦电台令人鼓舞的消息： 每日对德国的炮轰；斯大林革勒；准备展开第二前线。而我们，赛盖特的犹太人，在等待更好的日子，并相信那日子已为时不远。
我继续埋头学习。白天攻读塔木德，晚上研习卡巴拉。我的父亲仍然忙于生意和社区的事务。我的祖父还来和我们一起欢度新年，他能在这里参加最有名望的拉比主持的仪式。我的母亲也开始考虑要为西尔达物色一个合适的对象。1943年就这样过去了。
1944年春天，从俄国前线传来好消息。德国战败看来毫无疑问。问题只是在于时间——几个月甚至还是几个星期。
树正直开花时节 。那年同以往一样。它的春天，它的订婚和婚礼，还有生育。
人们说“俄国军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希特勒再也不能伤害我们了，即使他想也不成”
是的，我们甚至怀疑希特勒是否真想毁灭我们。
难道他真要消灭一个整体民族﹖他如何能跨越这么多国家而毁灭那么多人口﹖ 那是数百万万的人口啊﹗他能用什么办法﹖在已是二十世纪的中叶﹗
此外，人们对一切都有兴趣——譬如战术，譬如外交，譬如政治，譬如犹太复国——但就是不关心自己切身的命运。
甚至穆舍比都也沉默了，他已倦于开口。他时而出现于会堂或街上，垂着眼睛，曲着背，避免碰见他人的目光。
那段时间，始终还有可能获得移民巴勒斯坦的机会。我曾要求父亲卖掉或关闭他的生意，离开这里。
“我太老了，儿子，”他重复着“我的岁数已不能再过一种新生活，不能到那么遥远的国家去创业了……”
布达佩斯的电台报道了法西斯执政的消息。霍塞被迫要求由尼拉斯政党的一名领导人组织一个新的政府。
这仍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当然我们听说过法西斯，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抽象。那好象只是一个机构的变化。
接下来，是一些恐慌的消息：由于政府的许可，德国军队已经进入匈牙利边境。
这里和那里，惊恐在增长。我们的一个朋友，波克维茨，刚从首都回来，告诉我们说：
“布达佩斯的犹太人生活在惧怕和恐怖中。大街上，火车里，每天都有反闪米特族人的事件发生。法西斯分子在袭击犹太人的商店和会堂。局势已相当险恶。”
这个消息象野火一样在赛盖特传播开来。很快便人人皆晓。可是时间不长，乐观主义开始冒头。
“德国人不会跑这么远的地方来。他们会呆在布达佩斯，出于战略和政治的原因……”
还没过三天，德国人的军车就出现在我们的街上。
痛苦之极。 看见德国士兵–带着钢盔，佩着徽章，死的头颅。
然而，我们最初对德国人的印象几乎是安全的。军官们住宿在私人房里，甚至在犹太人家中。他们待房东疏远，但有礼貌。他们从不要求过份，发布无礼之令，甚至有时还对女主人微笑。一个德国军官住在我们的对面，他在凯恩家里有一个房间。他们说他是一个可爱的人–安静，讨人喜欢，彬彬有礼和富予同情。在他搬进三天后，他还送凯恩太太一合巧克力。这事让乐观主义者们兴奋不已。
“怎么样，你们在这儿，瞧瞧吧。我们说什么来着﹖你们就是不信。这就是你们说的德国人﹗现在又怎么看他们﹖ 他们著名的凶残在哪儿﹖”德国人已经在城里，法西斯主义已经当政，裁决已经公布，而赛盖特的犹太人还在微笑。
逾越节的一周，天气好极了。母亲在厨房忙得团团转。所有的会堂都关闭了，我们只能在私人家中集会：不会惊动德国人。实际上每个拉比的家都成了祈祷的场所。
我们饮酒，品食佳肴和唱歌。圣经告诉我们在节日的七天里要庆祝和充满欢乐。可是我们心不在焉。我们的心已在数天里被加速的敲打过。我们只希望节日庆典尽快结束，好不在扮演这出“喜剧”。
逾越节第七天的幕帘刚刚拉起，德国人就抓走了犹太小区的领导人。
从那一刻起，所有的事都来得很快。向死亡的赛跑已经始。
第一步：犹太人在三天之内不准离开自己的房子–违反者以死处之。
穆舍比都跑着到我们这来。
“我警告过你们，”他哭着对父亲说。没等得到回答，他又跑走了。
同一天匈牙利警察突然闯入所有犹太人的房子。任何犹太人都无权在自己的家里保存金，银或其它值钱的东西， 一切财富都必须上交当局 –违反者以死处之。父亲到下面把积蓄埋在地窖里。
在家里，母亲照常忙着她的活计，但时不时会停下来，静静地盯着我们。
三天过后，又有新的戒令：每个犹太人必须佩戴黄星星。
小区里一些老成员来找我父亲–他曾和匈牙利警官有过密切地接触–问他对这局势的看法。父亲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严重–或者他是不想让别人更沮丧，往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黄星星﹖嗨，又怎么样﹖戴上它又死不了……”
(可怜的父亲，你后来死于什么﹖)
然而新发令已经公布，我们不再准许去餐馆和咖啡厅，不准乘车旅行，不准去会堂，六点以后不准出门上街。
接着是犹太集中区。
两个犹太区在赛盖特被建立起来。一个大的，在城市中心，覆盖了四条街道；另一处小的连好几条小街通向郊外。我们住的那条街，蛇街，在第一个犹太区里。虽然我们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但由于位于街角，朝街的窗户必须封锁上。我们还腾出部分房间给被轰赶出来无家可归的亲戚。
生活一点一点地恢复正常。那些围住我们的铁丝网不再使我们恐惧。我们甚至觉得安全；我们把自己全部包容起来，象一个小犹太共和国……我们选举了一个犹太委员会，一个犹太警察，成立了一个社会事务办公室，一个卫生管理部——一个完善的政府机构。
每个人都为此感慨。我们眼前面对的不再是敌意的面孔，充满仇视的目光。我们的害怕和痛苦在消失和结束。我们生活在自己人中间，生活在兄弟之中……
当然，总还是有不愉快的时候。每天德国人都来差使劳力去给军用火车装煤。没有多少人情愿干那个活儿，但多多少少你能感到一些和平放松的气氛。
普遍的说法是我们将呆在犹太集中区里直到战争结束，直到红军到来。那时一切会恢复正常，德国人或犹太人都不会管理犹太区——这是幻觉。
在五月节前的一个周六，春光明媚，人们悠闲自在，漫不经心。小孩子们在路边作着游戏。我和一些同学一起坐在伊查玛利花园里，学习一篇关于塔木德的论文。
夜色降临，有二十余人聚在我家后院。我父亲正在给他们讲述轶事录并发表对局势的见解，他有很好的口才。
突然门开了有人进来，是斯特恩——他原来是商人，后来成了警察——他将我父亲拉到一边说着什么。在黄昏的暗影中，我看见父亲脸色苍白。
“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问父亲。
“我不知道，只是传令我去参加一个委员会的特殊会议，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这样他正在讲述的精彩故事不得不中断了。
“我就去那里”父亲接着说“我会尽快回来， 把情况告诉你们，等着我。”
我们预料要等几个小时。后院象是手术室外的等候厅。我们只等候那门被打开——看门被苍天开启。其它一些听到谣传的邻居也过来加入我们。人们不停地看表， 时间走得慢极了，什么样的会议能开这么久﹖
“我有一个不祥之兆，”我母亲说“今天下午我看到街上有陌生人——两个盖世太保的德国军官，我相信集中区里过去还没有军官来过……”
已经快到午夜。没有人感到困意。一些人回家看看又回来。一些人回去了但留下口信让父亲一到家就通知他们。
终于门开了， 父亲出现了。他脸色苍白。大家马上把他团团围住。
“什么事﹖说呀，快告诉我们﹗”
那一刻我们多么渴望得到一个有信心的字， 一句不令人惧怕的话，说那会议不过是例行公事和程序；不过是讨论一项社会福利，一个公共卫生措施﹗然而父亲憔悴的脸色令人一望而知。
“我有一个可怕的消息，” 他最终说出 “ 遣送。”
犹太人集中区要被全部清除，从下一天起， 一条街一条街的开始。
我们想知道一切，所有的细节。这消息使每个人目瞪口呆，可是我们还想喝光那悲苦方案的沉渣。
“我们要被送到哪儿﹖”
这是个秘密。对所有人封锁只有一个人例外——犹太委员会主席。但是他不会说也不能说， 如果他讲出来，盖世太保将以死处之。
“有流言说”父亲断断续续地讲着“我们要被送到匈牙利的什么地方，在砖场里干活。目前，这说法还算可靠……”
在沉默中过了片刻，他接着说；
“每个人只准带个人的随身用品，一个背包，一点食物和几件衣服。其它一律不准。”
接下来又是一阵难挨的沉默。
“去叫醒邻居，”父亲说道“这样他们可以做准备。”
聚集在我身边的人群身影如在一场长梦中惊醒。他们迅速散去，静静的，朝着各个方向。
片刻后只剩下我们自己。忽然，巴逖亚，一个和我们住在一起的邻居，走进房间：
“有人在敲那扇封了的窗户，朝外的那扇﹗”
直至战后我才知道谁会来敲门， 那是一个匈牙利警察教官，我父亲的朋友。在进入集中区之前，他曾对我们说过“别担心，要是有什么危险，我会通知你们。”
如果他能在傍晚告诉我们，我们可能还来得及逃跑……但当我们设法打开那扇窗户，已经太晚了，外面空无一人。
集中区醒来了，一个接一个，窗子亮起灯光。
我走进一个父亲朋友的房子，叫醒家里的主人，一个有着灰白胡子和梦呓般眼睛的老人。他由于经常的夜读而驼背。“起床，先生，快起床﹗ 您必须准备上路﹗您明天就得和您全家离开这儿，所有犹太人都得走。 上哪儿﹖别问我， 先生， 什么也别问我。只有上帝能告诉您。看老天份上，快起床吧。”
我所说的他一个字也没听懂，他准是以为我发疯了。
“这是什么话﹖准备上路﹖上什么路﹖为什么﹖ 怎么啦﹖你不是疯了吧﹖ ”
他始终半睡半醒，用惊吓的眼睛瞪着我， 好象在等候我发出一阵大笑，然后告诉他，“去睡觉吧，接着睡。作个好梦。什么事都没有，就是一个玩笑。”
可我喉咙干了，话都堵在里面，嘴唇瘫痪了，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时他明白了。他从床上窜下，机械般地穿上衣服。他走到他妻子的床前，用手指无限轻柔地触碰了一下她的前额；她睁开双眼，好象嘴唇上还挂着一丝微笑。然后他又走到孩子们的床前，迅速地摇醒他们，把他们从梦中拖起来。我溜了出去。
时间过得极快，已经是早晨四点了。父亲一直在左右奔走，疲惫不堪，忙着安慰朋友们，到犹太委员会去看那公告是否撤销，我们心中始终抱有一线希望， 直到最后的时刻。
女人们赶着煮鸡蛋，烤肉，烘面包和打包。孩子们满处游逛，探着脑袋，不知道他们该做什么，该上哪儿。我们的后院成了一个大市场。家庭财产，珍贵地毯，银烛台，祈祷书，圣经和宗教艺术品胡乱堆放在布满尘土的地上，对着碧兰的天空；那些可怜的物品看上去象从来没有过主人。
早上八点，疲倦如融化的铅灌入静脉，四肢和大脑。我正在祈祷中忽然街上传来喊叫。我急忙跑到窗前，匈牙利警察已经进入集中区正在邻街叫嚷；
“所有的犹太人都出来﹗马上出来﹗ ”
一些犹太警察走进房子，话不成句地说着：
“时间到了……你们都得离开，所有的……”
匈牙利警察用警棍和布枪托大打出手，从左到右，毫无原因和区分，他们的袭击落在老人，妇女，孩童和残疾人身上。
一个房子又一个房子被腾空，街上到处是人群和背包。到了十点钟，所有被通告的犹太人都出来了。警察开始点名，一遍， 两遍，直到二十遍。气温很高，汗珠从脸上身上冒出来。
孩子们哭嚷着要喝水。
水吗﹖ 有的是，近在手边，就在屋里， 就在院中， 可他们不能挪动。
“水﹗妈咪﹗喝水﹗”
集中区里的犹太警察可以走动，他们悄悄地灌了几壶水来。我的姐姐们和我由于被派在最后的队列，所以我们还能行动，我们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终于，在下午一点，开始从集中区出发。
这使人们兴奋——是的，兴奋。可能他们想除了像这样背着背包，站在路中间和烈日下，上帝不会给他们更多的罪受了；什么都会比这好过。他们开始了征途，甚至没再最后看一眼那被抛弃的街道，那死寂的房屋，那庭院花园，那些墓碑……每个人的后背是一个背包，每个人的眼中噙着泪水。缓缓的，沉重的，列队走向犹太集中区的大门。
我在路边，在等着开步。面前走过那个拉比，他躬着腰，脸刚刮过，后背上背着一个包。他的形象在被遣送者中象一幕额外虚幻的场景。那是从历史书中撕掉的一页，来自某些历史小说比如巴比伦囚徒或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故事中的一页。
一个接一个从我面前走过，教师们，朋友们，还有其它的人们，那些我曾害怕过的，我曾嘲笑过的，我曾一起生活过多年的人们。他们走过去，垂着拖着他们的背包，他们的生活，遗弃了他们的家，他们的过去的童年，萎缩着如受伤的狗。
他们经过我面前时没有看我，想是他们羡慕我。
队伍在街角渐渐消失，再走几步，就穿过集中区了。
街道真像一个被突然丢弃的市场。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箱子，证券，皮包，刀子，盘子，银行票据，文件纸张，退色的肖像。那些东西人们曾打算随身带走，直到最后时刻丢掉了它们。没有了任何价值。
每个房间都敞开着。所有的门窗朝向虚空。一切物品对一切人免费，却无一人收留。无以相助。一座打开的坟墓。
一轮酷热的夏日。
我们一天未进食，但没觉得饥饿，只是疲惫不堪。
我的父亲随着被驱赶的人们停在集中区的入口。他们必须先得通过那个大的会堂，被接受检查，看是否携带了金银或其它值钱的东西。又一阵突发的歇斯底里式警棍的猛打。
“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走﹖” 我问父亲。
“后天。 至少——至少，除非事情发生变化。出现奇迹，如果可能……”
人们要被遣送到哪里﹖还没人知道吗﹖ 没有，秘密还没有泄露。
夜幕降临了，那个晚上我们早早上床。父亲说：
“好好睡觉，孩子们。不会早于后天，星期二。”
星期一，象夏日一朵小小的云彩，象第一道晨光中的梦般迅速逝过。
忙着打点背包，烘烤面包和蛋糕，我们不再想其它事情，公告已经下达。
那个晚上，母亲让我们一早上床，为了积攒精力，母亲说。这是我们在家的最后一夜。
我在黎明时起床，为了在被驱赶出门前有时间祈祷。
我父亲起得更早，去探寻消息。他大约八点回到家，带来好消息：今天不会出城，只是转移到小集中区去。我们要在那里等待运送。我们应该是最后一批。
九点钟时，星期天的那一场景再次出现。警察挥着警棍大声呵斥：
“所有的犹太人都出来﹗”
我们已经就绪，我第一个离开了。我不想看见父母的脸。我不想流泪。我们象前天那些人们一样坐在路中间。同样的酷暑，同样的干渴。但不会有别人来给我们送水。
我看着我们的房子，我曾在这度过多年的时光寻求上帝；以戒斋催促弥赛亚的到临；并在这设想过自己的将来。尽管我什么都没想，可还是有些难过。
“快出来﹗ 点名﹗”
站立，点数，坐下，再站起来。再坐地上。没完没了。我们不耐烦地等着被带走。他们还等什么﹖后来命令终于下来了：
“出发﹗”
我父亲哭了，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看见他落泪。我从未想过他会落泪。我的母亲，行走中脸色不停的变化，一言不发，沉在深深的思索中。我看着我的小妹妹，逖波拉，漂亮的头发梳理得很好看，套着红罩衣，一个七岁的小姑娘。她后背上的包裹对她说是太沉了。她咬着牙，因为她懂得从现在起报怨是没用的。警察用警棍挥打着人群：
“快点儿﹗” 我没力气了，漫长的路才刚刚开始，我就感到这么虚弱……
“赶快﹗ 快点儿﹗跟上去， 懒猪﹗”匈牙利警察呵斥着。
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憎恨他们，这憎恨的记忆在我心里保存直今。他们是我们的第一个压迫者。是地狱和死亡的第一张面孔。
我们被命令跑步，以加倍的速度。谁想象到我们会如此强壮﹖隔着窗户和挡板，我们的同胞瞧着我们跑过。
终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把背包甩在地上，我们躺倒下去：
“噢 上帝，万物之神，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们……”
这是小犹太集中区。三天之前，人们还住在这儿——他们曾拥有的东西我们正在使用。他们被驱赶走了。我们也完全忘记了他们。
这里比大集中区凌乱得多。住在这里的人们一定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轰赶了出去。我走进我叔父家曾住过的房间，桌上有半碗未喝完的汤；一个未来得及放进烤箱的水果派。地上扔满书籍。可能我叔父走前还梦想过带走它们﹖
我们住进来。( 好一个住哟 ﹗) 我出去找回一些木柴；姐姐们生火。母亲尽管疲倦不堪，还是开始准备午饭。
“我们得撑下去，我们一定得挺下去。” 她这样重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还不至于太坏；我们已开始习惯这样的处境。在街上人们甚至又开始乐观的谈话。伯差 不会有时间驱除我们了，他们这样说……至于那些先前被遣送走的，真是太糟糕了；可是不会再有这事了。他们可能会让我们在这儿熬着，直到战争结束。
这个集中区没有设防，任何人可以进出。我们的老佣人，马莎来看我们。她凄楚地哭泣着，请求我们到她住的村子去，在那里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可是我父亲想都没想：
“你们要想去你们可以去”他对我和我的姐姐们说 “ 我要和你们的母亲，妹妹留在这里……”
最后，我们拒绝分开，决定大家留在一起。
夜来了。没有人祈祷，这样夜晚可以过得快些。只有盯着我们的那些星星在闪烁。是否有一天那些星火会熄灭﹖ 夜空只留下无生命的硕石，死去的眼睛。
除了上床睡觉无事可做，心神恍惚地躺在床上，歇息，积蓄精力。
天亮了，一切悲哀随夜而去。我们感觉像是过节。人们说：
“谁知道会怎么样﹖说不定遣送不是坏事，前线离这儿不远；我们不久就会听得见枪声。所有的市民都得转移……”
“没准儿他们害怕我们会帮助城市游击队……”
“要是问我嘛，整个遣送就是一出闹剧。嗨，别乐。 伯差不过 就是想偷我们的金银珠宝罢了。他们知道我们把东西都埋藏好了，他们得费力地找：这在主人去渡假的时候干起来容易些……”
在渡假﹖﹗
这些乐观的言论，没人相信，至多只是打发时间。后来的几天，我们在这过得不坏，平安无事。人们彼此看上去好些了。再没人提及财产，社会区分的重要性，只是人们要被判决的命运——还不得而知 。
星期六， 将是我们上路的日子。
头天晚上，我们吃了传统的星期五晚餐。我们按习俗用面包和葡萄酒祝福，然后一声不出地咽下食物。我们感觉到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全家团桌聚会。整个夜晚我的脑中翻腾着各种想法和回忆而无法入睡。
黎明时分，我们已经站在街上，准备离开了。这一次没有匈牙利警察。犹太委员会已经和其达成一个协议即他们应该自己组织自己。
我们的队伍走向主会堂。城里象荒芜了。然而我们昨天的朋友们可能正躲在隔窗后伺机等候抢劫我们的房子。
会堂象一个巨大的车站：充满行曩和眼泪。圣坛已经破碎，挂像掉下来，墙壁空空。人多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我们在那里呆了可怕的24小时。男人在楼下，女人在楼上一层。那是星期六；本应是进行宗教仪式的日子，由于没有人能出去，所以人们只是呆在角落歇息。
第二天早晨，我们列队向车站出发， 一列运载牲畜的货车在等候着。匈牙利警察押送我们上车——每车厢装八十人。 车里留有一些面包和水。车窗扛被检查过，看是否松动。然后车厢被封上。每车厢里有一人负责，如有一人少了，他就会被处死。
两个盖士太保军官在站台上溜达，笑着：一切就绪，一切安排如意。
一声气笛的长鸣划破天空。列车起动了。我们在遣送的路上。
二
想在车里躺下来根本不可能，我们只能轮换坐着。车内缺少空气。几个侥幸靠着窗子的人可以看到道旁闪过的乡村和树木。
两天过后，我们开始为干渴所折磨。然后是无法忍受的燥热。
有的年青人由于摆脱了礼仪束缚，开始放任本能自由发展。他们利用黑暗，在我们中间旁若无人地调情，好象这世界只有他们自己。其它的人则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我们始终还存有一些食物。但我们从来只吃几分饱，节省是我们的规则；节省下来为了明天，明天可能会更糟。
列车在喀绍，一个靠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小镇停下来。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要被送出匈牙利。我们的眼睛睁开了，但为时已晚。
车门开了，一个德国军官，带着一个匈牙利上尉译员，走进来介绍他自己：
“从现在开始，你们在德国军队的管辖之下。你们之中谁身上还有金银或者手表必须立刻交出。如有违者，事后一旦查出，就地枪决。第二，任何人要是觉得病了，可以到医务车厢去。就这些。”
那匈牙利上尉拿着一个篮子在我们之间穿行，收集人们最后的一点财物–那些人再也不想品尝恐怖的滋味了。
“你们车厢有八十人，” 德国军官接着说“ 要是少了一人，你们都得给毙掉，象狗一样……”
他们消失了，门再次关上。我们落入了圈套，被套住脖子。出口被钉死，退路又被切断。世界是一个密封的牲畜车厢。
在我们之间有个妇人叫沙赫特夫人，大约五十岁上下；带这一个十岁的儿子，蹲在角落里。她的丈夫和两个大些的儿子在错乱中随第一批遣送队被带走，分离使她完全崩溃了。
我早就认识她。一个安静女人，有着敏感，燃烧的眼睛。她过去常到我家来。她的丈夫是个信仰极虔诚的人，全部时间都花在学习上，是她工作供养她的家庭。
沙赫特夫人已经神志不清了，从上路的第一天起，她就已经开始呜咽，不停地问为什么她和她的家庭分开。后来她的哭泣变成歇斯底里。
第三天夜里，我们正在睡觉，有人背靠背，有人站着。突然一声刺骨的哭喊划破寂静：
“火﹗我看见火了﹗我看见火了﹗”
一阵混乱，是谁在哭喊﹖是沙赫特夫人。站在车厢中间，在车窗昏暗的光下，象玉米地里一株干枯的树。她用手指着窗户，嘶喊着：
“看﹗看那儿﹗火﹗可怕的大火﹗发发慈悲吧﹗那火噢﹗”
几个男人贴上窗杠往外看，除了黑暗；什么都没有。
这个可怕的震惊持续了好久，我们一直在发抖。随着车轮在铁轨上的每一个响动，我们都感觉象又一个深渊在身下打开。面对痛苦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自我安慰：
“她是疯了，可怜的灵魂……”
有人用湿衣服贴在她额头上，想让她静下来，然而她还在不停地喊：
“火﹗火﹗”
她的小男孩儿哭着，牵着她的裙子，势图拉着她的手， “ 没事，妈咪﹗什么都没有……坐下……” 这情景比他母亲的嘶喊更令我震惊。
一些妇女势图让她安静，劝她说：“你会找到你丈夫和孩子的……用不了几天时间……”
她继续嘶叫着，喘不过气来，声音被哭泣打断。“犹太人，听我说﹗ 我看见一个大火﹗巨大的火焰 ﹗一个大炼炉﹗”
看上去她象是受身体里的邪恶魂灵所指使在说话。
我们极力想做出解释，我们想安定自己恢复正常的呼吸更甚于对她的安慰。“她一定是渴坏了，可怜的人﹗要不然她怎么老是说火在吞噬她吶。”
但是没用。我们的恐怖感胀满车厢，我们紧张到了极点。时时刻刻于心惊肉跳中。好象疯狂在袭击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忍不了多久了。几个年青人强迫她坐下来，将她捆住，又用布把她的嘴堵上。
静下来了。小男孩坐在他妈妈的身边哭着。我渐渐恢复正常呼吸。可以听得见列车夜间行进中车轮滚动的单调节奏。我们开始打盹，休息，做梦……
这样过了一，两个小时。又听见令人窒息的嘶喊。那妇人挣脱了绑带正在哭叫，声音比以前更响：
“看那火﹗火焰，火焰冲天……”
年青人再一次把她绑上，堵住她的嘴。他们甚至捶打她。其它人在应和着：
“让她安静﹗她是疯啦﹗叫她闭嘴﹗她又不是唯一的一个。她可以让她嘴闭上……”
他们有几拳打在她头上——那拳打会要她的命。她的小男孩拽着她；他没有哭叫；他一声不出。甚至不再掉泪。
一个漫长的黑夜。接近天亮的时候，沙赫特夫人才静下来。她蹲在角落里，木呆呆的眼睛盯着虚空，她不再看我们了。
白天一整天她就这样呆着，不说话，神情恍惚，以人隔绝。而夜晚刚一降临，她又开始尖叫；“那有大火﹗”，她的手指向空间，总是指着一个方向。人们已经懒得打她了。那燥热，那干渴，那令人作呕的恶臭，那让人窒息的空间——要将我们撕成碎片，与其相比嘶喊已不算什么。再过两天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开始嚎叫的。
但是我们到达了一个车站，那些挨着车窗的人告诉我们那站的名字：
“奥斯维辛 ”
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火车没在起动。下午过得极慢。后来车门打开了，两个人被允许下车去灌水。
他们回来后告诉我们，他们发现这里是最后一站。我们要在这儿下车。这里有一个劳动营，情况不坏。家庭不会拆开。只有年青人在工厂工作，老年人和残疾人将留在地里 。
人们此刻情绪倍增。几个夜晚聚积的恐怖立刻得以输散。我们向上帝谢恩。
沙赫特夫人仍呆在角落里，无精打采，一声不出，对我们高涨的情绪毫无反应。她的小男孩拉着她的手。
黄昏到来时，黑暗在车厢里聚集。我们开始吃最后的贮备食物。大约晚上十点钟，每个人都在寻找一个位置以便能睡一会儿，很快我们都入睡了。突然 ：
“火﹗火炉﹗看， 就在那里 ﹗……”
从惊醒中我们冲向窗户。我们再次相信她的话即使只是片刻的功夫。但是外边除了漆黑的夜什么也没有。带着心底的狼狈，我们退回自己的地方，在自身的恐怖中打着冷噤。当她继续喊叫时，有人又开始打她，这一次人们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她静下来。
负责我们车厢的那人叫来一个正在站台走动的德国军官，问他能否将沙赫特夫人带
到医疗车厢去。
“耐心等着，” 德国人说， “ 她会很快被带走的。”
将近十一点，火车又起动了。我们扒着窗子往外看，列车开得很慢。一刻钟过后，车走的更慢了。透过窗户，我们看见了铁丝网，意识到这一定是营地了。
我们已经忘记了沙赫特夫人的存在。突然间，我们听见令人胆颤心惊的尖叫：
“犹太人， 看吶﹗看窗户外边﹗看那 火焰吶﹗”
当火车停下时，我们这次真看见火了，火焰正从一个伸向夜空的大高炉烟囱里猛烈地窜出。
沙赫特夫人自己安静下来。她再一次目呆呆的，神情恍惚的，退回她的角落里。
我们看着黑暗中的火焰。四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闻的气味儿。忽然车门开了，一些样子奇怪，身着条纹衫，黑裤子的人冲进车厢。他们手持电棍和警棍，一边左右出击一边嚷：
“每个人都下去﹗每个人都立刻离开车厢﹗赶快﹗”
我们跳下车。我最后看了一眼沙赫特夫人。她的小孩子拉着她的手。
对着火焰。可以闻到一股燃烧血肉的气味。那一定是午夜。我们到达了——博克瑙，奥斯维辛的接收中心。
《自由写作》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