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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开辟的改革事业是一场为了保持中共统治权力为首要目标而不得不为的工作，其目的绝不是要放松中共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但是，改革在客观上已经违背了中共的初衷——独立于权力的民间社会在三十年间悄然成长。目前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后极权时代：稳定在暴力下稳定，和谐在谎言中和谐。中国社会显然已经分化成两个相互隔膜、相互冲突而又相互依赖的两个阶层：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

在邓氏改革的后期，改革不断降温甚至停顿，因为改革已经难以支付改革继续进行的成本。在权力结构拒绝改革的情况下，每一项新的改革举措都会成为权贵阶层进一步掠夺的契机，但是，不推出新的改革举措又会促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在高压锅中进一步积累。胡温等政治家为了防范社会突变带来的风险，只能在僵持中无力地挣扎，他们难以打破改革的僵局，中国社会似乎在僵局中僵化。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已经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体制，而是一个不断制造问题的体制。

我们用三十年时间造就了一个不能解决问题的体制，这个体制顽固地僵持到现在，不但难以解决不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连既得利益者阶层的问题也解决不了。也就是说，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都不太认可这样僵化的体制了，只是人们身处中国权力社会的分赃系统中还有利可图，所以说，利益使这个社会还勉强可以维持自身的运转，但是已经在等待最后一根稻草了。从利益的角度上讲，破解这个体制僵局的也终将是利益的问题，因为既得利益者阶层在现有体制下已经难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不得利益者阶层更是走向举步维艰，盼望改变。

既得利益者阶层在怎样破解这个体制的僵局呢？他们一方面利用在现有体制中的权力进行寻租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利用手中的权力败坏这个体制以非法的手段攫取更多的利益。就拿圈地这一简单的事例来说，按照最高当局的规矩进行的圈地本身就是对弱势群体的掠夺，可是既得利益者并不以此满足，他们还要破坏最高当局的规矩进行圈地。比如最高当局规定不能圈大块的土地，他们就把大块的土地分批次圈掉，再比如说，最高当局规定不能圈占良田，他们就可以把良田划定为盐碱地。不得利益者阶层又在怎样破解这个体制的僵局呢？他们一方面利用现有体制维持自己看似正常实则艰难的生存，另一方面又对败坏这个体制并深度伤害他们利益的既得利益者阶层进行顽强的抗争，并且是以维护这个体制的面目来追求体制本身的变革。就拿上访者的事例来说，上访者群体所张扬出来的诉求并不是体制改革，他们只是要求最高当局按照体制的规则归还他们在利益链条中应得的份额，但是最高当局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最终促使上访者群体进行体制的反思，并产生了变革体制的积极意愿。

既得利益者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民间维权进行打压，漠视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不得利益者阶层在利益上受到了伤害，但是又不能通过法律和制度的管道寻求解决。官方和民间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胶着和持续的状态，可以说，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正在围绕僵化的体制进行一场战争，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维权运动。

起初，维权运动只是民间社会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体制内抗争，后来，维权运动逐渐显现了自己反抗体制的特征，这也就是官方和既得利益者阶层有意识地对抗维权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既得利益者阶层和不得利益者阶层通过维权运动在进行另一种方式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战争的双方并不是要消灭对方，战争的结果是要通过体制的变新而寻求双赢，这就是维权运动的良好性质。虽然维权运动中双方付出的代价也许很大，虽然既得利益者可能遗臭万年，虽然不得利益者可能一批又一批地悲壮退场，但是这场运动的性质并不因此改变。这就是中国社会建构与结构的一种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中国才能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公民社会道路。

于建嵘先生说，维权运动只是利益之争，没有权利之争。也许于建嵘先生有所特指，但这样的说法本人并不苟同。中国的维权运动在话语上确实有回避权利斗争的嫌疑，但这里面的原因也很显然，一方面是因为官方的刻意抹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弱势群体在经历政治风险后学会了新的斗争技巧。维权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都以这样的技巧为荣耀，他们不多说自己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只说自己最近的目标是什么。这就好比中共当初哄弄国民党一样，少说实现共产主义的宏大理想，多说学习美国搞民主和宪政的巧话。但是，任何的利益争论里面，必然有权利的争论，因为利益只在权利之中，而不在权利之外。

维权运动从一个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损失上启动，逐渐走到全面的社会问题上，其范围几乎扩大到所有的公民权利方面，例如，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结社权、意见表达权、环境权、知情权、选举权和投票权等等。公民维权的范围越来越大，道路越走越宽，而公民对维权运动的参与也越来越主动和积极。可以说，维权运动已经成了有广大不得利益者参与的社会运动，维权运动将成为改变中国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维权运动也带来一种契机，它最终将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平等公民权利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维权运动就是中国式的民主运动。

中国自由的道路在民间，指望既得利益者主动扩大自己的胸怀，并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不现实的。也许当局和既得利益者会逼不得已地进行社会变革，但是这也需要民间力量的推动。维权运动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运动，是一种民间政治，是一种民间参与的方式。维权运动以维护权利和争取权利为主要运动内容，这就为中国民主展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道路。维权运动从点到面的展开，已经成为中国实现民主宪政，走向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动力。

中国的民主运动经历了启蒙的阶段，反对的阶段，现在实质上进入了一个参与的阶段，维权运动就是这个参与的阶段。但是维权运动显然吸纳了启蒙运动和反对运动的一些有益的经验，所以，维权运动具有继续启蒙的性质，也有继续反对的性质。大量的维权积极分子在维权的过程中具备了现代公民的意识和现代公民的做派，他们将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有益的力量；还有一部分维权积极分子走到了政治反对派的行列，成了推动中国民主的战士。

全球化、互联网和家庭教会，这些都是改变中国的因素，而维权运动则有效地和这些因素结合了起来，并且在这些结合中使自己成熟起来，与现代文明进行了接轨。全球化为维权运动提供了文明参照体系，互联网为维权运动提供了表演的舞台，家庭教会则在一定程度上为维权运动提供了独立的不受政府支配的思想信仰。在这种情况下，维权运动大有作为。

○八、○九两年西藏新疆频频出状况，民族对立的局面不仅是建国六十年来，几乎还是满清、民国以来最坏的时候，中央政府不仅失去了少数民族知识精英，而且失去了过去拥护共产党的贫苦大众的支持，要扭转这个局面就要花事倍功半的大力气了。

可以预料，中央财政将在新疆投放大量资金，着力解决维吾尔族民众的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将维吾尔族的经济待遇提高到优待藏族的水准上来，尽管这件事情做晚了，但是晚做比不做好。维吾尔族能过好一点的日子，是他们自己争取来的，各族人民都应该欢迎的。

具体一点说，民族政策的失败，是胡锦涛左倾路线的失败，他的“封疆大吏”王乐泉、张庆黎，都是知识程度很低，革命调子很高的人，教他们“硬的要更硬，软的要更软”，但是“维稳”的硬任务就像刀子架在脖子上，他们是“硬也不敢硬，软也不敢软”的。

对於达赖喇嘛，共产党不让他回家，但若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又不能说他不是中国人，他又在“少数民族的宗教界人士”之列，所以就归统战部“管理”了。所谓“统战”，在打天下的时候，是周恩来耍弄亲共知识分子的场子；得天下后是“引蛇出洞”的饵子，打杀昔日友人的棍子，到了今天就像是一家“民主党派管理局”了。长期主持统战工作，尚有良心的中共元老李维汉先生，对自己一生所作的负人的事情，临终还有许多忏悔之心。

最近，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向达赖喇嘛发出一席似乎是“硬的更硬”的喊话，这位新闻喉舌出身的党官说达赖喇嘛“两次悍然中断接触商谈”，又说“中央历来是宽宏大量的”，他要达赖喇嘛“应当对他们的政治纲领有一个认真、彻底的反思和改正”。然而，这番霸气后面的要害却是：“达赖喇嘛从去年到今年，加快在一些国家游走。由於达赖集团的政治性质，他到一些国家去势必给中国和有关国家的关系带来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麻烦。达赖喇嘛这种使中央不快，不利於中国和有关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动作，应该收敛。”

读了香港《文汇报》转发的这条消息，我不禁发笑：既不让达赖喇嘛回国，又不让他在海外活动，恐吓之余连一点诱饵也没有，莫非共产党以为自己可以画地为牢，让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奖人、六百万藏族人民的精神寄託自觉地跪在印度，整日价朝自己脸上搧耳光不成？按说“统战工作”是身段柔软的工作，可是朱统战部长也要跳到前台来教训一位世界级的精神领袖，说的什么“中央不快”，无非是说“中央首长生气了”，难道还吓得倒人吗？

这使我想起一件旧事。四十多年前我有个远亲孙勇先生，他的父亲杨光池是中共大革命时期的元老，后来在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的闲职上坐了几十年。孙勇告诉过我许多共产党的事情，其中之一说的是浙江省公安厅厅长铁瑛（文革中是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是他父亲的老部下，在“杀无赦”的五十年代，铁瑛曾经奉周恩来之命去台湾将奉化祠堂的匾额送给蒋家。当时，我一则惊愕於国共两党还有这般“见不得人的勾当”，二则真还没有想到周恩来竟会如此“人情练达”。看到今天陷在民族问题困境中的共产党的统战工作，竟是如此死硬笨拙，我不由得不感歎中共实在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连笔者所认识的不少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及知识分子，也已经看透了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所作所？，只是由於目前的政治环境而不敢开口而已。

目前我在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担任客座助理教授，并给研究生开设“一九五○年代两岸国家暴力对比研究”的课程。授课之余，也应邀到各个大学和教育机构发表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讲.因为这样的机会，接触到很多台湾的青年学生。几个月下来，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那就是在今天的台湾，青年学生对大陆的事情越来越关切。明显的例子就是，前几年我来台湾，一样是到大学发表演讲，但是无论是参加人数之踊跃，还是提问之积极热络，都无法与现在相比。

这里的原因我想很简单，那就是：二○○八年马英九总统执政以来，採取了积极扩大和加深两岸关系的政策，两岸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而台湾朝野的政治对抗，也紧密围绕两岸关系，比如ECFA协议等议题展开.前不久关於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是否可以在高雄放映，可以说成了台湾青年学生关心两岸关系的一个直接的催化剂。这些新的变化，使得台湾的年轻人比以往更为清晰地感受到：中国问题正在日益逼近，想不关心都不太可能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背景，台湾的青年学生开始希望对中国能有更多的瞭解。这也是关於中国问题的讨论会和演讲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的原因。以我自己的学生为例，我曾经在开学第一堂课上做过一个调查，要学生说明自己选这门课程的原因。二十多个学生中至少有一半表示，他们来，是希望能对中国的过去有更多的瞭解。

更能代表现在的台湾学生对大陆的关切点的活动，是在台湾大学举办的一场《爱的十个条件》放映会。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涌入了五六百人。据《新社会智库》电子报的报道，“一位台大科法所的同学则认为，当日本、南韩人权开始倒退的时候，德国却还是能大力支持人权，这是因为他们经历过二战惨痛的经验，他很不希望人类社会非得痛过才知道自由的可贵.另一位阳明生科的学生则表示，除了朴素的正义感外，每个人应该每天都去反省『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想要的』，才能突破政府后现代式的诈术.”会议的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所的一位研究生后来提到：“活动结束后，有一位东北来的中国学生跑来找我们讨论，他沉重地告诉我们，『这部片如果在中国内部放，一定会让更多人死，因为维吾尔人看了会非常激动，会开始跟汉族抗争，到时候热比娅的浪漫爱情故事，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他还认为目前汉人对於维吾尔人所享有的特殊优惠都很不满，例如他们可以配刀进入公共场合、考试加分之类的……他的态度诚恳，急切地想要说服我们，针对他有问题的推论我们也很想说服他，但在讨论之后才发现我们双方所立基的资讯，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及隔阂.由此经验来看，让更多真相浮现在公共领域，扫除台湾及中国人民对维吾尔问题错误的认识与迷思，恐怕是未来台湾有志之士所要踏出的第一步。”可见，台湾的学生已经在与大陆学生的交流中感受到了双方认知落差的存在，以及背后的原因。

可以预期，随着北京当局对台湾的统战工作进一步的展开，台湾社会内部的反弹也会逐步高涨.现在青年学生对大陆问题的热情，就是一种信号。

2002年9月17日，朝日首脑峰会在平壤举行，举世瞩目。也许是急于走出被美国定性为“邪恶轴心”、“无赖国家”的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也许是由于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对日美经援的期待过于迫切，金正日的“坦率”出人意料。日方几乎没怎么施压，朝方就坦白招认了隐匿近30年的绑架日人的事实。金总书记真诚道歉，表示这种“发生在两国关系不正常年代”的“可恶的事件”，“今后绝不会再有”。在朝方出示的被绑日人姓名和生死状况的清单上，赫然写有“田口八重子，1986年7月30日，死亡（31岁）”。后来，据朝鲜方面披露的补充材料及随后进入朝鲜进行实地调查的日方调查团在平壤现场听取的情况，田口在其夫原敕晃（亦为被绑日人，与田口于1984年10月19日在朝鲜结婚）死亡21天后，突然死于一场“车祸”。

刚刚进入正式会谈没多久，朝方就把该吐的和不该吐的一古脑都吐了出来。金正日的“坦诚”和事实本身的严重性（6死4生1失踪）着实吓着了小泉，乃至中午用膳时，曾考虑放弃下午的谈判打道回府。尤其朝方承认对田口八重子的绑架事实令人震惊。根据原北朝鲜特工、大韩航空民用客机爆炸事件罪魁之一金贤姬的供词，她曾在平壤的“特殊机关”接受过一位朝鲜名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的日本人化教育，而这个女人的日本名就叫“田口八重子”。承认这一事实就等于间接承认参与了那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而日方原来预想，朝鲜方面即使承认对其他几名日本人的绑架，也定会将田口问题否认到底。

KAL858航班神秘“失踪”

汉城奥运会前夕的1987年11月29日，下午2点5分，从巴格达起飞、飞往汉城的大韩航空公司KAL858航班在缅甸附近的印度洋海域上空突然失踪。而就在2点1分，这架载有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飞机，还向仰光航空管制中心发出过“时间和位置正常”的信息。仅4分钟后，便从雷达上消失了。

遇难飞机是波音B707型喷气式客机，与1966年3月5日，在日本富士山上空，受高空强大乱气流影响而空中解体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现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为同一机型；而且，就在失事两个月以前，这架飞机在汉城金浦机场着陆时，因机轮未能及时弹出，机体触跑道，发生过严重损伤。所以，到底是空中解体，还是意外爆炸？韩国方面在搜寻飞机下落的同时，也曾试图从技术角度来分析空难的原因。

但是，有消息传来：自巴格达乘同一架飞机、中途在阿布扎比下机的一对日本男女于空难发生80小时后的12月1日上午，在巴林受到该国出入境管理当局的调查。男子当场咬毒自杀身亡；试图以同样方式自杀的女子，被巴林警察当局制服并逮捕。至此，事态为之一变。

据称，男子是“蜂谷真一，70岁”；女子是“蜂谷真由美，25岁”；二人为“父女关系”。据日本驻巴林使馆的外交人员验证，二人所持日本护照均系伪造。应韩国政府要求，巴林当局很快将该女子、男子的遗体和有关物证悉数引渡给韩国。12月15日，在韩国国家安全企画部（安企部）的严密警戒之下，“真由美”抵达汉城金浦机场，两臂分别被保安人员从两侧夹紧，嘴也被防止自杀用的胶带死死封住。在位于汉城郊外的南山地下审讯室，“真由美”被迫接受了安企部的极其严酷的调查、审讯。

据安企部透露，“真由美”起初曾一度拒绝进食合作，后来开始用流利的中文和日语回答警方提问。她慌称自己是出生于黑龙江省的中国人，名叫百翠惠，从小身世坎坷，迫于生计，辗转从澳门偷渡到日本，后投奔日本老人“蜂谷真一”作“养女”云云……极尽表演之能事，话到伤心处，声泪俱下。但所有这些都没能骗过韩国警方的眼睛。安企部当局在正面揭穿其谎言的同时，软硬兼施，大搞攻心战，使“真由美”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后退，直至崩溃。尤其是当她从电视里看到韩国平民的生活状况并不像共和国所宣传的那么水深火热和不堪，甚至与她作为“工作员”在西方发达国家所看到的不相上下的时候，她彻底动摇了。到达韩国的第8天，她突然热泪盈眶地一把抱住韩国女警官，第一次用标准的平壤“国语”说：“嗯妮（朝语，大姐的意思），对不起，我撒谎了。”

“真由美”供述爆破真相

随着奥运会日程的迫近，韩国亟需就空难问题给国际社会一个说法，以维护自身形象。1988年1月15日，韩国安企部根据“真由美”的交代，公布了对KAL858航班爆炸事件的调查真相。调查结果直接由安企部公开，在韩国被看成是特例，足见兹事体大。上午10点，在当局发言结束后，“真由美”登场，与记者见面。短时间内轮番的审讯和巨大的心理冲突使这个神秘美貌的24岁的北方女郎看上去有些苍白。她声音不大，数次被台下揿动相机快门的声音淹没，给人的感觉有些飘忽。大约用了15分钟，她简单回忆了爆破KAL858航班的过程，然后向遇难者家属低头谢罪。

据安企部透露，为了制止汉城奥运会的召开，按照“朝鲜人民伟大的指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亲笔指示，金贤姬与另一名叫“金胜一”（即化装成日本人“蜂谷真一”、事发时自杀身亡的男性）的特工一起，在KAL858航班上的行李舱内安置了9小时后自动引爆的定时炸弹和液体炸弹之后，从阿布扎比下了飞机……对此，朝鲜方面立即做出反应，回击“南方卑劣无耻的诬蔑和栽赃”，甚至说（KAL858航班爆炸）是他们“自作自演”的苦肉计，目的是“破坏祖国的统一”。

当时的朝鲜半岛，截止到20世纪70年代初，北方的经济建设成就一直领先于南方。那以后，随着军人独裁统治的结束和民主化进程的加速，南方的经济迅猛发展，被国际社会称为“汉江奇迹”。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成为一个分水岭：韩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而北朝鲜则陷入了经济萎顿、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困境。在包括中、苏在内的多数朝鲜昔日盟国都表明将派团参加汉城奥运会的情况下，发生了针对韩国民用航班的恐怖事件，不管朝鲜如何否认，其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也在情理之中。何况，在此之前，已经发生过诸如1983年10月旨在暗杀全斗焕总统的仰光事件等恐怖事件。日本资深朝鲜问题专家、《Korea Report》总编边真一评论说：“（大韩航空公司航班爆炸事件）真实的目的究竟何在？是要阻挠汉城奥运，还是另有所图？现在还很难说。金贤姬充其量也就是第一线的‘实行部队’，并不一定掌握事件的目的和全貌。”

金贤姬何许人也

金贤姬，作为党的“工作员”的名字是“金玉花”、“金花玉”，1964年1月生于平壤，生就一副美人坯子。其父是朝鲜外交部官员，曾作为外交官携眷常驻古巴，妹妹贤玉和弟弟贤洙就出生在哈瓦那。金贤姬上小学时，就曾作为童星演过电影；中学时代，曾作为青少年代表向出席南北和谈的南方代表献过金达来（朝鲜国花）；曾就读于金日成综合大学（生物专业）和平壤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1980年3月，被朝鲜劳动党调查部选中，远离家庭，在若干“特殊机构”里长年接受包括外国语能力在内的、旨在培养一流“工作员”的各种训练，可以熟练使用日语和中文（包括广东话）。

在接到回国的密令火速赶回平壤之前，遵照本部指示，她正为了争取澳门政府以中国大陆偷渡者为对象的特赦名额（目的是合法获取澳门公民的身份证）而第二次潜入中国广州，进行“澳门渗透工作”的准备。当时，她化名“吴英”，为了应对葡澳移民当局的盘查，事先编好了一个籍贯为黑龙江省五常市的中国女孩，在文革中父亲受迫害自杀，母亲被迫改嫁，幼小的“吴英”被寄养在邻家，从小饱受流离之苦的催人泪下、天衣无缝的故事。而在此之前，从1985年7月到1987年1月，她和另一名名叫“金淑姬”的工作员一起，持伪造的日本护照在广州和澳门进行过长达一年半的语学实习（目的是学习中文、粤语，为渗透澳门做准备）。

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987年10月末，正在广州的金贤姬接到“火速回国”的密令后，立即途经北京回平壤。在北京短暂逗留中，作为“党的女儿”、同时也是父母的乖乖女的金贤姬不忘给母亲买了样式新潮的毛背心和牛黄清心丸、鹿胎膏等中成药。但这些都成了徒劳。一回到平壤，金贤姬就接受了最高当局的“让大韩航空的飞机消失”密令，参加了属于国家最高机密的工作组，当然不可能自由行动。在后来发表的手记中，她对行动前未能与亲人告别，并把从北京买的礼物亲手送给妈妈而深感痛苦。

从1981年7月初到1983年3月中旬，在一个称为“特阁3号招待所”的保密机关里，金贤姬度过了20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在这里，她与一个叫“李恩惠”的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了彻底的日本人化教育。除了在1982年3月至4月间，因入党而有过几天短暂的公出外，20个月，“每天24小时都是与恩惠老师一起度过的”。在开学伊始，代表上级组织的“李指导员”对她和李恩惠的约法三章是：一、照课程表严格实施教学；二、从即刻起，恩惠老师和玉花（金贤姬）的全部会话只能用日语，严禁用朝语；三、玉花跟恩惠老师不仅要学习日语，还要学习日本人的举止、风习、化妆方法乃至思考问题的方式等，直至可达到乱真的程度。

胸中燃烧着革命理想的“党的女儿金玉花”自然不会辜负慈父和党的重托；而寄望于积极表现、有朝一日能回到日本的李恩惠老师也很认真，从语言、音乐，到作为一个日本女性在待人接物上应有的“礼仪作法”，甚至包括勾引男人的技巧都对学生进行了严格的灌输。有时在晚上喝酒的时候，或者在荒野散步看到无名陌生人的坟头的时候，恩惠老师会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每当这时，她就边哭边对玉花说：日本女人爱哭，她们哭的时候就会这样，请你记住。

1983年3月中旬，玉花接到“李指导员”的“今天结束学习，马上转移招待所。打点行李，立即出发”的命令后，与李恩惠告别的情景令人感动：“她向我行礼道谢，把自己珍爱的金笔送给了我。我回赠她一块可兼用作包袱皮的围巾……告别的时候到了，恩惠老师站在招待所的门前，手里挥动着我给她的围巾，直到我乘坐的奔驰车从视线中消失。当我从车里看到她手挥围巾的姿态的时候，一种虽长时间在一起生活、平时却难以感受到的东西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向我涌来。我在心里说：恩惠老师，撒哟娜拉……”

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准备，伪装日本人工作正式启动。1984年8月至10月，金贤姬与搭档金胜一以“日本人父女”的面目甚至做了一场实地彩排。他们从平壤出发、经莫斯科、东柏林、布达佩斯等城市到了维也纳和巴黎，最后经北京回到平壤。在社会主义同盟国家，他们使用朝鲜外交部发行的公务护照；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第一次使用了伪造的、分别署名“蜂谷真由美”和“蜂谷真一”的“日本护照”。

1987年11月12日，“蜂谷父女”在一纸致党中央、宣誓“为了粉碎国际反动势力策动两个朝鲜的阴谋，为了共和国的统一，我们将……”的《誓约书》上庄严地摁上手印后，从平壤顺安机场出发了。他们途径莫斯科飞往东柏林，而后又辗转维也纳、罗马、布拉格等城市，从贝尔格莱德抵达巴格达，终于按预定计划从巴格达登上了作为此行目标的大韩航空KAL858航班。在登机20分钟之前的当地时间22点40分，“蜂谷真一”装作听收音机，将那台乍看跟日本造“Panasonic”半导体一模一样的定时炸弹取出来，从容地将定时器的指针拨到9小时后，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半导体”装回塑料袋里。“真由美”在一旁看着他“操作收音机的手指的动作，有一种连呼吸都要停止了的压迫感。”此时的金贤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9小时后，KAL858航班在印度洋上空爆炸，115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1990年3月27日，金贤姬被汉城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后蒙卢泰愚总统特赦，1年后被释放。后在安企部的保护下从事著述和讲演。其后来出版的题为《现在，作为女人》的手记，在韩日两国成为畅销书，后又被拍成电影，据说仅版税一项就高达10亿韩元。1997年12月，与当时曾参与她的调查工作的原安企部官员秘密结婚，现在韩国过着普通主妇的生活。但因为被害者家属的抗议和爆炸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对金贤姬来说，“像普通女性那样生活”，恐怕永远都只能是一个梦。

“李恩惠”的原形

1988年1月15日，在韩国安企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韩国警方透露：KAL858航班的元凶金贤姬“曾与一名日本女性同吃同住，接受过日本人化教育”，而“这位日本女性是被北朝鲜从日本海岸地区绑架来的。”继而，又根据金的供述进一步证实：对金实施了日本人化教育的女性在北朝鲜被称作“李恩惠”，有离婚史、两子，于1979年前后，被北朝鲜的战斗船从东京附近的海岸绑架，现被软禁于北朝鲜。于是，“李恩惠事件”开始浮出水面，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警方立即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根据金贤姬描述的体貌特征而绘制的素描头像附在警视厅的传单上，一夜间贴满了列岛的大街小巷。

根据金的供述和韩国警方提供的材料，日本警方初步分析：所谓“李恩惠”，是一个在东京周边地区长大、高中文化程度、有过风俗娱乐业从业经历的女子；说话时常带“傻冒”、“反正”等口头禅，喜欢山口百惠和加藤登纪子的歌；其姐住埼玉县、有小孩，其兄有过到孟加拉国出差的经验……很快，警方把目标锁定在一个叫“田口八重子”的女子身上：位于东京西池袋地区、一个店名为“好莱坞”的夜总会的女招待，1978年留下两个孩子失踪，时年22岁。

有迹象表明，这个因为感激金将军的“恩惠”而把名字改作“李恩惠”的日本女人至死都没有被彻底洗脑，也从未放弃回日本的梦想。据金贤姬回忆，李恩惠身上确实有一种资本主义国家沦落风尘的女性所特有的氛围。她声音沙哑，抽烟很凶（大约一天一包），除了北朝鲜产的“白马”、“光荣”等高级香烟外，还从平壤的外汇特供商店买“登喜路”来抽；喜欢喝洋酒，威士忌什么的，喝酒时会流泪，脸上有种哀怨的表情。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与朝鲜就人质问题展开了漫长的交涉。因为牵涉到朝鲜国家犯罪的内幕，一触及到被绑人质、尤其是田口八重子问题，谈判就告破裂。在2002年9月17日两国首脑峰会之前多达十次的建交谈判中，至少有一次以上是由于李恩惠事件，导致谈判不欢而散，无果而终。

在2002年的平壤朝日首脑峰会上，绑架日人问题第一次峰回路转。朝鲜方面公布了日人被绑的时间和生存状况。可当日方要求朝方提供已被确认死亡的6名日本人的死因和遗体处理情况等详细资料时，却遭到了朝方的拒绝。其中，尤其是关于田口八重子的死因和死亡时间问题，是日本方面极为重视的。在朝方公开的材料上，“李恩惠”于1986年7月30日死于一场飞来车祸。但是，韩国和日本倾向于认为：李是被除掉的，且死亡时间并非如朝方所说，而应该是在1988年1月15日——即金贤姬供述发表、朝鲜恐怖恶行败露之后。

韩国的朝鲜观察家评论说：“即使仅从金贤姬的证言来判断，李恩惠其人母性意识很强，难以被金（日成）主席的主体思想洗脑。因此，在北方的任务已经完成、她本人的使命也已告完结的情况下，被除掉的可能性极大。”

日本《文艺春秋》杂志2002年11月号上，发表了该刊记者对脱北者、前朝鲜人民军第七军团青年军官金英九的采访，再次曝出惊人内幕：在大韩航空飞机爆炸事件后、汉城奥运会前夕，根据最高当局的指示，李恩惠在一间地下室里被处决。

波兰前总统瓦文萨和匈牙利前总理内梅特推倒了为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特制的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在欢呼声中，高两米五、重二十公斤的骨牌一个接一个迅速倒下去、传播下去。就像八九年那样，就像人类千百年来的历史，薪火传承、善恶对抗、天人交战，人间最终呈现的是贝多芬欢乐颂的洪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然而，那一千块骨牌却突然在一块绘有中国文字的骨牌前停了下来。

是导演设计的，还是冥冥之中神主导的？是必然，还是偶然？

但在电视镜头里接下来接受采访的人，却是另一块要重新开始推倒的骨牌旁边的韩国艺术家，紧接着的画面是民主的、自由的南韩民众遥望“墙”那边被封锁的北韩骨肉。那块暂时站立不倒的多米诺骨牌，象征着的难道只有北韩？那中国字，难道与中国无关？谁封锁了我们，谁漠视了我们，为什么在人类历史最伟大的节日中，我们被排除在外？最后一块未倒的骨牌旁被采访的为什么不是我们——承担着没有被推倒骨牌命运的中国人？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完全被排除在外，历史没有把中国遗忘。那块没被推倒的骨牌就是由中国艺术家徐冰等人在中国浇制的，上面题写的是宋朝诗人陆游的《钗头凤》。

柏林墙倒塌并非偶然

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人预料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号柏林墙会倒塌。

几乎所有的欧洲人都知道，柏林墙倒塌的十一月九号，这给德国人带来欢乐的日子，曾是德国历史上最耻辱的日子，是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开始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夜晚。

东德莱比锡星期一和平革命发源地的牧师费雷尔坦率地承认，柏林墙倒塌是一个奇迹，是一个神迹，是一个超出人间想象力的结果。

然而，奇迹能落向东欧，落向东德，却也有着它的迹象！一九五三年，东德工人就走向了反抗的街头；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知识分子和民众追求自由曾经把绞索直接套在共产党的脖子上；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要抛弃是共产党的寒冬；一九七九年波兰的团结工会、天主教会更是要传统、要自由，不要共产党。

中国为什么没能成为共产党倒台的骨牌中的一块

与此同时，平行的中国：

在经历了最彻底的清除反右后，不是冷肃悲哀而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在经历了三年大饥荒之后，不是记忆而是对刘少奇稍微放松政策的感念；在经历了人类最黑暗的文化大革命后，不是觉醒而是七六年天安门对周恩来“好”共产党的怀念；经历了毛泽东的残暴后，不是抛弃而是对强硬的邓小平的歌颂。八四年十月一号北大学生一幅标语“小平你好”，那是货真的，不折不扣的认贼作父！它直接导致的是想追求美好，不愿再在贼船上的学生们、市民们遭受悲惨的六四屠杀。

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八九年连锁反应的共产党倒台中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众不仅被残暴统治，而且被那些认贼作父，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精英们挟裹着追随共产党。

一九八九年中国六月不是东欧的“八九年”，而是德国的“三九年”……，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国北京夜间发生的事情，是一九三九年后又一个水晶之夜、屠杀之夜。

中国学生是伟大的，在经历了那么长久的昏睡后，这贼船上诞生的一代学生，居然拒绝成为任何一帮贼寇的帮手，第一次独立于党内斗争，不看共产党，只看自己的要求。邓小平是敏感的，他当然非常明白，学生们要下贼船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威胁。所以一九八九年的屠杀就是在今天，那些正统的共产党人看来也不敢说杀错了。然而就是这一点，学生们是伟大的，他们终于开始努力走出一九四九年后四十年，一九一九年后七十年的迷瘴、鬼域、怪圈。

我们错过了“八九年”，从“三九年”开始起步！然而正是这一点影响是巨大的，划时代性的。因为我们第一次以我们的血与反抗，直接影响、造就了其后东欧各国一系列的变化。我们虽然落后，起步晚，但是却以我们的肉体的教训，北京的“水晶之夜”、“屠杀之夜”，告诉了东欧共产党统治者，全世界民众，国际社会再也不会像五三年、五六年、六八年那样容忍这种对于手无寸铁、追求自由的民众的屠杀。

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是东欧不敢开枪镇压的原因

六四发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制裁，震慑了东欧的共产党政府。这一次，东欧共产党政府没有开枪，不是因为他们仁慈了，而是因为他们害怕更大的灾难性的后果，“第一次”犹豫了。这一次，他们不敢开枪，因为他们事先就意识到开枪必然遭致像后来罗马尼亚共产党那样更为彻底灭亡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的贡献是巨大的，尽管很可能是他感到了自己已经没有了能力，所以才没有采取干涉的态度。但是无论怎样没有干涉是历史事实，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杰出的一笔。

一九八九年，我们中国民众以我们的血，而不是以我们的“先进”献给了世界一个教训，一个经验。那种说七九年我们就远远高于东欧持不同政见者的言论，我们开创了东欧的变化的观点，不仅是是欺人，而且是自欺。不是七九年我们高于人家，而是过了十年，八九年我们才走到三九年。这种自欺的结果是我们其后、八九年后要继续交出学费。

我们的确在继续付出学费！在全世界对中国政府的制裁中，在金钱像流水一样流入民运人士和组织的口袋中，在中国政府被柏林墙的倒塌，共产党集团的崩溃吓得丧胆，龟缩在壳子中，不得不采取更进一步开放让步的时候，我们的“民运”却在萎缩，四分五裂，在处处显示出它本来的贫弱。

中国人在继续付出学费

柏林墙的存在是因为专制和民主制度的价值对立，专制政府把价值对立具体化到了人间的大地上，他们否定了人的价值和精神，妄想以“墙”对抗自由与人权的威胁。

我们在八九年没有像多米诺骨牌那样推倒共产党建立的，横亘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那道柏林墙，是因为我们没有对于共产党的反传统，反人类提出质问和否定。

奇迹和神迹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降临的！它从来选择的是那些有机缘的人和地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的祖辈早已经告诉过我们这点。我们没有去谋事，谋推翻共产党，谋我们的人权和传统价值，天何来成我们？

我们在补我们的课，还我们的债！我们跟着共产党斗过地主，打过土豪，我们跟着共产党反过右派，搞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跟着共产党捣平过祖宗的坟墓，战过天，斗过地，输出过革命，诋毁过一切神圣，我们怎能不慢慢洗刷我们的过去。

从一九八九年开始，我们知识分子沿着东欧的道路蹒跚，民众开始了重新寻觅自己的传统价值文化艰难，海峡那边在中国人终于在奋斗中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民主制度。又走过了二十年，这一次多米诺骨牌旁已经应该有我们的位置了！这多米诺骨牌的绘制和倒塌，参与的有印度人，墨西哥人，韩国人，当然也应该有我们了！

然而还是没有，究竟是为什么呢？

谁应该站在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旁

站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庆祝多米诺骨牌旁边的，本来最有可能的是一位台湾民进党倾向的人，因为他们曾经直接为推翻一个专制努力，他们推翻了一个专制的坚壁，建立了民主。然而，却没有他们，因为他们不愿意摧毁海峡两岸的高墙，他们把地域问题，另一种族群问题高架于价值问题之上，他们甚至在九十年代后，为那座专制的柏林墙添加上地域主义的砖土，借用它，增高它，加固它，用“反对柏林墙倒塌”的声音，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而这种政治高于价值的做法，也就导致了他们限于一位堕落腐化的政治人物的泥坑。

他们看不到世界，看不到二十年柏林墙大庆的意义，世界也无法看到他们。

站在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庆祝多米诺骨牌旁边的本来也可能是一位台湾具有国民党倾向的代表，因为国民党居然成功地完成了一个专制政党、政权向民主社会的过渡。他们改变了海峡两岸“原来”对峙的“性质”，使海峡两边真正成为了典型的柏林墙两边的对峙，人权、民主、传统与极权专制的对抗。他们被选举下台成功地移交了政权，现在又被选举执政，成为民主社会的代表，不仅多米诺骨牌旁边应该有他们的位置，而且他们实在是应该使台湾民众有机会参与绘制一块巨大的，有象征意义的多米诺骨牌。

事实上就我的感觉，无论国际社会，还是柏林墙二十周年的庆祝仪式的德国的组织者，都看到了这种相同性。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时刻，赠给台湾一段珍贵的柏林墙绝非无由而来。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国民党可以成功地完成一种形式上适应民主社会的改变，但是他们建党的基础模板是苏联共产党，他们骨子里的价值观却不是人权、自由和民主。送给他们一段柏林墙居然让他们感到尴尬，而不知如何处置，看不到它的意义。台湾的“民主”基金会的负责人居然在仪式上说，海峡两岸早已经没有了柏林墙。这种欺世大谎能够由国民党人口中说出，可能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的历史，血统里流着专制价值的血。就为此，我怀疑他们如民进党一样，同样是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或直接、间接，或用消极办法拒绝了绘制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可能，从而使得台湾民众、中国民众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自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国民党在历史上曾经留下过一笔耻辱，难道在未来要继续留下不光彩的一页？

站在柏林墙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多米诺骨牌旁边的，当然可能是一位六四的参与者，一位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异议人士，一位独立的知识分子，然而却都没有。只有美国来的流亡诗人贝岭拖着长发，孤零零地在寒雨，在热烈的人群中，望着多米诺骨牌，望着瓦文萨感慨。只有两位受到巨大威胁的来自北京的行动艺术家，游走在边缘的活动中，游走在共产党的刀刃上。二十周年的纪念本来是可以请他们来直接参与的，但是究竟为什么没有呢？留下的是无边的、可疑的疑问。

站在柏林墙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多米诺骨牌旁边的，最应该的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十几年来，他们直接对抗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信仰，他们直接维护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他们为拆除那道横亘在传统和极权专制，自由和共产党暴政，中国民众和世界之间的铁墙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代价。成千上万的人被投入牢房，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成千上万的人在海外牺牲了自己个人的物质生活。他们的遍布世界各地，也在这个纪念活动的周围。他们积极参与了各项纪念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活动，但是就是没有进入中心纪念场地。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其实是二十年纪念最中心的主题，人们心中，思想上的那道柏林墙，永远是人类为了追求一个更美好的生活，最求自由所要摧毁的对象。

法轮功学员没有进入中心纪念场地，是因为共产党修建的不仅是人类，地球上看得见的各种阻碍、封闭人们自由的铁壁铜墙，而且也修建了封闭思想的、世界观的，知识观的铁壁铜墙。这道看不见，却牢牢地存在在那里的墙，就是那种妖魔化法轮功的意识形态、政治宣传，那种知识框架和专断傲慢的精神。

谁在帮助中共造墙

这道墙是在一九九九年人们更深切地感觉到它存在的惨酷性。

一场血腥的镇压，对于信仰自由、回归传统精神的镇压，竟然在世界上没有引起足够的反对，到处充满对法轮功学员的误解。

我曾经与一位为德国报纸撰稿的中国自由撰稿人交往。二零零年初我劝说他，注意法轮功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倾向，务必不能继续在文章中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他居然得意洋洋地对我说，早在五六月，中国高层领导发文件定法轮功为邪教以前，他就公开说法轮功是邪教了。

这种自觉地帮助共产党造墙，封锁、堵截民众对于自由信仰的追求，对抗共产党暴政的现象亦非从中国现在开始。早在八九年柏林墙倒塌前，及倒塌过程中，德国及欧洲有一批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西方的左派文人，东德的施太凡？海姆、克里斯塔？沃尔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家就曾经公开地维护柏林墙的存在，反对拆除。他们为东欧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制造了无数的困难。曾几何时，现在在法轮功的面前，又有了一批新的“格拉斯”、“海姆”、“沃尔夫”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所构制的意识形态之墙，阻碍中国民众对于人权，对于自由，对于传统价值和文化的追求。

最近十年的历史使得人们现在看到，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如东德共产党政府那样修建一道看得见的柏林墙，但是，他们在传统与世界之前为中国民众建立的那道墙，实际上比柏林墙还要坚固，还要高大。它不仅阻碍了中国民众了解、重归传统，而且切割了世界对于中国民众的了解、认识和支持。这是这个世界，一百年来的又一个巨大的悲剧，又一个像当年奥斯威辛那样的令人深刻反省的案例。

下一次纪念，如果多米诺骨牌还停止在中国那块，将是历史的耻辱

人们现在看到从六一年柏林墙修建开始，东西德民众为冲破那道阻碍正义与自由之路的柏林墙所做的流血的努力和牺牲。然而一九九九年开始，几乎和这种努力一样，中国民众，法轮功学员，平行地在精神领域进行了艰苦地，不屈不挠地，前仆后继地努力。

六一年开始的东德民众的努力，每一点在西方都获得了响应和支持，可九九年法轮功学员们开始的努力，即便是在西方也充满了误解、冷落、孤独，甚至屈辱。我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目睹并且和他们一道经历了这个努力，深知此中的艰辛，我相信后世的人一定会看到，这是一场历史上少有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努力！

拆毁这道无形而有实的“柏林墙”的努力到了二零零九年九月终于在德国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法兰克福书展成为一个转折。法轮功学员们的不仅作为正式的代表中国民众的声音登上了德国的舞台，而且敞开广阔的胸怀，为异议人士，独立知识分子提供了基础和广阔的背景，中国传统再次与独立、自由结合在一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勒女士毫不犹豫地直接来到《大纪元》的展台，宣示了他们的追求，与柏林墙倒塌前东欧民众的追求的相通，宣示了世界对于法轮功学员的承认与支持。

现在，中国的拆墙已经开始有了实质性的结果。从九九年开始的十年镇压，到柏林墙倒塌二十周年的时候，产生了根本的变化！历史已经不再是法轮功是否是邪教的问题，历史已经告诉我们，没有法轮功学员做后盾的对抗运动是没有土壤、没有传统的对抗运动，是不会有结果的对抗运动。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如果说法兰克福书展是个转折点，过了法兰克福，柏林还会远吗？

下一次大规模地纪念庆祝柏林墙的倒塌，如果多米诺骨牌还要停止在那块印有中国字的骨牌旁边，那将是全世界民众的耻辱，历史的耻辱。

下一次大规模地纪念庆祝柏林墙的倒塌，无论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是否还存在，我相信一定会有法轮功学员，及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追求真正自由、人权的独立知识分子的显著的位置。最后一块多米诺骨牌带来的将不再会是“错、错、错！”“莫、莫、莫！”的哀叹，而是人权自由的确立，中国传统的复活，神州大地的春色！

2009-11-14德国埃森

奥巴马二月份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十月份迅速拿下二○○九年诺贝尔和平奖，出乎意料，可当他十一月十五日至十八日访华时，还将有几个出乎意料的地方值得期待，不知奥巴马总统能否促其实现.

应会见丁子霖和营救刘晓波

一是“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教授将在奥巴马访华前夕发表公开信，请求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奥巴马，担当起和平使者的责任──努力营救被捕入狱将近一年的《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先生，做一点有益於中国人的事。再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发佈《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二○○九─二○一○年）》，第一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人权是普世价值，而不再是敏感的政治话题，奥巴马理应对此积极回应，及时向中共官方伸出这样的“橄榄枝”。如果奥巴马再做出一点出乎意料的事情的话，那就是以个人身份接见丁子霖教授或狱中的刘晓波博士，哪怕只见个面，问声好，照张相，也会有益於和平奖得主这一盛名。否则，人们有理由说三道四，称他获得的是诺贝尔和平“鼓励奖”，而不是和平表彰奖。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时，曾主动提出接见民意代言人，参加座谈的有《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陈桂棣、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中国舆论监督年会创办人展江等自由派知识分子，虽然官方媒体没有报道，但默克尔总算见了自己想见的人，奥巴马此行会有这个打算吗？丁子霖教授等失去子女的坚强母亲们所领导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和平抗争了二十年，曾经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奥巴马若懂得入乡随俗的道理，就应该放下总统的架子，学会尊老爱幼，安慰“天安门母亲”群体.

应力推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

二是我们期待看到奥巴马作为和平奖获得者的姿态，而不是他作为美国总统的姿态，向中国官方推广人权、和平、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奥巴马曾在总统胜选演讲时说：“我们的时代：让人们有事可做；为我们的孩子打开机遇之门；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十月十六日，“公民力量”在网络上组织一批中国人权活动者签名向奥巴马写公开信，还会通过有关渠道将信件递交给奥巴马本人，建议他多做一些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身份相符的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事情。刚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奥巴马，若真正推行普世价值，能否在访华期间通过网络进行一次自由访谈，答网友问，以此方式对“公民力量”等组织发表的公开信进行公开回应。与此同时，独立中文笔会连同几个香港团体近期也起草了一份公开声明，要求奥巴马访华履行他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道义责任，在访华期间敦促官方释放刘晓波和所有系狱作家和良心犯──作为政治人物，他们不过是动一下嘴皮子提一下刘晓波等人名字而已，仅仅是道义支持，奥巴马能够做到，问题是他愿不愿意做。

挪威诺贝尔奖评审会主席把和平奖送给奥巴马，称是为了表彰奥巴马“在加强国际外交及各国人民之间合作上，做出了非凡的努力”，估计这仅仅是一个“期货交易”，是一个“鼓励奖”，鼓励奥巴马为实现普世价值，“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至少他在访华时应对“天安门母亲”有所回应，以符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身份。

人为什么要读书？这似乎是个很“低级”的问题：这还用说吗，谁不知道读书重要？我也经常向学生们提出这个问题，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获取（增长）知识。”听上去无懈可击，从小学到大学，他们一直是这样被教育着的，从来没有怀疑过它的正确性。但我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准确地说，是这个貌似正确的答案，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本身说不上正确还是不正确。

我也是个老读书人了，书店对我有一种说不清的诱惑力，大把的银子花在买书上从不心疼。书读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但有一点自认为是有所认识的：读书，是为了人更准确地认识自身，为了获得自由的精神，为了寻求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为了具备怀疑的意识和精神，为了培养自己的想象能力、批判能力和创作能力。

读书与升官无涉，与发财无关，读书是一种纯粹的行为、善良的行为、智慧的行为、理性的行为。真正的读书人，从来敢于藐视权威，不承认偶像，总是具有独立的品格和质疑求辩的气质，总是不懈地探求真理，反抗权势与诱惑，拒绝诱惑与苟且。生命不息，读书不止。

中国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但中国人读书的目的是“学而优则仕”，为了做官，起码是为了发财，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是也。做了官，就进入了“体制内”，从此就失去了读书人独立思考的资格和欲望，就变成了维护极权统治的工具。在圣人、大人面前，只会俯首低眉，告密栽赃。写文章、发表议论，不过是图解官方的意图、政策，就是被皇上杀头，也是为了维护人家的江山社稷而掉脑袋。即使这样，在极权统治下，读书人也永远只是“毛”，而永远成不了“皮”。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具有独立精神的“牛虻”，在中国是不会出现的。都说中国的读书人面对专制强权没有骨气，一点也没冤枉他们。

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仍然是在功利主义的层面上来理解读书，所以我说它不正确。对于真正爱书的人来说，读书固然是获取知识的必由途径，但这并不是读书的全部意义。如果仅仅依靠这种功利主义作为读书的动力，读书就永远是一件艰巨的任务，一项不得不完成的枯燥乏味的工作，一个需要苦苦对付的敌人。读书不应当让人感觉是个负担。如果你感觉读书很疲惫、很痛苦，那你还是放下书去做点别的事，因为你很可能根本就不是一个读书的材料。

只有超越功利主义的读书才能体会到那种真正超凡脱俗的妙不可言的美丽和快乐，书中那凝结着作者意志与智慧的话语，常常使我们感受到某种巨大的震撼感和深刻的思想启蒙，可以使我们汲取成长的必需养分，获得黑夜中行走的勇气和力量。我们读书，就如同一个入迷的艺术家陶醉在他无限钟情的艺术创作中；我们读书，就像进入了一个灵魂出窍、浑然忘我的空灵境界。我们读书，就“没有一种外在的专制力量能迫使我违心屈从。书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我的世界”。

专制者禁书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害怕书里的“危险思想”。但历史已经无数次地证明，那些他们看来危险的思想，常常恰是真理。他们拼命掩盖或扼杀的，其实正是真理的光芒，是公众知识不可或缺的思想源泉。专制者禁书似乎总是能寻找到一大堆理由，但他们却从来没有达到过目的，禁毁思想的传播，就像抽刀断水一样可笑至极。

专制奴役的社会不会有真正的读书人，人们读书受到种种限制，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由于不能自由地读书，不能读真书、好书，愚民就不断产生，精英就不断被埋没，对一个国民素质本来就不理想的民族来说，这无疑是釜底抽薪，更是对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严重损害。因此，还读者以择书、读书的自由，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和未来。读书，岂是小事一桩？

如今爱读书的人好像不多了，人们宁愿把大把大把的时间花在看电视上，上班时闲谈是“电视上说了……”，却很少听到谁说书上是怎么说的。都说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人们所理解的信息似乎只是明星的奇闻逸事、商品广告、征婚启事。说现在的人，“大脑已经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这种听起来有点损的话其实并不过分。

读书吧，除了读书，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历经两年修缮，11月12日，中山大学南校区陈寅恪故居正式对外开放。在此之前的10月7日，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40周年忌日。40年前的这一天，1969年10月7日清晨5时许，既盲且膑的陈寅恪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时年79岁。

与过去100多年里绝大部分的叱咤风云的中国著名学者不同，陈寅恪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生存于那段天崩地裂的动荡年代，他的一生却自始至终与政治毫无关涉。但不知为何，就是这样一个似乎专为学术而生的过去了的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却被中国知识界“重新发现”，并经舆论追捧后，成为一个持久的社会热点。用“陈寅恪现象”来形容近20年来的这一知识界热点，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因此，细致地分析和梳理“陈寅恪现象”所折射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就是一桩意义重大的事情。

“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对当下的另一些人来说，陈寅恪吸引他们的是他的博学。因为随着学科的日益专业化，学院里的学者也日趋专才化，这使得学术琐碎化、侏儒化的流弊越来越显现出来。陈寅恪身上体现出来的学问却一反这种趋势，他可以称得上是“通儒”或者“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学问究竟有多大、学术水平究竟达到何等高度，一直是知识界里一个津津乐道的神奇话题。在这方面我孤陋寡闻，没有资格妄言，但就我接触到的材料来看，有一个共识在近现代学术界内应当是成立的，即陈寅恪是王国维以后中国最受同时代人推崇的学者。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能背诵《十三经》、并遍览中国古代经史子集，晚年双目全盲时还能随口引用这些典籍中的章句；他自12岁起即负笈东瀛，辗转求学于日、法、英、美、德等诸国，在海外游历时间总计长达15年之久，通晓数十门东方中国边疆语言及当代主要西方语言，能以希腊文阅读荷马史诗、古希腊哲学，以拉丁文阅读圣奥古斯都的《上帝之城》原著；他对中国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可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总之，先天禀赋加上后来的许多机缘，辅之以个人努力，造就出一个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陈寅恪。文人相轻是中国士大夫的痼疾，但在整个20世纪，甚至是在他受到严酷批判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过一个敢于贬低陈寅恪学问的圈内人！左翼文人、章太炎的学生曹聚仁曾经在一篇报纸专栏文章中提到，抗战时期，他有一次在重庆同傅斯年一起吃饭，傅对他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第1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6月第1版）

但这就立刻引出另一个时人非常关心的话题：既然陈寅恪具备了如此广博高深的学识，为什么他身后留下的学术成果却并不能算十分丰硕？现存的陈寅恪论文、专著加起来不过300万字而已，而且，除了中年写就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1949年以后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几本专著外，他也没有什么能够构筑起宏大体系的大部头作品。

海外的陈寅恪研究者大多将这种“遗憾”归罪于大陆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对他的工作所造成的摧残，但我个人并不十分认同这种过于政治化的武断结论。从已公布的史实来看，至少在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政府对陈寅恪的日常生活起居及学术工作还是给予了很大的照顾的。特别是时任中共华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对陈寅恪更是格外礼遇和关心。更全面地作一客观分析，应当说，从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陈寅恪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工作总体上不能说受到过什么特别大的损害———相比于大多数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的处境还算是相当自由、甚至相当优厚的。但很可能严酷的政治环境对他敏感的内心造成了旁人难以感受到的巨大刺激，从而使他的学术方向发生了重大转折。假如当时陈寅恪身在香港或如胡适那样远赴大洋彼岸，或许他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向我们一般人认为学术价值更大的“宏大”的历史研究。

只是这一切永远都是不可能得到验证的猜测了。

陈寅恪的独特史观

随着知识界试图通过思想文化的启蒙来推动政治变革的整体性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末再次遭遇重大挫败，中国的知识分子迅速分化。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此犬儒化，变得玩世不恭；另一些人投身各种专业领域，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在90年代后加速推进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中名利双收；还有一些严肃的人则退回象牙塔，开始冷静地反思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希望由此再出发，走出一条面向未来的新路。在这条注定崎岖艰辛的羊肠小道上，他们不期然地重新遇到了那个形单影只的前辈先驱——陈寅恪。

我个人以为，这才是当时已经离世20多年的陈寅恪能够在世纪末的中国知识界重新掀起一场热潮的最本质的动力。并且，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特别纪念他的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不过，要弄清楚这一点，首先需要对陈寅恪的独特史观以及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思潮作一眺望。

自戊戌变法始，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一种后来被历史学家林毓生称为“整体性激进反传统思想”的新思潮。伴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以及以后20多年里的政局动荡、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每况愈下的现实政治以及日益迫切的民族存亡危机，这种整体性反传统思潮被不断激化和加强，逐渐成为了当时具有新思想的所谓“进步知识分子”的主流信仰。当然，这一强大的思潮几乎一直都在激发起国内“保守派”的思想反弹。虽然各派的观点纷繁复杂，使用的也是从中国古代儒家体系到最新的现代西方科学话语的五花八门的学术工具，但概括地归类，当时统摄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观念大致可分为针锋相对的两派。占绝对攻势地位的可以被称为“进步派”或“全盘西化派”；他们认为，中国传统与现代化是对立的，要在中国引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就必须破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越早破除一分，现代化就能越快落实一步。当然这一派内部也有重大分歧，但分歧的核心在于，究竟西欧和北美（实验主义或自由主义）还是东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哪一方代表了“进步”的更高境界，或者说谁才是中国实行“全盘西化”应当追求的那个正宗的“西方”？对于用西方文化来革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这一点，两方是惺惺相惜的同志。而处于守势的的另一派则可被称为“守旧派”或“卫道派”。他们或许是出于情感上对身在其中的文化传统的热爱，竭尽全力地维护中国的价值。

在陈寅恪看来，人类历史不可能遵循统一的“进步规律”，每一个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及附着于这些核心价值之上的思维、行为方式。因此，对于当时甚嚣尘上的“全盘西化”论，他是极其反对的。但陈寅恪同时又认为，各种不同文明之间并不是不可以相互比较和借鉴的，而且，上述独特文化的独特价值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着政治制度、种族迁徙、文化融合、技术改变等各种条件的变化而演化。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一心捍卫“孔家店”的那些遗老遗少们也是十分不认同的。因此，陈寅恪成为那个极端年代里一个看起来非常特立独行的矛盾体：他既要维护中国文化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又大力主张真正地学习西方文化。所谓“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这一矛盾也十分突出地体现于他的日常行为：他在饮食方面习惯于黄油面包，对所谓“国医”相当不屑，但却一生长袍马褂，写作时行文全部是文言……

吊诡的是，陈寅恪用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方法和学术工具是完全现代的，这使他的视野远远超越上述两派。他反对“全盘西化”，却比几乎所有热心倡导“西化”的五四精神领袖都要更加全面、深刻、细致地研究过西方文化；他不满单纯的“国粹派”，自己在中国古代典籍上的功力却更甚于后者。

今天回头再来看，更具历史意义的是，陈寅恪很早就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对百年来严重戕害中国知识界的学术政治化倾向的抗议。他一再指出，治史者不能以现在流行的意识形态去任意评价古代的人和事。他曾讥讽当时写中国古代哲学史和西方学术的人大多是通过古人或西人的话语来传递自己的理念。为此他提出，今人研究历史，须抱有对当时人“同情之了解”的态度。

陈寅恪并不认同当时西方某些史学流派提倡的历史学就是积累史料的观念（傅斯年曾经热心地在中国推动这一史学流派），他相信，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启明现在的智慧，因此他强调“在史中求史识”。然而，他立即又强调，史家在发挥“微言大义”之前，必须先掌握客观确凿的历史知识。“你不把基本操练弄清楚了，就急于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是靠不住的。”至于那些为了要为现实政治服务而肆意篡改曲解历史的行为，更是他深恶痛绝的。

陈寅恪早年曾花费大量的精力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我相信正是基于这种出发点，他苦学古代东方语言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他一生最关切的是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如何转化的问题，然而他不肯像其他学人那样空谈一些不着边际的中西文化异同的大话，而是默默地研究中古以降汉民族与其他异族交往的历史，以及外来文化（如佛教）传入中国后所产生的后果，希望从中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进而让现代中国人在如何引进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得到真正的经验和教训。

事实上，陈寅恪的独特史观对于今日中国的学术仍有振聋发聩之启迪功效。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我认为，这种史观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尽管本文篇幅局促，但我仍要摘抄其中两段在此：

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燃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融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51-252页）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谛

最后我要回过头来讨论一下绝大多数陈寅恪“粉丝”津津乐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谛。

在汪篯先生笔录的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中，陈先生曾说：“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

由是观之，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远不仅仅是指在学术上不与当时的政治权威妥协，更重要的是指不带着任何一套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先入之见去从事学术研究。前者已殊为不易，后者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每个时代都会有横扫一时的主流思潮，也可以叫做时代精神（例如，当今的时代精神便是民主。尽管不同人对民主有千奇百怪甚至截然相反的不同定义，但我从未看见过敢于公然挑战民主价值的学人）。当一个时代被这种时代精神席卷激荡之时，身处其中的人的思想观念，很难不有意无意地被它推动着盲目前行。用一句我们以前耳熟能详的话来说，这叫“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勇气和智慧保持一份独立的思考，而不为大多数人深信不疑的潮流所左右，这才叫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就用自己全部的学术活动和人生实践身体力行了这一准则，这在过去百年中国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难能可贵的。

陈寅恪就像一面镜子，昭告后世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是带着已有的意识形态去从事学术的，甚至一开始就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理想而从事学术的，不管这种学术表面上多么炫目动人，它都不是真正的学术，而是一种政治宣传活动。最终，它既败坏了学术，也败坏了政治。

我认为，这就是自戊戌以来110多年里中国学术与政治的最大教训。

谨以此文纪念中国现代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年纪稍大一些的老先生，对张爱玲多是不屑。比如何满子先生，他生前就多次与我谈起张爱玲。回想起来，何满老几无涉及她的作品，只是对她与胡兰成的纠缠颇为纠结。在一篇文章中，何满老说到张爱玲时，语带愤慨：“……知人论世，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民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叛徒献玫瑰花而行若无事。”他毕竟是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亲历过山河破碎，目睹了太多家破人亡！

最近，我又看到一位是我“老朋友”（他年长我许多，又与我有多年的交往）的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到张爱玲的情事。他提到，在《小团圆》（女主角“九莉”即张爱玲本人，“邵之雍”即为胡兰成）中，胡兰成简直是张爱玲的“英雄”和“上帝”。做爱时，胡兰成“微红的微笑的脸俯向她，是苦海里长着的一朵赤金莲花”。老先生认为，在张爱玲眼里，“胡兰成头上简直放射了灵光！这时，张爱玲明明知道日本法西斯不行了，胡兰成在战后也难免‘逃亡’，但她偏偏要把他当‘英雄’崇拜，奈何！”总之，“对大汉奸一往情深，五体投地”，既无“尊严”，也无“人品”。

我对老先生的见解是深为理解的。张爱玲这样的名女人，本是中国的一枝妖冶的花，却如此供汉奸糟蹋、享用，实在是抬举了汉奸，让凶恶的汉奸面有桃色，多了一点人间温情。

其实，这位老先生还算克制了，只是点到为止。从书中看，张爱玲为了能和胡兰成厮守在一起，在《小团圆》中，她对他说：“希望它（战争）永远打下去。”倾城不够，还要倾国———为了享受汉奸给她带来的快乐，她甚至希望抗日战争永远不要结束！如果张爱玲想一想无数在战火中遭到涂炭的生灵，无数被强奸的和张爱玲一样的女性，她和胡兰成做爱时，会有那么多的快感吗？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张爱玲的粉丝们，极力淡化她的情爱的时代背景，只留下情爱，情爱就是情爱，确乎是大可以拷问的了。

张爱玲之在中国，算是幸运的。巴黎光复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专门惩罚战争期间的通敌者，凡与德国人通奸的女子皆被剃头游街，有的甚至剥光内衣裤，身上涂满焦油，行纳粹礼，没收财产。当然，张爱玲不是直接与日本人通奸，而是与投靠日本的汉奸有了一段她自认为的爱情，其性质似乎还是有区别的。抗战胜利后，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人民政府，都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为难张爱玲和张爱玲们，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厚道，抑或无强烈之是非？

《小团圆》比卢梭的《忏悔录》还要直白，一点也不为自己遮掩，有点义无反顾。当然，比《忏悔录》要脏一些。网络上有一篇署名“郭娟”的文章《张爱玲夹缠不清的情》，作者写到：“在这部写于1975年的自传体小说中，张爱玲第一次书写了她的爱情故事。她深情缅邈，细细追忆，二十多年前的情事，过程与细节，琐琐屑屑，真真切切，像饥饿的人对残羹冷炙亦无比珍惜，细细品味，慢慢享用，精致中有铭心刻骨的热烈……”书中，不乏色情的诗化描述，虽然诗化，也终于还是色情。我们来看看张爱玲展示的一些细节———

微风中棕榈叶的手指，沙滩上的潮水，一道蜿蜒的白线往上爬，又往后退，几乎是静止的。她要它永远继续下去，让她在这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儿。

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汩汩地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揉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

如此纵情，纵欲，一反张爱玲的常态。从心理学的角度审视，最强调的东西可能是最缺乏的。此时的张爱玲，或许特别孤独？或许到了更年期？或许在胡兰成之外的性爱无法满足从而产生了性苦闷？她的反常态，让人有了很大的揣想空间。

张爱玲之爱胡兰成，完全是“无我”，陷于非理性的状态。胡兰成是汉奸，她希望抗日战争永远不要结束；胡兰成另有所爱，甚至和张爱玲的朋友上了床，与其侄女或许亦有不伦之恋……她也不在乎。张爱玲在书中道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隐私”，她被胡兰成抛弃后竟查出自己患了“子宫颈折断”的难言大病。可见，胡兰成对她的摧残和蹂躏如暴风骤雨，让她刻骨铭心，乃至深入到了骨髓和灵魂！在胡兰成可以“折断”她“子宫颈”的暴力面前，张爱玲就“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还要开一朵绝望的艳丽的花，卑贱已极地不无惊惧与迷恋地带着死尸的腥味、灿烂地向着胡兰成微笑。张爱玲高贵到会写小说，但在汉奸面前，还是有了下贱的一面！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我似乎要比老先生们达观一些。此时此刻，张爱玲面对的已经不再是汉奸，而是一个让她战栗的男人。她“被侵犯”的时候“被发现”了，她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呼唤着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如此，胡兰成是什么人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她处在唐朝还是宋朝也变得无关紧要了，哪怕是在地狱，又有什么要紧呢？！如果胡兰成是国民党人，如果胡兰成是共产党人，如果胡兰成是土匪……她都将以一样的方式面对。总之，张爱玲没有面对整个抗日战争，她面对的是胡兰成的狂暴。

年轻的时候，我曾在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假如李双双嫁给贾宝玉，他们会幸福吗？倘若李逵娶了林黛玉，不是生生糟蹋了林妹妹？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只是一面之理。今天想来，如果林妹妹嫁给李逵，或许重新焕发了生命活力，肺痨病也不治自愈了；或许还要自告奋勇当压寨夫人？也未可知。

张爱玲就是我心目中的林妹妹，虽然胡兰成外表不像李逵，却也有一股李逵一般的黑旋风哩。

2009年11月9日，是极具象征意味的柏林墙倒塌20周年。世界各国名流政要云集柏林标志性建筑勃兰登堡门，庆祝柏林墙的倒塌。令人瞩目的是，参与庆祝的人群中，也有来自北京的艺术家刘谨和高日文及台湾艺术家陈美岑，他们于11月8日在保留下来的柏林墙前举办了“摧毁在北京的网络柏林墙”行为艺术展，表达了中国艺术家对中国政府加紧网络封杀的抗议。

站在中国大陆，遥望人们庆祝柏林墙倒塌的盛景，别有一番意味。正如刘军宁先生在其《从巴士底狱到柏林墙》的文章里提到的，“柏林墙的倒塌说明，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共同天性，自由是全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 任何巴士底狱柏林墙都终将是徒劳的”。中国人民为同样追求自由的精神所驱使，演绎了悲壮气绝的89民主运动。表面上看，89民主运动因为遭到统治者的弹压而失败了，但是这种精神力量并没有消亡，并且成为东德人民追求自由的过程重要的感召，天安门的悲剧强化了东欧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全世界对中国政府开枪的谴责也间接瓦解了东欧共产主义领导层暴力镇压的意志。

20年之后，推倒柏林墙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正在反哺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努力。中国的市场化倾向的媒体没有缺席这次活动，许多纸媒和网络媒体都做了大量的专栏，帮助读者重温和分享了20年前那场激动人心的场景。从德国官方设立的网络柏林墙（http: //www.berlintwitterwall.com/）上面铺天盖地的要求推倒 “GFW”即中国官方进行网络审查的“长城防火墙”的中文留言就可见一斑。中国政府耗费巨资打造的长城防火墙（GFW）是互联网中的一堵墙，试图堵住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信息交往。2009年以来，政府加强了网络控制，不仅仅是海外异议网站被墙，甚至一些拥有大量成员的社交型网站和社会媒体，比如facebook，twitter等等都被墙住了。中国政府的这种筑墙行动激发了无数网民的愤怒，因此翻墙成为今年网络世界蔚为壮观的一个行动潮流。一些拥有拥有网络技术的IT从业人员和志愿者开始通过各种交流机制，传播翻墙工具，来帮助中国几千万对时政新闻感兴趣的网民。在11月7日，8日，有超过100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网络高手，在广东西北小城连州召开以“微动力，广天地”为主题的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会议的主旨之一就是让人们学会翻墙，通过技术的传播和分享，实时推进网络分享、开放、自由、创意的文化，打破国家对网络的封锁和操控。

当然，对于很多中国公民来说，比起这种技术上筑起来的高墙更重要的是，内心的恐惧之墙。由于持续的政治运动，由于权力对公民社会的反覆压制，由于长期以来的物质匮乏，生活在恐惧之中成为国人的常态，那种免除恐惧的自由只是一个传说。在长期的恐惧化生存中，人们在内心筑起一堵厚厚的墙，面对不公不义的社会，人们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放弃，选择了忍受。人们不敢说出内心的想法，不敢说真话，也不敢去伸张其正当的权利，人和人相互提防，公共生活萎缩，离一个现代公民应有的精神气质越来越远。而作为对应之物，政府同样提防公民的表达，提防公民的公共参与，政府同样在一种恐惧状态中运转。这是一个互害的机制，恐惧心墙把我们的公共生活抛入了丛林状态。

让人欣喜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走出恐惧的阴影，开始表达交流，开始自我伸张，开始拆除权力强加给公民的桎梏和锁链。各种各样的维权运动，各种形式的政治表达，就是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形成的标志。这是20年前天安门运动的传承，这也是推倒柏林墙的自由精神在大陆的回响。如果说恐惧是会传染的，那么勇气同样是可以效仿的，当威权统治已经松软，推倒恐惧心墙就为期不远了。此刻让我们引用知名评论员长平撰写的推墙要点：推翻柏林墙，不仅需要顷刻间的激情，更需要持久的行动；不仅需要愤怒，更需要理性；不仅需要铁锤，更需要思想；不仅需要德国人，更需要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