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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和向非洲的挺进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局面，这就是中国人和黑人之间越来越多的交往。中国已经有几十万人在非洲工作和经商，非洲也有大量临时和长期移民在中国寻找机会。据统计，在广州有两万多合法的非洲人，非法的可能将近二十万，他们已经在广州城乡形成了好几个非洲人聚居区，最大的被称为“巧克力城”。在浙江的义乌和温州也有非洲人社群，他们主要从中国批发廉价的“低端”商品运回非洲销售。这个中非之间相互移民的局面在今后将会更加扩展，谁都难以预计其规模。从社会日常生活和文化意义上看，中非相互移民带来的问题是非常複杂的。和欧美白人以及其他白人（俄国、东欧、拉美）在个人层面上打交道，中国人已经有一百六十年以上的历史，但和非洲黑人在这个层面上来往的历史则相对要短得多。毛泽东时期虽然有大量的“援非”工程，但那主要是在政府之间.在个人层面上的交往主要是最近二十年间的事。

中国人的种族主义

由於历史的原因，凡是有黑人因素在内的国际问题，往往都会和种族主义有一定的关联。种族主义是普世性的现象，大国和强国尤其如此，中国决不例外，只要看看我们语言中的“黑鬼”、“倭寇”、“小鬼子”、“高丽棒子”、“老毛子”、“红鼻子阿三”等等就知道了。但中国人往往只看到别人的种族主义，把它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加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只谈阶级，不谈种族，毛泽东更是把民族和种族问题归结为阶级问题，等於是取消了民族和种族问题.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中国人有很深的种族偏见，尤其对黑人；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否认自己有种族主义，理由一是自己是近代史上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二是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允许种族主义.其实，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和族群歧视不但很严重，而且自己还意识不到。日常生活中汉人对其他族群的歧视比比皆是，而官方对“少数民族”在回避政治权利的同时给予的一些特殊照顾，则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恩施和羁靡政策，并非真正的族群平等。

最近大陆的几件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很多中国人的种族主义心态.一是七月十五日发生在广州的黑人抗议事件：事件起因是两个黑人在逃避中国警察查验护照时跳楼受伤，当地黑人便包围公安局抗议对他们的“种族歧视”。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发表了对黑人充满种族主义的言论，说黑人移民是对中国的“种族入侵”，要把他们全部赶走。另一件事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娄婧的风波：娄婧是她母亲和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多年前婚外情的私生，后来她母亲为此离婚，那个美国人则销声匿迹.娄婧是她母亲一人带大的。当娄婧参加了几项公众娱乐活动之后，她的身世被曝了光，网上顿时有很多人用不堪的语言对她和她的母亲咒骂，成为上海二○○九年夏季的一个社会新闻热点.还有一件事是一个在非洲有过多年经商和管理经历（甚至管理过世界银行在埃赛俄比亚的项目）的刘姓中国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在非洲受到种族歧视，成为警察和腐败官僚敲诈勒索的对象。他说中国人之所以受到这种对待，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对非洲殖民”，相反，非洲人对白人毕恭毕敬，就是因为他们被白人殖民统治过.对待黑人就应该像对待动物那样去驯服。这篇文章在大陆的网上引起广泛反响，多数发表评论的网客都赞同这种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言论，只有在北美的一些网站上才有尖锐的反驳.

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种族主义，如果有的话有多严重？这个问题在大陆学界至今没有像样的讨论，基本上是用民族主义遮盖种族主义.在海外学界，有几个研究值得介绍.

西方对中国种族主义的研究

一是英国历史学家冯客出版於一九九二年的名着《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其贡献是第一次将中国近代政治学术思想中的种族观念从民族主义言说中分离出来，进行专门评论。冯客用大量材料说明中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有种族主义观念，但长期以来由於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种观念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清理。冯客的书早已有中文版发行，北京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过书评，并没有对它作严厉批评，而是温和的商讨，并肯定了冯着的一些贡献.相比之下，倒是一个台湾学者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指责冯客牵强附会，放大了中国一些言论，想把种族主义的帽子从西方人那里转戴到中国人的头上。两相比较，让人不由得产生北京和台北的错位感。另一个研究是美国学者理查德卢法诺一九九四年发表於美国一家亚洲研究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一九八八年南京事件：关於当代中国种族和政治问题的一点看法》。这篇文章谈的是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南京大学生和非洲留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件。无论黑人学生在事件的发生上有多大的责任，中国学生打出的“打倒黑鬼”和“黑鬼滚回去”的口号和标语在性质上完全超出了可以商讨的范围，是种族主义最恶劣的表现.卢法诺说，这次事件最值得注意的，是参加这次针对非洲学生的种族主义示威游行的学生，很多在不久之后参加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而前后两次运动在组织和声势上也确有关联之处。这就说明，在中国，很多强烈追求民主的人，也有很深的种族主义心态.其实，类似的中国学生反对非洲留学生的事件，八十年代下半期在天津和上海都发生过，究其起因，非洲留学生都有责任，但中国学生打出的标语口号则和南京事件一样，表现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

另一项研究更值得一提。这是美国非洲裔律师约翰森（M.Dujon Johnson）二○○七年出版的《中国的种族和种族主义》。约翰森曾经在台湾和大陆都工作和学习过，对两地针对黑人的种族主义有切身体会，因此书名中的“中国”用的是複数，意为大陆和台湾都是“中国”，这是很多美国自由派学者所不敢做的，因为会得罪大陆。约翰森虽然在密西根大学受过训练，但他不是职业学者，其思维、行文和对材料的处理都远不合格，所以这本书进不了美国大学出版社，只能由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印行。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新闻记者叙述的在台海两地经历的种族主义现象，那是绰绰有余的。

约翰森认为，台海两地的中国人都非常种族主义，他的书充满了这方面的观察，由於篇幅关系这里只能稍作介绍.约翰森说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甚至发展成对黑人的恐惧（Afrophobia），在公交地铁和火车飞机上对黑人都避之唯恐不及。滑稽的是，正因为如此，即使在最拥挤的场合，他和他的黑人朋友也都不愁没有位置和空间.对黑人的歧视还影响到中国异议人士的活动。例如，就同一个问题，他问过一个在美国的非常着名的中国民运人士和一个还在中国当干部的体制内民主派：为什么你们在美国只和上层白人政治家打交道、从来不和黑人民权人士接触呢？黑人民权运动不是和中国民主运动更有天然联系吗？他们的直率的回答让约翰森目瞪口呆：中国一般人对黑人没有好感，所以我们不想做这样的工作。因此，约翰森也得出和冯客类似的结论：中国人有严重的种族主义，但由於官方宣传的影响，种族主义在中国从来就是一个用来指责西方的概念。

据报道，“备受争议的前任教育部长周济，昨日履新出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而在此前一天闭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上，其教育部部长职务被免去。”

二○○八年三月十七日，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诞生，二千九百四十六名全国人大代表出席投票，获得最多反对票的依次为教育部长周济（三百八十四票）、铁道部长刘志军（二百一十一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一百五十六票）以及从国家发改委主任调升为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马凯（一百一十七票）。周济因此被称为“反对票王”。

关於周济的离职，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季铸的博客言论表述得最为直截了当：一是全国每年数百万的孩子不能上大学，拿不到进入社会的门票，因此难以改变个人命运.二是每年数百万上了大学的孩子只会考试而没有能力，难以实现就业，不但难以改变个人命运，更难以改变社会命运.一半孩子不能上大学，一半上了大学的孩子不能就业，教育部长必须免职。

由刚刚被免职的教育部长周济，笔者联想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教育部长及高教部长马叙伦。马叙伦一九四九年之前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且先后三次出任教育部次长.在上个世纪的政学两界中，马叙伦是最善於通过夸大其辞来自我表扬的一个人。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他的北京大学学生、《新潮》杂志记者傅斯年，就在《出版界评：马叙伦着〈庄子劄记〉》中採用“炎炎之词”四个字批评说：“……先生书中，有自居创获之见，实则攘自他人，而不言所自来者，例如，卷十八，五至八页，释『种有几，……万物皆出於机，皆入於机』一节，所有胜义，皆取自胡适之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九篇第一章七八两页。……考前人未有为此说者，胡先生此讲义，印於去冬，马先生《庄子劄记》，刊於今夏。同教一堂，不得云未见，见而不言所自来，似为贤者所不取也。”

所谓“炎炎之词”，指的是马叙伦在学术着作《庄子劄记》中抄袭胡适的学术成果却不注明出处，反而夸大其辞地自我表扬说，自己“既略涉『六书』，粗探内典，籀讽本书，遂若奥衍之辞，随目而疏，隐约之义，跃然自会。”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从西柏坡飞抵北平，中国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与在北平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起，前往西苑机场表示欢迎。这是毛泽东与马叙伦的初次见面。在陪同毛泽东一起阅兵之后，马叙伦当场写下四首七绝，其中一首的“炎炎之词”已经与时俱进为歌功颂德：“万岁高呼毛泽东，与人衣食即春风.江南百姓皆昂首，何为迟余解困穷.”

马叙伦参加开国大典之后，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长期以医院为家的民进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马叙伦，应护士要求提笔写下他的最后一幅墨迹，依然是政治上完全正确的“炎炎之词”：“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才有良好的结果，否则根本上就错了。”

从马叙伦到周济，六十年来教育部长的首选标准，显然不是现代教育所需要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独立自主、思想自由的现代公民及教育家，而是无条件地服从於权力意志和政治需要的官本位的国家机器之螺丝钉。

最近，“80后作家韩寒是不是当代鲁迅”的话题，成为了网络热议焦点。先是韩寒成为10月30日《南都周刊》的封面人物，题为“公民韩寒”，然后，11月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以两个整版的篇幅报道韩寒，称其为“中国文学的坏小子”（China’s Literary Bad Boy）。

韩寒是不是当代的鲁迅，这是一个价值判断，可以见仁见智，而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判断是，韩寒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80后的意见领袖，广泛地介入到公共事件当中。

韩寒的影响力，已不再只是阅读他的青春叛逆小说的中学生们，而具有了改变公共政策走向的力量。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上海“钓鱼式执法”查处黑车至少已存在十数年，而此事在经历了强硬否认之后，最终以相关部门承认错误、公开道歉收场，其肇端是韩寒在他的博客转载了一位上海白领张军描述自己“被钓鱼”经历的博文，才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如果没有韩寒，世界将会怎样？

原本我对韩寒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只知道他是80后青春文学作家，通过“新概念作文”大赛而逐渐跻身文坛。他的成名作《三重门》，我没有看过，不过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印象，大约是写中学校园的少男少女爱恨纠缠的故事，类似于其他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作品。我早过了阅读这类青春期少男少女读物的年龄，那些青春式的叛逆，并不是对世界有多么深刻的认识，作叛逆状的目的更多只是为了泡妞而已。

但是，从2008年4月的“抵制家乐福”事件后，直到今天的上海“钓鱼”式执法，韩寒发表了大量抨击时弊的博客，实在让我不得不刮目相看。原来，80后作家中，在抄袭剽窃、无病呻吟、身体写作之外，竟然还有韩寒这样的特出于世者。

针对“抵制家乐福”事件，韩寒在博文《爱国，更爱面子》中，韩寒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没面子了。”“我们可以对国内的很多同胞的遭遇漠然，但对人家国外的反对这么神经质，还是因为面子。国内死的死伤的伤贪的贪黑的黑，不关我的面子，而国外的刺激则丢了我大国国民的面子和威风。和平年代的爱国就是爱面子。”点出了愤青的伪爱国的症结。

早在1918年，鲁迅便深刻地指出，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他说：

“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引者按：mob即乌合之众）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

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

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热风·随感录三十八》）

可见，当代愤青的言行，早是“古已有之”，只是“于今为烈”而已。而韩寒在90多年后的面对同样的言行，说出了同样的话语。

有一个愤青质问韩寒，祖国是你的母亲，你连自己的母亲都不爱，你还是个人吗？这是愤青的典型逻辑和句式。对此，韩寒在博文《回答爱国者的问题》中回答：“我妈叫周巧蓉，我很爱她。我用自己的努力，让我全家可以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想保障自己国家的人，先把自己的小家给保障好吧。”

这让我想起了胡适的一段名言，胡适在1930年出版的《胡适文选》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想保障自己国家的人，先把自己的小家给保障好吧”和“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国家利益的基础，是每个普通国民的基本生活和个人权利，愤青抛开这个基础大谈国家利益，这是极端不道德的。

韩寒在爱国问题上，强调自己只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爱国，更爱面子》），我认为这是指出爱国背后还要坚守的理性，即爱国不是盲目的、无条件的，而要以人道主义作为基础。陈独秀在发表于1919年6月8日《每周评论》的文章《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中，也指出了这点。他说：

“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引自《〈独秀文存〉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陈独秀提醒人们警惕伪爱国主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

对于愤青惯用的造谣、传谣的手段，韩寒也做过明确表态。他在博文《嫖娼启示录》一文中说：“我们对某些不合理的法规或者某些事感觉非常不爽，但是，我们不能杜撰故事或者引用假事实来驳斥它，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和他们就没有区别了。”而在愤青看来，只要达到他们视为伟大崇高的目的，造谣、说谎都是无所谓的。比如汶川地震后广为流传一份《国际铁公鸡排行榜》，指责外企在地震后一文不捐，表示“是中国人就要支持国货”，就完全是造谣的产物（周筱赟《造谣和传谣才能让愤青获得快感》，载《中国谁在不高兴》，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愤青关心的不是信息来源的真假，而是需要给他们发泄“不高兴”提供一个理由。

正是由于韩寒的思想达到了如此的高度，与大部分80后作家形成鲜明的差别，很多知名学者，如资中筠、徐友渔、朱学勤、丁学良、陈丹青、张鸣、郑也夫等等，公开发表文章或私下向我表示过对韩寒的赞赏。我简直想说——“韩寒就是当代鲁迅”。不过，想必韩寒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高帽的，而且，韩寒是不是当代鲁迅，也是一个需要时间来证明的命题。

然而，从对青年人的影响这点来说，我觉得韩寒的作用，和当年鲁迅的作用，确实庶几近之。当年热爱鲁迅作品的都是青年，通过阅读书籍获得鲁迅的思想，而韩寒作品的读者，多是80后、90后的年青一代，他们更多的是网络阅读，甚至有些人从来没有书面阅读（教科书除外），如果80后作家中没有出现韩寒，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受网络愤青聒噪的吸引，成为愤青的后备军了。

韩寒的思想是天生的

我在前面引述了韩寒的思想和鲁迅、胡适、陈独秀的契合之处，我本来以为，任何思想都是有来源的，都不可能天然产生。比如我，如果一直乖乖接受刻板的应试教育，就不会有我现在的思想。应试教育只需要你背诵惟一的答案，不需要你知道得出这个答案的证据；只需要你在考试中一字不差地默写出答案，不需要你去思考答案背后的逻辑。

但是，自从我和韩寒认识之后，有了一些私人往来，我才发现这样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深刻的思想不一定要通过阅读大量书籍获得，而可以天然产生。从2000年他18岁开始，韩寒就从来不看书，他文章中对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等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对前人对这些概念的讨论，竟然完全是一无所知的。

事情要从头说起。因为工作上的原因，从2008年6月开始，我直接联系上了韩寒。有时除了工作外，我们还通过MSN或手机短信聊点别的。

2008年6月28日，由于一女生溺水身亡，贵州瓮安爆发了群体性事件。7月1日，当地通报了调查结果，由于其中称该女生男友的朋友在事发前在桥上做了三个“俯卧撑”，引起网民的普遍质疑。7月2日，我和韩寒讨论这事，我说贵州瓮安事件被定性为极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和黑势力直接参与，但不让记者去当地调查，当地要怎么说谎都可以。韩寒问：“真正的真相是啥呢？”我说，不让媒体去采访，那就不可能有真相了，只能是他们说啥就是啥。

韩寒原本大概以为我要重复网络上流传的那些说法，诸如县长侄女指使社会青年强奸该女生后抛入河中，女生亲属讨说法被人打成重伤云云，我的回答应该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他连用了五个“哈”、两个“非常”，说：“哈哈哈哈哈，说得好，我非常非常同意。”其实，不采信单一的信息源，必须获得对立双方当事者的信息，才可能接近真相，这是媒体从业者的基本职业素质。

7月4日，韩寒在博客发表《说点风花雪月》。他说：“民间的说辞或者网络上的帖子我也不能完全信，因为我没有调查过。我打电话给了好多贵州的朋友，他们都表示他们听说了，说其实事实是什么什么的，我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说是论坛里看来的，我说，哦，那我也不能完全信。我真的很痛苦，我该信什么呢？”

此后，瓮安事件就向好的一面发展，瓮安的公安局长、县长、书记相继被撤职，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公开表示，不要再动不动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少数坏人煽动”、“不法行为”。

这件事后，我和韩寒就彼此熟悉起来。

几天后，我和他在网上聊天。我提到几本书，他表示都没看过。他说：“我从2000年开始就一本书都不看了，只看杂志。因为我是写书的，所以我就不能看书了。”韩寒生于1982年，也就是说，他从18岁开始，就不再看任何书了，迄今已9年。他对思想界的分野也一无所知，还问我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我给他略做解释，推荐了几篇相关文章，并说从思想倾向上说，他应该属于右派，即自由主义者。

我原来真的以为韩寒一定是通过大量的阅读，再加上自己的独立思考，才形成了这种思想，因为一个人再怎么聪明，思想不可能完全凭空自发产生，还是要有一些思想来源，所以我对韩寒竟然能够天然成长为自由主义者，感到非常震惊。他解释说：“主要我是个乡下人，所以比较天然。”这是一句玩笑话，我当然不信，因为一般人都还是需要思想启蒙的，常人非常容易受狭隘民族主义之类偏激思想的蛊惑。韩寒说他只是自己判断一些对错而已，但我提出反驳，如果不承认一些常识，如自由、平等，判断是会发生错误的，比如民族主义愤青即是如此。韩寒终于给了我一个听上去比较靠谱的理由：“主要是，我从小就自由散漫，必须要给自由找到正当的理由，我就一直想一直想，结果就想出来很多借口。”可是，同样是高中生，我读中学时，班上也有很多自由散漫的人，很多当时就去做了流氓小混混，成天泡妞、打架、勒索之类。

同样是人，我必须通过阅读他人的著作才能获得启蒙，而韩寒却能通过自己的领悟获得比我更高的境界，这就是普通人和天才的区别。我不服不行啊！韩寒让我别再夸他，他担当不起。其实，我真的是对他由衷的赞赏，证据在于，我对他同样有不赞赏之处，并且明白地告诉了他。

我对韩寒说，只看杂志，不看书也不好，毕竟书才能传世，报刊都是快餐文化，如果多阅读一些大家的经典作品，提高理论素养，你的成就肯定更高。但韩寒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说不一定，主要是他对我说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之类没什么兴趣。

韩寒的思想是天生的这一点，确实让我非常困惑。如果天赋决定了一切，那后天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几天后，我遇到知名杂文家鄢烈山先生，和他谈论为何韩寒能够天然地具有自由主义思想。鄢先生告诉我，他在抵制家乐福事件后，写过一篇《这回我是韩寒的粉丝》（载《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5月12日），赞赏韩寒的特立独行，不从众不媚权不媚俗，更赞赏韩寒的清醒，有独立判断能力。鄢先生通过韩寒没有读过大学（甚至连四大古典名著都没读过），得出结论——“书读得多不一定就聪明，真有人越读越蠢的。”不过该文并没有涉及他的思想来源。鄢先生那天对我分析说：首先人的本性就是自由主义的，符合人的本真；其次是韩寒确实非常有天赋；再次，韩寒虽然没看过自由主义的书，但对社会有敏锐的观察力。他博客上的文章，都是对时事的评论。这些加起来才成就了韩寒，但这样的人只能是极少数。我觉得说得甚为在理。

余论

有时，我和韩寒也聊些闲天。有一次，我向韩寒抱怨，我和他相比，除了我写作不够勤奋，钱太少外，最大的差距是他长得帅，我长得丑。韩寒发来一个无语的表情。又有一次，我看到某报娱乐版报道韩寒要出演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男主角渡边，仔细一看，其实是娱记主动问译者林少华，如果韩寒来演男主角怎么样。娱记就是这样捕风捉影，炮制话题。我和韩寒说，明天大概就会传成村上春树钦点韩寒出演男主角了。我没提这篇报道里还建议徐静蕾出演女主角，我知道他忌讳说这个。韩寒说：“唉，但只要女主角都是日本的，而且床戏是真的就可以。哈哈。”真是要让我笑翻。

作为韩寒的粉丝，我最大的遗憾是至今还没见过韩寒。去年12月，我去上海出差，约了和韩寒见面。但可惜时间没凑好，他去福建邵武参加赛车了，就没碰上。

（本文引用与韩寒私人谈话经韩寒许可，全文经韩寒审定）

 

据说发明拥抱者
缘自人类的第一个冬夜
在那片嘴唇上
雕刻着生者对冰寒的恐惧
而活下来的肢体
至今仍畏惧天的骤变
而你是我永远飘流着的白影
啊冰川
 
什么时候才会
解冻眼泪
让血液点燃心的向往
你颤栗而纯情的美
为了让宇宙保持生命的姿式
就这样挺立着
去经历劫数和苦难
啊冰川
 
你的一个吻可以熔化寒窟
可看不见你的微笑
温柔已成为海洋的收藏
此时的你就象一个施舍的云朵
把哭雨降落给庄稼
已经不是你的你依然是你
已经不是爱的爱依然是爱
移动着地下的板块
惊过山脉时默默无语
啊冰川
 
长眠的耸林突然间喧哗
是不是五千年的冤魂不散
如果良知可以缺席
就把浑浊留给历史
可那透澈如水的寰宇里
不知有多少双眸子被窒息
保持着孤寂与清高
为海平面不再淹没绿岸
啊冰川

因牙疼去医院输液，看到输液室的规章制度。制度的重要性，绝不亚於中南海卫戌区警卫员的重要：领导靠警卫员保护安全，病人靠制度保护生命。

我怀着敬意阅读制度。不看则已，一看惊人。制度的第一条竟写着“尊重领导”。天呐！铺天盖地的媒体，每一分钟都在制造领导的神话，每一秒都在烘托领导的光环.想不到小而陋的输液室竟也效尤，端的是“水银泻地”啊。

看！漫山的别墅，基本上是领导“美庐”；鳞次的高楼，基本上是领导“爱巢”。不要说领导，就是领导的儿子，孙子，重孙子，都有了世世代代的“基业”，现在又把“基业”纳入“物权法”的保护.广厦千万间，焉有草民的立锥之地？

在“居所”上，难道老百姓还不尊重领导吗？

听！克拉玛依大火中，死的是祖国花朵，哭泣的是儿童的亲人。一声“让领导同志先走”的雄壮口号，筑起了保护领导的“万里长城”。更有巾帼领导，冲进卫生间反锁大门.一夫当关，稚儿莫入，任凭门外屍堆如山，自己却娇容未伤，毫发不损.

在“安全”上，难道老百姓还不尊重领导吗？

某书记的女儿，胡诌乱涂一番，出版界和影视界，如蝇逐臭蜂拥而上。宣传机器鸣锣，红头文件开道，让深圳的父老乡亲，勒紧裤带买书买票，一股脑做了“珍”的粉丝.

在“出版”上，难道老百姓还不尊重领导吗？

国务院的汇率调整还没宣佈，得到情报的领导狂抛美金，短短二小时，掳走几十亿民脂民膏。事后报人全体沉默噤声，用革命者宽广的胸怀，掩护“八旗”后裔完成了原始积累。

在“金钱”上，难道老百姓还不尊重领导吗？

十里长街，当工薪层把工资的百分之十上给公交车时，凯笛拉克豪华车里坐着领导小蜜。领导不但在豪车里偷欢；还利用豪车制造爆炸，把企图转正的二奶送上西天。

在“出行”上，难道老百姓还不尊重领导吗？

清华学子毕业后，只能拎起板斧和镇关西为伍，整天在肉片、肉条、肉沫中解答新一轮的“哥德巴赫”谜底，而领导嫖过的女人，从夜总会爬进法院大门，威风凛凛地坐在审判长的位置上。

在“就业”上，难道老百姓还不尊重领导吗？

在穷乡，孩子依靠自制滑轮飞过“天堑”去上学；在僻壤，白宫式的建筑巍然挺立。一边用滑轮培养泸定桥的勇士，一边在白宫里培养崛起的贪官，好一个“先儿童苦而苦，先领导乐而乐”的大同共产主义.

在城市，退休工人加工资，在总额的百分之十里徘徊；而离退休领导的工资，最少也加了上千。我们这些“六四暴徒”，甚至被领导一把抹去了铁定的工龄.

在“退休金”上，难道老百姓还不尊重领导吗？

应该说，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民，不但尊重领导，还尊重领导的子女；尊重领导的大奶二奶和N个奶。在中国，在媒体这个现代“王婆”的撺掇下，中华民族早就摈弃了“尊重老人爱护儿童”的传统美德，与时俱进地改为“尊重领导爱护小蜜”了。

亲爱的领导，你们究竟有什么地方值得人民尊重？

新闻自由颠覆了政治交易

听起来像惊险小说，可“中国的”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真的就是这样黑箱作业的，又是依靠新闻自由、依靠民主社会无冕之王的新闻媒体之力，这样被颠覆的。

计划中在展前一个月，九月十二日有一场题为“世界与中国，感觉与现实”的公开讨论会，书展早就对戴晴和贝岭发出了邀请。会期在即，中国项目主持人里普根（Peter Ripken）一方面无所作为地屈服于中方威胁退出的压力，另一方面却大有作为地阻止异议人士成行：书展给戴晴预定的机票被作废掉了，对贝岭晓之以理：不来，机票仍可报销；若是硬来，那就完全是你个人的事情了。扼杀两个独立的个人，没有组织、权力和政府撑腰的个人，对于一党独大的中国政府司空见怪。然而里普根、书展、还有里普根背后的政治力量居然助纣为虐！玩火之中他们忘了，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而纸里包不住火！

计划中的展前新闻发布会是在9月10日11时，讨论会的两天前。新闻发布会上《大纪元时报》记者曝光了对流亡诗人贝岭邀请又撤销一事。书展居然屈服中国官方压力、牺牲言论自由、阻拦异见人士，中国的新闻检查居然全球化到了民主自由的德国！媒体顿时大哗。当天，德国政府人权委员会代表诺克（Gunter Nooke）就此发表谈话，要求书展对人权明确表态（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678157,00.html），同时传出外交部表示对戴晴旅德赴会提供签证上的一切方便。事态急转直下。

而肇事人、书展国际中西主任、中国项目主持人里普根却还在撞了南墙不回头地辩护对中国官方的妥协，“面对压力，我们做出了让步。权衡利弊之后我们认为，本周末举办的讨论会上是为了和中国官方进行讨论 ……要想和中国高级官员、学者和记者进行对话，那就必须作出一定的妥协”（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676236,00.html）。是迟钝还是傲慢？是他个人的见解，还是书展的意图，亦或是一种传声的姿态？匪夷所思！

次日，9月11号午后，两位非官方的个人自费赴德——戴晴与中国代表团同机，一同出现于法兰克福机场，被媒体包围。于是中国参展、民间人士与会成为焦点事件进入公众视野，置于媒体监督，不再是幕后交易可以掌控的了。本来对书展、对中国参展鲜少了解与兴趣的媒体和公众开始睁大眼睛注视事态的发展，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自由价值在自己的国家和土地上遭到了极权政治的挑战与威胁。

颠覆接踵而至，一个比一个震撼！

当天下午，在书展网站上刊出书展负责人博斯的公开道歉。

“各位同仁：

有关《中国与世界，感觉与现实》国际讨论会的报导令我震惊。

我深深抱歉，非常恼恨我方在准备阶段组织沟通讨论会时犯了错误，做了不该做的妥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误会与愤慨。

今天下午，中国项目负责人彼得·里普根将去法兰克福机场迎接戴晴。我期待着贝岭也来法兰克福参加讨论会。对此我非常高兴，并希望两位知识份子与会的争论带来一个深入的讨论会。

我们将继续与各方对话，包括来自中国和其它各国的作者和知识份子、笔会、中国官方，当然也包括媒体。

我向大家保证，法兰克福书展坚决支持言论、思想和新闻自由。”

在德国生活多年，经历了许多公共生活中因丑闻败露而不得已的退却，即使是面对全无招架之功的毁灭性指控，大多还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体面退场。博斯这样公开的道歉、不绕弯子的认错、明确的承诺，颠覆了官场中迄今一切惯见的潜规则，确是前所未闻。而且博斯其后信守了他的承诺，在书展中甚至是非常彻底地为不同的声音提供了充分平等的机会。他的急转弯不仅是明智而且是值得尊重和令人称道的。

自由的个人颠覆了极权的政府

确如题目所云，这一场讨论会货真价实的是“世界与中国”——舆论一律的中国与言论自由的世界，“感觉与现实”——横行世界的感觉与面对世界的现实。讨论会戏剧性频频，高潮迭起，充分展示了那个崛起中的官方中国，它的强横与无理。

讨论会上主人法兰克福市长罗特女士热情坦率的讲话，对中方已是一百个不中听。作为战后在自由民主中成长的一代，她热情呼吁毫无保留地支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人们，坦率批评展方在邀请异议人士与会上缺乏承担的妥协，直陈自己在与强权中国打交道中有所不为的经验。令官方中国更不能容忍的是戴晴、贝岭两位异见人士竟然出现在德方席上，而且居然安排戴晴致辞。官方中国视之为挑衅，不顾多方劝阻，率队离席抗议。会场上下大哗。不过是另一种声音而已，不同的声音不必赞同，也用不着抗议，更无法消灭。一个习惯异见的社会，无法理解这种举动。重新回到会场后，中国代表团长、前驻德大使梅兆荣失态于高八度的音调：我们不是来听你们上民主课的，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不能见容戴晴和贝岭，说是他们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然而却不能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确定谁能代表中国人，不属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否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官方学者替上司代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大多数人利益，是通过法律确的。讨论会开幕式，原来只有七十人报名采访，在两位异议人士先受邀后出局的内幕曝光后，只能容纳一百三十人的会场挤了近三百人在里面。

这讨论会的现场效应倒是应了中国驻德文化参赞赵彬致辞中引用的一句俗语，“百闻不如一见”。读者和观众亲历了中国的强大——一个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蛮横与威胁，它坚硬而不退让的意识形态，和官方控制的自由繁荣的假象。这里的人们开始关注书展、关注主宾国中国，对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快餐，开始质疑、追问。

这一颠覆性的转折对德国社会和书展而言，都是始料未及的积极收获。竟然出现这样不能控制的转折，被迫面对这样直接、尖锐而无法回避的挑战、丢尽脸面的冷战式的回应，绝不是中国官方事先预料于万一的。

毋须讳言，被颠覆的“世界与中国，感觉与现实”讨论会开幕式本身，无论如何是一个成功。一方面它迫使西方的政府与人民面对极权中国和自由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它迫使中国官方面对国际交往中一意孤行与现实之间不容回避的距离。这个颠覆向所有各方——书展方、中方和德国的民众、社会和政府—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一

在哪些类型的非民主国家中，民主转型更容易发生、且更容易成功？在哪些文化背景、哪些经济社会情况下，新兴民主政体更有可能持久生存、健康发展？从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理论家们对民主政体之形成与巩固的条件已经有过诸多的分析。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相关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比如，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戴蒙德（Larry Diamond）、摩尔（Barrington Moore）、阿尔蒙德（Gabrial Almond）和维巴（Sidney Verba）、帕特南（Robert Putnam）、罗斯托（Dankwart A.Rustow）、达尔（Robert A. Dahl）、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林兹（Juaan J.Linz）、奥唐奈（Guillleermo O’Donnell）等政治学界的名家高手，都曾提出过关于民主条件的精辟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有一些是对民主条件的正面立论，有一些是对某项条件的质疑，还有一些则是对任何民主条件的否定性论述。其中，李普塞特关于经济发展对民主的决定性意义、摩尔“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的论断、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理论、萨托利关于民主之“历史条件”的底线标准等等，均是有着广泛影响的重要论述。

理论家们所提出的民主条件大概可分为两种：一为民主化的启动与发展条件，一为高质量、高稳定性的民主持续存在（或民主政体巩固）的条件。这两种条件虽然在程度上大有差别，但在名目上、性质上大多是重叠的，无非是说，只有达到了一定标准之后的某种“好经济”、“好社会”、“好文化”，才有可能形成政治民主化的动力，而在达到了更高的标准之后，则有望最终收获到持久运行的“好民主”。

概括起来，关于近代自由民主或宪政民主（此处排除雅典式的古代直接民主和现代共产党国家所谓“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的条件，大约有以下五类：

1、经济发展条件：包括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程度（比如人均1000美元以上），有较高的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大多数家庭已经温饱无忧，等等。
2、国民素质条件：包括较高的教育普及率，较高的（超过50%或更多）的成人识字率，生产生活方式的文明化，较高的国民健康水准和较高的平均寿命，等等。
3、社会结构条件：包括身份地位的平等化，收入分配的“扁平化”，社会阶层之间有充分的流动性，有一个“橄榄型”的贫富结构，有一群足够数量的独立于政治体制的知识精英，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等等。
4、政治文化条件：包括高度的文化同质性（也有人认为高度的文化异质性更有利于民主），牢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神权“祛魅”、极端意识形态衰减、“原教旨主义”消解，足够的宗教宽容与政治和解，公民意识的普遍化、“公民文化”的兴起与公民社会的壮大，等等。
5、国际环境条件：包括有利于民主化的国际压力的增强，或者，有害于民主化的外部强制的解除，以及有吸引力的邻国的民主示范，等等。尤其是来自与本国交往最密切的那些国家的政治与外交压力和来自原同种政体国家或同一族源国家的成功的民主示范更为重要。

上述这些民主条件大都既有理论上的来源，也得到了历史经验的部分证实。

从世界史上的民主进程和当代世界的政体分布图来看，民主宪政确实其来有自。其前进脚步似乎有迹可循，其成败兴衰亦非凭空产生。民主化的全球历史，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串模糊的足迹：

其一，最早建立起民主政体，且民主运作早已得心应手、臻于成熟的那些国家，大都是有基督新教文化传统的国家；

其二，经济最发达、国民教育水准较高的那些国家，大多数已经建成了稳定可靠的民主制度；

其三，社会阶层较为平等、中产阶级规模较大的那些国家，往往是民主转型成本较小、民主政体较易巩固的国家；

其四，有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民族、白种民族、非白种的英语民族，比其他民族较易实现民主化；

其五，曾沦为英属殖民地、或曾被美军占领过的非西方国家，相对较易实现民主化；

其六，如果同一民族或同一文化传统中已经出现了成功转型的民主楷模，则该族系、该文化圈中的其他国家要比缺少民主榜样的国家更易实现民主化；

其七，在完全不能满足上述任何条件的贫穷落后国家，即非西方、非白种、非西语、非基督教文明、非政治世俗化，且缺少外部动力与楷模示范，兼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那些民族国家，民主往往很不可行。要么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民主化的任何冲动或任何努力，要么曾因幼稚冒进的民主实践而自找麻烦，从此陷入长时期的革命、骚乱、动荡和内战。

二

然而，尽管如此，前述五类民主条件的普遍有效性不能成立。因为其与民主化或民主巩固的因果关联时有时无、此有彼无，相关性相当可疑。而且，有一些条件过于模糊、不可定量，甚至难以定性。比如，“中产阶级”是否足够强大、“国民素质”是否足够优秀、“公民文化”是否已经兴起，这些都很难在民主化之前作具体的衡量，因此也就缺乏实践指导意义。

事实上，在民主化与民主巩固这一领域，迄今为止，人们所揭示的只有或然条件、而没有必然条件，只有成败百分比的高低、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因果律。前述每一项民主条件（或任意组合的若干个民主条件）均有明显的（甚至是“扎眼的”）反例存在——某些早已满足了条件的国家迟迟不能实现民主，而某些离条件差距尚远的国家却已稳居民主国家之列。人们也不难发现，各国民主化的实践既有诸多的相似性，也有诸多的个案差异：对一国民主曾经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某些客观条件，在另一国未必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反之亦然；曾经有助于一国民主的同一些条件，在另一国，反而可能会有害于那里的民主。这也就是说，上述每一项条件都不是民主化与民主巩固的必要条件，更非充分条件，其既无由此及彼的穿透力，亦无一票否决的决断性。经济、社会条件如此，文化、国际条件亦如此。

其实，政治理论家们劳神费心所列出的那些个民主条件，在严格的意义上，均不足以称之为“前提条件”或“先决条件”。准确一点说，它们仅仅是一些民主的“有利因素”而已，且其相对重要性对各国不尽相同，因而，并不具备可靠的普适性或通用性。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这些民主条件，但却不必要拘泥于这些民主条件。

对于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如中国来说，假如说我们有什么“后发优势”的话，看起来，这优势并不在于我们已掌握了一套现存的、可以套用的民主公式。我们也无从期待得到这么一条“民主是怎样炼成的”物理学定律。我们所能从先进国家汲取的，除了思想、信念、价值观，只有经验与教训。中国的民主，仍然有待于我们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建设性的努力。坐等客观条件成熟而轻松收获民主的想法，大概是永远没有指望的。

三

中国是否具备民主转型的条件？如果不具备，中国还缺少哪些民主条件、怎样才能补足这些条件？从清末至今，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人一直在理论上思索、在实践中探讨这一问题。

当年，晚清政府拒绝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的时候，“上谕”给出了这样的理由：“民智未尽开通，财力不敷分布，操之过蹙，或有欲速不达之虞”。就是说，国民素质、财政经济尚不具备立即转向立宪君主制的条件。平心而论，以当年民穷国弱、财政窘迫、社会闭塞之状况而言，清廷的说辞并非完全无理，但是，当年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均不认可此理。此后，民国总统袁世凯欲毁共和而称帝，革命先锋国民党欲缓立宪而“训政”，他们却又食起清廷的余唾，所提出的理由与昔日君主并无二致。袁氏称帝的辩护者说，中国贫穷落后、人民愚昧无知，民主共和之制与中国的国力、传统、民俗皆不匹配。除了超级强人袁世凯之外，其他的任何政客、任何政党均无力维持一个稳定的共和国家，若不废共和而立帝制，中国必将在袁氏身后陷入空前的内乱。当时最博学的宪政理论家之一杨度、美国一流的宪法学者古德诺，为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作出了“有理有据”的论证。而国民党“训政”的依据则是堂而皇之的“总理遗教”。孙中山说过，“久经束缚、骤然解放”的中国人民根本没有能力去行使政权、监督治权，甚至在不知不觉之中很容易就“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行之婴儿”，此等人民，必无实行宪政民主之资格。因此，必须先由伟大的党国“保养之，教育之”，人民才能有朝一日获得革命政府的信任。可见，大清、袁世凯、国民党，他们虽然是政治上的死对头，却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共同观点：他们都认为，别人掌权的时候倒是不妨立宪、也不妨革命的，而自己所掌权的这同一个国家，却必定达不到民主宪政的基本条件。

中共作为最最彻底的革命派，其对于民主条件的“理论口径”比起它的专制前辈，显得更加颠倒错乱、反复无常。早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之际，中共就曾经号召结束一党专制、速行民主宪政。那时的中共声称，举选式、代议制的民主在中国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除了国民党顽固独裁之外，并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条件限制（这有笑蜀所编《历史的先声》为证）。此一时彼一时，到了五十年代初期，权位巩固的毛泽东变得雄心万丈，毛氏认为，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已将民主淘汰，“旧民主主义”已经不合时宜，“新民主主义”（即一个领导阶级与四个破落阶级之间的所谓协商式“民主”）也因四个阶级的奄奄一息而变得无聊和多余。民主早已不再处于条件是否具备的阶段，而是发生了“质的飞跃”，中共声称，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条件已经“高得无比”，可以毫不费力地向它的“人民”提供一种比虚伪的西方式民主“优越得无比”的新型民主，这一种民主，就是与“无产阶级专政”二语一义的“无产阶级民主”或曰“人民民主”。

到了邓江胡时代，中共所统治的中国从“高得无比”的“民主”云端跌回与晚清、民国相似的政治处境，它站在民主化的边缘，再一次面临民主条件是否已经具备的老掉牙问题。奇怪的是，在仍然伟光正的中共大佬们眼里，原本“低得无比”的宪政民主，如今却在“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第一要务”的左右挤兑之下，又变得遥不可及，甚至连最基础的条件都并不具备了。在清廷“预备立宪”已过百年之际，按照李慎之先生的说法，中国民主转型的“条件已经烂熟”，然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江泽民、胡锦涛们在解释为什么中国还不能举办比村庄更高一级的民主选举时，竟然又搬出了清、袁、孙、蒋曾经用过的那套理由：民主虽好，但条件尚不具备。一百年的革命奋斗、流血牺牲，中国的统治者在理论上、实践上，守权因位的欲望上、拒绝民主的心态上，终于又轮回到了当初的起点之上。

四

当今中国，在经济发展、国民素质、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各方面，与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与八十年前的北伐前后，与六十年前的中共建政，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情况已然大不相同，几至不可同日而语。那么，果真如中共所言，我们仍然达不到扩大民主、实施宪政的条件吗？

对此，《零八宪章》作出了完全相反的、极其响亮的回答。

《零八宪章》并不赞成那种“欲民主，则民主至矣”的浪漫主义民主观。它承认，民主化与民主共和的巩固不仅需要机遇与努力，也需要满足某些客观条件。关于辛亥革命，《宪章》指出：“囿于当时内忧外患的特定历史条件，共和政体只是昙花一现，专制主义旋即卷土重来。”在这里，“特定历史条件”是当初民主转型失败的解题钥匙。

然而，《零八宪章》绝不认同以条件作挡箭牌的中共民主观。它认为，当今中国已不存在条件上不可逾越的障碍，民主转型已到达历史的临界状态。《宪章》指出：“（威权主义政治）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在这里，落后的已不再是民主的条件，而是比现有一切条件更加落伍的一党制威权政体。这就是《宪章》对中国民主条件的回答。

2009-11-10

最近上海政府因钓鱼执法，造成的人身伤害、社会困扰、道德陷阱等违法背德的行为，颇受海内外媒体的关注，亦遭致民众的强烈批评和质疑。事实上一个政府用黑社会手段置民众於水深火热之中，甚至诱使民众犯罪，早为陈独秀等先贤大加批评.上海地方政府的“钓鱼”做法并非他们的独创，更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其来有自，虽然这丝毫不能减轻他们应负之罪责。但探讨这种“钓鱼”式诱民犯罪的历史和渊源，对於我们认知钓鱼式执法的罪恶是很大的帮助。

上海钓鱼事件已将钓鱼执法的利益追逐展露无遗.出租车、公交车营运的垄断，使得此一领域根本没有充分的竞争，从而给该行业的管理者和承运公司造就了大量的寻租空间.也就是说，乘客、出租车司机乃至黑车司机，共同给官商勾结带来了丰厚的利益。鑑於历史因袭和现实利益的共同作用，可以毫不隐晦地说，在制度没有改进的情况下，“钓鱼执法”是不可能得到真正遏止的。

文化上的“钓鱼”传统

中国人为何崇尚阴谋，至今仍然迷醉在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中难以自拔，且还自鸣得意呢？那是因为我们认同阴谋背后坑蒙拐骗、巧取豪夺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曾经在前现代社会亦即丛林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实际作用。资源的有限性、信息的遮蔽性、竞争的残酷性，使得整个社会，无论从政府机构、官员到民众，都以欺骗相尚，崇尚阴谋，把掌控和垄断信息视为要务。而这种做法，在如今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政府没有诚信、阴阳谋通玩，民众自然也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民互不信任，民众亦难以诚相待，典型地反证了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的社会还很遥远.

价值内核不讲究诚信，只把诚信当成约束他人的原则，在别人讲诚信后去佔便宜，这就是许多自命聪明的国人之常态.庄子说，焉知曾、史非桀、纣之嚆矢也。王朔说：他们教育我们做好人，是为了方便他们做坏人！没有法律制度做保障，道德就会变成一种不折不扣的表演，诚信有时甚至变成一种玩阴谋的伪装，披上坑蒙拐骗的外衣。在一个充满阴谋的国家，人人都在谈道德，乃至道德至上，佔领道德制高点成了政府、政客以及一些掌握话语权的常用手段。当道德成为一种表演，虚伪和玩阴谋便成为一种必然的生活常态.

告之别人以不实信息，乐观他人栽进泥坑，以阴谋作为玩弄欺骗的手段，这就是一种浸淫已久的“钓鱼”传统.不妨直说，我是不喜好中国的阴谋传统的，阴谋乃至“钓鱼”除了在特定场合，如军事、间谍等方面可以没有道德负担地利用外，不应该运用到社会制度的基本运营和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对大家都是一种挥之难去的伤害。

人治上的“钓鱼”常态

一个专制极权十分漫长的国家，无论从制度文化，还是日常规范中，都体现出强烈的人治传统.所谓君权神授（皇帝乃上天之子）、万民臣服的古老把戏，神形俱备，代代相传。背后既有武力的高压，又有无尽的愚弄，同时还有对真相等信息的强大封锁.为了自身利益和探索真相，在一个以屏蔽真相为要务，视真相为禁脔的制度下，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有时甚至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说真话，进谏言，得建立在个人心胸大度，有雅量的言论管道传统上，其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於是便有不少不识时务的人被“钓”。

人治是专制制度的常态与核心，皇帝是万能的，不会犯错的。即便犯了错，承认错也是为了证明其皇恩浩荡，而不是对错误背后所蕴含的运营机制有什么反省与纠正。如此一来，皇帝就永远“伟大、光荣、正确”。大部分皇帝都装出清明听得进不同意见的样子，来展现其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但幸运的人总是少数，吃罪乃至丢掉性命的人总是多数。

一九五七年反右的阴谋与阳谋之争，至今未有定论，但说五七年反右是毛泽东着名的一个“钓鱼运动”，绝非信口雌黄.毛泽东在得鼎之前，当然要装出礼贤下士的样子，得鼎后霸气十足，生杀予夺大权尽在手中，惨死其治下的怨鬼冤魂何其多也。一九五七年本已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他用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雅量”式话语，让那些早已被高压恐吓得不敢说话的人，放弃了警觉，因此大提意见，从而深陷阴谋之中而万劫不复。

古语谓，伴君如伴虎，就是说你不应且不能有自己的主见，你不能比主子更聪明，当然也不能太蠢，要有很高深的猜谜功夫，就像如今许多官员善体上峰心意，仰其鼻息一样。我们常说为人凶猛而心计毒辣的领袖是“雄猜之主”，你要活下来必须要有极高的射覆功夫，但再高妙，很多时候也只是谈言微中，所以被雄猜之主“钓鱼”而丢命是不可避免的。至於什么承诺“不秋后算账”，十有八九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看上去像样子的承诺，其实就是他们最常用的“钓鱼”方式罢了。

制度上的“钓鱼”设计

经常有人对民主自由的制度说三道四，可谓良有以也。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保证人们对包括这一制度在内的任何人事都有说三道四、而不受诬枉之惩罚的权利。民主自由的制度其最大的好处，在於它有真正的制衡和纠错机制。

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在自我管理过程逐步演化、摸索出来的一套比较适合自己的制度运营机制，这制度犯错相对较少，而纠正相对比较容易。再简单地说，民主自由的制度，就是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是一种仿生学意义上的制度演化。因为生物相生相剋，有其自己演化出来的一条生物链，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可以例外。兽王老虎有剋星，总统也应该有制约，这就是人类向大自然学习的结果。如果总统或元首没有制约，任其胡来，其权力欲望和害人之心必然膨胀到无约可制。当他不按规矩出牌，但手中却拥有军队掌握强权的时候，对於那些反对者，他当然可以毫不客气地镇压。但镇压可以压制一时，却不能让人心悦诚服。於是採取告密、盯梢、构陷、钓鱼等管理方式，来实行特务和恐怖统治，使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把恐惧当成自己的日常状态，因而放弃自己的利益与尊严。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攫取政权之后，从“人民共和国”到宪法写上保障言论出版自由，颇能障西方人的眼目，行欺国人之实。宪法从来没有否认过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官方为了不让你游行示威，便专门制定一部“游行示威法”来对公民的权利进行违宪限制。宪法从来没有否认过言论自由，但当你批评政府，主张自己合法权利的时候，官方便会用“颠覆国家政权”来将之投进大牢之中。换言之，“人民共和国”的美名和宪法的装饰性，成了愚弄民众、惩治民众的“钓鱼”利器。这种制度上的“钓鱼”设计，名实不符、名实相违的情形，遍佈我们整个权利领域，从而使你处於进退维谷的陷阱之中。你如果不去维权，政府说我们有法律，请你依法维权；你如果真去维权，法院便会违法枉判，甚至会说你“颠覆国家政权”。不维权，直接失去利益；去维权，便会被“钓鱼”，或许会失去更多的利益，以至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许多民众普遍忍气吞声的原因。

进而言之，一种制度、一个政权，没有真正有效的制衡机制，便会不可避免地批量生产鲸吞民众利益的钓鱼陷阱。说得更直白一点，垄断独裁的专制制度天生就是由各种“钓鱼”机制组成的，在这样的制度下，民众作为鱼肉的命运不会改变，差别只在刀俎怎样制裁你，施舍给你多少空间.有了文化上的“钓鱼”传统、人治上的“钓鱼”常态和制度上的“钓鱼”设计，那么，诞生像上海这样明火执仗、野蛮横行的“钓鱼”逐利政府，实在是水到渠成的事。

 

胡锦涛接班已经七年，明年就要交出党权。他在任期之初许诺的新政并没有实现，所有问题都更加恶化，以至於坊间传出胡不如江（泽民）的说法。我认为，就现代视野而言，也许胡不如江；但就个人人品而言，胡并不比江差。胡无法实现自己的执政承诺，不是缺乏诚意，而是缺乏体制改革提供政治保障和支持。他继续沿用邓小平倡导、江泽民建立的威权体制，导致自己失信於民。

二○○四年十月胡温执政之初，中国四川汉源发生万人抗议围困省委书记、对抗武警的重大流血事件。五年过去了，官民冲突的频率、范围和暴力化程度都不断升级，突破纪录。据说，因为发生数字之高触目惊心，甚至难以统计，有关方面已经修改统计口径，并且不再对外公佈了。汉源事件以及其他群体事件产生的动力机制，就是胡锦涛无法建立和谐社会的原因。

社会骚乱的图式

毛泽东执政末期，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极度不满.邓小平从中得出的教训是，停止政治运动，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他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会满意；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也可以在发展中解决；为了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威权政体，给予人们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但压制导致人心涣散的政治活动。

只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政治就可以稳定吗？物质发展可以决定一切吗？这个问题早在中国古代就解决了。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史，为中国积累了专制社会治理的最高政治智慧。当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依据的是后来被归纳为法家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只要厉行严刑酷法，就可以震慑民众，建立强大的国家。平等、正义、礼仪和所谓善恶理论都是扰乱人心的东西，应该禁止。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垂问儒生国家状况，儒生回答说要实行仁政。秦始皇不以为然，秦国由边陲小酋到横扫六合、统一中国，靠的是军国主义的威权政治，而不是什么仁政。中国统一后局势很好，唯一不稳定的就是这些蛊惑仁政的儒生。於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彻底杜绝动乱因素，确保秦皇延续万世。但结果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推翻秦皇暴政的并不读书。以后专制统治者莫不以强秦覆没作为教训，注重社会公正和政治清明。

有人说，那是古代政治智慧，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迅速，可以化解旧的矛盾。但研究现代发展的专家早就注意到，政治不满和不稳定的国家，不是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而是那些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变化剧烈、但政治僵化不能及时调整的国家。这些国家多骚乱、政变和内战。

因此，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快速发展和物质成就并不能保障政治稳定；没有正义的强权，即使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强大的国家镇压，仍然多动乱，甚至可以被推翻。今天的中国动乱频仍，并不奇怪。

社会骚乱与稳定的政治动力机制

任何社会都会有社会不正义的事件发生，只有在社会不正义的事件导致受害群体和社会不满增加积累到一定数量时，才会发生大规模政治动乱；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各方面不平衡会不时出现，经常导致街头骚乱.但是，如果这些不公正的案件能够及时公正地处理，如果导致社会不满的根源能够及时消解，如果社会骚乱暴露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那么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社会动乱.相反，如果依靠镇压去控制局势，压制不满，虽然暂时可以维持稳定，但会导致问题持续恶化，最终积累不满能量超出临界点，导致颠覆性动乱.

中国古代专制治理的政治智慧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因此，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解读是，你把讲理的杀掉，再来找你的就是不讲理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其死后仅六年秦朝就二世而亡，项羽一次坑杀秦卒二十万.汉朝以后开始尊儒，注重维护一个相对公正的社会质量。然而，中国绵延两千年的专制社会不能解决最高统治者蜕变的问题，虽然开国皇帝明智地认识到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但后世总有皇帝堕落到不顾正义和民生，最后王朝覆灭。

真正解决这一个问题的是西方宪政民主。一是限制国家权力，确保民间社会和公民的权利；二是国家最高权力来自人民定期在相互竞争的政治家中选举授权；三是国家各权力间相互制衡。这样可以保证最高权力不再堕落到违背民意和伤害社会。这样的制度对现代社会更适应，因为古代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一个正义的结构相对稳定。但现代社会变动迅速，需要经常调整，因此公平竞争中的定期选举是及时有效调整的关键政治条件。

因此，社会不公与不满不是导致政治动乱的唯一充分条件，只有在揭露和调节这种不公和不满的政治途径被堵死时，社会不公和不满才会导致政治动乱.那种靠暴力维持稳定的做法其实是堵死政治调节的途径，积累不满能量，最终酿成社会动乱的机制。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实现对最高权力进行限制、制衡和定期更换，才能建立化解社会不满、实现政治稳定的机制。

胡温新政的问题

在二○○二年胡锦涛接班前，哥伦比亚大学曾组织一个讨论，关於十六大后的政局走向，有四种意见激烈争论。一是美国一位教授通过民意调查认为中国民众满意，政局稳定；维持现有模式可以持续增长.二是王绍光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不公、民众不满，政局不稳；需要通过扩展国家行政权力解决问题.三是康晓光教授认为中国社会不公，但官产学勾结的威权政体可以强行维持稳定。四是胡平、王丹等宪政民主派认为，如果没有政治改革，中国会在暴政中逐步走向动乱.

中国的群体事件频发表明第一种看法是错误的。胡温新政提出科学发展观指导建设和谐社会表明，他们看到了问题，但他们初期的治理思路是沿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第三种模式，这个模式在近年激增的暴力冲突中破产了。暴力镇压只会增加仇恨招致更大的暴力，他们转而求助第二种思路，扩展国家行政权力，调节社会矛盾和冲突，同时将镇压机制更加精致化，避免过度使用暴力。最近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就是强化党权和国家权力。但是，由於这些社会不公是政府腐败造成的，强化党国权力，不过是为更大的腐败制造机会。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最近胡锦涛重拳打击民间力量，吊销维权律师的执照，封杀公盟和平渐进改良民间团体，打压非政府组织的活动空间.这些都是进一步堵死威权政体中有限的暴露问题和政治调节渠道，快速积累政治动荡的能量。只有宪政民主的改革才能为建立公正的社会提供政治保障，营造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