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学文:尘埃落定看书展 (一)——中国主宾国的2009年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

平心看颠覆

提起“颠覆”,令人立刻联想到那些那些出人意料、令人震撼的事件,像哥白尼的日心说颠覆了对托勒密的地心说,迈克?杰克逊的演唱颠覆了古典的音乐舞蹈,近年来流行全球的露股沟低裆裤颠覆了传统的服装审美,像德国四年一度的大选是选民对政府的颠覆……

“颠覆”,不过是用来指称变化,那些重大的、急遽的、出人意料、令人震惊、影响深远的变化,变化所及则无所不至,文化的、科学的、社会的、政治的……。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变化都是常态,即使是颠覆性的变化。在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和平的社会,颠覆可以是令人兴奋的,却不必是令人不安的。民主制度之下,颠覆政府不是犯罪,而是公民受到宪法保护的不可予夺的权利。美国人投票颠覆了布什的政府,德国人大选颠覆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社会依旧安定和谐。颠覆政府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至于如何看待这样或者那样的颠覆,见仁见智,那是思想与言论的自由。

颠覆不必是破坏性的。破坏性的是对颠覆的扼杀,以政治权力、以国家暴力的扼杀。像在今天共产党极权制度下的中国,对一切敢于对抗国家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国民,概以“颠覆国家”罪逮捕、判刑和关押,以为动用国家暴力就可以镇压一切“颠覆”,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党国计划外的变化。如果胡锦涛们还具有常识的智力面对二十年来现实的中国与世界的话,就不会昧于明白的历史与现实:颠覆随时随处都会发生、都在发生,扼杀“颠覆”无异于螳臂挡车,扼杀“颠覆”者到头来必被“颠覆”。像二十年前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昂耐克、死无葬身之地的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像国内压不住的维权与反抗。法兰克福书展前奏讨论会上中国官方代表一意孤行,到头来被颠覆的是自己。

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

到德国很多年了,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书展经历了也有二十几度了,但都未曾到法兰克福亲历书展。每年书展期间,像《法兰克福汇报》、《南德意志报》和《法兰克福评论报》这样的大报每天都会增刊厚厚一叠文学版,推出畅销的新书、介绍文坛的老将与新人。对于像我这样对于德国文坛只偶有浏览的读者,会在这里遇到自己曾经相识又喜爱的作者与作品,了解到文坛的的掌故,是十分令人愉悦的事请。与书展联在一起的还有德国图书交易联合会一年一度的和平奖,这是德国非常著名的大奖。颁奖仪式定在书展闭幕的那个周日,会有著名的政要出席,电视台全程实况转播。在和平奖六十年的历史上,人们认识了许多十分杰出的获奖者,非常精彩的获奖致辞与贺辞。记忆中印象深刻的有一九八五年耶路撒冷市长T?考莱克(Teddy Kollek)获奖,一九八九年日后的捷克总统哈维尔获奖,一九九一年有前匈牙利著名异议知识分子康拉德获奖。德国前总统魏茨埃克在八四年和九三年两次发表贺辞,他优雅的德语与不落俗套而洋溢着人文气息和充满批评精神的演讲,令人久久难忘。在1984年到1994年间他连任两届德国总统,1985年5月8日二战德国投降40周年纪念日上,这位新任的总统把这一天称为德国人“从仇视人类的纳粹暴政下被解放出来的”的日子。此举堪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7日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相比,对于此后十五年后依然保守的德国主流社会不啻是一个“颠覆”,在其后很长时间内还被讥为“漂亮的空话”。

这是我所经历的法兰克福书展的传统,崇尚人文精神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来自于书展所由创立的基本价值:自由、人权、和平。在我有幸亲历这个传统之前,书展和平奖1958年授予雅思贝尔斯,著名德国犹太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与会致贺辞的是另外一个世界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1977年授予著名波兰流亡哲学家克拉科夫斯基,他的《马克思主义主潮—产生、发展和衰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它的第一卷的中译本近年在中国问世。1979年授予世界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二战结束后,他率先(1945年)访问德国,为被解放的纳粹集中营囚犯演出,并最早(1947年)和与纳粹有染的著名德国指挥家福特万格勒同台演出。此举当时遭到许多指责,但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与二战后援助民主德国重建的马歇尔计划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1981年授予旅居德国的苏联流亡作家科佩列夫(Lew Kopelew);……

全新的挑战

如今尘埃落定,回过头来看,必须承认,2009年第六十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充满了颠覆性和戏剧性,但是一个空前成功的书展。

空前是因为,自从1976年设立主宾国以来,以一个共产党极权国家为主宾国,本届书展是开天辟地第一次。2005年书展的主宾国是韩国,但是北韩拒绝出席,当时书展主持人博斯刚刚走马上任。书展还不曾有和共产党极权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冷战时期,和铁幕后的共产党国家没有交道;冷战结束,与之相交的东欧各国已经是民主国家了。不仅是对博斯,对西方公众社会与一般民众而言,中国毋宁是一幅炫目的改革开放社会的宣传画,共产党的形象被斑斓的色彩与耀眼的光泽隐去了。

书展当时之所以能够邀请民间独立的个人出席“世界与中国”讨论会,因为言论自由对他们不言而喻,因为他们天真地相信,中国可以接受他们的价值,和这个国家可以按常理打交道。在其前的一切协作中,中国不是一直慷慨而大度吗?

当打开天窗说亮话的时候,书展的举办者撞见了合作者“软实力”后面超级专制大国的真“强拳”,撞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坚硬内核:不准异议人士出席,虽然仅仅是两个与政府声音不同的个人。顿时,书展方无还手之意,立即让步,软硬兼施阻止两位异议人士赴会,只求保住中国的参展。什么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书展六十年安身立命之本、书展的自由主义传统,一时间统统化为乌有。为了生意、为了利益—已到手的和被许诺的利益,不惜任何代价?!……这是令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在这里自由生活的人们真正不安的。

(待续)

狄马:梭罗为什么要入狱?

1846年7月的一天夜晚,居住在美国瓦尔登湖畔的青年农民亨利·大卫·梭罗准备进城去鞋店取只修好了的鞋。这时税务官找上门来,要他缴纳人头税,因为他足有六年没有缴人头税了。他说他不打算缴纳这笔钱,理由是他反对奴隶制和墨西哥战争。于是警察逮捕了他,并把他关到康科德城的监狱里。第二天早晨,一个未透露身份的人代缴了这笔税款———有人考证是他的姑妈,他便从监狱里释放了出来。出狱后,他没有回家,而是若无其事地到那家鞋店取了修好的鞋穿上,加入到了一群收越橘的人群中。过了半小时,他就置身于莽莽苍苍的山间橘林里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梭罗入狱事件”。

这个事件之所以有名,就在于它不是一次单纯的公民抗税事件,而是一场无权势的个人借用税收向国家表达不服从的政治请愿行为。抗税之所以被拿来运用,不过是因为对一个底层百姓来说,税收几乎是唯一直接面对政府的机会。三年后梭罗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对公民政府的抵抗》,在梭罗死后出版的著作中,这篇文章又被人冠以《论公民不服从》的标题发表。从此,公民不服从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就与梭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一般来说,人对正义有一种天然的维护义务。也就是说,当一种正义制度产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中时,我们每个人都有服从的义务。甚至当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款只是稍稍偏离了正义的标准,没有超出我们个人所能接受的基本限度时,我们也应当容忍,至少不宜运用非法的手段攻击它。因为绝对的正义只存在于上帝的手中。人类社会的正义只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绝对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人都不能虚拟一个理想的正义王国,然后强迫所有的人毁家纾难地去奔赴。其次,每个人的正义观是不同的,各方必须妥协才能达成一种接近正义的秩序。在一个由多数决定的民主社会里,政府必须尊重个人表达异议的权利,而个人也必须尊重多数裁决的程序和结果。也就是说,异议者必须要容忍对他们异议的异议,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

问题是当法律和制度不是稍稍偏离了正义的轨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个人的良知和道德律,我们是不是还有义务服从它?或者更严重地说,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完全背离了人类普遍认同的正义原则,甚至公然践踏由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时,作为个人是不是仍然应当服从?如果不服从,又当采取什么方式?

对于专制主义及其卵翼下的各种不正义法律,中国人的应对经验很丰富,如自贬、示弱、哭穷、隐居、敷衍、推诿、装病、装死、装疯卖傻、装聋作哑、游山玩水、炼丹养气、求神拜佛、参禅打坐、吃茶喝酒、斗鸡走狗、钻在女人堆里不出来……不一而足,但从大的方面归纳,不外乎两种:一是逆来顺受,二是暴力反抗。

逆来顺受实际上是对罪恶的一种默许状态。这种状态是由对强权的恐惧和对自己的无力感造成的。其实质是麻木与不负责。暴力反抗是逆来顺受的反面。但这只是暂时的求生之道,从长远来看,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仇恨不会化解仇恨,只会带来更多的仇恨,就像狼不会生出羊,只会生出更多的狼,秃鹫不会孵出鸽子,只会孵出更多的秃鹫一样。

那么,除了逆来顺受和以暴易暴之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有,那就是由梭罗、甘地等人开创,由马丁·路德·金发扬光大的非暴力抵抗之路。非暴力抵抗既克服了逆来顺受派对罪恶的放任自流,又避免了暴力反抗带来的血腥后果;既具有逆来顺受者不针对对方肉体的理性特质,又吸取了暴力反抗者对罪恶的坚决打击态度。它的实质是通过自己的受苦来寻求对手的理解,而非复仇;通过自己的忍耐激发对手的同情,而不是施恩;它的目标是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非消灭和凌辱对手;一句话,它的本质是爱,而不是恨。在梭罗的例子中我们看到,梭罗并没有袭击税务官。他知道,在他与政府之间,税务官不过是一个恰好被委派来向他行使权力的中介人。他的真正对手是州政府以及州政府背后的庞大国家。而州长和总统不会出来接见他,因而,他只能通过这个他所能见到的国家代表———康科德城的一个普通税吏———表达不满。他知道这是违法的。因而当警察要他坐监,他就坐了监;当有人付了保证金,他也就出来了。但这丝毫也不代表他的服从。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要向这个声称全世界最自由和民主的国家表达他的不服从:即一个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国家不是我的国家,我不能用我的税款支持一个国家的军队侵略别国,就像我不能雇凶杀人一样。

这当然是一种违法行为。虽然践行的人常常通过愿意接受法律惩处来表达对法律的忠诚,但它仍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即便这违法是由自己的良知驱动的,是依据个人内心“更高的准则”的,但违法就是违法,违法了就应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违法既包括直接反抗他所不满的法律,也包括间接反抗他所不满的法律。“间接反抗”就是他的行为和反抗的目标法律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来说,一个公民只要能找到“直接反抗”的手段,他是不会使用间接手段的。

以梭罗为例,我们看到,梭罗反对的是奴隶制和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按照“直接反抗”的原则,梭罗应该释放奴隶,并给奴隶吃好穿好,享受医疗保险待遇,但问题是他根本没有奴隶可供释放;再不然就要等到国家要他抓捕或者镇压奴隶时再行抗拒,但问题是国家没有要他这样做。如果碰到这样的机会,事实证明他也不会放过。比如,在瓦尔登湖畔居住的日子里,他曾为一个从南方庄园里跑出来的黑奴指明北极星的方向,以帮助其逃亡。但问题是,他很少能碰到逃亡的黑奴,逃亡的黑奴也并不见得人人都找不见北极星的位置。因而他必须采取更有效的手段。反对战争也没错,但根据“直接反抗”的原则,他只能在国家强行征兵,或直接拉他入伍,并命令他对墨西哥开枪发炮时再行抵抗,但问题是国家没有让他当兵,更不用说让他开枪发炮了。作为一个白人,他不是奴隶制的受害者,更不会发动战争,墨西哥也没有他的亲戚。也就是说,他既不是他所反对的不正义法律的受害者,也不是施行者。按照一个公民只能进行“直接反抗”,不能进行“间接反抗”的论断,对于此等既不是由自己发动又与己无干的恶法只能袖手作壁上观。中国话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有思想。从长远来看,是思想,而不是利益,指导着一个人或一种文明的走向。一个人一旦知道了什么是正确的,就不能不去做。于是梭罗只能入狱。中国话说,他不入狱谁入狱?

80后“集体失恋”的叙事纬语

这一周,网友首先迎来的是越来越火爆的光棍节,新浪博客头条当天挂出一篇《三无80后:高房价逼我打光棍》的博文,点击居然达到了13万多,80后对房子的集体怨恨可想而知。更难堪的是,如果说儿时的80后还沉浸在电视广告“单身贵族”和“白领”的美梦中,那么,现在已经步入社会的80后有志青年,则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命名“蚁族”———“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这是一个像蚂蚁一样勤奋顽强的群体,他们合租在阴冷潮湿的农村出租屋,他们吃着廉价快餐和早市剩菜,他们每天起个大早去玩命挤公交,他们干着薪水微薄而又缺乏保障的工作。从广商毕业的温骁说:“我们是打不死的小强,就这样活着。拼到最后,不管路是怎样。”他们“不曾失败,只是还未成功”……这就是搜狐专题里描述的“蚁族”,编辑“李亚飞”在结语里写道:“如果说中国经济算是奇迹的话,那么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这些拿着微薄薪水艰难度日却又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而不懈奋斗的无数中国人……”这一解释角度估计是受了秦晖的启发,因为在专题右上角,链接着秦晖的《中国的“低人权优势”》。可我觉得,“李亚飞”更应该关注专题右下角那个链接《“80后,”被搞垮“的一代》,那个链接打开后有这样的内容:”在08年表现突出的80后仍摘不掉‘垮掉’的标签,原来‘垮掉的一代’称谓变成了‘被搞垮的一代’。可见,80后的生存困境和付出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就业难、工资低,他们自降身价当搓澡工;房价高、增收难,他们任劳任怨疯狂加班;物价涨、社保缺,他们每对夫妻奉养四位老人……“

那么,该如何理解80后的“被垮掉”呢?网络名文《白领陨落,黑领升起》的剖析堪称经典:“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比起10年前苍白的小资白领来,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力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准……来自官方背景的黑领对来自民间草根的白领的颠覆,体现了政治权力向自由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僭越,及其对经济权力的篡夺。这种食利自肥的经济身份使官方的超脱精神和公益基础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伦理尊严荡然无存。”

理解了80后的“被垮掉”,你再来看最近80后对“李雷”和“韩梅梅”的疯狂纪念也就别有会心。今年人教版新出的辅导教材《派斯英语》中又出现了“李雷”和“韩梅梅”,这让网络上,80后集体“失恋”了,因为当年伴随他们中学生活的“李雷”和“韩梅梅”最终没有走到一起,如今“韩梅梅”结婚了,但新郎不是“李雷”。李雷和韩梅梅的故事由徐誉滕的一首歌推向了高潮,网友迪迪说:“人为什么容易怀旧,容易感慨,也许是因为现实的不太如意,十多年前,我们只是学生,没有房子的压力,没有老爸老妈的逼迫,没有丈母娘的诸多要求,没有老板的压迫,我们开开心心,只是每天要做做作业,只是每次都要去小组长那里背英语课文,现在,美好不在了,我们都在寻找,但这些,都不如回忆来得温暖。”很明显,80后的心结在“韩梅梅结婚了,新郎不是李雷”与“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实现了,但受益者不是白领,而是黑领”之间发生了奇妙的交汇。也因此,80后的集体“失恋”,也就在诗学的玫瑰色里,还打上了一层历史哲学的悲剧底色。

其他的看点还有:南京儿童医院医生“偷菜”害死五个月婴儿,网友骂道:“丫偷的不是寂寞,是人命!”南京林业大学派“红袖章”巡逻,一旦发现校园情侣的过分亲昵行为,就及时上前提醒、制止,说是纠正“不正之风”,网友挖苦说:“这样就能回答钱学森的质问了?”成都某网友图文并茂地描述了他用血浆兑水浇灌兰花的过程,引起网友公愤:“昔日视血为药的华老栓,今日以血为肥的浇花人,何其相似乃耳!那么,又是谁给这些现代版的华老栓、华小栓们以生存的土壤呢?”

吴晗式悲剧:从控诉到被控诉

逢九之年,值得纪念的事与人特多,今年是吴晗逝世40周年,他的死也是值得国人永志悲悼的。据说,在生命最后的时刻,吴晗在监狱里口吐淤血,喊出了最后的抗议:“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但是,大夜弥天,他的呼声与其他同命运者的类似抗议一样,不但没有人倾听,反而淹没在对他与他们的控诉讨伐声中。

诚如劫后余生的吴晗村友(“三家村”)廖沫沙所说,把吴晗送上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倘若把吴晗的遭遇放在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中去考察,确实不能简单理解成他个人的命运。今天,一忆及吴晗之死,依然让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然而,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除了历史大悲剧的制造者与导演者,像吴晗这样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大悲剧的最终上演中,是否也有推波助澜的促成作用呢?

据黄裳为《吴晗全集》所写的序言,1957年在批判所谓“章罗联盟”的大会上,吴晗取出1948年秋秘藏下来的罗隆基让他转交在港民盟领导人的密信,要求香港民盟坚持民盟自主,不接受中共的领导。黄裳认为:“这一揭发给罗以最沉重的打击,也是人们认为吴晗整人手段狠辣的一例。罗的原信因吴晗认为欠妥,并未转交而留在手中的。”且不说1948年罗隆基以民盟主要领导身份给在港民盟发密信,尚属于民盟内部事务,吴晗截留此信是否符合民盟组织原则与为人准则,即便在1957年,他也不应该抖出此信,去追诉罗隆基在共产党执政前的作为民盟领导人的言行。但吴晗的反戈一击,在反右惊涛中确实是置人死地之举。

与此同时,吴晗还揭发章伯钧,“在195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作为民盟中央领导的章伯钧,对作为民盟北京市领导吴晗所说应该是民盟中央与民盟北京市委的关系问题,当时两者的关系颇有龃龉,与反对共产党领导也无直接关系。

吴晗在1957年3月加入共产党。反右开始不久,7月7日,他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声色俱厉地讨伐所谓章罗联盟。吴晗控诉道:“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部署、有计划、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他最后说:“他们一伙是人民凶恶的敌人!”他的发言博得了“长时间的鼓掌”,调门之高令人侧目,以至50年后黄裳仍然印象深刻,不便为尊者讳。

另据李辉在《碑石》中披露,一个与吴晗共事过的文人,一再向他表示过对吴晗的不满,正是吴晗的斗争坚决性使其打成右派,蒙受冤屈,历经磨难达20载。罗隆基死于1965年,章伯钧死于1969年,李辉所说的这个人肯定另有其人。这就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因吴晗愤怒“控诉”而深受伤害的不止一个人。

在《吴晗传》里,苏双碧说吴晗是“真诚的人犯了真诚的错误”。《吴晗传》还指出,对自己“究竟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时候才能掌握,怎样才算掌握,吴晗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如果有,那就是毛泽东的意见。”由于对毛泽东尊若神明,吴晗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在政治上,吴晗不仅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愤怒“控诉”,而且在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时也把彭德怀说成是“假海瑞”。在学术上,吴晗研究海瑞,虽然披着史学的华衮,但更多是承风希旨的奉命史学,与郭沫若为武则天翻案一样,不是出于历史学家独立而理性的研究。与陈寅恪相比,不仅谈不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甚至连有些底线也已经荡然无存。

这种现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也绝非限于吴晗个案,而是一种普遍倾向。由于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或者虽有思考却出于名利权位的考量而依旧违心跟风,以最高领袖的思想为绝对正确的思想,以伟大领袖的号召为行动指南,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投入无休止的批判运动。不妨简单列举一下,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开始,1953年批判梁漱溟,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与批判胡适思想,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与批判丁玲、陈企霞事件,1957年批判“章罗联盟”为首的反右派斗争,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反右倾运动,1964年对文艺战线“封资修”路线与作品的全面批判,直到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拉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以上这些,不过荦荦大者,至于对文化学术领域具体人与事的批判几乎无年无之,不胜枚举。在这一波又一波的批判运动中,有一个现象令人注目:在前一个批判运动中,类似吴晗这样“犯真诚错误”的批判者与控诉者,在其后的批判运动中往往沦为被批判者与被控诉者,胡风、丁玲、冯雪峰、邓拓,都难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命运,而掌控其后的则另有其人,直到最后,乃至历次文化批判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周扬、陆定一也被当作要打倒的阎王,送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这种现象,不仅在文化学术界有,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也有,直到最后把刘少奇与邓小平也打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正副司令。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借用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罪责问题》中对发动二战中德国人四种罪过的深刻剖析:刑事罪责,是指在十年浩劫中直接参与打砸抢者,也就是浩劫后清查的所谓三种人;政治罪责,指那些虽未具体打砸抢,但真诚积极参与“文化大革命”的人,据此而论,浩劫以后绝大部分中国大陆公民都应负有政治罪过;道德罪责,指那些在道义上认同“文化大革命”或在此前系列批判运动中为其到来推波助澜的人;形而上学罪责,则指在思想理论上制定与鼓吹“文化大革命”的人。这四种罪责的严重程度,是由低向高递升的。倘若以这一理论来对照,像吴晗这样在反右斗争或其他批判运动中“犯真诚错误”的知识分子,是否本身就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与道德责任呢?这种反思,在韦君宜的《痛思录》里已有触及,一是可惜还不够深刻,没能做到一挝一道血的程度;二是没有引起全民族的反思,追问自己应该承担哪一种罪责。其后,国人几乎中止了这种苦涩但是必要的“剥洋葱”式的反思。

再来说吴晗。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谈话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已经为吴晗问题定了性。而1966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明确表态:“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自此以后,就是以毛泽东指示为最高指示的广大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像当年吴晗控诉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是人民凶恶的敌人”那样,对吴晗、翦伯赞进行全民控诉的时候了。吴晗一旦成为被控诉的对象,他的含血的抗议也就显然微弱与无效,必然被声势浩大而又“义正词严”的全民“控诉”所吞没。不知此时的他是否会推己及人,后悔当年他对右派的“控诉”,但即便后悔也为时已晚。

历史从来不吃后悔药。但是,从控诉到被控诉的吴晗式悲剧,作为前车之鉴,难道不应该成为后事之师吗?

朱瑞:朱维群的发飙耍泼与何方先生对民族政策的看法

朱维群:现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何方: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所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根据北京要求,达然萨拉方面递交了《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符其实自治的建议》(中国政府称《备忘录》)。《建议》中,详尽而诚恳地表达了西藏民族对现任政权的期望和对自己未来的需求。几乎立刻,北京就召开了中外新闻发布会,朱维群副部长给《建议》下了定论: 

“《备忘录》尽管借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个别词句,进行了包装、点缀,但是,从标题到内容还是‘大藏区’‘高度自治’那一套,这就是我们早就指出的‘半独立’‘变相独立’,实质还是‘西藏独立’那一套……” 

“我们严正指出……‘西藏流亡政府’是少数分裂主义分子1959年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逃亡外国的产物,搞了几十年分裂破坏活动,它的存在就是非法的……” 

“说得客气一点,你们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合适宜的。说的直白一点,你们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资格。” 

但同时,朱维群副部长也肯定了第八轮会谈(北京方面称第九轮):“总的气氛是坦城的”“……这次能够由杜青林部长第二次接见他们,这可是我们国家领导级干部,这难道不是一个进展吗?” 

朱副部长这段强硬而逻辑混乱的讲话,为世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北京方面在彻底否定《建议》的同时,并没有拿出解决西藏问题的任何方案!《建议》,归纳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所有藏区真正实施宪法赋予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 

接下来,中国传媒纷纷撇开《建议》,集中曲解达赖喇嘛尊者在西藏和平抗暴五十周年记者会上的个别词句,并展开了文化大革命式的、几乎丧失理性的围攻。 

为什么北京方面毫不掩饰地左顾右盼,诱导人们进入西藏问题的误区?2009616日朱维群副部长在会见中东欧记者团时,再次露出端倪:“把这样一个已经被我们中央政府完全否定、已经顶回去的东西(指《建议》),作为今后接触商谈的前提和基础,这里有一点接谈的诚意吗?”显然,朱维群所有的表演,就为了一个目的:回避藏中接谈! 

不言而喻,在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如同《水浒传》孟州道十字坡孙二娘的酒店一样,不过是个幌子。当然,我不是说中共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专门以杀人为目的,这仅仅是个比喻,也许不太恰当,但是,老共产党员、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多年,前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在今年4月出版的《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中撰写的《胡耀邦与民族区域自治》一文,分析得恰如其分: 

60年来,我们一直宣告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但这只是表面的和对外宣传用的,实际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所谓自治,就得允许各民族‘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但我们实行的则是‘党管一切,汉人当政’。” 

法国的古伯察先生在《鞑靼西藏行》中写道,“当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中国是那么让人同情,可是,当中国入侵周边的小国时,比那些列强还要残忍!”事实上,中共治下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质,就是对少数民族区域,尤其是西藏、新彊的毫不掩饰的掠夺。  

然而,朱维群的发飙耍泼,还是着实让藏人尤其是尊者的特使嘉日洛珠坚参吃了一惊:“中共官员的言行犹如疯子?!” 

中国已经没有了胡耀邦那样敢于承认和纠正错误,并愿意承担责任的领导人。目前的当政者,操心的是自己如何平稳地在独裁的椅子上,上演大国“崛起”的游戏。至于治藏的极左政策,那是没有必要担心的,只要枪杆子还握在手里,就可以遮蔽一切。因而,信息封锁,几乎成了现任中共领导人的宗教。这也是朱维群副部长为什么在藏人持续被抓、严重判刑(甚至死刑)的今天,仍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告诉世人:“当前西藏的形势很好,社会政治局势持续稳定。”“ 中央政府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西藏的广大群众是站在我们党和政府一边的,西藏的各族干部是能够经受严峻斗争考验的、是忠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藏传佛教绝大多数寺庙和僧尼是爱国爱教的。” 

所以,不管流亡政府怎样声明做好与北京接谈的准备,希望北京方面拿出一个可以替代《建议》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而北京方面就是执著于上演贼喊捉贼,嫁祸于人的老戏。这次朱维群回答德国《焦点》杂志的问题,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说: 

“重新建立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才是他(达赖喇嘛)所追求的‘自治’。”(事实上,西藏流亡社区,早已建立了著名的民主政体,作为统战部副部长的朱维群,怕是比任何人都清楚。) 

 “单就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而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动乱的一个根源。”(既然这个政府是非法的,为什么还说谈判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并且已经与这个非法组织进行所谓的九轮会谈?) 

“中国人民在60年前就已经当家作主了,历史事实也证明,我们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历史事实也证明,举世瞩目的西藏3月事件和新彊的7·5事件,就是面对中共的 枪杆子,甚至搬出死刑,两个民族也没有屈服!) 

朱维群副部长,在西藏问题上无理取闹、胡搅蛮缠,让我们清楚了中共政权是认准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理,也就是在否定《建议》的同时,决不想拿出任何可以替代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然而,何方先生适时地在《胡耀帮与民族区域自治》中,指出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途径,简而言之,真正的自治,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唯一出路!

首先,何先生认为,应该完善民族区域自治,落实胡耀邦关于西藏问题的著名的三十一号文件;改正从列宁斯大林那里继承来的专政理论;改正从共产国际那里搬来的组织上的狭隘宗派主义思想;还有中国特色的历朝对待异民族的“以夏变夷”的传统。他写道: 

“我们不仅在干部政策上不相信少数民族出身的人,更严重的是对整个少数民族不信任,实行明显的歧视,用不同的眼光和不同的标准视察和处理问题。例如,为什么同一民族的香港就可以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台湾还会更加放宽标准),不同民族的藏区就不允许‘藏人治藏,高度自治’呢?为什么港、澳、台可以实行‘一国两制’,而地处大陆的少数民族就只能和汉族‘一刀切’……要说对港、澳、台是由于情况不同,不得不做出让步,那不是有点‘欺软怕硬’,拿原则做交易吗?” 

何方先生提供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案,不仅可以解决西藏问题,同时,也可以解决中印关系紧张问题,新疆问题,内蒙古问题等极左政策下出现的系列民族问题。也是树立中国在世界中的威望不可缺少的要素。 

当然,不管以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藏中接谈,都是不可逾越的步骤,而直接同达赖喇嘛尊者会谈,借着尊者的慈悲、宽容的力量和深远的巨大影响,是解决西藏问题可遇而不可求的捷径。任何回避和施延,只能使中国在民族问题上,越来越被动,并堕落为历史的罪人。 

藏中会谈概要(2002年至今)

高  瑜:不同的二十年——东欧倒墙VS中国崛起

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胜利,非二战战胜法西斯和东欧共产阵营垮台莫属。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为这两个胜利都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代价,但是结果都与胜利擦肩而过。

代替六十四年前抗日战争胜利的是内战和残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的中共一党专政政权的建立。二十年前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成为东欧共产铁幕产生多米诺链条倒塌效应的催化剂,但是这场伟大的胜利最后的几张骨牌被天安门的城墙挡住,中共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残存的铁血代表人物邓小平,用坦克和几十万野战军在北京镇压了上百万和平示威的民众和青年学生,成千上万曾经推翻毛政权的代理人“四人帮”,并且推动八十年代民主运动的知识分子和领袖人物统统遭遇被抓捕和系狱的命运,使得中国人追求的民主变革,像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样又一次遭遇灭顶之灾。

天安门民主运动与柏林墙的倒塌

今年全世界的政治家和传媒都隆重纪念从六四天安门事件到柏林墙倒塌的巨变,唯独中国除外。中共统治集团不仅像二十年前一样,用军警特制造政治高压,还正式逮捕了《零八宪章》的主要起草人,八九民运的领导人之一刘晓波,但是就像二十年前邓小平的坦克和冲锋枪子弹阻挠不了中国民众的抗暴精神一样,胡锦涛政权的高压同样阻碍不了海内外八九民运的参与者和支持者对六四的反思。十一月九日是柏林墙被推倒的日子,世界性的纪念活动正在进行,将中国的八九民运放在二十世纪留给人类另一项伟大的遗产中去思考,对中国民主化的推动有非凡的意义。

BBC对东欧剧变的时序排列是从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日罗纳德。里根在执政八年之后离开白宫,为他的共和党伙伴乔治。布什让开美国总统的宝座开始的。一九八零年,里根大选获胜,刚刚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对他还不屑一顾,坐井观天的中共传媒还讥笑他的演员出身。卸任之时的罗纳德。里根被民意选举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中共只能哑口,因为全世界都看得清他是冷战中领导西方战胜共产主义的领袖。1987年他在柏林勃兰登堡门前发表的着名演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吧!”已经成为历史永久的回声。

乔治。布什是中国的朋友,事实证明他也是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最坚定的推行者,是世界新秩序的奠定者。邓小平实行屠杀之后的中共政权,曾经以老布什尽快恢复了与中国的正常关系而自诩,但是中国人都记得恶贯满盈的总理李鹏访美与老布什会谈时,总统始终没有正面看李鹏一眼的电视镜头。

共产阵营的龙头老大苏联的变化成为世界目光的聚焦点。一月十九日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宣布从东欧撤除十分之一核弹头部署的计划。二月十五日苏军撤离喀布尔,结束历经9年的阿富汗战争。二月二十四日苏联加盟共和国爱沙尼亚恢复庆祝自己历史性的独立日,首次举起半个世纪之久没有展示的爱沙尼亚国旗。三月二十六日俄罗斯新议会举行自由选举,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的叶利钦当选苏维埃人民代表,得以重返政坛。四月二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问社会主义古巴,会见卡斯特罗,两国紧密盟友关系开始疏远。四月六日他在伦敦短暂停留,受到英国公众和首相撒切尔夫人英雄式的欢迎。

二月六日波兰政府同意与取缔八年的瓦文萨领导的团结工会进行圆桌谈判。四月四日谈判结束,达成历史性协议,团结工会获得共产党政府的承认。

与此同时,陈子明、王军涛两位中国民运领袖公开呼吁“将民主从街头引向人民大会堂。”

四月九日武装部队和示威者在苏联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发生暴力冲突,造成20人死亡。此后苏联政府动用武力解决民族冲突成为不再可能。

五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宣布放弃执政党地位,实行多党制。五月十五日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占据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的大学生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和新思维。十六日上午十时邓小平会见戈氏,邓事先交代:以“同志”相称,只握手,不拥抱。给中苏关系定位睦邻友好合作,而不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式的“抱团”。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及时报告了戈尔巴乔夫本人,戈氏按此行事。当天晚上,赵紫阳与戈氏进行总书记会见,戈尔巴乔夫先对赵紫阳说:我们两个总书记的会见,说明我们两党关系的正常化,这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说:上午你和小平同志的见面,就是两党最高级的会晤。赵接着说:「七八年以来,邓小平是国内外我们党公认的领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前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根据邓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常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全党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能和经验。这对我们党是至关重要的。十三届一中全会我们党通过一个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的问题上总要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以上会见经过了电视直播,邓小平决定十七日在他家举行常委会,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赵紫阳因反对戒严决定,导致最后下台和软禁。

北京六月三日晚上十一点,进入木樨地的野战部队开始向阻挡的民众开枪,残酷的大屠杀一直进行到四日凌晨,几十里的长安街到处躺着遇难者的尸体。死亡名单至今官方没有公布。

“天安门的模式”让东欧警醒

六月四日共产党阵营的波兰第一个实行自由选举,团结工会明显胜出。

六月九日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中被毛泽东指责为“中国纳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身份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做了讲话,强调动用军队武装镇压八九民运的必要。

六月十六日布达佩斯举行了为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中被处决的前总理纳吉及同案人重新安放骨灰的“国葬”仪式。匈牙利社工党的时代宣告结束。

七月九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波兰,表示支持波兰改革,波兰则希望得到经济援助。

八月二十四日波兰团结工会成员马佐维耶茨基出任波兰政府总理,使波兰成为40年来东欧共产国家中第一个由非共产党的政党成员出任总理的国家。

八月十九日数百东德人从匈牙利同奥地利接壤的边境索普朗(sopron)地区,经匈牙利逃到奥地利,该事件被人们称为”跨欧洲野餐”.首先归功于当时的匈牙利总理内梅特,他开始拆除匈牙利同奥地利边境的部分安全隔离网,九月,内梅特全面开放了边界,允许6,000东德难民离开匈牙利进入西欧。德国前总理科尔说过:“柏林墙被拆最初是从匈牙利开始的。”内梅特说:“如果没有当时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默许,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如果当时戈尔巴乔夫被迫下台,历史的发展就会大不一样。”十月初已有已有3.7万名东德公民逃往联邦德国。

在居民大批出走的冲击下,十月七日东德40周年国庆日前后,东柏林、莱比锡等许多城市爆发了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民德当局发扬民主,进行改革,放宽对出国旅行和新闻媒介的限制。十月初支持邓小平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的中共副总理姚依林出访东德,出席40周年庆典。六月以来“天安门的模式”,一直笼罩在东柏林上空。东德当局向组织民众示威的最大反对派”新论坛”发出信号说:”不要忘记天安门。“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接见姚依林的时候再一次提到了北京六月的事件。但是”新论坛”领导人表示要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10月7日东德国庆四十周年庆典上,德共总书记昂纳克宣称共产党的统治”五十年,一百年不倒“,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却向东德政权呼吁”给民众更多自由。“庆典活动演变成了街头示威和大规模的逮捕行动,戈尔巴乔夫听到东德示威者高喊:”老戈,救救我们!”40周年庆祝活动发展成每个周一晚在莱比锡的示威。市中心的尼古拉教堂,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成为强权统治下的一个自由论坛。牧师菲雷尔在教堂里挂的牌子上写下”对所有的人开放“。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模式解决问题”.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向媒体透露,莱比锡示威没有酿成流血事件也因为苏联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根据西德获得的情报,戈尔巴乔夫向东德领导人昂纳克表示,如果他使用武力镇压本国的群众示威,苏联军队是不会支持的。

十天之后昂纳克为首的政治局全体成员辞职,政治局委员克伦茨接替总书记。十一月四日,大约100万人在东柏林举行示威游行,九日深夜克伦茨下令开放了柏林墙的过境站,受共产专制统治四十年的东德人潮水一样涌向西德。象征共产极权,分裂欧洲的柏林墙被东西德人民还有东德的军队一起推倒。

十一月十五日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访美,向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受到热烈欢迎。他表示,波兰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否则将走向灾难。

十二月任罗马尼亚最高统帅二十四年的齐奥塞斯库下令军队向人民“可以开枪,朝天开枪,先警告,如果不成,向腿部开枪!”虽然比较六四屠杀“不惜一切手段”的军令要仁慈一些,还是逼迫不愿意向人民开枪的国防部长米列亚自杀。齐氏谴责他是叛徒,引起军队哗变。于二十五日与夫人埃列娜一同被审判处死。

十二月二十八日捷克持不同政见人士,参与起草《七七宪章》的作家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总统

一九八九年的胜利直通多米诺骨牌倒塌的下一截——一九九一年,庞然大物红色帝国苏联的解体。

八九民运为什幺成为失败者

与东欧柏林墙的倒塌做比较,八九天安门运动的失败,是因为邓小平作为第一代暴力革命出身的共产党头子,比东欧含有社会民主党理念的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都更残暴,可以称之杀人不眨眼。许多经历了六四一夜大屠杀的西方记者转战报道东欧铁幕的垮台,做过深刻的比较之后,十年、二十年后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欧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及天安门事件。这种印象甚至影响了没有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的西方记者。1989年时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出版了专着:《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的BBC特约撰稿人李。达菲尔德,没有见证过六四天安门大屠杀,却写下颇有深度的东西方比较新闻《1989:从天安门到柏林墙》,他写下了“为什幺北京的暴行没有在东德重演?”他认为:“东德远远没有中国那幺孤立,前者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使当局很难封锁消息。东德大部分地区都可以看到西方电视新闻,与西方的电话通讯也十分方便,家用摄像机拍摄的画面经常被偷运到西方电视台播放。

大规模社会运动得以利用大众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赶走共产党、自由选举、开放经济以及后来的德国统一。

同时,大批人还通过邻国匈牙利逃到西方,他们到西德可以自动获得公民权。

德国统一后,前东德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兰也朝着健康方向转型。欧盟在东欧努力推广清廉的政府。东欧百姓可以享受迁徙、言论等方面的自由。“

严格控制传媒、网络、言论和出版,至今是中共政府从六四镇压继承下来的维护政权稳定的看家办法,最根本要阻止中国民众获得民主思想和社会运动的经常性的训练。属于中国最杰出知识分子之一的刘晓波,看清这一点,蓄志要向捷克《七七宪章》的成员学习,牵头起草了中国的《零八宪章》,就在公布的前一天,被当局第四次抓捕,系狱已近一年。现在中国是经济占世界第三位的庞大的经济体,很快就要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但是新闻自由度永远与老挝、缅甸、伊朗、古巴、朝鲜最落后的几个国家为伍,去年排在世界第一百六十七位,今年反而又降到一百六十八位。八九之后的二十年,中国和民主化的东欧是完全不同的二十年。二十年前,昂纳克最终没有采用“天安门模式”来镇压东德人民的民主潮流,二十年后,经济强大的中共政权却处心积虑要把“中国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崛起的中国将带给世界的是什幺?刚刚结束的法兰克福书展可以看出端倪。

抬着“天鹅绒监狱”输出软实力

自由撰稿人许知远最近向中国读者介绍米克洛斯。哈拉兹蒂描写70年代末匈牙利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的着作《天鹅绒监狱》。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寻求让中国人能吃饱肚子的改革初始的时期。“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共产主义的体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东欧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是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艺术家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变成了相互依赖。监狱的冰冷栏杆被套上了天鹅绒,人们忘记了它仍是监狱”

匈牙利八九年实现多党制之前的的治国之路如果有人介绍给邓小平,那“南巡讲话”起码可以提前十年,省得用坦克,机枪把知识分子都吓得得了“犬儒病”(胡平语)。

今年中国投入一千五百万美金,组建了一个超过两千人的代表团,修建起六百平米的展馆,去做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为了显示经济背后的软力量,还不惜巨资临时翻译上千种图书,习近平赠给默克尔两种江泽民的英文版书就是要在书展上首发的。中国表现的阔绰,是为了争夺国际上的发言权,真像驾驶着文化航母驶到了德国,但是中国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包括江泽民的两本英文专着,显示出来的文化和科学创造力究竟有多大呢?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阻挠德国主办方邀请两位参加过八九民主运动的异议作家戴晴和贝岭参加展前研讨会酿成了风波,戴晴发言中国作家中途退场演变为闹剧,中国代表团与德国媒体进行了一场死缠烂打,德国媒体批评“中国输出审查制度”,中方指责为造谣。中国巨资打造的文化航母刚进港,就现出“天鹅绒监狱”的原型。其实这正是领队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副署长柳斌杰和邬书林的本行。

在中国,享受到天鹅绒待遇的只能是精英联盟,邓小平六四之后建立的权贵资本主义,实际是条“富官”之路,虽然与毛泽东的穷民之路有天壤之别,但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分子,艺术家都全部圈养在“天鹅绒监狱”里,对底层人民进行残酷的盘剥和掠夺,是富官的不二法门,依靠国家机器进行镇压同样是一党专政的的本色。邓小平九二南行讲话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胡时代不断演变,最新的演变是配合内外宣传输出软实力的,高层提出“软得更软要公开,硬得更硬不公开。”法兰克福书展上落实如何,令人不敢恭维,实际是“软的软不下去,硬的见不得人,该公开的又掖又藏,不该公开的被《环球时报》兜了个底儿掉。”详情德国主办方邀请的发言嘉宾秦晖教授作为目击者,有精彩和条理分明的记述。

昝爱宗:巡回法院缺失,难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

一位老律师最近告诉我,当下国内金融危机,国内经济出现一些问题,经济纠纷增多,诉讼也就增多,国家司法资源严重超负荷,法官和律师都显得很忙,有的案件既包括民事诉讼,又有刑事交叉,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就可能导致某个地方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导致当地的当事人受益,而异地的当事人则无法享受司法公正。司法不独立,中央最高法院不设巡回法院,糊涂法院乱判糊涂案的现象就不时发生,谈司法公正难上加难。

比如,前不久发生在浙江绍兴和杭州萧山两地企业的一起经济纠纷案件,原本是企业之间的借贷,数额高达1100万元,可居然借贷这一方的法定代表人涉嫌私刻企业公章,并显示在借款协议上,这就涉及刑事犯罪——涉嫌诈骗。该案本是一起案件,但由于不同的诉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管辖权,被复杂的现实割裂为两个案件。民事的诉讼地在杭州,归萧山区法院管辖,债权企业也在杭州萧山。刑事的发生地在浙江绍兴,归绍兴所在地的公安局主办,借贷企业在绍兴。于是,借贷这一方的绍兴企业向异地的杭州萧山法院提出先刑事再民事的异议,即刑事先于民事,先把刑事查清楚了,再审理民事,绍兴当地公安局也以这样内容的公函提交杭州萧山的法院,然而法院不予认可,也没有停止审理,债权这一方也不同意,杭州萧山法院的理由是一个案件若民事与刑事是不同的法律关系,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应当分开审理,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于是这件经济纠纷案件就成为两地的两个案件,虽然案件案情都有交叉,但由于中国没有中央最高法院设立的巡回法院,案件审理有可能受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就可能导致影响司法公正,或者说无法实现司法独立。

绍兴的这起案子简单说就是一起借贷,按理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此案本该无甚悬念,直接还钱便是。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本案背后的隐情不能忽略,内情不明,最终会导致官司的判决结果不同。杭州萧山的振辉公司在萧山法院诉绍兴的梅荣公司,讼称,梅荣公司于2008年4月2日、5月4日及5月12日分别与振辉公司签订三份借款协议,分三次分别向振辉公司借款300万、300万和500万,借款期限分别为2个月、1个月和5天。后因梅荣公司到期未归还借款,振辉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梅荣公司还款,并通过法院冻结扣划了梅荣公司的大笔银行存款。

看上述诉求看不出隐情,仔细看法院判决书,发现在提交证据的时候有不少疑问:原来三份借款协议书上绍兴梅荣公司的公章是伪造的。那么,此案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那么简单了,有可能会牵扯到伪造公章人的刑事责任了。到底是谁伪造了公司的公章呢?经查明竟是梅荣公司当时的法定代表人徐樑。徐樑是谁?和被告梅荣公司是什么关系?怎么会伪造梅荣公司的公章呢?后经绍兴县公安机关侦查后查明,徐樑于2007年9月-2008年8月被梅荣公司董事会聘请为法人代表。梅荣公司指控,徐樑在担任梅荣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间,使用伪造的梅荣公司的公章及浙江大和纺织印染服装公司的公章(绍兴当地公安机关在其住处还查获了其他公司的多枚印章),未经公司董事会许可,擅自以梅荣公司的名义与原告振辉公司等单位与个人签订借款协议,而其所借的款项并未进入梅荣公司的帐户中,而是进入徐樑私自开设的“梅荣公司账户”。绍兴当地公安机关对徐樑伪造被告梅荣公司单位印章的事实确认无疑,因被告梅荣公司的印章一直由公司的董事长、现任法定代表人徐梅荣保管。徐梅荣向绍兴县公安局报案,称徐樑私刻印章诈骗、坑害公司利益。据一份杭州法力机构提供的资料披露,徐樑因此案构成诈骗罪后被绍兴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这桩经济纠纷案件,由于涉及刑事犯罪,这里面就有个程序必须要办,即如何界定刑事与民事,于是绍兴县公安局在对徐樑诈骗案立案侦查后,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在我国普遍适用的“先刑后民”的审理原则向萧山区人民法院致发公函,要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停止审理,并将此案移送至绍兴县公安局一并侦查。然而,杭州萧山区人民法院对此不予认可,并于2008年12月19日做出判决,由梅荣公司向振辉公司返还借款1100万元。2009年4月25日,上诉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判决绍兴企业返还杭州萧山企业1100万元借款。至于其中事实部分的争议焦点,到底法定代表人私刻公章借款是否判定借款协议无效,判定借款无效能否确认借款是否真实发生,借款到底是私人行为还是企业行为,1100万元真实存于哪里银行的哪个账户?一审和终审法院并没有在最后直接确认这些理应必须确认的事实,只是确认这个案件属于经济纠纷,“可以与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分开审理”,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织在一起能否由上级法院裁定第三方的法院一并审理?而杭州法院最后认定的“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分开审理”结论,是否公正与权威?能否由第三方的异地的权威法院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给予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审理的案件,经审理认定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第12条: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纠纷案件,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告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我们看到最高法院的规定是必要的,但谁来当裁判员进行确认某案件确属经济纠纷,或某案件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不能由当地法院自己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是最高法院规定的先天不足之处,也是中国没有设立中央巡回法院的弊端显现之处。

如今,国内经济受国际金融危机出现不稳定的状况,类似案件会大量发生,民事刑事交织在一起,各地司法又都容易受当地地方保护势力施压,导致司法不独立,再者又因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巡回法院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主持公道,国家的司法资源很容易被滥用,不受约束的司法权力必然导致司法腐败,司法公正就显得更加遥遥无期。

党之化:推倒“长城防火墙”这座无形“柏林墙”

1989年11月9日,存在了28年的“柏林墙”终于被推倒了。“柏林墙”倒塌之时,一场互联网革命正在全球兴起。面对这场互联网革命,中共当局却十分害怕,建立了一座无形的“柏林墙”,将本来相互通达的国内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分割开了,试图阻止国内民众了解有关中共政权的真实信息。

这座无形“柏林墙”,被称为“长城防火墙”。它究竟有何神秘面纱?实际上,其英文全称为Great Fire Wall,缩写为GFW,基本功能是以DNS欺骗(域名劫持)、IP封锁、关键字过滤等手段实现网络封锁。它由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简称“安管中心”)组织开发。安管中心成立于1999年6月,隶属于原信息产业部现工业与信息化部,与国务院下设的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以及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简称“互联网应急中心”)是挂着不同牌子的同一个机构。

“长城防火墙”的存在,与一个人有很大关系,他就是方滨兴。对此,如果在百度(www.baidu.com)搜索“方滨兴”与“GFW”,搜到的结果却是:“搜索结果可能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予显示。”这个结果说明,“方滨兴”与“GFW”不仅有关系,而且关系极大。要不然,“方滨兴”与“GFW”就不会成为网络“敏感词”。

那么,“方滨兴”究竟是何许人呢?实际上,他现在为北京邮电大学校长。而在此之前,他先于1999年担任“互联网应急中心”的副总工程师,随后又担任其总工程师、主任,也曾担任“安管中心”的名誉主任。不过,仅仅这些职位还不能完全说明“方滨兴”在“长城防火墙”中的地位与作用,还需要借助于下面这个有关“长城防火墙”的研究列表:

董开坤、胡铭曾、方滨兴:高性能图像处理计算结构研究;

刘永强、方滨兴、胡铭曾、云晓春:Linux下大流量捕包方法的研究与改进;

罗  浩、云晓春、方滨兴:一种基于嵌入式协议栈的内容过滤防火墙技术;

董开坤、胡铭曾、方滨兴:基于图像内容过滤的防火墙技术综述;

董开坤、胡铭曾、方滨兴:一个并行图像处理模拟运行环境的研究与实现;

胡铭曾、方滨兴、张宏莉:一个Internet路由器级拓扑自动发现系统;

王佰玲、方滨兴、云晓春:传统报文捕获平台性能影响因素分析;

杜阿宁、方滨兴、胡铭曾、云晓春:中文交互式网络搜索引擎及其自学习能力;

贺龙涛、方滨兴、云晓春:关于在交换局域网进行主动捕包的研究;

王东滨、方滨兴、云晓春:基于Web管理的网络监测技术的设计与实现。

从这个列表,可以发现方滨兴在“长城防火墙”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而在方滨兴担任委员的中共北京市信息化咨询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上,是这样介绍他的:“(方滨兴)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国家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基础设施’的概念,并率先主持建设了包括‘国家网络安全监控平台’在内的多个相关系统。”这里所说的“国家网络安全监控平台”,就是“长城防火墙”。对于方滨兴在“长城防火墙”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网络上有一篇叫《GFW的前世今生,一部“GFW之父”方滨兴的发家史》进行了具体介绍。

正是由于方滨兴帮助中共当局建立了“长城防火墙”,成为“GFW之父”,所以中共当局让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同时也被信息产业部授予“在信息产业部重点工程中出突出贡献特等奖先进个人”,被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等部门联合授予“先进个人”。

历史肯定会记住方滨兴,因为他的行动剥夺了中国网民的网络自由。为此,《GFW的前世今生,一部“GFW之父”方滨兴的发家史》这篇文章说,“GFW面临与曼哈顿工程一样的伦理困局。科学本是中立的,但科学家却被政治摆弄。技术工作者们只关心也只被允许关心如何实现安全,并不能关心安全的定义到底如何。他们缺乏学术伦理精神,不能实践‘对自己工作的一切可能后果进行检验和评估;一旦发现弊端或危险,应改变甚至中断自己的工作;如果不能独自做出抉择,应暂缓或中止相关研究,及时向社会报警’的准则。结果就算他们辛辛苦苦做研究却也不能造福民生,反而被扣上‘扼杀中国人权’、‘纳粹帮凶’的帽子,不可谓不是历史的悲哀。”

正是由于“长城防火墙”侵害了公民的网络自由,所以注定它会与“柏林墙”一样被最终推倒。正如《2009匿名网民宣言》所言:“旧意识形态势力对新兴网络势力的诬蔑和压迫,对网络世界的敌视和封锁,这些都表明了他们对于历史潮流的恐惧,都将成为他们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的最后挣扎。那些妄图在历史车轮面前螳臂挡车的,都将最终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长城防火墙”倒塌之前,每一个中国网民所能做的,就是与东德人利用各种工具翻越“柏林墙”一样,利用自由门、无界、洋葱头、世界通等各种翻墙工具翻越“长城防火墙”,让“长城防火墙”失效。不仅自己翻越,还向别的网民推荐介绍,让更多的网民一起翻越,共同推动“长城防火墙”的倒塌。“今天,你翻墙了吗?”应该成为每一个中国网民的问候与行动!

如果从1999年算起,“长城防火墙”已经存在了10年。虽然“柏林墙”存在了28年之后才被推倒,但是,“长城防火墙”的倒塌一定用不了28年。因为在这个“人人时代(Here Comes Everybody)”,只要每一个无权力不愿意生活在恐惧与谎言中的网民,认真行使自己所拥有的发表权、编辑权、采访权、评论权、知情权、搜索权等权利,就能展示出强大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从而将“长城防火墙”拆毁。因此,我们一定要在未来18年之内将其推到,不能让其存在时间超过“柏林墙”的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