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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全世界听到我们的人权呼声――对一个被拆迁市民的采访

宋宇是江苏省南通市的一个普通市民，原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性格单纯，家庭和睦。但是，自2006年8月她和丈夫以及公公婆婆居住的崇川区文峰街道五一社区房屋遭遇拆迁以来，她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2009年11月11日，宋宇家接到了崇川区政府下发的强拆通知，在此之前的11月6日夜，宋宇遭拆迁人员殴打，曾试图跳下派出所大楼自杀。

11月12日，宋宇通过网络接受了我的采访。在调查非法拆迁的过程中，我曾去过宋宇居住的五一社区。

参与记者：请你简单谈一下你们社区的拆迁情况。

宋宇：我们五一社区的被拆迁户共260家，我们都是城市居民，但政府按照集体土地的价格给我们补偿，这样，我们的拆迁价格就比附近低，我们和政府的人说如果是集体土地，你们就不能依据城市拆迁管理条例拆啊，可是他们不管这些，也不听我们说什么，再问就给我们一句话：“你们是斗不过政府的。”到现在为止，已经拆了三年多，还不知谁是开发商，就是一个南通市土地储备中心和房管局，把我们的房子拆了，拆迁三年了，他们才决定在这个月的25号，拍卖我们这块土地。

参与记者：11月6日你们家被街道干部逼迁，你和公公陆志泉被打，你丈夫还受到警察威胁，请说一下这个情况。

宋宇：那天街道书记和拆迁公司的人来谈拆迁，我公公去倒开水，拆迁公司的人说：“不签字就不许走。”拉扯中我公公被打，我去阻拦，也被人打了，打得我们满脸是血。警察来了之后，先是不让我们去医院治疗，后来又把我们叫到派出所录口供，可是那些打人的，却一个也没来，也没有去抓他们。后来，警察要给我丈夫开传唤证，我丈夫不签字，警察就威胁说不签就开拘捕证。我一气之下，打开一个窗户要跳下去，被看管我的警察拦住了。那时我刚被打，又一夜没睡，脑子里一片空白，不想活了。文峰派出所王所长开始是很凶的，后来看到我情绪失控，态度就变了，来安慰我，我说：“你什么也不要说，你要枪毙我就枪毙我吧，我不会怪你的，因为你也没有办法，你只能执行上面的命令，所有部门积极配合拆迁，除了帮助欺负我们老百姓，除了贪污分钱，你们什么也不做。”王所长很生气，说我诽谤他，要告我，我说：“你去告吧，告我诬陷你们不作为，我们老百姓除了这条贱命，什么也没有了，就象蚂蚁一样，任你们捏。”因为这个拆迁，我连工作都不做了，家里没有人他们会偷拆。

参与记者：你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宋宇：开始我们是觉得补偿太低，我家的房子连配房一起有300多平方米，还有院子，才补偿我们40多万，我们觉得太少。不过，经历这几年的拆迁之后，我们也不在意钱多钱少了，就是要把我们受到种种迫害的真相说出去，叫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我们不管钱多钱少，就是要求让政府守法，依法拆迁。

参与记者：你们都受到过什么对待？

宋宇：那就太多了。我们家的窗玻璃被砸了这么多，人也被打，照片上都有，你都看到了。有一个邻居，对拆迁不满，流氓就打她嘴巴，把她手指都掰断了，还抓起来，放出来之后，她人都变了，看上去都快要疯了。所有的人都快要被搞疯掉了。有一个老头，80岁了，躺在床上，拆迁的人抬起他的床，象摇篮一样摇晃，还把水浇到他的被子上，把小便尿到他的冰箱里。有一个老太婆，被刺着刺青、光着头的流氓用鞭子抽，被拍了照片，有空我传给你。还有一家，签字了，到手的钱比原先政府承诺的少了3万，问拆迁人员怎么少给钱，拆迁人员说：“拿去帮你们送礼了。”这家人说你凭什么拿我钱去送礼啊，拆迁的就耍无赖：“你告我去啊。”事情太多了，一时也说不完。拆迁的人完全不讲理，你说的对他也不听，完全不顾我们的感受，也不顾我们的生命。他们还故意挑拨离间，搞得夫妻不和、老小不合，家不成家，他们不管这些，哪怕你家为拆迁离婚、死人呢，只要签字，叫他们拆房子，达到他们的目的，就行了。他们还找和拆迁户关系好的人做探子，来探听家里的情况，看是不是有人顶不住了，先从顶不住的人身上下手。打人啊，株连的，都是常事。政府怎么能这样？

参与记者：你觉得南通政府是不是在通过拆迁改造来造福百姓？

宋宇：不是，他们是要我们都搞疯才行，我都快要疯了，我和丈夫，现在每天都要经历两三次的情绪大起大落，痛苦极了。我没想到中国的政府是这样子。我和丈夫都出生于七十年代末，差不多是八零后的心态，从小在国家和家人的呵护下生活，没有受过什么苦，工作也比较顺利。过去家里也有人说政府腐败，外面也有人说共产党坏话，我都不信，没有体会，觉得奇怪，不理解他们，我们都很爱国，也很敬重政府官员，我以前在单位也和政府官员打交道，对他们很尊重，但是现在看到各种领导，区长，主席，书记，主任，这样的人，在我们家大摇大摆，在院子里骂骂咧咧，什么话都说得出口，这个拆迁把我对政府的感觉完全颠覆掉了。我丈夫说，共产党还是好的，但是，蛀虫太多，官官相护，最后搞成这个样子。总之，政府在我们心目中的印象是完全颠覆掉了。

参与记者：你还爱这个国家吗？

宋宇：我还是爱国。但是，政府这样对人民下黑手，还是人民政府吗？政府怎么能用来对付人民，现在我都没信心在这个国家生活下去了。

参与记者：那么多人都签字了，为什么你还要坚持？

宋宇：签字的人是被逼得没办法，昨天晚上就有签了字的邻居来安慰和鼓励我们，他们也想说话，不知去哪里说。在我家里，老人因为知识和法律意识的问题，有点愚昧，见政府又骂又吓，就说：“我们怎么能斗得过政府？”但我们年轻的就不这样想，在中国，在法治社会里，我们觉得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真相就是真相。我们要把这些说出去。他们又吓又骂的，有什么用，再过十几年、二十年，信息时代了，他们怎么能继续这么做，国人会服气吗？政府一层层压住，不让说话，可我们就是要说，强权压制我们也要说真相。现在我走在马路上都觉得生活很不真实，政府怎么能这么做！但是我还要坚持，有时我想去南通市中心最高的大楼上撒传单，把这个盖子揭开。中央上层领导还是想搞好这个国家吧，但下面的这些官员为了一点点小利，而放弃了国家的大利，那就是人民的心，如果人民的心都丢了，这还叫国家吗？对人民的伤害现在看不出来，被遮盖住，因为是隐性的，就象一种疾病的潜伏，十年二十年过去，整个民族还有什么凝聚力，这些人真是为国家好吗？中央上层的原意绝非如此。这不是在搞拆迁，是在拆掉民心。拆迁过程受损失的是被拆迁户的利益，长期来讲损失的是国家大利。

参与记者：可以通过境外媒体帮你说一下事实真相吗？

宋宇：可以，只要能说出去，就行。现在我们的情况国内也不能报道，只有国外的人可以救得了我们，我这句话是有含义的：天是他们的天，地是他们的地，我们感觉就象蚂蚁一样，没有人权，过得很压抑。这一切显得如此荒唐。

参与记者：可以把你的电话给海外媒体记者吗？

宋：可以，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呼声，我的电话是13328093682。谢谢您。

参与记者：不客气，我会继续关注你们的情况。请你和你的家人多多保重。

宋宇

宋宇公公陆志泉受伤后的照片

对于《零八宪章》，它“是什么”，当然是最重要的议题，这方面大家已经发表了很多的精彩议论。我迟迟到现在才发言，谈谈它“不是什么”，铁定比较会有新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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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
一、《零八宪章》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二、《零八宪章》不是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三、《零八宪章》不是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四、《零八宪章》不是一个向专政者叩头的请愿
五、《零八宪章》不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
六、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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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八宪章》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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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理念：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　　 │
　│ ◆基本主张：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 │
　│ 　　　　　　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 │
　│ 　　　　　　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 │
　│ 　　　　　　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 │
　│ 　　　　　　环境保护、联邦共和、转型正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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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八宪章》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有人说，《零八宪章》是独立知识分子为自己的利益作出的诉求，它高高在上，没有把眼球放在对于底层人民的关怀，不值得人民大众的支持。这样的批评没有根据。

底层人民如果不是无权的老百姓、就是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他们要出头天，要能够在中国的政坛上面以多数人的身分，集体发声，他们就需要拥有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让政府不得滥权，然后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参政、监政，参与“共和”，自利利人。这就需要大众拥有“自由”、“人权”、以及“平等”。所有这些底层人民出头天所必需具备的的条件，正是《零八宪章》在其“基本理念”中所罗列了的东东。可见，就理念而言，不管它是哪些人、为了谁的利益所作出的诉求，它绝对“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细读《零八宪章》所推出的所有19项“基本主张”，从“修改宪法”到“转型正义”，也都是底层人民争取当家作主、追求自身福祉的一系列不可或缺有效措施。因此，就其具体主张而言，它也“不是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二、《零八宪章》不是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有人说，《零八宪章》是右派的纲领，仅仅关切右派的政治、社会、经济利益，不值得左派的支持。这样的批评也没有根据。

当今的中共已经不是1949年意气风发誓要践行其左派革命理想的中共，甚至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无钱可贪的中共。它已经不再保有左派关切工农大众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本身就是大资本家、超大地主、权钱交易的受利者、大尾的社会寄生虫，以及凭藉党政军独裁专政、鱼肉工农大众图利自己的集团──它不但压制争取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迫害争取信仰自由的各种教徒，……，它尤其蹂躏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有赖游行、示威、罢工、集体争议争取出头天的工农大众。因此，中共剥夺着“它的垄断官僚统治集团以外的所有人民”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它严打右派，却也对左派更加无情残酷地给予打击。

《零八宪章》既然倡导宪政民主，它自然就不只是右派的纲领、不只是左派的纲领、而是中国全民的纲领。说是“全民”，当然包括中共垄断官僚统治集团。说它追求被压迫者的解放，非常容易理解。说它同时还追求压迫者的解放，真有其事吗？这事当真，因为压迫者如果不想被推翻、被清算、甚至被歼灭，他们可以接受《零八宪章》，安心地把游戏规则从一党独裁改为全民选举，让自己也在新的民主游戏规则底下新生。当左派和右派都在中共的专政下觳觫的时候，《零八宪章》绝对“不是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三、《零八宪章》不是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有人说，《零八宪章》主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就是容忍藏独、疆独、台独，就是鼓吹藏独、疆独、台独，就是搞分裂主义。这样的批评也没有根据。先看所谓的台独问题。首先，中共于1949年，把中华民国一分为二，在它所已经窃据（国民党的用语）了的大陆地区，建立它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把台湾从中国踢走，让台湾不再属于中国。因此，分裂主义的始作俑者不是台湾人民，不是蒋介石的国民党，而是中共自己。有了这样的正确认识再来议论台湾的统独问题才会取得有实质意义的结论。加以，台湾人民已经通过数十年的民主斗争，终结了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取得了民主，掌有了自己的命运。今日，台湾是否、何时、以及如何与中国统一，已经不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民间组织之间可以私了的事务，已经成为了台湾人自己可以决定、也才可以决定的议题。

既然台湾已经于1949年被中共分裂了，《零八宪章》显然无需也不能再分裂台湾。事实上，它正是在这个拥有一个甲子的分裂现状之下，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办法，企图探索有无可能取得大陆人民（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和台湾人民（即中华民国国民）可以共鸣、认可，以便进行统一。一清二楚地，对所谓的台独问题，《零八宪章》绝对“不是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再谈藏独和疆独问题。藏独和疆独有着分离主义的倾向。不过，无风不起浪，这样的倾向之所以会发生，乃是由于中共不尊重人民自决权，不尊重自己《宪法》所规定的真正的民族自治，不尊重藏人、维吾尔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尤其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此，分裂主义是既有的事实，而且其责任承当者乃是中共。《零八宪章》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主张，非常明显地不是要强化分离，而是要为消弭分离提供药方，希冀根据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所揭橥的“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原则、采用富有包容力的联邦制方案、促使少数民族自愿地选择留在中国境内。因此，对于藏独和疆独的议题而言，《零八宪章》也绝对“不是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四、《零八宪章》不是一个向专政者叩头的请愿

有一些激进党人从相反的面向反对《零八宪章》。他们认为《零八宪章》太软弱，是在向中共专政者叩头请愿，甚至有着想要接受招安的存心。这样的批评也没有根据。宪政民主乃是今日中国人民自救的最优途径和近期目标。《零八宪章》的目的就是要走这条途径、要争取这个近期目标。如果向中共叩头，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为什么不可以向中共叩头？！不过，《零八宪章》显然不认为叩头有用，因此它没有叩头，而是用底下这样的吁求来宣示它达成目标的手段：

“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分，求同存异，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它把希望寄托在可以导致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一场公民运动。这就表示《零八宪章》认为，没有成熟的公民社会，通过一场暴力夺权，不会导致真正的民主，而只会重复以暴易暴的历史轮回。因为，终究而言，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人民要能驯服政府，要想永葆民主的青春，首先必需在民主运动当中自我启蒙、自我充电，自我形塑公民社会、成熟公民社会。可见，《零八宪章》“不是一个向专政者叩头的请愿”。

五、《零八宪章》不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把《零八宪章》当做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而骚扰众多《宪章》的签署人，并且长期羁押它所认定的主要起草人刘晓波博士，并且企图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样的认定是毫无根据的。

少于五千言的《零八宪章》没有任何一段文字、一个句子、乃至一个字，明示地或暗示地呼唤人民起来使用武力非法推翻政府。相反地，它呼唤一场公民运动，让人们在运动当中意识化起来，形塑公民社会，然后凭藉觉醒了的公民去驯服政府，让专政者深深地意识到，继续专政再无可能，改而奉行宪政民主则是活路一条。专政的政府终将改弦更张，终结专政，还政于民。此时全民合议，采取《宪政》的第一条“基本主张”，合法地修改宪法，走出宪政民主的第一步。这里没有谁颠覆谁的问题。它要做的乃是催生、营造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让宪政民主水到渠成。可见，《零八宪章》绝对“不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

六、小结

◆认为关切底层人民利益是第一优先大事的人们，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把底层人民的利益排除在外的宪章”。

◆认为争取工农当家作主是中国人民自我解放的条件的左派，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仅仅争取右派利益的纲领”。

◆认为防止中国分裂是中国人责无旁贷的第一优先大事的人们，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主张分裂主义的蓝图”。

◆认为向中共叩头请求中共改革、甚至心存接受中共招安念头乃是最大罪恶的激进派，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向专政者叩头的请愿”。

◆认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应该给予骚扰、它的主要起草人应该给予判刑关押的中共头头应该终止你们的一切迫害，而且应该支持《零八宪章》，因为它“远”不是你们所想象的“一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檄文”。

60年红朝专制政治文化历程是一个不断强化发展的典型极权政治文化，这个极权政治文化发展到今天完成了它的表面上的修复：从红朝第一代到第四代的全面登台于国殇60年的红朝盛典为标志，经历了从极权政治的“漂白、洗黑到见红”的三个大的历史政治文化时期，这个专制极权文化的重要特征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即国家至上的意识形态，它的表面上的政治修复并不等于中国的政治使命的完成。这个尚未完成的政治任务就是必须是建立在民主宪政基础上的政治文化制度。

一、漂白。一般而言，这个“漂白”是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又一次反动，以极权共产主义取代历史中的渐进主义，以对抗取代宽容，以社会一极取代社会中端，这既是历史的错讹也是人类的一次失足。20世纪共产主义对历史的大的“漂白”历程决定了中国的政治文化进程。

20世纪中期中国政治文化在1949年后走向了一个单一的极权专制文化的进程，它改变了既有的中国政治文化形式上的“君权神授”等类似的天朝政治制度，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王朝已经消失，近现代的三民主义也被取缔和消解，中国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被中国式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取代，后者的暴力革命的成功后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个政治文化的“漂白”进程在红朝前30年体现为一个讲究对抗主张斗争的政治文化，它的学说基础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的土共理论。就此而言，“漂白”基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毛泽东思想决定了这个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式的政治专制文化。

然而它的主要特征既不等同于舶来品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也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政治，它对两者都有继承和发扬但又两者都不是，它当然是以此为底色却带着红朝太祖毛泽东思想及其个人风格内容，带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内容，带着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落后基质，它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列宁斯大林化和毛泽东化。

20世纪中国的这一暴力革命并非是简单的改朝换代（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是主观上企图与世界历史进程接轨（只是它只接上了主要为东方国家的苏联），这一对历史性的“漂白”所体现出来的暴力政治文化虽没有了皇帝但主席尚在，没有了宰相但听命于皇帝的总理还在，没有了苏联式的斯大林主义，却有了中国式的毛泽东思想。后者虽然加上了马列主义的标签却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瓤子，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标签，却是毛泽东个人及其后宫政治的不断演绎而已。  

这个“漂白”通过体制的暴力和政治的暴力以及全面的“上层建筑的暴力”得以维持，就象世界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暴力的能够维持一样，没有正确和错误只有强势和弱势。改变历史进程以及进行政治文化的“漂白”也由这个专制强者来完成了。

二、洗黑。沿袭了极权政治文化，红朝第二代和第三代政治领导开始一个政治修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因为对政治理想主义的放弃而注重实用主义，放弃思想注重工具，放弃政治生硬注重政治灵活。但此一政治文化方面的某些放弃并不是放弃其政治文化中的统治根基部分，而是为其继续统治服务。因为这一历程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残酷我们只能以“洗黑”这样的名词来概括它。

实在而言这一历史时期已没有了政治文化而只有统治术。邓小平不注重思想而注重实际工具。他的猫的政治文化论述也不一定要去抓老鼠（实际社会生活中人民差不多才是老鼠）。作为一种“体制内”的政治统治术，这一“理论”奠定了红朝对中国社会资源和民生的“洗黑”。通过对全社会的“洗黑”红朝奠定了它的继续统治的强大政治经济基础。

政治“洗黑”基本等于社会经济的“掠夺”。邓“不讲政治”了是因为政治正确不在自己这里，以暴力始然而企图归于平和合理是历代皇朝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红朝的政治文化也一样企图完成这样的一个政治演绎。“洗黑”是对“漂白”的修正。有《用两只眼睛透视中国未来》一文基本上就是这一洗黑的另一个注解：

“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过去”，“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现在”并以“以权力社会和分赃体系的两只眼睛看待中国将来”，是对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洗黑”模式的事实表述。政治文化是强者的逻辑因而总的来说也就是“权力”和“分赃”，这当然本身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术语，但对红朝后30年的市场经济来说大体也是概括准确的。

“要致富走险路”。因为社会的“险”必须用政治的强势来维持，就象中国传统中自己的“有”是建立在别人“没有”的基础上，大中国的“均富”似乎从来都是一个神话：前30年通过政治和军事暴力进行社会掠夺，后30年通过经济暴力进行掠夺；前30年的“漂白”的政治内核仍是“洗黑”即掠夺，“洗黑”才是贯穿红朝的真正底色和根本。

后30年“洗黑”的基本内容已为大家熟知。一般而言它还将这样不断的“洗”下去和“黑”下去。从不讲政治到讲文化是这样的“洗黑”发展到后期的结果，“原罪”正在消失，土共开始变成贵族；红朝的政治文化仍是以暴力维稳，以“洗黑”为的，而这几乎也就是中国历代王朝自第二代以后奉行的要旨，红朝亦如是。

三、于是洗黑到最后倒就见红了。中国的“城乡一体化”步伐正在“稳步推进”：公共交通开始覆盖到郊县，一个没有接受什么正规教育的农民（这样的农民中国何止千万）上车对售票员说，“我到高潮村，高潮村到了叫我一声。”来自城市的售票员当然不想答理这样的一个大老粗。于是前者不断要求售票员到时提醒自己，售票员于是不耐烦的说“别废话了，高潮到了我会叫的。”

60年红朝大寿（兽）便到了这样的高潮，开始叫出声来。红朝的“洗黑”洗到最后开始“见红”。第一代到第四代终于完成了一个从漂白、洗黑到见红的历史怪圈的循环。这对今天“体制外”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极权中国开始带上了红色美丽面纱迷惑世人，这样的“见红”当然早已不是处女的见红，而是经过修复的处女膜的见红了。

现在“权力”和“分赃”体系完全建立。这个分赃体系还试图决定掌控中国的未来。借用《当代中国研究》洪朝辉先生对中国政治文化的有关3C政治因素的阐述，“过去60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由三大文化要素组成，包括儒家文化（Confucius Culture）、毛泽东時代的中共文化（Communist Culture）和权力资本文化（Power-Capital Culture），简称3C文化。”概言之，儒家的臣民文化，毛时代的共产专制文化及权贵文化是60年红朝政治文化的根基。

所以红朝60年的“见红”倒是继承过去的多，开创未来的少。但它的仍能维持正在于3C文化本身尚有一定的政治社会维系力。笔者窃以为此文是研究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一篇相当重要和精当的文章，如果包括从漂白、洗黑到见红中的那个结合了三种政治文化的中共的党文化在内的话。

党文化是红朝政治文化的核心。60年红朝的“见红”是它的另一种极端表现。从第一代的“专政”和“斗争”，到第二代的“猫论”和“不讲政治”，到第三代的“三个表”和“和谐”，最后到了第四代60年红朝的“人民万岁”的表演以及纸面的“中国民主政治白皮书”，红朝的“见红”开始初见端倪。这个党文化是中共试图修复其政治处女膜的手术刀。但能不能受孕一个新的中国似乎不能只容红朝执政者单相思，因为既不能万岁更连今天都每况愈下的人民已经开始意识到民主其实就是一个吃饭的问题，要多吃要吃好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60年红朝党文化除了威权政治及维稳外在文化上已所剩不多了。所以红的底色仍是黑这是没问题的。民主在中国诚然是一个漫长的岁月，但“见红”总比没红好，有一点民主总比没有民主好这也是肯定的。然而最有可能的是类似“见红”仍可能是体制内的事而不会允许体制外的参与，既使是一个被修复的处女膜它也会这样，拒绝人民的普遍的民主追求而把民主限定的自己的政治包间之内。

四、破处和探索。按红朝第五代第六代（哪怕是第七代）的政治癔想，中国的民主也应该是红色的即“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协商也是只对橡皮图章进行协商，红朝第四代的政治姿态胜过政治内容表演性强。虽然民主本身也是一种表演即既需要舞台也需要剧情，问题是不能总是那几个角色，中国民主必须要有新角色进入，台下的人太多想上台的也多，因为“重在参与”是势所必然。这是一种政治破处（是破红朝的处）。

被修复的政治处女膜在政治文化上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它的不公正，其次是它的不真实。红朝后代把现实当成历史，这是不真实，就象把修复了的处女膜当成真正的处女膜一样；因为不公正所以制造文化虚幻，于是遇见真实和“残酷的真实”便只有用暴力来维持；红朝把自己的富裕和辉煌当成理所当然而漠视人民的公正，或许它有改变现实的企图，或许它试图建立“党内民主”，但却很难福及众生与民同利！则在于如果没有大手术大中国既有的柔韧官场政制便可抵消它这强力。

于是红朝的破处必赖于一种谦和及牺牲。这它能做到吗？它做得好就是“改良”，做不好可能也就是另一意义的“革命”（如果今天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话），尽管后者的意义在今天很难简单的以改朝换代来概括；红朝的另一破处必须来自制度，民主宪政不能只是“见红”而必须动真格。所谓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互动需要体制外的参与，它可能不一定是全民的参与，但必须是社会政治民主参与和政治反对派的参与。

如果没有“革命”建立民主政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修复或许是另一种建设，如果社会的政治宽容存在的话，但要有这种政治文化的宽容必须从红朝执政者自己做起。这方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良好开端，但至少在目前人们还没看见这样的曙光。中国的民主宪政可能还要待以时日啊。

写过《大趋势》的约翰·奈斯比特应中国官方之邀写了一本《中国大趋势》，拼凑出所谓的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特别提出了不同于“水平式民主”的“垂直式民主”，为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辩护，说白了也就是一种宣传，没有什么思想价值。作为一个外国人，而站在中国的权势集团一边，振振有词地为他们的利益说话，约翰·奈斯比特不是六十年来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远的不说，就在2008年，当官方庆祝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时，写过《江泽民传》的美国人库恩就出版了一本《中国三十年》，也曾走红一时，大为媒体关注，库恩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介绍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首先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度，包括中国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包括用手机发送政治笑话的短信等，个人自由度很高。”是的，库恩说的没错，三十年来，从毛泽东铁索下解放出来的中国人确实赢得了类似选择穿不同衣服的自由，那不过是“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上的自由，离真正的自由还十分遥远，不仅不值得夸耀，反而凸显出这个老大民族的深刻悲哀。我们到底拥有什么样的自由？在生活中处处都可以切身感受，用手机短信来发政治笑话聊以自慰，只能证明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根本就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更何况因为短信而遭拘禁等迫害的案例不断见诸媒体，没有被曝光的还不知有多少。

比起库恩赞美中国公民个人自由度很高，约翰·奈斯比特干脆把中国的现实政治称为“一种新的民主”，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说，“我们支持言论自由，我们不支持对人民的压迫，但同时，如果在中国有几个党起来，整个社会会陷入混乱，首先要保障的是整个社会的平稳发展。”这番话后半句完全是典型的官方话语，从来都是维护一党制的漂亮借口，而且将所谓民主党派分享政权的遮羞布也撕掉了。前半句说得好听，实际上却无视控制言论、压迫人民的基本实际，眼中所见似乎只有鲜花烂漫，一路撒满了玫瑰。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这位以预言未来而知名的美国老人做出了没有常识的判断，充当了一个与民主相对立的制度的辩护士。他千方百计给这个制度赋予新的光环，进行新的包装和解释，“这是一种全新的体系，全新的民主观念。它的精髓在于这是一个垂直模式而不是水平模式。西方世界是水平式的民主，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四五年，有个选举，每个人都投票。而垂直式民主，这是我们对中国民主的称呼方式，你有一个不同的机制——首先你有最高层的领导人，然后还有人民。……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所以说这是一种垂直式的民主。”在这里，“自下而上”是虚的，“自上而下”才是实的，这才是“垂直式民主”的真面目。

约翰·奈斯比特将这种“垂直式民主”又叫做“纵向式民主”，以区别于西方的“横向式民主”。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反复强调民主的含义就是“人民说了算”，“人民是统治者”，“民主意味着人民统治国家”，至于选举不选举是次要的。可惜，他所说的“人民”只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而“最高层的领导人”才是真实的，这也是毛泽东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玩弄过的文字游戏。没有选举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也没有其他可靠的制度性的程序安排，无法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如何实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如何确保“人民”免于权力的压迫？这是约翰奈斯比特无法自圆其说的。他说西方的“横向式民主”效率太低，正面临危机，因此他要为中国的“纵向式民主”高唱赞歌。

库恩、约翰·奈斯比特这些美国人相继高调出场，为现实中国的自由、民主辩护，并不是中国大陆有了真正的自由、民主，恰恰相反，这是我们所没有的，因此他们要把现有一切做出重新解释，说服中国人接受现实。这是官方在宣传手法上的技术性改变，就是挟外人以骗百姓。这也证明官方宣传的破产，对自己说的一切已失去了自信，需要借助外力。这些年来，在统治技术层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官方也在变化，不断地适应眼前这个变化中的生活。变化是一种趋势，不可抵挡的大趋势，中国的大趋势，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变字，是往民主、自由的方向和平演变，还是继续往专制、独裁的方向演变然后分崩离析，也许这是约翰奈斯比特看不到的，也许他看到了而不说穿。

民主到底是什么？是有普世公认的基本内容的，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不允许不同政治观点的表达，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没有自下而上的选举，哪怕连乡镇一级的真正选举都没有，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如果这就是“垂直式民主”，这样的民主根本就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两者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生活在美国的约翰·奈斯比特80岁了，他难道真的不懂吗？

假如约翰·奈斯比特事先与中国官方没有接触，完全自发、独立地完成这本《中国大趋势》，那么，在美国这样多元、开放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制度比美国优越也没有什么，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他有他的言论自由，一笑置之可矣。很不幸，早在1996年，江泽民就当面请他来讲中国故事，“我们会给你所有你要的支持”，11年后，“中国的政府官员”再度找到他，请他写一本中国的大趋势。所谓“垂直式民主”、“纵向式民主”，因此就很难逃脱迎合和宣传的嫌疑。

这些问题，不仅信奉自由主义的胡适等人早就说清楚了，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也想清楚了，“‘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20年前，中国科学院研究自然科学史的许良英先生在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表一篇短文，将民主概念的基本內容概括为4点：

确认人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权利，即人权；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則，全体公民通过多数決定原则实行统治，同时保护少数；这种統治只能通过公民的自由赞同（定期的公民自由竞争和选举）来建立，不可使用暴力或其他強迫的和非法的手段；任何政府官吏和人民代表都是人民的公仆，始终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通过选举、罢免等程序）。

同时他提出4点实行民主的保证条件，包括：言论、出版、新闻自由，公民可以公开发表不同政治见解、批评领导人；法治，废止任何形式的人治；权力分立与制衡；严禁军队干预政治。

这个8点也就是民主的基本内涵，缺一不可。如果抽空了这些内涵，就没有民主可言，无论编织出如何漂亮的新词，以什么“纵向”、“垂直”来装饰，那都是假的。老实说，今日中国的掌权者也不敢大张旗鼓地标榜自己民主，在这种情况下，约翰·奈斯比特这样的外人就起到了连官方舆论机器、御用文人都难以起到的作用。

2009年10月16日

 

“给我们谈谈1830年代吧/那电光闪闪的时代/谈谈它的战斗，它的热力……”泰奥多·德·班维尔的这几句诗可以成为所有激进思想史回忆录的永恒主题。在我们的精神成长史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就是这类主题中影响巨深的著作，它既是大革命的余焰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心灵中燃烧的明证，同时也成为了后来各类所有曾在威权专制下挣扎、抗争的“青春之歌”的回忆原型。

读郑鸿生的《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12月），不仅对于过去仅略有所知的台湾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校园民主抗争、保钓运动等有了更多感性的认知，对于台湾左翼思想的脉络、暗潮和历史的吊诡有了更多的思考，同时更产生了对于“谈谈1830年代”这类“青春之歌”的反思。作为书中记述的主要人物的钱永祥教授为该书撰写了《跋：青春歌声里的低调》，以十分严肃、冷静的心态分析了在该书的记忆叙事中潜藏的真正有意义的问题。例如，关于“反对”这个概念，他说不能容忍这个概念的庸俗化，因此必须在威权与反威权的框架之外更要追问价值理想的问题，要追问反对者的价值理想的内核是否更能使人具有做人的尊严、反对者的价值理想是否能在反对的行动中得到深化、扩展和取得认同。他继而深刻地揭示了台湾社会思想价值环境的“贫瘠破碎”：保守者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自由知识分子仅以符号式的反威权自恃、被压迫的草根被迫求助于各种反现代导向的族群主义。由于价值意识的贫乏、扁平化，“反对”沦为“取而代之”、民主变为政治动员的操作术。因此之故，宪政原则、社会整合、公共政策等等问题难以在价值理念的引导下展开公共讨论。钱教授说，往者已矣，新一代仍以“反对”为念的人应该三思关于价值意识的问题：“自己的承诺究竟何在？”（第311-315页）又比如，他指出应该把“反对”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课题，从而使事件与思想相互撞击、发酵的实际情由和可能具有的丰富性得以呈现。更令人动容的是作者对于屠格涅夫笔下的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形象的分析：屠格涅夫对于“反对”作为实践模式的矛盾和游移，而“我们”时而坚信、时而虚无彷徨的命运竟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个时代整个世界的思想局面所决定的；这种命运“注定既不快乐、也成就不了什么事业。到今天，这个局面仍未改变，并且看起来也不会改变”（第322页）。

掩卷之后，犹有几个问题无法释怀。首先是对广义上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神遗产，实有一些基本分野。萨科齐在当选法国总统后说，为了解决国家道德危机，必须“一劳永逸地抹除1968年5月”。可以认为，“抹除”六十年代的精神遗产是一类有普遍性的威权心态和意志表述，无非证明了六十年代精神遗产仍有其尖锐的、挑战性的品格。而对于像西德尼·塔罗、莫里斯·迪克斯坦以及所有《青春之歌》的作者来说，无论如何批判地反思，“六十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迪克斯坦语）。但是，真正有意义的“幸存”不是符号象征的光环或怀旧，而是思想与学术事业的结合。社会运动和政治斗争行为这些主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就一直是当代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其与青年造反运动的联系显而易见。其次，关于“遗忘”。朱尔·米什莱在写作《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候正痛苦地目睹大革命的理想慢慢消逝，也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悲剧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但他声称自己仍然相信大革命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他把“遗忘”作为比死亡更可怕的性质，用以描述那个专制的时代。于是，他作为历史学家站出来说：没有什么会被遗忘，人和事不会被遗忘。……连空气都不会被遗忘。还有，关于“青春之歌”的主人公的命运可以回到赫尔岑那里得到理解：他说文学、艺术与历史使我们看清楚了这个荒唐的环境、侮辱人的风习和畸形的权力社会，我们对这种生活既不可能适应，也不愿意和它搏斗而被毁灭。这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东西在说话：要离开还太早；因为看来在死魂灵的背后，也还有活的灵魂”（《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第7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5月）。那么，重新谈论“1830年代”就是命运的安排和使命。

为了反抗“遗忘”，文献档案与口述历史资料的相互参证有重大意义。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以来相继进行了“口述历史访问计划”的工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保留了一批涉及政治、军事、学术文化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史料。当初这项工作是由近代所筹办主任（后任首任所长）、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宗师郭廷以先生拟定推行，他自己无法料到的是，在他辞世近三十年后，近代史所口述历史组完成了对其门生故旧的口述资料整理工作，出版了这本“口述历史丛书”之八十四《郭廷以门生故旧忆往录》（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2004年4月）。该书收录了郭先生门生故旧的二十二篇访问记录及六篇回忆录，以大体论，所录者不外是对郭氏学术风范、成就及筚路蓝缕之艰辛的追述，以及学生门人在郭师引领下进入学术生涯的历程。但从细处看，这些访录还记述了不少因门户歧见而导致的人事恩怨、借国际冷战氛围而产生的告密诬陷，以及官僚政治干预学术等史实。诚如多位访谈者所言，近代史所自筹创之际便充满着各种或明或暗的忧患，其间郭廷以先生更是经受了不少的冤屈和打击。而近代史所仍能在“内忧外患”中坚守学术之职、取得国际瞩目的成就，实与郭先生的坚韧努力和学术卓见不可分割。陈永发教授为该书作的“序”中认为，“郭廷以先生的时代，最大的挑战是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确的时代氛围中，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建立客观研究的学术声誉，同时经受得起特务政治和检举文化的折腾，坚持一切以学术为重的信念”。所言甚是，这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在两岸所经历的共同景况和愿景。

与这部口述历史关系甚密的是张朋园先生著的《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97年5月）。张是郭的重要门生，在上述《忆往录》也收有他很平实、客观的访谈，而该书所论自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一段经历，也是台湾史学发展的重要节点。余英时先生为该书作的序更把郭、费、韦三位以学术为道而超越了各自的政治、团体利益视作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关键，可见此段个案研究的深意。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除了每天在人家的校园和书店打滚，闲时也会逛逛不同的商店。当时我最爱去参观的，不是什么名牌精品，而是平凡不过的大型超市，因为它更能展现常人日常所需，更能让人认识这个国家的民间文化。结果我很惊讶地在许多超市的货架上，看到一种示威用的标语牌，它大小固定，形态一致，下面有根小棍让人手持，上头是块白板让人自己填字。后来我果然见识过不少美式的示威和罢工，那些家伙安安静静，排成一个环形队伍，人人举着那种超市买来的道具，循回不息地走动。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休息够了，便起来再走；他们不激动，旁人也见怪不怪，该干什么照干。

那个时候的香港有一条被人叫做“公安恶法”的《公安条例》，是殖民地政府为了压制风起云涌的民间运动而特设的法例，它规定市民集会前必须先向政府申请许可，否则就是非法集会。尤其荒谬的是，它竟然还规定了但凡三名以上的市民在公共场合聚集，就已经可以当做是“集会”，警方有权介入过问。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在几代香港市民的冲击之下，虽然这条法例仍然存在，但内容总算被修改得稍稍合理。更妙的是，包括警方在内的政府部门，也渐渐学懂了酌情技巧，就算遇上未经申请“不反对通知书”的集会，也不一定全部依法起诉。久而久之，似乎双方都找到了某种平衡应对的方法。

公元两千年，美国的《华盛顿邮报》有篇文章，把香港称做“示威之都”，因为那一两年香港竟然出现过上千场示威集会，平均一天一次有多，议题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照这个数字看来，香港的监狱应该早就爆满，警察也应该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而整个香港社会更该变得火头处处，动荡不安才是。可实况却不是如此，那两年你走在街上，市面依然繁忙，地铁里的人龙依然有序排队，真真正正是“马照跑，舞照跳”。偶而遇上游行抗议的队伍，人数远远不及示威群众的警察一边替他们开头，一边用扬声器播放警告：“你们已经违反了《公安条例》，我们有权检控有关人士”。

尽管如此，但奇怪是那些警察和示威人士都不太紧张，互不理会，各行其是。旁边围观的人不多，大部分路人都保持着香港精神，忙忙碌碌地高速通过。这情景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在美国短住的经历。照理说，香港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双方的民族构成与文化习惯不同，双方的政治制度更是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香港竟然出现了这种看起来十分“美国”的示威文化？如此轻松且如此日常？在那二十年里头，香港这个中国城市究竟经历过什么样的变化，使得过去那种警察如临大敌，群众情绪激动，双方剑拔弩张的局面一去不返？

从头想起，我发现并不是回归前后的香港反而变得更西化，学到了更多美式示威的神髓，而是香港政府和市民都变得更成熟，摸到一种现代社会里的政治生活之道。简单地讲就是不要把群众集会看得太严重。香港官员回应游行示威的必有官腔是：“我听到了部分市民的声音，一个正常的社会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他们只不过是在表达自己的意见罢了”。这种官腔有时的确会叫人恨得牙痒，除了这句陈腔滥调，他们基本上什么都没说过。可是你不能不承认，比诸从前，这种应对确实高明了许多，他们只用一句“正常社会里的正常现象”，就把一条街上的群众打发过去。接下来他们也许会和群众代表协商谈判，认真听听他们的诉求。甚或搞点“统战”伎俩，委任几个人加入“××委员会”，用桌上的言语往来取代镜头前的表态冲突。当然，也许他们什么都不做。但最起码，他们没有用刚硬的言语和行动去激怒群众，没有把群众当成真真正正的敌人。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的态度也相应地变了。三、四十年前去游行的人，多多少少都可能有点壮怀激烈的慷慨，他们知道自己即将面对的是警棍和囚室。所以临行之前会有点紧张，例如在七十年代，甘浩望神父带领水上艇户争取陆地居留权，他对群众喊出的那句香港社运史名言：“不用怕港英的爪牙，敌人只不过是头纸老虎”！你把我当敌人，我就当你是雠寇；不难想像，接下来的场面简直就像战争一样了。现在呢，游行人士也真把自己的行动看成是“表达诉求”，上街就和上网差不多，只不过前者要花的成本更大，表达的态度也更坚决。游行的目的自然是要向政府施压，希望它接受自己的意见，而它最终的结果通常是把政府压回谈判桌前，绝对不是你死我活的闹革命。说到底，反对兴建一座焚化炉，或者反对输入外劳，又哪有那么严重？

我们通常会不自觉地假设一场集会会激起更多人效法，更多的集会就会导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香港一年一千场游行也没有吓怕外资，更没有破坏社会和谐呀！理由很简单，大家的心态都很和平，谁都不怕谁，政府不怕人民，人民也不怕政府，大不了街头推撞一下，回头还得坐下来好好将对方当成伙伴般交谈。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你抱持何种政治立场，你我大概都会同意现代的政治生活应该更文明一些，政府不靠恐吓来统治人民，人民也不靠恐吓来威胁政府。

广州政府最近要在番禺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起很多市民签名反对，他们号召集会，甚至发动上街。结果警方以“涉嫌组织煽动非法集会”的理由，找了其中一些人夜谈，叫他们“支持和谐社会建设，做好亚运东道主”，取消种种行动。我觉得“煽动”这个字眼真可怕，比较像是在搞革命，完全令人想不到，这些人其实只不过是对发电厂的选址有意见。事情真有那么可怕，可怕到会威胁亚运主办城市形象的地步吗？如果群众聚会就要闹垮一座城市的形象，那么我的香港早该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我仰慕厦门美名已久，却直到最近才第一次见识它的风光人情，其中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前年的“PX事件”，让我向往它的政府和市民竟然那么温和、文明而可爱。广州与厦门都是沿海城市，我一向对广州的市民文化喜爱有加，相信，广州会是下一个“可爱的厦门”。

1.从昨天到今天

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于我到陕北插队以后，生活中有一种“天天读”的内容——之所以说“内容”而不说“习惯”，是因为它来自于外力规定，而不是自主选择——即每天都要用半小时到一小时学习毛主席著作或者“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社论。这在当时是全体中国人民标准的生活方式。假如你有一双俯瞰世界的眼睛，你会看到这样一种奇异的景观：全国十几亿人，或者在田间地头，或者在机器车间，或者在学校教室，或者在地下八百米深处采煤工作面，一个个饥肠辘辘，面有菜色，却像被某种超自然力量施予了魔咒一样，手捧小红书，嘴里念念有词……这个魔咒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把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化。

插队那年我十八岁，正是对人生满怀期待、脑子里有很多幻想的年龄，在这个如同花季的人生阶段，我最大的梦想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竟然是“如果以后没有了‘天天读’该多好啊！”现在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我这种渴望的意义，所以我必须把“天天读”给一个年轻生命造成的巨大精神和生理创痛描述一下。

我是那个知识青年小组组长，负有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责任，既然组织大家学习，你自己必须首先学好，哪怕是做样子也要比大家做得好一些。因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每个人都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总是人模狗样地手捧红宝书在那里假装学习。一个工分值多少钱，年终能否把口粮钱包住，青春期寂寞，少男少女之间微妙的情感联结，能不能吃上一顿可口饭菜……等等一切与生命的真实存在相关的东西在精神世界里回旋着的时候，红宝书那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句对你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意义就不能构成吸引，因此那些文字经常就会像蚂蚁一样蠕动起来，蠕动在一片迷蒙之中，你开始打盹。打盹是很不好很不严肃的行为，你必须努力睁开眼睛，强迫自己接受那些文字，于是，阅读就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和生理的酷刑：你会产生出一种极度虚脱的感觉，无数双冰冷的手伸向你的灵魂，恣意揉搓它，敲打它，你徒然地听着它呻吟，看着它挣扎，但是你没有任何办法，而在心灵以外的地方，一片死寂，没有人听到也没有人看到，一切都是那样安谧，就好像世界失去了依托，在虚空中飘飘摇摇……人被分裂了，真我在苍茫的时空之中像孤魂那样游荡，假我则像悟了五百年禅机并且成了佛那样平静而安详。所有痛苦都在深处，很深很深的深处，它绵延不绝，它使你觉得了无生趣，使你绝望，使你认为活着是一件极为疲累的事情，你有一种强烈的摆脱“存活”的愿望。

这种状态持续到我被招工离开农村，大约是1971年9月林彪出事以后。“9·13事件”第一次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上层政治在民众心目中的神圣性，撬动了始终沉重压迫在社会与民众头上的意识形态板块，那里出现了裂隙，生长出了很多不让人尊重的东西，有一种傀儡戏的滑稽意味……政治第一次不为人察觉地在人性面前退却，“天天读”之类的东西再也无法作为社会规则存在下去了。我还记得听到工厂党委书记宣布取消每天班前半个小时“天天读”时内心发出的欢呼，就好像生命获得了另外一种存在方式，到处都是铺满鲜花的原野，到处都是鸟儿们的啁啾鸣啭——这差不多已经是爱情的境界了。

爱情的境界也仅仅是“内”的境界，或者说仅仅是一种心灵图景，我们仍旧被很多类似于“天天读”的东西束缚着，扭曲着（“评法批儒”、“9·13事件”以后听传达、进行政治表态，粉碎“四人帮”以后超量的学习和讨论……），生活就像一系列仪式，你必须像被精神控制了的人那样，做控制者要求你做的任何事情，在人模狗样和真实的心灵图景中寻找平衡点，让自己认为值得活下去，你要继续说官话（“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程，万丈光芒……”），说套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说假话（“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为什么给我们权力？就是因为共产党人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外，其他再没有自己特殊的权利。”），说就连鬼也不相信的话（“祝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种个人状态以及由个人状态联结而成的社会状态一天一天延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是的，今天，我说的就是今天。

今天，我们可能不再说五十年前、四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十年前、八年前、五年前、三年前、一年前说的那些官话、套话、假话、鬼话了，仪式的内容也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是谁也不能说我们今天不再参加仪式，谁也不能说我们今天不再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任何一个读者，只要想一想你在读这篇文章之前24小时里发生的事情，譬如你从报纸、广播上了解被统一了口径的新闻信息，你从舞台上观赏与日常生活风马牛不相及的所谓艺术表演，你从电视上聆听苍老的女播音员字字珠玑般的训诫，你就是在参加仪式；你在社会交往中仍旧有意无意说着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它们仍旧是公众生活的一部分，有时候甚至成为一些人（尤其是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生活的全部内容。

这究竟是怎么了？难道我们这个民族活该过这种绵延无尽的仪式化生活？难道我们这个民族有说官话、套话、假话、鬼话的天性和爱好？

此事重大，不可不察。

2.政治化=格式化

这个世界的有心人越来越多了，我居然看到一份解放以后我国历次开展政治运动的资料统计，这份资料表明，截止到1975年，也就是建国26年间，我们一共进行了52次被冠以名称的政治运动，平均每年2次。

为了使读者有一个直观的印象，我把它们按照时间顺序罗列如下——

1、土地改革运动；2、镇压反革命运动；3、抗美援朝运动；4、第一次整风运动；5、连队民主运动；6、“三查”运动；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8、清理“中层”运动；9、民主改革运动；10、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11、“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2、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1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6、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7、教育、文艺、科学等战线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8、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19、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0、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21、整党建党运动；22、学习运动；23、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24、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25、胡适思想批判运动；26、整风运动；27、反右派运动；28、工商界整风运动；29、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30、大跃进运动；31、人民公社化运动；32、农村工具改良运动；33、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35、增产节约运动；36、养猪运动；37、整风运动；38、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39、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40、爱国卫生运动；41、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42、学习雷锋运动；43、干部参加劳动运动；44、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45、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46、增产节约运动；47、文化大革命运动；48、清查“五·一六”运动；49、批陈整风运动；50、批林批孔运动；51批《水浒》运动；5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这些运动与我们的话题有关么？有关，不仅有关，它甚至就是话题本身。我还是以插队期间遇到的事实材料为据来展开讨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陕北饿殍遍野，我插队的富县位于贫瘠的陕北高原向富庶的关中平原过度地带，所以就成为了向南寻找活路的陕北（严格意义上的陕北是延安县以北包括榆林地区的广阔区域，富县则在延安县以南近百公里，并且是自然条件较好的塬区）乞丐的必经之路。清晨，我们经常会被悠扬的笛声、清脆的竹板声和齐整的歌声惊醒，这是“讨吃的”（陕北人对乞丐的称呼）站到知青院门前讨要来了。有一次，我看到衣衫褴褛的一家五口人错落有致地站在院门外边，齐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不说讨要的话，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这样反反复复、锲而不舍地唱这首歌曲，肃穆，庄严，还有某种程度的悲壮。

事后我反复想，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首歌曲？是赞颂社会主义好到了让他们讨饭的程度？还是赞颂对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恩之心？我没有找到答案。后来看到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中讲述蔬菜水果店经理的故事——这位经理在洋葱和胡萝卜之间摆放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以后才有所顿悟。

李慎之先生在《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一文中转述了这个故事。哈维尔设问：这个老板为什么要这样所做？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想向人们传达什么信息？他真的热心于联合全世界无产者么？这个伟大的共产主义目标和他的日常生活、和他的水果店生意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哈维尔认为，大多数商店经理对于标语的意义一无所知，它是上面批发葱头和胡萝卜时一起发下来的，经理只有把它展示在蔬菜中间，否则他便会有很大的麻烦。他这样做不过是在表示：“我，某某经理，懂得自己该作什么，我是个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应该过上平安日子。”

如果把哈维尔的观点应用到陕北农民乞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上面来，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大致相同的心理规律：因为乞讨在那个“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伟大国度是非法的，乞讨者用这首歌曲无非是在证明“非法”行为的合法性，即：我其实是很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即使乞讨也没有改变这一事实，所以我应当得到同情。

对此，哈维尔归纳为“用一种崇高的的东西掩盖生存的基本现实”，那么，这里所说的“崇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哈维尔回答：“这个崇高的东西，就是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来自陕北的乞丐也被意识形态“格式化”了，这个家庭有意无意被罗织到了意识形态大网中，他必须在它的笼罩下讨生活。

一个连在偏远山村乞讨的陕北农民都被“格式化”了，那些深陷于各种政治运动中的人还能够逃脱命定吗？所以，在那个年代，甚至于在我们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即使是那些为生存而挣扎、根本没有闲心关心上层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草芥小民，也懂得流行的政治语汇，能够应付各种形式的表态和讨论；报纸、广播、戏剧、电影、电视，各种各样的表彰会、报告会、宣讲会、讨论会、研讨会、学术交流会、文艺晚会，甚至于学校讲堂、少年儿童节目演出也贯穿着强烈的政治内容……今天，就连地震中一只偶然存活的猪都被赋予政治涵义而被命名为“朱坚强”，这究竟是对猪过于尊崇还是对人过于蔑视了呢？除了卡夫卡小说之外还有比这更荒诞、更让人黯然神伤的事情么？正是这些东西，以一种不容怀疑不容抵制的方式把公众的日常生活彻底地“格式化”为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符号……人就这样被撕裂了，不仅仅是成人，连孩子也被撕裂了——当你看到孩子们在舞台上述说政治话语的时候，你只能意识到一个残酷事实，这些稚嫩的心灵被侵扰了，被撕裂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状况，我们假设有一个非常不幸的人，响应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我上面列举的所有52项运动，你能够想象他要说多少表态性的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才能够顺利地活下来并顾住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吗？要知道，那不是一次两次口是心非的虚饰和造伪，那是贯穿他整个生命历程的高超技艺，它需要一个人拥有的全部经验和智慧；他最开始可能不那么娴熟，有些笨拙，有些脸红，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罪恶感——因为一个正派社会中的正派人是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会过去，他很快就会学会操纵表情，学会操纵心灵，说官话正襟危坐一丝不苟，说套话有条不紊驾轻就熟，说假话不露声色感人至深，说鬼话真挚坦诚感天动地……当这样的人大规模盘桓世界的时候，我们提出“人们的精神会有多高的刻度”、“道德会不会沦丧”、“人性是否还能够坚守”、“生活会有怎样的质地”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陈行之同志，你这样说是不是太暗淡了？能不能把事情想好一点儿？”

好，我换一个角度，把生活想象光明一些——仍然以前面那个人为例：现在那个家伙不说官话了，也不说套话了，更不说假话了，他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别人说“东方太阳，正在升起，人民共和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上，我们的前程，万丈光芒……”这个人却要为民请命，说大跃进正在把人饿死，并且斗胆放言接踵而至的“三年自然灾害”将要把3000万人民推向死亡的深渊，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迫害至死的彭德怀就摆在那里。

别人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表示对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可和归附的时候，这个人偏要书生气十足地说：“一个社会如果把多数人的牺牲作为少数人享乐的条件，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不合理的，这也是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论断之英明所在。”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寂寞死去的顾准就摆在那里。

别人熟练地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为什么给我们权力？就是因为共产党人除了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奋斗外，其他再没有自己特殊的权利”时，这个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什么“至少从局部意义上说，我们的权力还不是人民给的，而是更大的权力给的；共产党人也并非没有私利，那些变质了的共产党人早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了人民的牧人……”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枪毙了的林昭就摆在那里。

别人挥舞小红书“祝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的时候，这个人嘲笑说：“这是违背历史和自然发展规律的，世界上没有不朽的东西，即使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可能万寿无疆……”你就想一想他的结局吧！被隔断喉管的张志新的尸体就摆在那里。

可见，不说官话很难，不说套话更难，不说假话难上加难，而不说鬼话，则差不多就等于直接选择死亡了——谁会让自己如此为难呢？谁不想好好过哪怕是平凡的日子呢？谁真的整天想着去赴死呢？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生动演绎了我们说到这种的情景。民众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至少在表面上）被“格式化”为统一版本的，而格式化民众的不是他们自己（他们不具备这个功能），犹如计算机软盘不能被自身格式化一样，他们必须在“主机”设定的程序之内进行。

主机是什么？主机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与之相匹配软件系统：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现实或者条件。

3.格式化=工具化

那么，强力为什么要用意识形态主机格式化它的人民？是谁编写了这个程序？它要达到什么目的？这里边隐含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密码？

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这个20世纪最有深刻的哲学家早在60年前就回答了这些问题，这个人叫汉娜·阿伦特（1906-1975）。作为在德国出生并在魏玛共和国时代长大成人的犹太人，阿伦特亲眼目睹了极权主义统治，对极权主义有一种直接的切肤之痛。1941年，阿伦特逃往美国，在那里开始集中精力进行极权主义研究，1951年出版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

我们的答案就在这本书中。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习惯于把社会归纳为一种受规则支配的、等级制的和以专家为基础的官僚制，它的显见特征是有多层次权威和职能划分。阿伦特则论证出，极权主义把韦伯的传统定义完全颠覆了，创立了一整套完全不同的原则和基础，在这些原则基础上，领袖意志绝对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弥漫于每一个角落的社会恐怖就成为了这个社会的基本要素——领袖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对政党活动和国家机构运转进行随意干预，从而使政党和国家机构成为贯彻和实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不是一个崇信法制的社会，也根本不存在对官僚机器进行询问和制约的程序，在国家机构中，所有部门的设置甚至于司法机构都被用来服务于领袖意志，这意味着“权力不经过任何中间层的过滤，从上面直接到达社会底层。……没有任何中间层次，它们全部分别接受领袖的一部分权力并服从之，领袖意志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得到体现。”（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发生在我国的文化大革命是阿伦特这一理论的生动图解。

根据德国发生的情况，汉娜·阿伦特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极权主义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和恐怖为基础的全新的统治方式，英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仁道夫则认为“它是从传统的统治向理性的统治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是从专制主义向自由的宪法进步的画面中脱落下来的”怪胎（拉尔夫·达仁道夫：《社会冲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个怪胎总是围绕一种核心理念对民众进行宣传，这里所说的核心理念，既可能是种族（民族主义）的，也可能是阶级的，更可能是国家的。它必然要借助于恐怖，即在心理和生理上系统地、制度化地、仔细筹划并合法地、不加限制地使用暴力。

这就是说，公民被“格式化”是一个强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是没有任何制约的强制机器，它用强力剥夺民众的思维、感觉和判断的能力，消泯民众的个人特征，不再容许人存有什么“隐私”，这样，民众作为人的存在的全部特征就都被剥夺了，他们生活在机械式的、非人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世界里。阿伦特认为，任何专制和暴政都是对民众权利最野蛮的剥夺，它甚至改变了和颠覆了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破坏了人从行为中产生自由的条件，从而破坏和瓦解了人的真正有意义的存在。

联系到26年经历52次政治运动，我们应当注意阿伦特的如下论述：“极权主义统治者面临双重的任务，这种任务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乃至于荒诞的：一方面，他必须建立一个不断运动的、虚构的世界作为人们可以感知的现实；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阻止这个新的世界导致社会的恒长和稳定，因为这个世界稳定都会消灭运动自身。”

“运动”，这是一个多么耳熟能详的词汇！这是我们短暂人生经历中比妻子和丈夫离我们都要近的事物！它不动声色地监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举动。正是在运动中，我们被确立了政治性的人格；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把“我”分为了自我和非我；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深深地掩藏了本性；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变得既不对自己负责也不对这个世界负责；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盲目地成为了被任意驱使的工具；正是在运动中，我们才让身边的这个世界有了与正常世界完全不同的质地、色彩和声响。

“运动”是一个窗口，通过“运动”这个孔隙，我们窥见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所有事情为什么会发生，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谁，知道了我们从何而来，知道了我们将要去向何方。通过“运动”这个窗口，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我们既清醒又糊涂；我们极为智慧又极为愚蠢；我们快乐无比又承载者千古忧愁；我们顶天立地又胆小如鼠；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没有人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我们也盲目地屈从于某种要挟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多么可怕的轮回！多么可耻的轮回！然而你能够逃避这种轮回么？！

我们面对的是一架性能完好的机器，它制作精良，意识形态润滑油保证了它各个部位运转良好；它面目冰冷，你不要指望它会与你发生任何人的意义上的交流，它庞大而坚固，它存在的全部目的就是要把你物化，把你变成为一种合格的社会产品，变成为工具。

阿伦特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她亲眼看到了希特勒大规模制造了这种工具：盲目的党员，盲目的军人，盲目的民众……独裁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挥舞这种失去意志的工具，把整个欧洲乃至于世界拖到地狱一样的战火之中的。因为这场战争，5500万鲜活的生命化为齑粉。

人类是理性的动物，人类在洒下鲜血的地方总归要思索一些什么，所以，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籍才浩如烟海，这场人类浩劫极大地刺激了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甚至于心理学的发展，整个人类文化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所有这些思索中，有两个概念尽管因为学科不同而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被置于各种学科理论的核心位置，这就是：意志和工具。我们固然可以认为法西斯意志以及由这种意志武装起来的国家意识形态导致了这样一场浩劫，德意志民族仅仅是法西斯的国家意志驱使的工具，但是，如果把这种对应作为因果关系来看的话，我们不是也同样可以说，由于有了这些工具，法西斯主义才能够挑战良知、涂炭这个世界的生灵吗？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两个端点，它们并不完全彼此相向，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可以转换的，原因可以成果，果也可以成因。这种见解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成为工具的民众在一定条件下会是多么危险；它还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灾难中，民众的每一个个体都负有责任，在历史和上帝的审判中，每一个民众都将被宣判为有罪。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是工具，因为他们有意无意曾经说过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正是这些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在宏观意义上构成了对邪恶的帮衬，为反人类力量注入了血液。

不要再声讨欧洲那个距离遥远的国家的民众了，让我们回到自身。

在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覆灭之后不久，在遥远的东方，同样出自德国的另外一种主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武装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开始了让全世界瞩目的新的历史创造（1949-当下）。这段历史是如此让人耳目一新，以至于人们看到耀眼光斑的同时也能够看到触目的黑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议论。历史评价可以伴随历史同步进行，你甚至可以做出终结性的结论，但是历史对自身的评价则需要时间，更需要自身所提供的机缘，所以，这个国家这段历史的终极评价还远远没有到来，我当然更不能够在这篇短文中说它究竟是“是”还是“非”。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检点它，毕竟，我们这些身体里流淌着中华民族血液的人比任何人都希望这个伟大国度前程似锦灿烂辉煌。当我们看到1949年至1975年共计26年发生52次政治运动的时候，当我们看到国家意志通过无数政治运动把民众驯化成为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的群体的时候，当我们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狼烟四起血雨腥风，200万人死于非命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明瓦解、流失于极权主义的野蛮和疯狂的时候，她的心在流血，那里的巨大创口在流血，一刻不停地在流血。

我们非常不想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拉尔夫·达仁道夫轻飘飘的评价：“它实现了现代化的消极部分，又没有实现与之相对的积极部分。”我也不愿意听弗朗西斯·福山的指责：“专制主义国家是建立在一个明确的、能全面了解人生活的意识形态之上的。专制主义……寻求对其公民的生活实行完全的控制。……每个社会成员都只剩下一个空壳，其组织形式和运作都完全由国家控制。每个社会成员被变成一个原子，由这些原子组成的社会，除了一个全能的政府外不和任何中介机构发生任何联系。”我更反感约翰·罗尔斯对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民族说教：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美德一样。不管一种理论任何精致或者简洁，如果它不是真的，那就必须抛弃它或修正它；同样，不管法律和制度是怎样有效而巧妙地设计出来的，只要它不是正义的，就必须改革或废除它。”

然而，我们用什么方式让他们闭嘴？作为一个不说官话、套话、假话和鬼话就难以存活下去或者即使存活下去也会极为艰难的民众，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还能够守住自我吗？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格式化？我们能否不成为工具？我们能吗？

4.信念是一片高地

2005年，中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吉林艺术学院一个叫卢雪松的青年讲师由于教学需要在课堂上播放了一部名为《寻找林昭的灵魂》影片，表达了某些按照标准意识形态来说有些“离经叛道”的观点。她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讲台下的某个角落栖息着一个年轻但猥琐的灵魂，这个学生没有公开与卢雪松老师讨论或者辩论，而是用阴暗卑劣的方式向学院领导进行了秘密告发——据我想象，应当是“政治告发”（因为这里面涉及了官方不愿意提到的林昭），否则不可能有如此大的杀伤力：该院领导没过多久即做出了“卢雪松停课检查，听候进一步处理”的决定，从而酿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事件。

在一件事的开始与结果之间必定存在一个过程，存在作用于事件发展的推动力，这个推动力在“卢雪松事件”中表现为被暗中启动的一种程序——它无所不在地窥伺着你，无所不能地操纵着你，你却看不见它，也摸不着它，它有如幽灵，似乎存在，却谁也说不清楚它的具体影像；它不需要面对，不需要解释，不需要负责；它驰骋自如，对谁都有办法，却谁都拿它没有办法……实际上，不仅仅卢雪松，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个程序的严密控制之下，不同点在于绝大部分过程带来的仅仅是个人命运的些许改变，只有极少部分才演变成为社会瞩目的事件。

徐贲先生在《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中分析“卢雪松事件”，特别引述了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强调极权主义对民众组织控制和宣传教育的巨大功能：“宣传的作用因极权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异，在极权主义运动仍处于在野状态时，它的宣传是为了吸引那些有待争取的群众，‘在宪政政府和言论自由的条件下，群众还有获得信息的渠道，极权运动运用恐怖的机会有限，必须像其它政党那样，……作出取信公众的样子。’（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一旦极权主义运动成功地夺得政权，它的宣传就会变成‘思想灌输’。‘思想灌输’本身是依托于政治高压和暴力恐怖的，‘灌输运用恐怖与其说是为了恫吓，……不如说是在体现它自己的意识形态教条和谎言。’（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灌输可以用强制的‘思想改造’形式，也可以用看上去并不强制的‘教育’。无论是改造还是教育都必须用惩罚为最后手段，只有让所有的人都对异端思想怀有恐惧，才能体现‘正确思想’的战无不胜和绝对正确。”

徐贲指出：“阿伦特所说的这种‘教育的恐惧’在‘新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教育体制中被制造和再生。老师把灌输在自己头脑中的教条又灌输给学生，学生则用被灌输的内容来检验老师是否时时在作‘正确’的灌输。”卢雪松事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徐贲强调：“若把涉事的三方简称为‘老师’、‘学生’和（校）‘领导’，可以典型地看到师生们如何在‘教育的恐惧’中互动。尽管林昭的冤案已经‘平反’，但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眼里，赞扬被党枪毙的林昭无异于给党抹黑。在这样的‘学生’之监督下，‘老师’便不能在学校里‘免于恐惧’地教书。‘老师’即使再小心，也可能触犯‘学生’头脑中积存的某些政治禁忌。‘学生’一旦向‘领导’告发了‘老师’，‘领导’就陷入了‘恐惧’的处境中，如果他不处分‘老师’，‘领导’就可能被当作‘老师’的思想共犯而被告发。把‘老师’和‘领导’置于如此关系之中的是那个实施‘思想灌输’的党，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和‘领导’，他们都受到了一种权利的、道德的和个体的永久伤害。”

把“卢雪松事件”和徐贲先生的论说置放到这篇文章的语境中，我们就可以认为，无论老师还是学生，事实上遭遇的都是被“格式化”的过程，不同的是“学生”是作为“格式化”结果显现的，卢雪松老师则抵制和中止了这个过程，它凸显了后者的意义。

如前所言，意识形态对民众生活“格式化”作为一种程序历经60年修炼早已经炉火纯青，坚韧而有力，很少有人能够抵抗，年幼无知如“学生”者只能在无条件条件下接受“格式化”，只能无选择选择被“格式化”为某种社会产品。那么，卢雪松又是凭什么东西或者说被什么东西所支撑选择了抵抗这强大的被“格式化”过程的呢？

信念。

让我们从卢雪松致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的信中了解她这种信念吧——

“我只是一个企盼社会进步、政策开明、文化昌荣的年轻公民，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工作岗位上，我深深感到学生们创造力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与人文关怀的缺位。我能够理解，在一个填鸭与灌输的教育传统中，在一个迷恋整齐划一、恐惧活泼生动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承担启蒙的责任，锻炼清醒的心智，激发创造的激情。我相信，一个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必是一个真实的人，清醒的人，坚定的人；一个对未来有理想、对现实有反省、对社会有责任的人。”

“我认为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更多缘自于虚伪、麻木和冷漠，这与百年来的文化异变有关。我们更愿意说那些我们内心并不相信的话，通过‘表态’换取安全；我们更愿意在别人的苦难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因为否则就可能轮到自己；我们不信任别人，别人常常意味着一个庞大而无形的巨网的一个网结；我们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够有勇气和智慧听从内心召唤，堂堂正正做人。这也应该是一个七八千年流光溢彩的堂堂艺术大国为什么百年来艺术萎顿的原因。一个艺术人，虚伪、麻木和冷漠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进一步说，那面具背后的恐惧与仇恨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我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自己身上继续，更不能忍受再这样伤害我的学生们。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学生们一道，探索回归真实之路。这就是我的艺术自救的种种努力的真实动因。”

“说我的课堂有‘倾向性’，所谓的‘倾向性’如何界定？我根本无心去触及某些人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艺术人、文化人，政治问题何足挂齿？但思想无疆界，在探求真理的路上政治又怎配在其中指手划脚？如果说我有‘倾向性’，那么我倾向的只是‘自由’、‘正义’、‘美’与‘善’。如果这种倾向性触动到了谁，那也是因为它首先干预了真理的正常传播。”

“我当然清楚地意识到……坚持真实的存在与言说，我是有危险的。但我更清楚……这种危险并不是来源于任何法律、法规、规章与规定。恰恰相反，危险来自于触动了长期统御和奴役我们的生活的潜规则，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使宪法和法律对我的教学科研的权利的保护成为了难以落实的东西。按我对宪政精神的粗浅理解，法不明令禁止者皆为允许。允许我什么？允许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对我的学生、我的事业、我的祖国献上自己真实的爱。”

与苟且偷生者不同，卢雪松选择的是“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她诉求的是作为一个人本真的生活，是真实、纯洁、自由、善良、爱的品质，这种品质在这片大地上犹如光轮照耀，放射出让人敬仰的人性的光辉，信念的光辉。多么不同啊！有的人灵魂潮湿干瘪并且带着腐腥味，而用灵魂直立的人则站立在一片高地上，一片未必所有人都能够攀登并且有勇气在上面站立的高地。

我们还可以把这件事往前想，假设相同的事件发生在1957年，卢雪松必定会像林昭一样被打成右派，被放逐，被监禁，被不明不白杀掉；如果发生在1966年，必定会有学生挥动皮带、板凳，像北师大女附中那些优秀女学生一样女校长活活打死，因为所有这些事件都是“格式化”的结果，没有人能够阻挡它发生……但是今天，这个因果链断了，它遇到了一个普通女教师的殊死抵抗，遇到了无数人给与的强有力支援，它们在网络上汇集成一条波涛汹涌的江河……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有一种东西比表面上看起来极为强大的东西更为强大，这说明历史正在把人类良知信赖和期盼的东西呈递给值得尊重的人面前，这还说明：一切都到了最后关头，一切。

至于那个可怜的学生，说什么好呢？当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著名作家艺术家都被“格式化”为统一型号并且成为权力者得心应手工具的时候，你怎么好责怪一个年轻稚嫩的心灵不够高尚不够坚强？我们只能祈祷时间给他一双看透这个迷蒙世界的眼睛——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得到这双眼睛。

（2008-7-1，上海）

旨在奖励最富想象力作品的法国文学大奖费米娜奖9日揭晓，法国本土女作家格温·奥布里凭借新作《人》摘得桂冠。

据法国媒体报道，《人》被法国文学界一致看好，在2009年费米娜奖评选第二轮中战胜其他两部参赛作品，从而成功拿下这一具有百年历史的法国文学重要奖项。

奥布里出生于1971年，迄今已经创作多部深受法语文学界好评的作品。新作《人》可以被看作是奥布里为患有精神疾病的父亲创作的传记小说。奥布里在父亲去世后，找到了父亲的一些笔记，里面记载有父亲对自己生病情况的描述，令奥布里很是感动，所以产生了创作灵感。小说中充满了女儿对父亲的怀念和敬爱之情。

2009年费米娜外国小说奖也于9日揭晓，获奖者是来自瑞士的德语作家马赛厄斯·乔克，获奖小说是《毛里求斯的母鸡》。

费米娜文学奖创立于1904年，评委会成员全部是知名女作家，初创时旨在奖励女性文学创作，后来改为奖励最富想象力的作品。

11月2日，42岁的塞内加尔裔女作家玛丽·恩迪亚耶凭借小说《三个女强人》摘得2009年度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就此成为100多年来首位获此殊荣的黑人女性。

该奖设立于1903年，是法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大奖。杜拉斯的《情人》、波伏瓦的《名士风流》和普鲁斯特的《在花枝招展的少女们身旁》都因获此奖而成名。

《三个女强人》由3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讲述了3名黑人女性在家庭、爱情和移民方面的不幸遭遇。恩迪亚耶17岁发表第一部小说，被誉为法国新生代“天才作家”。她是来自非洲的混血儿，因为寻找父亲的经历以及自己特殊身份在法国的种种遭遇，她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有着寻求身份认同的主人公，使她在现实主义的叙述中创造出一个迷人的独特世界。法国新小说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曾评价说，“她使我感觉到一种真正的文学展现……这不是我的世界，但这确实是个特別稠密、具体可触、很有说服力的、处在绝望中的世界。”2001年，她的第7部小说《罗西·卡尔普》获费米娜奖。不久前，恩迪亚耶和法国女导演克莱尔·丹尼斯共同创作了电影《白色物质》的剧本，该片由伊莎贝尔·于佩尔主演，今年9月亮相威尼斯电影节正式竞赛单元。

前几天，我从《世界日报》上读到一条新闻，说许家屯自己披露，近期他的一些老朋友或同僚到美国看他，给他带来了令人惊喜的消息，中共中央高层领导基于党内民主，已原则上同意他回国了，并说此事已交由中纪委具体办理，现在只等时机成熟，就可以使这位已是耳顺之年，思乡心切的原中共高官叶落归根了。我听了深感鼓舞。我真诚地祝他早日成行，但也油然想起刚刚去世不久的林希翎女士，不仅感慨万千。

当然，许先生与林女士的身份颇有不同，林女士是毛泽东玩于股掌之上的中国最后一个大右派，许先生是中共逃出国门的江李恨之入骨的级别最高的官员，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某个历史时期，与掌权的中共领导人意见相左，虽时过境迁，但这一问题仍使新上任的胡温政权心有余悸，所以尽管许先生经常公开发表文章或接受记者访问，大讲他们的好话，大赞他们的成绩，以求回应自己回国的愿望，然而，直到今天也未获恩准，以上的小道消息到底可信度如何，它的扩散说明了什么？令我颇费思量。

大概许先生对共产党的本质还认识不够深刻，不用说周恩来对待顾顺章一家的斩尽杀绝，只要想一想中共元老张国焘的遭遇，就应当明白共产党对待自已的叛徒，是多么铁石心肠，不留余地，他就应当对上述安慰之语，一笑置之了。

所以，我认为，他的部下跑到美国去游说他，不过是有关部门的权宜之计，他们告诉他，上面的领导已经批准，只等时机了，什么时机？没说清楚，大概只有天知道，还说什么材料已呈送中纪委具体办理了，让他耐心等待，云云，我想所谓“机会”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基于他的年龄，他反正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了，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共产党怕他乱讲话，就用一张空头支票吊着他，叫他盼望到死，不敢讲话，或者等他象著名记者陆铿那样成了痴呆，再象征性地让他还乡走一回，也算是叶落归根，仁至义尽。二是胡温怕得罪江泽民和李鹏，要等到他们都死光了，再让许先生告老还乡，但听说江泽民和李鹏都每天认真锻练身体，保健医一大批，什么营养药都由公家报销，一日三餐的菜谱都是长寿美食，不怕许先生和他们赛跑，因此，不知许先生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回家？

我想，估计许先生每天读报，已知道上海著名律师冯正虎的遭遇，他因为被上海警方八次阻挡于国门之外，眼下正躺在日本机场的长椅上，穿着“冤”字服，吸引众人，向中国领导人示威，但一切都似乎无济于事。不久前，独立中文笔会的女作家晓乔也在香港被深圳边检人员阻拦，后来不得不回到瑞典，寻求新的生活出路，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不必一一列举。我想，比较了解中共的许先生应当明白，共产党是靠革命起家而夺取政权的，不是选举上台的清流，他不可能真正的搞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只要某人做了一件在它看来对不起它的事，它的敌对思维，就使它对其永远不能放行，哪怕此人仅仅是针对党内某个派别，某几个人，也是如此。多年来许家屯似乎一直在做这种努力，如同林希翎一样，效果不大。听说林希翎和胡锦涛还握过手，似乎他对她还挺同情，但今年六月份我在巴黎，她在电话里对我说，她不再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也就是说，既使海外异议人士对其示好，象林希翎曾经所做过的那样，也不能动摇党的敌对思维和僵化意志。

党认为，权力在他们手中，他们肯定要把反对他们的“卖国贼”阻挡在国门之外，一来让批评过他们的人心里不舒服，故意让他们有家不能回，有亲不能探，有孝心不能尽，在个人感情上折磨死；二来杀鸡给猴看，用这个办法阻吓那些看不惯，有可能公开表示反对他们的人们，叫他们望而却步。这样做似乎有利于共产党的一统天下，但完全丧失了政权的合法性，公信力和社会道义，令世人不齿。但中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正如我在监狱里听到的顺口流：共产党是块钢，谁碰谁受伤，共产党是块铁，谁碰谁出血。

我没有见过许家屯先生，但读过他的回忆录，并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时，多次见过张俊生，想必许老对他当年这位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副手印想深刻，让我说一句，人固有一死，泰山和鸿毛，必选其一，许先生闭上眼睛，也一生足矣，因为在面对“六四事件”这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许社长与张副社长完全不同，如同原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一样，许家屯也是一条有血性的汉子，张俊生不过是个跳梁小丑。在我看来，许家屯一生只做这一件事，并保持晚节，则是落日余晖美丽无比，既然和中共已经决裂，就不必求其允已还乡，回头守望。难道他还想叫共产党原谅自已吗？试问，历史上中共原谅过哪个与之分手的人？既便梦想成真，只怕他回到国内，再由中纪委审问监控折腾到死，肯定也上不了北京八宝山，除非共产党能脱胎换骨，能平反“六四”，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假如那样，我看他可以和王丹等六四流亡者一同回家，北京机场定会有隆重的欢迎仪式，那才有面子，才是衣锦还乡。

我想，尽管中共中央在17届4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党内民主”，但雷声大，雨点小，怕又是瞎忽悠百姓吧！能否让许家屯先生还乡，可以做为一个试金石，等着瞧吧！我现在只想请许家屯先生重温诗人于右任感人肺腑的诗句：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没办法，许家屯曾经供职多年的“伟光正”用铁幕挡住了林希翎，也挡住了我们流亡赤子的眼睛！

2009年11月12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