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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6日的中午，我接到电话，我的笔会会友阿克肖诺夫，这位早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就开始用文学折磨和抚慰我的人，远上天国白云间了。

我早年翻译了阿克肖诺夫的中篇小说《一九四三年的早餐》，收入《苏维埃俄罗斯作家作品选》一书。此本在我家已无藏书。最后一册我送于俄罗斯笔会资料室收藏，依稀记得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出版。2004年，俄罗斯笔会秘书长，作家诗人特卡钦科和诗人沃兹涅先斯基联合举荐我加入了俄罗斯笔会，于是我和阿克肖诺夫成为会友。

此后，我在已经流逝的无数瞬间里都感到他的存在，精神的存在，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存在，我想以后也会。阿克肖诺夫给我留下的不仅是一张带星星的火车票。还有他那件意味深长的“牛仔外套”，他用童话般的语言塑造了前人，他用言简意赅的故事培育了来者，正如果戈里给我们留下的那件，培养了千千万万读者的“呢子外套”一样。

7月9日，在莫斯科文学家中央大礼堂为阿克肖诺夫举办了安魂弥撒仪式（猝然离世的笔会秘书长萨沙·特卡琴科的葬礼也是从这里拉开序幕）。一位蒙着头巾的女人站在我们中间啜泣，她哽咽着自言自语道：“他受了罪了，我们也因为他受了罪了！”这番话不仅使我想到了几个世纪以来逡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墓前的人们。

那天在阿克肖诺夫的棺椁旁边排出了当代俄罗斯文艺界最强阵容：作家，编辑，普宁文学奖获得者亚历山大·卡巴科夫、著名文学批评家娜塔莉亚·伊娃诺娃、音乐家安德烈·马卡列维奇、俄罗斯人民美术家、艺术院院士鲍里斯·米谢列尔、作家、画家弗拉基米尔·沃依诺维奇、俄罗斯国家文学奖、皇村艺术奖金获得者叶弗盖尼·莱恩、纳博科夫文学奖金和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获得者维克多·耶罗菲耶夫、诗人、导演、编剧叶弗盖尼·叶夫图什科等人。他们每人都珍藏着一份对逝者的眷恋，每人在葬礼上都表达了对朋友的爱，那份真情比七月的骄阳更炽热。

阿克肖诺夫上个世纪60年代在苏联文坛崭露头角，他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离开过苏联这个主题。尽管他被苏联政权驱逐出境，被迫移民海外多年，却始终眷恋苏联时代，甚至不愿看到苏联的崩溃。80年代末，他曾经和遭遇整肃的著名苏联企业家瓦基姆·图曼诺夫用一整箱子伏特加酒赌苏联是否会解体，结果阿克肖诺夫输了。

他何以对苏联如此恋恋不舍？事隔20年，阿克肖诺夫道出心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不愿意看到苏联解体。我是一个怀旧的人，什么叫怀旧？文学就是怀旧。他说，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已经老去，而在于你一生始终会追忆流年，因为其中渗透了我们的泪水与欢笑，渗透了我们的爱。阿克肖诺夫至死不同意对他的移民海外之说。他反复强调：我不是移民海外，而是被驱逐出境，当年我要是不走就会死于非命。

我们俄罗斯笔会的小楼位于莫斯科铁匠桥的老城区，每年我们都组织两个创作季的揭幕小仪式，一个是春季，一个是秋季。五年来，我在这个摇摇欲坠的小楼里与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作家相识和谈天，却唯独没有见到过阿克肖诺夫，只在小楼东侧的会议室见过他的一幅黑白照片。后来才知道，即使他恢复了俄罗斯国籍后，也常在国外小住一段时间。比如，他曾经和我们笔会的一些作家透露，他常住在法国一个名叫“比阿利茨”的海滨浴场，躲在那里的一座简陋小屋里专事写作。

阿克肖诺夫也曾经在美国居住，可是最终还是选择离开。究其原因，他说，美国对于作家来说很幽静，对于创作很有利。可是他痛恨美国的出版商：“出版商总是想方设法地将书变成商品，特别是长篇小说，最后把作品扭曲得完全失去了文学性！”他愤然道，这难道不是一个世界性的悲剧吗？这当然不是美国的专利，他非常经典地说：“图书市场化在俄罗斯刚刚开始，文学毁于商业化最终难以幸免。”

我最近四五年参观了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些高校，发现这些高校的部分教师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爱炫耀对知识和信息的占有以及讨论对财富和金钱的向往，尤以中国大陆高校为甚。这使我想到，阿克肖诺夫曾在莫斯科一个公开场合对俄罗斯和美国的知识分子所做的比较。他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纳博科夫式的知识分子定义是：知识分子是一群同情弱者的人，同时也是一群绝不轻易妥协的人。阿克肖诺夫在美国高校执教长达24年之久，他说，他很少听到他的美国同事将上述的炫耀和向往挂在嘴边。他觉得，美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情怀更接近19世纪的俄罗斯知识界。于是，他在给大学一年级学生上课的时候开宗明义道：“踏进校门，你们就是这个世界的少数派了，你们要以此为荣！”相形之下，面对生活的弱者，我们的同情心有多少？面对急速膨胀的物欲，我们是不是妥协得太快，太彻底了？我们中间又有多少人还会以纳博科夫和阿克肖诺夫的精神世界为荣呢？

我读阿克肖诺夫的时候，正是他流亡之时。中国出版界对苏联流亡作家讳莫如深，持否定态度。即使有些作品勉强可以翻译，也要淡化作家的流亡背景，只能翻译他们在苏联政权之下允许公开出版的作品，甚至在介绍文字中都不得提及作家流亡期间的创作。那时，就是80年代初期，我大学时代的俄罗斯文学导师、翻译家石枕川先生曾经鼓励我关注阿克肖诺夫的作品。他断言，在苏联60年代崭露头角的作家群中，最可能对未来俄罗斯文学产生重要影响的就是阿克肖诺夫。20多年之后的今天，俄罗斯总理普京悼念词证实了枕川先生的预言——普京说，作家之死是“俄罗斯文学和整个民族文化难以弥补的损失”，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勇敢的和热爱自由的人！”

今天，人们称阿克肖诺夫为当代伟大的作家，将他作品的归入苏联俄罗斯文学经典，可见其杰出；在那个时代，他敢于用文学作品挑破苏联帝国文字狱的樊篱，说明他的勇敢；最终，他用一支笔唤醒和培育了千千万万厌恶和反抗集权的读者，难道阿克肖诺夫不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吗？

 

 

俄罗斯文学的遗孀

——我所认识的索尔仁尼琴太太

我移居莫斯科后，加盟俄罗斯笔会，很快和诗人布兹尼克成为莫逆。他是索尔仁尼琴一家周末的座上宾，我曾在乌克兰东部他老家的古宅里见过一帧照片，那上面一群莫斯科的作家笑容可掬，索尔仁尼琴和他太太纳塔丽亚比肩而坐，精神矍铄。

布兹尼克告诉我，他在索尔仁尼琴最受感染的是他们貌似简单，却无比深邃的爱情。他说，做客期间，他经常痴迷地注视着索家夫妇彼此间的一回一应，那情那景，使他联想到苏联的导演亚历山大？扎尔赫依1981年的电影《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26天》（此片荣膺当年西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银熊奖）。

我和布兹尼克2006年12月27日一个飘雪的傍晚，前来莫斯科市中心特维尔大街12号的索家做客。那时索尔仁尼琴正好病着，我记得我当时带给他的礼物，是中国特产乐陵红枣，纳塔丽亚抱着我送的那包红枣不撒手，一副很珍爱的样子，她对我说：“听说红枣入药，希望对他的健康有裨益。”

那天，纳塔丽亚带我们参观了作家的书房，我记得，除了柜子里面塞满了书，书架上的书也堆得高耸入云。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就在此被捕，后遭驱逐。纳塔丽亚那年37岁，作为妻子，那年那月她到底承受了怎样的苦难呢？她听了我的问题，笑着摇了摇头，说：“我感谢上帝给以的一切，包括磨难。”我记得，她告诉我，她在大学攻的是数学，1968年结识索尔仁尼琴，他当时刚完成揭露莫斯科政治犯特别收容所的中篇小说《第一圈》以及叙述苏联集中营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小说《癌病房》，两书遭遇苏联封杀后均在西欧发表。纳塔丽亚那时便担任索尔仁尼琴的私人秘书和助理。1973年，他们正式结为夫妻，那年纳塔丽亚36岁，索尔仁尼琴55岁。他们的婚礼是在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3年之后和他被驱逐出境前1年举行的，所以，完全可以想见纳塔丽亚的彼时彼刻的处境。

从那一刻起，直到我见到她的那个雪花飞舞的冬天傍晚，纳塔丽亚依旧是索尔仁尼琴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文学秘书，她编辑的30卷本《索尔仁尼琴全集》也在2007年出版。

那晚做客出来，布兹尼克如每次一样，依旧沉浸在极度羡慕的情感之中，他感叹道：“索尔仁尼琴比纳塔丽亚年长19岁，夫妻感情甚笃，他们的婚姻经过了大洗礼啊！”

索尔仁尼琴过世之后，我和布兹尼克在莫斯科一次索尔仁尼琴图书展上再次见到了纳塔丽亚。我看到作家遗孀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面对前来问候的作家朋友，面对不断提问的作者，这位已经72岁的作家妻子竟用清澈的微笑宽慰着每一位入场时并不轻松的来宾。我清楚地记得，就在那次图书展上，她告诉我们，书展开幕的第一天，国家安全局的代表来到她的面前，毕恭毕敬地向她转交了一些有价证券，这是原苏联克格勃第一次逮捕索尔仁尼琴时在他家没收的。

索尔仁尼琴1994年5月从美国回归俄罗斯，处于民主兴奋期的俄罗斯各大党派纷至沓来，拉拢他进入政治联盟。但是，均遭到作家拒绝，当时索尔仁尼琴有句名言：“你们谁也甭想拉我，等我死了吧！”纳塔丽亚那次在书展上对我说：“那些党派啊，现在他们还在拉票，我告诉他们没门儿，除非等我也死了！”

那时，我完全被震惊了——什么是爱情最深沉的底蕴？那就是纳塔丽亚所捍卫和忠诚的丈夫的价值观。

目前纳塔丽亚所做的工作，是在其丈夫生前就已经开始的收集、整理、出版海外俄罗斯作家的手稿和作品，她依旧担任以其丈夫的名字命名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图书馆基金会主席”的职务。她的工作已经博得了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尊敬，2009年7月22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给纳塔丽亚的生日贺电中说：“您作为索尔仁尼琴的亲密助手和其文学遗产的保存者，命中注定与他一道分享了命运多舛的生活之路。你们时刻厮守相依：无论在痛苦、喜悦还是在创作中。”

《自由写作》首发

今天的河北，在清朝叫直隶，是清朝地位最重要的省份。有清一朝，有两个地方督抚的位置是最为紧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直隶总督，而直督的分量还要大于江督。晚清几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都做过直隶总督，李和袁，任期都相当的长，整个晚清的大戏，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两个人在直隶这个舞台上唱的。当年的中国，没有首都直辖市一说，而直隶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一个超级首都直辖市，恰是因为这个因素，也由于晚清曾、李、袁的影响和作用，直隶在近代中国的地位，远比现在的人们想象的要重要得多。作为代议制语境下的地方自治的历史，直隶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地方自治，是晚清到民国一个很有现代政治色彩的戏目。由于这个戏的开锣，是以督抚专权和洋务运动为标志的政治格局演变为标志，所以，由晚清强人担任总督的直隶，地方自治的发育，相当成熟，自办谘议局以来，直隶的地方自治，有声有色，在地方治理、乡村建设和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局中，起了持全国牛耳的作用。

尽管如此，代议制语境下的直隶地方自治，从晚清到民国，却在以下降线行进。谘议局时代像模像样，议员的议政能力和道德水准，都比较高，进入民国，在袁世凯时代还差强人意，到了后袁时代，就王小二过年，一天不如一天。按道理讲，民国省议会的选举，后面的在形式上要比前面的强，但后面选出来的议员，素质却比前面的差，所谓的省议会，基本上成了军阀的传声筒以及跟行政机关分赃的场所，大多数议员，均以跟军阀和有势力的人物勾结，谋得一官半职为荣，大家不约而同，把进入议会，当成升官发财的一个台阶。

晚清地方精英的格局，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甲午战败是一个转折的标志。以新科状元张謇办纱厂为代表，传统的绅士开始投身工商业，由士绅变成了绅商，一方面，传统的精英结构出现了裂痕，一方面，中国的民族企业家，也从第一代的买办，演变成根基更深的绅商。此后，从清廷新政到民国鼎革的一系列政治演进，都有一代新绅商的影子。由这代带有旧士绅色彩的企业家，引出了第三代新式的企业家，他们很多人具有留学背景，具有全新的商务和企业管理观念。在晚清到北洋时期民国这个时间段，中国政治的舞台，除了军阀和新旧知识分子，大体上就是旧式士绅和绅商的天下，到了民国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轮到第三代企业家登台。

但是，绅商的变化，在各地是不一样的。沿海发达地区，绅商的演变幅度比较大，绅商的作用，也比较明显，但内地，则依旧是旧式士绅的天下，士绅和军阀的结合，被海外学者陈志让称为“军绅政权”。可是直隶这个地方相当特别，这里不像内地那样落后、封闭，欧风美雨，在这块土地大有沾濡，工商业，也有相当的基础。不过，直隶毕竟是首都所在，工商业官商的意味很浓，当地的工商巨子，都跟官府关系密切，甚至直接就是官家的钱袋，跟江南他们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官味和官气都相当地浓，自觉自愿地浓，因此，自治，在这里，更像是官治，地方议会，只能是军阀政策合法性的工具。而且，可悲的是，这里的精英，在官欲官商的交替侵蚀下，道德水准也下降得很是厉害，参与政治的越深，道德败坏的程度越大，几乎没有内地那种旧士绅的绅士风度。事实上，凡是讲点操守的精英，无一例外地在代议制操作中被淘汰，不是自己知趣退出，就是被人赶走。从这个角度讲，直隶从谘议局到省议会令人沮丧的演变，是完全有道理的。

即使是这样一个逐渐拆烂污的代议制，对它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从晚清到民国，是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现代民主政治的历史阶段，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结果，是中国人全面学习西方实习课。课没有上好，不等于中国人从此以后，只配忍受专制，做顺民，民主的道路，总得走。当时转型，没有转好，以后还得转，所以，对当年的实习，必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从这一点上说，刘建军的著作，对国人，尤其是现在自诩处在转型期的国人，很有价值。

路数教出来的，硕士导师，是我的前辈河北大学的黎仁凯教授，是为治学严谨的忠厚长者。纯史学路数的人，一般都恪守家法，做学问中规中矩，碰上我这样的野狐禅的老师，双方磕碰不可避免。还好，在这样的磕碰中，刘建军把文章做出来了，功夫下得很大，比如每个省议员的出身、来路，从当时的报纸上，档案中，一个人，一个人地比照出来，写出这区区二十几万字，看过的资料数以千万字计。做历史的人，灵气当然重要，但只要走对了路，肯下死功夫，就可以出成绩。虽然说近来晚清到民国的地方自治已经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也有了一些，但刘建军的工作，却是不可替代的。夸自己的学生，很有些王婆卖瓜的嫌疑，但我这个人，自以为还是有原则的，也很爱惜羽毛，无论内外，拿不出去手的著作，决不作序。其实，刘建军的著作，有没有我这个野狐禅的老师在前面写上几个字都行，但是既然做了人家老师，人家文章又做的这么好，虽然自家贡献不大，奉命写上几个字，也自应该。

2008-10-19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但是这并不直接意味着两德统一。起码四十年，两边的德国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加入不同的国际组织，不仅互不照面，而且处于敌对状态。重提统一，谈何容易。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前几天在接受中国记者的访问时还说，即使到了“1990年1月，那时还没有人谈到两德统一”（《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9日）。他主要指的是西德范围之内。这个话题是稍后浮现的。旋即，在知识分子之间，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引发了从未热烈讨论和争论，各路人马显示了不同的身手。但实际情形容不得知识分子有更加充裕的时间。1990年10月3日，以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完成了统一进程。此时离柏林墙的拆除，不到一年时间。

它实际上并非令每一个人欢欣鼓舞。格拉斯在二十年后的这篇访谈中仍然耿耿于怀地说，“要庆祝？二十年之后吧”。文学成就卓著的小说家格拉斯大体属于左派阵营，这个阵营在对待统一的问题上，或者反对，或者存有很大的保留，基本上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这种立场与他们更早一些的看法相反。60年代当阿登纳政府决定拥抱西方，让西德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则在“再统一”的名义下表达了抗议。而到了1990年，当统一就在眼前，同样的人们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这是为什么？

当年论战的硝烟已经飘散，反对统一的人们看上去已经被历史所“抛弃”。但是，知识分子的工作很难以仅仅以结果来衡量。他们在现实中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他们理论上的破产或全部破产。讨论中所出现的富有意义的维度，还会保留下来，发挥它们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这场有关统一的知识分子辩论中富有意义的话题呢？他们运用了怎么样的资源，又开掘了那些面向？尤其是在今天的条件之下，如何定位“民族国家”，以及讨论中出现的盲点，所有这些对于我们的思考不无参考意义。包括在同一个人的论述中，既有精彩的成分，又有似是而非的东西，我们正可以从中学会如何对待具体问题和“辩证地”的看待一个人，而不是一棒子打死或一味地捧上天，培养起所需要的更为复杂的眼光。

在《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一书中，对于当时西德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有着充分的论述，作者扬—维尔纳·米勒（马俊、谢青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

奥斯威辛、怀疑主义，苦行

生于1927年的格拉斯在很长时间内被誉为“德国的良心”。他强调勿忘奥斯威辛，形容自己写作时，“死者都在看着他。”

格拉斯继承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战后不久的看法，认为是“民族国家”的理念导致了纳粹那样一种极端破坏性力量。因而他看待两德统一，基本出发点是德国曾经制造奥斯威辛这样人间地狱的历史经验：“我们的民族有意识地积累了多少罪孽，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承担多大的负担和责任。”

在他看来，德国人从奥斯威辛中应当获取的教训是——认识到自己这个民族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孽障，因而他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古老冲动”。他担心统一的德国会重蹈覆辙，德国会因为统一而再次变得富有侵略性，加害于他们的邻国。这是德国人自己应该记取的教训，也是他们这个罪孽的民族能够提供给当今世界的。因此，任何打着“统一”或“一致”的“德国民族”旗号所做的事情，都是值得怀疑和警惕的。

他宁愿采取一种“苦行主义”或者“自我惩罚”的路线——德国人无权统一。作为对于曾经制造纳粹德国的持续惩罚，德国的分裂必须被接受。他坚持了有关奥斯威辛的“最强版本”，这个版本含蓄地承认，奥斯维辛之后，德国人是一种“贱民”。这是一个十分严苛的立场。所幸这是在西德，格拉斯用不着被戴上“分裂国家”的帽子。

就严肃对待自身历史来说，这个立场令人肃然起敬。坚持对于残暴历史的记忆，实际上是在挽回这个犯过严重错误民族的尊严，是在挽救她的命运，也是重新使她变得令人尊敬。这一点，格拉斯与他的同伴们成功地做到了。

但也许从奥斯威辛记忆这个出发点，到两德统一这个落脚点，这中间的距离还是遥远了一些。即使是雅斯贝尔斯，也没有得出从此取消德国民族国家这个命题。格拉斯用来代替单一制民族国家的，是“文化民族”这个概念，即以一个文化民族的共同意识，来代替政治上的民族意识。

带着这个基本立场，在参与有关统一讨论时，格拉斯进一步作了发挥。他提出的方案是“邦联”，在这种形式之下，东、西德保留自己原先的认同，而不必马上变成一个“同心圆”。

看待事情，不仅是看某个结论，而且要看理据。因为在同一个结论中，可以放进去很多也是不同的理据。实际上，格拉斯自己先后的理由便不一样。

90年代，格拉斯主张民主德国得到保留。其理由是：第一，东德的苦难是西德社会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反面。其二，东德社会保存了“生活的缓慢步调，由此而来更多的交谈时间，颇有点梅涅特时代的毕德迈耶尔文化之遗风”。前者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后者体现了文化多样性的诉求。

他本人对这个了理据后来做了修正。在接受南方周末的访谈中，他提到的东德并没有多么吸引人。他提到这个地区“他们刚刚摆脱纳粹独裁，又陷入了斯大林的独裁当中”，这意味着，由斯大林控制下的东德不幸承担了偿还战争罪孽的主要承担者，东德人接受了更多的惩罚。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改变。

这个访谈中格拉斯又谈及最终由西德来主导的统一过程中，原来东德的工人受到了损害，在垄断利益的控制下，有“以数以千计的人为代价”。不希望劳动人民受损，这个立场令人尊重和高度认同。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原来的东德，工人阶级的利益就得到了保障。如果一个国家不去保护他的国民，让他们处于易受伤害的脆弱状态，那么别人也很少想到要保护他们。不能指望资本家来保护工人，那需要制度来约束他。

即使这样，也不要以为格拉斯是专制的维护者，远远不是。他始终十分关注八十年代东部世界的一举一动，经常发表言论或参加签名，支持东部公民社会运动。这一点，他与其所属阵营中其他人们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八十年代，包括波兰的工人们，都十分感激格拉斯对于他们的支持。

在格拉斯对于东德的肯定中，你首先可以听到他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批评。这种批评应该视为榜样，它不是将自己的事情，一股脑儿都推到别人身上，没有认为西德不好都是因为东德，资本主义不好都是因为社会主义。他的问题是将东部和西部一视同仁地加以批评，这本书的作者米勒分析道，无论如何，这“模糊了一个法制国家和一个谋杀和折磨自己国民的国家的区别”。

对于自己身处的老联邦德国，他渐渐地也收回了原先一些比较极端的看法：“我错了，我低估了德国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力量。幸好我们有联邦制，它可以防止我们成为十九世纪普鲁士那样一个狂热的统一民族国家。”（见《南方周末》访谈）

尽管看法前后矛盾，尽管你不同意他尤其是关于东德的看法，但无论如何，格拉斯的道德感，他的自我纠错的精神，其思想丰沛，根基深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也许，他“邦联”的思路是最好的，这样可以给东德人更多的时间，让他们自己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在自己的生活中培养起管理和自由的经验，而不是由西德人代劳。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真正当家作主，这个国家必须有名副其实的法制和民主，否则他们不能积累起太多有意义的经验来。

宪法爱国主义，后民族，后传统

哲学家哈贝马斯作为公众人物，与格拉斯不相上下。此公1929年生人，比格拉斯小两岁。但是这区区两岁造成的巨大差异是，1927年出生的人，在1945年战争接近尾声时，已经赶得上成为防卫军士兵，即“高射炮助手一代”，这就是格拉斯在2007年那本自传《剥洋葱》中自我爆料的，一时引起很大争议。而晚两年出生的哈贝马斯则幸运得多，属于“清白”的第一个年龄段。

哈贝马斯与格拉斯更为接近的是：始终着眼于处理奥斯维辛的经验，立足这样的教训，可能为本民族和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有益成分。然而，在哈贝马斯这里，明确放弃了“文化民族”的概念，而力图重建统一的德国民族的政治概念。

他的方案可以称之为“宪法爱国主义”，即构成新的爱国主义基础的，是对于法律和共同自由的热爱，是聚焦于政治共同体中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是自觉地肯定人们互相之间的政治原则，而不是对于现成的“传统”和“群体”的认同。结合纳粹德国的教训，尤其不能将自然而然的民族身份。

而所谓政治权利和民主程序，在哈贝马斯那里，也不是静止的法律条文，它们同时体现为公共领域，这是一个公民自由讨论、自由论理的空间，它不受任何地域、组织或者暴力的宰制。这些传统的国家指标，在哈贝马斯眼里，应该让位于公民之间的无尽的交往过程。沿着这条思路，所谓公民身份，便不是被动获得的，不是自动继承的，而是通过参与公共活动而赢得的。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始终沉睡的人我们不知道他的品格好坏一样，一个从来不参与公共生活的人，他的公民身份有待落实。

与格拉斯所捍卫的“大屠杀认同”的文化认同不一样，哈贝马斯首先肯定的是公民之间的政治认同。包括大屠杀的“共同记忆”，它首先是与民主认同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民族认同。在这里“效忠”是自由的，和面向自由的。这样一种公民国家认同，鲜明地区别于“前现代”的爱国主义——以领土、文化和群体作为认同对象。

强调经过政治的处理和反省，哈贝马斯帮助创造了“后民族”这个概念，即超越了与生俱来的民族概念。如果说前现代的民族概念中，“传统”是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宪法爱国主义帮助创造了“后传统”这个概念。与那些简单否定民族与传统不同，“后民族”与“后传统”强调对于民族与传统的反思。

应该说，在后奥斯威辛的条件下，哈贝马斯以这样的方式来论述民族国家，是富有天才和极具建设性的。经过如此修补和更新之后，民族国家同时成为一个价值的储藏所，需要不断往其中增添公民价值内涵，而不是现成的、一蹴而就的。

以这样的视野来看两德统一，哈贝马斯担忧的主要问题是：当联邦德国以其经济实力而将民主德国“吞并”（结果果然如此），便剥夺了民主德国公民们在政治上的自决权，他们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加入进来，而是以拥抱德国马克的方式。他因而讥讽地提出一个概念——“德国马克民族主义”。民族凝聚力来自金钱和权力，这样的“团结”来自前政治的、同质的民族认同。如果那样，便是一种倒退。

哈贝马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是实行全民公投，包括东德的民众在内。这样符合他的程序正义之说，也可以给东德民众一个宪法爱国主义的速成教育。但是这样实施起来有许多困难。将宪法抛入投票之风险，并将主权分解为程序，这受到了许多批评。实际上这年（90年）的三月，东德人已经投票通过加入西德的提案。

有批评者质疑哈贝马斯，认为他将东德人仅仅看作想要拥抱马克，这是片面的，因为东德人对于平等的政治权利同样感兴趣。的确，哈贝马斯对于东德实际上了解得很少，他承认自己就是感觉不到自己与东德的政治事件有任何关系：“像我这样的人，更多的是对意大利或法国或美国的战后历史有同情，而不是对民主德国，民主德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

这么一位顶级知识分子，对世界上重大问题每每发言的人，对于一墙之隔的东部世界如此隔膜，这未免让人感到有些遗憾。他甚至对于东部发生的公民社会运动不感兴趣。与格拉斯曾经表示鲜明支持不同，哈贝马斯甚至带点轻蔑地说，东德和东欧发生的事情是“补课”，不过是在追赶十八世纪的西方，而“追赶的革命没有给老问题带来新的启发。”

应该说，哈贝马斯对于东德社会性质的认识，倒是清醒的。他较少“生活在别处”。他对于建设联邦德国社会的理性话语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他本人身处的社会也有较多的认同感。但是，为什么八十年代东德与东欧公民社会的经验，不能构成哈贝马斯“公民的无尽交往过程”的一部分呢？不能够给哈贝马斯的自由交往世界增添新的活力呢？

在扑面而来的历史大潮中，知识分子的具体提议，其声音是微弱的，不一定被人所接受。但是，由知识分子常年的工作，他们的工作成果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及后民族种种看法，它实际上已经在至少是当时的联邦德国生了根，继续发挥影响。在当今各种原教旨民族主义复活的年代，哈贝马斯的想法无疑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

失掉乌托邦的忧郁和别的忧郁

前面说过，50年代为反对加入西方阵营，左派知识分子打出“统一”的旗号，而统一来临，却都纷纷改口，他们当中最激进的甚至要求保留刚刚被拆除的柏林墙，要求奥地利与匈牙利政府堵塞东德居民流向西德的道路。这是为什么？除了格拉斯和哈贝马斯，其余还有怎样的表述和如何对待这些表述？

这样来理解或许恰当——当他们反对自身所处“资本主义社会”，期待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理想的社会，便会将原东德当作“备用选项”或者“替代选项”而保留下来，作为他们批判资本主义的一个永恒参照。当然，最好是东德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一些改进或实验，能够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或者其他什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造出不同的模板或范式，给衡量联邦德国一个“乌托邦的尺度”。

再者，统一意味着“实际的社会主义”的失败，这种失败同时还波及“理想的社会主义”或曰“社会主义理想”，还会威胁到其他任何理想的、乌托邦的想法，以及抵消和减低对于自身社会批判的条件。他们最不愿意听到自己曾经的对手说“西方赢了”，这就颇有些阵营和派别的味道了。

不客气地说，这些想法，是将左派本来应该具备的人民群众的立场，完全丢在一边！如果是广大人民自己希望走另一条道路，那么没有什么可说的，而如果是希望别人能够实现他自己的乌托邦，这实际上是拿别人当作自己的“替代品”，当作自己蓝图的“道具”，拿别人的生命生活当作从事一桩伟大“实验”的条件，当作他们能够保住自己在资本主义现有位置的手段与途径，这可太不地道，太不马克思主义了。

东德人民为什么不用自己的选择，来从事他们自己的“实验”？那是在汲取自身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沿着自己的脉络，一步步来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不是满足他人的想象？

除了丧失乌托邦的忧郁，这些左派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种忧郁。这本书中将此描述为“丧失联邦共和国”的忧郁，听上去让人困惑。这些所处社会的批判者，他们当中有人曾用“内部流亡”来形容自己，表明了一种决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眼下，是他们担心起自己连流亡的地方也没有、需要考虑下一个流亡地点了吗？

不是的。是他们发现原来西德正是他们的根，是他们无可替代的故乡，是他们的家园。

托马斯·斯密德，68年一代的成员，承认“我开始珍视联邦德国了，尽管她作为一个公民社会有着种种不完善。”他们发现，不管如何，西德社会不仅容纳社会批评，而且还会不同程度地“考虑”它们；而东德社会不能被她的人民批评，实际上也不能被西德左派批评。

他们对终于见到了的东德人感到失望，感到他们只是满怀着物质主义欲望，完全不符合他们的预期。有人这样说道——“1700万‘未经教化’的东德人对资本主义和消费品的渴求，意味着审美上以及政治上向1950年代小市民的一种倒退。”

“倒退”也意味着在西德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左派价值遇到了威胁：女权主义、环境保护、前面谈到的后民族主义，所有这些一下子变得不重要了，摆到桌面上来的只能是那些更加迫切的经济或者社会问题。这批担心东德加入而遭遇倒退的人，主要是所谓68年一代。他们不像老一辈人那样，将制度上的保障看成是第一位的。

这肯定是出问题了。几乎一夜之间，从不共戴天的批判者，变成“辩护士”，前后差别这么大，到底哪个是值得信任的？这本《另一个国度》的作者米勒睿智地写道：这年左派们，他们本身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米勒同时分析道：这是因为许多批评都是片面的，由唱反调的心态所驱动，因而缺乏“严肃性”。事实上他们正是通过这种批评，在那个社会获得多方面的满足。

这让我想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处境中，说自己的话，替自己说话，很少能够超越其上的。这些言论在东德人听来，是典型的傲慢的西德人，对他们很是不利。而另一方面，作为东德人，在面对某种劣势时，是抱怨谴责“资本主义”世态炎凉，怀念自己失去的从前，还是有其他的选项呢？

我相信那句话，每一个人与自己所处的环境和制度不可分割，要为此承担某些责任。这样他就有了某种历史性。他在原有条件下所获得的视野、已经养成的某些习惯，他的生活取向，不可能马上融入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也不可能要求别人拿一张白纸的眼光来看待你。尤其是一个人不可能因为你受苦受穷而让别人尊敬你，除非你曾经为自由做过同样的贡献，或者亲自动手拆除自己身上的那件看不见的紧身衣。这是东德人的原罪，也是他们对于自己、新的国家及对于人类的责任。

他们既然到了西方，那么就需要将西方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参与到其中作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说别人应该给自己提供什么。就像哈贝马斯说的，通过参与和担当，做一个宪法爱国主义者。

左派留下来的真空，没有人来填补

有左派知识分子互相批评——他们“睡过了一场地震”，然而，是否左派犯了某些根本性的错误，他们的对立面就肯定是正确的？是否右派知识分子，他们就一定能够填补左派失去风头之后，留下的知识真空和话语真空？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将前面所说的不同光谱的左派其主要立场简单概括一下。第一，强调对于奥斯威辛经验一种非常严厉的态度，认为它是一切重建的出发点；第二，旗帜鲜明地批评所处社会；第三，反对民族主义（不加反思的、前现代的那种）。从民族惨痛历史教训出发，他们主张一种历史的非连续性。应该说，尽管他们对于东部世界的看法比较隔膜，但起码这些人对于自己社会的问题是切中要害的。

这样的梳理也是为了方便读者在下面调整自己的阅读习惯。因为在称呼方面，西方的习俗很像是与我们环境中相反。我们这里，那些反对狂热民族主义的人们，主张对历史采取反省的态度以及对于现状提出更多批评意见的人们，一般被目之为“右派”，而他们的角色其实更加接近西方的“左派”。同时，而那些尽量抹去自身历史上“不光彩”一面、将外来者视为敌人（比如抵制家乐福）、满足停留于现状以及“尚武”的人们，习惯上被称之为“左派”，而他们的做法或许与西方社会中的“右派”相平行。

就统一期间来看，西德的右派知识分子并没有形成某种气候。比较有人气的是一位叫做马丁·瓦尔泽的作家（已有中文译本若干）和一位编辑出身的文学教授、报人卡尔·海因茨·博雷尔。前者的表述始终存在着含混、混杂，但也许正因为此，泄露了那个社会中某些未经审视的无意识愿望，传递了一般人未经表述的深沉愿望。

在对待奥斯威辛的问题上，当年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人从事热烈的公共表述公共辩论时，而右派知识分子却选择一种以沉默（缄默）来试图维护他们的尊严，以禁忌来保全荣誉，并希望将自己描述为受害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位马丁·瓦尔泽很像是德国的米兰·昆德拉。他与格拉斯同年，战争结束之前的短暂时间，也被征召参与防空保卫，属于“高射炮助手一代”。60年代他刚出道时，是一名左派，后来其立场才慢慢发生了变化。他矛头所向是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生活中，人更有可能失掉了他的真实性。这与海德格尔强调的“本真”的传统是一致的。他强调人们有许多经验无法进入公共表述。比如“无力”的体验。

他认为德国人的无力在于缺少自信，缺少自信在于他们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而即使应付奥斯威辛这样的问题，也需要一种共同的民族感情，由集体来承受，而不是个人。他话中也包含有德国是一个受害者的意思，战后分裂的德国是一种“非法干涉”的结果，人们正因此失去对于自己民族的（久远）记忆。他始终带有一种被动的感伤的语调，以此来消解哈贝马斯“重建的政治”。

博雷尔与一般保守的右派有两点不同：第一，他不敌视西方，他的很多观点参照了英国人对待民族的态度，那是一种连续性的态度而非断裂的；第二，他不敌视现代，对于国际大都市文化表现得甚为亲密，并批评左派对于统一的恐惧，是一种类似地方主义的狭隘情感。他在“民族”的概念中注入的是“集体的记忆能力”，记忆与民族的整体性是互相共存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也不反对将德国人认同的问题，与纳粹罪行联系在一起。但他认为一个文化记忆只能培植在一个统一德国的基础之上，因而统一成了民族救治的良方，也是与过去的和解。他以文化自决作为起点和诉求，进一步发展出政治自决和民族统一的要求。

而90年代兴起的“新右派”与统一的进程相伴随，其许多表述在我们听起来，竟是何其相似！在不长的时间之内，他们出版了两本书《西方纽带》与《自信的民族》，其中文章被称认为“质量各异的”（对不合格的委婉表达），同时“没有一篇是能被称之为学术性的。”他们的年龄比起68年一代来说，显得太年轻，但比起80年非政治一代来说，又太老了。他们觉得自己始终是受压制的，而从左派学者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再度获取文化领导权。他们喜欢互相之间引用彼此的著作。还有一点是，不喜欢女权主义带来的成功。

他们的观点许多是从一种抱怨和嫌憎的情绪出发：就现状而言，他们抱怨自由主义的快乐主义，使得德国人感受不到痛苦和悲剧，这同时释放了对于西方世界的不满；就历史而言，他们宁愿将德国当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而为了重新获得“自信”，则需要和强调所谓民族的“正常化”；就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他们强调国家的权威，对“社会的自我组织”心存疑虑。他们在“民族主义”的话题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主义”，奉行“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原本“民族认同”的话题，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德国人的国家利益。然而就经常表示要“离开西方”而言，这会对德国有所增益吗？。所有这些东西，比起前面所提到的，对我们的耳朵都更不陌生。看来这个世界上“左派”观点各异，因为他们的成员比较拥有独立性，而右派们几乎都是老调重弹。

“新右派”的高潮是在1994年，但是所有这些沉渣泛起的说法，对于普通民众，也不能引起更大的兴趣。实际上他们也不能抓住任何一个政党，作为自己的政治载体。

柏林墙的倒塌只是一个起点。起点永远不等于终点，新的局面必然带来新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但是，不同的起点带来的不同视野，不应该与原来的起点及其视野相提并论。来自东部的人们，不要说二十年前出生的年轻人，即使是如今三、四十岁的人们，对于原来民主德国的记忆，恐怕早已经很淡了。生活早已经驱使他们迅速进入另外一个轨道，处理一些别的问题。

吴江先生在2009年8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一文，否认民主是普世价值。文章引经据典，似乎头头是道，但定睛细看，不难发现，从基本概念的理解到历史事实的论述，都是经不起分析的。现择要评论如下。

此“价值”非彼“价值”

文章开头定义“普世价值”为：“那种普天之下、普地至上、任何时候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里首先需要作两处文字矫正。一是“普地至上”，显系“普地之上”之误植。二是随后提到的“人的主权”，应该是“人的权利”。因为“主权”是指统治、管辖之权，“人的主权”，意义不明，而与“自由、平等”并列的，只能是“人权”，即“人的权利”。

认为“价值”是“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这与当前热闹的关于“普世价值”争论双方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如出一辙，而所有中文词典也都是这样解释的，应该是天经地义，无可质疑了。可是，在西方文献中，“价值”一词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涵义。“价值”译自英文value，只要查查普通的英文词典，就会发现，它除了通常为大家所熟悉意义“效用”（worth）之外，还有一个在当前中国知识界可以说是陌生的涵义：社会伦理道德准则（standards）。它通常用复数values。“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s）是指全人类都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与“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无关。

多数决定 ≠ 民主

文中谈论民主制内容时只讲到“多数决定”，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多数决定＝民主。实际上，多数决定只是实现民主的一项措施。“民主”一词来源于2500 多年前的希腊雅典城邦，希腊文democracy中的demo意为村社，是城邦的基层单位；cracy意为统治或主权。Democracy意为全体村社公民掌握城邦政权。它的实施主要是通过定期举行全体自由民参加的公民大会，由多数决定原则作出决定。

文章引述《南方周末》上胡文辉论文《中国上古多数决定原则的痕迹》（这是一篇值得一读的好文章）说“西周（胡文辉原文是西汉）则有裸露左右臂而决定多数的形式，按多数原则行事。”可是并未说明这与民主有何关系。中国古代某些君主在对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前要征询臣民意见，在意见有分歧时，往往采纳多数人的意见。但是最后决定权始终为君主掌握，即主权在君主，多数决定仅供参考。民主则是主权在民，由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多数暴政”的恐惧症

文中着力渲染由多数决定可能产生的“多数暴政”，藉以否定民主。“多数暴政”的论据是什么？不妨听听最早提出这一论点的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的说法。它是美国开国元勋，是《独立宣言》起草者之一，并在大陆会议上提名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是敢于直言的激进民主派。可是十年后，他却转向贵族政治，主张强力政府。在1789~1790年间出版的两本著作中，他强烈地表露对所谓“多数暴政”的恐惧，断言“多数人永远而且毫无例外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并且说：“人类与其在民主制下过穷日子，还不如在君主制下过富裕日子。”（与此相反，2400年前，希腊哲学家原子论创立者德谟克利特（Democritius，前460~370）有句名言：“在民主制下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约翰· 亚当斯不相信人是生而平等的，由于出身门第、财产和所受教育的不平等，人基本上是不平等的，因而主张官职应世袭，不应由选举产生。不过，在联邦宪法生效并选他为副总统（总统为华盛顿）后，他不再流露反共和主义的情绪。

对“多数暴政”的恐惧症还强烈地反映在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这是他1831~32年在美国的考察报告。当时正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富裕世家出身的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 1767~1845）当政，已实现了重大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取消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财产限制、宗教限制，实现了成年男子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所有公职向公众开放，而不限于特定人选。托克维尔肯定美国民主制有强大生命力，对欧洲将产生深远影响。但他囿于贵族政治的偏见，对美国开始实行的普选制很不以为然。他受到过总统杰克逊的接见，但对这位平民总统并无好感。他无中生有地诅咒所谓“多数暴政”：“说在政治方面人民有权决定一切，这是一句邪恶的、极为可恶的套话”；以为“可以给人民代表的多数以完全的权力”，是一种“奴隶的语言”；美国“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且盲目服从多数”；“行政权力是多数人任命的，是多数人手中驯服的工具”；“在美国，是穷人统治，富人总是害怕穷人的滥用权力”。但他还是承认：美国人是自由的，他们的精神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有信心并善于合作。既然如此，何来恐惧之有？

卢梭并非真正的民主主义者

文中视卢梭为民主思想家的代表，指责卢梭，就是攻击近代民主。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在我国已流传了上百年。人们习惯于把卢梭看作是民主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民主革命。我自己30年前也是这样看的。可是，在我系统地认真阅读了近代政治文明发展史文献以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继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之后，对公众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满怀热情地宣传“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做人的资格”，并且大声疾呼“主权在民”。这些声音，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但是他的思想和人格却充满矛盾。他反对启蒙运动所尊崇的理性与科学，而主张以感情、道德、信仰来取代；他把社会上种种罪恶归咎于理性、科学和社会进步，而向往人类原始的自然状态。他虽然也强调人权，但他认为，众多人通过社会契约结合成一个集体时，“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完全转让给整个集体。”他把社会集体类比为生物有机体，认为它有自己的意志，即“公意”；并且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卢梭这种以“公意”或集体“主权者”的名义可以随意剥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这就是他的狂热信徒、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庇尔掌权时所奉行的恐怖政策（名为“雅各宾专政”）。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有将近4000人被送上断头台，连革命家丹东和和化学家拉瓦锡都不能幸免，最后罗伯斯庇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法兰西共和国也随着被葬送了。

不仅如此，卢梭的“公意”理论，经过黑格尔的继承与发展，到了20世纪，称为“极权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由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来实现的主义，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

何谓“民主”？

现在回到正题，讨论民主是不是普世价值问题。首先要对“民主”这个概念的涵义有个准确的理解。

何谓“民主”？最早也是最经典的表述是公元前431年雅典城帮首领伯里克利（Pericles, 公元前495?~429）在阵亡战士葬礼上所说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时，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优先于他人负担公职时，所考虑的不是某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的才能。”“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和宽容的；但是在公共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称民主政体的标志是“自由”和“平等”；并且推崇“法治”，贬斥“人治”，认为人治就是“在政治上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在他的心目中，人是理性动物，也是政治动物。这些至理名言，对于今天中国知识界似乎有点陌生。

雅典人创造了彪炳千古的辉煌的人类文明，创造了顺应人性的政治制度──民主制。但他们没有形成个人权利（即“人权”）概念，没有认识到：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转让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财产、追求幸福），建立政府就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权概念出现于17世纪，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有了人权这个前提，“多数暴政”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民主是普世价值

既然“价值”是指伦理道德准则，民主是政治概念，与伦理道德有何关系？知识渊博、思想深邃的亚里士多德早已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政治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最高的和终极的伦理学。并且认为自然科学是从事态出发，探索其原因；而政治学则是从一个目标出发，探索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这表明。“价值”概念在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可适用，但不能用于自然科学。

人在社会活动中，为了求生存、谋幸福，形成了对全人类（至少对文明人类）基本上是共同的是非、善恶观念和行为准则。它们构成了人类社会集体理性的基本内容，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理”。他们是超民族、超阶级的，因此成为“普世价值”。他们渗透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人“不可说谎”；“不可损人利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等等。

上升到政治领域，体现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政治诉求中，向往“自由”、“平等”正是普遍人性的体现。同样，要求尊重个人权利（即“人权”）和实行“法治”，也是文明人类的基本诉求。由“自由”、“平等”、“人权”、“法治”作为基本元素所组成的政治制度“民主”，自然也是普世价值。

如何医治腐败？

吴江文章最后用不小篇幅谈论腐败问题，可惜没有说到点子上。现在谁都知道，腐败根源在于滥用权力。早在1748年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 1689~1755）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同千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由此他提出三权分立理论。

1887年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ad Acton, 1834~1902）说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遗憾的是，目前所有中译文几乎都不准确，与原意有出入）不受约束和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这种绝对腐败不仅出现于掌权者身上，也绝对地出现于整个社会。

要杜绝腐败，必须使权力随时处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是权力的运作处于高度透明状态，首先是要受到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每个官员及其家属的财产都必须公之于众，这就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早已实现并行之有效的阳光政策，而在我国却未见踪影。阻力何在？一目了然，毋庸赘言。

2009.9.16. 于北京中关村

【许良英，生于192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此文寄给《文汇读书周报》，不获发表。】

 

 

【附】吴江：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

近来，“普世价值”的提法甚嚣尘上。何谓“普世价值”？据说这个称呼是从西方输入的，大概是指那种普天之下、普地至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适用价值的措施、行动等。有没有具有这种“普世价值”的东西，我想是会有的，例如关于人类的自由、平等，人的主权的保障等等，这些在抽象意义上说毫无问题具有普世价值，但在具体实现的方面，特别在实现的方式上，却有种种的不同或限制，所以人类各地——各国各民族都要按照自己的条件去争取，其实现的步骤、方式、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矛盾和斗争也不会少。

现在，我们这里人人谈民主。自从俞可平同志的“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名言一出，大家都叫好，我也说好。但有人断言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我则认为在理论上这种看法颇值得一议。

人类自从离开原始社会以后，就长期经历着两种政体即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而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又有着相互渗透的情况。就是说在古代的专制政体下也有某种民主因素，例如为人所称道的古希腊、古罗马式的古典民主，那是在一般已无氏族关系的奴隶社会中产生的，主要运用“多数决定”的原则。但是，即使是在具有坚固的氏族关系的中国上古时代，正如最近《南方周末》2009年7月2日一篇文章指出，早在东周时已有的左右分站而决多数的形式，西周初年则有裸露左右臂而决多数的形式，按多数原则行事。这是已有意识的人类很自然的一种选择，或许和原始社会人们生活的平等原则有些关系。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便产生了所谓的近代民主。近代民主就是经选举而产生国会或议会，重大国事由国会或议会多数决定，并且产生竞选的政党，有的国家并由全民直选总统。这当然比专制政体大进了一步。但是，几乎在产生资产阶级近代民主的同时，就有一些主张自由的人攻击这种民主，他们以法国著名民主主义者卢梭为靶子，攻击近代民主只能产生“多数人的暴政”，说：企图通过民主方式来保证主权的绝对权利，不侵害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只能是一种幻想；他们批评卢梭的人民民主原则与自由原则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致命的思想，民主必然扼杀自由。并且举出近代民主国家不仅在内部产生“多数人的暴政”，而且对外实行侵略弱小民族的政策。这些攻击民主的自称的自由主义者，以欧洲人爱德蒙·柏克、本雅明·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人为代表（请参看李强着《自由主义》一书）。西方哲学家罗素也加入了这种合唱。这种思想传到中国，恰当五四时代，后即中国首倡民主科学的时代，其代表人物便是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先生，他也断言民主必然产生“多数人的暴政”，因此不足取。刚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上海的王元化同志特将张奚若的观点重新介绍给国人，并且加以肯定。他写信给我，徵询我的意见。我回答民主本身固然有缺点，特别当它被资产阶级所运用，便产生弊病乃至极大的弊病是必然的，但是按人类政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比之专制和极权，毕竟是一个进步，民主若掌握在人民手中，它便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途径，就是在资产阶级手里，民主也会使社会生活有一定自由度。在这个问题上我和王元化同志最终未能取得共识。

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看待民主的呢？大家知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就是夺取民主，就是说，无产阶级也要运用民主，并且承认民主的价值，但他们同时认为，当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民主进行社会改造，当完成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即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之后，国家和民主就会消亡，人类将进入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这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虽承认民主的价值，认为民主是通向自由之路，但它最终将消亡，就是说民主并无“普世价值”。至于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如何具体运作，那时的社会生活是否在一定情况下还要运用多数决定这一原则，这一点我们无由猜测。

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可说是每况愈下。美国号称自己的民主具有普世价值，其实际情况如何呢？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最近在日本《读卖新闻》上撰文说：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完全是西方的东西，它既源于“启蒙思想”，也源于基督教义，因此，在亚洲并不行得通。就以美国来说，美国自身的选举制度和民主形式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民主政体，选民不能直接投票给自己属意的总统候选人，人民投票完后便一无所有，选举总是以金钱为主导并且充满伪善和贪婪。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7月16日的文章《西方最后的立足之地》说：“这场无休止的战争（指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不仅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失败国家缔造者，而且正让美国一直扞卫的西方普世主义走向终点。”还有，英国《独立报》网站今年7月14日的一篇谈“自民党时代”即将终结的文章也说到日本的民主政治，说：“日本是一个基于共识并具有家长作风的社会，其民主政治也向来带有家长式统治色彩。自民党内部的一些派别而非对立政党一直努力要拔得头筹。而通常，关乎国家未来的决定都是由与商界领袖关系密切的政治人物秘密作出的。广大选民基本上被拒之门外。”

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7月13日的一篇文章，谈到西方式民主能否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论述相当精辟，我们索性把其中的几段话抄录于下：

“许多人主张加速政治改革，希望能够通过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来解决中国的贪腐问题。他们相信西式民主政治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二法门。从表面上看，这个主张有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更全面地考察一下世界现实，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认识和主张的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尽管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模仿了西方民主政治，但是却没有能够解决贪腐的问题。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都是这样的例子。南韩也是，前总统卢武铉就是因为家人接受了贿赂，无颜面对国民，才会跳崖自杀。这些事实告诉我们，西式民主政治不是解决贪腐问题的根本途径。

“也有许多人认为，如果能够允许中国的媒体像美国那样自由，独立于政府的管理约束之外，那么就可以通过媒体来监督政府行为，贪腐的问题就能够得到完满解决了。可是，就如同西式政治民主制度没有能够帮助亚洲和拉丁美洲解决贪腐问题那样，媒体的独立和自由也没有能够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解决问题。香港就是其中一个例子。香港媒体的自由度比美国还要高，但是在香港学习新加坡采用廉政制度之前，那里的贪腐现象相当普遍。香港目前的政府体系很清廉，但不是因为媒体自由所致，也不是实行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所致，而是采用了新加坡廉政模式的结果。

“为了防止误解，笔者需要申明一个基本观点：本人并非认为民主政治和媒体监督在帮助防治贪腐方面毫无作用，它们的正面作用是要予以肯定的，但是前述事实告诉我们，这两个条件不是决定政府清廉与否的最关键因素。”

我一向看重《联合早报》这张报纸的评论文章，从以上议论看来，它的评论对我们确实颇有参考价值。

民主果然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中国是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不但有几千年的封建积累，而且有长期的“人治”和“一言堂”的传统，目前又有“既得利益者”的百般阻挠，要推行民主谈何容易？民主只能在保持社会稳定的条件下以改良的办法一步一步地前进。首要的是要摸清适合自己条件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在这样做时尚须照顾各宗教的教义和各少数民族的习俗）。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政制度一时难以在我国全国推行，但选择一个直辖市（例如重庆）进行试验，创造一个“廉政特区”，并非不可能，只看当局是否有这个勇气和决心。事在亲历亲为，不在空口许愿。对此，国人有厚望焉！

近日，河南郑州某次大规模扫黄行动的新闻配图让人触目惊心：一个关头便衣警察抓起小姐，以使其头部正面面对镜头，从动作的张力来看，与其说是取证，不如说是羞辱。因此，图片一经公布，便成轩然大波，部分网友甚至开始号召要人肉搜索这名便衣警察。从表面上看，许多网友都是从爱护女性和爱护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的角度，而倍感愤怒，但是，综观近几年的网络愤怒事件，可以发现其中的一定规律，即网络愤怒事件大抵表现为对权力行使的肆无忌惮的愤怒，以及对自身权利难以保障的焦虑，这一次也不例外。

近年来，文化水准和经济富裕程度的提高，刺激了人们对尊严的需求。人们更加期待被有尊严地善待，尤其期待在强制权力的行使过程中，也能被有尊严地对待。这是因为，与其他一般社会交往相比，在强制权力的行使过程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使得被行使者处于绝对的弱势，即使是平时自我感觉有头有脸的人，一旦被强制力所光顾，也顿时如同被剥光了衣衫而尊严尽失。只要有一次这样的经历，就将彻底摧毁平时的自我感觉，换句话说，被强制权力光顾的经验构成了个体尊严感这个木桶的最短板，一个人拥有尊严感的多少，取决于他/她在强制权力面前的待遇。从这个角度出发，就可以理解人们何以会对城市管理、强制拆迁、截访、刑讯逼供如此愤怒了，因为这里面所涉及到的不仅是具体当事人的景遇，也牵动着许多人的尊严感受。

要想在强制权力面前保持尊严，就必须对权力加以约束。其实，所谓的权利，也就是对权力的约束，不仅体现为对权力行使范围的限制，也体现为对权力行使方式的限制，为了使这一限制具有普遍的效力，需要以法律规定之，比如，中国现行宪法就已经写入了人权。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对权力的限制尤其是普遍适用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乐观者看来，只要有改变就值得称赞，但是，在权利领域这一论调就未必经得起检验，这是因为，权利是否存在，不体现在有多少人获得了善待，而在于有多少人免于不被善待。只有当权力面对最为弱势的群体，又或是触犯了法律的人士，也依旧根据法律的要求加以对待时，权利才可以称得上确凿的存在。换言之，最能说明一个社会权利现状的，恰恰是权力在那些最为弱势的群体又或是触犯法律的人士面前是如何行使的，这些群体的权利现状也就构成了整个社会权利木桶的最短板。因此，在郑州卖淫女面前如此张扬的权力行使，和卖淫女如此不堪的权利现状，所透视出来的其实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普遍权利现状，也就无怪乎有如此多的人为之愤怒了，因为，他们从卖淫女身上看到的其实是自己的权利现状。

在许多人看来，坏人因为其坏，自然就该受到相应的待遇，凭什么要给予他们以善待，难道，对坏人的善待不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吗，应该是对好人善待，而对坏人则不必那么客气，羞辱他们或许还可以遏止其违法犯罪呢。

从朴素的情感角度，这一看法似乎有其道理，可是，仔细一推敲就会发现，如果允许强制权力根据好人或坏人而选择行使方式，就等于默许了强制权力的自由裁量权，而给滥用权力开了一道门，进而对普遍权利构成危险。而采用羞辱这样的方式，其所取得的防止犯罪效果，或许远远比不上对普通公民的心理损伤。因此，在笔者看来，尽管防止犯罪很重要，但这一目标更应该通过资源的投入和技术手段的提高来加以解决，限制强制权力以保障普遍权利始终应该是优先的目标，应将通过羞辱之类彻底排除出执法过程。

对其他处在类似阶段的社会中的研究早已发现，经济发展往往会极大地释放人们期望善待的心理，并给原有的执法方式带来很大的转变压力。以中国的现状来看也不例外，与迅速的经济发展相比，执法方式的滞后已经越来越显著，毋庸讳言的是，当前中国的强制权力所受到的约束并不充分，由此而带给人们普遍的权利焦虑，卖淫女照片事件正是这种群体感受的反映，人们并非认同其卖淫的合理，而是忧心于权力的不受约束，综观近年来的各种愤怒事件，其实也大多聚焦于此。在笔者看来，面对这种日益强烈的感受和情绪，传统的执法方式应迅速改变为以基本权利为约束的，排除羞辱的执法方式，只有这样才可能防止网络愤怒事件走向实体愤怒，进而影响社会稳定。

中国教育部长撤换，成为社会各界热烈议论的话题，一些高校教师甚至准备鸣放鞭炮，大肆庆祝。教育部长何以成为众矢之的？新的教育部长能否平息公众的怨气？中国教育改革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近些年来，中国教育改革措施层出不穷，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瞎折腾。作为中国教育界的一名教员，笔者深深地知道，所有这些改革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政治，改革不是为了实现公民宪法上的受教育权，而是为了巩固少数人的行政权力。

不少人把中国教育改革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扩大招生规模，甚至还有人认为如果不实行教育领域的大跃进，那么，中国的教育界也不会乱作一团。但在笔者看来，扩大招生规模是大势所趋，综观世界各国，从精英文化教育转向平民化教育，必然扩大学校的招生规模。但问题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是在缺乏民主的前提下强制推行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教育，而是为了满足少数特殊集团的利益。

还有人把中国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归咎于教育产业化，认为正是实施了产业化改革，才导致高等教育认钱不认人，把教育办得像个商业机构。实际上中国的教育机构已经沦落成为商业公司，中小学实行“班外班”，教师在正常的上课时间无精打采，可是却把课堂教学内容放在课外从事有偿家教。高等教育机构是彻头彻尾商业交易机构，学生走进校门的第一天，就饱受高等教育机构后勤集团盘剥，高等教育机构的每一项服务，都明码标价，高等教育机构甚至可以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收取费用。中国高等教育的产业化之所以能够持续下去，就是因为教育主管部门实行高度垄断的经营体制，不允许民营企业正大光明地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从而使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了少数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工具。

中国教育改革的历史表明，这是一个打着发展教育的幌子，借口发展市场经济，把高等教育变成少数利益集团奴役百姓，维持稳定的工具。中央电视台在评价教育改革成果的时候，把问题归咎于八个方面，认为中国教育改革正在走向它的反面。但在我看来，中央电视台概括总结的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从深层次来看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不是走民主化的道路而是走专制集权的道路。教育是一个开启民智的过程，教育也是一个知识积累的手段，教育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可是，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改革就被一些根本不懂教育的人所把持，他们所推行的改革措施，非但没有促进教育的发展，反而使中国的教育面临空前困难。具体表现在：第一，中国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措施，既没有经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批准，同时也没有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完全是由少数人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制定出来的。

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段子——教育部负责人有一次出外游览，在寺庙门前遇到了几个削发为尼的小孩子，大清早起来读书，聊起天来才知道他们是落榜生，为了能够考上大学，只好到深山老林苦读。这一位教育部负责人感慨万端，回去之后立即扩大招生规模，要求所有的高等院校都必须敞开大门，让那些喜欢读书的孩子进入高等院校。从情感上来分析，这是一个温馨的故事。可是，如果联系中国教育的现状，人们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科学论证的决策。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高等教育机构人满为患，许多教师不是教书育人，而是疲于奔命，教育完全变成了一种体力劳动。这项改革带来的恶果是，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急剧下降，许多大学为了应付汹涌而来的人潮，不得不四处举债，大兴楼堂馆所。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由于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不受约束，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贪污腐败现象。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以扩大规模为发端，以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纷纷落马为结局，高等教育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大跃进。

第二，为了强行推广教育负责人的改革方针，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不是扩大高等教育机构的权力，而是拼命地缩小高等教育的自主权。从表面上来看，近些年来中国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实施了一系列的放权政策，但为了牢牢地控制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教育部把大量的司局级干部派往全国各个高等院校，从而使高等院校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政府衙门。高等教育机构的一切改革，非但没有调动高等教育机构职工的积极性，反而由于实行严格的行政强制措施，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师生感到空前的压抑，高等教育机构各种极端案件频频发生。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变成了思想的禁锢地，高等教育机构的师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批牺牲品。

第三，为了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机构中存在混乱现象，教育部推出了所谓的本科评估制度，希望通过评估来分出好坏，并且实行优胜劣汰。但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由于不尊重教育规律，实行一刀切政策，在评估的时候实行党同伐异，结果导致高等教育本科评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教育部派往各个高等院校评估的负责人，成为教育机构行贿的对象。高等教育机构评估变成了教育部进一步控制权力，强化对高等教育机构钳制的手段和工具。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中国教育改革不是为了发扬民主，调动教育机构职工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是为了进一步牢牢地控制教育机构，从而为教育主管部门强制推行各项政策提供保障。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国的教育改革几乎成为一场灾难，绝大多数师生怨声载道，教育水平直线下降。

其次，中国教育改革不是为国民素质的提高服务，而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由于一些自称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根本没有潜下心来认真研究教育发展的历史和规律，所以，在制定教育改革目标的时候，不是从长远着手，提高国民素质，而是热衷于迎合市场经济，把教育变成了加官进爵的敲门砖。中国教育历来缺乏自治传统，教育的官本位现象十分严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应该破除这一现象，真正走自我发展的道路。可令人感到不幸的是，中国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为了配合主要决策者发展生产力的口号，要求教育机构脱离教育规律，盲目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结果把教育体制改革变成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使教育成为依附于经济发展的产业组成部分。

自从进入工业化社会，教育始终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但是，各国教育发展历史表明，教育为经济服务，并不意味着教育必须时时刻刻根据经济发展需要，提供各种配套性人才。教育发展的规律是，必须从基础做起，逐步建立一种人才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发展教育服务经济，并且通过服务经济进一步发展教育。可是，中国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把经济和教育直接对接起来，为了迎合市场经济的需要，设置了许多非常奇怪的专业，这些专业为了适应就业的需要，起了一些花里胡哨的名字，使教育服务于经济变成了教育与经济相互欺骗的游戏。

教育改革不能揠苗助长，而应当遵循自身发展规律。可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教育决策部门负责人为了在短时期内做出成绩，鼓励教育机构打开校门，兴办各种各样的企业，把教育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许多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机构，把90%的精力用于赚钱，把10%的精力用于改善自己的福利；许多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则通过改换门庭对外从事各种服务，结果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熙熙攘攘，诺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曾经有人考察过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机构，他们发现这些国家的教育机构可以数十年如一日从事数据的积累和科学研究，而中国的教育机构缺乏必要的数据库，更缺乏长期的研究项目。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教育机构负责人热衷于出政绩，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者希望教育服务经济，结果导致中国的教育机构既不像是企业的实验室，也不像是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而像是一个被边缘化了的、依靠鼠窃狗偷获取科研经费的乞丐。这样的教育发展模式，怎么能够提高国民的素质呢？

第三，教育机构不是自由思想的圣地，而是奴役百姓的集中营。为了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强制性政策，要求教育机构必须增加政治学习。而所谓政治学习，只不过是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之外，增加一些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东西。现在高等教育机构开设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等课程，所有这些内容，不是扩大学生的视野，尊重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求学生必须按照这些庸俗的教条去思考和判断。这样的教育机构，根本不是在提倡自由的思想，而是在强行灌输执政者的庸俗口号。

坦率地说，自从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已经彻底变成某些政党党同伐异、排斥异己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提出的一套具有建设性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思想体系。但令人感到不幸的是，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自从移入马克思主义之后，很快把它变成了夺取政权的工具。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思想，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主张，让许多思想单纯的农民兄弟跟着他们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可是建国之后，他们很快剥夺了刚刚分给农民兄弟的土地，以所谓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们以城市化为借口，不断地以政府的名义征收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变成了失去土地的真正无产者。这些农民兄弟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城市里从事体力劳动，他们没有基本的社会福利，他们没有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他们唯一拥有的就是手中的选票，可是，由于执政者制定了不合理的选举制度，直接或者间接地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利，结果导致他们在改革过程中一步一步地被边缘化。

可是，在所谓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根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无论是第一代领导人还是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在口头上表示了对农民的足够尊重，可是，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却毫无例外把农民作为压榨的对象。这样的所谓理论怎么能够说服中国当代大学生呢？或许正是看到了这种理论与实际的深层次矛盾，教育主管部门拼命地增加有关政治宣传的内容，试图通过灌输的方式，强迫学生接受他们的理论或者他们的改革逻辑。为了征服这些年轻气盛的学生们，他们一方面通过增加有关课程的学分，迫使大学生死记硬背；另一方面则不断地设置机构，在大学里豢养一大批尸位素餐，依靠讲授所谓当代马克思理论谋生的教员。这些人不仅浪费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而且更主要的是，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负面典型，他们的春风得意，反衬出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落魄惆怅。所谓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克思主义教育。

马克思主义能否深入人心，不在于是否增加有关的教学内容，而在于马克思是否能够揭示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曾经有一些新闻媒体记者对西方国家《资本论》的热销感到迷惑不解，诚恳地约请笔者作出解释。我认为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兴盛与危机，看到了人类文明未来的前景。但令人感到痛苦的是，几乎所有声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只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从来没有意识到，生活资料的公有制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在。他们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在分析了公有制之后，曾经非常敏锐地觉察到，公有制面临的最大危险不是经济本身，而是政府的腐败。为了防止政府腐败蔓延，马克思设计了人民代表制度，通过人民代表制度来约束政府，确保政府必须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能，妥善的保管国家的财富。可是，几乎所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没有解决政府腐败问题。中国虽然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橡皮图章，根本无法监督政府。所以，中国的公有制，为政府官员的腐败提供了最好的制度基础。一些学者一怒之下，把结果当成原因，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才是真正的出路。

现在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仔细分析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问题，从而重新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可非常不幸的是，由于教育主管当局钳制思想，不允许在高等教育机构从事这样的讨论，结果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成为真正愚弄百姓的教育。那些本来可以通过提高国民的素质，不断强化公众的监督，约束政府官员的行为而避免或者减少的腐败现象，由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讳疾忌医，不允许大学教员进行公开讨论，结果使得中国贪污腐败盛行，改革正在逐渐地走向它的反面，改革越深入，公众的反弹情绪就越大。现在全国各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充分表明，中国的这场改革早已不得人心。

假如教育不能开启民智，假如教育就是一言堂，假如教育就是强行灌输思想，假如教育就是控制舆论，那么，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而是封建社会的宗教迫害。很可惜的是，中国当代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宗教迫害。

第四，高等教育机构应该成为社区自治的典范，成为自我管理的榜样，可是，在现实生活中，高等教育机构成为政府的附属物，非但不能实现自我管理，反而变成了一切社会乱象的滋生地。早期的高等教育脱胎于教会，是西方教会为了培养传教士而建立的机构，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博雅之士。工业化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建立了一些专业化高等教育机构，这些教育机构已经不再承担传道的责任，而是扮演受业者的角色，他们把那些在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数学等领域成绩卓著的专家聘为大学教授，然后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从而确保工业化社会拥有足够的专业人才。到了后工业化时代，西方国家深切地意识到知识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所以，他们很快建立了一套所谓后续教育体系，为那些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企业家们提供继续学习的平台。这种传道、授业、解惑相互分离、互相配合的教育体制，不仅可以有效的利用国家资源，提高教育的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借助于现代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手段，通过教育的产业化，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可是在我国，教育部根本不了解教育的发展历史，不了解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他们在制定教育政策的时候忽左忽右，一方面认为应该借助于市场经济的力量，发展高等教育，从而在很短的时间里把高等教育变成了出售大学文凭的机构；另一方面又害怕公众批评教育产业化，所以，不断地否定自己的改革措施，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便成了无头苍蝇，不知如何发展。

高等教育不是孤立的存在，高等教育是社会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国家都规定，未成年人的教育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应该由教育机构、家庭和社区负责。他们特别强调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机构经常与家庭、社区教育服务部门沟通，充分利用公共图书馆、教堂、乃至其他社区服务机构，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不过，学生一旦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教育机构必须完全尊重学生的选择，包括他们的政治选择、宗教选择。这些国家绝对不会允许教育机构成为左右或者影响大学生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的机构。在一些教育发达的国家甚至规定，中小学教育机构严禁政府官员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因为那样做就是在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进行政治推销，这是一种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

可是在我国，教育机构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党的接班人”。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或许不知道，假如把党的思想强加在学生的脑海之中，那么，不仅会增加他们的逆反心理，从而促使他们更快地走向执政者的反面，而且会浪费他们的宝贵时光，让他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学习科学的机会，接受执政者的政治教条。这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的教育模式。执政党完全可以利用家庭、利用社区、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其他资源，进行潜移默化的、春风化雨般的教育，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学生，绝对不能在教育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浪费资源，进行所谓的政治宣传。这样做既违反了信仰自由的宪法原则，同时也是在培养自己的叛逆者。事实证明，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这些所谓政治理论的时候，丝毫没有喜悦感或者创新意识，他们只不过把执政党的一些理论学习当作争取学分和学位的敲门砖而已。

高等教育机构自治，首先要求在教育内容上高度自治。执政党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但是在高等教育机构，执政党必须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主张或者政治理论是否能够得以普及，关键不在于是否增加相关的课程，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充分的吸引力。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东拼西凑，变成所谓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试图用前言不搭后语来解释改革开放的错误政策，那么，这样的政治宣传只能会招人反感。

高等教育机构自治，还要求高等教育机构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置机构，并且以民主的方式选举管理者。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一个典型的官僚机构。中国高等教育机构都有行政级别，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都是行政负责人。在高等教育机构内部设置大大小小的官僚衙门，许多教师不得不听命于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在他们制定的各种表格中转来转去。现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措施层出不穷，但归根结底，就是要让中国的教员没有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听取行政官员的命令。为了确保高等教育机构贯彻教育部的指令，教育部隔三差五召开教育机构负责人会议，不断地向高等教育机构派出负责人，防止教师犯上作乱，以高压手段确保高等教育太平无事。

这不是在进行高等教育机构改革，这是在扼杀中国的高等教育。假如不尽快改弦更张，不彻底实现高等教育自治，允许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选举自己的管理者，那么，中国的高等教育必死无疑。事实上，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是一条条僵尸，表面上看来人模狗样，实际上早已腐烂肮脏。

第五，中国教育腐败丛生，教育早已成为权钱交易的系统。近些年来，发生在教育领域的腐败现象特别引人注目，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有大大小小的贪污腐败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为各种腐败行为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育机构本身早已沦落成为权钱交易的机构。

不了解中国教育系统的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一个投入产出极端不成比例的系统。在教育系统既有各种各样的财政拨款，也有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教育机构自身的收入。可是，在中国居然没有独立的财政教育预算，教育机构也不需要公开的财政预算。按照国家预算法的规定，在公共财政预算之内，只需要编制教育部门预算，而不需要编制教育机构投入产出预算，教育部只负责每年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教育部门自己的财政预算即可。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教育预算管理体制。换句话说，教育主管部门不需要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具体财政教育预算的使用情况。获得国家教育拨款之后，他们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执行规则，按照亲疏远近，把教育经费分配给各个教育机构，从而使整个中国的教育预算成为一笔糊涂账。

举例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确定了教育预算比例之后，中央财政每年都会向教育部转移财政预算。教育部该如何支配教育预算呢？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教育部既不需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每一笔预算的使用情况，也不需要向全国教育系统报告财政预算分配情况，教育部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置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把这些财政预算资金分配给项目负责人。不仅如此，为了迎合中央某些领导的需要，做大做强教育机构，他们还会向少数教育机构增加拨付教育预算。通俗地说，教育部得到财政经费之后，只需要召开系统内部的会议，由教育部负责人提出使用方案，那么，就可以将全国的教育经费分配下去。当然，科技部也可以按照这样的模式，通过设置各种各样的科研课题，把国家的科技预算瓜分完毕。

在这样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之下，即使想要洁身自好，长期的耳濡目染，也会逐渐变得贪婪。这是一个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只需要编造理由使用经费的系统。在这样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下人们就会发现，极少数高等教育机构占用了国家绝大多数高等教育资源，一个微不足道的课题，可以获得令人瞠目结舌的财政预算资金。曾经有人开玩笑地说，如果大学校长和建筑承包商沆瀣一气，通过工程承包收取贿赂，简直就是愚蠢之极。和那些社会不法分子进行往来，早晚有一天会折戟沉沙。果不其然，绝大多数高等院校腐败分子中箭落马，都不是因为在教育经费的使用上铺张浪费，而是与建筑工程承包商相互勾结，收受他人贿赂被举报而锒铛入狱。现在大学校长如果没有数百万或者数十万的科研经费，简直就是清廉到家。几乎所有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都通过承担科研课题，获得了支配高等教育机构资源的权利。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赃机制，教育系统内部可以自己设立项目，自己审批项目，自己评估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可以表示异议。如果大学校长和外边的人相互勾结，牟取不法利益，那么，就是自己往枪口上撞。真正的腐败分子就是把整个大学的资源通过科学研究课题转给自己。

不要对大学的反腐倡廉抱有任何希望，在这样的管理体制下，掌握各种行政权力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处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虽然官职不大，却可以通过申报科研课题，获得足够的经费支持。只要能够骗取科研经费，如何支配完全依靠自己。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分赃机制，这是一种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的权钱交易。假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很难理解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负责人为什么成为中国最富裕的群体。这是一个必然导致腐败的制度设计，这是一个脱离现有法律约束的一个个独立的封建割据王国。在某个大学举行校庆的时候，不少校友纷纷捐款，希望能资助学校的科研项目。可是，他们刚一转身，学校领导就把这些捐款交给出版社，然后，把已经出版的论文重新结集出版，由出版社把校友的捐款，以稿费的方式支付给这些领导。假如那些捐款者知道这些交易内幕，不知道他们该作何感想。在这样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之下，资金越多贪污腐败就越多；社会各界的捐款越多，资源浪费的现象就越严重。

中国教育系统的腐败早已深入骨髓，不少资金就是在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下，落入个人的囊中。现在一些高等教育机构为了鼓励撰写学术论文，实行奖励制度。奖励金额高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元。不少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为了发表所谓学术论文，不断地邀请核心期刊的编辑到大学里进行讲学，然后以讲课费的方式，向这些编辑支付大量的费用，通过这种方式换取学术论文的发表。看一看现在主要学术期刊的论文作者，人们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交易产业链——大学的负责人利用公款宴请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刊发大学领导的所谓学术论文，高等教育机构根据学术论文向大学领导发放各种各样的科研津贴，学术论文非常可怜的成为了权钱交易的中介。

早在多年前笔者就曾经提出，中国的大学论文应该全部刊登互联网络，接受世界各国同行的评判。但是到现在为止，除了少数大学把学生的学位论文电子版公开发表之外，绝大多数所谓核心期刊上的学术论文，都还没有真正大白于天下。那些价值数万元乃至几十万元的所谓学术论文，究竟是什么货色，是否具有原创性，是否涉嫌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由于没有在互联网上公开，人们很难作出判断。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一些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之后，只寄给少数单位和个人，只要在小圈子内能够充分保密，那么，即使涉嫌侵权，以无关宏旨。

从基础设施建设腐败，到科学研究领域腐败，中国教育腐败已经从头到脚充满着肮脏的东西。在分析和讨论中国教育腐败问题的时候，让人有一种恶心的感觉。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打着发展教育的幌子，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在一些衣冠楚楚的所谓学者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学术的气息，只能闻到一股铜臭味。

中国教育系统早已病入膏肓，华佗再世也是回天乏力。自从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不折腾之后，中国的教育界似乎看到了一线曙光。可是，人们尚未兴奋起来，接二连三出台的改革政策又将人们带入黑暗之中。中国人事和社会保障部制定的所谓绩效工资改革，似乎是在有意地与中国的教育系统开玩笑，把教书育人、科学研究当成了工业化流水线上的工作，通过所谓绩效评估，重新调整教育系统的分配结构。按照现行的分配方案，那些在教育机构里吆三喝四、颐指气使的官老爷们，可以更加高高在上，对教师指手划脚。因为他们掌握着绩效评估的行政大权，他们可以利用这项制度，首先为自己谋取利益。果不其然，这项制度刚刚出台，各个高等教育机构就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分配体制改革，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处长、科长的工资水平直线上升，而绝大多数老师的工资收入却原地踏步。中国的教育机构“校长一走廊、处长满操场”，如果按照这样的改革方向持续下去，那么，中国的教育资源早晚会被这些官老爷们挥霍殆尽。

中国教育部长下台，很多人欢呼雀跃。表面上大家是表达对这个教育部长的不满，实际上是借此机会发泄对整个中国教育管理体制的愤怒。可怜这位教育部长，对上唯唯诺诺，只是因为出生在第三代领导人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而被推上了这个领导岗位。在不合理的教育体制之下，他的每一次表态几乎都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他所进行的一些技术性的改革，比如本科教育评估、制定样板戏进课堂的计划、推广体操标准等，都只不过是为了迎合某些群体的需要，但现在看来他是两头不落好。那些曾经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提出议案或者建议、提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教育部政策落实情况并不满意，而那些深受教育之害的家长和考生，则更是对教育部的改革深恶痛绝。在这种天怨人怒的大背景下，他的辞职走人，似乎是一个无奈的结局。只不过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框架内，他不用为自己的前途担心，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如果看一看他前任最后的归宿，那么，他应该欣喜地意识到自己是平安落地。只不过中国的教育能否东山再起，只是不知道中国国民还有多大的怨气？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公民能够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决策者，那么，相信他们绝对不会任由中国教育腐败现象持续下去。可能到那个时候，教育问题已经不是执政者关心的首要问题，如果不大力发展民主政治，那么，执政者早晚会失去自己的执政根基。这一点甚至连执政者自己都不表示怀疑。

回顾中国教育改革有一种令人悲怆的感觉。每一次改革都在社会上掀起波澜，每一次改革都让中国的教育步入悬崖边缘。假如不推进民主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教育体制改革根本无从谈起。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现代国民，如果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事，那么，中国的教育机构将会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改革的发源地。而这样一来，似乎又背离了改革者的初衷，他们不愿意被觉醒的现代公民推着走。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教育体制改革步履维艰的原因所在。可以设想，假如中国教育机构真正实行民主决策，在教育资源配置方面集思广益，并且允许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教育领域，通过良性竞争，实行多元化的教育。那么，中国的教育领域一定会出现欣欣向荣的繁荣局面。只不过到那个时候，教育再也不能成为少数人或者团体党同伐异的工具，教育再也不会成为少数官僚相互勾结谋取利益的园地，教育再也不会成为贪污腐败的滋生地。我们期待着真正的教育改革，我们也真诚地希望决策者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乔新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当权派、毛派、改革派是目前中国大陆的3种政治势力，认识他们各自的特点便于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大陆政局。3派势力相互纠缠又相互抗衡，显示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利益的多元化所呈现的复杂关系，认识这些复杂关系便于了解中国大陆政局的特色。

（一）当权派：以胡锦涛为首的掌握党政军权力的派别，实权派

邓小平隔代指定胡锦涛接班，是由于不放心江泽民能否忠实于邓，能否将邓的脉络传递下去，由此造成江对胡锦涛的忌恨，引起江对胡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当权派的双峰政治。江霸占中央军委主席职位，在军队中培植自己势力；在胡的中常委班子中塞进倾向于江的人，使中常委权力分散；在上海独霸一方，坐看陈良宇扰乱国务院工作；在四川地震灾害中干扰军队救灾部署，影响救灾工作进展。最近，江在重要场合频频亮相，意在表明双峰政治的存在，显示他的权力不容否认。这给外界一种联想，推测江可能仿效邓小平迫使赵紫阳中央承认他的太上皇地位那样，也迫使胡锦涛中央承认他具有特殊指导作用。但他无力废黜胡的一把手地位，胡则在步步退让中等待江的生命终结。

胡锦涛维持自己权力不倒，靠的是：容忍腐败曼延和发展，换取官吏为之维持社会秩序；允许诸侯结成地方特殊权势，换取他们拱卫中央朝廷；听任中常委委员各把一摊，在相当程度上自行其是；大规模独占和抢劫稀有的自然资源，予以低价倾销或高价转让，同时，狠命剥削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由此积累巨量财富供权力者首先是供中央作为自己统治的经济支柱。这些措施无疑使诸多矛盾得到调和，全国呈现一片和谐与繁荣的表象。不过，这些矛盾不会停滞于调和状态，它们之间的对立和争斗会愈益明朗和激化，最终将导致矛盾的破裂――听任腐败发展的结果是亡党；听任地方权势坐大的结果是取代中央；听任中常委权力分散的结果是党的分裂。只要冲突的因素不断蓄积，超过饱和程度，继续增加的量变会突然转化为质变，旧有的权力结构会顿时坍塌，这是必然的趋势。它表明，胡锦涛对矛盾采取调和的妥协政策是不稳定的，他面对的是不断动摇其权力基础的力量。

还有3年胡锦涛即应卸任。江泽民是他在位时摆脱不了的权力威胁者与进攻者。当然，胡也有防守，即力争躲过江对其权力的侵犯。江之攻与胡之守是未来3年江、胡斗法的突出形式。斗法的重点是中共十八大的权力分配，中常委班子中谁的人占优势，将决定谁的势力主宰201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走向以及江、胡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事关重大，两人均不会轻易让步。看来，习近平接任总书记仍是最大的可能，只要江不变卦。3年后习任总书记，有可能兼任国家主席，总理的职位就会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假如胡坚持由李克强任总理，江必然阻挠，因此，需要有相应的权力向江转让作为交换条件。胡锦涛可以用来交换的、对江有足够吸引力的，就是放弃循邓、江之例于十八大后出任一定时期中央军委主席的权力，由此可能换取江对李克强出任总理的支持。否则，总理一职的归属也由江指定，中央军委主席一职又悬而未定，胡会无周旋余地。从基本形势推断，围绕十八大权力分配，胡锦涛不管如何应对都难于占据上峰，除非发生突如其来的变乱，某种实力乘乱夺取最高权力，打乱了旧有格局，那时会有重新出牌的可能。

其实，江泽民并无多大实力，并非不可摇撼。他造孽太多，欠债累累，只要揭出一两件就足以让“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江之所以仍然赖在权力前台招摇撞骗，关键在于胡锦涛乃懦弱无能之辈，处处退缩，含污纳垢，隐忍求安。诸侯因此坐观待变，不动声色，只管自己搂足、坐大，外加准备若干护照，随时溜之乎也。这种态势显示了中共的衰败和没落。这个党能否摆脱衰败，能否振作起来？现在还看不出这种可能，起码到十八大时没有这种希望。

（二）毛派：以毛泽东思想为主导的派别，在野派

毛派曾是当权派，即毛在位时依附他、崇拜他、听他指使、为他效劳的掌权者。刘少奇、邓小平是当时高层标准的毛派。毛与其左右、骨干分裂主要在“文革”时期。当时，毛教唆大批流氓（造反派）、无知青年（红卫兵）揪斗党政当权者，以摧毁其生命及家庭的惩罚力度，审查这些当权者对毛的服膺状况。这是发动“文革”的中心目的：普遍过滤党政掌权者对毛的忠诚与背叛状况，不惜让党的各级组织瘫痪。这是一场对毛的权力系统的惨绝人寰的炼狱之灾。为毛出生入死取得天下的功臣、下属，只有少数认识到毛的凶残用心，逐渐脱离了毛的思想笼罩，多数只是把这场灾祸看作“反修访修”的必要，认为毛的伟大“旷世罕见”，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治世法宝”。这个“多数”就是今天仍在积极活跃的在野毛派。

这些“老党员”、“老革命”崇拜毛泽东思想的突出表现是怀念“文革”，认为“文革”是毛“最有创造性的贡献”，他们还试图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对那场险些让他们自己家破人亡的专制暴政毫无自醒，竟然痴迷到准备再来一次，怎样理解这种奇特现象呢？中国有过千余年皇权统治历史，在社会意识领域留有深刻的专制文化形态；中国曾长期处于“半封建社会”阶段，接受西方文明的扩散甚为薄弱，暴力文化有着深厚的滋养土壤。社会群体本身就会自发地生长粗浅的专制文化与民间的暴力文化，在此基础上必然孕育出毛泽东的专制政治与暴力政治的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即使没有毛，也会有其他人冒出来鼓吹专制理论与暴力理论。这是东方社会落后于时代的民主与和平潮流的表现。毛派就是这种对专制暴政依恋不舍的时代落伍者。

这些“老党员”、“老革命”还有一个“社会主义”情结不易解脱。他们心目中，“社会主义”生产的理想形态是国有化和公社化。工商业国有化，由于“全民所有”是虚拟的，使经营缺乏严格的利益机制，因而投入与产出倒置成为必然，亏损成为国家无法承担的重负。农牧渔业的公社化，实际上剥夺了劳动者的生产自主权与生活自由权，劳动者成了供驱使的奴仆，生产自然缺乏增长的动力，农牧渔民生活贫困是必然的。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对广大群众产生丝毫魅力，也不可能持久存在下去。然而，毛派执著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往往拼凑一些材料证明这样的国有化与公社化不可动摇，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们极力攻击对旧有经济体制的革新，要求在城市“把私有化了财产全盘收归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在农村，实行土地国有化、劳动集体化、生活社会化”，整个翻回到毛时代还有超越。毛派成为在经济上为毛招魂者。

毛派对毛泽东专制暴政的迷信、对毛氏“社会主义”的迷信，循由不同途径折射到社会底层，在头脑闭塞的百姓中产生影响，这些群众以他们的理解水平托出对毛氏的崇拜。例如，2000年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孔令辉的脚扭伤，恐难取胜，中国奥运代表团秘书长吴寿章将自己的毛像章戴在孔令辉胸前，让他时刻想念毛的教导，孔果然咬牙战胜瓦尔德内尔，于是争传毛的神灵显圣。又如，韶山市售卖毛像摊位前均摆设跪垫、功德箱、护身符、香炉，购买者虔心跪拜、焚香、祷念、供奉“功德”，然后领走毛像和护身符。再如，“文革”时，山西吕梁山区某县召开学毛著积极分子大会，一代表上台表态：忠不忠，看行动！俺大队贫下中农3天内改姓毛！回村宣布，众哗然，他就反复说明“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结果两个小队同意改姓，各户分别称“毛一”、“毛二”、“毛三”等，村外女孩嫁到该村则改姓江。前后折腾，历时7载。毛泽东在这些群众中成为图腾，成为教主。这样的迷信，其实与毛派那些长篇大论表白对毛忠贞不贰的迷信并无根本区别。群众的迷信是毛派活动的社会思想基础，毛派的迷信是群众愚昧在政治思维上的升华，它们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暴政的意识形态。

应当看到，毛派的存在也有其现实的积极意义。这些老人下野后有条件听到民间反映，对民生疾苦有所了解。他们对当权派“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寡廉鲜耻，腐朽透顶”的揭露，有助于推动社会对这些肮脏现象的反思。他们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定性，有助于推动人们对当前社会性质的判断。在这方面，毛派对当权派的挑战，使当局不能不有所怵惕，不得不向毛派有所表示。胡锦涛执政后的理论基调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避开“毛泽东思想”，而在毛冥诞110周年时突然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国庆60周年天安门前的游行方队则出现“毛泽东思想万岁”的醒目标语，不能认为这与毛派的牵制作用没有关系。胡以这些左倾表现向毛派投递求和信号，正如在另一场合，他会指示对异见人士取宽松政策以取悦右派。他一直靠这种左右摇摆的策略维持自己权力的平衡。

还应看到，毛派正在诞生新的一代。新生代接触世界共运信息，了解各国共党变化，眼界较原生代毛派宽阔。新生代不再拘泥旧的、丧失生命力的教条，力图给共产制度注入具有活力的因素。有名王士吉者，因崇毛改称毛继东，是一位新生毛派。他的动作是：向中共十七大建议创立《党内争鸣》专刊，要求“在党内争鸣报刊上，党员对党的一切问题，包括对党章确定的党纲、指导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决定等，都有充分的讨论权”，还要求“允许建立党内公开派别组织，可以召开本派别会议”，“党内派别组织或党员可以分离出去另外组建新工人党”。显然，毛派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必然要向当权派争取党内批评权与派别活动权，这两项权利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通行的原则。毛继东以这种合理合法形式向当权派要权，目的在于实施毛派战略设想：推行“毛泽东主义”，这个主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派，即党内资产阶级。”为此，要在“毛泽东主义”指导下，彻底改造中共，或者建立新党。这是毛派向当权派提出的新挑战，与当权派展开的新纠缠。毛继东早在1998年5月就宣布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自任总书记，并筹划“组建全国统一的马列毛主义的左派革命组织，全面领导反邓反修反复辟，重新夺回无产阶级政权，重建共产党”，结果被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1年。刑满后，他继续从事毛派活动，要求中共十七大邀请他为代表，在全会作与胡锦涛政治报告唱对台戏的副报告，然后由代表们评议。看来，毛继东确实给毛派吹进一点新风。但是，既然他的目的在于复活毛泽东在“文革”中闹腾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未来的发展不会兆示新生代毛派的倒行逆施会有什么前途。

当权派的力量是组织化、实力强，毛派力量是分散化、实力弱，这是当权派不会屈服于毛派的基本依据。当权派在它的有生时期，迫于全国进步力量的压力，不会允许毛派的复旧主张得逞，这是可以肯定的。毛派，不管是原生代还是新生代，都是没有前途的政治势力。

（三）改革派：主张体制改革的派别，维新派

毛泽东将中国大陆拖至绝境，毛后的当权派与民间强烈要求改变旧规，寻求新制。这是除毛派外朝野一致呼声，从此被称为“改革”的年代。当权派与社会群体共同突破旧体制，焕发新生机。农户获得土地使用权并实行包产到户制，个体工商业和私人资本得以复苏，这些改革对生产是有力刺激，对旧体制是重大突破。中共执政60年，如果用前30年与后30年对比，可以看到改革毛体制引发的巨大变化。

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巨大隐患。当权派主持体制改革有很大局限性，他们在改革中维护和扩大自身权益的举措往往与民众权益对立乃至与民众发生严重冲突。他们将改革局限于一党专制的统治下，拒绝在政治改革方面作出原则性让步。他们还借改革之名放任权力阶层大肆劫掠物质资源，迅速暴富，乃至大富特富巨富，成为亿万财产拥有者，工农多数则挣扎于贫困境地，基尼系数超过警戒线。这样的改革使社会对立程度迅速加剧，社会群体的反抗愈益严重。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决定认为，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活力的重要原因在于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严重压抑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决定指出，为消除这种弊端，必须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成为具有一定权利和义务的法人。应该说，这种机制的转换是不容易的。1990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是，1／3左右盈利，1／3左右虚盈实亏，3／1左右亏损。为了扭转严重亏损状况，为了落实使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决定，国务院于1992年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规定企业在国家政策指导和约束下享有14种自主权，包括生产经营决策权、产品与劳务定价权、进出口权，直到拒绝摊派权，对企业盈亏规定了具体的奖惩措施。贯彻这一条例，必然要求对企业主管部门（代表全民资产所有权的政府）的管理机制和机构设置作相应调整才能配套。恰恰在这方面，遇到政府有关部门既得利益的抵制，政府对企业的管理机制和机构设置纹丝未动，因而使这个设计得十分具体和详细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措施最终付诸东流。改革是社会权益的调整，这里碰到的是庞大的政权自身权益的缩减，引起它的抵制是必然的。此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实际管理还是在如何收取税金和利润的层面旋转，企业严重亏损状况依然得不到缓解，即使朱镕基发誓3年使国企扭亏增盈也无济于事。因此，中共当权派分别于1995年和1999年决定“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将大型国企合并为垄断性企业集团，形成垄断资本，坐吃垄断利润，将中小型国企放生，任其自找活路。这样，国企亏损问题得到化解，中共当权派成为垄断资本所有者，充盈的垄断利润使其腰杆挺直，垄断资本集团成了中共当权派运转权力的经济依托。既是官僚的又是垄断的资本集团对一般私有资本的压轧，对工农的剥削，造成社会的严重分裂。这就是中国大陆目前的现实。

建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中共执政的一个教条，一场梦魇。他们不懂“全民所有”的虚拟性，不懂“全民所有者”的非现实性。全民所有制实际是无人所有制，所有者空缺。中共决定由它的政权代表“全民所有者”，但是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有关国企的决策无法确认就是全民利益的体现。那些全民所有者代表（政府官员）的认知程度是非常有限的，他们作出的关于国企的决策被实践证实为荒唐到令人愤慨的难道还少吗？他们没有能力代表全民，更没有资格代表全民。这些企业在他们手中成了民脂民膏的漏斗，成了以权寻租的黑屋。进一步的分析还会了解，“全民所有制”依以建立的经济前提，即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业已达到必须普遍地、广泛地以“全民所有制”经济形态加以适应的那种经济需求，从未出现过。所谓“全民所有”，不过是一个经济悖论，一项共产主义空想。它在历史上造成的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扭曲，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世间足够的警示。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飞跃也是经济体制改革重要内容。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品经济相区别，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提出的新范畴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3年中共中央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专项决定，要求“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提出6方面当兴当革之处；2003年中共中央又专门就“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决定，阐明完善这一体制的目标和任务，对完善市场体系、规范市场秩序作出进一步提示。由此可以看到当局促使经济走向市场化的过程，它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权力在握者由此逐渐失去产品经济时代操控经济的种种特权，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罢歇，而是利用市场发育的机会，找到寻租之路。比如，在价格放开的过程中实行过一段价格双轨制：国家定价与市场价形成价差；国家银行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形成利差，国家规定的汇率与市场汇率形成汇差。显然，官员手中的国家产品、国家贷款和享受国家汇率的批准权成为众人的追逐对象，这些权力也就有了由价差、利差、汇差为最高限的价格，即权力的租金。学者匡算，1988年上述3项差额约为3569亿元，占当年国民收入约30％。如此巨额利益诱使党政军机构纷纷组织公司从事倒买倒卖活动，获取暴利。最显眼的是邓朴方依靠特权开办的康华公司，直属国务院，国家投资1亿元，由原冶金部长唐克任董事长，原冶金部副部长高扬文任副董事长，原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韩伯平任总裁，原冶金部副部长周传典任常务副总裁，康华所有任职人员均为中共退休干部和高干子弟，官方背景十分突显，而且，规模不断扩大，总公司下设二级公司58个，三级公司113个，多数从事倒买倒卖活动，1988年倒卖生产资料获取非法收入331万元，逃汇套汇550万美元，还有偷税漏税等等。这就是官僚买办资本的一个雏形，特殊利益集团就是循此途径形成。

当权派主持的经济改革有其双重性：一方面不得不顺应形势需要和社会愿望而冲破统制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作有限度的进步，另方面权势者利用转型空间大搞权钱勾结，构造官僚垄断资本，并高价收买知识者，形成权力、经济、意识相扭结的统治集团。市场经济本是普世概念，并没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区别，中共当权派将市场经济标以“社会主义”头衔，证明他们开辟的市场是以“权力”为主导，以“党的领导”为中枢，表明价值规律在这样的市场中将被扭曲变形，因此，市场的进步性是有限度的。同时，当权派的权力意识的党性原则非常强烈，时刻不忘在改革过程中扩张自己的权益，劫取其他社会阶层的权益，巩固自己的统治。这种霸权行径在改革中是十分突出的。

政治体制改革遇到强大阻力。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说明，改革在作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面可以有相当的宽松度，而在政治体制的松动方面则必须以作为基本点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为界限，简言之，政治体制的原则性更改是没有可能的。当然，邓小平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甚至说改革能否成功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明底细的，对邓在政治上的毛派立场看不清楚的，被他这些话鼓惑，沉醉于政治体制变革的梦想中。其实，邓的政改底线在1986年即已宣布，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邓选3卷177页）坚持党的领导但要“善于领导”说明原有政治体制的核心不能动摇，“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进一步说明十分有限的目的。照这样的框架去改革，只能使中共的专制统治更加巩固，与社会的民主要求丝毫无涉。所以，政改的巨大阻力首先源于邓小平。

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按照邓小平的党要“善于领导”的设想，拟就政治体制改革总方案，突出了削弱党的权力过于集中的内容，颇有新意。这个总方案体现在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政分开，它规定：“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的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委“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门应当撤销”，政府各部门党组“逐步撤销”，基层党组织属地化。关于党内民主，它规定：“近期，应当把差额选举的范围首先扩大到各级党代会代表，基层党组织委员、书记，地方各级党委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委员。”

关于人民民主，它规定：“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必须有渠道经常地顺畅地反映上来，建议有地方提，委屈有地方说。”因而需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为使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和基层三个不同的层次上展开。”它还规定了“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原则。这是中共建政后唯一一份志在削弱过于集中的共产党权力的政治方案。它对党内保守势力的触动是不言而喻的。“六四”屠城后，江泽民接管最高权力，秉承保守势力的迫压，将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所有趋向开明和进步的政改措施统统丢弃，一概复旧。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因为党内政治上的保守势力是它的主流。

社会上热衷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不少。从中共当权派代言人主张的“党主立宪”方案，到主张只能“碎步前迸”民主改革方案，到主张撤销政法委、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的政改方案，到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等等，他们组成民间改革派，向当权派的政改趋向施以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压力。这些不同的主张是社会利益和社会意识多元化的反映。各种主张的亮相异彩纷呈，说明民主转型道路迄今未能摸到较为明朗的趋向。于是，自说自话，各自敲锣打鼓吹喇叭，外加毛派起劲地鼓噪“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这样的合唱显示大陆中国的政治理念是一团纷繁杂乱的合声。

民间流传一种说法：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仔细思索，这种智慧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学者刘军宁欣赏这一民间智慧的先见之明，他指出：“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既注定要改，又注定无法完成”，改革不过是“不死不活的、具有象征性的行为艺术”。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前30年是‘改革’的话，未来中国的关键词就是‘改制’。”（刘军宁：《三十年改革：一场游戏，一场梦》）学者吴国光指出：“中国的改革已经终结。”具体地说，经济改革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画了句号，政治改革则在尚未出生前就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血腥的葬礼。“中国改革的资源已经耗尽，其支撑力量已经分化，其动力已经衰竭。”“中国已经进入‘后改革时代’。”吴教授有几句意味隽永的话值得人们反复咀嚼：“改革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就是将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转型或还原为共产主义在这块土地上出发时的中国。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好，是官员腐败高压政治也好，是道德崩溃伦理败坏也好，其与改革前中国的距离都大大超过了与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的距离。”“历史在今天中国的重新开端，似乎并不比在上个世纪更为容易。”（吴国光：《改革的终结与历史的接续》）

（2009.11.6）

    哈琼文《毛主席万岁》，1959年。这是最典型的一个“非英雄”形象作品。

    悬挂在广州东较场的大型宣传画。

    李醒韬和朋友在创作前先摆姿势，拍下来，然后临摹。

    李醒韬《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1972年。这幅画抒情、亲切，有鲜明的广东宣传画的特点。

    袁运甫、钱月华《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1957年。

    李醒韬《热烈欢呼1967年秋季中国出品商品交易会胜利开幕！》1967年。

“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于2009年10月24日-11月15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展览选取了二十世纪三个时段的三种典型招贴：20-30年代的商业招贴月份牌；50-70年代的政治宣传画和改革开放后的平面设计作品。展览第一次从平面设计的角度梳理了中国一个世纪的招贴宣传画的历程。其中，那个特殊年代的政治宣传画最为引人注目。

1

“年连宣”艺术为政治服务

在广州画院的工作室内，早晨的空气清新。李醒韬翻开一张张三十多年前的宣传画，给记者讲述当年事。这批珍贵宣传画保存如此完整的原因，是他妈妈有搜集儿子身边物品的习惯。

“一幅宣传画，从敲定题目到最后完稿，有着十分严格的程序”，李醒韬是当年广州市革命委员会宣传办公室美术组的组长，这个小组在70年代因其独具风格的宣传画而闻名全国。

小组成员还包括张绍城（现广州画院院长）、梁照堂和王堃源等。梁照堂1970年刚从美院毕业，就被选入创作组。他回忆：“挑人很严格，我们画了一段时间才被正式调进去，才能确定工资关系。后来我总结了：首先要画得好，其次是要出身好。”

中央美院美术馆。作为今年“北京世界设计大会”的一个部分，“二十世纪中国平面设计文献展”现场展出了几百张中央美院的图书馆藏宣传画，其中就有李醒韬、梁照堂等人当年的代表作品。

“我们以前说政治宣传画，总觉得政治性很强，都是一些斗争性暴力性的内容。但今天这个展览里呈现的作品远远超出了这个概念。是一幅丰富完整的当时中国社会建设的图画史”，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院长许平说。

这些画囊括了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工农业建设、教育、健康宣传、法律宣传等各种主题，也包括对政治口号的图解。许平认为，它从多角度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新社会、新国家体制的想象和建设的热情。这种很有中国特色、风格独特的宣传画设计，完全可以载入当代世界的平面设计史册。

几年前，中央美术学院搬家整理时发现一批库存宣传画，有一万五千张之多。当时出版社有一个规矩，凡是出版了一批新的宣传画，一定要给各地有关单位，特别是中央美院送去一批“样张”，因此从1949年直到1979年，中央美院一直在保存和收藏宣传画。

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思想下，当时中国最顶尖的画家，几乎都投身宣传画创作，创造了艺术史上的一个奇观。

1957年，24岁的中央工艺美院青年教师袁运甫，接到天津出版社的邀请，画一幅纪念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的宣传画。出版社提出的要求是：画中要有革命导师列宁的形象，要出现克里姆林宫和天安门。袁运甫和好友钱月华一起，几天内做出了初稿，并被出版社通过印刷：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俄罗斯女孩，微笑着手捧鲜花站在一起。在她们的上方是列宁的头像。背景则是两个标志性建筑。

画家张道一最早的一张宣传画是在1951年，当时他还在山东大学读书。为了宣传“贯彻婚姻法”，张道一画了一个青年妇女，正在挣破手上的锁链。因为这幅画他获得了40元稿费，轰动了当时的山大。那时候吃一顿饭也就一毛两毛钱。“同学纷纷跑来借钱，这个要买床单，那个要买球鞋，我变成老板一样。”1956年国庆，张道一画了一张保卫和平的宣传画，出来以后印了十万份，拿到250块稿费，“不得了，等于我四个月的工资。”

“那时逢节日都要画宣传画。五一、国庆，运动会……”，袁运甫回忆，每逢节日就有各种宣传画在街道张贴。这是当时出版社的一大任务，每年年初各家出版社就开始制定宣传画的计划，然后物色合适的作者进行创作。中央宣传部门也会敲定宣传口号和主题，通过各级美协、文化部门和出版社层层下达任务。特别重要的节日或运动，往往不止出一种宣传画。

“年连宣”（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是上世纪50至70年代最流行的美术作品。广州美术学院讲师胡斌说，很多画家都加入到这个行列，“因为国家大量需要，而画家们获得认可和成功的渠道也很单一”，画宣传画是一个便捷有效的路径。一幅宣传画印数常常数以百万计，作者不仅获得官方的认可，自身的影响力也能很快得到传播。靳尚谊回忆，一幅宣传画可以拿到80到100块钱稿费，相当于小半年的生活费。

在很长时间内，画宣传画成为艺术青年的理想。在宣传画最繁盛的时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曾拥有三个创作室，一百多位专职画家。

因为国家大量需要，美术人才又紧缺，出版社只能培养一批年轻的作者。许多美术学院在校生，或刚刚毕业的青年艺术家成为宣传画的主力。靳尚谊1961年画《我们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时就是一个刚从美院毕业的年轻人。李醒韬进入广州市委宣传部时，很多老艺术家已经被打倒进了牛棚，美院青年人成为绝对的宣传画主力。

张道一回忆，那时练习画图案都不是画花花草草，而是镰刀、斧头和向日葵，一个笔记本上翻来覆去画的都是。社会上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宣传画必须跟上最新的运动潮流，“那时我们觉得，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

2

红光亮追求戏剧化舞台效果

“建国初期，宣传画中的主角并非都是英雄。从60年代开始，英雄角色才逐渐成为主体，英武有力、气势雄壮的工农兵才成最常见的形象。”许平说。

哈琼文的《毛主席万岁》是最典型的一个“非英雄”形象作品。在一片花的海洋中，一个年轻的母亲与怀抱中的小女儿一起向前方欢呼，画中没有毛主席的形象。

哈琼文之女哈思阳回忆，父亲画这幅画是在1959年，正逢国庆十周年。当时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室的专职画家哈琼文接到任务，要画一张节日游行的宣传画。他画了十几幅小草图，有表现工农兵队伍，有少数民族队伍的，感觉都不是很好，于是在近景加上了一对母女的形象。为什么选母亲和孩子？哈琼文回忆，他曾作为创作员去体验生活，看到游行队伍里最后是妇女和儿童，她们欢快雀跃，高呼万岁的样子，让他很感动。

哈琼文把游行的人群虚化，突出他们手中的花束，变成一片花的海洋。但游行队伍的前方还有一个黑白的毛主席像，画面显得很乱。最后总编审稿时说，“能不能把这个毛主席像去掉？”这正中哈琼文的下怀。于是他回到画室洗掉毛主席像，大片涂上玫瑰色的花，加上一个华表。

《毛主席万岁》出版后很快轰动，文艺界人士对其评价很高。这幅作品累计印数高达200多万份，先后重印20多次。上海有个中百一店，从一楼到顶楼用这幅画做了一整幅墙面。

不过，到了“文革”前夕，《毛主席万岁》被打成“黑画”，哈琼文遭到严厉批判。因为画里的母亲穿着黑丝绒的裙子，戴着首饰，而且形体凹凸有致，跟当时流行的朴素的工农兵形象很有出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少奶奶”。

早期宣传画深受苏联作品的影响。许平说：“有研究指出，‘英雄’的形象经历了从雕塑感到舞台感的过程。”仰视角度，强调人物的力量和伟大感，是苏联艺术的特点。“舞台感”则来自样板戏。60年代，江青主导的样板戏，确立了一整套创作原则，包括“三突出”“三结合”“高、大、全”。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都受到样板戏的影响”，胡斌说。在样板戏的舞台上，常把正面人物放在画面或舞台中央，打正光；反面人物则缩在角落，打底光或背光。这种表现也影响到美术界。“高、大、全”，“红、光、亮”，在画面上追求戏剧化的舞台效果，就如同一束光从上面打下来，笼罩在英雄人物身上，高大而完美无缺。

“主角一定得是英雄人物，人物正面一定要有光，脸色红亮，角度一定要仰视，显得形象高大。”梁照堂说，这是当时全国宣传画的统一风格要求，但他心里看不惯，这触发了后来广东独特的宣传画风格。

样板戏风格中，红色是最常用的颜色，构图的通用模式有“金字塔式”和“倒三角式”。胡斌说，所谓“倒三角”式往往是大批判类型的作品，描画一个巨大的拳头打下来，下面是一个压扁的小人。“金字塔式”则是上面小，下面大，焦点向中间集中，仰视，通常用在工农兵等一排人物并列，显得气势雄壮的画面中。

沈嘉蔚的《站岗》入选了1974年美展，他特意请假去看展出，结果很失望。因为主人公的脸为了符合当时主流趣味，被改胖，改宽了，冷暖交织的色调也被一层红色盖上去。

李醒韬说，“文革”时期讲打讲杀，画面常常用呼口号，握拳头以示气势。他们在画《以战斗姿态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时，因为“文革”时期取消了模特制度，只能自己摆一些威武有力的姿势，用相机拍下来，再参照它来画。

后来哈琼文总结“文革”前后宣传画的弊病：“很多画老离不开红旗、拳头、枪，要鼓动就要大喊大叫，加粗脖子和夸大臂膀，使观众望而生畏。”

“三突出”中，最重要的是要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最大的英雄，也是宣传画最主要的形象之一。画家杭鸣时回忆，1971年他画了大大小小360多张毛泽东像和宣传画，平均下来一天一张。

3

广交会画出健康美丽女青年

与北方“红彤彤，硬邦邦”的整齐而显僵硬的风格相比，广东画家在70年代通过逆光、冷色调处理等与宣传画相悖的手法，独创了一种较为清新自然的画风，在当时的全国产生强烈反响。

梁照堂说，这要归功于广州交易会。“广交会允许我们不用硬邦邦的宣传，可以抒情”。广州建立美术组也跟交易会有密切关系。周总理说“外交无小事”，“文革”期间武斗很厉害，一到广交会前两个月周总理就把各派的人都找来，说不要再吵了，交易会是大事。于是政治斗争全部停下来，准备交易会。

张绍城说，林彪事件发生时，离交易会只有一个月了。“那时候交易会的大楼都是一条林彪的语录，用油漆写的五层楼那么高，要全部洗掉，一个星期内把广交会里外，广场上的宣传招贴搞定，当时是乔冠华亲自来搞的。”

“当时我们的工作很多，不仅负责整个广州的霓虹灯管，还有放在马路边竖起来的语录墙，还有宣传画。”李醒韬说，当时美术小组负责的广州主要街头有64张大型的宣传画位置，比如广州宾馆旁有一张是18米×16米。堪称广州最巨大的宣传画是在烈士陵园正对面，面积为30米×10米。只能用几百块1米多高的锌板，一块块编好号，再拿到球场上合成。

美术小组的工作直接受市委领导。首先，由市革委会“宣传办公室”出题，小组成员创作出小幅的草稿后，依次交给宣传部和市委常委集体审定，用李醒韬的话说，一遍遍修改，“颜色改到像牛皮一样厚”。草图敲定后，马上向全市广告公司、美术社招人，共同完成大画。

时间很紧张。李醒韬记得一个细节，每当市委常委开会时就通知他带上画稿到开会的地方。“他们在里面开会，我就把画放在门口，他们中途休息时，宣传部长马上叫我拿画进去给他们看。我把十多张画铺在地上，领导们不断提意见让我们修改，部长说，小李，你现在拿笔做好笔记，回去马上修改。”

这些领导们里面有军代表，很多都不懂艺术，只要政治把关。有一次一位军代表看一幅绘有解放军的宣传画，他说：“小李，怎么把解放军的衣服画得破破烂烂的？一个亮一个暗，要一个颜色才对的。”其实那是逆光手法，颜色受光不同，但也只能照办。第三届全运会时画体育宣传画，负责人规定跳舞的女孩不可以看到她们的膝盖，于是又要修改。

画的时候也是集体合作，一人负责画线稿，一人负责填颜色，然后请专门写字的人过来写标语，像流水作业一样，这样效率比较高。

因为给外国朋友看，广东的宣传画相对比较抒情和亲切。《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胜利万岁》，这时就画成了很抒情的《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虽然都是革命的题材，一般人选取男性形象，而我们采用女性形象甚至孩子形象，会抒情些，亲切些。”《欢迎您———来自五大洲的朋友》就用了两个小朋友在机场的形象，后来风靡一时。市民过年要布置家里，不喜欢很硬的政治宣传画，就把这个当作年画来贴。

研究者周博指出，广东当时的宣传画更喜欢刻画亲切、健康、美丽的青年形象，“有点女青年形象，甚至可以称得上清纯可爱，与充满了阶级仇恨的女性工农兵有明显的差别”，比如《揭批四人帮，革命生产向前进》及宣传全运会的作品都选取了青年女性的形象。

梁照堂这时逐渐萌生了新的想法，他把倾心的苏联特卡切夫等的逆光烁动色调、莫奈的印象派色调等都用在宣传画上，并尝试用逆光和冷色调处理。“这是要冒风险的。当时都讲‘红光亮’，如果光线从后面射过来，人物脸上有阴影，会被批判说‘给英雄抹黑’。但我却很喜欢逆光画法，因为层次更加丰富，颜色更灿烂；第二，当时都用仰视角度，显得人物过于威严。我喜欢用俯视手法，感觉较亲切；第三，当时宣传画都用暖色调来表现热情，我却比较喜欢用冷色调。这三点与那时的艺术气氛都很不吻合。”

当时的人喜欢表现热，梁照堂独爱画冷色调，当时的人画抬头挺胸，他画低头的。由于出来的画面健康向上，艺术价值也很高，这批画并没有遭遇太大的非议便通过了审查。后来这些作品渐渐在全国流传开，反而成了一种风格特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都派人来广东学习经验。北京天津辽宁的出版社也跑到广州来组稿。

另外，当时北方用厚画法，广东采用薄画法。因为广东天气潮湿，画厚画容易受潮发霉，颜色脱落、流胶。画薄画也增加了画面的活泼性。

李醒韬说，宣传部出的题目都是硬邦邦的政治口号，“后来我们就想搞一些轻松灵活的，像《广阔天地新苗壮》、《我爱祖国的蓝天》，都是我们自己拟题目，市委觉得没问题批下来的。”

广东宣传画的人性、生动的一面，表现形式上的清新活泼，在当时的环境下独树一帜，成为毛时期宣传画史上的一个奇观。

4

林彪“着火”宣传画的政治风险

“文革”时期流行集体创作，当时广州的宣传画大多集体署名“广州市宣传美术小组”，或者是“穗宣美”。梁照堂回忆他们只拿工资，没有稿酬。一次全国美展上，有些画写着“秦文美”，有人打听“这个叫文美的画得不错”，后来才知道全称是“陕西省文艺办公室美术组”。

“文革”年代，画宣传画是冒很大风险和压力的。大概在1970年前后，交易会前边竖起了一张高16米、宽18米的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宣传画。起初相安无事。过了一段时间，有位“革命群众”打电话到市革委会，责问为什么把“林副主席”画得腋下“着火”“流血”。

李醒韬回忆，当时他吓得脸煞白，慌忙陪着市革委会有关领导赶往海珠广场。到现场一看，他明白了：哪里是什么“着火”、“流血”，画面上穿军装的“林副主席”手臂是抬起的，画家要用赭色来表现手臂抬起在身体一侧造成的阴影。由于强光照射下及观看的角度不同，赭色会让人产生“偏红”的错觉。

市革委会的领导看了半晌，下令“改”。他们暗暗叫苦———“林副主席”腋下距离地面有20多米，去哪儿找这么高的梯子！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调来一部还未启用的进口消防车，将车上的云梯抬到要涂抹部位。一位画家自告奋勇，攀上云梯，身上绑着安全带，把“着火”、“流血”部位涂成了草绿色。

更惊险的一次是画《共饮一杯团聚酒》，他们选取中国和台湾运动员共同碰杯的构图，背景描绘地图。国内某画家参加交易会，竟向有关部门反映说，这幅宣传画“有问题”，丑化台湾同胞“穿破衣烂衫”（其实是地图的曲线）。中央部门还为此专门派人南下广州，调查了解作者的有关情况。好在当时已进入上世纪80年代，此画不但没有遭“封杀”，后来还成了某期《中国青年》杂志的封面。

1979年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政治宣传画渐渐走向边缘。据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统计，1977年该社出版宣传画17种，1978年锐减到4种，1979年只出版了2种。

80年代，创作组逐渐改组为广州画院，梁照堂和李醒韬进入广州画院，回归自己的本行，画国画和油画。“我一直喜欢国画油画，宣传画只是小画种，有机会画大画种，为什么不？”回顾当年，李醒韬说，他现在三天就能完成一幅10米×2米的大画，就是经过宣传画年代锻炼出来的。

到1986年，广州市区悬挂的政治宣传画，全部被商业广告所取代。“那种风格的画世界上没有，今后也不会有了。”梁照堂感慨。

1992年，哈琼文完成新作《琴声嘹亮欢唱改革，振兴上海繁荣祖国》并准备下厂印刷，但新华书店通知“订数不够”取消了开机，画家从此封笔，一个宣传画的时代也就此烟消云散。

标题上的观点，具有一种“银样镴蜡枪头”的尖锐性，它貌似在捋虎须、逆龙鳞，向读者滋事寻衅，一旦牌面掀开，作者不过在说一句类似“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大实话罢了。就是说，观点本身没有太大的阐释难度，但它可能刺激一部分读者的表皮神经。正是后者，迫使这个观点长期锁在地窖里，我们只能在一些字里行间，感知它的诡异存在。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就告诫青年小说家：“作家能够获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着极其独特的走向，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谁都看得出，“读者的眼睛是黑暗的”，恰是这句话的暗码。

自打有人揭橥出“酸葡萄心理”之后，人间就多出一种“酸葡萄禁忌”：任何一件事，只要有可能被讥笑成“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那就免开尊口，少说为妙。而世人每逢有机会讥笑对方“酸葡萄心理”的场合，又总是不忍割爱的。如此一来二去，标题上的观点便沦为笔墨禁忌了，若要揭破它，免不了先得撞翻一片葡萄架。

另外，作家在面对“读者的眼睛”时，也会首鼠两端，立场飘移。只要事不关己，每位作家都会承认：书籍畅销与作品优秀，不能画等号，有一派偏激的观点，甚至认为两者呈反比关系。但是，一旦其大作跃然于排行榜之巅，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把自己划归例外。要求一位作家把自身的畅销视为读者的无知，与期盼一位姑娘把别人对她容貌的赞美视为挖苦，难度相当。这一点，别说寻常作家，大哲巨子也难以免俗，比如叔本华，一边对黑格尔的显赫声名满怀醋意，一嘴鄙夷，一边却“雇用通讯员搜索自己名声的证据”，好像只有自己名声大噪了，才当得起实至名归。在国内，忙于用书籍畅销来佐证自家非凡的，截至目前，余秋雨堪为楷模。其他作家也有这么干的，但声音多少有点奶声奶气，总不如秋雨先生来得轻松自然。在我看来，余氏招牌式的吆喝，不过是读者眼睛黑暗性的又一佐证而已。

写出伟大作品固然谈何容易，奇怪的是，确认伟大作品，有时更加困难。别说普通读者，即使所谓的文学专家，看走眼也是常事。试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作为地球上最权威的文学奖项，按说，它那由十余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最有条件给我们遴选出真正的文学大师，结果却相当讽刺，斟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名单，我们发现一个残忍的规律：对于一流作家，诺贝尔评委多半不会看走眼，只要对方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则十有八九会遭淘汰。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其杰作《西方正典》里，从整个西方世界精挑细选了26位经典作家，其中单辟一章详加颂赞且生活在诺奖时代的作家，共有7位，你猜怎么着？他们无一获奖。按章节顺序，这份落选名单是：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和卡夫卡。除弗洛伊德属于作者的别具只眼外，其余6位，无一不是帝王级的文学大师。

所以，在“读者的眼睛是黑暗的”这个陈述里，“读者”也包括专家，换言之，对于真正伟大的作品，人类的眼睛几乎具有先天性的失明。通常，只要不遇到特别倒霉的事（比如撞上骗子），花30万元买的车子，总不会比10万元的座驾来得差；用3000元买的手机，性能上也一定比同期的千元级手机出色，但同样的规律，在出版界则彻底失控，整整一代读者中邪似的推崇一个俗物、同时把真正的大家贬为瘪三，不仅可能出现，还经常出现。因为，优秀作品志在挑战读者智力，平庸文字一味迁就读者趣味，两者的作用力正好相反，而性喜消遣的读者，总是多于喜欢面对挑战的，如此，劣币驱逐良币，遂成图书市场的宿命。一本优秀的书并非一只半斤大小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并不天然具备识其美味的舌苔，实情是，在短时段内，越是具有创造性、探索性的书籍，它们越可能被读者拿去喂猪。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优秀读物，哪怕办法有一万条，也不包括图书排行榜。排行榜是一个服务于出版商钱袋的设置，和读者毫无关系，一旦把它当真，就会接二连三地制造精神冤案。比如，那些印数动辄数十上百万的通俗历史读物，较之不过开印一万册的陈寅恪著作，就会生出滑天下之大稽的优势，依照印数为王的逻辑，好像我们的史学大师都不配给那些草台班子里的大仙擂鼓敲锣。比照花果山的格局，貌似小喽啰纷纷竖起幡旗，而我们的齐天大圣却只能弯腰曲背，给“孩儿们”添酒续茶。这种文化悲情，也只有图书界擅长制造，因为———我再说一遍———读者的眼睛具有黑暗性。

让人大感无趣的是，随着一档名叫《百家讲坛》节目的火爆，图书市场又增加了一个错乱因子，似乎书籍是否畅销，不再取决于作者的俏笔，而是取决于他的伶牙。而这副伶牙的能耐，又主要不在于传授真知、阐发思想，而在于如何把历史忽悠成“玩意儿”，那些在唱念做打、吹拉弹唱上别有一功的家伙，摇身一变就成了出版界的当红小生。暗想，王国维生逢今日，一定更加郁闷，他那枝笔固然锦绣玲珑，论起嘴上功夫，偏偏最是不济。

唉，当一代读者养成用耳朵代替眼睛的习惯，他们的阅读之眼，只会更加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