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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奥巴马与中国网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长平 2009-11-13

几天前我接到美国使馆的一个邀请，说是要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视频连线搞一个“博客名人吹风会”，主要讨论美中两国关系和奥巴马总统访华。我因为忙没能出席，但是昨天下午看了参会者的twitter直播。从直播内容看，网络“拆墙”是一个焦点话题。用官方话语讲，是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问题。诸多参会者都期待奥巴马总统此行能推动中国互联网的开放。

现场也有人认为，“拆墙”话题“根本不代表中国主流，大多数中国人不关心言论自由，只关心做生意的自由和进出美国的自由”。使馆方面回答说，听取主流媒体之外的声音，这正是这场博客吹风会的意义。这个回答虽然很妙，但是显然偷换了“主流”的概念。前一个说的是中国大多数人，后一个说的是被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

其实不管是不是主流，也不管谈的是什么内容，都无法回避网络的自由问题。这个小范围的会议被美方允许直播，而中方又暂时没有办法全面禁用 twitter，这本身就从形式上挑战了传统的做法。更何况它的邀请对象，就是“博客名人”。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随即宣布，他们将在twitter上直播奥巴马总统在上海与中国青年座谈的详情，这被认为是当日吹风会的成果之一。有消息说，奥马巴总统访华期间，还要私下会见一些网络人士。与此同时，网民们发现，有一些曾被屏蔽的国外网站，如picasa web album，blogspot等，也在近期开通了。

奥巴马总统对互联网的重视是无庸置疑的，他自己在大选中就是网络的受益者。言论自由也从来都是美国总统需要强调的原则。但是，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中国网络更开放，仍然是一个疑问。我感觉中国网民有些寄望过高了，到时候恐怕会失望。首先，这并不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从已经公开的议题看，气候变化、经济平衡、阿富汗和伊朗的战事以及人民币升值等是他要和中国领导人讨论的重点。其次，几天前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奥巴马表示中国和美国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但是属于友好的竞争关系。因此，他不大可能在言论自由和人权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不过，我既不轻视国际压力的效用，更不小看网民（即便不是主流）表达出来的如此强烈的欲望。同时，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这些因素随时都可能聚合起来，形成扩大言论边界的巨大力量。上周去连州参加了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之后，我的这个感觉更加强烈了。

连州位于广东省的西北部，尽管有地下河、小山峡等奇秀的山水风光，也有韩愈、刘禹锡等人留下的人文传统，但是很少见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以及美国、法国、英国等地的网络爱好者、研究者和报道者。当地旅游公司和政府官员被告知说，这些人在网络上都拥有巨大的传播能力，他们的到来，连州不仅增加一批游客，而且得到一个极好的宣传机会。于是，这个会议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还得到了连州中国电信的赞助。会场设在连州地下河洞口，赞助单位开了一辆设备车来，使得古洞周围接通了网络，并通过twitter、博客等将会议内容进行直播。

有趣的是，在另一方面，这个会议仍然相当敏感。到达的当天晚上，宾馆被要求严格登记住客信息，当地派出所所长拿走了所有人的名单，而且枯坐在大堂里，一直守到深夜。第二天的会议现场，据说来了四十多位警察，一直有人在摄像。会议不仅邀请来一些敏感人士参加，也花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寻求信息自由。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聚会，与会者还交流了如何利用新技术做生意、搞公益以及传播科学。准确地说，大家在利用网络寻求更好的生存方式。

其实，这种聚会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它是松散的、自发的，不仅与会者费用自理，而且工作人员都是自愿者。它让我想到了音乐节，人们来到这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体验快乐并寻找认同感。

由此我看到一种新的力量，正在从社会底层生长出来。这种力量的拥有者，一边期待管制者从善若流，开放网络，一边用网络构筑了自己的生活。政治口号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可发邮件至[email protected]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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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戕害的存照，精神瘟疫的缩影——读《五八劫》

1958年1月，“反右斗争”余波未平，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一场“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对象是即将毕业的高中五八级学生，而运动的主要方式是“事先分类、诱导鸣放、猛烈反击、严厉处分”，使一大批原本品学皆优的高中生，“政治操行”被评定为三、四类，即所谓“落后类”、“反动类”，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罚。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的杜心源，在布置这场运动时就宣称：“这些高中生若是在大学就够右派了，比大学的右派还毒，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于是，这些三、四类学生被视为“一旦进入大学就可能是右派学生”，而拒之于大学校门之外。在四川省，这个群体占当年高中毕业生的32%左右，超过3200人，他们从此命途多舛——失学、流放、劳教或变相劳改、跌入社会底层、在苦难的深渊中挣扎求生，有的备受摧残，甚至英年早逝……

早在1962年7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教育部党组和团中央书记处就联合发文，宣布“被批判处分错了的学生占绝大多数”，要求基层组织予以甄别平反、赔礼道歉；1978年，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又发文要求“凡是在一九五八年我市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划的四类、三类、一律作废，去掉各种政治帽子，取消所给处分。”显然，这是一场完全搞错了的“政治运动”。

然而，多年来的“左”祸作祟和党内民主生活的不正常，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怪现象，那就是制造冤案轰轰烈烈、雷厉风行、层层加码，改正错误却总是语焉不详、疲沓拖拉、草率了事。在《五八劫》一书问世之前，这一场“1958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湮没无闻，除一部分当事人得到了迟来的“改正”，回到原户籍所在地或与家人团聚外，无论大众媒体还是官方舆论，甚至所有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对此毫无反应，也从未见任何专家学者著述提及。这一场针对未成年人的大面积坑害和惩治，被社会遗忘了，似乎就从未发生过。

这种集体失忆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很多当事人并没有被“落实政策”，不少人还生活在贫穷和苦难中；而有的当事人从当年同学处得知可以“落实政策”，向母校求助时，如今的学校当局却压根儿不知道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件事。更有甚者，在某些当年错划了大量“三、四类学生”的中学如成都七中，竟然还在校史上将这场“1958年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录得如同一番春风化雨，说是“学校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下，结合毕业、升学、纪律教育、道德品质等具体问题，联系学生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教育，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分清敌我，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的政治立场……”

那是一种怎样的“宣传教育”和“帮助”呢？

当时为成都七中高三学生的余伯楷先生，在《五八劫？人生灾难从1958年开始》中痛陈：他们所经历的“教育帮助”，是团市委书记“鼓励大家向党交心，指明了‘三个放’的方向，信誓旦旦地许下了‘三个不’的诺言，使得大多数同学消除了顾虑，放松了思想”，结果，“运动到了后期，像我一样的羔羊一只只落入了陷阱，……我在毕业考试时，各科成绩都是5分，只有俄语一科稍差为4分，然而我连毕业证也没拿到。原因是我的政治不及格（2分），只发给一张结业证……我为一种上当受骗而痛心疾首。”

同为当时成都七中高三学生的卢宗辉先生，在《五八劫？为了遗忘的记忆》中写道：“学部老师也摇唇鼓舌，叫我们放下包袱，向党交心，循循善诱，苦口婆心，同学们终于被鼓噪起来了……刹时，风云突变，学习会变成了批判会，向党交心的话变成了攻击党的反动言行。从来不露面的领导们来作慷慨陈词的报告了，他们俨然成了救世的天神，同学们纷纷成了负罪的羔羊……”

这样的现象当然不止发生在成都七中。当时为成都九中高三学生的卢啸风先生在《五八劫？居然不死，岂非幸事》中写道：“我在小组会上讲了一次，班干部和辅导员都鼓掌叫好，还建议我‘尖锐一点’……第三阶段就是‘消毒’，定性所有提意见的人都是在攻击党。那些开始不声不响，背后怂恿的班干部也变了面孔，纷纷出来批判……”

志愿军转业战士蒲传镛，1952年在大学教历史的父亲的要求下，转入成都十二中上学，运动来时也是高三学生。只因他认为团支部在未经班委会同意的情况下拿班费去订报纸不妥，提出不同意见，就被划为“四类学生”，不仅由学校宣布“开除军籍”，还被班主任指使部分学生殴打，“打跪在地上批斗、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

这场运动还波及中专学校。据胡星林先生（当时为成都铁路工程学校中专学生）回忆：当年自己被批斗，愤而吞食火柴头欲自尽以明心迹，经抢救生还后，以“态度恶劣”的罪名被送去劳教，而且是被班主任老师哄骗到劳教收容所的。这位班主任说是给他安排工作，把他骗到收容所，扔到那里就扬长而去，而胡本人直到现在“也没有见过我的处分决定和劳教我的书面通知”。

类似这样的受骗发言，被发动“向党交心”、“提意见”，而后被批判、斗争、判刑的例子，在《五八劫》中举不胜举。更有甚者，在运动初期一度定为一类学生（即“先进分子”）的成都四中高五八级学生张静姝，只因为在领导暗中安排她整理被内定为四类学生的同学的材料时良心不安，向被整者作了暗示，即被定为“叛变”、“在班上制造混乱”，不仅从一类改划为四类，而且开除团籍，不准毕业（只发给修业证），取消了升学及工作分配资格。

其实，早在“运动”发动之初，所有学生就已经被组织者“分类排队”了。据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时任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肖菊人先生回忆：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杜心源在内部发动时就强调：“大学生的右派现在清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而成都市教育局党组、共青团成都市委则在事前向上级提交的正式报告中明确提出：“应引导鸣放逐步深入，彻底暴露学生的思想面貌”，并且具体部署了“各校在集中学习前即应指定专人，根据他们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类进行政治排队”。

荒唐的是：这场运动打着“教育”旗号开张，最后却是把“落后”、“反动”的学生越“教育”越多——《五八劫》附录了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的“总结报告”，白纸黑字写得分明：“学习”前的排队情况是三类学生436名、四类学生66名，而在“教育”结束之时，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493名和92名，分别上升了13%和39%（参见《五八劫》336页）！而通过该书附录的“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汇编”资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为期18天的“运动”，组织者共出了22期“秘密”简报，不仅自始至终充满了对敌斗争的火药味，还详尽地记录了如何事先排队、如何培训积极分子在学生中进行“鸣放诱导”，又是如何一边“以多种形式解除顾虑，鼓励鸣放”，甚至编发“辩论参考提纲”诱骗学生“鸣放深透”，一边却记录在案上纲定性筹划“反击”的。其中第11号简报的这样一段文字，颇有代表性——

“XXX发表讲演后，部分四类学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另方面，类似XXX的人，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鸣放还需要继续深入。其次，反动气焰越是大，积极分子越是沉不住气。如果积极分子稍一反击，中间群众必须转变，窥伺动静的四类分子就全缩回去。因此，决定再加一把火，向学生说明演讲会是一种很好的鸣放形式，鼓励大家彻底地放。”

——显而易见，这场所谓的“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一场预谋好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构陷！看了这样的事例、这样的数据、这样的用语，我们对这一场“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动机和性质，还能做别样的评判吗？

感谢本书的作者群体，让我们在暌违50年后，得以了解历史的真相。《五八劫》一书不仅有当年成都三所中学168位受害者的名单，有29位作者撰（采）写的38篇回忆录，以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描述了那场“教育运动”的真相，还在附录中搜集了大量已解密的档案资料，包括相关的内部文件、讲话、各种汇总报告，尤其是《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汇集》共22期，几乎逐日记载了运动的组织者如何策动、诱骗、监控、记录、收网、惩处那些最小仅13岁的青少年学生，在相当程度上再现了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异常详尽地披露了制造和加剧这场灾难的种种粗暴、残酷、险恶和无耻，其中，某些“政治思想工作者”和“学校领导人”对学生的诱骗和构陷，匪夷所思，令人发指。可以说，《五八劫》一书是用一个几乎纤毫毕现的生动案例，对一度风行全国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以前二十多年连续不停的“政治运动”风气之恶、造孽之深、危害之烈，作了最真实的再现，令读者痛定思痛，刻骨铭心。

据《五八劫》一书主编王建军先生告知：此书问世后，全国各地不少当年的高中生与之联系，诉说自己在此一“运动”中的不幸遭遇，亦即说明：这场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构陷或曰坑害，当年是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进行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在195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发生过一起整体性的“预清洗”，目的就是“要把反动学生清出来，不能升大学”、“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而根据《五八劫》所提供的详实的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当年遭受这样的“预清洗”的，基本上是一批学习成绩较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优秀青年。前述张静姝女士的遭遇，则令我们不能不产生一种不祥的联想：在那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只有昧着良心整人、至少是对参与整人并无良心不安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进步”或“中间”分子，才能被共和国的大学接纳为学生！果真如此，则这样的“政治运动”不咎是一场精神瘟疫，对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使这支队伍带有极其可疑的人格裂隙，由此而制造了整体性的精神疾患，其深远影响和无穷贻害，值得我们高度警觉、深长思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已近60年的今天，知识分子群体品质的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就道德修养、良知持守、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而言，今天的知识分子队伍整体上与6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对这一现象，许多人倾向于将其归结为商品经济的“侵蚀”，这固然不无道理，但恐怕并没有找到根源。因为今天在各个领域成为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大抵在45-65岁，当“商品经济大潮”冲来时，他们都应该在30以上的年龄，早就过了人生的“精神成人期”，步入了建功立业开风气出成绩亦即“精神外化”的年龄段，与其说是商品经济“侵蚀”和影响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的品质影响了中国式商品经济大潮的内涵和走势。设若这个结论成立，则群体滑坡的原因，就应该向更早的时代追溯。心理学常识告诉我们，人的世界观的发育和定型，应该是青春期前后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应该向“文化大革命”甚至以前的社会教育去剖析当下知识分子“精神滑坡”的起因。

循此思路，再来看《五八劫》一书所揭示的种种现象——诸如对专心学业而不谙世事的学生的诱骗和打击，对勤于发现问题或勇于表达思考者的防范和惩处，对跟风作恶坑蒙拐骗行为的美化和奖赏，还有那些整人害人摧残良知的“运动”的堂而皇之和铺天盖地……而对共和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样的“运动”，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大地上，是多次出现、几乎持续不断的——这难道不是在当年的青春学子、今天的中流砥柱们的心灵深处，反复地、大规模地植入了精神的病毒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八劫》所揭示的那场运动，就不仅仅因其登峰造极的对未成年人的诱骗和坑害而骇人听闻，而更应当作为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持续发作的精神瘟疫的一个缩影，是值得所有关心民族命运的人们去认真发掘、反复端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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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主流的变迁与胡舒立的出走

11月9日上午，《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正式向母公司———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提交辞呈，另有消息证实，胡舒立去职后，将赴任广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然而，带领采编团队直接前往“新刊”的传言未必就是空穴来风，如《财经》执行主编王烁在TWITTER上透露，整个编辑团队174人有147人同时辞职，据此推断，传言中的新刊物应在筹备当中，胡舒立“回锅”主持新刊的几率仍相当之高。

一个媒体人的去就能引来如此关注，足以证明《财经》以及胡舒立个人的的影响力和符号价值，在同行和学者的眼中，归于这一符号的有新闻专业主义、理想主义、“社会守望者”、操守……等诸多标签，而于大众而言，《财经》就是琼民源、基金黑幕、银广厦、SARS系列报道、审判陈良宇……等一系列揭露性报道的集合，体现为一种敢于行走在边缘，直面真实的品格。而在另一面，以《财经》为枢纽，10余年来已然组织起了巨大的财富流和人脉资源，表现为《财经》令人咋舌的利润数字，以及每年年会上人头攒动的主流精英群体，从这一角度，《财经》非但一点都不边缘，反倒是那么的主流。那么，如何来解读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呢，难道，这一切都是因为胡舒立个人的魅力吗？

《财经》初创的那几年，笔者也正好混迹于媒体界。今日回望，各种条件——诸如对民营经济的歧视的削弱、积极准备加入WTO，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种法制的完备——正在当时聚集，而与此同时，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条件——诸如缺乏约束的权力对经济的干预、资源配置过度向国有部门的倾斜、以及分配的日益悬殊——也依然故我，于是，关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出现了截然对立的判断，在乐观者看来，当所有有利条件渐次出现后，巨大的发展也将随之来临，中国之崛起不再是梦。而在悲观者看来，存在如此多的问题，将给所谓巨大的发展打上问号，甚至所谓的崩溃也未必一定能够避免。作为一份以商业为主要内容的刊物而言，创办于1998年的《财经》很难回避这样的争论，而其所选择的立场，又，不仅是学术界内的激烈争论，也必然影响到一个新创刊物的存活和发展。

从表面来看，近10年来的发展已经表明，事实更贴近乐观者的期待，而反驳了悲观者的预言。但是，《财经》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不是建立在押宝式的选边，而是因为采取了更具智慧的方式：在广为传诵的揭露性报道之外，《财经》也一直弘扬着一种我称之为“中国梦”的图景，从王志东到黄光裕，细数《财经》的封面故事，这类近乎弘扬的主题，或许要远远超过所谓的揭露性报道。这10多年来，《财经》既站在乐观者的角度，提供期望，同时又站在悲观者的角度，提出批评，前者使得《财经》贴近主流商业人群尤其是新兴企业家，后者又使得《财经》不乏反思的力度，而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财经》的话语逻辑保持着一致性，一种以市场化和全球化（或者如某些人贬称的自由化）为基本立场的逻辑，这样一种总体认同而又不乏反思的立场，既获得了权力的支持，又获得这个社会最成功的新兴企业家群体的拥戴，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节节进取，新兴企业家群体掌握着越来越多的财富，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水涨船高，《财经》也因此成为了最有价值的商业刊物，甚至成为了某种图腾。

然而，时代的指针总是会出现回摆，如果说在10年前，全球化、市场化还是时代主流的话，随着中国经济的节节进取，这一主流已然悄然易手。中国经济的成功也催生出了一种荒诞的逻辑：有人将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归功于权力的主导和资源配置的倾斜，并命名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一逻辑似乎还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并获得了权力的青睐，于是，《财经》一贯的全球化、市场化的自由化主张逐渐变得跟不上鼓点，并有沦为主流对立面的危险。在笔者看来，这种荒诞逻辑的背后不过是权力对资源控制的强烈冲动，并隐含着对新兴社会阶层的限制之意，但不幸的是，凭借权力为后盾，这一逻辑的推展很难反制，因此，在笔者看来，就算不出现乌鲁木齐事件这样的触发点，只要《财经》内容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就一定会与重视当下权力逻辑（这也是中国媒体生存的不二法则）的管理方之间产生矛盾。

在笔者看来，《财经》内容团队与联办管理方之间的矛盾其实不在于新闻专业主义之争，也不在于揭露性报道之风险管理，而在于现行内容团队所坚持的价值理念已然沦为了主流的边缘甚至是对立面，从而对于管理方而言已成鸡肋。因此，笔者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内容团队与管理方的谈判会有什么好结果，进而，笔者也一直认为，只要胡舒立及其团队坚持其10余年来一贯的逻辑和价值，那么无论其新创办的刊物叫什么名字，也不会有什么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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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

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重掌监管的高潮，据说宁绍一带，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人称新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

四九年后，中国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

据张忠民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规定了如确系敌人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区自行处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三百十四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标卖的一千三百八十四家，占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七四，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据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报告称，在经济部接收的两千四百十一家敌产工厂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处理以外，有一千两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一百十四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五。”就这样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庞大国有企业。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

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个人有点关系的，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据当时报导，接收一开始，几乎上海九成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一元中储要顶二十元法币也不止。但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的比率为一比两百，过了几个月，在强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一比五，规定在四个月内兑换完毕。

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金融体系时，就已初见端倪，抗战期间更是凭藉战争的特殊环境，大有斩获，而战后则大获全胜，然后便是全面覆灭之时。国民党政府靠劫收民企建立的庞大国企，尤其是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的国企，基本上都是赔钱的，最大的作用是成为党政要员的钱袋。劫收导致民企垮了，接着国企也垮了。国民党的经济危机出现在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之前，最主要的还是这场由接收引发的国有化运动。

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连基本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六成、农村人口的九成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享有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还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广阔而纵深的市场。

所以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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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平：王家瑞不帮冯正虎是中国的悲哀

这几天接到许多冯正虎朋友发来的邮件，我同时也从网上看到很多媒体有关著名律师冯正虎的报道，心情真是既伤痛而又悲愤。有读者问：他和上海警方的拉据战，还要持续多久？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是否了解冯正虎事件的真实情况，是否认同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以及上海警方的无理做法？为此我思虑了许久。

据大纪元新闻网11月11日报道，被中国警察暴力绑架，11月4日上午强制送返东京的上海市民冯正虎，至今仍然在日本成田国际机场第一空港入境审查大厅抗争，他坚持要求自由回国回家的权利，已经宣布放弃日本签证，拒绝进入日本，航空公司和成田机场工作人员拒绝为其购买食物，也不允许他人代买，几天来冯正虎晚上睡长椅，饮用卫生间自来水，每天就吃几片饼干，无法洗澡。

我相信坐过3年牢房和55天小号的冯律师，是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他能克服这些常人难以承受的困难。我的问题是，他这种遭遇是何人造成的？换句话说，不让他回国的人，是不是仅仅是俞正声以及上海警方？或许王家瑞的表现可以解答这个谜底。

大纪元报道说，11月8日下午，冯正虎还与中共外联部部长王家瑞在日本入境口巧遇，并且要求这位复旦大学同门师弟告诉大使馆自己被拒绝回国事件，还让其同行人员转两份书面材料给王家瑞，介绍被上海当局八次禁止回国情况。同时我也十分认真地阅读了其它媒体对此事的更为详尽的报道。

显然，身居高位的王家瑞，不可能不读报，既便不读报，也应当读新华社出版的《国内动态清样》和《内部参考》吧，而有关冯正虎的新闻不可能不占据重要版面，我想，他不仅知道冯正虎这位复旦大学同学的困境，而且知道和他有可能在日本成田机场碰面，但他不理会学友急需帮助的愿望，显示他已经深知问题的严重性，他不是不想帮他，而是不能，也不敢帮他，因为阻拦冯正虎回国的举动，既不是上海一个地方政府的行为，也不是俞正声，或胡锦涛，温家宝某个人的决策，应当是中国政府高层集体研究制定的对策，恐怕短期内谁也改变不了。因此，不是王家瑞和冯正虎的交情不够，而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哪个人也不敢违背，这正是问题的实质：一个人有了党性，就没有了人性。身居中联部部长高位的王家瑞，当了大官，面对这样的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不论是出于个人利益，还是集体的利益，都不会站在冯正虎的一边，恐怕连从脸上流露出一点恻隐之心都不敢。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短视的既得利益者和实用主义者，一切不利于他个人官职升迁的事，既便拔一毛而利天下，他也不能为。

那么，中共为什么花费很多精力，封堵冯正虎回国，并不惜国家声誉受损呢？我认为，这是因为近年来由于一党执政造成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已严重地威胁到了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上海的情况尤为严重，而指导和代理群众打官司和上访抗议的律师，则成了群众的军师和带头人，一般的民众不懂法律，不知道如何与政府官员做斗争，也不知道怎样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已，更不知道在维权过程中，如何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为自已申冤，申诉，而冯律师恰恰是具有这个能力的人才，在以往长期的维权实践中，他不仅打赢了很多场官司，申张了公平和正义，而且为那些饱受贪官和地方政府强迫动迁之苦的人们，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投诉之路，故此，在上海民众中建立了很高的威望。所以，上海警方“不怕访民闹，最怕冯律师到”，他们曾以恐怖的怨狱关押过他，但无济于事，就借他出差日本之机，企图把这位大名鼎鼎的群众领袖人物，远远地阻挡于国门之外。在中共看来，国内的形势稳定，比海外媒体的鼓噪，要来得更重要。反正中共在密封的网上柏林墙外面已是臭名昭著，多一件欺凌自已国民的坏事，多发一些反对的声音，他也不在乎！

可悲的是，做为他过去熟识的老同学王家瑞，机场见了他并无任何安慰之语，的确令人遗憾。但善解人意的冯律师则自我解嘲说，他也不想给老同学添麻烦，不过在我看来，王家瑞太目光如豆，纵观古今中外，人事变幻莫测，人类社会的民主化海浪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今日耀武扬威的王部长，说不定明天就成了阶下囚，到那时可能还需要冯正虎律师替自己辩护哩！回顾我18年的记者生涯，类似昨是今非的人和事，见的太多了，原黑龙江省省长田凤山，原哈尔滨市副市长朱胜文，原辽宁省省长张国光，原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等人的故事，并不陌生吧！望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先生自省三思。

不过，我也知道，象中共对待冯律师一样，王家瑞不会理睬我的奉劝，因为中共的官员都是清一色的目光短浅的势利眼，他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用说高瞻远瞩，今天办事，连明天都不会考虑，他们不知道，当自己把依法办案的律师赶出了国门，民众就不会理性地温和地按照正常途径表达愿望，如同奔腾的江水，堵在了泥石堆积的山脚下，一旦怨民的山洪暴发，他们跨台的日子就来到了！因此，我认为，中共把中国律师赶出国门，使其不得不逗留日本成田机场，实际上是在与日本国的交界处玩火自焚，并展示给国际人士观赏，这不仅进一步暴露了中共的践踏人权的本质，还使日本人看尽了笑话！所以我说，王家瑞不帮冯正虎，是中国的悲哀！

2009年11月12日于多伦多
{代邮：冯正虎先生：我现在靠微薄的稿费生活，没有钱帮你，就写这篇文章，略表心情吧！记住：站直了，别趴下！祝你回国成功！姜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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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从亚洲崛起看文化与制度之关系

一百多年前，当西方人带着坚船利炮突然来到东方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不堪一击，于是技不如人的亚洲被征服了，亚洲人开始反思：我们的文明有毛病？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否则，我们怎么会打不过人家啊？人家的文化没有我们的厚重，文明的历史也没有我们的源远流长……

那时虽然也有人想起了“制度”这个词，但最后几乎都是把“制度”完全放在文化之中来考虑——或者把无法建立起好的制度归咎于文化，于是就去彻底改造和改变文化，要把自己几千年的文明抛弃。

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显而易见：在过去一百年里，让亚洲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痛苦不堪的不是当了亡国奴，不是国家没有了，而是对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感到了绝望，认为我们都是被文明和文化注定了的一群，而文化和文明又无法改变，国家可以随便建一个新的，可文化坏了，咋办？……最后，一些人甚至对中国菜都生出了抱怨：太油腻了耶！

我先不做对错判断，但既然出现了这样普遍的观点，那么必然有一个反弹的过程。果不其然，到了上个世纪后半期，先是亚洲四小龙，随后是中国等亚洲各国的经济开始起飞，起飞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是因为部分接受了西方文化和制度，另外一部分则刚好相反，认为是我们部分没有被西方文化和制度同化，或者说，是因为我们坚守了自己的文化和制度，才突然崛起了。

这两部分人在中国平分秋色，第一部分认为要继续崛起，就要继续拥抱世界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和制度。这后一部分人则以说“不”的不高兴派为主，例如他们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因为儒家复兴，是因为我们无与伦比的制度，现在之所以能够怀揣美元坐波音747满世界飞，以及在家乡的小县城就可以吃到麦当劳和肯德基，恰恰是因为我们反对西方而不是融入西方造成的。

中国有这些争论并不出奇，其实在亚洲包括日本、新加坡早就有这样的争论。可迄今为止，只有一个日本彻底想通了，那就是把文化与制度做一个适当的切割，不要毫无原则的等同起来，文化是内核，制度是框架。不同的文化可以酝酿出不同的制度，但现代文明率先实验出来的先进的制度却可以适合大多数的文化。

有人曾经反复强调：中国人喜欢集体主义，中国人要团结一致，中国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中国人敬仰祖先等等，这就是东方和中国人的文化，也是我们几千年文明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是与以个人为主、自私自利的民主制度水火不容的。——果真如此吗？

你的集体主义在日本人面前只能用“一盘散沙”来形容，你比日本人更“服从命令”和“尊重祖先、权威”吗？可是，日本人都处理好了，当他们引进了西方制度的时候，却成为亚州迄今为止对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和文明保持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你能够从畅销欧美的日本小车上看到什么？当然不仅仅是自由竞争的民主制度，还有勤劳和精益求精的东亚文化之精髓。

其实，二战后的日本人可不这样想，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也深入反思日本的文化，一度痛不欲生。但在和美国接触深入之后，发现美国这个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文化”，更不用说与动辄几千年历史的东亚文明相提并论了——这个时候，人类的思维可以选择两条路径思考问题：一条是倾向认为让美国如此强大和美丽的正是它没有我们那种古老的文化与文明，从而认为我们的文化和文明阻止了我们建立民主制度。

还有另外一种倾向，也是大多数日本人的选择：天啊，这种民主制度连那么没有文化的美国都能够搞定，我们有何不可？所以，最早说“Yes ， We can ！”（是的，我们能够做到）的不是奥巴马，而是日本人。后来当然还有迄今为止受儒教影响最深的台湾地区。

多少年后当我来到美国实地生活和考察后，我也有了相同想法。说实话，如果十几年前我到美国后，突然发现一个让我惊叹和流连忘返的文化，那么我将会和左派们一样哀叹：完蛋了，中国人永远不适合民主了。说着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是悲哀的，还有点对自己民族的歧视，鄙视我的同胞不配为自己做主，只能靠皇帝、救世主或者专制制度。

但我看到和感到的情形并不是这样，当我发现美国的文化甚至文明并不比我们的优越的时候，我几乎是喜极而泣的。因为如果是他们的文化比我们优越，那么，我们注定永远无法赶英超美。其实，他和我们不同之处只是在于一个比较先进的制度。这个制度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来才摸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建国之初最显著的文化之一就是黑奴文化，现在，是制度让黑人奴隶的后代当上了总统。

我和日本人的理解是一样的，只要吸收那个制度的精华，只会发扬和光大我们的文化和文明。你不相信吗？那么现在你到日本去，你能够看到多少所谓的西方文化的痕迹？到处弥漫着浓郁的日本文化啊。与此相反的是，由于没有制度的保障，中国的文化和文明正在被西方本来并不比我们先进的文化侵蚀。如果你还不明白，我再啰嗦一句：你研究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没有？他们身上其实有比你我更重的中国文化的印记，而让他们获得诺贝尔奖的只不过是一个解放人性的教育制度和对科学的自由精神推崇备至的体制。这些虽然有人说是文化层面的，但其实是属于文明中唯一可以改变的制度层面。

杨恒均200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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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禁止“非正常上访”，深圳当局进一步与民为敌

针对目前信访中存在的一些过激以及影响到社会秩序的行为，深圳当局日前发布了《关于依法处理非正常上访行为的通知》，明确列出包括在市委市政府办公场所外聚集、滞留等14种非正常信访行为。对于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之外，《通知》规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将进行劳动教养。（11月11日《南方都市报》）

上访在中国可谓是一道独有的风景，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上访的队伍便开始成长，如今，上访大军的总人数更是难以计数。随着上访队伍的不断壮大，全国各地几乎都成立了信访办，专门负责接待访民和解决访民的问题。不过，可以看到的现实是，信访办在绝大多数时候不仅不能解决访民的问题，反而还充当着打压访民的工具，很多访民被关进黑监狱乃至被殴打致死，都有信访办的“功劳”。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很多方面都比内地要先进得多，那里的民众思想更为活跃，权利意识也更为强烈。但是，从媒体的报道情况看，深圳的访民并不算多，和上海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深圳当局突然出台这样一个“通知”，实在是显得有些神经过敏和小题大做。此消息一经媒体报道，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可以说是舆论哗然，一片反对之声。

毫无疑问，上访是民众的正当权利，不管是按照程序上访还是越级上访，都不应该被追究所谓的刑事责任，更不应该被劳教。众所周知，没有谁愿意做一个不屈不挠的访民，访民的身份往往意味着你的权利受到了侵害或者是受到了冤屈。每一个侵权案件或冤案发生后，访民们最开始几乎都是想着让问题在地方范围内解决，但是，问题能在地方范围内解决的案件却并不多，很多访民之所以到中南海去告御状，完全是出于无奈。

深圳的城市综合实力位居中国城市的前列，但在政治领域，这里的官员思想显得更为僵化保守，深圳和广州毗邻而居，但在新闻自由度上却远不如广州，深圳的媒体基本上都是些溜须拍马的太监媒体，切实充当着深圳当局的喉舌和应声虫。很多发生在深圳的丑闻，往往最先曝光的不是深圳媒体，而是广州和其它地方的媒体。

曾经有体制内专家称上访者有绝大多数是有道理的，这确实符合一般人的判断，因为真正喜欢无理取闹的人少之又少。深圳当局出台的这个“通知”很明显不仅仅是针对这类无理访民，而且是针对所有访民。这样的“通知”如果得到了认真执行，依我看，很多深圳访民都很可能被劳教或判刑。令人欣慰的是，面对这个消息，国内很多媒体也表现出了良知，发文大胆鞭挞深圳当局的这种举动。如果不遭遇阻力，估计很多地方都会争相效仿深圳，到时候，中国访民将灾难临头。

今年的中共建政60周年大典前后，中国各大城市都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深圳在当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很多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均被软禁，即使10月1日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但诸如郭永丰这样的民主人士依然杳无音信，而赵达功等人则被警告不许乱说乱动。秋天刚刚结束，而深圳却早已进入了政治寒冬。

深圳当局的这个“通知”不仅明令禁止越级上访，而且还禁止访民在深圳市委市政府门前集会和游行示威，这些活动的组织和参与者更有可能被劳教或判刑，这是赤裸裸的违宪规定，真不知道起草和推行它的人到底懂不懂法，相信他们是懂的，之所以要强行出台如此无人性和违宪的“通知”完全是要显示深圳官方权力的傲慢与威严，要治下的民众都做顺民，即使比窦娥还冤，也必须保持沉默。

刘晓波先生曾经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与民为敌必然导致与官为仇”，深圳当局在这些年与民为敌的表现可以说不一而足，而此次出台的“通知”则更让他们与民为敌的思维表露无遗。深圳当局，不要愧对“深圳特区”的名号，要让深圳赢得良好的口碑不能靠压制民众正当权利，而要靠理性的面对和疏导，强压的结果只能是埋下一枚枚威胁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

2009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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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莉藜：中国法律：抹不去的阶级性

数十年前的中国，按照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观点，法律被定义为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阶级性是其本质属性。强调法的阶级性必然会否定法的全民性和社会性，实践中造成法律面前的不平等、不公正。因此，随着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至少在理论上，法的阶级性这个曾经无可置疑的“真理”，已经回归其谬论本原，除了极少数毛左外，没有人相信法律是统治阶级惩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

然而，理论上的长进往往和实践并不同步。仔细考究中国法律的执行情况，我们会失望地发现，现今的中国法律仍然没有抹去阶级性的烙印，中国的法律依然姓“共”。唯一的变化是三十多年前，统治者们处心积虑对付的是以地富反坏右为主体的敌对阶级，如今他们铁腕处治的则是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

量刑：轻重如天壤

从量刑上看，对异议人士的判决是就重不就轻，往往因为写了一两篇当局看不上眼的文章，或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动辄被判十数年、数十年。而为害一方的贪官污吏，偶有被抓到者，也都是从轻发落，走走过场而已。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共官员即使重判也很快找到些莫名其妙的借口减刑，实际刑期都相对较短。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被判无期，很快减刑为17年。“五毒书记”张二江2002年被判18年，入狱后撰写并出版了数本评注类书籍，2006年减刑一年，2007年又减刑两年半。按照这个速度，要不了多久，张书记就可以载誉归来了。

附加刑之一的剥夺政治权利，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对于中共的圈内人，除了死刑、死缓、无期徒刑等极刑外，剥夺政治权利这一附加刑十分鲜见。这些年不少中共贪官还没有出监狱，都差不多著作等身了。他们之所以能边服刑边出书，说明量刑中并没有剥夺政治权利这一款——剥夺政治权利的内容之一就是“剥夺出版、言论、示威、结社等权利。”反观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判决，主刑之外的剥夺政治权利简直概无例外。显然，中共内心坚信让贪官污吏说话，比让异议人士说话更值得放心。那些中共的圈内人也算没有辜负主子的美意，河南贪官李剑华在狱中出版了数本小说，主题当然都是“弘扬主旋律”的。戴枷舐痂，主子定会投桃报李的。

刑罚：宽严若云泥

从刑罚上看，中共的监狱系统对于异议人士的惩罚之狠之重，远远甚于贪官。贪官们可以由死缓而无期而减刑而监外执行，不消数年功夫，又是一条“好汉”。而异议人士，如能按期出狱已经是奇迹。即使在狱中，官员们也可以吃喝玩乐，甚至宿花眠柳，逍遥不输活神仙。近年，先后锒铛入狱的大小贪官们，如曲德臣、张二江、王晓方、李剑华、邱晓华、周久耕……等等在狱中都在悠哉游哉地著书立说，有的，如上面提到的张二江，还因此获得多次减刑。

相对于中共的这些“自己人”，被视为敌对力量的异议人士处境十分悲惨。湖南三勇士之一的喻东岳承受了种种酷刑，最终被折磨成精神失常，至今生活无法自理。新青年学会的徐伟、靳海科在狱中罹病，至今得不到有效治疗，还要拖着病体从事各种强制劳动。

当然，中共对付他们的“敌人”，也经常用法外刑罚。比如用牢头狱霸、地痞流氓来对付文弱的异议人士。这些下三滥的手法并不在中共的法律之中，但却是中共监狱里无处不在的潜规则。

人道：予夺分敌我

现代国家的刑罚，即使再严酷，也有其人道的考量。中国立法中当然也考虑到了罪嫌的人道待遇问题，尽管他们叠床架屋地称之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但是，中共当局对于罪嫌人道待遇的予夺，往往是以其长久不变的敌我思维来论定。比如监外执行，就很少给予系狱的异议人士。较早点儿的喻东岳、郭起真、陈光诚、力虹、郭飞雄、严正学和最近的王荣清、胡佳、范燕琼等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都因种种疾病申请过保外就医，但毫无例外地遭到当局的断然拒绝。与此相反，中共官员陈希同判刑16年，刚坐满一半就获保外就医，过起逍遥自在的日子来。朱小华判刑15年，入狱四年之后也获保外就医。按照法律，保外就医只是监外执行，疾病治愈之后，应该继续回监狱服刑。而对于中共的圈内人来说，保外就医几乎等于无罪释放，彻底告别监狱。前面提到的烟草巨贪褚时健，1999年判无期，后又减刑为17年，入狱三年就以糖尿病为由获得保外就医，从此开始“二次创业”，水果种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至少现在还没有听说要结束监外执行重回监狱服刑。

广东当局回复郭飞雄家人的保外就医申请时说：郭飞雄的情况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和《监狱法》第二十五条的条件，因此不予批准。不知道广东当局为什么只提《刑事诉讼法》和《监狱法》，而不提更为直接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事实上，《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才是处理保外就医问题的更直接规约。

《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对累犯、惯犯、反革命犯的保外就医，从严控制……”。《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颁布于1990年底，当时的“反革命犯”就是现在的“危害国家安全”、“颠覆（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政治罪犯。由此可以看出，人道待遇的予夺，中共的立法中已明确要按敌我定夺，而不是按罪嫌的实际需要。

从量刑、刑罚、人道待遇诸方面看，虽然中共的立法和司法经过了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其阶级斗争的遗存依旧赫然在目。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这类陈词滥调在中共官员的脑袋里头仍然是执法的准则——贪官虽贪，仍是他们的社会基础，要辣手惩治自己的手足，中共目前还下不了这个狠心。异议人士虽然只是纸笔唇舌获罪，但在中共的眼里他们才是政权的最大敌人，而体现着统治者意志的法律势必会以最恶毒的敌意对其加以惩处。

一个一党营私的国家，法律的公正只能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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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笔会所属64笔会共75团体就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发声明

国际笔会所属64笔会共75团体就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发声明：
呼吁履行诺贝尔和平奖宗旨，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良心犯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1月13日讯）独立中文笔会等国际笔会所属64笔会和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等11团体今天发表联署
声明，呼吁即将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各国元首使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等所有良心犯。

联署这个声明的还有国际笔会七位负责人——前任会长格鲁沙和现任会长索罗，副会长瓜迪亚，秘书长舒尔金，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任主席克拉克、现任主席弗雷泽
和委员科瓦奇。

声明全文如下：

著名北京作家、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于去年12月参与起草及联署要求中国政府改革政治制度及改善人权状况的《零八宪章》，以及撰写一些批评政
府官员的文章，被中国当局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已被拘留十一个月，并被正式逮捕了将近五个月。多年来，中国内地很多异见作家及维权人士亦是
因为这个罪名而身陷囹圄。

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1月15日至18日访问北京和上海，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美国国会众议院已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
波、四川地震维权人士谭作人及黄琦，并要求奥巴马访华时与中方讨论谭、黄两人的案件。我们进一步呼吁奥巴马总统履行诺贝尔和平奖推动民族融和的宗旨与责
任，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促请中国政府释放所有以言入罪的作家、维权人士及政治良心犯，包括刘晓波、谭作人、黄琦、郭泉、谢长发、高智晟、胡佳、师涛、
陈光诚、郭飞雄、靳海科、吕耿松、杨天水、郑贻春等等。

我们呼吁：

1)奥巴马总统履行诺贝尔和平奖的使命，促请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言入罪的作家、维权人士及所有政治良心犯；

2)奥巴马总统必须积极回应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谭作人和黄琦的议案。

我们亦呼吁各国元首使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及所有系狱作家、维权人士与良心犯。

联署者：

独立中文笔会
国际笔会卸任会长伊利·格鲁沙（Jirí Grusa）
国际笔会现任会长约翰·拉尔森顿·索罗（John Ralston Saul）
国际笔会副会长葛洛莉亚·瓜迪亚（Gloria Guardia）
国际笔会秘书长尤金·舒尔金（Eugene Schoulgin）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任主席卡琳·克拉克（Karin Clark）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现任主席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Marian Botsford Fraser）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委员埃德伍德·科瓦奇（Edwood Kovac）
美国笔会
奥地利笔会
加拿大笔会
德国笔会
法国笔会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苏格兰笔会
海外德语作家笔会
巴基斯坦笔会
塞尔维亚笔会
斯洛文尼笔会
俄罗斯笔会
越南海外作家笔会
维吾尔笔会
塔塔尔笔会
匈牙利笔会
台北笔会
瑞士法语笔会
西藏海外作家笔会
赞比亚笔会
巴斯克(西班牙)笔会
荷兰笔会
土耳其笔会
蒙古笔会
瑞士义大利语笔会
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笔会
瑞士德语笔会
瑞典笔会
波兰笔会
葡萄牙笔会
斯洛伐克笔会
新西兰笔会
挪威笔会
库尔德笔会
哈萨克笔会
埃及笔会
摩洛哥笔会
日本笔会
韩国笔会
白俄罗斯笔会
海地笔会
加利西亚(西班牙)笔会
意大利笔会
立陶宛笔会
比利时笔会
阿尔及利亚笔会
克罗地亚笔会
塞拉利昂笔会
丹麦笔会
捷克笔会
尼泊尔笔会
悉尼笔会
墨尔本笔会
保加利亚笔会
哥伦比亚笔会
古巴笔会
英国笔会
伊朗笔会
马拉维笔会
巴勒斯坦笔会
南非笔会
芬兰笔会
冰岛笔会
香港中国笔会
香港基督徒学会
北京之春杂志社
齐氏文化基金会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
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
劳改基金会
郑南榕基金会
澄社

—————————————-

Statement
13 November 2009

US President Obama Visits China in November;

Call 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Recipient to Dem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ease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Dr. Liu Xiaobo, prominent Beijing writer and honorary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has been formally arrested for four
months. He has been detained for eleven months and accused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simply because in December last
year he took part in drafting Charter 08, which demand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rove its political system and human rights
situation, and because he penned several articles critical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He is one of many writers and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o be imprisoned and prosecuted for this offence.
US President Obama received this year’s Nobel Peace Prize on 9
October. He will visit Beijing and Shanghai on 15-18 November to meet
with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d
already passed resolutions to demand for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Liu
Xiaobo and Sichuan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an Zuoran and Huang Qi who
investigated the Sichuan earthquake last year.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lso demanded that President Obama discuss the cases
of Tan and Huang during his visit to China. Again, we call on
President Obama to live up to the objective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and the duties it entails. When he meets with Chinese leaders, he
should as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lease all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including Liu Xiaobo, Tan Zuoren, Huang Qi, Guo Quan, Xie
Changfa, Gao Zhisheng, Hu Jia, Shi Tao, Chen Guangcheng, Guo Feixiong,
Jin Haike, Lu Gengsong, Yang Tianshui and Zheng Yichun.

We, therefore, demand that President Obama:

1) Realize the mission of the Nobel Peace Prize and dem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lease all imprisoned writers an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2) Respond to the resolutions passed by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demanding the immediate release of Liu Xiaobo, Tan
Zuoren and Huang Qi

We also call on all other heads of state to use their influence to
persua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release Liu Xiaobo and all
imprisoned writers and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Co-signed by: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Jirí Grusa former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John Ralston Saul, current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Gloria Guardia vice-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Eugene Schoulgin, international secret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Karin Clark, former chairperson of Writers-in-Prison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Marian Botsford Fraser, current chairperson of Writers-in-Prison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Edwood Kovac, Committee member of Writers-in-Prison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PEN
PEN American Center
Austrian PEN
PEN Canada
German PEN
French PEN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Scottish PEN
German Writers Abroad PEN
Pakistani PEN
Serbian PEN
Slovenian PEN
Russian PEN
Vietnamese Writers Abroad PEN
Uighur PEN
Tartar PEN
Hungarian PEN
Taipei Chinese PEN
Swiss Romand PEN
Tibetan Writers Abroad PEN
Zambian PEN
Basque PEN
Dutch PEN
Turkish PEN
Mongolian PEN
Swiss Italian PEN
Italian Trieste PEN
Swiss German PEN
Swedish PEN
Polish PEN
Portuguese PEN
Slovakian PEN
New Zealand PEN
Norwegian PEN
Kurdish PEN
Kazakh PEN
Egyptian PEN
Moroccan PEN
Japanese PEN
Korean PEN
Belarus PEN
Haitian PEN
Galician PEN
Italian PEN
Lithuanian PEN
Belgian PEN
Algerian PEN
Croatian PEN
Sierra Leone PEN
Danish PEN
Czech PEN
Nepal PEN
Sydney PEN
Melbourne PEN
Bulgarian PEN
Colombian PEN
Cuban PEN
English PEN
Iran PEN
Malawi PEN
Palestinian PEN
South African PEN
Finlish PEN
Icelandic PEN
Hong Kong Chinese PEN
Hong Kong Christian Institute
Beijing Spring
Qis Cultural Foundation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Christians For Hong Kong Society
Hong Kong Christian Industrial Committe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Deng Liberty Foundation
Taipei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