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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对“六四”镇压与中国经济 出现“奇迹”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的文章中，《北京之春》杂志主编 胡平认为，因为邓小平70年代晚期 倡导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对共产党 合法性的自我否定，所以如果政府 对1989年示威中提出的政治改革的 要求作出让步的话，那将意味着中 国共产政权的终结。只有对抗议进 行镇压，邓小平才能阻止任何对党 的政权的进一步的挑战。结果是， 高压下的社会稳定和政府对经济的 强力控制，再加上人们的精神出现 真空、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一 切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今年是“六四”20周年。20 年前，中国爆发了历史上最 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然而， 中共当局却悍然出动坦克车 和野战部队，对手无寸铁的 学生与市民进行了骇人听闻 的大屠杀。20年过去了。今 天的中国，一方面，那个杀 人的政权仍然高坐台上，继 续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中 国的经济又取得了惊人的发 展， 被不少人誉为中国奇 迹。不错，中国的经济发展 也有很多问题，有泡沫经济 的成分；另外还有极度的贫 富悬殊、官民冲突、道德沉 沦、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 破坏等等问题。不过总的来 说，中国的经济确实发展得 很快， 这一点我们应该承 认。那么， 造成所谓中国 “奇迹”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自然很多，但 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六四”。没有“六 四”屠杀，就不会有这个中国“奇迹”。

改革导致对共产党革命和政权合法性的否定

众所周知，从1978年起，中国开始着手进行带 有市场取向的、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这 一改革产生了三种后果：

第一，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第二，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对共产党革命和共产 党政权合法性的自我否定。因为共产党革命和 掌权的宗旨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 义。现在中共回过头去改掉社会主义，引进资 本主义，这不等於说当年的革命革错了吗？所 谓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所以 ，这场经济改革不是共产党革命和一党专制的 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

对於经济改革的这一性质，那些大力主张经济 改革的中共官员们自己是很 清楚的。我听说这样一个 故事。1 9 7 9 年， 袁庚奉命 到广东深圳的蛇口， 创办 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 ― 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 人， 3 0 年前他曾以解放军 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 解 放” 深圳。在赴蛇口就任 前， 袁庚的儿子问父亲： 3 0 年前你带兵占领深圳， 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 制； 3 0 年后你又到那里去 搞特区， 要把那里的公有 制变回私有制。那你是在 干什么呢？ 袁庚沉吟半天 无语， 然后说： 唉！ 总不 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¹

第三， 经济改革引出的另一个后果是腐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后来的城市的经济改革、工业的经济改革，特别是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又导致了大量的所谓官商、官倒的现象，即大量的腐败。

我们知道，中国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的价格都由国家控制。从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开始进行价格改革。当时，很多经济学家主张把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一次性地放开，交给市场来决定。但是这种主张遭到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於是有人就提出一种折衷的办法：有些商品继续按照国家控制的价格出售，有些商品则按市场价格出售，然后再逐步扩大按市场价格出售的比例。这种办法就叫“双轨制”，被当局采纳。

现在，一谈起价格双轨制，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和很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大力称赞。他们认为价格双轨制开启了中国式的渐进改革路线，避免了俄国东欧休克疗法造成的社会震荡。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其实，早在价格双轨制实行之初，不少人就警告说，双轨制给掌握资源的官员提供了大好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调配资源，赚取两轨之间的差价，因此必然会导致大面积的腐败。事实上，在中国，第一批凭借权力而一夜暴富的阶层就是在实行双轨制期间产生的。这种大面积的腐败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并成为“八九”民运的一个重要诱因。

“八九”民运与“六四”屠杀

“八九”民运主要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自由、要民主”；一个是“反官商、反腐败”。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六四”屠杀，如果“八九”民运取得胜利，象“双轨制”这种所谓渐进改革路线必然会被否定，中国后来的道路就会和俄国东欧相差无几了。

“八九”民运导致中共集团内部空前的分裂。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温和派反对戒严，反对镇压。据我所知，在当时，北京各个党政机关，走上街头的人数多达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没有上街的人，大部分的人心里也是同情学生的，所以说“八九”民运在党内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分裂。

造成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温和派不赞成用武力来镇压。他们为什么不赞成用武力镇压呢？因为他们没法说服自己去镇压民运。他们知道民众要民主与反腐败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们无法对人民动用暴力。再说，过去共产党压制自由民主，唯一的法宝就是给对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的罪名。现在，中共自己就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共产党自己就变成了资本家，它还有什么理由去镇压民运呢？

然而，邓小平却动用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民运。为什么邓小平要镇压民运？是因为他还信仰社会主义吗？不是，根本不是。邓小平早就不信社会主义了。早在八十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对一位来访的非洲领导人说不要搞社会主义。² 邓小平镇压民运完全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专制权力。作为有过三起三落传奇经历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³邓小平在党内军内享有后来的领导人无法比拟的个人权威。这是他敢於下令用军队镇压民运的本钱。可以想象，如果发生“八九”民运时没有邓小平，结果就会完全不同。

为什么在“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走得更快更远了？

“六四”屠杀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在“六四”后的最初一两年，由於目睹苏联东欧巨变，中共当局十分恐慌。为了保卫政权，新一代领导人提出要进一步反对“和平演变”，不但在政治上要反对资本主义，而且在经济上也要反对资本主义。⁴於是，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便陷於停顿，甚至出现倒退。可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提出要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不问姓社姓资。⁵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原来那套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中用的，不改革死路一条。邓小平清楚地知道，在“六四”屠杀和苏东巨变之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共产党政权已经失去欺骗性，变成赤裸裸的暴力。光天化日之下屠杀人民的事都干出来了，还说自己是人民的政府，谁信啊？现在人民之所以没有反抗，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修补社会主义外衣已经不可能，同时也没必要。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伪装，同时也就免去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原先搞经济改革，怕被别人说是搞资本主义，现在倒不用怕了。现在反而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可以无所忌惮地引进更多的资本主义了。於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反而走得更快走得更远了。

因为“六四”之后，党内和民间的民主力量遭到了压制，因此，1992年之后中国的经济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所谓权贵的私有化。在改革的名义下，大大小小的官员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原来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一下子就变成了官员们的私产。可以肯定，如果没有“六四”屠杀，这样的改革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如说，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几千万国企工人一下子就失了业，只能领到一点微薄的救济金。试想如果没有“六四”，工人必定会建立起强大的独立工会，政府怎么敢一声令下，就把他们一下子都抛弃掉呢？

为什么最恶劣的改革路线反而造成了最迅速的经济发展？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的这种经济改革，在道义上是最无耻的、最恶劣的，但是在效益上，却可能是最容易见效的、最容易成功的。因为共产国家的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把计划经济变成市场经济。这事说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早在共产国家经济改革之初就有人指出了这种困难，他们说，这好比“把鱼汤重新变成鱼”。俄国和东欧国家主要是采取“分”的办法：把整个资产折价成股，然后老百姓一人分一股。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很公平，大家都愿意接受。既然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资产是属於全体人民的，那么，最合理的私有化方案就是平均分给全体人民一人一份。这就叫大众私有化。

但是，这种办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全国每人有一股，但每人只有一股。这就和原来的国有企业、公有制没有什么区别，照样是一个企业没有人负责。所以在一段时间之内，它不但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益的急剧下降。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通过市场的运作，慢慢地出现了一些富人，他们有了足够的资本，能够掌控比较多的股份，成了资本家，资本主义才能运作起来，经济才能取得发展。

中国没有采取大众私有化的办法。由於没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中国的私有化实际上成了权贵的私有化。各级共产党官员利用职权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现在的共产党政府就是全中国的董事会，各级官员就是他们的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想改什么就改什么，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由於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的工会农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於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

由於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不得不投身於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至於那些在权贵私有化中其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下层民众，由於在现行体制下无法讨还公道，中国的劳动力本来就廉价，在这种情况下形同奴工，自然就更廉价。这就构成了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很重要的一个战略是出口加工。它吸引大量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把产品再出口到外国销售。这样，在中国，政府变得非常富有，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

中国模式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任何合法性

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於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十几年前的《读书》杂志登了一篇小文章，其中引用一位山西老农民的话。他说：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村解放前就已经是一户地主、两户富农，早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嘛！长沙下岗工人陈洪2006年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计划经济是应该改革。改革是免不了要付代价。但是计划经济不是我们工人发明的，是你们共产党发明的。要付代价，该你们共产党付代价，怎么叫我们工人付代价呢？凭什么你们共产党官员们就成了资本家，我们就成了打工仔了呢？⁶

谈到今日中国的贫富悬殊，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中国的贫富悬殊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专制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创造的财富被权势者所掠夺；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掠夺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今日中国，0.4％的人占有全国财富的70％。⁷在家产超过1亿元的富豪中，中共高级官员的子女占91％。⁸

谈到官员的腐败，民间早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见一个毙一个可能会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肯定会有漏网的。”中共领导人口头上也说要反腐败，但实际上他们纵容腐败，因为他们需要腐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温铁军坦率地说，今日中国不能进行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的问题……。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 9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他们就很可能被送上经济犯罪的审判台。所以他们对自由民主比过去更敌视更害怕。

中国模式是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的巨大威胁

中共领导人清楚地知道，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最大的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基础上的。一方面，他们以中国的经济发展为理由为“六四”屠杀辩护；另一方面，他们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坚持压迫。他们担心一旦政治上放松压制，民间要求经济清算的浪潮就势不可挡。中共领导人说，他们希望再有20年、50年的稳定，他们将把中国建设得更好。他们无非是希望继续这种专制强权下的改革与发展，一方面通过时间把黑钱漂白，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到头来，“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10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以这种罪恶的方式造成的强大国家，只能是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它必定会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与敌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在过去20年中，“六四”镇压对中国社会有什么持续影响？1989年学生民运领袖王丹认为，“六四”镇压宣告了一个政治恐怖时期的到来，它令中国人民躲避政治，因而使中国领导人得以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继续其经济改革。结果，贪腐猖獗——引发“八九”民运的一个主要原因— — 在2 0 年后继续侵蚀中国社会，并且威胁其稳定。虽然如此，但王丹对中国的未来还是持乐观的看法，他相信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建立在繁荣、稳定、自由和社会公正上的、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经过去2 0 年了。虽然当今国内民众中有些人因害怕遭受政治迫害而不敢提及，或者已经将其淡忘，但是，20年来，那场民主运动所提出的要求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并凸显出其重要性。鉴於“六四”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想值此“六四”20周年之际，首先，对1989年发生的那场民主运动做一回顾；其次，对中国的现况做一评价； 第三， 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一些看法。

在过去的20年中，对於1989年民主运动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都没有将那场运动和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¹ 1992年南巡之后的中国社会的转型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不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

第一，现今人们再提“六四事件”时只强调当年提出要求民主的诉求，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诉求——要求铲除腐败。事实上，当时我们学生提出要求民主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根除腐败的唯一手段。从“六四”至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腐败在加剧，并且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阻力。我认为现今制度性腐败猖獗的一个原因是当局在1989年对消除腐败的要求进行了暴力镇压。因为在“六四”镇压之后，共产党拒绝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结果导致不可能建立任何反腐体系，并且任何消除腐败的行动都在体制内进行。所有体制外提出的打击腐败的活动和建议，都被认为是对党的权威的挑战。除此以外，在学生的诉求被镇压以后，因对政治迫害的恐惧，民间要求反腐的压力减少了。人们在90年代避免参与政治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这种恐惧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六四”镇压不仅是专制主义的胜利，也是腐败的胜利。

第一，现今人们再提“六四事件”时只强调当年提出要求民主的诉求，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诉求——要求铲除腐败。事实上，当时我们学生提出要求民主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根除腐败的唯一手段。从“六四”至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腐败在加剧，并且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阻力。我认为现今制度性腐败猖獗的一个原因是当局在1989年对消除腐败的要求进行了暴力镇压。因为在“六四”镇压之后，共产党拒绝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结果导致不可能建立任何反腐体系，并且任何消除腐败的行动都在体制内进行。所有体制外提出的打击腐败的活动和建议，都被认为是对党的权威的挑战。除此以外，在学生的诉求被镇压以后，因对政治迫害的恐惧，民间要求反腐的压力减少了。人们在90年代避免参与政治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这种恐惧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六四”镇压不仅是专制主义的胜利，也是腐败的胜利。

第三，一些人争辩说，当年学生们的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正是“八九民运”本身造成了共产党停止它改革的计划，包括政治改革的计划，因此“八九民运”应被指责，是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对此观点我不赞同。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学生们提出的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感到恐惧，因而诉诸於武力进行制止。与东欧和台湾的民主运动相比，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提出非常激进的要求。当学生们开始绝食抗议时，他们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求政府更正《人民日报》4月26日发表的社论，² 不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第二是和官员进行公开对话，讨论改革问题。在我们计划绝食抗议时，我建议加入第三个条件：要求当时任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何东昌下台。但是这个提议被其他学生领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给政府施加太多压力。从我自身的经历，我知道学生们是有理性和有节制的。

如果中共党内真的有改革派，并且有进一步政治改革的计划，学生们的行动毫无疑问地提供给他们一个好的机会和有力的支持。如果当权者接受学生们的要求，并且愿意和民众进行公开对话，一个理性的改革进程就会展开。中国政府怎能把这个称作“动乱”？政府本身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承担所有的责任。它拒绝接受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停止了政治改革的进程。那些宣称是因为学生的行动致使党内改革派计划流产的人们对党内事务有非常片面的观点。1989年，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赵紫阳³ 身上；1992年之后，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朱镕基⁴ 身上；现在，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⁵ 和温家宝⁶ 身上。但是他们一定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当时没有任何学生或任何其他运动来阻挠朱镕基的计划，然而，他为政治改革做了什么？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香港所发生的情况。香港是一个社会情况稳定并有大量中产阶级的社会，但为什么中国政府拒绝允许香港2007年进行普选？⁷ 显然不能把责任加在学生们身上。

我知道，这由不得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和前学生领袖来决定何时官方会对1989的民主运动重新进行评价，只有中国当局有权力推翻他们对此作出的定性，但我们应尽我们所能来保护历史的真相。

当我重新思考“六四”并审视当今中国状况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引发“八九民运”的基本的社会危机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发酵和恶化。1989年，历史为政府和社会共同进行政治改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六四”镇压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关注政治和经济转移到了只关心经济问题。政治和经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沉重代价，将由未来的一代代人偿还。

第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作为异议人士，我高度赞赏中国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成就。虽然不能忽视邓小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我仍然认为他镇压和平非暴力运动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没有政治改革伴随的经济增长是不足取的。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分析德国的发展时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经历突然的经济增长，而政治体系没有和经济体系同步成熟，将会出现很危险的状况。德国在那之后50年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同样地，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发展而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其未来未必让人乐观。

第三，我们不应被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表象蒙蔽双眼，上海不是中国。2005年，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对中国中期的前景做了一个调查。在参与他调查的77位专家和学者中，51位认为中国大陆在2012年之前将会爆发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参加调查的专家和学者并非异议人士或对政府持批评观点的独立知识分子，而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的意见可能比我的分量要重，而他们也只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合，仅仅是经济改革将无法保证中国未来的稳定。中国不仅仅是需要政治改革，而且必须要实施政治改革。中国若进行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应从重新评价“六四”开始。

最后，我来谈谈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看法。尽管面临许多困难和危机，但我仍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实现民主化。对於经历了“六四”、现在被称为“八九一代”的我们这代人来说，铭记过去并重新进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向前看，并为将来创造新的东西，这包括着手进行意识形态和体制的改革。我们提倡四个基本价值：繁荣、稳定、自由和社会公正。中国共产党只关心繁荣和稳定，而“八九一代”认为，没有自由和社会公正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和稳定。至於体制改革，我们提倡四个“主义”：自由主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联邦主义——旨在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以及台湾和西藏的问题；民族主义——志在凝合新国民精神的温和的民主的民族主义；宪政主义——作为新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以这四个价值和四个主义为基础，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第三共和国”出现在中国，它既不同於孙中山的第一个共和国，⁸ 也不同於毛泽东的第二个共和国。⁹ 我相信，这个我们致力去创建的新的共和国将会是国际社会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一员。

由吴淡尘翻译

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

瑞士人杰地灵，景色优美，生活富足，社会安定，甚至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它都能“置身世外”，因此向有世外桃源之称，为世人羡慕。然而，有“革命导师”之称的列宁却非常不喜欢瑞士。瑞士政治开明，接纳了大批俄国、波兰被迫流亡的革命者。因受沙皇政府迫害，列宁曾长期流亡瑞士，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详述了他们在瑞士的流亡生活。他们在瑞士生活稳定，从事革命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也颇自由，基本不受瑞士政府干预。条件如此优越，可说是革命者“理想的”流亡地，但列宁仍非常讨厌瑞士。此中原由，颇耐人寻味。

景色绝佳，生活优裕

列宁喜欢爬山，瑞士山景绝佳，“革命工作”之余，经常爬山，所以列宁夫人回忆录中关于爬山、山景的描写尤多。长期收入我国小学课本、讲列宁登山看日出时专走靠近悬崖的小路以锻炼意志的《登山》一文，即据此演变而来。在身体、精神疲劳、痛苦之时，列宁更是常到山中长期修养“疗伤”，恢复精神和体力。1903年夏，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上因建党模式问题发生争论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激烈的党内斗争，尤其是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手使列宁非常难过，筋疲力尽。于是列宁和夫人就背起背包到山里住了一个月。“我们的钱刚刚够用，所以我们多半是吃干的――干酪和鸡蛋，喝点葡萄酒和泉水”。他们立即找到了省钱的办法，在底层人去的小饭店，同样的饭菜价钱只是“上等人”饭馆的一半。他们本想在修养时还读读书，带了厚厚的法文字典和法文书，结果“不论字典和书本在我们旅行的期间，连一次也没有翻开过；我们看的不是字典，而是长年积雪的大山，蓝色的湖泊，奇异的瀑布”。“这样消遣了一个月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神经恢复了常态。好象用溪水擦洗身体，也洗掉了乱糟糟的小纠纷。”由于克鲁普斯卡娅有严重的甲亢，他们经常整个夏天或冬天都在山中、林中疗养。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名叫秋吉维泽的休养所住了六个星期。这个休养所地势很高，几乎接近白雪皚皚的山顶，是所“牛奶”休养所，每天三餐几乎都以奶制品为主，而且收费非常便宜，每人每天只要交两个半法郎。收费虽然低廉，但房间却干干净净，还有电灯。在电灯发明不久的20世纪初年，电灯还属“奢侈品”，所以列宁夫人曾多次提到新搬的房间里有电灯，有一次几位客人来访，她专门打开电灯，“给他们看亮得多么奇异”。她回忆说，住这个低廉修养所的代价是房间“没有什么摆设，必须自己收拾屋子，鞋也得自己擦”，“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承担擦鞋工作；他学着瑞士人的样子，每天早晨把我的和他自己的爬山皮鞋提到房檐下面去擦（规定在那里擦皮鞋），同别的擦鞋的人开着玩笑，擦得那样热心，有一次竟在大家笑声中把一个装着一些空啤酒瓶子的藤篮碰倒了”。如此低廉的价格，是专为贫苦的穷人而设，富裕的“体面人”自然都不来这此休养。使列宁夫妇印象尤为深刻的是，瑞士还有一种几乎完全免费的疗养院，专为赤贫之人而开，病人只要每天在果园和菜园中工作几小时，或者在室外编织几小时藤椅就行。

世界一流图书馆

作为革命领袖，列宁十分注重革命理论的研究、建设，自然更看重读书、研究的条件，瑞士的研究条件之优越，确实超出人们想象。无论是在日内瓦、苏黎世还是在伯尔尼，都有许多藏书甚丰的图书馆，任何人都可自由借阅。在日内瓦一家图书馆，由于馆大人少，“伊里奇可以占用整个一间屋子，在这个屋子里他可以写作，可以从一个墙脚踱到另一个墙脚，可以考虑要写的文章，可以从书架上拿任何一本书。”他们没想到的是，哪怕在非常偏远、周围都是高山、森林的山村休养，“竟能免费从伯尔尼或苏黎世的图书馆里借到任何书。只要给图书馆寄一张写着地址的申请借书的明信片去就成。没有人向你盘问什么，不要任何证明，不要任何人保证你不会把书骗走”，虽然是在偏远山村，由于“邮递工作具有瑞士式的准确性”，“两天之后，你便可以接到用硬纸包起来的书，纸包上用细绳系着一张硬纸做成的证签，证签的一面记着借书人的住址，另一面记着寄书的图书馆的馆址。这使住在最偏僻的地方的人也能够从事研究工作。伊里奇竭力赞扬瑞士的文化”。因此，列宁才能在流亡期间写下大量革命理论著作，包括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写此书，列宁几个月都是每天早晨沿湖滨散步，然后就是一整天“泡”在图书资料齐全、借阅方便的图书馆，全身心投入研究、写作之中。

庸俗小市民？

生活、读书、研究条件如此优越，但列宁夫妇却并不喜欢瑞士。对日内瓦，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的：“大家在这个小小的、小市民习气严重的、平静的湖滨――日内瓦过得很厌烦。”对伯尔尼，他们如此评价：“伯尔尼主要是一个行政性和教育性的城市。这里有许多好的图书馆，有许多学者，可是这个城市的整个生活浸透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精神。伯尔尼这个地方是很‘民主’的。共和国的高级官员的妻子每天在凉台上抖弄地毯；伯尔尼的妇女完全被这些地毯和家庭的舒适生活吸引住了。”伯尔尼有很少的几位左派分子，列宁对瑞士的左派组织当然很感兴趣，便指派一位俄国革命者与他们的两位领导人直接联系，想讨论一些重大问题。但没想到，怎么也见不到这二人，不是这位钓鱼去了，就是那位忙于晾衣之类的家务事。列宁夫人感叹道：“钓鱼、晾衣服――这些事儿都不坏”，“但是当晾衣服和钓鱼之类的事情妨碍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妨碍了讨论左派组织问题时就不很好了”。连左派组织的领导们都把休闲、家务看得比政治更重要，遑论他人！对苏黎世，他们的印象似乎要好一些：“苏黎世比伯尔尼热闹些。苏黎世有许多具有革命情绪的外国青年，有工人群众，这里的社会民主党比较左倾，这里小市民气也似乎少一些。”不过，苏黎世最终也令他们失望。列宁当然认识到瑞士没有强大的工人阶级、工人的革命情绪不高，不可能成为社会革命的发源地，但作为革命者，他们认为：“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不必在瑞士进行国际主义的宣传，不必帮助瑞士工人运动和瑞士的党革命化起来”。所以，他们就和波兰流亡者一起，与苏黎世的瑞士工人组织举行一系列联席会议，主要是列宁给瑞士工人演讲，分析当前形势，以使瑞士工人组织“革命化”。但工人们却对列宁尖锐、激烈的观点感到困窘不安，有位青年代表甚至反驳他说，用前额是碰不透墙壁的。列宁夫人不无自嘲地写道：“结果，会议涣散起来了。第四次到会的只有俄国人和波兰人，我们就这个事实讲了一阵笑话，便各自回家去了。”

列宁是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随时随地宣传革命，哪怕只有一个对象，他也决不放弃。1916年夏，列宁夫妇在秋吉维泽那个“牛奶”休养所休养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鏖战方酣。休养者都是穷人，但他们对政治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战争都从未谈起过。休养者之中有一个士兵，肺不大好，所以他的上司就拿官费叫他到这个牛奶休养所来休养治疗。瑞士没有常备军，只有民兵，政府对这些士兵非常关心。“他是一个相当可爱的小伙子。伊里奇接近他就象猫儿接近荤油一样。伊里奇和他谈过几次目前战争的掠夺性质，青年人没表示反对，但显然也并不赞同。看得出来，他对政治问题很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在秋吉维泽消遣。”

俄国“革命者”与瑞士“小市民”的格格不入表现在方方面面。《活尸》是列夫·托尔斯泰晚年创作的话剧，主要内容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普罗塔索夫由于酗酒使妻子丽查受到伤害，后来良心发现，自我责备，于是假装死去，远走他乡，与自己熟悉的环境完全决裂，来到社会底层，好让妻子能嫁给她真心所爱的人。但不幸的是，警察终于发现他还活着，就将他送上了法庭。为了让妻子幸福，他结果真的自杀了。这出话剧在瑞士上演时，不仅俄国流亡者非常喜欢这出剧，瑞士人也很喜欢。俄国人认为，这出剧的主题是批判当时的法庭和“合法的”婚姻制度，揭露那些资产阶级体面人物的小市民习气和庸俗，批判他们的自私、伪善和冷酷；主人公普罗斯塔索夫认识到社会的丑恶，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却又无力与之斗争，只能以饮酒作乐、最终自杀表示消极抗议。列宁看后，大为感动，还想再看一遍，因为他“从心里讨厌一切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不过，俄国革命者感到奇怪的是，充满“小市民的庸俗习气和客套”的瑞士人竟然也喜欢这出话剧，不禁想知道，他们喜欢这个戏的什么呢？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他们很同情普罗塔索夫的妻子，把她的遭遇牢牢记在心上。‘嫁了这样一个放荡的丈夫，而他们两人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来能够过幸福的生活的。不幸的丽查！’”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一出话剧，“革命者”与“小市民”的观感竟如此不同。

瑞士生活安定安逸，但革命者恰恰认为这是“充满小市民气息”，所以列宁在瑞士流亡多年，但“怎么也不能去掉这种被囚禁在小市民式的民主主义笼子里的感觉”。革命者向往的是那种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社会近于沸腾的生活，可景色如画、生活静如止水的瑞士，却使他们不能不发出“这一切却离我们很远”的感叹。

1917年3月下旬，列宁离开了“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却因此令他讨厌的瑞士，返回已经沸腾的俄国，几个月后就领导了震撼世界的俄国十月革命。十月革命被视为“改变人类命运”、“开创人类新纪元”的伟大革命，列宁因此被誉为“伟大的革命导师”。然而，他在瑞士几经努力却无法使一个小小的工人组织“革命化”，甚至“一对一”地做工作都未能提高一个青年的“政治觉悟”、更不必说让其走向革命。一个穷人生病都能住进疗养院的社会，确难发生革命，确难产生大动荡，即便最伟大的革命者、最激进的造反者，都将一筹莫展。其实，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会有“激进”者，但只要社会制度良好，并具自我改革、调节功能不断纾解社会矛盾，平民百姓自然安居乐业，所谓“激进”只能是少数人的信念，社会影响微乎其微。政治民主、清明，公民权利和社会福利都有保障，任何“激进”自然都没有市场，根本鼓动不起社会风潮，只能无奈地指责社会“充满小市民气息”。还是说过多次的老话，革命、动荡实非“激进”制造出来，而是统治者拒绝制度改革，种种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尖锐最后的总暴发。所以，若要真正“告别激进”、避免社会大动荡，对“激进主义”的分析批评固有必要，但更重要的是吁请统治者正视现实、审时度势，主动进行制度变革。

贺卫方按：本文发表于2009年8月15日《东方早报》（http://epaper.dfdaily.com/lcyzb/html/2009-08/15/content_152326.htm#）。同时看到新华网报道，被指接受美国企业贿赂的中海油总公司内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人士称，“中海油已进行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尚未发现公司内部人员收受该公司及其代理商的商业贿赂”。问题在于，这种自说自话式的内部调查完全无法取信于人。好在这已经属于跨国型的犯罪嫌疑，我们可以期待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们公布有关犯罪指控的细节，例如中国企业中究竟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收受了怎样的贿赂。因为事涉中央企业，这里不妨提出建议，由中国的最高检察院出面与美国司法部开展司法合作，追根溯源，顺藤摸瓜，让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这样做，既有助于中国司法形象的改善，也可以为今后开展此类犯罪检控创造一个可以依循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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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公布了对于美国几家企业在国外通过行贿而攫取利润的调查结论，其中收受贿赂者包括多家中国著名企业。读到这则消息，我颇有些感叹。说起来，我国的法律也不乏对于商业贿赂的惩罚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该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账。”与此同时，我国刑法也规定了“单位行贿”和“单位受贿”等罪名及其处罚。但是，在我国的法律实践中，这样的规定基本上属于一些宣示性的条文，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很少有实际的案件出现。而对于日常商业实践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交易中，行贿与受贿是如何成为商业流转的润滑剂的。外国企业到中国做生意，“入境随俗”，也加入到这种游戏之中，倒也不是什么特别反常的事情。

但是，通过贿赂而获得商业利益乃是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之大敌。行贿者必然暗箱操作，以见不得人的方式获取本不应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于竞争对手而言，当然是极其不公平的。而且贿赂往往来自于要获取比一般竞争状态下更多利益的动机，甚至所推销之商品也完全不具备公开表明的那种品质，当然会导致采购方以及消费者不应有的损失。国营企业的行贿受贿行为还带有公权力腐败和犯罪的浓厚色彩，足以败坏更广泛的社会风气。因此，为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对于商业贿赂进行严格的调查和惩罚自然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也是每一个国家的重要责任。

尽管如此，要追究商业贿赂的责任，某些商业之外的因素还是需要考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个一直存在的弊端是，对于收受贿赂者，法律的制裁往往是严厉打击，无所宽宥。但是，对于行贿一方，通常的做法却是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导致这样的结果的心理原因是，人们认为行贿者往往是弱者，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才破费钱财，输送好处。这样的看法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受贿与行贿之间的互为因果的关系。没有受贿者，就没有行贿；同样，没有行贿者，就没有受贿。在商业贿赂中，行贿者的罪责并不比受贿者更小。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国，之所以长期以来贿赂犯罪难以遏制，重要的原因正是只惩罚受贿者，而对于行贿者不予追究。如此一来，源头难以堵塞，下游无论怎样惩罚，也难以阻却贿赂犯罪。

这一次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报告明确揭露了美国企业的行贿犯罪，那些被控受贿的中国企业有责任对这调查结果作出回应，也应向中国国民作出交代。美方发布的调查结果是否属实，中国企业出于怎样的动机接受美国企业的贿赂，除了美国企业之外，是否还接受过其他国家企业的贿赂？由于受到揭露的企业均属国有，其经营行为关乎中国的政府形象，它们作出说明的义务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事实确凿，依据我国法律也构成犯罪，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关刑事责任。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美国之所以由司法部作出调查，是因为依据那里的体制，司法部本身就是司法行政与刑事检控两种职权的合一。在我国，司法部完全没有对于任何刑事犯罪的调查和指控的权力，而负有刑事检控职能的检察院却极少对于诸如企业贿赂这类犯罪以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作出刑事控告。这无疑是我国刑事执法上的一个巨大漏洞。1950年代我们全方位借鉴苏联的检察体制，但是作出的一个重大修正就是，检察院的监督权的范围只限于法院和公安部门，而不享有当年苏联检察院所具有的一般监督权。这种情况导致我国法律监督出现一些空白地带，例如不正当竞争领域里的诸多违法和犯罪行为得以逍遥法外。这正是今天司法改革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事项。

虽然时间的长河流逝了整整10年，但江泽民1999年8月的大连之行，还在记忆中清晰地留存，由于中共操控的媒体的虚假报道，使许多接近其人的消息来源，如同水下的礁石不得不深藏隐匿，但只需拂去水面的恐惧与胆怯的枯枝败叶，就会生动地展示它潜流般的事实真相。

题词并非江泽民原创

号称北方明珠的大连，在1999年步入了百年建市的节日，大连市委市政府拟搞隆重的庆祝活动，这并不为过，但野心勃勃的大连市委书记薄熙来另有谋略，他要借此造势，争取当上中共中央委员，辽宁省长，省委书记，而此前一方面他通过土地批租，国企转让，资本运营，己结交了京城的众多权贵，另一方面以闻世震为首的辽宁地方势力，不买他的账，与其明争暗斗，依然强占沈阳。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紧紧地卖身投靠江泽民，才能力排众议，冲进省城任职，因此他绞尽脑汁，借大连百年庆典为借口，先亲自带领马崽去北京江宅求见，美其名曰“大连百年，大连551.5万人民渴望领导亲笔题字”，并且送上大份子“润笔费”，立即见钱眼开的江泽民欣然命笔，却枯思无词，一时无语。薄熙来早有准备，伴随着阿谀奉承的奸笑，取出大连市政府办公厅秘书皇甫某涛拟好的诗句多篇呈上，江泽民用手翻了半天，从其中选了两句：“百年风雨冼礼，北方明珠生辉。”薄熙来马上说，这句怎么样？我琢磨了好几天啊！……江泽民扫了一眼薄放在桌上的红包，立即眼晴一亮。薄是行贿高手，红包虽薄，但银联卡一张外加带有秘码的信函一封，江书记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他取出毛笔，10分钟就交差了事，尔后薄熙来捧在手上，如获至宝，立即亲自找人装裱去了。

后来，跟随薄熙来赴北京的皇甫某涛对我说，江泽民也没什么文化水平，题个字给大连，还得由我们先拟稿，薄市长研究半天，最后满意了才呈送上去，实际上我当时构思了5个句子，这个并非最精彩的一个，但薄市长高兴，因为说大连是“北方明珠生辉”，这等于江泽民充分肯定了他的工作成绩。

那时，我把皇甫某涛写的一篇纪念诗人公木的文章，推荐给了香港文汇报副刊部主任方芳，她很快在报上以显著位置发表了，所以皇对我很交心。他经常到我的办公室混饭吃，席间告诉我说，他是满族后裔，原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是公木的得意门生，原在锦州市政府工作，因慕名崇拜薄熙来，写信给他以示效忠，被其破格录用。他说：题词这个事，薄熙来这说是“国家机密”，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别人问起，就说是江泽民的创作……

也就是这次举足轻重的北京之行，他协助薄办了一件大事。江泽民答应薄熙来，将在8月中下旬亲自到大连参观考察。皇甫某涛说，只要江泽民来了，咱们的薄市长就将离开大连，步步高升了。以后最起码也是国务院总理。

为什么？这怎么可能！我一脸迷惑，但皇甫某涛故意卖关子，说：你等着瞧吧！

薄熙来变成了“大导演”

1999年8月10日至15日，江泽民首先带领国家主席吴邦国等人，在沈阳，鞍山等地进行了巡视之后，然后赶到了大连，召开了“东北和华北地区八省市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并由新华社记者傅新雨发表了题为《江泽民在辽宁考察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报道，尔后情不自禁地走上了薄熙来为其搭起的舞台，成了他精心策划的一场闹剧里丑陋的角色。

此前，薄熙来不仅导演般预设了行走路线，选用了一些接待江泽民的铁哥们，还精心编好了脚本与台词，并实地进行了多次演练。

首先，在沈大前盐高速路口至大连棒棰岛宾馆途中两侧道边，种上一路草坪，外加方砖步道，在中山路上挂上了江泽民的巨幅画像，旁边写上江的题写：百年风雨冼礼，北方名珠生辉。原本这些位于交通要道的路牌灯箱，早被大连鑫新广告公司老板李某安买去了，刊登了产品广告，卖给了东北某企业，但薄熙来一声令下，撕毁了合同不算，广告公司还要赞助制做江泽民彩色画像。李老板对我说，薄市长亲自审稿签字，才敢挂出来呀！我的经济损失大啦！

当然江泽民做为一国之君，要安排在捧捶岛宾馆的5号楼下榻，当年这家由市政府交际处管理的国宾馆，给毛泽东专门建了一拣别墅叫5号，但毛泽东嫌辽宁粮食不能自给，总吃“返销粮”而颇为生气，故生前拒来此处享乐，江泽民没有这个牛气，他认为不管别人怎样，自已先住进小楼享享清福再说。这里有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到处青山绿水，空气清新，夏日还有天然的海滨浴场，正是避暑圣地，江泽民带上太太与孙子，正是享受天伦之乐的好时光。薄熙来派国安局特工与中央警卫局密切合作，把国宾馆围个水泄不通。据接近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局长万国涛的人士透露，薄熙来下令，任何反对他的人，不论是老干部，还是机关在位的官员，都不能让他们接近江泽民的陪同人员，以免把他在大连的施政缺失泄露出去，他们还梳理了一份37个的黑名单，上面有认识江泽民小姨子王某{大连海事大学教员}的市统计局信息处孙某副处长等人，薄说，再认真查一下，与由喜贵，贾廷安等有联系的人，大连还有谁？统统给我看住，别让这些坏蛋坏了我们的好事。{薄的口头语，骂人是“坏蛋”“傻蛋”，“混蛋”}这回江泽民来大连是关健时刻，因为以后用不用我，上面争议挺大的，江主席要亲自看一下，我要是上去了，你们自有安排，我要是下来啦，闻世震，于学祥就会整死你们！这几年你们做了什么，不要以为人家是傻蛋，不知道！

这些人在大连多年来仰仗薄的伞荫，以权谋私，敲诈勒索，行贿受贿，无恶不作，其捡举材料成麻袋，早在中央与省纪委存放，只是不便查办而已。于是这些死党为了保住既得利益，立即行动了起来。

在薄的授意下，为了让江泽民在车行沿途看到花草树木，不仅精心地选择了最佳路线，还在通往捧棰岛的途中，种满绿树草坪，尤其是离宾馆3000米以内的道边，更是煞费苦心，部分裸露的地表，全部用高价买来的草苗遮挡，还在有可能缓行的坡道与茬道边，故意布置了装扮成普通市民样子的“特务”，整天恭候在那里。其实这些人早就背好了台词，一旦讧译民中途下车行“亲民之问”，一定会用标准的海蛎子味大连话，猛讲薄熙来当政的丰功伟绩。用薄市长编的广告词慨括，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后来百姓骂薄“这个杯，那个碑，都是薄市长逼咱背}

江泽民咧开了蛤蟆嘴笑呵呵

虽然，自从1976年毛译东死了之后，他的画像还挂在北京天安门上，邓小平等历任党的领导人还没有谁敢仿照毛泽东，搞画像敬拜这一套，但薄熙来为了以示忠心，在时隔23年之后，在大连市中山路197号附近，挂起了巨幅彩色江泽民画像，凡是往来市政府大楼的车辆与行人，无一不通过此处，而且这里又是前往星诲湾的必由之路，原定江泽民要在8月20日上午参观中国科学院化物所，而这家世界著名研究所的新址，即在风景秀丽的星诲湾。薄熙来命令下属买通了江泽民的司机，故意在车辆到达中山路松山街时，放慢了速度，江泽民认出了道南这栋洋气的小搂就是大名鼎鼎的化物所旧址，又猛一抬头看到了自已的半身画像，与不久前的题词，赫然耸立。他立即眉开眼笑，满脸油光，一张大蛤蟆嘴咧得大大的，不停地点头。后来薄市长听说了这个好消息，一夜高兴得没睡。陪同江泽民的辽宁省长张国光对人说，没想到小薄拍马屁，没有拍在蹄子上，这要是换了朱总理，还不得发火？据这次参与保卫工作的人士披露，薄立即把这话告诉了江，江很生气。这正是不久后改任湖北省长的张国光被抓捕坐牢的原因之一。

江泽民盯住自已的巨幅画像，从正面看了半天还不过瘾，还在车辆驶过几秒钟之后，又依依不舍地回头望了一眼，确定这画像是货真价实的双面画像才放心。薄熙来特别细心，把画像两面设计的尺寸颜色图案一点不差，这使好大喜功的江泽民合不拢嘴。

然而，薄市长也有担心之处，在亚洲最大的城市广场上，建有一个象征着封建帝王的华表，这可能令江泽民不快，因为当年在修建大连滨海路时，工人们不小心用火药炸坏了南大亭一块类似龙头的山崖，薄市长花重金请的风水大师说，这不好，龙头没了，你就当不上大官了，并说破解的办法，只能是立个华表，于是就出现了这个麻烦。

薄不怕江泽民看见，他自有办法。他估计江泽民在华表附近要下车巡看，就派了9个政府官员，装扮成普通市民，背好了台词，事先久候在这里，他们己排练了4次，连腔调与动作等细节，都经过领导仔细审查通过。果然，江泽民一下汽车，这些闲逛的市民，立即围拢了过去，又是鼓掌，又是喊叫，纷纷大力颂扬薄市长。有一个妇女告诉江主席，她是下岗工人，被政府认真安排了新职业，具体办理的部门是大连劳动局下属的戚秀玉职业介绍所……这都是俺薄市长抓的紧呀！这话使江泽民乐坏了。笑满象个老太太。

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是大连西岗区政府的一个副科长，何谈下岗？这一番表白，攒了500元表演费。

在高大的华表前，薄熙来趋着江泽民高兴，说，过去的皇帝到处走，处处都有行宫，所以大连也应当有华表呀！对，江泽民听了更乐了，大嘴巴恰似喝水的赖蛤蟆。

在小姨子家门前专门开了一条路

说也凑巧，江泽民的小姨子王某某，原在大连海运学院当教师，后来该院改成大连海事大学，她的工作变化不大。俗话讲，一人得势，鸡犬升天。以前薄市长常派车克民给她送礼，又给她安排了舒服轻松的工作，但探得其与姐姐王冶平来往很少，故以前也就不曾在她身上花太多工夫，这次不同，江泽民堤出要到小姨子家看看，薄熙来哪敢怠慢。

在此之前，薄下令相关部门，在大连市沙河口区同泰街购买了由万达房地产公司建的精品小区里一套样品房，给王某某搞了“乔迁之喜”，薄还曾亲自赶去“温锅”，并赞助了全套家具电器，然而，薄还觉得做的不够，就索性在此搂前，修建了大草坪与小花坛，还为协助其出行，修了一条呈对角线的方砖步道。薄熙来对铁哥们讲，胜败在于细节，对这个女人要无。微不至地关怀，因为我们的命运捏在他姐夫手里！

据大连参与警卫工作的人士披露，王冶平去见妹妹时，因为江泽民要与她们讲私房话，所以薄熙来等人不能陪同，就在楼下的汽车上等候，一等大半天。历来十分重视自已时间的薄熙来，这时全力以赴，所有的正常工作都交给了助手，等江泽民等得通霄达旦，日夜不眠。

接近薄市长的人表示，为了知道江泽民与人接触时的讲话，薄熙来斗胆让大连国安局启用了从西德进口的一种监听设备，由国安特工车克民驾车与其使用，这个东西在距离上述住宅百米之内，可以听到他们所有的谈话。在那段时间，薄用这个仪器把江泽民玩于股掌之上，而他们毫不察觉，还以为薄熙来是忠臣。

花重金把江泽民孙子拉下水

这回江泽民不仅携妻同行，而且还带上了他最心疼的孙子，在来大连之前，江的秘书贾廷安等人就把这一消息，通报了薄熙来。他叫车克民等人早已把江的美籍孙子的自然情况，摸的一清二楚。比如他喜欢足球，崇拜球员李明与教练李应发等人，还有他正巧此间过生日，又喜欢系朱红色领带，吃海鲜，等等。

于是薄熙来进行了精心运作，他使出全身解数，陪好江的孙子。在有些关于讧泽民访问大连的公开报道中，设有出现薄的名子，这里的原因就是薄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刀刃上。薄对下属说，江主席最心疼的人是小孙子，我们把他搞定了，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所以，薄亲自陪同江泽民与其孙子参观了大连实德足球队，并与主教练李应发与球星李明一同合影，这使戴眼镜的江泽民孙子，乐开了怀。照像前，薄还精心为这两个人选择了一样的朱红色领带，一样的深蓝色的西装……真是处心极虑，细致入微，极尽拍马溜须之势。

在此期间，薄熙来准备了一些部门，精心布置好了人员，准备请江泽民去看，但江主席却想自已做主，所以也常常临时变动参观行程，薄对此很是恐慌，因为他知道，在虚假经济繁荣的背后，还有许多阴暗面，不希望江泽民看，所以必须笼络江的孙子，叫孙子左右爷爷。薄命令大连新某房地产集团的老板孙某某，准备了10几张银联卡，不仅向江泽民的随员多人行贿，而且还当众公开赂贿江泽民的孙子。一位大连新闻界的消息人士说，他亲眼看见大连一个官员给了他一张银行卡，上面存了多少钱不得而知。另一个接近随行人员的人说，大连之行薄安排下面跑腿的，分发了许多这种银联卡，每张多少钱，大慨不会少于8万吧。

目击者说，在参观了大连造船新厂与戚秀玉职业介绍所以及华录松下电子信息有限公司之后，江泽民已身心疲倦，但薄还想让江再去大连商品交易所参观，自已不便强求领导，就事先赂贿收买江的孙子，叫他去拉爷爷，这样薄熙来最终达到了目的。之所以让江泽民参观这里，是为了告诉他，他很懂股票市场与资本运菅，当国务院总理没问题。

据知情者描述，最可笑的一幕发生在大连游船上。为了给江泽民的孙子过生日，薄熙来选择了一条豪华的由军队使用的大船，供江家享用，不仅准备了生猛海鲜飞禽走兽，而且还请来了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赤等社会名流，边吃边唱，众星捧月。当然还有服装模特当服务员，为大家助兴。席间满脸奸笑的薄熙来等地方官员，又是切生日蛋糕，又是唱祝寿歌，又是吹蜡烛，。又是拍手呼叫，仿佛这不是在面对一个在美国读书暑假回国探亲的不满20岁的学生，而是他自已的亲爹。有一个参与其事的干部对我说，这真是有奶就是娘，薄熙来为了往上爬，连个小孩也能叫爹！

另据透露，当天吃喝玩乐，得意忘形，不料出了问题。半夜里江泽民一家全部腹泄拉肚子，吓的警卫人员与医生四处奔波。由于薄熙来等人平安无事，有人怀疑是他有意捣鬼，查了半天也无证据。原来，由于多年来薄熙来以牺牲大连的自然环境为代价，大搞经济，把大量油污废物倾入大海，造成海洋生物中毒，而当地人天长日久，或具备了免疫力，或癌症身亡，已见怪不怪。只有外地来的人，吃了海鲜必将跑肚拉稀。贪食的江泽民一连两天跑厕所，把腰带都拉细了，而孙子才拉了两次，服了两片立特灵与黄莲素就好了。当地一个下岗工人说，妈的，怎么不把这个蛤蟆嘴拉死！

这个有关江泽民大连之行的故事，到至今还在大连人的饭前茶后流传。2007年2月13日，当地新闻界一位资深记者对我表示，江泽民晚了一步，要是在中共16大会议上，就叫薄市长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话，现在他就取代了胡锦涛，当上了总书记，那么，大连市中山路上挂的画像就不再是江泽民了，而是俺们薄熙来！

2009年8月14日于多伦多

中国私人企业之恢复，已有三十年。随着岁月流逝，当年的创业者已经逐渐老去，企业面临传承问题。某省官员发起一个“千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第一批有50名富二代，而其培训费用主要由省委组织部负责。组织部的经费当然来自财政，用纳税人的钱为私人企业家培训接班人，这是否合适？

相关部门肯定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否则也不会做这种事情。所谓的“经”，就是经济增长至高无上之经，就是拼命追求GDP增长之义。官员们之所以形成这种信念，是因为官员的政绩考核以GDP增长为主要指标。因此，官员们执政的首要任务是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会采取重商主义的政策。

重商主义一词的含义可以略作分解。一个意思是说，相对于民众、相对劳工，各级政府官员更重视商人的权益。比如，就在江苏苏州，过去若干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有“三大法宝”，即“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和园区亲商理念”。这里已经有了一个“亲商”，而“昆山之路”的实质即是招商引资之路，核心优势则是“亲商理念”。当地政府还将其分解为“亲商、安商、富商”三个纲目。

政府之所以亲商，乃是因为商人能带来投资，而投资及企业产出能够给本地带来GDP。所以，被GDP考核推动的地方官员必然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甚至超出自己的权限范围，赋予投资者、经营者以种种法律上、税收上、政策上的优惠。这样的优惠，这些年来花样不断翻新。比如，各地用诸多减免税收政策；比如，政府禁止环保局进入工厂进行检查；比如，达到一定投资规模，政府给企业家发放警车牌照；比如，投资者的子女上学可以获得加分照顾等等。这种优惠在很多时候已经变成一种相对于劳工、相对于社会、甚至相对于其他政府部门的法外特权，很多企业就是靠这一特权获取利润的。

政府出资、并无微不至地安排培训“富二代”，就是政府亲商的新花样。在主管官员看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可以让富二代顺利接班，企业继续保持生命，从而让本地的GDP增长保持平稳，因此政府为此拿出一些公款是值得的。官员们基于自己的立场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完全可能觉得，这样的措施是利国利民。他们决不会以为自己是在滥用纳税人的税款。

但重商主义的第二义意味着，这样的措施在事实上必然制造不公平。这第二义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重商主义，即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所批评的那种由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深度管理、控制、管制的观念、政策、制度体系。政府一旦亲商，则必然人为地在社会内部、在企业之间区分出三六九等。因为，政府的雨露终究是稀缺的，大多数人不可能得到政府的照顾，他们就与得到政府照顾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具体说来，政府的亲商政策总是有利于商人群体，而不利于劳工。其次，同样是由于政府资源的有限性，亲商政策也会在企业之间人为地制造不平等，政府即便有心照顾投资者、经营者，毕竟也只能照顾其中的少数。

假定政府的培训计划能够为企业带来收益，那么，政府培训富二代的计划也必然在企业之间制造不公平的效果。毕竟政府没有能力对所有企业家或其后代进行培训。本来各级官员的心目中，有一个对待不同企业的尺子。原则上，最受宠的是国有企业，尤其是现在经过改制之后可能是靠着垄断地位仍有赢利能力的大型国有企业，他们的人才始终是由公款进行培训的。接下来是跨国公司，在增长优先的官员看来，跨国公司是金蛋。排在重要性最后的往往是私人企业。不过，私人企业又可以划分为几种不同类型，这与私人企业家的身份有关。

可以设想，能够得到培训机会的，都是与政府官员有关系、或者政府所青睐的企业。而政府所提供的培训机会，本身就为富二代们提供了一个与政府相关部门建立或巩固“关系”或与成功的、有势力的企业家建立“关系”的机会。那些得不到这一培训机会的富二代们，就不能享有这种好处了。

这样说来，政府的亲商政策也许真的实现了本地GDP的高速增长，但它也将制造商人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公平，越富裕的人得到的政策优惠越多，较贫穷的人反而要为这些优惠政策买单。政府出资安排的富二代培训计划，也许真的有利于整体上的私人企业事业传承，但它也确实在企业之间制造了不公平。人们要问的是：权益并不平等的人群能形成健全的社会秩序吗？权益不平等的企业能形成健全的市场秩序吗？

连续写了几篇关于江苏省委组织部的短文，之所以有这等兴趣，是因为关于组织部的新闻和评论并不多见。通常来说，组织部门虽然位高权重，买官卖官者趋之若鹜，但是却很少在公共场合显山露水，这个部门没有相应的网站，不公布地址门牌，也找不到联系号码，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们都隐身在政府部门后面，拨弄提线，决定着前台官僚们的政治前程。

因此，像江苏省委组织部那样高调宣称要培养千名民营企业家接班人，增强民营企业家党性的做法，对于组织系统内部来说，也许稀松平常，但是对于公众来说，却相当罕见。作为一个关注公共事件的评论人士，自然是见猎心喜，虽然无关痛痒，却也忍不住要指手画脚一番。在铺天盖地的舆论质疑下，江苏生物组织部是回到幕后躲猫猫还是遵从民意，改弦易辙，仍是未知之数。不过通过这次事件，组织部门开始被迫面对公共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接受公共舆论这个非组织的组织“考核”，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趋势。

似乎是为了强化这个趋势，今天居然看到了中国新闻网对中央组织部的质疑。这源于中央组织部的一个人才引进计划。该新闻说，2008年年底，由中组部牵头启动了一项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今年4月第一批名单悄悄出炉，至迟到9月初，第二批名单将确定。但是，有学者表示“第一批实施的透明性很低，而且没有公示期，这种做法不能令人满意。”

关于这个所谓的“千人计划”，日前我曾经听一位来自澳洲的知名教授说起过，他说中国驻当地的领馆曾经联系过他，希望他能自荐参与这个千人计划的竞争，他了解得知，如果获选这个计划，待遇比国外肯定还要好，并且可以立即获得中组部的100万安家费。不过要进入这个人才计划必须要经过中组部的政审，他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便自觉放弃了。 根据中国新闻网的说法，这次的“千人计划”与以往科学院推出的“百人计划”、教育部推出的“长江学者”计划以及自然基金委推出的“杰出青年基金”计划不同，“千人计划”涉及到科技部、教育部和科学院等多个部门，规模宏大，因此由中组部直接操刀。最初的方案建议给入选者提供相当于其国外薪水60%左右的薪金，以及根据不同领域的需要给他们5?7年内最高达800万的启动经费。但工资和研究经费需要引进单位出。目前唯一明确的支持是中组部提供的100万安家费。 如果完全执行这个计划，那么中组部给千人计划提供的安家费就是10个亿。

回头看看舆论对江苏省委组织部的那些质疑的理由，完全都可以适用到中组部头上。只是江苏省委组织部培训千名民营企业加班人的费用，估计不过区区数千万，而中组部一出手，就是10个亿，果然是大手笔。

最近一段时间，人才的重要性忽然得到了当局前所未有的重视，无锡，大连，上海等地方政府也纷纷拉开架势，要花大价钱引进千名万名海归人才，江苏省委组织部和中组部的做法，也是这个格局的一部分，一时之间，似乎东西方的竞争，更多的体现为人才竞争，而不是制度和价值观的竞争。什么才是人才？人才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这些都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说明白，也不是百千万这些数字所能涵盖，不过，尊重人才总比摧残人才要好，更多的海归能回来发展也是一桩好事。但是一个比人才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为这些大手笔埋单的纳税人们才能真正说上话？

8月23日，刘晓波被逮捕两周月了。

独立中文笔会、劳改基金会、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十个团体共同发起抗议示威游行，到中国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要求释放刘晓波、胡佳、谭作人、黄琦等所有被关押的异议作家、维权人士，释放所有良心犯；立即废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抗议中共当局逮捕刘晓波示威游行

独立中文笔会是发起单位之一

《开放》杂志执行编辑、独立笔会会员蔡咏梅在中联办门口

笔会会员陈兴邦在游行队伍中

独立中文笔会狱委会成员潘嘉伟在发言

十团体散发抗議劉晓波被抓两個月

响应艾未未的行为艺术

为刘晓波被逮捕两周月，举行“煽动颠覆与言论自由”街头讨论会

老婆婆，我替刘晓波谢谢您！

别看他小小年纪，他懂得对北京政府说：把选举权还给我们香港人

这明显是一部男人的书。这不只是指作者的性别，更是就书的气质而言，那么阳刚，那么大气。这是我们民族久违了的气质。我们民族也曾剽悍过，也曾生猛过，射日的传说和逐日的神话，无不洋溢着先民蓬勃的生命活力。但自秦以来，这气质一直被视为异端，被围剿，被消磨。最终的结果，是几乎整个民族的萎靡，以致区区数十倭寇即可恣意驰骋中华腹地。

中华无人，主要是中华无男人。男人的阳刚，男人的大气，经过数千年摧残，几乎已凋落净尽。只是因为抗战的爆发，男人的气质才被重新点燃；一个一个男人才从历史的荒原中复活，我们才有了张自忠，有了戴安澜，有了杨靖宇，有了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和视死如归的狼牙山五壮士。基于学者角度，不妨说抗战是我们走向现代国家的开始；基于诗人立场，则不妨说抗战是中华民族重振雄风的发端。

《父亲的战场》，这部可能是国内第一部集中再现滇西大反攻原生态的历史著作，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的战场，在作家章东磐的笔下，那么壮阔又那么惨烈。我们过去熟悉的抗战，竟然隐藏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原来我们并不十分了解抗战，尤其不了解抗战的气质。

新的骑士阶层

抗战为什么赢？如果只拼硬实力，当时中国并没有赢的理由。一个是尚处前现代的农业国，一个是已跻身世界七强的军事工业国，其间的国力悬殊岂能以道里计，抗战将经历怎样的险途也就不言自明。《父亲的战场》对此有足够坦率的记录———

1944年之所以需要滇西大反攻，是因为先有1942年的滇西大溃退。滇西大反攻无疑是荣耀，但这荣耀并不能遮蔽滇西大溃退的耻辱。这耻辱不仅来源于中日战力的落差，更来源于我方肉食者抵抗意志的几乎彻底丧失。即以腾冲县城的失守为例。当时日军不过以一小支步兵奔袭腾冲，据军人出身的作者现场考察，在易守难攻的地形下，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妇孺都挡得住这人地生疏的小股部队。但守土有责的地方官员竟无此设想，一个个望风而逃。

地方官员窝囊，军人也好不到哪去。如作者所称，“1942年的中国远征军，除了孙立人部，全数都不仅是失败，而是毁灭了。在那次溃败中，我们的军人只有一个标准，只要跑得比老百姓快就行了。”险关要隘尽入敌手，那本来是给侵略者准备的坟场，结果成了我军反攻的天堑，成了吞噬我军将士的绞肉机。

又岂止滇西战场，在当时整个中国战场，类似事例何尝不是俯拾即是。如果只看负面，我们这个沉疴千年的老大民族，精神层面上确实是千疮百孔，确实太多令人沮丧甚至令人绝望之处。有放弃，甚至有背叛。就如百年屈辱历史中不断重演过的那样，不仅肉食者中不乏背信弃义之徒，相当多数的普罗也未必真就那么质朴而忠诚，所以抗战中伪军和汉奸规模才会那样蔚为壮观，抗战也才打了整整八年。

但抗战毕竟不是百年屈辱历史的重复。抗战毕竟是我们胜了，虽属于惨胜，但惨胜也是胜。没有国际大局势的配合，中国仍可以顶住气焰遮天的百万日军，独立支撑这么长时间，这是过去百年根本无法想象的，这本身就是奇迹。

奇迹不会天上掉下来。抗战能开百年之新篇，肯定有它不同于过去百年的新的元素起作用。这新的元素，就是从百年惨败的血泊中，从百年欧风美雨的滋养中，逐渐成长、逐渐聚合起来的新的骑士阶层。

抗战的中坚力量，就是这样的新的骑士阶层。他们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但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局限，至少他们明白自己的义务，在需要的时候他们能够作为男人站出来，履行自己对父老、对整个民族所负的责任。十万青年十万军，主要就是他们组成的军；一寸河山一寸血，主要就是他们流的血。不需要人皆尧舜，一个民族只要有这么一支队伍在，这个民族就有了火车头，就不难冲破重围，绝处逢生。

为什么中国能惨胜

《父亲的战场》以工笔画的细腻，为我们描绘了这个新的骑士阶层的生动群像。

陆军第198师师长叶佩高中将，是第一个踏上怒江西岸的中国将军。中国军队在这一天，在此地发起对侵略军的战略反攻，是百年以来的第一次。而那次本来胜负未卜。当驻守怒江西岸的日军趁我立足未稳逆袭时，两年前曾夺路狂逃的我198师官兵，其实心理上还没有完全走出战败的阴影，第一个动作又是逃跑。正看地图的叶佩高中将不慌不忙。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败兵涌来的方向，对特务连长轻轻说了一句：你去看看，有什么事。接着忙他的。他的镇定马上变成覆盖整个198师的气场，198师官兵转而扑向敌军。雪耻之战的胜败荣辱，就此注定。

本已退隐田园的老县长张问德，在日军铁蹄踏上腾冲，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官员联袂远遁之后，以六十多岁高龄慨然复出，重建县政府，把抗日县长当得有声有色。日军驻腾冲行政长官田岛寿祀约他“会晤长谈”，据说主题是讨论如何解除腾冲人民的战乱之苦，遭到断然拒绝。张问德亲笔复函正告田岛：你们没来时这里都好好的。现在要在腾冲恢复民生很简单，你们回去就是了。而且全中国的日本人都回去之后，我愿亲去东京，和你们一起安抚战死在本县的日本军人，宽恕他们，帮他们魂归故里。张问德说，你们一天不走，我就得尽职一天，那就是坚决地抵抗，打到你们失败的那一天。而且，那一天就快到了！这篇文献史称《答田岛书》，旋风般传遍全中国。它告诉所有同胞，也告诉占领者：即便在暂时沦陷的中国国土上，我们的人民也绝不顺从，因为有张问德这样的人带领着人民做绝死的抵抗，因为有张问德这样哪怕是微弱的烛光撕开无边的黑暗。腾冲沦陷时期几乎没有汉奸，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重机枪连杨连长投入这次进攻战之前，刚刚有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女人在后方翘首等待着他的平安归来。他也本来有机会平安归来。在步兵战斗序列里，在进攻作战中，重机枪连的伤亡几率本来最小。因为他们主要担负火力掩护与压制的任务，距离敌人防守阵地相对较远，没有面对面的厮杀。但日军一次突如其来的反攻，使得重机枪连眨眼间成了试图突破远征军阵地的日军的最大障碍，而重机枪是几乎无法隐蔽的武器。就在那一刻，身先士卒的杨连长成了整个火线上最危险的人。如果他只是躲在战壕里喊打，他也许不会死，但他的士兵们谁还不往下躲呢？所以，在那样的时候，他只有一个选择，站在所有自己的士兵和敌人都看得见的位置上，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指示弟兄们：打！打死敌人！守住阵地！他毫不犹豫地做了这个选择，就是死。他并未因心里的儿女之情而怯战。

这样的抗战骑士还可以不断列举。抗战的气质，主要就是这么一群人赋予的。他们的顽强坚韧，他们的豪迈大气，造就了整个抗战的气质。中国为什么在绝对弱势之下仍然能够形成抗战意志？中国为什么能独立支撑抗战数年之久而终于迎来国际局势的变化？为什么那么强大的自私和奴性，那么普遍的放弃乃至背叛最后还是不能拖垮中国？一言以蔽之，中国为什么能惨胜？无它，就因为有这群抗战骑士砥柱中流。

为什么一定要抗战

抗战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男人气质的空前复苏。这种男人气质，跟高渐离和荆轲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击杀暴秦，本质上是一回事，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男人生来就该是骑士、斗士。上天让他孔武有力，上天让他顶天立地，不是要他可以欺负弱者，而是要他去主持正义。责任与担当，是男人气质永恒的主题。

在我看来，这正是《父亲的战场》的主要启示。这本书之所以有价值，主要就在于它对抗战的意义阐释。为什么我们父辈一定要抗战？其实纯粹从物质的、经济的角度讲，直到现在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沦陷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准就一定低于国统区和解放区。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的统治就是可以接受的，并不能否定抗战的正当性。人所以为人，是因为他还有自由与尊严，还要追求美好。日本人的统治则是对自由与尊严，对美好追求的剥夺。在刺刀下做一个良民，被规定为人生的全部内容。这种精神的凌辱难道不是比物质的压迫更残酷？这才是我们父辈冒死反抗的终极原因。

为了自由与尊严可以去死，哪怕血流成河，哪怕尸骨成山。我们父辈在滇西战场就是这么做的，这是男人气质最好的演绎。今天的时代似乎是精神贫困的时代，但我们本不缺乏精神上的营养，我们的历史那样雄奇瑰丽，需要的只是开发历史的魄力和眼光。这方面，《父亲的战场》是一个可贵的尝试。像父辈那样以一个男人的姿态去战斗，这，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