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仇恨互斗与民主自治

新疆七。五暴力事件,截至目前为止,按官方公布的死伤数字近两千人,这是整个中国的一桩大惨案大悲剧。出现这样大的惨案,社会各方应该寻求真相、追究责任、探讨起因、商量对策,有效地避免此种悲剧再度发生。但要避免此种悲剧再度发生,要特别探讨政府政策是否得当,防范是否到位,处置是否合理,解决是否得体,隐患是否能够就此消除,逐步实现新疆包括维汉两族在内的民族和解。不过,令人遗憾乃至悲愤的是,基于如上对政府的追问和考察,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政府在这桩惨案中的防范处置不仅是不合格的,而且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仇恨教育

教育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很多人对事情的基本判断,大多来自于学校教育和教科书所得。而我们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编纂,至今充满着阶级仇恨。这种仇恨教育既来自于政权得鼎的合法化解释,也来自于我们久有的专制传统。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权力获得理论,可以解释现今这个延续了六十年的政府的权力来源。即政权是靠武力起家、暴力获得的,那么对美化暴力,挑起仇恨,制造敌人,就是他们统治逻辑的必然延伸。在当今世界,通过暴力获得政权,必然有一种政权合法性焦虑。因为通过民主自由的制度,运用选票来实现政党(府)轮替,已然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人所共知的政权合法性,可以被认可的真正来源,即便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也不例外。在获得政权之前、抵抗和批评国民党的准独裁统治时,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且了大量的民主自由言论,半个多世纪以后被笑蜀编成《历史的先声》而遭禁,由此也可以验证出共产党对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一直都是心存焦虑的。

正是出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引导民众减少对他们暴力获取政权的批评,他们把兄弟阋墙的国共内战,美化成为“解放战争”。四九得鼎后,更是利用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及官方传媒强大的宣传功能,大规模地“叶公好农”——美化历代农民起义,把所有农民起义的烧杀抢掠都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当作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来歌颂。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政治、语文等教科书中对暴力革命和农民起义的美化,真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历代农民起义的变态美容术,依旧是官方史学研究中的头号显学。九十年代初期《水浒传》热播及反复重播,其中的歌曲的“风风火火闯九州”更是深入人心,到九十年代末,《太平天国》拍成后,官方感到群体事件日密,因此匆匆加速放完《太平天国》了事。因为民众看了《太平天国》,面对当下的困境,会受到直接的暴力教育和情境暗示,起而行之的决心就更大,至此官方“叶公好农”的暴力宣传有所减弱。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几十年接受包括仇恨教育在内的奶教育的人,哪能轻易将狼奶吐掉,何况我们现今的仇恨教育依旧借尸还魂地存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早年阶级成分的划分、血统论的提倡到如今对农民依旧公开的歧视,再到民族政策上的人为制造矛盾与仇恨,生活中无不活跃着仇恨教育的影子。一个人从小受仇恨教育的灌溉,要想剔尽仇恨教育所带给自己和对他人乃至对社会的伤害,以为像喝了碗孟婆汤就可忘掉一切,从善如流,那是太过天真的幻想。汉族之间仇恨的常态表现为官民冲突、商民冲突等各种阶层性冲突,而少数民族的冲突也大抵如此,但其表现形态则因民族之别,而带上族别仇恨的影子,容易导致更大规模的政治、宗教、民族矛盾。具体到维汉仇恨与冲突,虽然官方宣传上强调民族团结,但在实际当中,却无不透露多方面的不平等,而这不平等就是对人最直接的仇恨教育。汉人觉得在计划生育上、少数民族读书加分上吃亏,维人觉得取缔维语教学、限制宗教自由等方面深受压制,而且大规模的汉人涌入,使得维人作为原住民痛感资源丧失,而他们没能在丰富的资源中得到应有的好处,甚至许多工种维人不能得到与汉人同等的机会。这一切使得那些关于民族团结的干瘪宣传和空洞说教,变成心照不宣的欺骗,而那些暗藏仇恨种子的干柴烈火,燃点极低,待机而发,七。五新疆事件的暴发,可谓良有以也。

二:互斗制衡

在一个肉弱强食的丛林社会,尽情地利用一切信息不对称,干许多恶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这也就是中国历来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比较发达的深层因由。有许多中国人至今仍对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抱有无限的热爱之情,认为这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这正好反过来证明中国的确还深处于一个前现代社会,大家对丛林社会通行的阴谋原则(当然现在有的变成了潜规则)还相当热衷,并深以为是,在在令人悲哀。许多应该公开的信息,都被官方强行遮掩和封锁,露出一点真相的,官方便动用其宣传手段来混淆是非,用阴谋手段来搅混水,以便使真相和问题的实质不了了之。所以我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阴谋泛滥非国民之福〉来谈论阴谋文化,对于我们生存质量的伤害。

专制者的牧民术之一,就是让你升斗小民互斗,拉一个打一个,但是绝不是让任何一方坐大到威胁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四九年后的官方在让民众族群互斗制衡上更是远超历代统治者。阶级成分的划分、血统论的制造,都是为了人为地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让民众互相戒备而仇视。用准军事化的单位管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监视、使你动弹不得的户口制度,用城乡二元分治的办法,将城市居民和农民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使对农民的歧视公开化、制度化。不特如此,地、富、反、坏、右等分野,破除亲人的保护和安慰,把至亲也分成三六九等,靠近组织多告密才是惟一出路。在这样的分治术之下,不惟普通人人心惶惶,就是亲人之间又何曾敢说真心话?这样的互斗制衡术,可以说贯穿在四九年后官方统治术的各个层面,而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们又何曾不如此利用呢?

四九年前,汉族在新疆总人口中只占5%,而今已高达42%,这样的数据变化是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的羁縻同化政策。羁縻在古代信息不对称,没有当今全球化民主影响的情形下,有一定的效果。但羁縻政策天然的不信任感,使得原住民对统治者以及与统治者同一族的人有天然的戒备倾向。八任新疆第一把手即党委书记,除了赛福鼎都是汉人,这是明眼人一看明白的不任信态度,而这种做法遍布新疆各级政府,真正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汉人。汉族移民有多种,其中兵团移民尤其令原住民感到不舒服,这是压制和不信任的公开表现。至于说同化,只举一件即可窥看一斑。比如2002年5月20日新疆《喀什日报》上说新疆当局於5月14日一次烧毁了维语书籍730种,其中包括《匈奴简史》128本,维吾尔族《手工艺手冊》3200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像这样打着反恐名义毁掉民族文化之实的做法,十足以增加仇恨。

在这种情形下,原住民难免不把与统治者同一族群的普通民众也当成撒气的对象,这也是七。五新疆事件最令人痛心的地方。从官方公布的族别人数来看,大部分为汉族民众,其死状之惨,的确令人发指。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从韶关事件到新疆事件有十天之久,维汉矛盾也非一日,加之官方的监控系统非常严密,不可能不知道新疆将发生的惨剧。事实上,有许多民众也在质疑官方对汉民保护不力,甚至是有意出事,好借机转移视线。在开始游行到出现惨剧的五个小时里官方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保护措施,来阻止维汉冲突惨剧的发生,这是非常不好解释的行为。但鉴于官方长于谋略,“不差人”也是他们历来的驭民策略(想一想毛泽东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教导),深谙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为己所用,并着力遮盖真相,所以互斗制衡的驭民术,才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他们这样的“反常”行为。基于如上判断,我要说的是,维汉普通民众,都是真正的受害者,而那些维汉中的政府高官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三:民主自治

抽象地看,民族自治是解决民族矛盾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但任何办法要达致实际效果,必须要有与其配套的制度大环境,否则便会流于空洞无用。在中央极权和专制制度下,民族自治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官方才会把达赖喇嘛从来都只主张真正的民族自治的意见,也视作分裂国家,因为他们无意真正实现达赖喇嘛所提出的民族自治。如果按此实现的话,那么必须进行相应的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官方并无此意,故只有污其为分裂了事。

众所周知,四九年后的民族政策沿袭苏联民族政策的做法,人为分成五十六个民族。这种分而治之的做法,当然可以让被分治的人或者族群不能容易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官方以提高议价能力。但是药三分毒,何况苏联这种人为错谬甚多的民族政策。这种人为划分民族、增加族群认同,但又或明或暗地打压的做法,这是四处不讨好的笨办法。不少汉族人觉得官方姑息少数民族,因此汉族沙文主义的叫嚣言论并不少见;反之,许多少数民族觉得你对我们的帮助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趁机掠走本该属于我们的资源。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抱怨官方政策之不公,弄得官方左右为难。但官方由于政策的僵化、专制的傲慢、思维的呆板,已很难接受改革的新思维,所以他们可以短时期内“维稳”,但长期来讲,各族群的利益冲突是个绝对不容回避的现实,弄不好就是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世界上的国家大多面临族群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处理族群利益纷争和文化、宗教上的分歧,有许多好的办法可资借鉴。美国只有亚裔、非裔等之别,但都属美国人,在宪法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方面,所有美国人无论是何族裔,均一视同仁,这是消弥双方因不平等的权利而产生鸿沟的最佳办法。中国只有取消苏联政策的老套路,走全民在权利上一视同仁的民主自治之法——在我看来,多方比较,民主自由才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最优选择——才能最终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族群裂痕,因为新疆事件与其说是民族冲突,毋宁说更是一桩事涉维汉双方普通民众的人权灾难。

2009年7月21日至22日凌晨一时于成都

(此文已刊《开放》第八期刊出时有删节,此处为原本)

杨恒均:我的“一字之师”刘晓波博士

去年3月份台湾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后,我写了一篇博文《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对台湾通过选举的方式又一次完成政党轮替感到满意,同时,对形象清新的马英九接替了贪腐的陈水扁也是由衷的高兴。

一年后的今天,台湾遭受罕见的风灾水灾,马英九救灾不力,遭到批评,最后虚心接受,当众鞠躬致歉,我也及时写了文章批评他。没有想到,我却受到一些朋友的批评。认为我的立场不鲜明,对台湾的总统一个一个痛批过来。记得当初我批评陈水扁的时候,有人认为我损害了台湾民主,现在我开始批评马英九,他们又把马英九当成台湾的民主象征了。

其实,他们都错了,台湾民主的象征正是台湾的民主制度,而恰恰是这个制度才允许台湾民众监督和批评自己的总统——不管这个总统是谁。想一想过去几年,我对台湾总统的一举一动评头论足,活脱脱一位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里的公民。想到这里,我决定再写一篇文章表明我的立场:《今夜,我依然是一名台湾人》。

这是一篇令人鼓舞的文章,想一想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在中国任何一块土地上,哪里有像台湾这样的先例?而我作为一名中国人,竟然可以对这个国家的“总统”批评来批评去,我能不说自己是台湾人吗——不管是中国的台湾人,还是台湾的中国人,都让人感到自豪啊。

可是,写下这个标题后,本来该行云流水,一路兴奋的我,却始终陷入沉思和忧郁之中无法自拔,脑海被去年发生的一件事占满……

去年3月23日写的那篇《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影响很大,很多读者来信反馈,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刘晓波博士也突然在skype 上找到我。我们虽然认识时间不短了,但却很少联系。晓波把我那篇文章的连接发在对话框里,然后打字,你的这篇文章……

我很惊讶晓波也会看到这篇文章,更惊讶于他竟然和我提起它,这还是第一次。我想,这篇文章传播非常广,晓波可能要来鼓励我两句不成?可没有想到的是他后面打出的字竟然是(刚才搜索skype记录失败,类似于):你这种文风不好。

就在我以为他打错了字的时候,他又打字过来:你不能代表“我们”,不要动不动就用“我们”……

我当时的大脑就像死机的电脑一样怔住了,主要是因为我和晓波平时相见都客客气气,更没有想到他第一次讨论我的文章,竟然就这么开门见山的批评我。说实话,我有些挂不住,我对普通网友的任何批评都能够接受,但对于任何权威级别人物的批评,都不会那么“服帖”,何况,晓波对于我来说,显然是最大的权威了。

我当时反应很快,毫不客气地打字反驳回去:那我今后就不能使用“我们”这一个词了?再说,我标题中国的“我们”是指当天晚上二十几位和我一起聚在宾馆别墅看直播的同道中人,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嘛……

晓波随即在对话框里打出了我那篇文章中最后的一句话:不管你身在北京,还是住在上海,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湖北人——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 然后打字说,从这一句话来看,你文中的“我们”显然不是指你们当时的那些人……

我看着屏幕上的话,立即意识到晓波是对的,如果说“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的标题有文学和抒情的意味,而且可以特质那天晚上和我一起的“我们”20多人,无可非议,但最后一句“不管你在哪里——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显然是犯了大忌,不但口气很大,还肆意代表了不管住在哪里的“你们”。

就在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长期被人家“代表来代表去”的我,竟然也情不自禁、自以为是的要代表“你们”了,晓波批评的是对的。我想,我也是喝狼奶长大的,只是我自以为早就断奶了,却只不过是我没有闻到自己身上的狼奶的腥味……

可是,当时的我却无法在这短短的几分钟交谈中认错,而且,说实话,晓波当时对我的批评也确实太突兀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而且,我的这篇文章当时一发表在博客,不但在大陆,也在港澳台迅速流传开来,香港著名的专栏作家李怡还专门写文章介绍过,甚至直到这两个月,台湾电视的一位名嘴还在电视上推荐这篇文章……

就是这种不服气、爱面子的虚荣心理,让我在知道自己用词不当后,也不愿意承认错误,而我这一犹豫,就让我们电脑上的交谈暂时冷场。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们都不再继续打字过去,也许双方的心中都会留下一个疙瘩。

就在这时,我电脑上突然出现了一行字:今后注意就行了,不过,你可以代表我。

我不知道你现在看到上面这句话有什么感觉,而当时的我一下子就轻松下来,放下了心中的负担的同时,为晓波这句话喝彩。我想,晓波看到我没有打字过去,显然感觉到他批评的分量,同时他也知道我应该是听进去了。他这一句话,不但给了我台阶下,让尴尬的气氛一扫而光,同时也是对我的最大鼓励:我们的立场是一样的。晓波让我知道不应该不经过别人授权就代表“你们”,但他也同时告诉我,我能够代表他——这难道不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从那以后,每当我写文章要用“我们”两个字的时候,特别是我在激动起来,想代表他人义正词严的时候,我都想起晓波当时对我的批评,表面上看,晓波只是给我修改了一个字:把“我们”改成了“我”,可实际上,却让我每一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都能够更好反省自己,检视自己的内心……

昨夜,当我写好《今夜,我依然是一名台湾人》之后,几乎忘记了所写内容,脑海里一直浮现去年三月份和晓波的对话情景,如果晓波能够看到我新写的那篇文章里把“我们”改成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高兴,或者他会“啪啪”地打字过来:你还是可以代表我!

但晓波是看不到这篇文章的,至少现在;而正因为他看不到,所以,我一定要写……

杨恒均 2009-8-20

艾  鸽:《冰点》——贺中青在线诞生冰点论坛(诗歌)

 

在这里眼泪会结冰
心库里也许会堆满积雪
伸出手去抓一把
才发现阳光正爬在地上哭泣
而所有的植物在冰川下挣扎着
企图返回太阳
这里是哪里 是冰点
我看见一只只企鹅浮在水中
拍打着北极
想去亲吻人的世界
是创造历史
还是走进历史
五千年不寐的梦啊
就系在彗星是否捎来新生带
沉默是死亡的低级方式
啼鸣是活着的高级形态

管党生:需要十几个男人看守一个女人吗

8月16日,和朋友们分头出发,在河南南阳会合,去油田看望在绝食的刘沙沙。在刘沙沙居住的宿舍楼外面,被6.7个人阻挡。后来发生冲突时从刘沙沙居住的宿舍楼下面的临时值班室冲出来十几个人。幸好双方都保持了一定的克制,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中途“冷战”时,我到他们小区门口买香烟,和小店老板娘以及一个据说是刘沙沙同事的姑娘聊了会天。他们首先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对刘沙沙每个月有2000多工资,却“不务正业”感觉无法理解,我解释了半天为了民主自由什么的,那个姑娘说了句“也许沙沙是有理想的人,我们是实事求是的人,只想找个好老公过日子。”然后走了。

那个老板娘却依然和我“讨论”,她说“领导和我们都怀疑她走火入魔了,可能有精神病。”我于是换了个角度说“如果她有精神病正好不去管她,看着她做什么。”老板娘说“哪里有这样的好事情啊,如果不看着她,她去北京天安门搞事情,那里又让单位去接她,经常这样单位领导也要受处分。”

据老板娘说:单位看刘沙沙的分3个班次,每班次4个人。

按照我的观察,如果出现有人来,会有更加多的机动人员出现。就是在一般情况下,至少有专门12个人用来专门看守刘沙沙。

实事求是的说,看刘沙沙的人中间的大多数还是比较客气的,至少对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此。在发生冲突时也是比较克制地以把我们带离现场为目的。他们反复告诉我们他们和刘沙沙都是同事,看守她是领导安排,自己只是为了工资,混饭吃。那么领导是什么原因?如果客观的说,也就是老板娘分析的害怕连累自己。这到也是事实。

那么,都有道理?都可以理解?显然不是。

刘沙沙上天安门进而绝食是为了许志永,许志永被抓是为了公盟。公盟是为了民主以及帮助上访无门的弱势群体等。上访无门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各地在北京都有截访的人以及基本无人认真处理上访问题。

事情非常明白了,就是不完善的体制本身又被各级腐败分子搞的更加不完善。

说到底还是政治体制问题。

那么怎么解决?一方面需要普及民主,呼吁政治改革。一方面我们应该支持和帮助象刘沙沙这样做具体工作的人。

刘晓波失去了自由,许志永失去了自由,刘沙沙基本失去自由。我们怎么办?只有前赴后继。

宣昶玮:中国社会官民博弈与民主趋势分析报告

一、中国社会的现实已经开始了官民的博弈

中国社会在改革之初,当时的政权即官方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个时候根本不存在什么全民参与的决定国家政治走向的社会政治博弈,天平是一边倒的倾斜于政权即官方一面的;但改革三十年后,由于经济的自由化和经济组织的非国有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人民自由公开表达意见的条件的初步具备,使得公众的意见和观点,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才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力量,而逼迫官方不得不重视了。

过去官方是掌控着几乎全部舆论资源即垄断着一切社会发言权的,对人民的控制力量也很强大;而现在则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已经借助网络而获得了一些起码的表达意见的渠道,已经使得官方无法再象以前那样可以一手遮天,自己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自己在自己掌握的媒体上对自己的行为和作为拍手叫好了。
这样一来的结果是:

国家领导人到灾区慰问群众,要在公众的监督下看看是不是存在“被慰问专业户”;汶川地震中各级领导的作为、救灾物质的使用、救灾部队作为的得力与否,统统都要在公众的注视与监督之下了。

这样的情形在过去官方独自把持媒体的情况下是无法想象的,因此造成了官方对网络力量的畏惧,试图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公众的发言渠道,关闭和威胁关闭网站是他们的撒手锏,当然要采取一些冠冕堂皇的借口了。

2008年中国发生了几件社会大事,就充分体现了这种政治博弈:5月12日汶川地震中官方和军队的作为很是被公众批评数落了一番;6月28日的瓮安事件,公众的关注与抗争导致事件不再沿着原先官方定性的路子走,而是把责任归到了当地官员的失职上了;7月1日上海发生青年杨佳袭警事件。如果是过去,公众无发言权的情况下,那么“凶恶歹徒报复保卫人民安全的警察”,是很醒目的主题,人民即使怀疑也没办法了解更多,而且就是知道真相你又有什么法子呢?你也没有地方表达呀。可是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发言了,于是这件事就成了举世瞩目的大事了。

官方是一百个不愿意被监督的,这就是他们一再的忌讳三权分立,和不愿意开放报禁,不愿意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背后总根子,当然他们嘴上绝不会承认他们是如此目的的。

正是因为网络的不可阻断与不可完全控制性,使得官民的政治权利分配发生了官方不愿意看到的变化,才使官民的政治博弈成为真正的博弈。有人说网民是中国的最大在野党,这话丝毫也不过分;你不准开放党禁和报禁又有什么意义呢?网络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使任何政治力量也无法独霸一切发言权了。

由于公众获得了起码的发言权利,所以总理温家宝开过人民代表大会接待记者时第一个谈论的就是关于要重视和网民交流意见的事情。胡锦涛也一再说明自己很重视网络上的民意。

公众的意见和民间的舆论如此的影响官方,这可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前所未有的。
正是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的事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官民博弈的时代开始了,过去官方靠着一手遮天而不受任何监督和人民批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这就是中国不得不实行民主的开端。

需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本文所说的官方,皆是指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指哪个政党或者哪个政权,因为党和政权中还有许多正义的力量,而特殊利益集团则是专门与人民对立的集团,党和政权并不想与人民对立。党和政权也是受害方,也是被绑架了。

二、官民博弈的现状

官民博弈在中国现在已经全面展开,公众对官方的观察与监督、评论是无所不在、也无孔不入的;凡涉及国家税收、行政开支、军费开支、行政执法行为、刑事执法行为、民事执法行为、国家领导和地方领导人物的各种言论与行为、国家审计、外交事物与外交言论、民族问题、国防问题、军队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民主问题、专制问题···等等几乎一切领域,公众都在搜索、研究、议论、评价,同时也在监督官方的一切活动与行为。

官民博弈是围绕着利益的分配与保护,以及价值观和道德观开展的,它的实质是利益的维护和争夺,以及各种人群之间特别是官民之间的道德冲突。

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以各级官员为主体的官方,是掌握着巨大的经济权力、社会资源分配权力、媒体控制与发言权力、司法权力等等许多权力资源的。就拿经济来讲,一年5万多亿元人民币的国家税收使用权力,各种土地资源调配权力,各种矿藏的资源使用权的分配权力,无数的各级政府权力机构的人员分配与任免权力,等等。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不同的是,在中国,官方的这种权力和可供他们掌握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利益资源太大,也太多了。 这种比民主国家太巨大的权力资源,给各级官员带来了巨大的各种利益,包括金钱、美女、前呼后拥、高高在上的地位,甚至光宗耀祖等等数不清的好处。

掌握着如此巨大利益资源的官方,由于不受舆论的监督,仅仅让他们凭着良心去办事,于是中国就变得很腐败了。

可是,官方虽然腐败却又一直垄断着媒体垄断着社会的公开发言权,因此尽管权力很腐败却报纸、电视、电台上,领导的工作报告中却尽是成绩,一派形势大好,到处是莺歌燕舞。

要知道在官方掌握的所有社会资源中,垄断社会公开发言权和垄断言论传播的权力,是最要害的权力,因为只要垄断了公开言论的权力,那么各级官员的行为再不道德、再荒谬、再失职、也就是再腐败和再渎职,也不会受到公众的谴责和批评,而依然享受着报纸电视的赞美,和台下代表们雷鸣般的掌声。

可是网络却不合时宜的出现了,这是最令官员们头疼的玩意儿了。

在网络出现的一刹那,垄断社会公开发言权的绝对的权力,突然就那么消失了。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条官员们时刻牢记的古训,尽管他们时时还记在心上,但是已经无法再做到了。

于是官民的博弈开始了。

官民博弈的实质是官与民对中国社会即国家经济资源、政治资源(包括公开言论的权力)、社会其他资源的资源争夺。

在过去这些资源是一直被官方牢牢垄断的,官方之外的公众连公开议论的机会也没有。他们只有“被代表”、“被领导”的份儿,他们的一切都已经被官方强行给他们“做主”了;而现在公众有了自由的网络,可以公开发表一些意见了,所以官方对社会公开言论资源的垄断,就几乎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这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由于网络的发达带来的社会政治资源的重分配。

这种政治资源的重分配不是官方恩赐给人民的,也不是哪一个国家领导人突然良心发现,说了一句“应该让人民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而突然开恩给予人民的权力,这纯粹是经济与技术的发达而带给社会的变化。

但这种仅仅由于网络的发达而带给人民的一点可怜的利益是有限的;更多、更大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等利益资源,依然被官方牢牢的把持着,强力垄断着,而不愿意和人民分享。岂止是不愿意和人民分享,而是他们还要利用这些垄断又不受制约的权力,去更多的从人民那里捞得好处。他们怎么可能赞成实行民主呢?  怎么可能赞成三权分立呢?他们有意的在“民主”二字上冠以“西方资本主义”,就是要借此妖魔化国内的民主呼声。

可是人民不是傻子;人民也利用这些初步公开发言的权力,呼吁社会民主,呼吁对政府对权力进行监督,即要求获得更多的其他长期被官方垄断的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权利资源。可是官方非常敏感和忌讳这些,于是就千方百计的把持住,除了网络上那些有限的言论自由之外的一切可能的松动,包括开放报禁,自由结社,舆论监督,人民自由参加竞选人大代表等等,都被官方视为洪水猛兽而严加禁止之。人民的公开发言的权利被网络强行给予了,官方没有法子杜绝;但其他的权利,官方却牢牢的捂住了,丝毫也不愿意再放松一丁点。于是官民双方的口水仗,就在网络上打得天昏地暗的了。

正是由于人民当前的权利只有公开言论这么可怜的一项,而且还受到官方的以各种理由进行的制肘与限制,因此官民博弈在现阶段实际上仅仅是舆论的博弈而已,其他都还谈不上。

官民博弈的焦点是人民要求分享支配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的权力,即要求民主与监督的权力;而官方却不愿意和人民分享这些一直被他们垄断着的权力。因此博弈的焦点是人民要求民主,而官方则耍尽花招拒绝民主,并试图长久的保持现有的专制体制不变。

官方也知道拒绝人民的民主要求是不得人心的,是说不出来的东西,于是便耍尽手腕掩饰之,于是花瓶政治出现了,橡皮图章也出来了,他们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理论”也出来了。

由于过去媒体是他们垄断的,所以又通过媒体大肆宣扬这样的社会是如何如何的好,如何“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

为了拒绝社会权力资源被人民分享,而又要证明他们这样做是合理的,现行体制是最适合国情的,他们便绞尽脑汁,以让公众支持他们,最起码的不起劲反对他们。为达此目的他们采取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措施。

例如,官方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不被分享,就对于要求民主、要求普选、要求监督的言论一概扣上“全盘西化”、“企图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等等大帽子,以此来对付正当的人民的民主要求。

由于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大众阅读最多的场合,所以官民的舆论博弈,主要的战场也是在网上。官方为了在网络上取得舆论优势,采取了许多策略包括很不光明正大的手法。

一是官方对一些文人有“引导”,而这些文人则去“引导”舆论:在报纸电视网络上造势,作刻意的“舆论导向”工作,余含泪、王作鬼、于论语等就属此类。当年的那些反对伪科学的先锋人物,有个别也是如此,这件事虽然一直掩盖着真相当时人们不怎么清楚,但最后还是暴露了真实面目。个别人在反对伪科学之初就明明知道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着的,却一个劲的大反特反。可是对此就是到现在人们都不明白这一层呢。 

二是由一些长期伪装成左派理论大佬者出马,写文章大肆对主张民主和人民监督的人们进行攻击,骂要求民主的人士是汉奸、美帝走狗、卖国贼,并把人民的对于腐败和分配不公的愤恨,都转移到那些实际仅仅充当特殊利益集团利用工具的知识精英身上去,把责任全往精英身上推,以开脱官方官员们的责任。这些左派理论大佬平时已经蒙蔽了许多头脑简单的左派群众,于是这些群众便在左派理论大佬的鼓动下一窝蜂的攻击知识精英,而忘记了实际上制造不公平者是特殊利益集团这一事实,就把群众的愤恨巧妙的转移到了知识精英身上。

三是他们雇佣了大量的专职的和兼职的网评员,这些人只有极少数公开身份,而大部分则以普通网民的面目出现,就是人们常说的五毛。这些暗中为特殊利益集团效命的写手,装扮成各样的面目,做一些诸如引导人们仇恨知识精英、仇恨要求民主的人们,把这些要求民主的人都描绘成美国走狗,汉奸卖国贼、故意的挑起左派和右派互相攻击和对骂,而不再把矛头对准特殊利益集团、故意的引导人们关注外国对中国的不友好,借机会挑起民族仇恨,以达到转移人们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不满,等等。更有甚者,个别五毛为了使人们不关心政治,而刻意的进行转移人们注意力的努力,于是便专门写些吸引人眼球的,诸如中国又造成功了什么新式武器,结果把美国吓出了冷汗云云的文章,以达到转移人们视线的目的。这些五毛的作用在网上很明显,只要你注意他们很快就能暴露身份:因为这些人不论写什么文章,和回复别人的文章,他们统统都围绕着一个目的:为特殊利益集团辩护,把仇恨往除特殊利益集团以外的任何人身上引导。而且他们的行为又千篇一律的都这样,所以很好分辨。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几乎很多论坛的管理员之中,都混进了五毛人员,以便于他们更好的进行“舆论导向”工作;而许多论坛为了与官方“和谐”,减少被关闭的风险,也乐意让五毛担任管理员,这真是皆大欢喜的事情。

四是利用他们还在垄断着的权力,对那些批评他们最激烈的网站进行威胁,关闭这些网站,对其他说话大胆的论坛进行威胁和施压,达到限制公众批判特殊利益集团的目的。

五是企图通过技术手段阻止人们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封锁那些对他们不利的网站(例如讲真话)。近来试图强行在电脑上安装绿坝,就是这种目的。当然了,为蒙骗世界,他们公开的是不会说他们安装这些东西是为了阻断人们了解更多的资讯,却反而说这样做是为阻断色情网站。其实利用色情腐蚀人们麻痹人们,使之不再关心政治关心民主,正是历来特殊利益集团对付人民的一大法宝。

六是利用色情腐蚀人们麻痹人民,特别是麻痹大学生,使之不再关心政治,以免重演二十年前的悲剧。当时的大学生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对官员的腐败奋起抗议,结果造成流血。特殊利益集团还挖空心思的大肆炒作收藏和买卖古董以及艺术品,让一些投机者一夜暴富,以此引诱人们去钻营古董,以分散人民关注政治关注社会不公平的注意力量,其目的和色情引诱是一致的,都是为分散人民的对政治的关注。
七是暗中以对手的名义开办网站,或者暗中控制了网站的运作,以进行舆论争夺和混淆视听。人们对某左派论坛和自由××就有非常多的怀疑。其中某左派论坛可能是暗中被控制了主要运作;  而自由××的舆论导向意图也非常明显:常常一到最最关键的地方,那个主办就站出来说一些很关键的,也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话了。而且他们还会删除一些非常对特殊利益集团不利的文章,并刻意把对特殊利益集团非常不利的文章,从热门版块转移到冷门版块,这在海外其他论坛中是几乎没有的事情。而且据观察,其他海外论坛的删除文章都有非常明显的理由,而自由××删除文章则完全是因为文章对特殊利益集团极不利。人们已经注意这个论坛很久了,一个非常可疑的论坛。同时这个论坛还打出“欢迎赞助”标语,手法熟悉,怎么看怎么象是地下工作者的伎俩。

特殊利益集团为了和民众舆论博弈,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还有很多,非止上述指出的这些。

民众在这场舆论博弈之中策略性则远远不如官方了,因为民众缺乏组织与联动协调,而是基本上处于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状态。

但是即使如此,民众也还是有一些松散性的组织形态,例如网络联络圈子、QQ群和QQ圈子、围绕共同的志向所组成的一些朋友圈子,等等都是。在这些圈子里的朋友,借助发达的网络联系手段,联系方便而频繁,往往就能遥相呼应,互相支援。再者就是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成立的公民监政组织的出现、网络学术组织的出现、利用外国网络服务器的,中国人办的中文论坛的出现,结合国际自由组织提供的翻墙技术软件,许多中国网民蜂拥到境外网站去阅读和交流,而这是中国官方几乎无法控制的,金盾工程也奈何不了。

在舆论博弈之中,特殊利益集团又害怕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成立非政府组织,因此挖空心思的试图摧毁这些常常是很正当的公益性组织,其实质就是怕知识分子团结起来。

现在既然他们千方百计的摧毁这些组织,按照事物的发展规律,则知识分子们必定会想出别的办法,既能形成非常有效的组织,又能让他们无法找到理由摧毁。正义的力量总是能有效应对这些非正义的行为。现在的情形正在逼迫聪明的知识分子采取更聪明的办法团结起来,以达到与组织起来的同样效果。

民主是专制的天敌;阳光是黑暗的天敌;
网络的出现,是专制和黑暗的双重天敌。

官方过去靠着垄断的媒体一手遮天,人民总被蒙上眼睛看不到真相;同时他们又借口“不明真相的群众受敌对势力蒙蔽”,把一切罪过都推给别人,而他们自己则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人们只能哑口无言。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官方还不习惯这样的环境,  于是手足无措了。近年来发生的事件,皆说明官方的手足无措,毫无办法。

形成中国今天局面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的发达,教育的普及,文化的多元与开放,以及网络的繁荣,造成人们的观念更新,资讯开放,交流的频繁与便捷。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人们还没注意到,就是存在一个信仰坚定的法轮功组织。由于有了一个这样高度组织起来的组织,使一切行动有了规划与安排,使无序变成了有序,使有了一定的具体措施,并因此有了一个撬动巨石的支点:他们发明了很有效的破网软件,其作用之大,历史也许都因此而将改写了。

在围绕着具体的突发事件的官民博弈中,官方常采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手法,尽量不让事件拖延和进入公众视野的策略,甚至企图瞒天过海,不让公众知道真相。所以,才有石首的万人抢尸的荒唐事件发生:他们不想让涉及官员腐败的事件让更多的公众知道。与其说这类行动是为了保护芝麻大的官员不落马,倒不如说是为了保护整个官方的形象罢了。

但他们这样做了之后几乎全都把事情弄得更糟糕:明明是为了遮丑,却实际上把事情弄得更丑。例如石首的万人抢尸事件,几乎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颜面。邓玉娇事件也是如此思路,本想千方百计的维护官员的形象,结果官员的形象丢尽了人。后来发生的严晓铃事件,官方依然是这样的处理思路,耍尽花招掩盖真相,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因此实际上官方已经大大的丢了分了。何况这样的事情远远没有结束,许多人还在密切的关注着。

由于官方的应对思路笨拙,根本没有公平处理的念头,这在信息公开且又很发达的今天,是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掩盖真相的。而他们还不重视这一点,还想凭着强大的军警力量,去做那些根本不是军警力量所能够办到的事情。

官方也不敢把国内的论坛关闭殆尽,或大部分关闭。一是怕国际的舆论,二是那样的话必定促使人们蜂涌到国外去办论坛,也都涌向国外去阅读。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反而等于网络解放了限制:因为对于拥有破网软件的网民来讲,上国外网站是和现在上国内网站一样进出自如的。

由于种种的原因,官民博弈的结局,官方几乎全军覆没,没有一次获得了胜利。实际的结局,无不是使官方更加失去民心,官方在人民心中的形象,真是每况愈下了。
官方每次都败得很惨,因此也就对网络更加惧怕了。

三、中国的民主化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

中国的政治改革,是许多人盼望已久的事情。人们盼望中国进行民主化,以让国家变得民主与和睦,消除腐败,民族团结。

可是,由于以官方为主导的势力,一直忌讳民主化,害怕由此削弱自己的权力,甚至清算自己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  官方拒绝民主化的理由还是老一套,什么国家分裂呀,动乱呀,内战呀,等等。

可是现在,中国的政治改革确实毫无进展,但是民主化却已经开始;而民主化的表现,就是官民已经开始大规模的舆论博弈。

因此,中国的政治变革实际已经开始,变革的进展就取决于官民博弈的结果而定。
中国的这场政治变革,既不是哪个政治领袖的恩赐,也不是哪个理论家的设计,而是社会历史的推动,中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不变革也不行了。

现实的情形是,博弈的双方都已经全力抵抗,剑拔弩张,虎视眈眈,似乎就这样僵持住了;然而这只是假象。只是因为过去的长期的欺骗与宣传,毕竟骗住了一部分人,使他们尚未改变他们的立场而已;随着一方的不择手段,一再的突破底线,事情将逐步变得明朗起来。造成今天法轮功如此强大和受到国际的支持的原因,就是因为打击他们的时候没有掌握好分寸,而一再突破了底线的缘故。而现在他们可能觉得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组织还不够,还要把普天下的人都培养出来,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还不明白么?

已经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表明,中国正在快速的向着这种方向变化。

中国民主化的希望,也许已经为时不远了。

四、台湾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社会的这场博弈之中,还有一个尚未明显被人们意识到,但终将浮出水面的特大因素,就是台湾。

因为相对于大陆民众来讲,这是一个高度组织的有效政权。

在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广泛失去民心的情况下,台湾政治力量的影响,将是巨大的:因为大陆人民有可能会转而支持台湾的政党与政权。

如果发生这一情况,那么由于台湾拥有一支有力的军队,还可能得到国际社会主要国家的全力支持,那么中国的情况就非常明朗化了:大陆人民支持台湾,采用台湾的民主方式统一海峡两岸。

中国大陆现在的局势正在朝这个方向上发展,而且早就露出了苗头,民间早就有议论了。民众中就有人说,现在共产党还不如台湾的国民党呢。

又有左派理论家,提出大陆人申请加入台湾国民党,主张两岸和平竞争。

 大陆当局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打击这些倡导者,那么无疑将起到极大的催化作用:立刻把这个事情放大一万倍,马上就弄得台湾人和大陆人都知道了,都议论起来,就变成时事政治,立刻就成为现在进行时。

台湾政治必将影响大陆,这一幕早晚都会发生;宣昶玮现在不过是把将来必然要出现的情况,提前若干年告诉大家罢了。因为即使宣昶玮现在不说,将来仍然会出现这一幕的。

特别是中国发生大社会动乱的时候,以台湾为主统一中国的机会,可能就来了。

如果再发生国际上一面倒的支持这种统一,那么局面真的会急转直下,变化之快即使台湾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那种以为中国社会一旦动乱,就会各地互相争夺、民族分裂与发生内战的情形,怎么能发生呢?还有台湾这一特大政治军事力量存在吗,还有国际社会吗,因为国际社会就可能支持台湾平定动乱的。

五、结语与展望

总结起来,官方的这一系列作为和策略,汇集起来就看清了他们的一个思路:欲千方百计的保护住自己的形象,并保护住自己的权力不被分享;由于网络造成的资讯发达与言论公开,就力争限制它、束缚它、干扰它、搅浑它,以达到自己以前那样的言论垄断地位,使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也牢不可破,显然这样的目的是根本达不到的,可以说难于上青天。可是特殊利益集团极其御用文人们却不去想这些,他们只想着尽量的去做,尽情的去享受,尽可能多的去捞钱而已,至于能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已经不怎么想过问了。

他们也都带着末日的心态,去看着这个他们已经无法掌控的世界,而过去他们则是一直牢不可破的掌控着它的。

他们之中的一些领袖人物一边竭力的抵抗人民要求民主的努力,一边自我安慰:毕竟是我们的努力使中国富裕起来了,而且实行民主必定分裂动乱,那是对人民也不利的事情。可他们就没想到:人民有组织的正当的参与政治监督,是不会削弱政权,反而是加强政权的呀,何来动乱分裂?因此他们的借口只是一种在他们捞足了金钱之后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当然这也说明这些人心灵深处的那一丝清醒,还没有丧失殆尽罢了。

而人民呢?则在这场范围广泛的社会大博弈中初次尝到了民主带给他们的甜头:就是言论的初步开放原来可以给自己带来如此的好处,因为官府就怕这个!他们千百年来一直是看着官府的眼色行事的,受尽了官府衙门的欺凌与盘剥;没想到这次我们也有申诉的权力,有了控诉的地方,可以进行初步的反抗了。过去媒体被官府垄断着,老百姓只有忍气吞声,即使满腔怒火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报纸为官员歌功颂德。人民初步品尝到了民主带给他们的巨大好处,还是有历史以来的第一次呢。

 而官方呢,到现在还不明白自从网络普及之后,任何人想继续垄断公开社会发言权已经是不合时宜的了,一味的想独霸舆论和垄断言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应该调整的是自己:既然专制已走不下去,那么就应该和人民分权;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即使经济高速发展也掩盖不了矛盾。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把他们害苦了,以至于他们以为只要经济发达了,一切问题都能解决。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本来就是错误的;他们又要紧抱着邓的理论不放,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他们的领袖人物自己心中也已经明白: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挽救这一局面,他们再也无力回天了,只能勉强的维持着。

这场牵动整个社会的政治大博弈的前景是非常明确的:人民的觉醒,必须获得自己应有的权力,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这种趋势。

既然这样了,社会的将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实行社会民主;要么实行军事独裁与专制,已经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走了。

中国特殊利益集团,应该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了。

德国知名人士呼吁克勒总理敦促中国释放刘晓波

 刘晓波妻子刘霞

在德国的200多名艺术家,作家和公众人物向联邦总统克勒,总理默克尔以及联邦议院议长拉默尔特发出呼吁,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刘晓波这位中国独立作家组织-中国笔会的前任主席于去年国际人权日的前一天遭到逮捕。专家注意到,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越来越不顾及国际社会的意见,并试图采取一切措施,封杀批评人士的言论。

刘霞站在大街上,正低着头在手提包里翻弄着。她刚刚同她的丈夫刘晓波的律师谈过话。刘晓波的名字迄今已多次出现在国外媒体头版的大字标题上。这位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前主席去年12月被中国公安带走,半年来一直被关押在一个秘密地点。现在,刘晓波将以颠覆和瓦解国家政权罪受到正式起诉。 他的妻子刘霞说:“恐惧倒是不恐惧。我很愤怒,而且也非常担心。担心他们给他加了这么重的罪名。这个刑期最长可达15年。他根本就没做错什么,他没有犯任何罪,他只不过说了点真话,说了点自己的想法,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构成罪名。”

刘晓波并不是唯一一位深切感受到中国国家权利机器厉害的人士。 现在的中国乍看上去显得十分开放。许多城市也非常现代化,人际交往也不受限制。 然而只要听到有人对共产党提出批评,中国马上会收起它这种向世界开放的面孔。大赦国际组织香港分会的莱弗指出,虽然中国政府不断做出承诺,要逐步实现言论自由,要按照国际标准保障人权,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莱弗说:”迫害,逮捕和恐吓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就连为人权人士辩护的律师也受到了迫害。比如他们的律师营业执照不再被延长。”

  香港各界声援刘晓波

在中国,律师,人权人士,政治反对派, 持不同意见的记者以及环保人士往往受到公安部门的特别监视。中国政府试图压制一切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提出批评的声音以及对执政者的权力提出质疑的声音。

在这一点上,国际知名艺术家艾未未深有体会。为了给谭作人案出庭作证,证明谭作人的说法没有错,证明在去年四川大地震中确实有许多学校因建筑问题倒塌,导致上万名学生被压在废墟下这个事实,艾未未专程前往成都。但就在谭作人案开庭之前,艾未未突然遭人殴打。艾未未表示:”中国的司法这几年来走向了一个最低的状态,完全没有任何正义可言。谭作人的审判等于没有审批。一切都是做好的局。律师的辩护根本不可能。因为他的证人都被扣留,没有一个人可以为他作证。”

刘晓波也在等待对他案件的审理。据说目前正在搜集他的所谓罪证。刘霞虽然认为她的丈夫并没有犯罪,但是也明白,中国政府的权力难以抗拒。她知道,如果中国政府要将刘晓波关入监狱,那么就是再好的律师也无计可施。刘霞说:”我越来对这个政府越不报希望。一直这么不透明。这么多年我们没有任何安全感。你知道这一天或早或晚都会来。因为只要这里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他随时都可能获罪。”

作者:ard/韩明芳

刘  柠:金大中,一部浓缩的韩国现当代史

金大中的政治之路充满曲折,在国会议员选举和总统大选上,均经历了三起三落;六年身陷囹圄,三载海外流亡,六年半的软禁生活,衔接了其漫长的政治生涯;“车祸”、绑架、死刑判决,几度面临并超越死亡的试练;日据、独裁、军政、威权、民主化,金大中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韩国现当代史。

8月18日,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于首尔的一家医院病逝,享年85岁。作为韩国贡献于国际社会的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卓越政治家,金大中波澜壮阔的一生虽然就此落幕,但其作为民族和解及民主化斗争不屈的象征,必将长久地为韩国、朝鲜半岛、东亚社会,乃至世界各国人民所铭记、缅怀、谈论。

金大中的政治之路充满曲折,在国会议员选举和总统大选上,均经历了三起三落;六年身陷囹圄,三载海外流亡,六年半的软禁生活,衔接了其漫长的政治生涯;“车祸”、绑架、死刑判决,几度面临并超越死亡的试练;日据、独裁、军政、威权、民主化,金大中的一生是一部浓缩的韩国现当代史。

1925年出生于全罗南道新安郡。1943年从木浦公立商业学校毕业后,开始政治活动,成为左翼政治组织新民党的木浦市组织部长。1971年,作为在野党的总统候选人首次挑战政治强人朴正熙。结果虽败于后者,但票差仅有4.4%:尽管与总统擦肩而过,但金大中主导的在野党却极大改写了国会的构成,并阻断了朴正熙挟三分之二多数再次修改宪法,以延长总统连任期限的后路,对独裁施以重重的一击。

但唯其如此,以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政治力量的崛起,加剧了朴正熙的焦虑感、危机感。大选尘埃落定,金大中即遭拘捕,被指“危害国家安全”。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始终面临死亡威胁。在一次蓄意制造的“车祸”中,金的坐骑被迎面开来的一辆大卡车撞飞,同行的三名支持者当即死亡。金虽幸免于难,但股关节被重创,坐下终身残疾。

军政极权残酷的政治迫害,使金大中被迫流亡海外。但即使在海外,也难逃极权的魔爪:1973年8月8日,光天化日之下,从下榻的东京市中心的Grand Palace饭店,金大中被KCIA(韩国中央情报部)特工绑架,然后塞进一艘货船,被强行带回韩国。事件发生,举世震惊,不仅上升为韩日外交问题,如果不是美国中情局获得情报,及时施加压力,金险些被在公海上“撕票”后抛进大海。

1976年,因发表《民主救国宣言》,金大中再次被投入监狱,两年后获释;后复于1980年被称为“汉城之春”的民主化运动中被捕,并坐成后来“光州事件”的诱因之一。光州事件被镇压后,金大中旋即作为“主谋”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巨大的舆论压力下,1982年1月,被改判无期徒刑。后被驱逐出境,是年底流亡美国。

八十年代中期的韩国,虽然在体制上仍然是军政独裁,但面对国内风起云涌的学运和民运,尤其是汉城奥运会的国际承诺,独裁统治已成强弩之末。1985年2月,金大中从美国强行闯关回国,旋即遭软禁。但过了没多久,就被全斗焕总统解除禁令。

1987和1992年,金大中复两度出马竞选总统,均告惨败。乃至后来发表引退声明,一度隐居,过起了著述生活。直到1997年大选,屡战屡败的金大中与前保守派重镇、被看成朴正熙左膀右臂的金锺泌结盟,顶着被媒体诟病为“政治野合”的巨大舆论压力,力克执政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成为韩国自1948年建国以来首任在野党出身的总统。至此,这个历来被看成是韩国民主化象征般存在的人,才终于修成正果,成就了革新政权。

上台后,金大中果然不负众望,对内大刀阔斧地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重建国家经济,短期内即把韩国从备受金融危机之苦的国度,升级为举世闻名的“IT先进国”;对外,则倡导民族和解,力主南北对话,积极推行对朝“阳光政策”,于千禧年实现了南北首脑会谈,并因此而荣膺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作为民族和解情结浓厚的政治家,金大中在任期间向北方注入了多达1.78万亿韩元之巨的经援,却过于不计代价,以至为国内保守反对派制造了口实,从而埋下来了日后政治风土逆转的伏笔。

李明博上台后,鉴于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和日趋紧张的地缘政治矛盾,从内政到外交,全面调整了政策指向,实际上意味着对金大中及其追随者卢武铉所代表的左翼政治路线的清算和反动。客观上,也为后来发生的卢武铉悲剧埋下了伏笔。

淡出政坛后的金大中是寂寞的。政策被“颠覆”,忠实盟友卢武铉的意外离去,加上三个儿子均遭司法追究的惨痛事实,使原本就因自己主导的左翼政治路线被清算而深感受伤的金大中,更加落寞。

但是,落寞的背影难掩其在国家民主化和民族和解过程中冲锋陷阵、左冲右折的英姿。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大中的奋斗已然定格为韩国现当代史的核心内容,对其深意的评价、重估还将继续下去。

谢  泳:文人议政与报人集团

如果以191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的起点,到1949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时间大约是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几乎所有活动都与政治相关。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最后成为了职业政治家。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已不再是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应该说主要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左翼知识分子因为主要有政党背景,再作为知识分子来评价就不恰当了,他们主要是革命者。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曾参加过政党活动,也有进入政府的,但这些人基本不认同暴力革命。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构成中,留学人员成为这个群体的主要来源。那时知识分子在谈论国是的时候,一般都出以公心,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以自己对社会进步和世界大势的理解来向社会发言。用现代西方社会的界定概念,他们可以称为“公共知识分子”。

《独立评论》与《观察》在文人议政方面,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形成了独立的传统,他们通常选择价值中立的态度,不依傍任何党派,总是以公正的立场为大众说话。

胡适当年办《独立评论》的时候,在创刊“引言”中曾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到了储安平这一代人,他们走的也是胡适的路。四十年代中期,储安平在重庆办《客观》周刊时也说,“我们认为这就是目前中国最需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同人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每期的稿件支配,并传观自己的及外来的文章,我并不承认我们彼此的看法、风度和趣味完全一致,我们也不要求彼此什么都一致,我们所仅仅一致的只是我们的立场,以及思想和做事的态度。——我并愿在此郑重声明:在《客观》上所刊的文字,除了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者外,没有一篇可以被视为代表《客观》或代表我们一群朋友‘全体’的意见,每一篇文字都是独立的,每一篇文字的文责,都是由各作者自负的。”

储安平还再三声明,《客观》绝不是少数人的刊物,它是绝对公开的,只要合乎他们的立场,无论看法和编者相左与否,都愿刊载。

文人议政的典型方式是当时《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星期论文”是一个以学者为主要撰稿人的专栏,这样的专栏,如果没有一个学界领袖来出力,是很难办好的。胡适在当时就起了这样的作用。“星期论文”虽然是一个有很大包容性的专栏,左中右三方面的学者都有文章发表,但整体上看,是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为主的,特别是前期,可以说主要是胡适《独立评论》集团的作者。

“星期论文”共存在了十五年时间,它代表了大公报的言论水平和基本立场,也可以说就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

“报人集团”与《大公报》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曾经产生过一个“报人集团”。这个集团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组织,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在中国社会进步中所产生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可能要超过作家甚至学者,或者说作家和学者正是通过他们与社会发生关系,这是由他们职业特性所决定的。

这个集团有晚清的士子,有留学日本和欧美的学生,从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再到邵飘萍、林白水、黄远庸;经过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陈铭德再到储安平、徐铸成,可以说代有才人,文气不绝。他们的政治态度各异,思想倾向悬殊,人生道路不同,但在作为“报人集团”成员时,他们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正义的感受是相同的,在把报业作为一种健全舆论活动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意义上,他们的努力永远为后人景仰。这个“报人集团”一般都经历过为强烈的信仰和理想所感动,在危难中选择报人的职业,他们很少有人因为官方的压迫而放弃自己作为公正舆论的代表,他们几乎都有与官方抗争的经历,都有自己报纸被查封的历史。

中国报纸有文人议政传统,它的发生机制是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报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这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天然就有了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的原因。

《大公报》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一次实践,虽然早期《大公报》三巨头都是留日的学生,但他们在新闻理念和政治哲学方面,却是实践自由主义思想的。他们在接手《大公报》以后,就立下“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八字方针,这很不容易,体现了他们对独立言论的期待。

《大公报》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并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认为,大公报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不过是因为他在这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

勇气,源于公共空间和制度保障在这三十年中,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自己发言的勇气和阵地。他们的幸运在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里,还有公共空间,如大学、报馆和相应的一些社团。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公共空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才能在短时间内成长起来。

那时暗杀过新闻记者,如林白水、邵飘萍和史量才,查封报纸和杂志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构成这些民间活动的主要法律保障始终存在,所以才出现了许多独立的报纸杂志如《申报》《大公报》和《国闻周报》《观察》周刊等,同时有大批名报人出现,民间社会的生机还是很旺盛的,私人可以办大学,而且办成了名校,如南开大学。教会也可以办大学,同样也办成了名校,如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等等。在国家之外,社会的力量随处可见。

可以这么说,1949年以前,政府和知识精英的关系,大体还是平衡的,有冲突,但总体是合作。这个关系一般说来是由政府决定的。看当时北大校长的人选就是一个例子。

民国以后,严复做了北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他以后的校长蔡元培和蒋梦麟,都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果北大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命脉,那这个命脉基本保存在他们手里。在政府眼中,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精神方面的,是文化和道德的先锋。

到了胡适他们发挥主要作用的时候,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府眼里还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国民政府面临困境的时候,1946年,胡适又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在他没有从美国回来前,由傅斯年代理。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做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这是他们与政府关系的一个缩影。

马寅初是1949年后的首任北大校长,但政府却不容忍他的一个学术观点。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到了他这里大体结束了。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曾经生活的时代里,大体可以说是居于社会的主流地位。因为社会有政府和民间两个空间,知识分子的回旋余地很大,他们基本没有恐惧感。勇气和道德相关,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气质。恭维还是伤害,那就很难说了。

余英时时隔十年谈钱锺书

1998年12月,钱锺书先生驾鹤西去之际,时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的余英时先生发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回忆了他与钱先生的交往,文末写道:

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我读先生的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自然感受很深。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

时隔十年,余先生的希望还未兑现。2007年圣诞节前夕,在普林斯顿绿树掩映的余府,我们有机会听余先生继续谈论钱锺书先生。这里刊布的是余先生谈话的一部分。

在钱先生的后半生,有很多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再有好的生存环境了,但钱先生既基本上不被政治运动灼伤,又保持着自己的人格独立,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

余:我想这个原因很复杂,首先他是中年一代的知识人———我不叫知识分子,我叫知识人。老一辈中比较出名的学者,或者政治上活跃的很容易被注意,或者被批判,而他没有这样的问题。第二他与政治毫无牵涉,他与国民党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帮中央图书馆编过英文杂志以外,找不出他有政治联系来。所以他也不是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第三他到了北京以后,先是在清华,后来到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避风港。因为研究所可以没有学生,可以避免许多困扰。后来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委员会,在政治上比较安全,没有什么东西会骚扰到他。当然他会感受到各种风浪,最重要的一点当然就是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跟思想,也可以说思想系统都已经确定了,不会因为政治局面改变、新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要求,他就要去适应。他基本上不大适应的。他也不是说完全不适应,就是说适应得不大看得见。比如说他在《宋诗选注》的序言中,当然要适应当时的情况。他很聪明,他就引用一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他后来在这里亲自和我说,他引的话,几乎都是常识,所以是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也能保护自己,也能够知道怎样明哲保身。这几种原因加起来,他可以继续做他自己早年开始的工作。他晚年写的《管锥编》四大本,上百万言,都是他读书笔记整理出来的,跟早年写《谈艺录》基本上是一个路数。所以我觉得钱先生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知道在事变中怎么样适应,而同时能够保持自己原有的价值系统、原有的原则,不会做出很不好看的样子,或者像冯友兰那样一再骂自己,他都没有做过。这就是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学问,继续做学问。只要你没有别的任务了,他就可以整理他的笔记。

他写《谈艺录》的时候还很年轻,也就三十出头,在那个时候他差不多就已经确立了他一生的学术风格?

余:他早年就以聪明著称,他小时候,我的老师钱穆看见他父亲叫他背书,他很小就在他的父亲督促之下念了很多书,而且他真正念通了。所以他真的是有他自己的看法,不会说一个新的学说出现他就震动,他不容易动。这个东西能保持到最后也是因为早年有这个深厚的根基,他到清华的时候,各种文集他看得相当多,英文也看得相当多。他也通拉丁文,也通法文,也通德文。他有许多管道吸收思想,所以不会为一种学说所俘虏。因为我们普通人常常会被一种思想所俘虏,也并不是那个思想力量大,而是那个思想背后有更大的现实的力量支持。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就靠他早年念书的结果。

一直有人在说,他的《管锥编》也好,《谈艺录》也好,写的都是片段,他没有建立自己很完整的体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余:我知道这是通常对他的批评,我最近看到有个人引过叶公超一个评论,说钱锺书的问题,是他满地都是散钱没有串起来。这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另外我要给他做个解释,他不大相信抽象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曾说黑格尔造一个大系统,他自己也不能住进去,旁边还要造个小房子自己住。这个大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认为他基本上就不是讲求系统性的人。如果我们用西方的观点,以撒亚·伯林———也是牛津大学的———讲了有两种人,一种是狐狸,样样都知道,这就是钱锺书;一种刺猬,刺猬一定要造一个大东西,这个大东西在哲学上讲就是系统,文学上也可能称它是文学系统文学理论,这个东西钱锺书都没有兴趣。他捕捉的是一种很小的真理,但是加起来很可观,就是这样说他是有许多散钱,没有整个串成一串,可是他有很多小小的串子,串起来的,那些还是有用的,而且是永远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所谓大系统,往往没有几年,就被人丢掉了,就忘记了。你留下真货,还是有用的。所以《管锥编》还是继续有它的价值。

同时他的治学方向,可以说早年接受晚清遗老的影响太深,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别人。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知人所不知不能在大系统上发挥,只能在小的地方:我知道这个典故,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什么地方;这个诗人人都知道是某某人的,出在哪一篇,这是中国考证学派的影响,因为他父亲钱基博先生还是受老派的影响,所以他很早就跟像陈石遗那样的老一辈谈诗论艺,二十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啊、找出处在什么地方啊这些别人不大注意的东西,他要在这个上面求胜。求胜只能在这些小的点上求胜负,大的地方讲不清楚的。你一套我一套,也没有人能够评判的。他后来走的路子是中国传统的、清朝人发展的一种笔记为主的著作,如《日知录》,或者更早一点的像南宋末年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他们这些笔记都是非常有原创性的。陈援庵先生就说清朝人的笔记就等于一瓢奶粉,你要拿热水一冲,就是一杯很好的牛奶了。现代人都从《日知录》这里面找一两条,然后再去发展再去发挥,再加水分,那就变成一杯牛奶。现在的论文或者专书,往往也不过是古人笔记的一条两条。所以从这个上面看,钱锺书的遗产学术价值永远是有用的,但是他确实没有一个大系统。他是注重小的结果,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他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比如论中国诗与中国画有两种相反的途径,不过这样的东西不多。他主要的贡献都是笔记式的。笔记式有一个好处,就像《管锥编》你可以说是读书笔记,而且是以书为本体为本位,他不需要有个架构。现代在西方学术或者在中国学术,多半要求你有一个结构,你自己要提供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往往是创造性的。这个结构好,就可以把许多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但是他自己不要结构,他以书为结构,他讲《周易》就以《周易》为结构,讲《左传》就以《左传》为结构,在这里面找我可以用的地方,可以发挥的地方。不但是把它原原本本的,原来的意思精益求精,讲得非常精到,同时还要牵扯到西方,他跟西方的比较沟通,这是他从《谈艺录》里面,已经开始的工作,就是所谓二西之书:一个是佛教的西方印度,所以他里面用佛教的、禅宗的东西也很多;另一方面当然是西方的哲学文学,各种各样的东西,跟中国拉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它抓在一处,你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不光是中国有,外国也有这样的想法,也有某种表现。也可以说,他注重的是中西相同之处。他很少讲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就是要讲一个大的背景,大的架构。所以他可以避免这种大的判断,也可以少给人家攻击的余地,你没法攻击他,他根本不讲那一套。他讲同不讲异,至少异讲得很少,我几乎找不到他讲中西相异的地方。因为相异的地方很难讲。某一个典故中国人用,西方人也用,是吧?月亮象征什么东西,这个都可能找到共同之处的。所以就是把中西贯穿起来,这个贯穿起来后面,其实还有一个假定,这个假定就是说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你不能把它看成是绝然不同的。这本身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现代人往往要强调,我们中国文化有什么特殊性。如果真要追究这个特殊性在哪里,你又说不出来。但是钱锺书至少用实际的成绩证明了这一点,光说这一句话很容易,但是怎么样相同,钱锺书是千百万的例子去找了。

有学者批评钱锺书先生缺乏问题意识,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余:问题意识是西方的观念,实际上是这个观念十九世纪早就有了。钱锺书不是没有问题意识,他把一个问题意识往往打散掉了,打散掉后往往变成许多小的问题。一般的读者接不上,因为他没有这个知识背景,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东西。很坦白地说,有些可能是读者的程度问题,而不是钱锺书本人的问题。我认为他有问题意识,不过是他的问题表现方式,不是一个,做大块文章。因为他要讲的,一般人常识知道的问题他都不提的。那最后只能追到几个很尖端的点上去谈问题。一般人哪能个个都有他的背景,就一下子跳到尖端?所以就根本不知道他谈的是什么东西。我不认为这样的批评是能够把钱锺书的价值减低,他有他的问题意识。不过你自己没有这个程度,到不了他的问题上面去,他的问题层面比你高。换句话说,在他提出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问题。

现在不少人在研究钱锺书,形成所谓钱学。

余:我认为钱学很难研究,因为他是没有一定形状的,你怎么去研究他?现在我看有些研究的人只是说他看不起人,骂别人,用各种方式骂。那对钱锺书并不是很合适的一种研究方式,可能使人将来对钱锺书发生很大的误解,甚至于产生很大的反感,以为钱先生就是专挑别人的毛病。有人讲读书有几种方式,一种是你在书里面看别人的好处,这样你就得到益处。另外一个方式你看别人的书,尽挑毛病,百孔千疮。如果两个不同的人念书,一个是在里面找他的好处,再坏的书也有好处,也有所得;反过来说再好的书也有毛病。一个人专门找毛病,一个人专门看长处,结果下来,找长处的人得到的是正面的东西,找坏处的人得到的是负面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人错了,这个也没有看见,那个也没有看见,那样反而显得小气。清朝初年,像阎若璩知识渊博,样样都知道的,可是后来全祖望骂他,他因为自负渊博,反而显得自己很陋,那就变成陋儒了。所以这位大学问家虽然样样都知道,什么典故都知道,清人反而认为他是陋儒。我想钱锺书不是陋儒,他超过了这个境界,他忍不住要讽刺别人的地方是有的,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拼命宣扬出来,那最终无非证明他博闻强记,比别人更高一筹,不能证明他实践中一定高。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对钱锺书的

温克坚:解码“培训民企接班人”

“江苏省委组织部出资培训大型民营企业的接班人或成长型民营企业的负责人,着力培养一支对党有感情、带头跟党走、具有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的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队伍。主要在省委党校上理论课。比如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改革开放史等教育。”

朋友们,当你看到上述新闻内容的时候,你是否有种时空倒错,今夕何年的荒诞感?可是,这就是媒体上高调报导的江苏省委组织部在大力推进的一件事。据说,江苏省委组织部将用两年时间在全省培养1000名民营企业家后备人才,而华西村的吴仁宝就是这次培训的导师之一。

我相信,任何对现代经济和社会运作有基本常识的人,都能指出这个所谓“培训民企接班人”是一出什么样的闹剧,因为这种做法经不起一些最简单的拷问,比如组织部凭什么滥用纳税人的钱?民企接班人干他们什么事?什么叫对党有感情,带头跟党走?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史和现代企业管理能力有什么关系?很难想像,经济社会发展都排在中国前列的江苏省,居然会推出如此雷人的“先进做法”。

那么是否是这个活动的推动者,参与者,吆喝者都是精神错乱,以致忽然失去了基本的常识判断呢?从宏观角度来看,的确是,这种做法能够堂而皇之的出台,必然是以某些机构的知觉麻木,功能紊乱为前提。

当然机构的功能紊乱并不否定具体参与者的精明。熟悉中国情境的朋友,很容易的就可以联想出,在这个闹剧中,各种参与者形成的一个复杂的利益勾兑机制。官员有了政绩,学员有了人脉,教员有了社会资本,大家都在做着形式隐蔽的买卖,付出一些成本,收获一些利益。

不过我总觉得,只是分析到这一步,还留有许多谜团。因为当公众可以很自然的联想到这个利益勾兑机制的时候,这种买卖就没有秘密可言,公众舆论会从道德上,程序上和合法性上拷问这闹剧。再说,闹剧的参与者其实都各有算盘,也各有隐忧,比如官员们担忧公共舆论的风暴,民营企业家们必须提防站在门口的潜在掠夺者,而吴仁宝又如何利用光环瞒天过海?(请参阅拙作“天下第一村的秘密”)因此,这个买卖过程随时可能分崩离析,大家树倒猢狲散……

以前曾经听闻老人讲起蚂蚁们如何趟水的故事。那就是蚂蚁们抱成一团,在水面滚动,一路下来,虽然会有很多牺牲,但是蚁群大部终能到达对岸,延续种群,这就是动物世界的“团队精神”。

也许这种“团队精神”可以在这个事件中找到痕迹。在浩荡的历史潮流之前,任何想摸着石头过河的机构或者组织都会感到不安全,因此试图和更多的社会力量绑在一起,采取抱团的方式过河,是一种很自然的策略。在这个过程中,学员们虽然有利益勾兑的机会,但是起码在公开的形式上,在他们有机会说不之前,就被以党性的名义绑在一起,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随波逐流,甚至成为社会进程的牺牲品。

也许利益勾兑只是类似闹剧的表面伪装,通过鼓励公众对现实中复杂社会力量的无差异化解读,把本来想法各异,有内在逻辑冲突的各种力量人为的赋予一个想像中的联盟,进而形成一种整全性的认知,从而强化“过河”时候种群的黏性和核心组织的安全性,也许这才是这些荒诞现象背后的核心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