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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贪官无一不以权谋私，以权换色，丑闻缠身。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也不例外。由于其为中共原老薄一波之子，在京城根子硬，在大连以及辽宁，国家商务部等都曾任要职，而旦天生一副凤度潇洒的帅哥形象，能说会道，工于心计，会讨女人喜欢，所以多年来利用职权与色相，与众多女性勾搭成奸，悱闻不断，不知羞耻，肆无忌惮，笔者在大连，沈阳等地，听到许多有关薄熙来的性丑闻，均一笑置之，只在2006年初我出狱后，才有机会对其中6例传闻进行认真核查，至少证实了2例。由于80年代后期沸沸扬扬盛传一时的太阳雨事件，距今过久，时过境迁，涉案的张某某一直保持缄默，故此女人与薄熙来有染的桃色新闻，只能存疑。其它2例足以说明薄熙来是一个色胆包天的伪君子。

何谓太阳雨事件？

90年代中期，大连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是高云，晓程等人，这些名星当时在590万大连人心目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乏众多粉丝，但自从薄熙来任宣传部长以至副市长，市长之后，她们才有了危机感，因为薄眼光高，嫌她们人老色衰，便以开放城市需要漂亮形象为由，建议大连电视台对外公开招聘，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张某杰便走进了千家万户，并主持了文艺部的太阳雨专题节目，她时年20多岁，青春美颜，原是东北某小城电视台播音员，己婚生有一子。1994年左右大连甘井子区农民企业家金某某，在大连铁路医院围墙外开办一家饭店，举办一个仪式，曾约我出席，故我与张某杰有一面之缘。午时我与金老板，张某杰等人在同一餐桌吃饭，当时张正走红，其主持的太阳雨综合文艺节目，使大连百姓如沐春风，耳目一新，张言谈举止，端庄秀丽，落落大方，善解人意，但交谈过程中得知，她在台中受到老一代主持人排挤，心情不顺，总之她给我留下单纯为人真诚的印象，但此后不久，大连各界凤传其与时任市长薄熙来有染，并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电视剧作家，到处详叙张某杰成为薄熙来情妇的丑闻，说是薄在众多应聘者中，亲自选中了张，因为张也有与谷开来类似的脸盘，张为了报恩与薄零距离接触……以至她在电视台骄横霸道，连台长李某侠也怕他，有一次张还问李，你有设有事？我晚上能见到熙来，等等。很快，此桃色新闻一时传遍大连，搞得谷开来与薄熙来关系很紧张，薄十分狼狈，就委派市政府秘书长孙某菊去做工作，孙下令电视台领导梁某祥等人，去给张某杰施加压力，叫她打辞职报告，远离大连，当然她不同意。双方微妙地僵持了很久。

本来，按照共产党的内部管理条例与党纪，应当立案查证，属实处分，失实澄清，但薄熙来心怀鬼胎，遮遮掩掩，一方面向谷开来发誓说，这是谣言，让孙世菊出面压服张某杰，让她闭嘴，赶快辞职，另一方面又对外封锁消息，不许媒体报道，谷开来却在某杂志以王红为笔名，不指名道姓地批评张小姐，造成该人精神一度失常，险些自杀。

据大连新闻界人士披露，薄熙来为冼刷自已，故派人把张其杰，非法拘禁在大连某宾馆，不让她见任何人，逼她辞职离连，这已经剥夺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是违法行为，但小女子虽享有虚名却斗不过翻脸不认人的薄熙来，她不仅一瞬间从大连电视台的太阳雨节目中消失，换上了蔡某{后此人因先生张某家与市委书记于学祥关系太近而被薄下令拘捕，亦被整肃，失去了工作}而且，忽然从大连彻底地消失了。有人说薄的死党强行把她押出大连，悄声杀掉了，有的说薄给了她一大笔钱封口费，并由吴秘书送她到北京某学院读书。这些细节扑朔迷离，不能证实。总之，一个漂亮女孩被太阳雨淋透了，薄熙来依然仕途顺利，前程灿烂。

市委的打字员李某何以由工转干？

李某20岁出头，正值青春年华，其当上了薄熙来的专职打字员，虽然她由大连职业高中毕业，才是个工人，但因长得白净秀气，能说会道，打字速度特快，故颇得领导欣赏。薄1994年当了市长之后，就模仿中南海的讧泽民办公室成立了薄办，其中成员有司机王胜利与秘书吴文康，车克民与李某，小小的打字员成了大连权力核心的班子成员，自然对薄感恩戴德。后来李某又随薄到了市委，因为薄又当上了市委书记，反正不管当什么，李某做为漂亮的打字员，天天与书记形影不离，藏在办公室，天天都有打不完的字。大连市委办公厅干部某某在2006年2月28曰向我做证说，薄叫她打字时还反锁门，这很奇怪。该人在机关工作近20年，见过数届领导，如此对待女打字员，绝无仅有。为了把这个神秘女孩李某，由工人转成公务员，薄熙来伤透脑筋，竟用了曲线救国的办法，先把李某由市委凋到政府属下的国营企业大连星海会展中心任职，该中心主任即是由薄的死党刘宪某担任，刘在80年代初在大连开发区管委会机关工作，此间紧跟薄的路线与其结盟。后刘主任斗胆把李某变成了国家干部，还提拔重用，薄投李报挑，又把刘任命为地税局局长，大连人大不通过，薄叫他改任书记，还是当上了一把手。

薄就是这样，先以权换色，而再以色换权，把权钱色融为一体，全部旧已所用，什么也不缺。大连市委另一个接近薄的知情者说，2001年薄熙来由沈阳以一省之长的身份到访大连，他在大连的死党们，为了博得主子欢心，意故意委派亭亭玉立的李某，站在欢迎队伍首列，去向省长献花，当时薄眉开眼笑，当夜神密失踪……

另一位机关干部表示，薄熙来还经常把李某带到大连棒捶岛宾馆6号搂，安排在一个神秘的房间，不知道搞些什么名堂。辽宁电视台一位记者说，薄位高权重，气度不凡，喜欢他的女人投怀送抱的太多了，而李某是他经常用的性奴之一。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把此女人向他献花的照片堂而皇之地登在报上。大连当地媒体一老记说，薄从来都认为自已是皇帝，天下的亮丽的小女子都是他的，所以，不感到无耻。再说谷开来也不在大连，薄也需要发泄性欲啊！

杂技团演员杨某如何一炮走红？

大连杂技团历年是一个在世界上著名的文艺团队，80年代初期就曾以水流星节目，而威震加拿大，因此它从来不乏人才。在该团，从大连艺校毕业不久的小字辈杨某所表演的节目，其实极其一般化，但她十分走运，有一次演出时被薄熙来一眼看中。俗话讲：王八看绿豆对眼了。薄熙来喜欢不断更换女人，这叫找新感觉玩心跳。大连杂技团知情人戏称这叫一炮走红。他们说，薄熙来在大连曾住过西岗区长讧路598号，其住宅附近的桑那浴里妓女如云，公开营业，找小姐打一炮行价不过200块，而杨某被薄宠幸后一下子鸡犬升天了。薄先是动不动亲自打电话给团里点名要人，后是直接让杨某火速到达由其指定的现场去表演，有时是外事埸合，有时是朋友聚会，有时只有他们两人，当然每次都有丰厚的报酬。一来一往，消息传开了。薄熙来与漂亮女子的事传遍杂技团，团长很会利用人，立即重用她，派她当了外交大使，比如杂技团缺一台进口轿车，设有钱买，团长让杨某出头，她亲自带上团长草拟盖章的申请报告，由其找市长大人签批，很快拿到了财政拨款10多万元，买上了轿车。以后还办了类似的许多好事。令团长开心不已。

大连杂技团知情人士透露，自从攀上薄熙来。这个女子经济状况大变，讲话亦趾高气扬，没人敢惹。更奇怪的是，等薄由省长高升商务部长之后，扬某忽然主动请辞，到北京发展去了，其行踪诡秘，莫测高深，团长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另一个与杨某过从甚密的杂技演员对我说，一般情况下，年轻杂技演员不愿改行，因为杂技风行世界，行情特好，收入不菲，象杨某这样的人，自从认识薄熙来之后，整天魂不守舍的样子，与大家关系渐疏，并不知去向，是不是在北京买了房子，被哪个大官包养了？

王某端为何婉拒了薄熙来的诱惑？王某端原是辽宁电视台女主持人，她与薄熙来相识于2001年，当时薄是新上任的辽宁省长，她才21岁，刚从沈阳理工大学国际金融系毕业，此前她以在校生的身份报名参加了沈阳电视台的主持人考核，就表现出众，时年19岁，后来她又在辽宁电视台朵尔女性新主持大赛中，获得东北地区总冠军与全国第8名，因为长相与气质均佳入选辽宁电视台。

显然王某端是一个纯情女孩，年过百年的薄熙来，老牛专想吃嫩草，他在由省政府主持召开的一次有关外经贸方面的新闻发布会上，又一眼瞄上了前来访问的王某端，竟忘了自已的身份，偷偷地给了王某瑞一个私人秘密电话卡片，并大颜不惭地说，你24小时随时可以与我联系，王某端凭借女性的敏感，知道了他的意思。后又多次发生类似情况，王某端初涉社会，不知如何处理，又担心薄的打击报复，便向辽宁电视台某同事求助，这个人告诉她：你有两条路，一条是投怀送抱，可以升官发财，另一条是你装做看不懂，他暂时也不敢对你怎么样，因为他才是二把手。闻世震对他有意见，正盯着他呢！于是王某端诀定不理他，从未电话与他联系过，这可能是薄熙来一生中当权后第一次在情场上惨败吧。

为什么王某端能够洁身自好，不被权势所动呢，这一点在网上点击她的博克读一下她的文章，就恍然大悟了。王某端说，她喜欢的座右铭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这个女孩又说，渴望的生活状态是：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因此，她绝对不象现在时尚女性那么浮躁，她后来只靠自已的努力与成绩，在22岁时报考了中央电视台荣事达杯主持人大寨再次名列前茅，24岁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现主持外语频道新闻节目。

然而，冤家路狭，薄熙来并不死心，2005年他调国家商务部部长之后，在2005中国自主创新品牌高层论坛上，王某端再次与薄相见，同埸演讲的还有国家发展与改革委主任马凯与科技部长徐冠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等，面对400多个来宾，王某端主持了授牌仪式，会后薄对她表白经常看她的节目，但她仍然对薄部长不卑不亢，使薄这个情埸老手，悻悻而退。后来王某端嫁给了原人民日报社长武某河的儿子，生活过得很幸福。

我想，薄熙来若在18大当了中共中央一二把手，只要他手中有权，只要有可能，就绝对不会忘记王某端，他很可能不再想把她搞到床上，而会把她送进大牢。

薄熙来及其死党为何个个贪财好色满不在乎？

有了中共太子党薄熙来做榜样，他在大连主政时，其手下的死党们个个不仅大肆贪污受贿，而旦曰夜吃喝玩乐，包养二奶。他提拔的副市长孙某田，则公开在大连开发区嫖妓，被海青街道派出所抓获，副市长刘某德在菅城子镇有多处房产，多个情妇，薄欣赏的蓝灯地士公司老板林某更是一个道德败坏的色鬼，其竟把贪官慕馁新的情夫调到他所在的国企安家落户，他还经辽宁电视台某领导认识了播音员张某娟后，立即把她搞到手，与前妻离婚，薄2001年高开前把他安排到星海湾商务区任主任，为正局级，薄的秘书车克民也因婚外情与原配离婚。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据大连棒捶岛宾馆内部知情人士透露，薄熙来在辽宁期间，每次出差一回大连，都先到大连棒棰岛宾馆找女孩，因为这里由市政府交际处管理，外面有武警站岗，里面吃喝玩乐一应俱全，即快乐又安全。他说薄在这里养女孩的传闻从未间断，其中一个还依仗她的宠幸假虎假威，不可一世，连宾馆总经理也不得不让其三分。

另一处常年有专用包房的酒店是大连富丽华二部，薄有时自坐的士，夹个黑色皮包，神情诡秘地到达某个房间，途中不与任何人打招呼，通常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连酒店老板田某也不知道里面住的是什么人。田某原为薄手下的处级干部，他的太太王某还任大连商委主任。是薄亲自安排到这个收入丰厚的肥缺位置的，所以，大连官埸风传这里是薄熙来的又一个淫窝。

就是这样一个卑鄙的高官，如此横行无忌，假如发现谁敢公开议论他的性丑闻，一旦败露，便惨遭他的打击陷害。原大连金南路派出所民警肖某波，因其前女友与薄有一腿而到处议论，被其党羽汇报，立即被以受贿罪判了有期徒刑12年，2004年在大连南关岭监狱肖某某在严管队当事务犯，他对我说，他们派出所包括所长在内，人人都卖户口指标攒钱，但只抓了他一个下狱了事。他原女友在市委机关工作，曾与薄有染，自觉荣幸，到处滥讲，他也常挂在嘴上，因此闯祸。他愤愤不平地讲，这太不公平了！

总之，薄熙来出身于宫庭达官贵人之家，他认为全世界的漂亮女孩都理应当他的性奴。这一点很是家传。他的父亲薄一波就曾把女秘书胡明的肚子搞大了，不得不与原配离婚，才生下了薄熙来，他本身就是淫乱的产物。难怪大连市政府官员私下都骂他叫勃起来！大慨薄熙来想，反正胡锦涛，温家宝等人，目前谁也不敢整肃他，因为他代表了一大批红色革命接班人。所以唯其如此，他的死党们也根本不在乎老百姓的议论。据说薄熙来只怕谷开来一个人耍泼，但也无所谓，由中共操控的大小媒体绝对不会刊登我这样敢于讲真话的文章，而在香港的《前哨》杂志发表吧，他可以对太太讲，这是别有用心的海外敌对势力在造谣！不要相信！

2009 7 4多伦多

关于“绿坝”过滤软件，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近日声称：不再强制所有销售电脑安装，但学校和网吧等公共场合的电脑还是得安装。这是一心要封锁互联网的中共当局，遭遇网民巨大抗议声浪后，曾稍事退却，如今又卷土重来，提出的妥协方案。

宣布这一方案的同时，该部长仍然不忘吐一堆官样假话：5月份下达的那份政府文件，“给大家的印象好像是强制性的。”“ 安装‘绿坝’软件，目的就是要减轻、减少对社会的危害。”“个别人士非要把这个问题扩大化、政治化，甚至引申到攻击中国对互联网的管理制度。”在这位部长嘴里，广大网民变成了“个别人士”。

也是近期，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社旗下的《小康》杂志，就诚信问题，在网上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官员的诚信被排在最后，甚至不如“性工作者”。91.1%的受访者认为，官方的资讯“绝对是假的，从来都不信”，这比两年前的同类调查结果又增加了十几个百分点。官方英文媒体《中国日报》在社论中承认，这一调查结果“既让人震惊也令人尴尬”。

“宁可相信妓女，也不相信官员。”这就是由中国网民所反映的真民意。这一调查结果，证实了一种说法：中国人中，真正反共的，在国内，而不在国外。同时也证实：网上那些潮水般的拥共言论，曾被有心人当作“主流民意”来说事，多半属造假，大抵都是由中共当局雇用的写手、线民、网特，即所谓“五毛党”所为。

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民众的抗争，如遍地烽火？刚刚发生江西南康示威，紧接着又是湖北石首暴动；才现吉林通钢造反，又见河南林钢举事；拉萨硝烟未散，乌鲁木齐又尸横遍野……如此景象，堆放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幅“天下大乱”图。一个最乱的国家，居然被粉饰为“太平盛世”。

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假文凭，这些，还只是肉眼看得见的假。如今，网民、网上言论、网上民意，也都成了当局造假的对象，肉眼看不见的假。层层过滤加累累伪造，便在网上留下了比比皆是的亲共拥共言论。以至于闹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国民支持率最高的政府”这等人间喜剧。

官府层层设防，但3亿网民，还是令当局防不胜防。“藏羚羊造假图”、“华南虎造假案”、“孙玉刚惨死案”、“躲猫猫事件”、“邓玉姣刺杀淫官案”，等等，都是由网民率先披露，形成强大民间舆论，陷官府于被动，无从隐匿。网民展开人肉搜索，不断曝光贪官污吏，逼使其中三分之一者下台。

网民的人肉搜索，甚至还曝光了中南海高层的造假丑闻。“胡锦涛在农家喝自来水”，那“农家”，原来是当局安排的“受慰问专业户”，长年和专门接受县、市、省、以至中央各级领导慰问，留下无数握手镜头。“温家宝看望艾滋病人”，那一千多“夹道欢迎的村民”，原来都是公安便衣所扮，甚至于，“温家宝与艾滋病人握手”，那也是一只便衣的手。由此推断，那个自称“什锦八宝粥”的所谓“胡温粉丝团”，大概也是当局假手于人的“杰作”。

亿万网民展现的真民意，着实令当权者不安。拦截、封锁、过滤、出状况时乃至于切断、关闭了事。互联网，成为中共腐败集团的心头大患。

中共媒体历来传播虚假信息，只要来一回真实，就振聋发聩，就如这次《小康》杂志和英文《中国日报》所展现的那样。中共官员历来讲假话，只要来一句实话，就语惊四座。

就在7月份举行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论坛上，中共副总理戴秉国，破天荒地实话实说，如此阐述中方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这三句话，“翻译”出来，便是：维护“我党”政权和既得利益，是重中之重，压倒一切；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是次要的事情；“我党”从来不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作者和资料收集者：秦淮散人

1959年，毛国瑶在南京靖应鵾家读到一部《石头记》旧抄本，抄录了一百多条与家藏“有正书局石印本”不同的批语。他是学理工的，不知道价值如何，1964年读到《文学评论》上俞平伯先生的红学文章，便将这些批语寄给了俞先生。俞先生认为很有价值，催促毛国瑶到靖家找来那个旧抄本。不料，毛国瑶再去借阅时，靖家已经找不到这部书了。

后来，红学界传开此事，周汝昌、吴世昌、吴恩裕等先生都得到了靖本批语的抄件。其中，周汝昌先生的兴头最大，多次与毛国瑶通信，并抢先于1965年7月25日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红楼梦版本的新发现》，介绍了靖本的基本情况。

毛国瑶因为这件事跟俞先生熟悉起来，两人多次通信，毛曾提出想看看几种旧抄本。1964年11月。毛国瑶去北京，俞先生借给了他刚刚影印出版的线装本《乾隆抄本百廿回红楼梦稿》。第二年，俞先生准备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校本》，需要使用《红楼梦稿》，便于1月25日写明信片给毛国瑶，请他归还《红楼梦稿》。恰好，回家过春节的邻居陈家兄弟（陈慕劬、陈慕洲）将返回工作地内蒙古，要路过北京转车，毛国瑶便将《红楼梦稿》包裹捆绑好，托陈家兄弟捎到北京还给了俞先生，是俞先生的女儿俞成到火车站去把书拿回来的。1965年2月6日，俞先生写明信片给毛国瑶，说《红楼梦稿》已经收到了。

文化大革命中，“半个红学家”江青同志不知道听信了谁的报告，怀疑是靖家或毛国瑶把书藏了起来，于是派红卫兵或造反派三番五次到靖、毛两家去抄家，还将两家人发配到了农场，受尽了折磨。但两家人无怨，自感有责任，所以一直在多方查找靖本的下落。在靖老太太临终之际，家人还在追问是否想起书去了哪里，是不是当废品卖掉了？

1983年夏天，周汝昌开始怀疑俞平伯“藏匿”了靖本，便写了《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一文，于7月24日酷暑中完成初稿。一年半以后，即1984年12月13日，周汝昌先生接到南京记者严中（周汝昌给他起了个化名“尹延宗”）的来信，说据他调查，靖本可能没有丢，陈家兄弟曾替毛国瑶带书给俞先生，靖本可能在俞平伯手里。这份“调查报告”居然与周先生此前的怀疑完全合榫！（有意思！）于是，次年，即1985年夏天，周汝昌先生又改写了旧作《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加上了“调查报告”的内容，于8月22日改定，投到香港，发表在1986年1月号的《明报月刊》上。文章捕风捉影，无端指责俞先生将靖本据为己有、秘而不宣，同时，周汝昌先生还向中央领导写了告状信。此时颇为欣赏周先生的“四人帮”已经倒台，新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理睬周先生。

但是，周汝昌先生的文章还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海外极为轰动。案件涉及到的当事人不得不纷纷写文章澄清事实，痛斥周汝昌先生造谣诽谤、栽赃陷害俞先生，一时风起云涌。俞先生这时候在政治上还没有平反，头上还笼罩着1954年大批判的阴影，不敢招惹小人，他在事件中只对记者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对这种人不要理他算了。”（郑重《访新红学派的开创者俞平伯》，见1986年11月16日《文汇报》）然而，许多正直的学者看不过去，催促俞先生的外孙韦柰写了《致周汝昌——替俞平伯伸冤》一文，发表在1987年1月号的《明报月刊》上。俞家本来是可以跟周先生打官司的，但碍于政治压力，最后也只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不了了之了。

三年后，即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带着重重屈辱，以及周汝昌先生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与世长辞了。1991年5月，严中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红楼丛话》一书，收录了周汝昌的那篇《靖本石头记佚失之谜》，周先生还加了一段附记，对俞平伯先生实施鞭尸，对主持正义的人们进行挖苦，对俞先生的家人则加以嘲讽与恫吓。

本人愚昧至极，曾经被一些虚幻的假象所迷惑，以前也崇拜过周汝昌先生。正是在去年读了这一栽赃诬陷俞先生的大作及其反驳文章后，才初步了解了周汝昌先生的为人。后来知道的事情越多，对他就越失望了。现在做一次文抄公，将涉案的几篇主要文章节录如下。感谢师兄惠赠《靖本资料》（上海石言居2005年10月版），这些抄录的文字都来自这本书。文章太多太长，我打字速度慢，既要赶写毕业论文，还要欣赏世界杯足球赛，不可能全文抄录，请朋友们谅解，就窥斑见豹吧。好在这些文章的原文也是容易找到的。我希望，那些周先生的追随者能够跟我一样，幡然悔悟，迷途知返！盲目的崇拜心理要不得，它会蒙住你的双眼，把婊子当贞女，把骗子当成圣人，把坟头上的荧火当成“泰山北斗”！

“路西法效应”

1971年，8月14日，周日。美国加利福尼亚。

一阵尖锐刺耳的警笛声划破了夏日清晨的宁静，警车在大学生汤米·怀特洛的家门口戛然而止。睡眼惺忪的汤米从床上被拉起来，警察向他宣读了逮捕令，他陷入了一桩罪行严重的案件。面无表情的警官向汤米口述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经过搜身，汤米的双手被扣上了手铐，警车呼啸而去。一小时后，经过登记和留印指纹，汤米被蒙上眼睛，押送到斯坦福县监狱。

在监狱里，他被脱光衣服，喷洒了消毒剂，穿上印有表示身份号码的囚服，汤米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变成了六百四十七号囚犯。另外八名大学生也这样遭到逮捕并被送到同一所监狱。

所有这一切都是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eorge Zimbardo）一手策划并导演的。菲利普·津巴多出生于美国纽约，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美国心理学会现任主席，斯坦福大学教授，曾获普通心理学终生成就奖。为了探究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能以何种方式控制个体行为，主宰个体人格、价值观念和信念、津巴多博士在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寻找大学生参加监狱生活实验。酬劳是每天十五美元，期限为两周。”结果共有七十人报名，经过一系列医学和心理学测试，二十四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情绪稳定的年轻人入选。他们被随机分成三组：九名犯人，九名看守，六名候补。汤米和其他八名大学生就成了“罪犯”，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切准备就绪，“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SPE）”开始。

8月14日，星期天。身穿笔挺帅气的卡其制服，胸前挂着口哨，戴着深色Ray－Ben（雷朋）太阳镜，腰里别着警棍和手铐，九名看守的装扮绝对可以乱真。不过这些“看守”没有受过任何专门的职业训练，对如何做狱警，他们只是从电视、报刊杂志上见过。在前一天，津巴多教授以管理者的身份对九名看守们做出如下要求：所作所为尽可能贴近真实，但不能使用暴力维持监狱秩序。具体负责实验者也进行了交代，看守的职责就是“维持监狱法律和秩序”，但不要把“罪犯”的胡言乱语（例如“罪犯”说，禁止使用暴力、不要侵犯人权之类）当回事。

周日上午，看守们兴奋而紧张地期待着“囚犯”的到来。当这些穿着白色囚服的犯人站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已经丧失了真实姓名，不叫汤米、保尔或是约翰，而是“六四七”、“九八一”或“五七○五”，九名囚犯均戴有脚镣，为的是让他们尽快进入角色。这个方法奏效了。

8月15日，星期一。刚刚过了第一天，看守便实施了第一次惩罚：如果有谁忘记指示或床铺整理得不合格，就要做十个、二十个或是三十个俯卧撑，监狱里立刻弥漫出紧张气氛。整个上午，囚犯们都把自己关在牢房中，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体罚。面对反抗，看守们毫不让步，他们用灭火器喷射囚犯，将他们赤身裸体地锁在床腿上，有些囚犯还被关了数小时禁闭。这一切超出了囚犯的承受极限，“八四一二”号囚犯大叫“我受不了！”开始失声痛哭。不过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到底是真戏假作，还是确实真的精神崩溃？甚至连津巴博士也没了主意。最终，实验组只好决定让这名“囚犯”退出实验……

8月16日，星期二。实验监狱重新恢复了平静，但犯人一个个都没精打采，包括替换“八四一二”号新来的囚犯，整个监狱简直成了臭气熏天肮脏无比的猪圈。这是必然的，为了惩罚反叛者，看守不允许他们上厕所。与此同时，试验者又放出风来，说被放出的“八四一二”号囚犯将尝试帮助狱友越狱，从而使看守们草木皆兵，监狱中的紧张气氛达到顶点。有三名囚犯开始出现情绪激动、思维混乱的应激症状，当一名囚犯听到假释委员会拒绝他的假释请求时，竟然全身起了皮疹。

8月17日，星期三。监狱里虽没有正面冲突，但紧张气氛依旧。看守们的惩罚措施越来越别出心裁。他们开始强迫犯人玩跳山羊，这对于只穿囚服而没有穿内衣的犯人来说不啻一种侮辱。此外，他们还有的强迫犯人背着两名狱友做俯卧撑……

这时一名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津巴多教授发现后，没有任何迟疑便将其释放，并马上找人替代了他。

三天内已经有五人退出！

8月18日，星期四。实验继续，看守看似更加无所顾忌，虐待不断升级，不公正的处罚相继上演，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津巴多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当他的女友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实验现场，眼前的景象让她错愕不已。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信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直到他发现看守们有玩出新的花样，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这大大超出了津巴多容忍的极限，监控屏幕前的他被这一幕惊呆了，侮辱和暴力已经无以复加！他下决心结束这一切，第二天一早，他便宣布实验结束，比预期提前了九天！

不到一周的时间，这个实验便让九名身心健康、遵纪守法、毫无前科、具有大学文化知识的年轻人，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看守。到底是为什么呢？

津巴多教授认为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实验开始时，拥有绝对权力的实验指导者就指定了好人与坏人的界限——看守与囚犯。“坏人”是社会的败类、是人渣、不配被当作人来看待，他们的名字不仅被剥夺，由数字取而代之，而且对待他们可以像动物一样被铁链束缚……相反，“好人”则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一旦你穿上制服，就好像开始扮演一个角色，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所作所为要与这身制服所代表的职责相匹配”。其中一个看守如此说道。

尽管参与实验的大学生们都没有参观过真实的监狱，也从未因犯罪入狱有过牢狱体验，但仅在短短的六天之中，他们便学会了某些东西，知道了权势者和无权势者之间应该如何互动。

作为权势者和管教者的看守，通过管理囚犯的职责，取得了限制囚犯的自由，掌握了处置囚犯举止行为的特殊意志，使囚犯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尽在自己的把握之中。他们发现，通过强制原则，会高度、有效地完成自己所担任角色的任务，包括公开地惩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在实验中一位“看守”说，“我觉得自己不可思议……我让他们互相喊对方的名字，还让他们用手去擦洗厕所。我真的把‘罪犯’看做是牲畜，而且我一直在想，我必须看住他们，以免他们做坏事”。另一位“看守”补充说：“我一到‘罪犯’所在的牢房就烦，他们穿着破衣服，牢房里满是难闻的气味。在我们的命令面前，他们相对而泣。他们没有把这些只是当作一次实验，一切好像是真的，尽管他们还在尽力保持自己原来的身份，但我们总是向他们表明我们才是上司，这使他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作为无权势者的囚犯面对权势者所建立的监狱与狱规（可以延伸至类似监狱情境的社会结构），囚犯们只能“回应”——这种“回应”只能导致两种选择：反抗或是顺从。前者，带来的是惩罚；后者导致的是自主性和尊严的丧失。就在试验的第三天，“罪犯”们竟然开始相信“看守”经常对他们说的，他们真的低人一等、无法改变现状。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过程中，津巴多博士目睹了令人震惊的情形：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好人也会犯下暴行。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路西法效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魔鬼撒旦。

耶路撒冷审判

1961年4月，以色列，耶路撒冷地方法院。

以色列政府成立了特别法庭对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刑事审判。审判从4月11日开始至12月15日结束，时间长达二百二十九天，先后开庭一百一十四次。法庭审判中参阅了一千五百份记录和来自十六个国家的近百份辩方证词，听取了一百名指控人的指控，多个国家媒体对此进行了全程报道。

阿道夫·艾希曼，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课的课长。在二战盟军所列的众多的战犯名单中，比起纽伦堡大审判中第三帝国的高官们，他算不上是一个特别突出的人物。然而，对犹太人来说，尤其是经历过二战、惨遭纳粹重重磨难而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来说，一提起这个名字，便立刻会从内心涌起一股抑制不住的恐惧和愤怒。艾希曼本人并未亲手杀死过犹太人，但作为德国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成员，他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却极为突出，他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地迫使犹太人外迁。仅在奥地利工作一年半的时间里，艾希曼及其手下就把十五万犹太人赶出了世代居住的家园。由于工作出色，艾希曼受到盖世太保海德里希·缪勒的赏识，被调回柏林总部B－4课专门负责犹太人肃清事务。在纳粹统治时期，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犹太人，通过艾希曼的策划被运往欧洲各处的死亡集中营。在犹太人眼中艾希曼就是死亡的代名词，是超级死神。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审判之所以成为历史著名案例并非是其规模的效应，而是二十世纪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对此案所做出的深刻分析以及她那篇《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个关于平庸的罪恶的报告》。

当时，汉娜·阿伦特是作为美国著名杂志《纽约客》的特派记者跟踪采访艾希曼审判案件的。审判期间，汉娜·阿伦特坐在观众席上，冷静地观察着在法庭上防弹玻璃罩下这个身材瘦削、年过半百、额角很高、牙齿歪扭，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竭尽全力保持镇静的男人，认真地倾听着这个杀人犯浑浑噩噩又不加思考的陈词滥调，分析着他那惯用的官方用语和措辞。

在人们眼中，像艾希曼这类冷酷无情的杀人犯，必定是一个道德败坏、凶神恶煞的魔鬼。但据阿伦特的观察，“艾希曼既不阴险，也不凶横”，只是一个平庸无奇的技术官僚。让人煞费思量的是，就这样一个平凡的普通人，怎么会干出如此灭绝人性、丧尽天良的事情？

恰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文学大师海因里希·伯尔所言：艾希曼“原属平庸之辈……他本可以默默无闻地做个保险公司的职员，挨家挨户地上门推销业务，或是到一家小报担任地方新闻编辑，报道点事故或火灾什么的消息，要不就当个洗染店的经理，客客气气地把洗干净的裤子送到顾客手里”，“他（艾希曼）不是杀人犯，因为任何一个杀人犯都有杀人动机……他不是案犯，却犯下了一桩策划并实施大屠杀的罪案”。事实上，阿道夫·艾希曼与“汉堡及其近邻的居民一样都是需要衣食住行的寻常百姓。他们都曾上学、存钱、打电话、乘电车、看电影、亡命天涯、祈祷上帝、闲得无聊、盼望下班……也都每天早晨看天气、吃早餐、然后情愿不情愿地去上班……”他们只是在做，无思考地做，高效率地做，四处忙碌，“无论是在集中营还是芝加哥的肉牛屠宰厂”，但不知道究竟自己在干着什么[1].

对艾希曼的道德标准如何判断，有一件事很说明问题。当时，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罗丽塔》（Lolita），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系教授纳波柯夫（Vladimir Nabokov）。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中年学者与一个只有十二岁的继女之间发生的不伦之恋。由于题材过于敏感，因此没有一家美国出版商愿意沾手，最后小说只得在英国出版，小说一经出版，立即遭到抨击，《星期日快报》主编戈登（John Gordon）撰文指出：《罗丽塔》是其一生中读过的最淫秽下流的书籍，“是肆无忌惮的色情文学”。不过，也有叫好者，《星期日泰晤士报》将《罗丽塔》评为“最佳文学作品之一”。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牢狱候审期间，一名以色列狱卒受好奇心驱使，把这本充满争议的小说，交给艾克曼阅读，看他会有什么反应。只过了两天，艾克曼便把书交还给狱卒，轻蔑地说道：“好一本污秽的书！”因此，在阿伦特看来，这个被认为是恶魔的人，其实不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不过是庞大的纳粹官僚机器内的一颗“螺丝钉”。

对于艾希曼的审判，汉娜·阿伦特睿智地提出了一个前人未曾思考过的二律背反的问题：正常人也会成为杀人犯。

在一般人看来，凡是正常人都不会成为杀人犯。杀人犯必定是那种怀有阶级仇、民族恨的阶级敌人，或是某种心理变态的恶魔。所以，如果说艾希曼是杀人犯，就不可能是正常人。而汉娜·阿伦特恰恰通过法庭调查了解到，并且许多心理学家也都证实，艾希曼是一个心智极为正常的普通人，同时监狱的牧师还发现艾希曼具有明确的观念。因此，阿伦特提出了“正常的”人也能成为杀人犯，而且可能成为屠杀成千上万人的罪大恶极的刽子手。这种“平庸之罪”较比恶魔犯罪，对于人类的危害更加严重。

这样，汉娜·阿伦特就把问题尖锐地摆在了社会公众面前：她以“平庸之恶”这一说法概括了上述的思考，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之所以“恶”，不是他本人有什么恶劣的品质，相反阿伦特注意到，艾希曼是一个非常有礼貌、有教养的人，即使在法庭上，他回答问题时也“不忘记用对方的头衔来称呼对方。比如一直是小心翼翼地答道：”是，大尉。‘’但是，检察官先生‘，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不加思考却非常讲究客套的对应“[2].在第三帝国的背景下，艾希曼完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他没有任何理由将自己的所作所为与有罪联系在一起。

阿伦特认为艾希曼所以成为作恶多端的杀人犯是因为他是无思想的人，不仅停止了思考能力，而且还对权威绝对服从。

审讯期间，艾希曼再三声称，自己的职责只是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任何人都不会质疑上级的指令。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纯粹是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考虑怎样“解决犹太人问题”。换句话说，阿道夫·艾希曼只是极权专制制度的一个工具，即使他突然消失，纳粹政权也可以随时找到其他合适的人选，去替补这个人的位置。

阿伦特分析，艾希曼之所以成为官方政策的有效执行者，其中有两大关键性因素：首先，他无条件地接受了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鼓吹的观念，大规模地杀人，尤其是杀犹太人是一种英雄之举。要完成这个无比荣耀的事业，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以及对元首的绝对忠诚。其次，当艾希曼逐渐习惯于看到身边尸横遍野时，他采取了（如自己描述的）“另一种个人态度”：“我们已经不在乎自己今天还是明天死去。”按照第三帝国的定义，视生命如草芥，已经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英雄行为。换句话说，对于生命的漠视，对于他人悲惨命运的麻木，已经在艾希曼观念中认为是极为正常的。

艾希曼的这种无思辨能力，还表现在对于什么是纳粹党，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一直是浑浑噩噩。他供称，恩斯特·卡尔腾·布鲁内尔建议他加入纳粹党，当时他就想“为什么不呢？”至于为什么要加入，艾希曼不明就里。加入了纳粹之后，艾希曼还继续与犹太女友共同经营生意。但加入纳粹并未给他生意带来任何好处，反而由于是纳粹党成员，他必须与女友分手。缺少了女友的资金支持，艾希曼的生意一落千丈，最终破产。至于他加入党卫军也并非出于政治企图，而是生意破产后，在奥地利实在混不下了，只好跑回德国谋求生计，当上党卫军中一名听差。他丝毫没有想到，党卫军会得势，自己会出人头地。就是像艾希曼这种丧失思辨能力的人，因周围的社会化境和政治氛围，以及身边的多数人都毫无异议地拥戴纳粹，支持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命令，因此，也变得毫无顾忌地为非作歹，行凶作恶。

在纳粹极权统治下，良知在德国彻底地丧失了。纳粹党以一种意识形态为社会主导，以设定的理想为终极目标，并以此动员人民的热情和支持，还通过纳粹的层级系统全面控制政府体系（包括警察、军队、通讯、经济、文化及教育等部门）。在纳粹德国，私人空间也肯定会被压缩到几乎不存在的状态。而当这一切发生时，这个自由被减至最低限度为基础的专制体制变得更加具有效能。不言而喻，在第三帝国中，黑与白是颠倒的，良知与罪恶也是颠倒的。由此，在第三帝国中那些奉公守法的具有“良知”的公民，对黑与白，良知与罪恶的认知自然也是颠倒的。他们普遍关心的是国家能否保障自身的工资待遇与福利水平；自己的国家能否在战争获胜；战争是否会危及自己的家人的平安和社会的稳定。至于犹太人的生与死、甚至灭绝，其他国家与民族的苦难和沦丧，他们并不认为与自己有多少关系。艾希曼本人就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也就是说，他完全服从帝国的法律，忠诚自己的国家元首，听从纳粹党的安排，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践行了第三帝国公民应尽的义务，既然如此，问心无愧，何罪之有？阿伦特对此强调：在希特勒的德国，法律被彻底颠覆，以至于一种“良知”的声音开始告诉人们：“你们应该杀人。”她分析道：“邪恶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了被多数人所认同的品性——诱惑的品性。”正是善恶是非的颠倒，在大多数文明中被认为是善的东西，在德国变成了“诱惑”。实际上，如果存在着所谓“诱惑”的话，那么它就是不去杀人的诱惑，不去出卖邻居、家人的诱惑，不去打、砸、抢、烧犹太人商店、教堂的诱惑。阿伦特将艾希曼视为平庸之恶的一个典型，因为从他的身上如此清楚地显示出，当一个政治体制腐败堕落的情景下，在此状态下生存的每个人，如果“缺乏思想——某种绝不等同于愚蠢的东西——预先就注定使他成为那一时期最罪大恶极的罪犯之一”[3].

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一书中曾对现代条件下人类生活的一般状态下过一个定义：没有思辨能力、“没头没脑的鲁莽、无可救药的迷茫，或是自鸣得意地背诵已变得琐碎空洞的真理——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遵循这样的思路，艾希曼的罪恶就并非是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由于极权主义体制下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造成的恶行，在这种体制中下越是“好”公民，越是体制的拥戴者，其人性的丧失与蜕变就越加厉害。

汉娜·阿伦特的这一结论为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在纳粹时代曾有无数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训练，有着良好教养的“知识分子”狂热地投身于纳粹的“运动”，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血债累累的刽子手中间甚至还有不少具有博士学位的家伙，有的还拥有双博士学位。例如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担任“医生”的党卫军军官中，其中有二十八位具有博士头衔。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德国医学界、生物科学界的不少科学家以学术、科学为幌子为纳粹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出谋划策，尽忠效力；德国史学界的学术权威也曾为迎合纳粹的“东部政策”、“德语文化圈”、“民族共同体”的政策从事研究，为希特勒开辟东方战线制造历史依据；当第三帝国发动奴役欧洲的战争时，这些人又编造种种学术谎言为希特勒的“西方政策”制造借口。从纳粹体制的罪恶与责任的层面，汉娜·阿伦特对艾希曼的审判进行了严肃的审视，并以此深入到个人良知的内省。诚如她的早年导师卡尔·雅斯贝尔斯曾经分析过的，在纳粹极权统治下，每个人都“戴着假面具生活，——想活下去的人谁都不可避免要这么做，这就带来了道德有罪的问题”。例如：人人见面互致问候的“Hi，希特勒！”这种德意志式的问候礼；对纳粹权威的尊敬与服从；在希特勒统治下使用的纳粹党文化的套话、官话；由于恐惧而取悦于纳粹政权的种种表现，甚至为了保住自身的名誉、地位、利益而不惜告密、出卖自己的朋友、同事、家人等。雅斯贝尔斯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患有健忘症的人在这些事情上会欺骗自己，因为他们想欺骗自己。戴假面具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基本特征。”

《纽约时报》曾报道了一则新闻，六十年前美国一位CIA的情报官员在法兰克福的一所公寓里发现了一本相册，相册的主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纳粹官员，名叫Karl Hoecker.2006年，这名情报官员将这本相册捐给了美国“犹太人屠杀纪念馆”。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纳粹集中营的军官相册，一定会记录集中营里受害者的惨状，或是保留焚化炉、毒气室的写照。

恰恰相反，相册中的照片全部是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里，那些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和助手们的生活写照。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穿戴整齐、相貌端正的年轻男女，在集中营附近的度假营地嬉戏。他们快乐地吃着浆果，拉着手风琴，唱着歌。看着照片，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活泼可爱的青年就是刽子手，而那些可怜的受难者就近在咫尺。

相册的主人Karl Hoecker在照片中非常庄重地装饰着圣诞树，俨然就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和友善的邻居。谁能想象，就是这个人曾亲手屠杀了上千名无辜的犹太人。正如阿伦特所描述的：正因为艾希曼太“平常”，“因而显得格外可怕，……他比想象的更接近地狱的生活”。

无论是“路西法效应”还是“耶路撒冷审判”都表明，社会情境和社会角色即在人与制度的关系中，人的意识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制度的规范和调节。人作为社会动物都要归属一个群体，重要的是无论任何群体都有一套社会规范（或是潜规则），无论何人，只要在体制内，就不得不遵守这些规范。因此，制度一旦形成，人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其塑型。制度的型塑功能甚至会延伸到人的心理、意识、观念等精神领域。一旦制度转型，不仅社会的规则会随之改变，甚至会重构，而且人的价值观、道德观、精神境界也随之再塑。这就是人与制度之间相互的关系。人设计了制度，但反过来人又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和重塑。

在“SPE试验”中，当津巴多博士说“好人”变成“坏人”时，那些“坏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坏人，他们或是认为受害者罪有应得；或是认为不过是按照自己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采用了恶的手段来实现其正当的目的。用目的的合理性掩饰施虐和施暴的残酷，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常态。

一个好的制度，当然要能保证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社会的正义、公平与公正。当制度不能保证公民的自由、安宁、体面、和谐的生活时，当一个制度不能扼制或者根除屠杀无辜的邪恶以及“丛林法则”的强盗逻辑时，那些反人类、反人性的罪恶势力必然会令人恐惧地在社会中滋生、蔓延，不仅社会上原有的邪恶分子更加邪恶，甚至那些被看作最为弱小的普通人也会受到感染，在某个时间、某种场合、令人意想不到地显露出强盗或是流氓的峥嵘面目。因为，制度已经教会他们要想在狼群中生存，只有把自己也变成狼。然而，把生活中除了个人原因以外的种种不幸、苦难、烦恼、恶行都归结于现存制度的缺陷，也是将人与制度之间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了。

一个社会的制度的文明程度，在一定意义上也取决于人自身的文明程度。倘若一个社会以“丛林法则”视为行为准则，普遍缺乏人文关怀；倘若一个国家自大狂妄到唯我独尊的地步，拒绝接受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观，排斥一切外来进步与文明；倘若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的苦难和灾祸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缺少同情与慈悲心怀，那么，这个社会、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建立起文明、先进的制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西法效应”与“耶路撒冷审判”给与我们的思考值得永远汲取。

注释：
    〔1〕（德）伯尔：《伯尔文论》，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1页。
    〔2〕（德）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3〕（美）帕特里夏·奥坦伯德·约翰逊：《阿伦特》，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4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时候，我们必须澄清一个被有意搞混的问题：中国彻底扭转自1840年以来的颓势，开始了民族复兴大业并走向世界大国不是在1949年，而是1945年。
 
在1945年，中国有一个被法西斯国家及其仆从所仇视但被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和政治力量(例如各国反法西斯的流亡政府)所承认的统一的民族政府。在这个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包括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强大援助下，不但赢得了捍卫国家主权的战争，收复了台湾和东北，而且出兵东南亚，为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打败法西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坚苦卓绝的抗战扭转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任人欺凌的形像，赢得了反法西斯阵营的尊重，标志着“半殖民地”地位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至此都已终止，中国第一次在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中扮演正面和强者的角色，不但被列为世界五强，而且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尤其是常任理事国。从一个在自己领土上被迫接受列强的特权的弱国到一个在国际事务上享有特权的大国，中国靠的不是过去的列强地位(英法)，也不是超强的军事实力(美苏)，更不用炫耀恐怖的蘑菇云，而是在民族抗战中用卓绝勇气和牺牲精神换来了世界大战和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当时不明明还是一个弱国吗？开罗会议上中国利益不还是受到损害了吗？再说，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不是罗斯福出于美国利益硬给安排的吗？对于前两个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没有哪个国家突然在某一年在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上全面崛起为强国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总会有一些阶段性的或者某一方面的标志性事件。如果当时的中国弱到其利益在开罗会议上还能被妥协被损害的地步(损害中国的恰恰是支持中共的苏联而非美国)，那更说明这个五强之一的名义来之不易。至于罗斯福的“恩惠”说，国际政治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世界五强之一这个名分是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牺牲和贡献之后应得的报酬和实惠。罗斯福认识到这一点，排除了苏联和英国的反对，帮助中国获得了世界大国的头衔，为以后的中国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创造了条件，这总比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民的朋友”斯大林当时力图以强权恢复沙皇在中国东北的殖民利益更值得中国人感谢吧？
 
除了国际意义，1945年给中国国内政治生活带来的希望也是近代史上少有的。

国民政府领导抗战带来的威望使它成为1911年以来在人民心中最具合法性的中央政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战胜法西斯的历史过程为消除地方割据和实现民族团结奠定了基础；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民主气氛和各党派都能对国家大政方针畅所欲言的环境为实现民主宪政准备了条件；社会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有充份的保障，连指责执政党是法西斯独裁、要求军队国家化的报刊都能公开出版发行；主要反对派中共一度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口号也显示了自1927年以来一直进行你死我活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两党并非没有避免冲突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有朝着良性有序和平宽容方向发展的希望，体现在1946年初各党派坐下来共商国是的“旧政协”上。
 
今天从这个角度回顾1945年，如果说“旧政协”为什么失败和国共双方谁该为内战负责或者谁有更大的责任这些问题牵涉到党派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话，那么我想中国在1945年所获得的国际地位应该是一个简单明了的历史事实，每一个中国人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不但应该承认而且应该为之骄傲。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1949年以来的官方不但从来就避免谈论1945年给中国的国际地位带来的巨大变化，甚至连中国当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都不承认，说中国的独立是1949年的革命所带来的，理由是1949年以后“帝国主义被赶出了中国”，但又从不告诉人民当时中国究竟被多少国家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没有被废除这些关键问题。这里的“赶出”无非是外交关系的中断、外资的国有化和西方国家在华宗教文化慈善事业的终止。但是，这些变化的性质是一个国家国际关系的变化，而不是从殖民地到独立国家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和中国革命相比的是霍梅尼的伊朗革命(伊朗人认为那场革命赶走了西方势力，但却从来不认为它给伊朗带来了“独立”，这个事实说明即使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对于本国历史的连续性也有起码的尊重)，而决不是发生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和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族独立斗争。但在官方的世界历史叙述中，中国1949年的革命往往被鱼目混珠，放在这个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浪潮之中。)。 不久之后中国的走上“全盘苏化”的道路，更说明了这个变化的实质。值得指出的是，当毛泽东宣布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时，唯一在华享有特权、在中国旅大建有军事基地的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美国在华曾经有过的军事设施都是为二次大战服务的，和帝国主义不沾边，而苏联在中国的军事基地建立于战后，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安全，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霸权主义)。苏联的这个帝国主义特权在“新”中国又维持了将近10年，成为对“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绝妙讽刺。
 
“1945年”就是这样在中国大陆被“1949年”压制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最近10年才有所松动，其对历史的扭曲曾经到了连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烈士墓都难逃厄运的地步。这种压制的历史作用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合法性提供了主要资源：一个给自己民族带来独立的政权，当然是一个劳苦功高的政权。“1949年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的历史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以此为核心的历史教育和官方宣传长期以来如此“深入人心”，以至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中国人虽然知道1949年以前连苏联都在南京有大使馆以及诸如此类的很多历史事实，但“毛泽东给中国带来了独立”这样的谎言仍然是他们下意识的一部分。然而就在历史记忆和政治宣传上压制“1945年”的同时，建立于1949年的政权却在1972年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并顺理成章地成为常任理事国，从“1945年”这颗民族的大树上摘下了最大的一个桃子，至今享用不尽。
 
如果没有“1949年”，“1945年”给中国创造的条件和指明的方向可能会大大缩短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历程。今天在中国终于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时，我们应该认识到长期以来用1949年打压1945年，这不是作风正派光明磊落的政治家所为，应该被今天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所唾弃。如果对暴虐的秦始皇都在历史教科书上一条条地把他对“中华民族”或者“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贡献从版图到度量衡数到了唯恐漏掉一条的地步，那么在同一本教科书上写清楚1945年的中国不但是一个独立的而且是有世界影响的国家难道就会置自己于死地吗？

2009年8月12日上午，成都中级法院公开审理谭作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笔者与谭作人先生是同一战壕的亲密战友，我自己怕像谭作人先生那样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抬举，具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能力。为此我在11日上午，带着自己身份证件从自贡专程前去成都市中级法院登记领取旁听证，接受法官法治宣传，接受法治教育，法官告诉说，“公开审理，不发旁听证，只凭本人身份证。”

12日上午，笔者和陈云飞先生，和新认识从北京专程赶来参加旁听的枉成明，和从灾区专程来成都参加旁听的王大联先生，早上7.30分钟，就到达成都市中级法院外，我们4人在车内睡了一会，等法院法官开门参加庭审旁听，约8.40分钟一行4人向法院走去，发觉法院大门内外早就已经聚结很多人群，拿着身份证排着长队进入法院安捡处，用乘座飞机入安捡程序一样严格捡查每位参加旁听人员，随身物品全部拿出来，接受法警检查，电脑笔记本，摄像机，照相机扣下，其余物品全部归还旁听人员。陈云飞先生，排在我前一位，正当陈云飞先生拿出身份证和随身物品，接受法警捡查时，突然窜出4-5名便衣国保警察大声喊，“陈云飞你站出来！”，陈说，“我今天有事，参加庭审旁听。”边说边走入安捡内，其中一名国保警察翻过围栏去抓陈云飞时，站在内的一名警官见事不好，立即叫住那位凶神恶煞的国保警察说，“让他进来！”，在法院内5-6名法警立即将陈云飞双手夹着押入关押室内。

我和王大联，枉成明走向人为抬高的台阶梯进入法院大厅内，看见大约有200多名来自省内外声援谭作人先生的学者、网友、维权人士、地震重灾区死亡学生家长等人群。灾区死亡学生家长带着死亡学生生前照片，法院大厅正中央悬挂着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词“严肃执法”，金光闪闪的4个大字。当我们走去5号法庭，发现进出入大门被法警威严的站在一排堵着入口处，不准旁听人员进入5号法庭，参加旁听者，向法警问其原由，法警回答，“凭旁听证，才准入内。”参加旁听人群堵在5号法庭外质问法警为什么？象木头一样，死扳着脸的法警们面对人民群众的质问和指责，一律拒绝回答和解释，因为解释权，属本院院长和上级领导人，我们就别为难法警叔叔了。接近开庭时间，谭先生无罪辨护人蒲志强，夏霖律师走入5号法庭外。众人看见，不约而同全体鼓掌欢迎！各地参加旁听人群正在纷纷指责法院欺骗老百姓时，一法官向人群宣布，“参加旁听人员，请到一号法庭去看庭审视频直播。”我们涌入一号法庭，许久未见到“庭审视频直播”，参加旁听人员发觉被公正执法者，彻头彻尾的忽悠了。

全国各地参加旁听人群还在不断地涌入大厅内，灾区死亡学生家长和正义人士的谴责声、诅咒声、灾民的哭声在法院大厅内久久不能平息，也许，本法院院长和上级领导怕事态失控，立即增援约50多名警察，进入5号法庭外，左右两边拉起警戒线，警戒内站两排法警阻拦旁听人群，两排法警面对人群的质问声，和灾民的哭诉声，两排法警全部都用背朝着人群，他们却是无脸见家乡父老。还有许多身上佩戴清一色红色小徽章的人执行特殊任务，混进各地参加旁听人群中，密视着谴责，诅咒，哭声，谈论，用手机拍照等人员，一旦发现情况，佩戴红色小徽章的人立即向拿着步话机的警官密报，警官带着法警由佩戴红色小徽章的人指认，法警在大厅内随意抓人。笔者在现场亲眼目击有约6-7人抓进去，其中王大联，曾先生被抓到法院审讯室，王大联被法警删除手机内相片，被驱出法院大厅内，曾先生大约10.30分钟，被抓入警车内，至到庭审结束获释放，失去2小时自由。

笔者和枉成明大约11点钟，走出法院大厅，我去安检处取回照相机，找到王大联先生，我们看见法院大门外约有100多名未进入大厅的各界人士，正被警察和便衣赶走，离开法院大门，四周各公路交差口上停有2-3辆警车和警察，法院大门左右停有4-5辆警车，成都市国保和区国保警察倾巢出动，戒备森严。各地市县国保警察也在法院内外抓捕灾区死亡学生家长和声援人士。

我们3人到成都市中级法院对面人行道路边坐等庭审结果，突然开来一辆警车坐着4-5警察喊我3人立即离开，咱又去商店门外坐，也被穿着警服的警察赶走，枉先生问，“我们没有堵塞交通和人行道，以什么理由赶走？”警察说，“不需要理由。”我们走去买矿泉水，发现身后有5名便衣跟踪，笔者故意停下不走了，便衣警察也不走，其中一位身材高大，面像凶神恶煞的便衣贴身跟踪，当笔者接受记者电话采访，也贴进耳朵来听，便衣如此“尽职尽责”的下流之作，我用眼神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该便衣还算有点知廉耻吧，才远离我们大约2-3米远，寸步不离左右，的保护咱们3人人身安全。

下午约1.30分庭审结束，声援人员把人权律师蒲志强，夏霖团团围住，笔者和王大联，枉成明起身横穿公路向两名律师走去，我紧紧握着志强，夏霖律师的手说，“你们辛苦了，咱四川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夏霖说，“我也是四川人。”哦，你也是咱们四川人。我急忙拿出照相机，对准志强和夏霖拍照，一名警官拿着步话机指着大声吼叫，“不准拍照！。”

声援人员大声指责，“这是在法院外，只准你们拍照，就不准我们拍？！”另有几人用相机和手机在拍照，笔者才躲过一场劫难。下午约2.30分，我们见到出庭证人被成都警方用暴力扣押的艾未未老师，我紧紧握住艾先生的双手，久久地开不了口，自己也不知向先生问候什么，也见到被成都警方以涉嫌藏毒品为名，非法扣押6小时，香港有线电视台女记者黄女士和吕先生。因为警方对艾先生的暴力和陷害记者，让我们四川人蒙耻！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公正执法者，在法院内外公开随意抓捕本国公民，公开用暴力阻拦出庭证人，公开陷害记者，既敢欺骗民众，以公开审理为名，秘密审判为实。成都市公检法官员用如此黑帮不如的流氓下流手段，用暴力和谎言迫害本国良心同胞，编造谎言罗织罪名故意陷害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大好人谭作人先生。这些赤裸裸的以民为敌的犯罪官员，人民将会把这些犯罪官员永远钉上中国司法腐败史册内的耻辱柱上！

刘正有
2009年8月16日于四川自贡租住屋

中国和澳洲的双边关系在陆克文上台之后出现了一段蜜月期，但是现在已经矛盾丛生。继中国间谍丑闻和力拓案之后，政治的影响也已渗透到了双方的民间交流之中；在力拓案还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和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娅则成了最近世界舆论的焦点.已经举办到第58届的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国际知名度很小，但是今年却不同了，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成了国际舆论的焦点，着实热闹轰动了一番：先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文化领事致电电影节负责人，以个人名义希望电影节不要播放介绍世维会主席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10个条件》遭到拒绝，然后就是三位中国导演宣佈不出席本届电影节，并撤回参影的三部电影，继而就是传出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网站被中国骇客攻击的消息，更有绿党主席鲍勃？布朗写信给陆克文，要求向中方发表声明，不要干涉电影节的言论自由。热比娅尚未在墨尔本出现，只因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的浓墨操作，在电影节甚至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关於热比娅的“热”。

热比娅的“热”，可以说完全与墨尔本的“墨”，即墨尔本电影节泼出的政治化“墨”有关.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历来都是默默无闻名气很小，多具电影圈内自我陶醉的性质，但是它抓住了7月5日新疆维吾尔骚乱这个契机，打破惯例将报名截止日后才收到的《爱的10个条件》纳入放映计画，将电影与政治紧密联系到了一起，并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扩大能够充分利用政治手法来扩大电影节的影响。可以说，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是成功的，成功地推广了电影节的知名度；但是，这种将电影政治化的做法对中国至少是不公平的，即使该纪录片的导演丹尼尔在影片播放后也承认“这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纪录片，也并不客观和中立”，因而文化领事、中国导演、中国媒体和线民对此表示强烈抗议是完全应该，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无论是目前墨尔本电影节的纪录片风波，还是以前的中国间谍丑闻和力拓案，这些都与政治有关，都是国与国之间关系在不同领域的反映，中国的国家媒体发佈大篇幅的抗议性质报导以及澳中两国政府各自发表声明甚至抗议是十分正常的，那都属於政治与外交博弈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大多是强硬的举动。这里就引伸出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在热比娅的“热”和墨尔本的“墨”之间，应该有海外华人和华人团体的“冷静”和“柔软”。面对“泼墨”，政府当然需要显示强硬；但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团体都跟着政府强硬，关系就难免会闹僵、强硬到崩弦。作为民间力量的海外华人和华人团体，应该充当那么一股“柔软”的力量，在矛盾的双方作足“粘合”协调的工作，起到政府的强硬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京剧《沙家浜》里的阿庆嫂有这样的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面对蒋介石、汪精卫和新四军三股力量，阿庆嫂能够有“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方略和“来的都是客”的肚量，这是值得海外华人和华人团体在平衡各种力量、在各种力量中间起作用所应该学习的。

热比娅有什么可怕的，“来的都是客”，“摆开八仙桌”招待她也无妨；以前是兄弟民族，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中国政府不能起到的作用，海外华人和华人团体可以来补充嘛。

2009年7月28日

 

从1978到2008，中国大陆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三十年了。回首既往，论家蜂起。这半个甲子的风风雨雨，在各种不同视角下，以多元形态呈现在世人眼前。

人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问，中国改革三十年，什么“东”“西”？

各家论述，众声喧哗，这里无法一一涉及。譬如，对于原教旨共产主义老左派的观点，因为它不成气候，已处边缘，兹不赘轮。

本文只想粗略考察三种有某种代表性的关于三十年的观点，焦点局限在毛、邓这两个三十年的异同。在政治光谱中，我把对改革的看法简化为的三个区段：1、左翼（毛邓）统合派观点；2、自由派的区隔论述（毛邓的六十年前后对半二分，改革三十年二分）；3、右翼统合派观点。

左翼统合派的观点以甘阳为甚。他认为：“把前三十年（毛时代）和后三十年（改革时代）完全对立起来的论述都是有失偏颇的，而且难以真正解释共和国六十年的整体历程。如果说，‘旧改革共识’往往带有否定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倾向，那么，‘新改革共识’实质上就是要求把共和国前三十年形成的传统重新整合进来”。对于“一些比较大的争论，特别是涉及到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他一反众议，竭力讴歌毛对于破除计划经济体制的“贡献”，认为毛为1978年之后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由此进而认为毛时代30年与后毛时代30年，这总共60年是连续的、一体化的，二者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他向往的未来，则是“儒家社会主义”。这大体可称为肯定式的毛邓统合派：六十年一贯制。

右翼统合派观点以刘自立为代表。他的基本观点是毛时代与邓时代无甚差别。他认为“49年，是人们说的革命或者建国”有功”.功在何处？就是恢复私有制，土地私有——这是伟光正之”第一功”；再就是实行《共同纲领》，确立新民主主义论，让资本家合法化，对知识分子来一个同进凌烟阁，大家分田，分钱，分官，真忙。…。（但）这个逻辑很快就破产了，章罗们，很快就成为右派；资本家们成了财产被剥夺者；农民们，被取消了土地私有，于是，我们从结局看待当初，会有一种‘统一场’论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所有权贵改革的端倪，全部出现在所谓92年邓氏南巡以前，只是以后，变得变本加厉。这些端倪是什么呢？一是，改革不曾引进任何普世价值和自由理念。这个东西，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只是做到承包制；在所谓市场经济机制中，从来没有引进党可以不领导经济，也无权领导之的任何理念。党的经济垄断，从来没有在理念上和实际上，哪怕是做些许摒除。”这大体可称为否定式的毛邓统合派：也是六十年一贯制。

在自由派，则基本上采取区隔毛邓时代的立场。虽然各位作者的具体论述不尽相同，但大体共识，仍有迹可寻。譬如秦晖认为：“中国改革前（毛时代）经历的是一个负帕累托的过程，几乎所有人都吃亏，获利的人极少。改革在负帕累托的背景下进行，（改革）前期阶段就自然变成了所有人都得利的过程。”“文革破坏了计划经济，使改革具备了一些条件，这个说法有道理，但认为当时把计划体制破坏掉了就是一个进步，我觉得这是错的。”“文革时代破坏计划经济并不是要搞市场经济，它造成的结果是一种既没有市场也没有计划的糟糕状态。”

朱学勤认为：“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启动，首先就是要回顾它是被文革逼出来的。实际上是更大范围、更长时段激进革命运动的终结。…改革在党内的开明取向的党员和党内外有强烈改革愿望的知识分子，还有社会底层，主要是农民，这三者当中结成了一个广泛的同盟。（但）三十年来中国是有两场改革，而不是一场改革。第一场改革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1989年是青春浪漫的岁月。第二阶段改革，它是在改革中断的背景下徘徊三年，重新启动的。”徐友渔则认为：“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这些大体都可称为区隔毛时代和邓时代、区分两个三十年的论述；但他们也承认，在政治结构上，二者之间仍有相当强的连续性。

显然，对三十年改革的评估，无法绕开邓小平。对中共执政六十年的评估，绕不开对毛泽东与邓小平这两个政治符号的比较与评估。

邓，作为一个毛式左倾路线的两次受害者，作为因毛氏红卫兵批斗致残者的父亲，他看到并切身体会到毛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从感情上否定毛应是顺理成章；然而，作为毛创建的的政权和利益集团的继位者，作为毛早期的党内追随者，从理智上他却不得不洗刷毛的大部罪行，而把它转嫁到毛夫人及其同伙身上。作为一个实际的政治操作者，他无疑已经清楚，中国问题的症结根本上正在于制度和意识形态，但对于自己前半生为之奋斗的、执政合法性源泉的马列毛主义，他又不能“砍旗”，只能“挂羊头，卖狗肉”，在原有意识形态旗帜下改变其内涵。即，仍然使用马列毛的话语系统，但是通过把强调重心的移位，通过颠覆原有的内容等方式，邓为自己的政治转向作了实用主义的辩护。邓的两难悲剧在于，他必须用反（马列毛）意识形态的经济方式才能挽救党，而公开声称反（马列毛）意识形态又必定摧毁共产党。因此，非毛化和非意识形态化只能做，不能说。这就是他提出的“不争论”方针的奥秘。

毛泽东与邓小平，虽同为共产党，但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舞台上的两个象征符号，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向和治国风格。毛吟诗作赋，耽于梦想，不守常规，蔑视法制，置几亿生灵的日常生活和生命于不顾，大起大落，折腾了中国近三十年。饿殍遍野，冤魂无数。邓低调求实，少说多做，乾纲独断，毅力非凡。当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冒死犯难，签约单干。农民这种以死相拼的气势震撼了中南海。邓因应大势，顺水推舟，打开了在经济体制上非毛的闸门，放松了经济上对国民的强制，变革了毛氏的人民公社等经济制度，把中国向世界打开，放权让利，为经济起飞解除了束缚。然而，不可原谅的是，也正是邓，把坦克车开上大街，血腥屠杀了和平示威的学生和民众，成为他永远抹不掉的历史罪孽。

诚然，如刘自立看到的，毛邓不是没有共通之处，那就是竭力坚持中共的垄断权力。然而倘若说1978年的逻辑与1949年的逻辑是一致的，那也是昧于事实之论。

1949之后，在56、57、58年之合作化、公社化、剥夺资本家以及打击右派实施思想国有化，这些是对于中共在《历史的先声》中自由民主许诺的彻底践踏和逆转，已无可争议。刘自立文内虽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刘把建政初期的土改一言以蔽之为“恢复私有制”，则是明显误导；称78年后的改革开放“比较49年共产党推崇土地私有制，要落后得多，”亦是过甚其词。在49年土改那里，先是用暴力抢掠私人（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财产，名义上分发给其他私人（贫下中农），然后，合作化、公社化又统统拿回土地至一家（党-国）手中独占，土地被集中到了一个最大的地主——政府手中，真正彻底实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乃枉顾任何历史正义。是故1949年之后（56、57、58、66年）毛的逻辑是明火执仗的抢夺与倒退，是与文明背道而驰的野蛮化，这难道还有什么异议？试问，如今农民的地契何在？

而回观1978年之后的改革以及1992改革重启，固然内蕴严重缺陷，但无法称为倒退，则是显然的。

大体上，1949 与1978，一个是自闭于国际社会，一个是渐近于外部世界，后者虽然摇摇摆摆，进三退二，但两者的逻辑及其方向仍是不同的。

1992年的改革重启，虽然政治上禁忌森严，但在经济制度上，邓的“不问姓社姓资”，已经跨过了八十年代反复缠斗的共党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的门槛。人或问，何以至此？深究之，它的“解放”机制，其实蕴涵在如下未曾明言的逻辑前提里：当局在大街公开杀人之后，一条最难的心理“禁忌”和防线都冲破了，那么，还有什么不可做的“禁区”呢？于是，姓社姓资、道德规范、法律条文，礼仪廉耻，……无所谓了，它们通通丧失了约束力。借助胡赵八十年代奠立的经改框架，借助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一个空前的“淘金热”降临中国，一个权力与资本交易的机会君临中国，并最终把中国热烘进了世界贸易组织。后三十年的中国，与前三十年相较，除了政治禁忌仍存，其余已百无禁忌。

把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硬生生“整合”在一起，并高调捧毛，甘阳的抬杠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涉及的是基本事实问题。其实，连中共自己也承认，在毛时代后期，中国“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也许，甘阳要的就是这种混乱和崩溃。倘若用一比喻，他的文章的逻辑简单概括起来就是：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建一座崭新的城市（新经济制度），是有老城市的建筑（计划经济）存在好呢，还是干脆就一片废墟更好？他选择的是毛氏废墟。也许，在废墟上建设的确方便，用毛的话来说，“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别忘了，旧城也是有人居住的。（前苏联计划经济）式的旧城旧屋固然令人处处受缚，非常难受，但总比居无屋，在废墟上挨冻受饿要强。甘阳大概已经忘记了在三年大饥馑中横卧于村的三千多万饿死的农民，也忘记了自己当时成年累月饥肠辘辘的感受了。十几、二十年前他可并未忘记这些人类史上罕见的灾难与罪孽，屡屡愤愤然向天指控。如今何以如此心平气和飘然物外了？也许他真有了重大的学术发现，发现什么反右运动，什么大饥荒，什么文革浩劫，什么六四屠城…。，统统是子虚乌有，惑众妖言。倘若甘阳果真有此重大学术成果，何妨略示一二，以开化一众凡庸之辈？否则，何人愿意被“整合”进那他津津乐道的闭锁于世界的毛氏“一穷二白的三十年”呢？人，毕竟不是毛氏实验室的实验品。实际上，那个实验室，至今还存在一个封存的缩微版和活化石——北韩。如今，是人们投奔那毛氏实验室，还是被实验的人们纷纷冲出围城呢？要判断人流的方向，只需到中朝边境去看看就清楚了。

鉴于上述，虽然有些细节与用语或有可争论之处，但不必讳言，笔者的基本看法与前述秦、朱、徐等朋友是有相当大共识的。简括而言，固然毛、邓时代有其联系，但这两个三十年显而易见的重大区隔仍属基本常识，它是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一般中国人共享的前提和常识。那不是任何标新立异可以抹杀的。

如今，又是三十年了。我们又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这是今天中国再次面临的基本问题。正徘徊在这一历史的分叉点的我们，突然听到了几声轰然巨响：

《黑龙江省富锦市72 村4 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公告》、《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地权宣言，在新旧年关之交，它们似历史的雷鸣，滚滚而来。

聆听这些雷鸣，我不能不回忆起三十年前在安徽凤阳小岗村，那张印有18个红手印的协议书——18户农民冒死签的约：“……2、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3、如果队长因此犯法坐牢，他家的活由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养到18岁。”到会的18户户主赌咒发誓按下红手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分田单干“大包干”的起始，这张浸透多少人血泪的“协议书”，揭开了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序幕。

三十年前，农民冒死要求的是摆脱共产党强加给自己头上的“公社集体”，要求以农户为单位“承包”土地，自己种植庄稼。

三十年后，新一代农民正大光明地声称：“我们农民从来认为，不管叫什么名词，土地还是我们农民的地……现在我们省庄村全体农民按照天理、按照历史和我们现在对土地的实地占用情况，向全国贴出公告。一、我们省庄村的全部宅基地归全村各户永久所有，耕地和竹山归全体村民平均永久所有。这些土地曾归我们的世代祖先所有，现在归我们和我们将来的世代子孙所有。”“土地归我们世世代代支配和享用。我们将组织起来直接按农民平均亩数划归各户永久占有。”

这是气壮山河的宣言，这是震撼人心的公告。

三十年前，是十八户农民冒死秘密签约，要的是土地使用权；三十年后，是成千上万户农民堂堂正正公开宣言，要的是土地的所有权。三十年前那一纸密约，开启了后毛泽东的时代；三十年后这声声雷鸣，孕育的是怎样的新时代秘密呢？也许，几年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注：本文引文请参见下列文章：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来源：光明网

刘自立：改革的发生与幻灭——“对改革30年的看法”的看法，观察

秦晖：中国改革：增进福利与责任政府之路，21世纪经济报道

朱学勤：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总结理论频道，南方网

徐友渔：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作者博客

《黑龙江省富锦市72 村4 万农民宣布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公告》

《陕西省原黄河三门峡库区约7万农民向全国告诉收回土地所有权》

《江苏省宜兴市省庄村250户农民坚持宅基地所有权要求实现”居者有其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