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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国涌：蒋介石逐一了解民盟发起人

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大致上是国、共两党之外的政治精英的一个联盟，包括张君劢等人代表的国家社会党，曾琦、左舜生、李璜等代表的中国青年党，章伯钧代表的第三党，黄炎培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梁漱溟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加上后来加入进来的救国会派（以沈钧儒等为代表）就是所谓的“三党三派”。民盟只是一个“联合体”，不是单一组织，其发起目的就是想在国、共两个大党之间做一个中间的缓冲。当时还在抗日战争中，希望两党都不不要走极端，保持对外统一的局面。梁漱溟作为发起人之一，认为即使抗战结束之后，中国也不容再有内战。要使国共之间和平相处，不以兵戎相见，有待于他们的共同努力。

可以说，民盟创始时的动机很单纯，只是想在两强之间做个中间人，没有分取政权的意图。民盟的自我定位本身不是一个政党，不是要在两大党之外，在政治上增加一个竞争单位。为了保证这样的初衷，一开始他们想把参加的人限定在几个发起党派，所以叫“政团同盟”。 

在“民盟”出现之前，他们之间有个更加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蒋介石曾约梁漱溟面谈一次，只是问他参加的有哪些人，希望他们说公道话，那是1939年10月的事。发起“民盟”之初是瞒着国民党方面的，直到1941年10月在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才正式公开。不久，蒋介石就要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雷震把民盟第一任秘书长左舜生找去谈话，地点在重庆的黄山住处。左回忆，蒋最关心的是“民盟”的几个重要分子，逐一询问他们是什么样的人。蒋问的第一个人的曾琦，左说他是一个旧式读书人，虽然留学日本多年，也在法国长住过，但思想很保守，写古文，做旧诗。他的特长是组织，以一个一名不文的书生，赤手空拳创建了一个党，有了两三万党员。

蒋问的第二个人的张君劢，左回答：“他出身于上海同文书院，少年时即在我们湖南经正学堂教英文，后来留学日本。他与梁启超并无师生关系；但感情在师友之间。再后他留学德国，治哲学有心得。第一次大战后，他和丁在君（文江）、蒋百里、徐新六等随同梁先生对巴黎和会进行侧面的国民外交，顺便在欧洲考察；他自己更游历过许多国家，对国际问题也非常留意。他的治学工具，远在梁启超之上；但他谈学问的文章不太通俗，不容易为青年所了解，因而影响反不如梁的大。他的政治思想，主张民主宪政，最能‘坚守原则’，以我所认识的朋友来说，他的主张是最不容易动摇的。至今他依然好学不倦。”

蒋问的第三个人是梁漱溟，左说：“漱溟先生的个性很强、能刻苦，二十六岁在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自己研究的主题为中西全文化之比较，我最早看见他的著作为《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他认定建设中国应从改造农村做起。他有一个特点，即不尚空谈，‘凡他所见到的，便要自己去做’。为实现他的主张，即与韩复榘那样的老粗去周旋，也在所不惜。”

蒋问的第四个人是黄炎培（任之），左说：“任之是前清的举人，与邵力子同年，也加入过同盟会，且曾一度被捕。他自来热心教育，活动的范围以上海、南京为基本；近年提倡职业教育甚力。为维持他的教育事业，与李纯、齐燮元、孙传芳都处得很好，杜月笙更是他亲密的朋友。他对中外的学问无深造，但‘办事有条理’，不能说他对教育无贡献。”

这次谈话超过了一个小时，主要是蒋问，左答。左几次要告辞，蒋都要他继续谈下去。

左舜生对蒋问及的民盟几个要角都有较深的了解，对蒋说的大致上是自己的直接感受，在他眼里，这些卷入党派政治的书生也是各有个性、特点。对这些人，蒋其实也不是一无所知，有些而且是打过交道的，但他还是想听一听别人的介绍，以便更多地了解这些人，在应对民盟时心中更有谱。对我们而言，左舜生留下的私人记录，具体而可以触摸，不是刻板、枯燥的官样档案。

       洪哲胜：中国民主运动理应拥抱人民自决权

问：“人民自决权”是绝对多数中国人的痛脚。他们对此最敏感、最想要避谈。你既然立意要协助中国的民主化，热议“人民自决权”，不是给自己设置障碍吗？

答：“人民自决权”乃是中国民主化的起点和根据。正因为中国人较少理解这一点，反而避之如避饿虎，我的热议“人民自决权”，如果有点成绩，那我的献身中国民运就有意义了。

问：提出“人民自决权”就是鼓吹“民族自决”，就是鼓励少数民族分离建国，这是企图分裂中国，是13亿中国人所不允许的。况且，这与中国的民主化完全无关。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场合议论“人民自决权”，不但跑题．而且不合时宜。

答：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它们的头条首款这样了开宗明义地订出人权的逻辑根据和逻辑起点：“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既然民主运动就是要追求民主，追求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进而确保人民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以及文化权利，可见，人民之所以有权发动一场民主运动，正是由于他们拥有“人民自决权”。因此，“人民自决权”不但是人权的逻辑根据和逻辑起点，它还是“民主运动”的根据和起点呢。

因此，中国民主运动没有非常注重“人民自决权”已经有点脱线，怎么可以反而避谈、害怕起“人民自决权”呢？

问：你没有触及“民族自决权”。很多人说，这两个人权公约在头条首款所用的“人民”，其英文原文是“peoples”，是指“民族”，因此，你所使用的“人民自决权”是个错误的译法。

答：这两个人权公约讲的主题是“人权”、而非“族权”，其条文中多处提到“人人有权”如何如何，因此，把这里的“peoples”译为“人民”是合适的。这里的“人民”涵义较广，它包含“民族”，但是并不仅仅限于“民族”。事实上，中文也是联合国的合法语言之一，而这两个人权公约也有联合国自己推出的中文版本。其内使用的正是“人民”、而非“民族”（nations）这个语词。可见，那种主张“自决权”只有“民族”才拥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问：民族拥有自决权，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民族以外的人民真的也拥有自决权吗？比如，上海人民如何拥有自决权呢？

答：根据两个人权公约，上海人民拥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上海人民要在自己的家园当家作主，他们有权决定如何选举公仆，如何治理上海，……，如何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里有不少面向被中共所强行代劳，但是，上海人民拥有自决权，因此，他们有权发动一场民主运动，以便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地追求福祉。

问：所有这些内政方面的要求，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们一般不把它们称为自决权。我要知道的是：上海人民也象西藏人或维吾尔人那样、享有通过公民投票自决分离建国的自决权吗？

答：上海是上海人的上海，上海之所以属于中国，是因为上海人愿意上海属于中国。万一万一（纯假设！），上海以外的所有中国人就是要联合起来、刻薄对待上海人。请问：上海人怎办？──根据两个人权公约，上海人拥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无需继续受苦，无需坐以待毙，如果他们发现，分离建国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他们当然可以采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自决分离建国。

这里的说法，当然也适用于重庆人民和香港人民等。

问：上海人民怎么可以说走就走？

答：他们当然不能说走就走。根据既有契约（如果有的话）的核算，他们该收的可收，该还的要还。但是，他们之拥有分离建国的自决权却是千真万确的。

问：中国民主化会不会引发各个民族的自决分离？

答：我只能这样回答：看来可能出走的民族大抵只有维吾尔人、西藏人以及蒙古人。其他的民族应该不会有什么出走的问题吧。

问：这三个民族一旦出走，中国岂不是要丢掉大半江山？

答：中国不会丢掉任何江山，因为，土地属于人，而非相反。这三个民族所“带走”的土地，原本就并不属于中国。中国不可能丢失原本就不属于自己的土地。

问：这不就意味着民主导致分裂吗？

答：即使专制也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永远统治他们。而且，在专制统治下，由于人权不受尊重，这三个民族的反抗会越来越厉害，加以，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越来越会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人们对这三个民族追求解放的支援会越来越多。专制的统一铁定是个痛苦的统一。而最后的分裂是一定会到来的。到来时，其分裂也铁定会是痛苦的分裂。分离后他们大抵就会成为充满敌意的恶邻。

相反，民主化的好处是民族问题可以得到好的结局。民主化加上对于这三个民族的理解和尊重，很有可能让他们大大地放心，从而不兴分离建国的念头。这样的统一乃是好的统一，带来的是和谐和快乐。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而最后导致分离，由于少数民族确实得到尊重，即使分离，也是好的分离、快乐的分离，分离后他们铁定是个友善的邻邦。

问：民主运动在当前这个时刻亲近维吾尔人和藏人的运动，有很大的机会会被13亿中国人民看成汉奸，适当吗？

答：亲近维吾尔人和藏人的解放运动，首先，可以把这两个运动招呼过来，从不同的面向向专政者施压进攻，强化进步运动的力量，是很有意思的。在与这两个运动接触时，民运不宜把不分裂（统一）当做前提，应该把基础建立在尊重他们的自决权这个普适原则上面，然后如实适度地表明希望他们考虑在中国民主化的情况下，留在中国国境之内共同打拼，并且提出他们可能会接受的、建立联邦或者邦联的构想，允许他们日后的自由分离权。

很多中国人有着大中国主义，不但会伤害民运的这个文明举动，而且会让民族解放的进行步履维艰。因此，民运要小心从事：不是鼓吹少数民族分离，而是尊重少数民族的自决分离权，鼓吹中国汉人在这个基础上文明对待他们，让他们看到不分裂的希望，　也让他们理解，尊重人民自决权，有可能带来统一，而且带来的将是好的统一；即使带来分裂，也是好的分裂。

问：这样的说法有力吗？

答：不管会不会有力，这是一条非走不可的道路。中国的前途，其基础在于自身的文明化。而这么办，民运就在为中国的文明化铺路。我想，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展，中国人民的民主素质也会得到不断的锻炼和提升，民族解放和尊重人民自决权等文明理念的最终被接受，我想、也有其必然性吧！

民主运动人士和维吾尔人及藏人运动的接触，成为这两个运动人士津津乐道的大事、好事。这一再让人们对于民族和解、民族合作的美好前途抱有越来越大的信心和期望。
问：请你下个结语，如何？

答：民运有需要拥抱“人民自决权”，有需要向民众启蒙，让越来越多的中国汉人，认识到它的必要性，让各个民族运动水乳交融地和民运在一起奋战，争权民主，争权民族解放！

我知道刘晓波很早，认识他却较晚。1986年考上北大，第一次听演讲就是听他的。几百人挤在大讲堂，听刘晓波在台上口若悬河；一个北师大的年轻人，据说是中国人文界的“黑马”，来北大演说，所说多惊世骇俗之语，比如说他对知识分子的生存悲哀，他路过友谊商店，看到一瓶酒值几千元，想到知识分子一月工资也就几十元，一下子感觉被打倒了，他说这里面有问题。当然，他也骂了知识分子，说新时期文学暴露了他们的低能、软弱，骂了一些所谓的大家学者爱以温柔女性之手来抚摸年轻人，他还骂了屈原的奴性忠君之类。我那时可能土得掉渣，还未接受什么北大精神的洗礼，就当然地站在北大人的立场上听一场演讲，不免为北大无刘晓波遗憾。演讲结束，大家提问，才意识到刘晓波有些口吃。问答了些什么，我多半忘掉了。只记得刘晓波念着一张张的条子，回答问题，其间念说：“刘晓波，我想揍你一顿！”晓波说：“这，这是谁，谁呀，上来呀……”全场轰然。

显然，我的这一回忆与事实有相当大的出入，当年在场者多了去了，他们可能有另外的记忆。我珍爱自己的历史记忆，虽然自那时起我就明白自己不是一个台面上的英雄，但我不吝惜有机会为历史中的英雄致意。

从那以后，刘晓波就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了。他有很多非常可怪之论，但仔细想来不无道理，或说有着片面的深刻。那些言论多半能够校正我们自己的思维，让我们想到肩膀上扛着的是自己的脑袋。到了1989年，我印象中最深的是，胡耀邦去世时，刘晓波在海外，他发表言论说：大家悼念胡耀邦先生有合情理的一面，但要切记，跟叶利钦相比，胡的党性大于人性，胡的作为是不够的。这样的话很启人心智。很快地，不知道他怎么窜到天安门广场上，做了举世瞩目的“四君子”。我那时基本上算逍遥派，几乎没去几次广场。等镇压过后，在官方发布的说法中，刘晓波是“六四”的黑手。

刘晓波入狱，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到90年代中后期，我主持《战略与管理》杂志，跟编辑同仁们经常讨论国内国外形势。在海外的网站上看到了刘晓波的名字，原来他已经回到家中，靠写时评过日子。那个年代的知识人好像在转向似的，思想淡出、学术突显是不用说了，更糟的是骑自行车的人去为开宝马的辩护、无权力的去为主权辩护，学术、知识、理论之类最后都被架空，徒然地为混迹其中者遮羞。所谓的知识人纷纷小康、中产。骑自行车者变为股东、无权者变为学官或合伙人……良知、正义、立身处世的正当等等，这些东西似乎隔世；由鲁迅开创的杂文战斗文体，也在所谓的杂文家手上变成了貌似聪明的二丑秀。在那样一个犬儒乡愿的时代，晓波忽然发声了，他的文字有着激情、是非、理性和理想。他不是持或聪明或成熟或世人皆醉我独醒之理论者，他是持自己意见者。他不是公民写作，他是政治背书。这一意义，直到今天人们还未能完全认知，这也是他跟国内外写作者和维权者们之间多有张力的原因。

当然，那时的刘晓波跟今天作为一面旗帜的刘晓波还有距离。这种距离需要时间、需要“人书俱老”的经验和作品积累，来缩短并成全。事实上，直到我认识他以后，我仍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是非和议论。比如说他曾经的软弱，说他文字日臻成熟而在道义上的欠缺，说他做人上的渐趋完满而在理论上的盲区……但总的说来，朋友们承认他在变，而且往最好的方向变。

大概是2002年前后，一个北师大毕业的朋友托我认识一下刘晓波。朋友年轻，在商场上打拼，问他见刘晓波有什么事，说是没什么事，就是因为校友，想认识一下，请刘晓波吃顿饭，如此而已。我只好托人问到刘晓波的电话，打电话自报姓名，说他有一校友想见一下。我们就这样见了。整个饭局，三个人，似乎一直是晓波在说话，无非最近的新闻而已，他的口吃确实比较厉害；而对晓波的印象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似乎他就是那个样子。饭后各自回家，晓波给夫人刘霞打包一份饭。

再以后，就是因为国际笔会的中文笔会而发生联系了。我和晓波都是会员，笔会有一些很美好的设想，比如帮助会员完成他们的创作计划，资助他们交流访问，等等。还有些会员希望我能为大家开拓一个创作基地。我跟晓波为此交流了不少，但晓波是悲观而谨慎的，他说能够为会员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服务工作就可以了，至于创作基地，那是白日梦。

尽管如此，笔会仍发展得出乎意料。这其中，余杰等人的贡献尤其大，余杰笔耕之余的活动也极频繁，他利用他的社会影响到处介绍笔会，发展了不少会员。余杰还要求笔会日常工作的正规化，其中的一个努力就是他跟美国一个大基金会谈，希望基金会支持中文笔会办一份会刊。基金会为余杰的诚恳打动了，双方谈到细节时，基金会问谁来主持这份刊物，余杰提到了我的名字。基金会的官员当时表示不解，因为据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余杰提到的这位余先生是一位战略专家。其时只跟我照过几面的余杰可能费了一些口舌，说明我虽然研究过战略，但文学是我的看家本领。

余杰的热情也感染了我，以至于我有很长时间都在规划一本文学杂志应该办成什么样子。我也因为晓波等人的劝告而竞选为笔会理事。但真的进入一个文人圈子做事，我的不适应很快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因此，会刊办了一期我就退却了，理事也几乎挂名。在这种对规范化事务的本能排斥之外，我反而能够接受那些请客吃饭、温良恭俭让一类的活动。比如我更愿意参加晓波太太刘霞们的饭局，那才轻松而写意。我还注意到70后、80后朋友的漂泊状态，为此跟他们一起混了不少日子。

官方很快地注意上笔会，而且把笔会定性为反动组织，打压得无所不用其极。但在那个时候，年轻朋友反而从中获得了不少人生经验。那个时候，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生的年轻朋友人生成长的黄金时期，他们其时的交往、认同决定了此后的人生内容。笔会被打压的事也为他们所知，我们组织的在昌平举办的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参加者多为年轻朋友，一些人甚至以为自己在参与历史。

但自此以后，官方就再没让我们举办过类似公开的聚会了。倒是我在一年的年底，以个人名义邀请过四五十位年轻朋友举办茶话。“阳春照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就是一次茶话的横幅。不知道参加者个人的记忆如何，在我自己却是很想念那一兄弟般温暖时刻的。当然，这样的聚会也就坚持了两年。第三年年底，一些朋友问我何时举办茶话时，而我已经被政府“保护”得要与世隔绝了。第四年又有人问时，我发现天下筵席没有不散的，年轻朋友开始成名了，有社会羽毛了，也需要过日子了，在维权、政法系、都市新媒体、学院、志愿者组织一类的碎片上，成就成全了不少新人。再以后，我远走边陲、壮年投荒，真正与世隔绝。而人们的自组织形式也日新月异，非我所能想象。

比起这种社会加速发展或创新的局面，晓波和我似乎都要保守一些。我们不是时尚。在旧有的社会结构关系没有调整以前，时尚的诱惑力量或外压力量不足以解决自身的问题。当然，作为笔会会长，晓波的生活比我的要繁杂得多，信息更前沿而灵通，他甚至跟时尚、新秀、弄潮儿们交流不少。他可能更能理解时尚中的脆弱一面。据说，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有半天时间都在接听电话。先是笔会内部的事务：文人扎堆处，不用外人挑唆，就有无穷是非；不少人向他投诉、建议甚至耳提面命。后来就是外部事务：谁谁谁穷得没钱花了，谁谁谁的家属情绪不好了，网上谁谁谁打架了，都会向晓波求助。在这样的状态里，刘晓波仍坚持高质高量的写作，实在是我所不及。

2005年春，我被中日友好医院的大夫们手术失败，二次手术将一脚趾锯掉，住院一个多月。晓波到医院看我，见我无聊，就在病房给我讲他最近读的书。从《延安日记》讲到斯大林的成长史，说细读一遍收获不小。我当时还奇怪，这样的书他还需要细读吗，这不是浪费时间吗？晓波口吃，加上一口一“操”或“他妈的”口头禅，病房的病友及家属们开始不以为意，到后来，大家都支起身子，静听晓波讲话。两个小时，晓波把斯大林的发迹过程讲了一遍。讲完后没有多余的话，晓波起身走了。病友们恳切地问我，你的朋友明天还来吗？这让我对社会启蒙加深了理解。

我知道晓波是夜猫子，除了浏览大量的资料，也会跟朋友网聊。我只是有一两次跟他网聊过。我们的聊天较为学术，聊起彼此喜欢的人物、书籍。晓波问我对福柯的看法，我说我没读过福柯，他很惊讶，说是一直觉得我的文体酷似福柯，以为我受其影响。我说，法国人的文章我确实认真研读过，但那是萨特、庞蒂等人。晓波说，那你应该读一读，你们很有相似处。

我奇怪自己的游离状态，即使跟晓波的交往也是如此；今天想来不免对晓波歉疚于心，实际上，这种歉疚已经长久于心了。晓波承受的比我的要大得多，但我对晓波关心了解得不够。晓波一直在“一线”（借用朋友们批评我的话），而我基本上自绝于一切体制，自绝于人。我的所谓关心也只是从自身的问题意识着眼，比如我关心过中国手术成功之后的状态，晓波说，他那时不会抱什么希望，他可能会隐居起来，或者出国。晓波的这一说法就曾让我很是赞同。

当然，我的游离状态需要时间来张显其意义，一如晓波的旗帜意义仍需要我们的社会来消化，用官方的话说，需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就在晓波日渐“人书俱老”时，他也没有摆脱人们对他的非议、批评甚至否定。甚至有人直言不讳地指明我跟晓波的区别，曾有农村子弟跟我谈说，我是他们的一分子，而晓波不属于农村农民。但这不妨碍我高蹈游离，也不妨碍我为晓波辩护，我甚至觉得我能够为他做很好的辩护。

晓波是一个有个性的兄长，他自始至终没学会虚情假意待人。我们曾经为对人物的评价争论过多次，对诗文的争议就更多了，比如他看不上我的一些自以为是的诗歌，我也曾据理力争，让他承认我的文字的正当性。我希望他理解，他是旗帜，但他不是标准，不是惟一的尺度，不是终极裁判……现在，想起那些交流，真是温暖异常。

现在，晓波在福柯未必理解的囚徒身份里又一次地修行他的中国生活，我在颠沛流离中想起他来，不免起一种无来由的中国情怀。今天的中国，正行进在现代化最险恶的一段旅途上，方生方死的诡异令无数人迷不自知，也令无数人自以为是。作威福者、自以为强权强势者、持知识历史观者、中产阶级生命逻辑者、自由民主运动的爱好者、毛粉者、无权力者、高峰或特殊体验者……奇特地同居而绝缘。人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去要求权力，去寻找权力，去恳请权力，但没有人理解什么是权力，什么是权力的实行方式。

20年前，1989年的7月，署名郑旺和季蒯的两个人编辑了一本《刘晓波其人其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即达五万册。这在今天是出版界的一个惊人数字。该书前言引述了刘晓波“文坛黑马”、“东北虎”的绰号，前言说：“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该书的内容提要是：1986年9月以一篇新时期文学评论而发迹，1989年6月初以一场“72小时有限绝食”闹剧而陨落——这就是刘晓波。刘晓波究竟何许人？做了何许事？本书以有力的批判和确凿的证据材料，揭露和暴露了这个号称“黑马”、“东北虎”的反面教员的真面目。本书勾画的刘晓波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到走上反共反人民道路的轨迹，有助于震醒那些迷恋刘晓波神话的善良人们和青年。

重读这本书，真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能够在今天再版此书，以便“震醒善良的人们和青年”，或“巩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这本书说要把刘晓波当做肥料，当做反面教员，因为刘晓波光芒四射，痛快地在我们这个奴隶奴才充斥的社会里做了一个人，官方打压他也是希望人们能够老老实实地做好顺民、臣民、市民或所谓建设性的公民角色。

这本书说刘晓波的陨落，实际上，加上这20年来官方对待刘晓波的方式，晓波跟邓小平一样三次或多次陨落了。这种奇特的国民待遇或历史人物待遇，似乎只有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才会出现。但政统中的邓显然不能跟道统中的刘晓波相比，在对一个时代的旗帜性影响中，晓波大概跟杰克逊可比。他们都是自我充实、能量四射、不断给外界提供光热的精神个体。他们或从流行音乐，或从思想启蒙、时代见证的角度，有力地启示并安慰了民胞物与，他们对人心人生的影响是永恒的。

福柯说过，我们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实行权力。真理二字虽然在我们社会里被污染糟蹋，但一旦它名实相符，它就是权力。杰克逊做到了。刘晓波做到了。那些不明权力为何如何的人，确实可以从刘晓波20多年来的人生中得到启示，尽管在官方的语汇里，晓波是一个反面教员。

2009年7月10日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给中国当局挣足了面子，却并没有让其获得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自信心。一周年之后，人们发现，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迅速恶化之中，许多方面甚至倒退到了“六四”镇压之后那种状态。

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记者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采访自由。以我本人的经历而言，虽然在奥运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出入必须乘坐警察的车辆，且有两名便衣同行，但外国记者来我家采访的时候，基本没有受到拦阻。然而，这只是给外国记者在奥运期间的“特殊待遇”，而不是中国真正的新闻自由。今年“六四”20周年期间，我受到比去年奥运期间更加严密的监控，不仅不能出家门，而且也不能会见外国记者，有外国记者到达我家门外，亦被粗暴阻拦。近日，北京外国记者协会主席麦斯高表示，奥运之后一年间，外国媒体记者、消息人士及中国籍助理受到骚扰的个案多达355宗，几乎每日一宗，并有增加趋势。部分中国籍助理经常被当局传召问话，记者在外地采访也常被政府跟踪、监督，甚至受到暴力威胁和殴打。

网络上有限的一点言论自由，如今亦岌岌可危。网络舆论的隐然成形，让当局感到寝食难安。于是，他们悍然推出“绿坝”软件，强迫所有电脑厂商在销售之前安装，以之阻拦网民获得所谓的“不良信息”。当局以“保护青少年，剔除黄色内容”为名实施网络封锁，其实人人都知道最黄、最暴力的莫过于中国官僚——企图强暴邓玉娇的，不是官员是谁？以嫖幼女为乐的，不是官员是谁？网络的言论环境日渐恶劣：继牛博网被关闭之后，近日天益网又被关闭，就连一向循规蹈矩的门户网站网易的某些频道也被勒令关闭。官方开始运用管制传统媒体的方法来对付网络，尤其是对大学校园网络和BBS等进行严密监控，并雇佣大量的“五毛党”参与“引导”网络舆论的工作，希望借此将众声喧哗的网络变得万马齐喑。

更为严峻的是，当局针对异议知识分子者及维权人士的“拉、捕、封、审、判”的手段，近日有变本加厉的趋势，频密程度为近年所罕见。6月，发起《零八宪章》的独立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正式逮捕；7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以逃税的罪名查抄，发出142万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通知，维权律师、“公盟”发起人之一许志永被拘捕；8月，“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琦，因在四川地震后在网上发布灾区情况，并协助死难学生家长申诉，被捕14个月后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开庭受审；揭露四川大地震“豆腐渣校舍”的环保人士谭作人，被指与前学运领袖王丹联络建议纪念“六四”20周年，也被控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即将受审。

这些举动表明中共这台统治机器已经完全“钙化”。学者温克坚曾经用“脑死亡”来形容这种状态，其实中共不仅已经“脑死亡”，其骨骼也严重“钙化”了。虽然中共掌权只有六十年的时间，但其垂老程度远远超过六旬老者，思维停滞且不良于行，宛如坐以待毙的百岁老人。“老马拉破车”，夜半临深池，谁有回头的勇气与魄力呢？党魁胡锦涛的个性、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正如赵紫阳一针见血的剖析那样，他是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那个时代给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他一直是党的乖孩子，根本不可能有改革的想法，永远不会越雷池一步。胡锦涛宁愿不断提高对全社会的压力，即便将中国变成一口即将爆炸的高压锅，也不愿打开阀门，降低气压，缓解危机。

今天中国当局拒不改革，大致有三大理由，此三大理由都与清末近似。其一，家天下的皇权文化和儒家学说，在西学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满清政权之所以苟延残喘，不是因为大臣和权贵对皇帝有多么忠心，乃是因为特权阶层拼命捍卫他们既有的权力与利益。今天的中国，经过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改革以及后邓时代权力与金钱的再分配，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已彻底破产，已蜕变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苏联崩溃前夕，西方学者史密斯通过实地观察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写到，勃列日涅夫当年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 ——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一位高级编辑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这位编辑说，虽然上上下下的人都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了正式的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人们明知这一切是毫无意义的，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中国今日的情形，与之惊人地相似：从官僚到社会上大部分人，都过着一种人格分裂的生活，并逐渐将这种扭曲的生活当成一种常态。

既然意识形态已经破灭，剩下的就只有赤裸裸的利益的瓜分。中国当局开张了一种新式的“大锅饭”，只有“先富起来”的特殊阶层，才能得到一套餐具、才有权品尝美食。要想加入这一盛筵，就得全盘接受其“潜规则”。比如从彼岸投诚过来的林毅夫，研究经济学，深知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是一门专门为权势阶层说话的学问，20年来他卖力地“帮腔”，终于登上中国首席御用经济学家的位置，并借此爬上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宝座，可谓功成名就；再比如中共太子党的代表人物、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不知花着哪里来的巨款，留学英国十载，得以入选所谓的英国“十大华裔青年”，他当然知道应当“过资本主义的生活，说社会主义的话语”，在北大的一次演讲中便声称，虽然目前还不是党员，却坚信共产主义。“大锅饭”的入场券自然掌握在这些人手上。作为这席盛筵的大股东和董事长的胡锦涛，不会不知道一个少数人吃得太饱而多数人没得吃的社会不可能持久下去，但他最大的愿望只是不让这出盛筵在自己手上砸锅，他没有胸襟和气魄去彻底改变此种不公正的游戏规则，乃至让站在一旁嗷嗷待哺的饥饿者们也能分得一杯羹。没有一个既得利益者愿意接受必然让自身利益受损的改革，出于捍卫个人利益而拒绝改革，比出于意识形态而拒绝改革，力量更大。所以，此时要改革比八十年代中期要改革更加困难。

其次，体制内没有开明派，体制外没有形成真正的压力集团。晚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改良派被清洗出局，六君子死难，康梁被迫流亡海外。稍后出现的立宪派，与当权者关系过于密切，所能施加的压力并不大。体制内，以西太后和满族亲贵为代表的强硬派牢牢掌控权力，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体制内开明派对中枢的影响有限，只能在地方上展开技术层面的改革，而无法对政治机构动大手术。而萌芽状态的革命党人，多是秘密会党、江湖浪人和“海归”，尚不足以让朝廷畏惧。今天中国的情形更糟，“六四”屠杀之后，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开明派统统失势，体制内不复存在改革的力量。有改革思想的人，在体制中被一眼平庸的大多数衬托出来，被归入“异端”的行列。在基层和中层，这样的人便饱受压抑甚至被剔除出局，根本没有希望像八十年代那样，“谁改革，谁升迁”。所以，今天的体制内甚至连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之类的人物都没有。从邓小平等八大元老共同选择江泽民，并隔代指定胡锦涛接班，到江泽民与胡锦涛集团共同协商推出下一代接班人习近平与李克强，其考察标准不是是否具备政治家之远见卓识，而是是否“忠心耿耿”，只要“忠心”，“平庸”甚至也成为美德。

而体制外的状况，正如学者张博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民间资本从未成为制约政治权力的独立结构力量，知识阶层在威权主义社会中患上了阳痿症，社会整体的道德状况亦不利于宪政改革。以知识阶层和文化精英而论，“六四”镇压之后，他们先是胆战心惊、瞠目结舌，然后在九十年代初，又集体接受招安，过上被包养的“好日子”。就连一些当年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近年来亦重新归队，宣誓效忠，加入太平盛世的大合唱。以工农大众而论，他们虽然困苦不堪，但由于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消灭了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工会和农会荡然无存，所以难以组织起来，以政党或如美国“劳联产联”的模式对公共政策发挥影响力、并捍卫自身的权益。而那些坠入最底层的访民群体，虽然其抗争最为坚决，但受到的打压也最残酷，在武装到牙齿的官府暴力面前，只能挣扎着求生存而已。

当然，中国并不是没有自己的脊梁，体制内外都有少数勇敢者发出声音来。比如，体制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刘晓波、廖亦武、沙叶新等人，体制内的李慎之、蒋彦永、秦晖、卢跃刚等人。但是，他们或被撤职、或被封杀、或被骚扰、或被拘捕，在民间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这与苏联解体前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在苏联当局对异议人士泼污水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竟然得到某种响应。对此，异议人士瓦连京·图尔钦指出：“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有负罪感。他们无法了解别人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在欺骗自身之外的每一个人。苏联人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苏联人认为整个世界是分为党派的，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或那个党的成员，根本没有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支持真理。如果有人说他是公正的，是只讲真理的，那么，他就是在说谎骗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使知识分子就范，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在说话，所以也就值不得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这也正是胡锦涛能够维持“超稳定结构”的“社会基础”。在没有感受到来自体制内外的足够的压力的情形下，胡锦涛怎么会主动去启动“自改革”呢？

第三，国际社会选择对华全面绥靖的政策。清末，列强为了享有在华的种种利益，忽视和不支持中国的进步力量，竭力维护满清这一孱弱而腐朽的政权。如今，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望在经济和环保等领域得到中国的合作，遂避开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等核心价值，以功利主义为考量，对中国当局实施如同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对德国纳粹的那种绥靖政策。于是，中国当局以“低人权优势”生产出来的廉价产品风行世界，其中甚至包括诸多监狱和劳改营中的囚徒生产出来的产品。于是，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工厂和店铺，放任共产党在其中建立党支部，以党组织监控员工。以颠覆资本主义为党纲的共产党，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最好的搭档。马克思若复活，看到此种情形，必定困惑不解，甚至要抛弃自己的学说了。

正是在奥巴马上台之后的大半年时间里，中国当局敏锐地捕捉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并发现美国的转变必然带动其他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大幅调整，遂进一步增加了强硬镇压国内反对派，打压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信心。于是，不仅对刘晓波等过去倍感棘手的独立知识分子领袖下手，即便是一些援助艾滋病患者的温和的NGO组织也赶尽杀绝。可以说，这一轮新的镇压浪潮，奥巴马政府有不可推卸之责任。西方国家对中国“英雄不问出处”的政策，虽然在短期之内可能受益，却伤及其核心价值与长远利益。在国际社会，中国取代苏联成了若干流氓国家的幕后支持者，如果没有中国的力挺，北韩、缅甸、苏丹等国一天也维持不下去；而在中国国内，贫富悬殊、官民对立已经臻于临界点，一旦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黄祸”未必不会由一个喊了若干个世纪的“狼来了”的故事，变成触手可及、影响全人类的灾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问题将比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尔干问题等重要得多。

以上三大理由的支持，使得胡锦涛的强硬政策直追“六四”之后作为“民主杀手”的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但是，这种强硬政策真的能让中共的统治实现“长治久安”吗？一篇纪念齐奥塞斯库垮台20周年的文章指出，威权独裁者主要依靠制造“无知”和“沉默”、依赖“顺从”和“刀剑”，来保持其统治。如果失去了“无知”这一帮手，公众不再“沉默”、“顺从”，那么只有凭借“刀剑”的武力来维持统治，弄成“强权即真理”。齐奥赛斯库垮台前几年，罗马尼亚已经开始悄悄流传各种政治笑话，民众不再是“敢怒不敢言”。其中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天大清早，在一家肉铺前许多人排长队等候买肉，十分辛苦，但能否买到还是未知数。一个人骂骂咧咧地说：“市场供应这么糟，全是齐奥塞斯库搞的。现在我去把他干掉！”说完便走了。过了一会儿，此人返回，继续排队。其他人就问他是否把齐干掉了。他一言不发。大家就骂他是胆小鬼，放空炮。此人实在忍受不了了，就大声说：“那里的队伍排得比这儿还长！”

类似的笑话正是今天中国人生活中最大的娱乐，而胡锦涛正是这些笑话的主角之一。那些在公共场合道貌岸然的官员，也在饭局中肆无忌惮地讲这些笑话取乐，我曾经遇到一名省会城市的宣传部长，便是编造和讲述这类笑话的高手。这些笑话以几何级的速度在网络上和手机短信中传播，许多官员在开会的时候以用手机编辑和转发此类笑话来打发无聊时间，以致于某地专门制定“土政策”约束公务员发此类短信，以致于薄熙来号召官员们多发“红色短信”。今天中国民众心目中胡锦涛的地位，与昔日罗马尼亚民众心目中齐奥赛斯库的地位相近，当愈来愈多的民众战胜恐惧的时候，高压锅爆炸的那一刻就来临了。

二零零九年八月八日

采访缘起

2008年5月31日午后，因《地震疯人院》的连载写作，我和小金乘车前往距成都市区40多公里的聚源镇寻访，却在聚源中学废墟，目睹了掏挖尸体的可怖景象。

聚源中学在5?12四川大地震中可谓“大名鼎鼎”。它远离8级震中北川和映秀，其4层教学楼却意外垮塌，压死学生700余，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为300余。更蹊跷的是，聚源乡镇的民房极少垮塌，连学校周围的楼房也颤巍巍地矗立，而这厢却夷为平地——凡此种种，惊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事发当晚就赶来，在废墟旁流泪，并起誓“追查豆腐渣工程到底，给大家一个交待”。

一晃20天过去，这儿依旧人心惶惶，别提“追查”，就连“掏挖”也没到底。武警官兵一米一个，铁桶一般，围住正在施工的废墟。我等夹杂在数百围观群众中，潮汐般进进退退，却不能踏“禁地”半步。

绿头苍蝇漫天飞舞，叮咬着每个人，随便一巴掌，都能拍死好几只。比苍蝇更要命的，是尸臭，顿时将阵雨后的天空变成反扣的茅坑。我半憋气，晕头晕脑地采访了两个死难学生家长，正迫不急待要收工呢，小金却在废墟左边的路基下，瞅见3个妇女。一个在仰天号啕，另两个开解无效，只得默守左右。小金咔嚓两下，说距离太远，我们过去嘛。

于是我们来到号啕者身边，呆立五六分钟，没任何插话机会。接着，我凑近拍摄了她的脸部，披散的额发，箍住下巴的口罩，树根般的青筋，半闭的眼，颤动的睫毛，还有一个劲儿抽搐的嘴角及干涩的尖牙。这个万念俱灰的母亲，已经没有力气哭了，可还在哭，还在哭，还在用整个身体，用五脏六腑，将她的憋屈朝外压。“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她不断地重复着，时高时低，时弱时强，完全沉浸在自我的幻境内。据旁观者说，她已经哭了两三个钟头，已经喊了两三千遍“我的幺女哦”。

我不由惊骇，想起近三千年前的春秋时代，忠臣申包胥，为光复楚国而哭秦庭，七天七夜，“泪尽了，继之以血”，也不过如此。小金说：这样哭下去，会出人命。就伸手把住她的胳膊，连叫几声“大姐”。对方充耳不闻。小金又抚拍她的脸颊和后背，不料对方受惊似的，猛地抬高嗓门，连拍大腿，又一声“我的幺女”。而后，将哭腔提到最高，震耳欲聋，又嘎然而止，留半秒空白，再蛇一般贴着树干下滑，直至化作喃喃细语。我把耳朵贴上前，企图分辨那种呢喃，那种阴阳相隔的母女谈心，可转瞬间，她面条一般瘫软在椅背。

小金急坏了，转身四处寻水。平时动作迟缓的她，此刻如乱窜的耗子，出入了四周好几个帐篷。里面住着聚源中学的部分老师，或许还有个别领导，因为书桌、电脑、生活用品都齐整。小金摇晃着5元人民币，连问若干遍“卖水吗”，都没人搭理。甚至还有好些东躲西藏、在帐篷间捉迷藏者，令小金情绪陡然激动，竟拽住其中一人质问：你是人民教师吗？那边有个学生家长快哭死了！不料回答却是：关我啥子事？小金说：你就不能过去关心一下？假装关心一下也行嘛。

正相持不下，我赶过去解围。小金也从心软的某某青年老师手里，弄到1瓶矿泉水，折回来，凑拢号啕者嘴边。她咽了两小口，就推开了。小金乘机搭话，要了她的名字和电话。

我是个阴险的记录者，我的录音机始终开着，不知不觉，磁带满了，我翻面再录。我录了45分钟，除了哭，就是“我的幺女”。之后的好多天，我数次回放，数次呆如木鸡。我写不下去。他妈的，我这以拆卸文字为生的老手，真写不下去。

我面对的是一段朗诵，一幕戏剧，或一句台词。“我的幺女哦”，她哭着，变幻了几十种腔调，穷尽了汉语和英语，以及它们蕴含的所有意义。“我的幺女哦”，她哭着，喉咙扯破，扯哑，扯得不像个女人。婴孩的啼哭，老人的哀哭，我曾访谈过的职业嚎丧者的技术性干哭，在地上和天上、在祖国和家中均无路可走的无奈无泪之哭，全发自她——一个痛失爱女的母亲的胸腔。

2008年6月5日，我们重返聚源，几经曲折，终于在镇外两三公里的普星村，与这个叫陈兰的37岁的妇女重逢；终于晓得她的女儿陈凤，16岁，聚源中学初三、九班学生，于2008年5月12日下午死于地震。

她仍以顿脚号啕作为开场白，跟着才是断断续续的回忆。在我的录音机之外，《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傅好文（Howard W.French）的录音机也始终开着。可见人类哭泣不分种族，如兽类的嘶鸣，到哪儿都不需要翻译。

正文

陈兰：我的幺女哦！以前放学回家，一进门就喊妈，就喊肚子饿。妈再忙，也马上给你弄吃的，因为妈只生了你一个，党和政府抓计划生育，妈胆小，怕开会，怕罚款，就只敢生你一个。眼看渐渐成人，个头比妈还高了，眼看出息为又好看又懂事的乖乖了，地震来了！妈不怨天不怨地也不怨学校老师，只恨那个豆腐渣工程，毁掉我的幺女。呜呜呃，妈的下半辈子咋个熬？咋个熬？

老威：地震瞬间你在哪儿？

陈兰：在家。天气闷热，像要下雨，记得门口还有人走动，问打麻将不？跟着就震了。瓦片和树叶哗哗响，我窜出屋，摔倒在院坝，感觉自己像一份菜，被无形的锅铲炒来炒去，直至平稳了，还闷头闷脑。

老威：房子倒没？

陈兰：墙面扯出几道豁口，稍微修补，照常住；我们普星村的房子，基本完整，连土坯房也没倒几间，独独聚源中学倒！呜呜呃，我的幺女哦，大家都没事，远亲近邻都没事，你妈糊涂，就猜你没事……

老威：我们从聚源镇一路过来，见方圆两三里地，没啥垮塌建筑嘛。

陈兰：独独聚源中学倒！如原子弹爆炸，轰！轰轰！半边天都红了，又黑了。隔好一会儿，那边有人来喊，整村人才发梦颠一般，朝聚源镇跑。鸡肠子泥巴路，人撞人，村里的娃娃，都在聚源镇上念书哟。

等我们跑拢，现场早已围满家长。灰尘跟下雾一样，隔几米就认不清人。废墟内在叫，废墟外在吼，儿啊妈啊爸啊女啊，高一声底一声，深一脚浅一脚，哎哟连天。我也扯开喉咙，才喊两声“陈凤”，就呛了满口灰，只得弓下腰，血丝丝都咳出来了。接着，精神恍惚了，把一张脸看作三张脸。我趴下去，觉得有手扯我裤脚，就边叫“乖儿”边去拽，可那不是我的乖儿，是另一个女娃，剩最后一口气。我猛刨五六下，她就咽气了，下巴就耷在我的手背上。

老威：全是群众自救么？

陈兰：全是。当兵的天黑才到，温总理啥时候到，我已经没感觉了。大家爬上爬下，你我不分，死活不分，见人就掏。出土一个，我就扑过去认。我没别人高尚，我只想自家幺女。整整4天4夜，我都守在那儿，没吃没喝，晒太阳淋雨也没感觉，就晓得疯子一样，到处认娃娃。眼睛瞪圆又眯起，废墟内外挨个看完，又去操场坝子。尸体两三排，密密匝匝，我从头至尾，揭开布认；再从尾至头，反认回来。累得站不稳了，可能倒下去，又可能没倒下去。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你妈想一直喊、一直喊，就是阴曹地府也要把你喊回来，可是没得劲儿了，最后连打没打瞌睡都不晓得。

老威：找到女儿了？

陈兰：当时太乱。我和老公才两双眼睛嘛。掏完4天，政府就宣布废墟底没人，停止挖掘。为啥要停止？好多娃娃还没找到。可校长和镇长、书记都打保票，确实翻遍了，没找到的算暂时失踪，也许死也许没死。当兵的我求了，当官的我求了，我给他们下跪磕头，我一小百姓，大字不认两箩筐，就这点本事。随便摆布嘛，父母官哄娃娃嘛。人家提醒，你咋个像乌龟，只把绿豆眼珠子集中在几寸以内？那么多医院寻过没？那么多火葬场寻过没？搞不好，你家娃娃正躺在某张病床上输液呢。

老威：有道理啊。

陈兰：4天4夜，万一闭眼了呢？万一闭眼就滑过去两三个钟头，人家就不知不觉把我幺女掏出来，开车运跑了呢？还有，万一认花眼了呢？娃娃们出土，都是血啊灰啊，断腿断胳膊啊，脸压歪的，下巴打脱掉的，最惨是一个人断成4截，家长翻半天，才把脑壳、脚、身体找全，东拼西凑，还缺3根手指头。两三个人压成一块的都有，掰不开，比肉饼子还紧。我的幺女没在里面嘛，死活都得找嘛。

老威：医院、火葬场那么多，大海捞针嘛。

陈兰：也有家长看电视、报纸，登寻人启事，上网认照片。我们文化低，性子急，笨，就一家家跑。从聚源附近的火葬场，到都江堰范围内的医院与火葬场，再一步步扩大，成都、郫县、温江、双流，还有崇州。

老威：有必要跑这么远？

陈兰：跑拢阎王爷跟前都愿意。

老威：你一个人？

陈兰：还有同村的高兴富。哦，老高在这儿。他的老婆叫孟双琼，与我同岁；他们的女儿叫高娟，在聚源中学初三八班，与陈凤同岁。

老威：一个妈一个爸，都失去了女儿。

陈兰：所以一块儿上路。先是乱走，然后是骑摩托，然后是花钱雇面包车，最后，有十几个失踪娃娃的家长碰一块儿，弄了辆校车，天天起早贪黑跑。不仅都江堰内外，连成都市内外都寻个遍。

老威：直接闯病房？

陈兰：病房也看，过道也看，还有帐篷，一个个认。所有医院都在接收地震伤员，名字贴在大门口，密密麻麻的，我们要仰起脑壳查半天，颠来倒去，没有；不相信，又去办公室查；再去，再来，最后，不晓得去啥子地方查。总在赶时间，一天少说要跑10来处。有一回，我走了眼，把正在输液的一女娃认作陈凤，欢喜疯了，揪住就喊“我的幺女”，直到人家惊爪爪地叫“鬼啊鬼啊”，我才醒转来。上厕所照镜子，才见自己披头散发，满脚泥巴，眼眶青的，眼珠子又是红的，下巴比刀子尖，比冤鬼还凶哦。也顾不得了，劈头盖脸冲个冷水，继续跑。还有一回，别人在四川省医院门口的伤员名单中，发现了“聚源中学初三九班陈凤”，急忙喊陈兰“快快”。把我兴奋得眼冒金花，站不稳，就蹲着平息了半天，才立起来奔病房。老远就喊：我的幺女，在哪儿？妈找得好苦！哎哟，抵拢才晓得，这个陈凤又高又胖，比我的幺女冒出一头。原来这个班有大小两个陈凤……

老威：天老爷捉弄人嘛。

陈兰：可大家不明白，都围拢来起哄，祝贺母女灾后重逢，催大陈凤叫妈妈。还有人边流泪边怂恿：发啥子呆嘛，快拥抱一盘。我扭头就走，我怕走慢了，又控制不住情绪。

老威：唉。

陈兰：温江的火葬场最大，比成都东郊和北郊的都大，比最老的磨盘山还大。我们在里面兜一圈，要个把钟头。搞不赢哦，平时20多分钟烧1个，这时10来分钟就烧3个，还得加班加点。人比柴火还不值钱，一口气塞进两三个，才关一回灶门。

老威：谁是谁的灰呢？

陈兰：都是学生娃娃，谁的灰不一样？废墟下没掏出来的，也一样嘛。我们把没来得及烧的，铁匣子内冰冻着的，只要无名，都翻转看了，怕不清楚，就弄水来，擦擦脸再看。臭也不顾，烂也不管，只晓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哎哟，白天忙，有事做，有盼的，还好些；天黑回家，我就抓狂。饭桌、碗、盘子、床、板凳、门槛，都见不得，都是我幺女用过的。她好像还坐在我的身边，还在喊妈，脆生生的。老公劝我，不吃不睡咋个行嘛？我就睡嘛。迷迷糊糊，觉得睡了好久，可一惊醒，才几分钟。几分钟过生死关，白头发钻出来。幺女哦幺女哦，我河翻水翻，找了你一二十天，没得着落；我还想再找一二十天，钱算啥子嘛，大不了倾家荡产嘛。

老威：你们找人花了多少钱？

陈兰：好几千。直到5月30号，聚源中学出了苍蝇，我是说，废墟上出了苍蝇，像几米宽的地毯，指甲盖大，全是绿头的，密密钉死在那儿，人来人往也惊不飞。有人猜有几亿只，或者等于全中国人民的数量。于是就马上报告学校和镇政府。他们还不信，还咬个卵犟：不可能！绝不可能！几十号家长把书记、镇长团团围住，大吼大叫，快动手打架了，他们才害怕，当场打电话给上级，调动机器和武警，第二天开挖。

老威：我也闻着味儿了。

陈兰：这么多天，这么高温，风、雨、太阳，当然沤出味儿。上午刨出来一个，烂得不成形状，不晓得家长咋个辨认的。到了下午4点钟，挖掘机又一铲子下去，苍蝇满天爆炸；再一铲子，人就起来了。不是一个，是两个，抱成一团。已经烂透了，剩两个骨头架子，还抱成一团。妈呀，我咋认得出来？我咋敢说这是我的幺女陈凤？奔命20天，提心吊胆，事到临头，我却双手乱舞，喊“不、不”，往后退，恨不得寻个旮旯躲起来。可人家一再催我，不准耽误一分一秒。那些当兵的，戴着大口罩，还受不了，还被熏得流泪，还等着我过去。妈呀，真是我幺女！脸认不出，身体认不出，可腰杆上扎的黄颜色皮带，是地震前几天才买的。妈呀妈呀，我顿时就昏过去了。

老威：没签字么？

陈兰：记不得。老高也在场。我和他一块儿东跑西跑白跑黑跑，结果两家人的女儿都埋在原地！他女儿烂得更凶，但兜里揣了把牛角梳子，他一见，就瘫软了，如果没人抱住，他就撞死了。陈凤和高娟，一般年纪一般漂亮，死成一团。身体都没砸伤，如果及时掏出来，她们都不会死！我的幺女哦，你是妈肚子里的小虫虫，不管妈有啥子心思，你都能猜准，可关键时刻，你咋不托梦给妈呢？

你做鬼，也不要饶过害死你的人！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他们还怕麻烦，不想掏，这叫啥子人民政府？如果当官的死在里面，你看他们掏不掏？掘地三尺，捅穿地球，他们也不敢不掏。

老威：废墟底还埋有其他娃娃么？

陈兰：两天掏出来4个，他们就收兵了。没见尸的叫“失踪”，没人找的连失踪都不算。20几天了，还有十几个娃娃“失踪”。我的幺女哦！我的幺女哦！早知你这么惨，还不如没生下来就失踪……

晚清末年，面对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同在日本的梁启超与孙中山有着彼此不同的政治选择。1905年11月下旬，刚成立不久的同盟会创办了自己的言论机关《民报》，从它的第一期始，即与梁氏《新民丛报》展开了一场“革命与立宪”的拉锯式论战。此一论战长达近两年，还是在论战中，就有好事者将双方言论合刊成书，题目就是《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激战的双方，同盟会轮番出阵的是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汪旭初等，《新民丛报》则几乎是梁任公一人应对，所谓独自担纲。

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未来命运的论战，从后来的历史看，胜利的一方是革命党，而且整个20世纪都是革命党不断获胜的世纪（先是同盟会战胜了晚清，后是国民党战胜了北洋）。但，革命的一次次胜利并未带来立宪的成功。任公一生为之心血的宪政之业，始终是一道彩虹，望之诱人，即之则杳。

和梁启超并于对立地位的是孙中山的革命党。革命一词原是日本人对英语revolu-tion的翻译，也是日本人率先用它来称谓孙中山的革命组织。据同盟会元老冯自由的《革命逸史》，1895年孙中山起义失败后，逃至日本神户，当地报纸的报道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这个题目让孙中山大为兴趣，此前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用过革命这个词，用的是传统上习用的“起义”和“造反”。自此而后，孙党以革命为旗帜，革命一词即在日本留学生中流行开来，然后又流行到国内。

当然，革命一词并未获得严格定义。孙中山的革命党，立志发起各地暴动，用以推翻清政府并获得政权———这当然是众人认可的革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反对暴力、亦复反对从清廷那里夺权，他（们）要求在不改变权力所有的前提下，改变权力自身的性质；所以，梁启超及其立宪派被目为反革命，乃在情理之中。然而，面对暴政，革命话语具有天热的道德优势，尤其对年轻人更有本能的吸附力（《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争夺当时的留学生）。梁氏不甘革命一词为同盟会独领风骚，这一次亦以革命张目，并把立宪主张的革命与孙氏革命相区别，这就是他在论战中的名篇《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

“种族革命者，民间以武力而颠覆异族的中央政府之谓也”，梁氏所指，正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以“民族主义”居首，其目标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这一点不获梁启超的认可，他认为满人入主中原，是“易主”而非“亡国”，因为满人在获得政权之前，已经在有明一代的版图中。而况在梁氏看来，种族革命不免带有“狭隘的复仇主义”色彩，它“非挑拨国民之感情不可。国民奔于极端之感情，则本心固有灵明，往往为所蒙蔽”。“三民主义”所以置民族于民权之前，乃有它的实际考量。革命需要发动民众，当时民智未开，民族比之民权，在民间动员上显然更有效、更得力、也更易接受。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这里梁启超把立宪也解释为革命，革的就是专制的命。如果革命总是和暴力联系，梁氏强调的政治革命恰恰是非暴力的。和以获得政权为目标的革命不同，政治革命不夺权，但要制定宪法控权和限权。对统治者来说，两种革命它都不愿意。但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它会选择立宪以自保。毕竟君主立宪，还保有君主的名头及其相应的权力。在“要么全有”和“要么全无”之间，前者既不可能，后者又更可怕；统治者则不得不择中道而行之。梁氏的立宪派就是力图把清廷往中道上逼。他所以不赞成革命，至少是出于两种考虑：首先，正如他的朋友徐佛苏所说：任公“恸心于国内历次革命牺牲爱国志士，而仍未能实行革命，乃亦偏重于政治革命之说”。另外，任公更担心：“革命之后，暴民政治最易发生”。当时，同盟会的主张是先共和后立宪，由于共和需要以革命而完成，梁忧心忡忡，革命后的共和，恐怕不是立宪，而是专制，即“共和专制”。

这就是清末两种革命的不同路径：以革命反专制，还是以立宪反专制。在种族层面之外，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属于“国体革命”，改变国体即让政权易主。梁氏的政治革命属于“政体革命”，它不改变权力主体，但要改变权力的性质（即改专制为立宪）。在梁看来，权力易主，并非一定能改变权力的性质。设若以革命反专制，结果革命后的权力比以前更专制，那么，革命中的牺牲又是为谁买单。相反，以立宪反专制，既可以相对避免革命中的大面积流血和社会大幅度的震荡，又可以预先就避免了革命后专制依然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梁启超这样阐释他的政治革命：“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言下之意，孙中山的革命是夺权革命，而非政治革命。

这场发生在日本的“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无论从当时的民气所向看，还是后来的历史结局看，梁启超都是失败者。梁启超既抓不住留日青年的大多数，也无以抓住国内青年的大多数。清廷恐惧革命，却又不断制造革命，硬是把气血冲天的青年逼上了武装革命的路。即使是梁启超抨击清廷的文字，也歪打正着为鼓舞革命的弹药。因此，任公或许料及革命的势不可挡，到了“申论”最后，他只好一再呜呼：

“呜呼！吾书至此”，吾“泪承睫而涕横颐，吾几不复能终吾言矣”。

“呜呼！我中国有热血有智识之人，其肯垂听耶，其终不肯垂听耶？”

呜呼！国人终究不肯听他的。任公有情，历史无情，这似乎就是他在这个国家中的宿命———其预言于后来的历史愈应验，他愈是为这种历史所排斥。

税收乃是国之大端，因税收而起的纠葛几乎贯穿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有学界中人半认真、半玩笑地说过，收税就是山大王收保护费的进化形态。这话说在前现代社会是正确的，因为天下是家天下，既然打下了天下，所有东西自然非我莫属，“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一切最终的物主是天子，他给你的是使用权，你为这个交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因为收税而必须提供公共服务的观念之所以深入人心，大概应该归功于英国的《大宪章》。英国贵族觉得自己交钱以后，作为国王则必须提供公共的服务来作为交换。而美国人之所以独立，是因为英国国王“忘记”了他征税的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才行，所谓“无代表不纳税”的意思就是说，国家征税当然是正当的权利，但因为我交税就有了参政议政的资格，所以你必须要在议会里给我席位才行。税收导致了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叫做美国的国家。

其实中国的改朝换代也经常是因为税收。中国古代长期实行的标准税率大概在10%左右，这是一个看上去比较合理的税率，即使经过了多少代王朝，这个税率也是被认可的。连西方对于这个比例也是情有独钟，甚至天主教的贡献给上帝的“十一税”也是这么个比例。这期间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个比例被广泛认可，有人说是经济水平的缘故。而清朝入关以来，顺治留给康熙的政治遗嘱之一就是“永不加赋”，所说不往上增加的就是这个税率。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能够真的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如果我们考量历代王朝关于税率的资料就会发现，基本都会达到30%左右，越到王朝的末期，税、赋、徭役、厘金、火耗、慕余、规费就会越沉重。有人说这是统治能力的关系，是在上者不能驾驭之后，社会动荡以至于必须增加赋税来进行平复，越加赋税也就越加剧动荡，最终导致倾国。

此说固然有道理，但其实我们也可以考察另外一种状态：统治者本身的消耗。

中国最后的两个王朝是明与清。这两个朝代都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产生价值的寄生阶层异常庞大，远远超过前代。明朝初期大杀功臣，能够历代食俸的他姓其实是不多的。但明朝的规矩是任何朱家的凤子龙孙都有天生的俸禄（此情况在其他朝代也如此，但基本从来没到这种程度），从最初分封的亲王到后来降等袭封的各种群主、县主，朱家的子孙几乎充斥着所有地方。而每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很大一部分都花在养这些废物的身上，而这个团队在不断的扩大当中，最终到明朝末年，能够吃掉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一旦烽烟四起，明朝就只能从开源节流上想办法，什么剿饷、辽饷都是临时加派，而加上的税想减回来———李自成倒是有个方法：闯王来了不纳粮。

清朝更是不用多说，王公大臣、凤子龙孙不少，整个满族作为征服者全部都是生下来就有俸禄的铁杆庄稼。而这个铁杆庄稼的后果，是从入关的时候女人都能骑乘、所有王公都能打仗，短短的百年之后就完全失去了马背民族的骁勇。而白吃饭的人口始终在增加，也一样造成了财政的巨大压力，承平的时候还好，一旦国家有事用钱，既不能压缩八旗的钱粮（肃顺短暂的减等发放过，慈禧以及恭王掌权后，为了收买人心，很快就恢复原有的额度）、又不能让皇室血脉去卖白菜为生，自然只能在百姓身上刮了。晚清时知道自己财力不及但又要变法图强、船坚炮利，这钱也只好自增加百姓的赋税而来。———八旗是统治的基础，这是不能失去的。

明清两朝最终不治身亡，固然有内外交困之类的原因，统治者为了保证自己阶层利益而花在自己身上的钱太多也是重要的原因，这就导致一个国家的利益只是为了一个集团进行服务，虽然很多人知道这会最终覆亡，但整个集团是按照惯性前进的。可叹国家的税收不但不能造福于民，反而是那些掌权者用来交换王朝崩覆的手段了。

而清朝亡国时，离英国《大宪章》签署已经过了686年，美国因为税收而建国，也已经过了122年。

◎黄钟  中国改革杂志社主笔

异地为官制度既要保持为官者政令畅通的起码权威，你欢迎也好不欢迎也罢，听说过这个人也好没听说过这个人也罢，都得服从其号令。这样一来，“地方主义”是被“克服”了，可那也势必会破坏地方的自我约束机制，县长市长干得好，即使任期不满，“上级”要把他们调到另外的县市去的话，这个县市的民众想留也留不住，县长市长干得赖，如果上级不处理他们，一县一市的民众再不满，也赶他不走。当然啦，说得好听点，一地人民想有个好官员，就只能盼望上级“重视”、领导“关心”了。

可以说，这是制度设计上的一种自我拆台。

异地为官的中国传统

不得在原籍为官，不能在一地久任的流官制度，是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一个古老传统。不得在本籍担任地方长官的籍贯回避，在西汉就开始实践了，只是当时是否有明文规定，没有记载。自从汉武帝中叶起，地方官任用的籍贯限制就越来越严了。历史学家严耕望就说：“凡中央任命之地方官，上自郡国守相，下迄县令、长、丞、尉、边侯、司马均用非本郡人，刺史用非本州人”。

明文规定籍贯回避是从东汉开始的。在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立了“三互法”。什么是“三互法”呢？《册府元龟》里是这样说的：“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不得交互为官。”按照这个规矩，在老婆的娘家当官就不允许，也不允许张三在李四的老家当官，同时李四又在张三的老家当官。史弼调任山阳郡太守，可是因为他的老婆是山阳郡巨野县人，所以就要转任平原相。

从此，流官制度就沿袭了下来。

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刚开始甚至让“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后来就不限南北了，但除了学官外，“不得官本省”。比如宣德年间，皇帝授予杨恭左布政使一职，可是遭到了吏部的坚决反对，说只有陕西的这个职位是空缺的，可是杨恭是陕西人，因此抗旨不遵。到了清朝，流官制度又有所创新。比如顺治朝时规定外官回避本省，教职回避本府。可到了康熙朝，又针对虽然在外省任职可是却离本籍近的问题作出进一步的限制，虽是外省但距离本籍在五百里以内的，依然要回避。按照这个规矩，一个湖南临湘县籍的人是不能到湖北省咸宁当知县的。到了乾隆时，甚至祖籍等也要回避。制度似乎更加“严密”了。道光年间，戴三锡是顺天府大兴县人，本来被授予江宁布政使，可是因为他的祖籍是江苏丹徒，所以就应该回避，于是改调到四川任职。

这种流官制度，于官于民，都是一种折腾。

就说明朝时的海瑞，他是海南岛人，可是他先是当南平学谕，接着又调到淳安任知县。我不知道这个海南人跟南平人和淳安人平时是如何逾越语言障碍进行交流沟通的。更何况，当上了知县之类的人，大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如果不拖家带口地去上任，这异地为官就意味着一家人要两地分居，若要带着一家子迁到任职之地，却又不知道在那里能当多久。可谓是官员如飘萍。

虽说朝廷要求官员们爱民如子，当好百姓的父母官，可中国过去的政治绝非建立在民意基础之上。一个张嘴就是海南口音的海瑞一到淳安就能拥有一个知县的权威，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以至于在淳安都妇孺皆知，而主要是因为知县的权威是建立在强力的基础之上，不遵从海瑞的权威就是跟官府跟朝廷作对，海瑞的背后是国家暴力。黎民百姓臣服于这种强力面前，无论朝廷派来的命官是阿猫阿狗，都得老老实实地接受。

所以，官员的政治前途并不取决于有多少民众的拥戴，而取决于朝廷的赏识和恩赐。而朝廷之所以要实行流官制度，不让一个人在本籍任职或在一地久任，就是害怕官员在地方太得民心而削弱了朝廷的统治。可是，一个外地人主政一方，因为手中大权在握，可能滥用权力起来更肆无忌惮，而要是一个当地人主政，倒可能因为都是乡里乡亲反而兔子不吃窝边草呢！实际上，流官制度并没有能够保证两汉或明清的朝廷始终能够让各地官员都像皇帝的棋子一样驯顺而任由摆布，也没有能够让各级官员普遍一心为公两袖清风。要不然，何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说呢？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流官制度是发现了病，却开错了药。

美国人的选举经验

美国实行联邦制，所以就不存在这种流官制度。这跟中国的传统恰恰相反。

比如美国的第一个华裔州长骆家辉，他就出生于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也算是地地道道的华盛顿州人了，要是按照中国的籍贯回避传统，他是没有资格担任华盛顿州州长的。骆家辉是在华盛顿州一步一个脚印最后赢得州长职位的。1981年，成功当选华盛顿州议会众议员，一共当了11年的议员。1993年，当选为华盛顿州金县的县长。1997-2005年，担任8年的华盛顿州州长。在这个州，丹尼尔·J·埃文斯当了12年的州长，比骆家辉还久。

无论是骆家辉还是埃文斯，都没有变成华盛顿州的土霸王。恰恰相反，一当就是三届，表明他们是深受选民拥戴，换言之，他们在华盛顿州有足够深厚的根基。否则，有几个人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一个毫不了解的人呢？如果第一届干砸了，甭想下一届竞选时选民还会傻乎乎地把票投给你。如今美国的50个州的州长都是直接选举产生，没有人能强奸民意，把谁硬塞到哪个州当州长。

海瑞从来没有在淳安生活过，今天还在南平当学谕，明天可以调往淳安当知县，和这样的中国特色不同，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来陌生人，不可能昨天还在加利福尼亚州当州长，今天就跑到弗吉尼亚州当州长。在美国的大多数州，竞选州长的人不仅必须是年满30岁的美国公民，而且在选举前至少在该州居住了5年。也就是说，这个人得是该州的居民，否则，异地为官连门都没有。

不能在一地久任，也是中国流官制度的一个特色。可在美国，除个别州外，绝大部分州的州长可以连选连任，其中一部分州规定只能连选连任一次，还有一部分州则不限制连选连任的次数。理论上讲，只要你能够竞选成功，在不少州是可以从30岁起一直连任到去世的。既要必须是本地人为官，又可以在一地久任，这样做似乎并没有出现土霸王的危险。克林顿出生在阿肯色州，1978年当选为阿肯色州州长，并且1984年、1986年、1990年又连续三次赢得了州长选举，是阿肯色州担任州长时间最长的人。可谁听说过克林顿在阿肯色能一手遮天？

就是那些不仅在本州当过州长，而且还当过总统的人，无论他们哪一个，也没有成为该州横行乡里的一霸，无论他们哪个的妻子儿女，也没有在该州成为高衙内那样的角色。比如，门罗生于弗吉尼亚州，1799-1802年担任弗吉尼亚州州长；范布伦生于纽约，1829年任纽约州州长；约翰·泰勒生于弗吉尼亚州，1825-1827年任弗吉尼亚州州长；海斯生于俄亥俄州，当了三任俄亥俄州的州长；西奥多·罗斯福生于纽约市，1899-1900年任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于纽约，1929-1932年任纽约州州长；卡特生于佐治亚州，1971-1975年任佐治亚州州长。

不过，在美国总统里，也有出生在甲州却在乙州选上州长的。如克利夫兰、安德鲁·约翰逊、威尔逊、柯立芝、里根等人，但是他们当选时绝非是该州的新到外来客。就拿柯立芝来说，他出生在佛蒙特州，可他二十多岁就开始在马萨诸塞州的北安普顿从事律师业务，并在那里成家立业。1910年到1911年，他当上了北安普顿的市长，1918年又当选为马萨诸塞州州长。

当然啦，美国也有州长在任期内被总统提名为司法部长、大法官什么的，比如大名鼎鼎的首席法官沃伦，就连连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而且干得有声有色。如果这个人在该州干得一塌糊涂或声名狼藉，不仅总统不敢提名这样的主招来舆论的一片倒彩，自讨没趣，就是提名了也难以获得参议院的批准。所以，即使是想在全国政坛上有所作为的人，他当州长的时候就得竭力把工作做好，否则就是拆自己的台。

异地为官制度的自我拆台

中国现行的官制继承了历史上的流官制度传统。就拿目前山东下辖的17个市来说，现任的17个市长，都不是出生在该市的居民。

无论继承传统流官制度的种种做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无庸讳言，不但传统制度下的异地为官的弊端在所难免，而且还新生了一些王朝时代所没有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制度的双重化———宪法法律层面的名义制度和与此不同的操作层面的实际制度相悖而存。

在王朝时代，皇帝一纸敕令，就可以把某个官员调到某地任职。可是在1949年之后，在法律层面，这一切都变了。按照宪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大分别选举并且有权罢免本级政府的省长和副省长、市长和副市长、县长和副县长、区长和副区长、乡长和副乡长、镇长和副镇长，并且宪法只规定了地方政府的每届任期与本级人大每届任期相同，没有限制这些行政长官的连续任职届数。如果说这项规定被切实遵守的话，那就意味着异地为官制度实行不下去。

可是要保证一个官员到一个他根本就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为官，如果要保证他的权威，就必须有可以无视民意基础的权力。一个拥有这种权力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意味着他有着或大或小的胡来硬来的能量。可靠什么能够保证他不滥用这种能力呢？平心而论，当某地的一个政府长官要把这种能量转化为胡作非为的行动时，当地的媒体、百姓、人大代表和他的下属，能对他有多大的制约作用？胡长清说，官当到他这一级就没什么制约了，并非全是神志不清的狂言妄语。要防土霸王，可山高皇帝远的现象一点也不罕见。这实际上却正是异地为官制度声称要克服的弊端之一。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异地为官制度既要保持为官者政令畅通的起码权威，你欢迎也好不欢迎也罢，听说过这个人也好没听说过这个人也罢，都得服从其号令。这样一来，“地方主义”是被“克服”了，可那也势必会破坏地方的自我约束机制，县长市长干得好，即使任期不满，“上级”要把他们调到另外的县市去的话，这个县市的民众想留也留不住，县长市长干得赖，如果上级不处理他们，一县一市的民众再不满，也赶他不走。当然啦，说得好听点，一地人民想有个好官员，就只能盼望上级“重视”、领导“关心”了。

可以说，这是制度设计上的一种自我拆台。

对于异地为官者而言，新到一地，甚至可能一个人都不认识，他怎么提名任命部属？语言隔阂怎么消除？一个乡长或县长，如果只能用纯正的京腔或者外地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跟当地居民交流，十有八九就会有交流障碍，一说话就让人产生“外地佬”的印象，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初来乍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政事人事，都不甚了了，不仅当地人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子的人，他自己也会有些茫然，干什么、怎么干、能干多久？即使这人想因地制宜地施政，一时半会也不可能因地制宜。可是对于那些几乎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一个行政首长的地方来说，他们那里的前景，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个陌生来客。等这个陌生人刚熟悉点情况，可能不到一年半载就又调任新职。这于民于政，都是一种折腾。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反而没有竞争性选举的地方强。

对于被调任者而言，也会有种种苦恼。比如，在城乡差距不小的地方，从城镇调到某个乡当乡长副乡长，从经济文化条件较好的地方调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当县长副县长，他们就可能面临孩子上中小学怎么办，是否要跟爱人两地分居，何时才能够回到原来的地方，住房怎么办等等。由于流官制度的存在，大批官员因此得背井离乡，于是就有了这种机制下的一种独特景观：穷乡僻壤的乡长想赶紧调进城里，小城市的想进大城市，落后地区的想调到富裕地区。因为不是一方自愿，一方愿选，所以异地为官者身在曹营心在汉。这样子，于国、于民都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