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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义之战：谁为祸首？

2003年七月二十七日，是韩战停战五十周年纪念。这场人称“被遗忘了的战争”，由於五十周年停战纪念日的降临，由于北韩核危机的日益严重，再次闯入人们的视野，勾起唏嘘和伤感。半个世纪前的尘封往事，又成为国际舆论的新焦点.

不过，对我们中国人而言，韩战绝不是茶余饭后消遣的轻松话题.如果说得极端一点，倘若没有那场战争，这半个世纪中国人恐怕会换一种活法，一种很不同於这五十年来大家耳熟能详那种基本生存方式。即是说，该战争对中国，甚至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东亚的基本格局，其影响都是巨大的。

当然，其终极影响之最，莫过於对那眼望故园、尸横异乡的九十万中国青年的冤魂了（注1）。

韩战结束已经半个世纪了，但是至今为止，引发该战争的一些重要内幕，仍然没有大白於天下。因为有关的部分档案（譬如北韩与中共的档案），迄今仍未解密。目前，根据前苏联的解密档案，铁证如山并获得国际舆论与学术界公认的：是北韩金日成首先发动了这场战争。

那么，究竟谁是北韩出兵侵犯南韩的主要怂恿者呢？斯大林与毛泽东各应承担多少责任？在中、苏、美、南北韩的互动关系中，一个小小的金日成究竟有何能耐，竟然能纵横稗阖推波助澜促成一场对有关大国并非有利的战争？

让我们穿越五十年的时光隧道，回到当时那二战之后后混沌迷茫波云诡谲的岁月现场。

在二战硝烟刚刚落定之后，什么因素导致远东这场血腥战争的爆发？

一个最为关键的因素，是金日成错误判断了大国的意向、国际的局势以及自己的实力，执意发动战争，以便使共产党能横扫南韩，从而使自己登基为统一的共产朝鲜之王。这一顽固的意志，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了一系列悲剧。

斯大林最初曾因惧怕与美国直接对垒而劝阻过金。但后来经不起金日成信誓旦旦战必速胜的保证，以及唾手可得的地缘政治利益的诱惑，同时考虑到有北韩军队和中国军队作为一线二线的屏障，可以避免美苏直接交手，终於同意了金的冒险.

而毛泽东则积极支持金日成南犯，并希望苏联出钱出军火。只是要求在金拿下南朝鲜后，苏联再回头帮助他解决台湾问题.

这是目前史家对於该战争的缘起所勾画的一个基本可信的大轮廓。

於是，1950年六月二十五日凌晨，有恃无恐的金日成发动突然袭击，挥军跨过三八线。同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谴责北韩侵略。三天之后，南韩首都汉城沦陷；八月初，南韩的领土只剩下十分之一。北朝鲜的宣传机器已经迫不及待地敲起长鼓，以庆祝“解放南韩，统一祖国”了。

但是，他们高兴得早了一点.

风云突变。九月十五日凌晨，获得联合国6月27日反侵略决议案授权的联合国军队，在二战英雄麦克阿瑟将军的指挥下，於南韩仁川登陆，随即迅速对北韩侵略军实施分割、包围，使之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联合国军并乘势迅速挥师北上。

此时，金日成惊恐万状，急急向苏、中求援，他修书向毛泽东曰：“毛泽东同志：……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敌人…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注2）

当时中共由於刚建政不足一年，百废待举，急需和平环境，故北京高层接到求援信后大多不同意出兵朝鲜.但毛独排众议，以美军将逼到鸭绿江边，中国“唇亡齿寒”，美军可能进入中国东北为由，执意要出兵。但后来证明，他的这一致命的判断是错误的。从各方面的解密材料，特别是美国的解密档案得知，联合国、美国和其西方盟国当时并没有准备与中国作战，并且在努力防止这样的战争发生。

甚至在毛说服高层决定出兵，但突然又面临斯大林毁约——推翻原来所说的以空军支援中共军队的承诺的情况下——毛仍执意出兵。他在斯大林毁诺后给身处莫斯科的周恩来发电说：“……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注3）於是，在毛独断意志的强力主宰下，中共军队於10月25日跨过鸭绿江，卷入韩战。因此，毛泽东，是使中共军队对抗联合国的主要责任者，中国九十万子弟年轻生命的葬送者。

韩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们立即发表“台湾中立化方针”的声明，并派遣第七舰队於6月28日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从此，台海格局就固定了下来，延续了半个世纪.

以上就是韩战爆发前后一短段时间的政治外交连锁反应。

如所周知，发动韩战的最后结果，是交战双方在三年多后仍然回到金日成南犯之前的三八线两侧，双方领土毫无增减；然而，这一荒唐的毫无结果毫无必要的战争，却使各方都付出了无数生命和财产的代价，并强化了全球的冷战对峙气氛。

目前，甚至在中国大陆，也发出了对韩战的另类声音。颇具影响力的大陆《随笔》杂志刊文探讨‘抗美援朝’，认为抗美援朝阻碍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被正面传颂了五十年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共自己的刊物上，首次遭到公开质疑的命运.文章最后发出天问：这场战争，‘中国做对了吗？’

而据前面的事实陈述，如果要设立韩战战争罪行审判法庭，无庸置疑，金日成、毛泽东和斯大林将顺次站在被告席上。

不过，翔实的历史考证与公正的历史裁判不是本文的主旨。这桩历史公案最好还是留给逐步被发掘出的史料、被解密的文献和史家的精细辨别和判断，以求取更稳固更坚实的正义.

笔者所关心的是韩战对中国的政治后果。

韩战与中国政治极端化

本文在这里想特别提出的是：韩战对毛时代中国政治方向和总体气氛的影响。

众所周知，毛泽东建政后，为争取苏联援助，为消除斯大林对他闹独立的担心，一开始就宣布他的外交是“一边倒”，即倒向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这种唯克宫之意是瞻，视斯大林为共产国家龙头老大的心态和行为规范，是当时的基本背景，自然不可忘记。

但是，即使如此，我们可以设想，倘若没有韩战，没有因韩战而与美国、西方国家所造成的交战敌国关系，以毛泽东对苏与斯大林的历史积怨，以毛不甘雌服於人下的个性，再根据李志绥医生回忆录中所揭示的毛实际上对美国好感而对苏联讨厌的私人情绪，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共不会在建政后不久就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很快显示自己的独立性，并使自己在施政上减少一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而多一些民族主义因素。即是说，倘无韩战，则中共在五十年代的外交不至如此僵化、亲苏，而可能赋有某种程度上的灵活性、中立性与可选择性。然而一旦开战，这个“一边倒”的政策就从此凝固下来，成为支配相当长一个时段的总方针了。

这样，北京卷入韩战，旗帜鲜明地与联合国为敌，与西方国家为敌，自身严厉地“闭关锁国”，同时也受到西方（对一个交战敌国）的围堵与封锁.这个基本的孤悬态势使中国及其他国家人民双方都身受其害；并使中国成为二战后世界现代化潮流之外的弃儿。

当然，对中国人的命运影响最大最可悲的，还是韩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研究中共建政初期的学者都分析了当时的镇反、土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反胡适、反知识界崇美恐美风气等）三反五反、肃反等政治运动对塑造当时的总体政治方向与路线的作用。很多分析是很精当的。笔者在这里只想补充其中的一个缺憾，那是多数分析中很少涉及的：韩战的内政影响。

实际上，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与韩战的战时空气及其后遗症潜在地是有很大关系的。

遥想当年，中共开动它的垄断性宣传机器，号召全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空气中回响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野心狼”的志愿军战歌，大街小巷在为韩战募捐，有商人甚至还认捐战斗机，……如此等等。举国若狂，一派浓烈的战时气氛。加以中共刚刚建国，留在大陆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比较亲美的政策有诸多不满，对毛与中共还有所期待，大家的民族主义情绪还相当强。当时，一见中共竟然敢於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叫板，甚至开战，“敢老虎屁股”，一扫多年来“东亚病夫”的晦气，岂不大长中国人的面子，焉有不支持之理？况且，战火一起，美国已是敌国，崇美就是叛国。在这种总体的政治氛围下，叫你批判崇美恐美的思想、批判“亲美”的胡适，你还能不批？众所周知，在战时条件下，连民主国家人民的言论自由有时都要受到某种限制，遑论中国这样的极权国家了。

不过，少数精微敏感的知识分子是不在此例的。他们已深切感受到了韩战对国运和自身命运的恶劣影响，并以诗文作了历史见证.史家陈寅恪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余英时先生在分析陈寅恪1953年所写的一首诗时指出：“试读《葵已（1953年）六月十六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一律的前半段：

墨儒名法到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

屯戎尚闻连浈水，文章唯是颂陶唐。

浈水指朝鲜，此时韩战尚未结束（停战协定要到同年七月才签字），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已加紧到了无法透气的地步。他们无论属於何家何派，都变成了闭口的‘哑羊’，除了歌颂共产党之外，再也不能发出别的声音了。“（注4）

余先生还指出：“陈（寅恪）先生的这两首诗（指和）特别隐晦，这当然是谈韩战已犯时忌，而他本人对韩战所持的观点更是犯了‘欠斫头’的大罪。关於谈韩战犯忌，我们可以举出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论再生缘》之末附有《感赋二律》，其第二首第六句‘清丘金鼓又振振’下原注说：”《再生缘》叙朝鲜战争。‘这是海外出版的原本的写法，可以覆按。但是在大陆后来印行的本子中，这句话却改成’《再生缘》间叙争战事‘，’朝鲜‘两字已经不见了。我们无法断定是谁改的。但’朝鲜战争‘字样触犯时忌却从这一修改得到了完全的证实。“（注5）

由上面可以看出，韩战这一事态在中国织成了何等森严的文网！陈寅恪先生当时是名满天下德高望重的大史学家，中共也曾三番五次恭请他赴北京任学界领衔之职。但是，就连他，也须如此异常隐晦曲折地做诗为文，遑论他人！但陈寅恪先生作为中国知识界的脊梁，他的可贵和不朽在於，在文网森严举世滔滔风雨如晦的险境中，他以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身分，在一旁冷静地审视和裁判了中共政权的作为，并隐晦曲折但忠实严正作了历史的记录，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历史文献.这确是“惊天地，泣鬼神”之举.

实际上，就仅仅从陈寅恪的诗史中，我们也不难看出，韩战对於毛式高度钳制性的“一言堂”的形成，对於中国“一边倒”的左翼极权的政治方向，是起了相当关键的建构作用的。根本的重要之点是，它造成了一种弥漫全国的浓烈的政治气氛——非黑即白、非敌即友，不容置疑，无须讲理的意识形态气氛。从此，中国在这种严酷政治气氛的笼罩下，鸦雀无声，在左翼极端的路上越滑越远，以至不可收拾。

高度严密的闭关锁国也是韩战的政治后果。这在陈寅恪先生的个人命运上也有戏剧性的证实。在1949年大陆政权转换关头，陈先生没有听夫人与朋友之劝而浮海赴台湾，是因为他素与国民党无关，而在49年他深感“广州既不能守，台湾也未必足恃。”当时他把台湾与广州等地大体上是同等看待的。年老体衰的他已厌倦逃难，不想再迁移折腾了。他还因此与夫人发生过严重争执。但是，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后悔了。而在这一年内所发生的最重的大事件，就是韩战。余英时先生指出：“陈先生1949年不师宣尼之浮海，除了前面所说的意态消沉和避秦无地之外，也由於他对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完全缺乏了解。但是一年之后他已深深地领略到其中滋味了。

金殴已缺云边月，银汉犹通海上潮。

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魂销.……

人间自误佳期了，更有佳期莫怨遥.……

至於他所领略的是何种透骨的‘新凉’，而当时流传的又是哪一类惊心动魄的‘故事’读者自可想象得之。此外如海上潮通、佳期自误等语也都有所指，值得细细玩味。

陈先生当年不肯浮海，也并非完全由於失算。事实上，中共加入韩战，终於导致台湾与大陆的长期分立是任何人事先都无法估计得到的。在陈先生撰写《柳如是别传》期间，这种分立局势已完全明朗化了。他回顾当时未曾早谋脱身，不但不胜感慨而且更不免愧对陈夫人的胆识.“（注6）这里，韩战导致的锁国后果已是一目了然了。

之后的事是众所周知的：中国进入了毛泽东极端意识形态化的“快车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胡风，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大锅饭导致的大飢荒，反右倾，反修防修反击帝修反的大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其意识形态的逻辑顶点——史无前例的反文明的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在封锁起来的笼子里疯狂旋转，失去了进入国际主流秩序的历史机会。

韩战，正是这种政治极端化的催化剂和凝固丸。

韩战后东亚的经济与政治变迁

也许，韩战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偶然副产品是：中国政治试验的“活眼”——台湾的诞生。人们当年恐怕完全未曾预料到，它会与香港一起，成为中国未来变迁的示范和样板。

韩战后，与中国大陆的荒诞折腾相对照，东亚的其他国家与地区：朝鲜以三八线南北划界，台海由第七舰队隔开大陆与台湾，在韩战固定下来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东亚达成了某种相对稳定的脆弱平衡，於是，这些非共产国家可以专注力量於内部发展，开始致力於自己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起步，结果终於导致这一历史时期内这些国家的起飞.

先是，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秩序在美国帮助下迅速走向轨道，发展迅猛，其后，又是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南韩、新加坡的经济起飞.随后，中、苏交恶，中美准结盟以制苏.毛去世，北京在邓小平主导下开放经济。再后，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柏林墙”倒，东欧、苏联解体.北京与南韩相互外交承认.直至今天发生的，北韩民穷财尽，穷兵黩武，铤而走险，面临国际社会巨大压力。至此，亚洲的“柏林墙”也开始一步倒塌。共产主义，如今已是“气息奄奄，日薄西山”了。

回望50年前停战的韩战的缘起及其对中国命运的灾难性影响，我们不胜唏嘘.如今，半世纪之后，东北亚格局又面临重新洗牌，金正日搞得北韩饿殍遍野，于是，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孤注一掷，以制造核武器要挟世界。值此历史转折关键时期，我们如何从历史吸取教训，化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化金家世袭极权为统一的民主自由韩国，这是摆在有关各国领袖及民众面前的试卷。胡锦涛先生最近在于美国合作方面，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往下的历程，必将更为艰险，势将考验美、中、韩及有关各方的政治智慧和胸怀。望各方政要好自为之。

（作于2003年7月26日）

注释：

注1：从解密档案得知，中方作战人员伤亡是九十万，比中共官方一直公布的七十七万多出十多万。中国全部战争费用为一百亿美元，而非官方所称的‘三十五亿美元’。

注2：尹家民：《知情者说——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p.51，1998，北京

注3：尹家民：《知情者说——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p.67，1998，北京

注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p.48-49，1998，台北

注5：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p.78-79，1998，台北

注6：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p.65，1998，台北（7/26/2003 14：54）

《纽约时报》是美国、也是世界知名的大报；但这家被视为“左派旗舰”的报纸，正走向穷途末路。美国知名的保守派杂志《NewsMax》今年七月号的封面故事，就是美国日报的衰落。该期杂志的封面是《纽约时报》的讣告，列出这张报纸的生、死年份：出生是该报创刊的1851年，死亡是2013年，也就是说，这家杂志认为，《纽约时报》顶多还能撑四年，就会倒闭。

《紐約時報》是有150多年历史的全球大报，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粗略观察，这至少和经济危机、网络冲击、左派偏见等三大因素有关。

105家美国报纸倒闭

首先，美国的经济危机影响到各个领域，报业更不例外，因报纸的收入主要靠广告，经济不好，自然影响到广告收入。2006年，美国报业的广告收入是493亿美元，去年则降至380亿美元，减少了23％。报纸广告中很多是汽车销售、房地产、银行保险业等，但恰恰这些领域，在美国经济危机中打击最大，因此这类广告严重缩水。

美国现有1422家日报，6253家周报。很多老牌报纸，因经济危机而关门。像有150年历史的丹佛《洛基山新闻》，今年初已倒闭。百年老报《西雅图邮报》则变成网络版。甚至连1908年创刊、全球知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也停止印刷，以网络版代替，几乎是名存实亡。拥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的母公司，也已宣布破产。据美国报业协会的统计，前年美国报业已裁减2400名编辑记者，去年解雇了5000人，今年更严重，仅上半年就已裁减一万人。今年前6个月，美国就有105家报纸倒闭（数量还在增加）。

网络、博客，侵蚀报纸地盘

其次，是网络的冲击。虽然很多报纸倒闭，但很多美国人对报纸消失并不那么留恋惋惜。据今年三月美国报协的民调，多达42％的美国人说，如果当地报纸关闭的话，他们“不那么想念或根本不想念”。为什么？因为有网络可以代替。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从网络获得新闻，而不再看印刷的报纸。据统计，2001年，美国人从网络获得新闻只占13％，现已增至40％，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增长。网络新闻，个人博客，还有Facebook、Twitter等等，都在侵蚀传统报纸的地盘。仅今年第一季，美国报纸销量就下降30％。全美25家最大的日报，有23家发行量下降，跌幅自7％到20％。美国有媒体专家甚至预言，到2015年，印刷的报纸将会消失。

在这种背景下，《纽约时报》的处境可想而知，现已负债10亿美元。为摆脱危机，该报已把纽约曼哈顿的总部大楼出售，公司的商务飞机也卖掉，把报纸减少页数，当然更包括大幅裁员，降低员工薪水等等，但都无济于事。美国华尔街市场权威的普尔公司评定，《纽约时报》的上市股票，现已降到了垃圾股的地步。

《华尔街日报》发行量上升

第三，是左派偏见的后遗症。同样是受到经济危机和网络冲击的影响，美国却有报纸不仅发行量不下降，反而上升。这些都是保守派报纸。而立场越左倾的报纸，发行量下降的越厉害。这说明报纸的立场和报道倾向，对发行量也有很大的影响。把《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做一个对比，就很能说明问题。

美国只有三家“全国性报纸”，其中发行量最大的是《今日美国报》（USA Today），达230万份。但美国新闻学界并不把它当作严肃的报纸，因它刊登很多体育、娱乐性消息，像小报（tabloid），被学界称为“McPaper”（像汉堡包式的垃圾新闻快餐）。另两家全国性大报，《纽约时报》被称为“左派旗舰”，可见其意识形态之强烈，以及它在左翼报纸中的领军地位。《华尔街日报》则是保守派报纸中发行量最大的。两家大报一左一右，成为美国两种印刷媒体声音的代表。

全美发行量排名第三的《纽约时报》，十年前发行量是109万份，现已降到100万份，跌幅8％。全美发行量排名第二的《华尔街日报》10年前发行179万份，现增至201万份，增幅12％。《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已是《纽约时报》的一倍多。

精英主义被大众唾弃

不仅《纽约时报》，美国左翼阵营的大报，过去十年全都发行量下降。例如美国西海岸最大也最左的报纸（发行量全美排第四）《洛杉矶时报》，十年前发行107万份，现只剩下74万份，跌幅31％。全美发行量排第七的《华盛顿邮报》，也从78万份，减至62万份，下跌20％。而美国南部的最大左倾报纸《迈阿密先锋报》（因经济困难而被迫把报社总部大楼出租）和最东岸的《波士顿环球报》（去年亏损五千万美元），不仅发行量剧跌，而且被专家预测也可能关门。最近《波士顿环球报》勉强和工会达成协议，否则它的母公司《纽约时报》准备关掉它。

但同属于《华尔街日报》媒体集团的保守派日报《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10年前发行43万份，现已63万份，增幅高达44％，成为美国第六大报（超过了《华盛顿邮报》）。

在发行量最大的全美十家大报中，八家立场偏左的，过去十年发行量都下跌；两家立场偏右的，发行量都上升。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左翼报纸，走精英主义，意识形态化，结果读者越来越反感。而《华尔街日报》和《纽约邮报》倾向保守派立场，报道和评论口味忠于真实和常识，颇受大众欢迎。

“诚实办报”是唯一出路

《纽约时报》已认识到这个问题，几年前特意把美国右翼旗舰杂志《标准周刊》的编辑、新保派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聘到该报写专栏，以平衡该报的左倾言论。但此举也没什么成效，因布魯克斯过于“识时务”，专栏越写越向《纽约时报》立场倾斜，有人已不再把他视为保守派。

最聪明的可能是《华盛顿邮报》，去年九月大胆雇用了《华尔街日报》编辑布劳克利（Marcus Brauchli）出任了该报执行总编，结果该报的左倾立场被有所修正，报道调子也开始客观，因此该报今年第一季度，不仅不再发行量下跌，反而增长了0.7％。

美国知名的记者和畅销书作家凯斯勒（Ronald Kessler）对此评论说，“《华盛顿邮报》的变化展示，如果记者写出诚实的报道，由此产生信任，公众就会接受。”而《纽约时报》还固执“左”见，坚持自由派（Liberal）的意识形态，那么真可能像《NewsMax》杂志的封面所说的，人们要准备给它写“墓志铭”了。

陈永苗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政治矛盾（毛—邓）的深化

邓小平进行改革，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政治领导权，和转移民间文革时代不断动员起来的政治参与渴望，或者夺取或分享政治领导权的渴望。甚至其恢复高考的动机，也在于此。给与其他出路，进行分化，如同他在1992年南巡讲话推动市场化的一样。

几乎每一代人的成熟和崛起，都有整体的夺权、当官、分钱的渴望。毛泽东时代一方面鼓励动员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实行禁欲和逐渐科层化，以延长拖延耗尽这一些渴望。这就需要执政党有足够的政治资源和社会资源，供每一代人的有限分享。国有制和社会主义征收，承担了一部分这样的功能。

到了改革时代，鼓励动员政治参与塑造了太多人的渴望，而且长期底层的剥夺，和上层的有限分享，压抑进一步刺激了渴望，所以必须松开政治控制。可以说80年代的政治放松，并不是政治自由，而是基于欲望的自然化和无限放大。虽然这以扭曲的方式，带来一定政治自由模糊的条件空间。

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参与与社会资源分享的紧张，没有在改革时代得以缓解，反而加剧。改革时代，鼓励动员政治参与的动力并没有干涸，而是在中间层次加上了一层过滤，这就是高考或者高等教育。首先接受了高等教育，才有政治参与的资格和条件。这是增加了市场的准入条件。另一方面毛泽东时代对底层来说，更加优惠有利的，通过参军上升的渠道，在邓小平的手上，慢慢干涸。我从小知道，参军的慢慢就没有分配国家工作了。

中间层次加上了一层过滤，并不会太有效的阻挡动员政治参与的动力，实际上更刺激了。如果没有接受高等教育，很大一部分人可能就会被迫在底层生活，如果没有造反或者革命的时运，就会终老于乡土。高等教育让更多的人有夺权、当官、分钱的渴望。

在改革时代，禁欲对底层来说，是一样存在的，低工资的照样低工资。然后对于中上层来说，禁欲的魔咒是结束了。休谟说，宁可当君主一个人的奴隶，也不要当大多数人的奴隶。大多数人的暴政，要比君主的暴君，残酷得多，而且更难解放翻身。中上层的纵欲，愈发严酷了底层的禁欲。城乡二元结构作为例子，是在改革时代变为深化残酷，给出很好说明。

不管如何，毛泽东都有一种反科层化的理想。科层化是一种必然性的力量。当然人一多，就得有级别，人为地设置级别，让有激情的人淹没在一层一层的爬升中，然后社会资源的分享，和级别挂钩，如此更为强大。改革时代越发科层化。

改革时代虽然有一种强大的反对文革时代的力量，可是非常吊诡的是，这种反对不仅没有摧毁，反而强化了。剥去了蛇皮，让蛇更进一步长大，形成更硬的蛇皮。这种反对是一种劣质政治结构进一步劣质的帮凶，是一个异常需要警惕的问题。

改革压根就是对政治矛盾的拖延、转换。摁下葫芦浮起瓢，改革没有总体性的，而是哪一个急迫了，成为首要的，就摆平那个的过程。采取回避，躲闪的方式，面对本来应该首先解决的政治问题，毫无动静，而其是结果无限膨胀。把一个改革的结果，也扭曲成专制政治结构的延伸部分，或者新生长的组成部分。

邓小平的“成熟一个搞一下”，是没有总体性的另外一种说法。这种不归路，从1949年就注定了，甚至从国民党1927年建立体系党国体系的时候，就注定了。只能说，党国体系是一剂以毒攻毒的猛药，勉强说得过去可以对付敌人，可是自身给内部带来的伤害无从躲闪，内部的政治矛盾只会加剧。

这种加剧，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划分敌我，寻找例外状态，进行专政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加深，最后总爆发的。看起来每一次都很有效地维护了稳定，可是每一次都有惨重的内伤，长期积累下来，那就是总体上的浑身碎骨的爆炸。药本身变成了毒，这是最悲惨的命运。

顺之则昌，逆之则则亡，这是铁的规律，而在这规律下生长出来的一些新部分，无心或者无力对抗，逆转这种强大的潮流。还有一点，我们认为一些新东西可以对抗的时候，例如网络力量，是在表达我们的渴望和激情。是我们渴望让它可以满足我们一种期待，把期货当作现货，而不是它真正地可以做到。如果在更长的时间，名附其实获得真正的政治力量，也不是发生在改革时代里面，而是在将来暴力革命中。

知识分子/民众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儒家认为一个社会只能是把那些通过修养、道德上最高尚的人称作精英或君子，赋予其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资源支配的权力。韦伯在《道教与中国》中指出，在传统中国，政治体制是唯一合法对包括经济、财富的在内的”稀缺资源”配置与支配的体制，权力决定财富，以权力谋取财富，权力与财富密不可分。

科举制使财产分配的运动是以知识和道德获取权力，由权力获取土地、金钱等财富的过程。科举制提供了政治上升的途径。科举制官僚在理论上，对一切人开放，哪怕是地位低微的农民，只要智慧超群，而又雄心勃勃，都能上升到官僚阶层，拥有以知识和道德修养获取权力，由权力获取土地、金钱等财富的可能性。因此，这种社会制度是比较符合公平正义的，是长期稳定的。在隋唐科举制确立前，陈胜、吴广和张角的起义均有政治上的内容，而在确立其后的农民革命，均是仅对于财富方面提出要求。

在中国，平等感的增长，与士大夫知识分子地位的沉浮成反比。从秦政以来，除了士大夫是进入政治社会的，而其他阶层都在政治社会的，尤其是农民可以说是处于黑暗之中。科举制度通过几位少数机会的公平竞争，只能带来”一线天”：也就是极少数的人才能上升政治社会，而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一切社会资源，财产、地位和荣誉，都由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来支配。

其他阶层积攒了数千年的对士大夫阶层的怨恨，在人民主权确立的时代中终于爆发。1895年的立宪，在人民和皇帝之间插入一部宪法，人民主权开始确立。1905年于是进一步废除科举制。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两千多年来士大夫对人民基于自然的统治被废除了。五四运动从精神上废除了儒家的文化法权。要翻身作主的人民，跌跌撞撞来到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士大夫阶层的底层精英乡绅也被消灭了。再到文革，知识上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又再次被毛泽东打断脊梁骨。

1949年之后，政治等级当然建立在军功之上，或者是对国家建设的贡献之上。与此同时，一种建立在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也同时伴随而生。二者之间有矛盾，而且可以溯及回革命战争年代的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矛盾之中。国家建设虽然被当作军事战争，这里面知识科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越来越重要。而军功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逐渐退出历史视野。知识教育之上的政治等级体系，从下层地位渗透到最顶层中去。整个过程，可以说成是知识精英替代了军功精英，然后知识精英中的上下层进行新陈代谢。

在革命战争年代直至建国之后，工农干部也是民众中上升的知识分子，也从来不是人民。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并不是官民矛盾，而是官僚阶层的内部矛盾。官民矛盾，其实与知识分子/民众矛盾是一致的。这个说法在改革时代，是完全可行的。

从一种政治上升和政治参与的角度考虑，可以看到1949年之后中共把体制内当作一个上升与参与的政治空间，尽可能吸纳最多的精英进入体制，这样达到它的统治稳定。中共本身成为数千万党员的国家党，而吃财政饭的人口是总人口的二十六之一。进入体制的，就被提升提拔了，就是政治的，免于被剥削和被压迫，而体制外的，就是社会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

毛泽东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是相当的大，当时等级差别和科层制仍然存在，就是张春桥曾经痛批的资产阶级法权。政治等级由此确立。那时的干部大约分23级，工人分8级。社会分三大阶层，高干阶层、普通干部和工人阶层、农民阶层。当时的等级划分是非常不公平的，不允许自由竞争，各个阶层之间差别很大，而且流动性很小。

中共严格保持体制内外的等级关系，赋予体制内特权，并呈现金字塔形状，让每一个精英，把一生牺牲在爬升的路上。但是中共并没有实行世袭制度，而是打通体制内外的渠道，通过参军或者接受启蒙教育。这样的渠道，慢慢地顶替了军功政治等级。

现代启蒙教育大规模展开，造就了大量启蒙知识分子，从而使教会和科举作为上升机制变为不可能。大量知识分子，造成新一代人出现，就要精英的替代，而且只有下层知识分子才会于对底层民众产生仇恨，仇视起源。

启蒙运动的政治，并没有改变知识/政治决定财富分配的历史惯性，从而使百年来的统治，不是断裂于治乱循环的王朝体系，而是以反对的表面形式，延续了王朝体系的实质性内容。在此超越现代性与前现代性之上的。

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得以无限度延展，因此百年来的统治，还是遵守治乱循环之道。如果没有重大因素的植入，例如维权运动，改革与将来的后改革时代，也不过就是新一次的治乱循环。人算不如天算，王朝政治和治乱循环本来是“民元”以来政治制度所致力于避免的，结果还是如期而至。

中产阶级的成为社会主导力量，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和财富导致，更主要的是通过启蒙教育。现代化大规模教育让大部分底层人，都有可能成为启蒙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就是有知识的“末人”，其知识和教养，也仅仅是一种必需性和渴望，而不是自由。现代性批判思潮中对布尔乔亚的批判，也就是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现代性危机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因为启蒙知识分子和准启蒙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的大多数，并且加上民主和平等政治机制，成为主导力量。

这是一种伪装卓越和仿冒精英的赝品。精英是自由和责任，而伪装精英是渴望和特权，是妒忌和掠夺。科技和进步，让本来作为社会底层大多数的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克服生存、社会贫困问题，也能挤入精英的范围。他们相信自己从自我保存的生存伦理中提拔出来。

当大量启蒙知识分子储蓄在那里，并且江山代有才人出，出现了掌权和未掌权的区别，参与分赃和未参与分赃的区别，那么就会有不断的新精英对旧精英替代而爆发革命。几十年一次长江后浪推前浪，大规模动荡一次。

专政之下的改革必然爆发革命

党国体制完全是极权主义革命运动的组织化。这提供了天生的革命性，很多人愿意回到原教旨意义上的革命不断运动、不断革命的路子。专政是常规化的革命，专政与革命一体，专政之下的改革，必然造成革命，避免不了。

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大众，都会陷入极权主义革命运动。当时从历史来看，资产者很快就从漩涡黑洞中挣扎出来，那是因为在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中获得财富，没有生存危机。而对无产者来说，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也没有拯救他们，因此到了19世纪下叶，这个问题终于无法回避躲闪。极权主义运动成为首要问题，不管你愿不愿意看到，革命必然爆发。

施密特在《霍布斯和笛卡尔思想中作为机械装置的国家》结尾说，霍布斯的“会死的上帝”利维坦，是这样一台机器：他之所以“会死”，因为它总有一天可能被内乱或叛乱所打碎。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绝对君主这个办法，数个世纪以来只不过是用来掩盖一切现代政治实体最基本的困境，也就是它们的极度不稳定性，归根结底，乃是权威阙如的结果。革命很快就揭开他的面纱，它原来不过是虚假的解决办法。施密特和阿伦特都在说专政与革命的内在关联。

用专政结束专政，可能么？我们在改革时代看到的，是一种结束专政的渴望，而不是可能性。须知，经济上获得自由，或者国家和社会有了一些自然形成的分野，但是只要专政愿意，随时随地都可进入社会任何角落，这反是强专政。因为专政什么都管，并不是专政的要求，而是市民社会的要求，说明专政不能凌驾于市民社会，而是受制于市民社会。这是弱专政。

我们确实不能形而上学地理解专政，不是根据其最大或者最小的图景。它不断在调整中，所以极权时代最大的与后极权时代最小的图景，都不是其本质，不应该用于界定，是否还是专政。专政的标准在于，只要其原意或者需要，可以随时随地的进入社会任何角落。

梦想中的真改革一样导致革命

我先不说，不断拖延改革是改革的必然局面。我假设历史如意按照邓小平的方案，并没有拖延，那么是否可以抵达改革目标。我这里的工作是，是对改革的根本性方案，进行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科学上重新审理。

改革，尤其是政改，是一种改头换面的道德原教旨主义运动。共享了极权主义运动的精神和逻辑。回到了新民主义革命，还是党的领导之下，根本不是对党国体制的否定。极权主义运动有组织化与保持运动本性的内在矛盾。而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极权运动，也把一种无政府主义，让国家最终消亡的终极目标。而建立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不过是一种手段，可是当进行革命建立政权，就由手段变为目标，对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就建立偶像崇拜，似乎只要有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就一定可以抵达终极目标。

实际上，是他们相信没有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就不可能抵达终极目标，可是时间一长，就在心理上转换为只要有专政和保持政治领导权，就一定可以抵达终极目标。手段变成一种信仰，一种世俗福音的本身。

1949年之后的左右意识形态都不能清楚解释1949年之后的历史。因为都是一种复杂、充满对立冲突的矛盾综合体中的一方，只有超越左右之上，才能找到鸟瞰的视野，如此才能解开左右意识形态的迷雾，看到历史真实的流动。

我不认为改革与右派所身处的位格，是当下中国的出路。改革或者改良，尽管对革命战战兢兢，对专政的回归，对法西斯主义的卷土重来怀有警惕，但是他们拥有极大的信心，认为民主化与宪政必然接着改革来临，即使它们不情愿看到革命，但是也隐隐约约觉得革命会给宪政带来机会。这种信心是立宪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对改革的信心，混合而成的，二者互相加持支援。

可是对改革的信心，并不一定都能带来立宪历史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光有信心，没有立法者和政治技艺，往立宪方向引导，对改革的信心不一定带来立宪，也可能导向法西斯主义，一种反革命的极端暴力革命。而且后者的概率大得多。

改革时代把毛泽东“不断革命”，当作潜在的前提和条件下来，改革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变种。对党治的取消，不管是诉诸于专政政党的自我调整，还是诉诸于民间的压力，迫使做出调整，不过是毛泽东“不断革命”改头换面出现的东西。

如此改革的思想革命，引导不了政治改良，而只会引导暴力革命。所谓的改良与改革，都没有挣脱出1949年的政治秩序，左右之争不是一种低烈度的内战，受到控制的内战。改革或改良，不过是对1949年政治秩序的强化，以变种和反对的方式，进行强化。

思想革命既然是一种原教旨主义的道德解决，也就是对政治问题永远处在秩序外围，而没有动手术的能力。没有办法转化为政治能力，那么就无从引导改良，只能鼓动储蓄愤怒，在将来爆发革命时发挥巨大作用。也就是说思想革命，只能造就革命，而无法对政治改良起实质性的引导作用。

经济改革并没有如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相反加剧了贫富差距。精英的自由和民众的平等没有融为一体，自由就如同泼在煤中的水，本来是降火的，结果导致火势越大。贫富差距和精英的优越感将唤起新一轮的平等感。所以未来的方向，必然是被市场经济唤起的，但未从改革中获得应得，并且在改革中受损的大规模底层，打着改革目标的旗帜，也就是宪政和共同富裕，而爆发的暴力革命。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国民党是完成社会上层的改造，而共产党是完成社会底层的改造。虽然孙中山等人嚷嚷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完成，把民生也纳入革命的范围，要毕其功于一役，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承担用暴力革命重新分配财产的重负。而这次社会危机则不同，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渴求和对财产重新分配的熊熊欲火交织在一起，甚至水乳交融。

我们的将来发生暴力革命，不得不将民生问题也一体纳入。没有民生问题的解决，将会是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纠缠在一起，民生和自由民权纠缠在一起，二者都扭曲了，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血腥。

“作诗的功夫在诗外”

改革或改良，一直与革命共生。当初为了避免革命或者告别革命，才推动改革，它夹在前改革的革命与未来的革命中间，被二者塑造，被二者构建。

有一种全国家的共识，异常渴望避免革命或者告别革命，也不见天随人愿。革命始终在在场，如附骨毒龙，尽管我们努力赶他走。这时候象小孩和女人，赌气般的决绝，也无济于事。所以所需要的是“拥抱恶”，直面革命的可能性。如果要继续避免革命，或者造成有限革命那种，那么就要加速度或者变轨，不要在改革的规定性和意识形态框架下运行，必须有全新的，符合新的社会经济心理条件的政治方案，新的时代总体性。也就是后改革。

新的时代总体性，将当下需要改革的对象，例如现有政治体制笼罩移入，切断了与旧总体性的联系，这时候，现有政治体制就没有了根基，那么操作摧毁起来，易如反掌。如果还在改革意识形态当中，他们就有着强大的政治正当性，强大的逻辑，很难打破。而我们所需要的宪政目标，只能以反政治或者非政治的形式出现，无法变为具有强制性的政治制度。

对于当下改革意识形态中需要改革的对象而言，进行变轨，放在新的时代总体性进行解决，是“作诗的功夫在诗外”。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张华腾著，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46.00元。    ● 延伸阅读    《洪宪帝制：袁氏帝梦破灭记(公元1915- 1916年)》，张华腾著，中华书局2007年10月版，26.00元。

有个人，在近代史上，大大有名，妇孺皆知。历史老想把他绕过去，可惜的是，他是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卖个关子，不说他是谁，先来一个排除法。

他不是教育家，但是热心教育，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就是他一手创办的。创办学堂时，他说：“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废除科举是近代教育史上大事，也是让他引以为豪的一件事，他女儿回忆说：“我父亲以后经常谈论这件事，他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事情。”可惜后世史家在谈到废除科举时，很少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当年他给大清皇帝的奏折还在，证据确凿。

直隶（今河北省）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较早地建立起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跟他关系莫大：正是在他的支持下，严修等人才在直隶掀起了一股兴办新式教育的潮流，办起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1907年，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第一中学起建礼堂，礼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而直隶最早的公立女子学堂，也是他下令创办的。也是在1907年，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作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统计：直隶教育位居全国第二。

他也不是财政专家，但是1901年12月，他接任直隶总督之后，面对从李鸿章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财政烂摊子”（当时的直隶财库有20万两白银，还是从山东财库借来的），他发展实业，成效显著。

1902年，在他的主持下，保定设立农务局，天津设立工艺总局。工艺总局是领导全省进行工商业建设的机构。在其发展直隶实业的过程中，提出官为商助的主张。1904年，天津织染缝纫公司创办，资金不足，他指示政府拨款15000元入股相助；1907年，天津机器玻璃厂建厂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他拨银5000两相助。得举些枯燥的数据，才能看清楚当时天津的发展：庚子以前，天津仅有四五家近代工业企业，资本总额为110万两，到了辛亥以前，已经发展到137家，资本总额为2920万两。

他也不是司法专家。但是现代法学先驱沈家本之所以能主持修律馆，正是缘于他与同僚张之洞、刘坤一的保举。清政府在司法改革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大都和他的努力有关。比如将司法、行政分离，搞司法独立；再比如设总检察厅，受法部监督，对刑事案件提出公诉。直接的证据就是当时地方司法改革的试点就设在直隶，而他是直隶的主政者。

若照此罗列下去，还可罗列很多，不过，暂且打住，关于他的“好话”，不宜多讲，为什么，听我公布答案。

原因就是他叫袁世凯。

当代史家，凡说到北洋，多以反动军阀视之。究其原委，在于1928年民国统一之后，国民党取得政权，北洋旧人大多噤声。保留下来的这一时期的资料，凡是流传较广的，或为传闻，或为臆测，多不真实。

《剑桥中国史》论及这一时期的一段话表明了这种状况：“对这一时期的总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根据当时报纸和秘史撰写的著作所左右。中心话题是袁世凯和他的军阀后继者的丑闻。这个传统最有才华的代表可能是陶菊隐，特别是他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6卷（1957年）。这种情况———只靠浅薄研究支持的传统做法———对任何历史学家显然都提供了完全改变评价的机会。近年出现了异议，但没有人认为应当作出完全相反的解释。”

其实，客观地讲，袁世凯在晚清变局之中，联合孙中山等革命者，迫使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江山易色而兵不血刃，令千年帝制一夕之间崩溃瓦解，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之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不过是孙中山实践之前的政治承诺，于孙中山说不上退让，于袁世凯谈不到窃取。

不过，历史端的就这么势利，袁世凯执政之时，日本虎视眈眈于外，革命党人阋墙于内，手下一帮武人，势力坐大之后野心渐显。袁世凯的黄金时代如昙花一现，再也不是昔日的“袁宫保”。

日本人递来“二十一条”，他抗争不过，屈辱地接受了。长期以来，他成了“卖国贼”。要不是《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的作者张华腾先生在其研究中谨慎地提出袁世凯也有民族感情，我真是要感叹历史学家也势利了。凭心而论，每有外侮当前，绝大多数执政者都是具有民族感情的，可惜在革命史观的观照之下，一切对立面都成了卖国贼。

历史真是微妙，有些人“一俊遮百丑”，一些人“一丑遮百俊”。这其中的辩证关系，我怎么也搞不明白。读《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总是让我想到北洋的衰落，感谢张华腾教授，他小心谨慎的结论，让我感觉历史有时候不是那么势利。

记得阿城说过，好像是在《闲话闲说》里说的：王朔的《动物凶猛》是中国文学中第一篇纯粹的青春小说。可惜还不曾读过，早年以为青春小说就是《青春之歌》那样的。日本文学里青春小说可算是一大类，写青少年那些事，自来特别多。好像日本人特留恋上中学的日子，一把年纪了，唱卡拉OK还爱唱《高中三年生》。这或许是因为大学里几乎没有班级的概念，上课、住宿、打工都各行其“事”，一般只能讲同校之谊。月刊《文艺春秋》卷头有二、三十页的图片，其间长年连载的栏目之一叫《同级生交欢》，向来只看见初中或高中的同学相聚。

青春小说，年轻人可以写，上岁数的人也可以写。年满五十的山田咏美既写成年男女的恋爱小说，也写思春期男女少年的青春小说，如《风葬教室》《放学后的音符》《我不能学习》。她的最新之作叫《学问》，当然不会是教科书的学问，而是描写经济大发展年代从小学到高中的四个孩子在课堂之外的成长，不消说，成长最根本是性以及爱。同样是青春小说，多了人生阅历的人所写，与年轻人大有不同。拿80后作家金原瞳和山田咏美相比，金原们还不会回首往事，更不知什么叫懊悔，写活今天就是了。当年村上龙曾这样评说：金原的小说描写反常行为，传达了活在今天的女孩子的心情。她们不写，就不知道这一代人到底在想什么。在这个意义上，她们的作品是激进的。而山田写的是昨天，底里免不了叹息和教训。

日本小说的归类几乎是编辑说了算，一个小说算纯文学抑或大众文学，通常就看它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发表在五大纯文学杂志上就是纯文学；这五种杂志是《文学界》《新潮》《群像》《昴》《文艺》，获得它们的新人奖就作为纯文学作家出道，过后也不乏露出本色者，如松本清张写推理小说，五味康佑写武侠小说，各成大家。青春小说不像推理小说、武侠小说那样山头巍然，作品有属于纯文学的，如村上春树写大学生的《且听风吟》和绵矢莉莎写高中生的《真该踹一脚的后背》，也有连大众文学都算不上的，即所谓轻小说。

漫画不属于美术，轻小说不属于文学，它是1980年代出版社开发的新产品。嚆矢为角川书店出版集团先后推出的两种小开本丛书，“轻便鞋文库”和“幻想曲文库”，背景则在于1970年代《指环王》之类的幻想小说（称不上科幻）翻译热，剑、魔法、冒险，风靡青少年世界。再加上电子游戏，当初有这样的广告词：用小说读，故事跟你们平常玩的游戏一样。1993年主妇之友社也推出“电击文库”，而且在字体变化上做文章，好像看漫画。这些文库的读者对象锁定在初中男生，此外，给少女看的少女小说，如集英社的“蔚蓝文库”，给女性看的男同性恋小说，给大人看的美少女小说，都可以归入轻小说。总之，最大的特点是“轻”字，也就是容易读。书店里把它摆在漫画书旁边，封面是漫画，内文有漫画插图，简直是漫画、电子游戏的活字化。轻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同代，彼此能共鸣，正是在这一点上有别于儿童文学，作为传统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是大人用来教育孩子的。

写轻小说的作家都是年轻人，80后甚至90后，其中也有人努力转向写所谓文艺小说，进入文学界，把轻小说的名字带入更多人的视野。例如女作家有川浩，自道她的轻小说是写给大人看的，而她的作品如《图书馆战争》果然超出了轻小说的阅读范围，广受欢迎。女作家樱庭一树也是轻小说出身，获得直木奖等几种奖项，实力非凡。但对于年轻人的作品，一些老作家看不上眼，例如70后作家舞城王太郎的小说《喜欢喜欢太喜欢超爱你》入围芥川奖，评委石原慎太郎说，只看这题目就厌恶。

轻小说是青春的，尚有待文学体制的认可或收编。

    谭伯牛

    《湘军崛起：近世湖南人的奋斗史》(上下册)，谭伯牛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45.00元。

谭伯牛自称“历史爱好者”，没有史学科班经历的他出过《战天京》、《天下残局》，被认为颇有史学研究水平。最近他的新作《湘军崛起》出炉，依然以他熟悉的太平天国历史为题材。与《战天京》最早出自天涯论坛一样，谭伯牛这本新作同样有些“无心插柳”的味道，是从一个电视讲座中脱胎而来。因为来源于讲座，这本书非常口语化，充满故事性，可读性很强。同时，它摒弃以往对湘军、太平军双方或抑或扬的极端态度，相对平和客观地回眸历史，给读者一个认识那段历史、那些人物的机会。

“用电视写专栏”

南方都市报：《湘军崛起》这本书，有评论说“客观地描述了太平天国战争”，不知道你本意是否如此？

谭伯牛：历史书是否可以严格地分为客观与主观，我从不敢确信。曾经风行的后现代史学理论，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在有些地方，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譬如，到底是否有历史真相的存在？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否能如实重构？这些质询是很有力的。我没办法回答我写的东西是否客观。我只是看了一些书，自以为对当时局面有一定的了解，尤其对与湘军、天平天国有关的事实比较熟悉而已，于是，将这些我所了解的事放在我认为的时代背景中来写。任何东西，只要是人写出来的，肯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此外，这本书也不是对天平天国战争的全面描述，主要讲的是从湘军创建到攻克南京这段时间的故事。太平天国战争的场景很大，除了长江中下游数省，还有华北、西南、西北等战场，都不能忽视。这本书几乎没有涉及长江流域以外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挑选从湘军建立到攻克南京这段时间来写？因为你特别感兴趣？

谭伯牛：那倒不是。这本书脱胎于一个电视讲座，当初讲的时候，不能不考虑观众的接受力。根据个人经验以及电视台的建议，我用很多小故事将这段历史串起来讲，有人说这是“用电视写专栏”，我觉得说得有道理。选择从湘军创建到攻克南京这段历史来讲，是因为故事多，且有连贯性，讲起来容易，听起来也不累。这是受电视体裁的限制，纯技术原因，并没有什么深意。

南方都市报：你看了哪方面的书籍来了解这段历史？

谭伯牛：大致有当事人的全集、别集、笔记、日记，清政府的官方文件（如《实录》、《方略》有关内容），以及后人追忆性质的笔记，还有一些西方人的回忆录，如戈登（常胜军指挥官）的书信、赫德（清廷海关总税务司）的日记，等等，差不多就是这些材料。

“小宇宙”同时爆发的湘军“大佬”

南方都市报：写战争之前，你用一半的篇幅来写人物，而且很生动，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谭伯牛：主要也是出于电视体裁的考虑。说到湘军，就不得不说那些“大佬”，而这对于观众来说也是最感兴趣的。如果你只是讲战争进程，某月某日谁跟谁打了一仗，过程怎样，胜败如何，伤亡多少，可能听起来索然无味，至少，我自己不喜欢听这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话肯定没错，历史就是人类活动的记录。但是，我们不能轻视那些历史伟人的表现。如果把大人物剔除，或者淡化，只从长远过程去看历史，可能学院派比较喜欢这个调调，可是，放到电视上去讲，或者用通俗的形式写成书，观众与读者是会昏昏欲睡不能终卷的。写历史有各种各样的写法，选择哪种写法不重要，关键是史实大体无误就可以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里，对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有没有新的解读？

谭伯牛：曾国藩的名气太大了，很多人说他无所不能，从内到外，样样拔尖，道德品质好，事功为人也好得不得了，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占全了。但我觉得这么讲他，没什么意思。曾国藩不过是一个人，是人，就有喜怒哀乐，就有个人发展的低潮与高潮，就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我就这么写他，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不带入伟人、圣人这些成见。具体的写法，则用事例来描述，譬如，曾国藩的“执行力”比他的同事左宗棠要稍逊一筹，曾国藩能成功，与他在官僚体系里的职位、人脉、资源及个人修养关系更大，“执行力”倒是有欠缺。左宗棠，我更多地强调他的个性，如对事不对人，如“忠告而不善道”。胡林翼，以前大家不是很熟，我特地增加了篇幅，告诉大家他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是怎么成功转型为湘军领袖，他不仅在事功上有突破，在道德品质上也令人刮目相看。这样写，是不是算新的解读，不好说。我以为突出介绍了胡林翼的作用，或许稍有新意。

南方都市报：说到胡林翼，你的书里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谭伯牛：对。胡林翼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我们说，湘军有“曾左胡彭”四大人物，但对胡我们了解甚少。胡林翼是湘军大本营的管家，当时的大本营不在湖南，而是在武昌，而胡林翼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武昌（他是湖北巡抚），他对湘军的军事、后勤、财政与人事，具有决定权。曾国藩呢，除了初期打几次胜仗，此后，进入江西就一直处于劣势，再又回家守丧，可以说，至少四年左右的时间，湘军的实际统帅不是曾国藩，而是胡林翼。湘军从西往东一直打到南京，途中的安庆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长江的咽喉。不拿下安庆，就不能肃清水路，而不肃清水路的话，光靠湘军的陆师去打南京，是很危险的。安庆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打下来的，但是，攻克安庆只是大型战役的局部胜利，大型战役的指挥者是胡林翼，他是所谓“将将之人”，地位是“将兵之人”无法比拟的。打下安庆，胡林翼病逝。人死了，留下一个大好局面。攻克南京的最大障碍被他削除了，南京成了孤城，接下来曾国荃攻克南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胡林翼的“遗产”。还有一点，曾国藩能做上两江总督，也得益于胡林翼在精神上的鼓励（或者说“怂恿”）以及实际上的支持。当时，曾国藩再次出山，比以前更谨慎，好的方面，是对个人的得失看得没以前那么重要，不好的方面，则是不敢放手做事。胡林翼则鼓励他，要敢于担起责任，要绝对集中权力，同时，也向中央政府推荐曾国藩，让他主持两江事务。最后，我们看到，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主掌四省军务，成为前线最高指挥官。这里面也有胡林翼莫大的功劳。因此，这么重要的一个人，把他提出来大说特说，是绝对有必要的。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当时在湖南会形成湘军这么一支改变中国命运的军队？

谭伯牛：这个问题很大，只能尝试回答。首先，湖南的开发到明朝中后期才真正开始，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文明不先进，自然，野蛮的风气保存得多一点。同样，太平天国起义为什么从广西开始，因为广西的开发比湖南更晚，未开化的风气保持得更多一点。落后地区的民众，对“穷则变”的追求，对战乱的承受力，可能要比先进地区的人强一点。另一方面，理学（宋学）到清代中后期成为一种潮流。理学既强调个人的修养，也强调要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我做起”。而此前的汉学，所谓“乾嘉之学”，更重视个人专业的完善，一个人就可以撑起一座学术大厦。这是汉、宋之学在个人与政治、社会关系层面的区别。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南士大夫，受理学风气的影响大，互相激励，志同道合，加上太平天国起义的触发，他们的“小宇宙”同时爆发，合力组织军队，终于做出一番事业。此外，跟湖南的地理位置有点关系。太平天国起义初期，从广西打到南京，途中经过湖南，不久，又对湖南发动了第二次攻击，于是，湖南地区的官绅商民，对此不得不有所反应，一旦曾国藩这样的人出来号召、主持，响应的人必然不少。上述历史背景对于产生湘军这样一支军队是有利的因素，但是否有这些因素就必然会产生湘军这样的组织，也不好说。

这是一场内战，很难说善恶

南方都市报：你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内战，认为没有谁对谁错。但从书名《湘军崛起》和书中所用的篇幅上，感觉你的个人感情上偏向湘军多一些，是这样吗？

谭伯牛：当时在电视讲座上取的名字叫《湘军传奇》。后来因为出书，编辑觉得名字不够响亮，改成《湘军崛起》。仅从书名来说，不能表达我个人的偏好。书中写了不少湘军负面的事情。太平天国作为军事团体，也有不少负面的东西。对此，我尽量如实地写出来，不隐恶。对于整体的湘军来说，我的个人感情没有倾向，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领导人，我会有一些偏好。研究历史人物，因为研究得深入，对于被研究人物产生一些感情，有点偏向，这是避免不了的。不过，除了湘军人物，对太平军那边的领袖，我也有喜欢、崇敬的人，譬如忠王李秀成。当然，我还没“粉”到梁启超那个程度，他的《李鸿章传》将李秀成和李鸿章拿来比较，简直把李秀成捧上了天，开个玩笑，他那本书可以算“比较史学”。

南方都市报：为什么喜欢李秀成？

谭伯牛：他是赤手空拳奋斗上来的，相对于曾国藩这些“大佬”，他年纪小，出身和学问不如他们，然而，作为太平天国的后起之秀，李秀成搅动大局，力挽狂澜，令曾国藩等人寝食不安，足见他能力超强。他的品格也不错，爱护部属，友善对待被占区的人民乃至官绅，都是备受后人称赞的。再就前面那个问题补充两句，说我偏爱湘军人物，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甚至日常说的一句笑话，都有“文献可征”，而太平军一方，则有文献太少的遗憾。文献太少，一是因为清政府销毁了很多资料，此外，太平天国不注意团结知识分子（或者说团结不到知识分子），因而为之“秉笔实录”的人太少，也是一个原因。我能看到的史料，确实是湘军这边的多，所以在写作中，自然写湘军方面的多一些。所谓倾向，主要看书写的篇幅，而篇幅多少则取决于资料的多少。曾经有人伪造太平天国的史料，譬如李秀成，就有人伪造他的诗作和故事。那些赝品历史，有的还很有趣，但是，既然证明是假的，我们就不能使用。相对于太平天国其他领袖，李秀成算是“幸运”的，他被捕后写了一份自传，后人通过这部自传，了解他不少志事。包括我在内的秀成“粉丝”，之所以成“粉”，跟这部自传大有关系。

南方都市报：历来对太平天国与湘军的评价就如同天平，两边摇摆不定，天平天国被宣传成为“先进的农民起义”，但后来又有“妖魔化”太平天国的趋势。为什么出现这么极端的情况？

谭伯牛：百多年来，对战争双方的评价就如同跷跷板一样。最早，太平天国被“戡定”，来自官方评价的最高待遇就给了湘军和这些“大佬”们。到了晚清革命潮流开始兴起，以孙文为首的革命志士，自认继承太平天国的遗志，以推翻清政府为目标。不久，清政府垮台，民国成立，太平天国的地位就上来了，被说成是民族革命的先驱。至于湘军，则被说成为满人效力而屠杀汉人的走狗集团。但这还不是很极端。整体被否定，个体还有被肯定的，如曾国藩，仍然受到推崇。蔡锷、梁启超、蒋介石等人，对这位湘军“大佬”很崇敬。到了国共内战时期，两党都要在历史上寻找己方的“镜像”———不论好坏，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合法性与历史大有关系。以前，国民党认为自己是革命遗志的继承人，但是，当时他们是执政党，在情感上不可避免地要认同曾国藩那一脉，即“道统”、“政统”的维护者。共产党作为在野党，作为受压迫者，则不可避免地对太平天国产生同情，要肯定他们的价值，所以在宣传上贬低湘军，最有名的是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太平天国成为英勇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革命代表，湘军则被定性为反革命武装，到八十年代才稍有变通。这就是坐跷跷板看历史的大致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九十年代，有一本书《太平杂说》，反其道而行之，开始“妖魔化”太平天国。书中所用材料，一些是事实，一些不是，其口吻，则与一百多年前“主流”社会抨击“发逆”的口吻差不多。用这套陈词来讲太平天国，我觉得过头了。大约在同时，有一篇文章，一位老诗人写的，《可怕的曾国藩》，则从不同于范文澜的立场角度，痛骂古人。窃以为，这也过头了。说曾国藩是古往今来第一完人，和他是刽子手、汉奸、卖国贼，都“太超过”了。看上去，一方把他捧上天，一方把他踩在脚下，其实，背后的意识形态、写作心态是一样的，即将历史视作宣传工具，都是“影射史学”。不要以为只有“文革”才有“影射史学”，在此之前，早就有了，在此之后，依然有人乐此不疲。我坚持认为，这是一场内战，很难说谁更善谁更恶。你既不信世间有圣人，那你最好也别说谁是魔鬼。写历史，就是把你所知道经过考辨的事情写出来，不要急着定义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读者不傻，看了之后他们会有自己的判断，不劳作者操心。

    《彷徨的帝国》，连清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29.80元。

    《民主的细节》，刘瑜著，上海 三 联 书 店20 0 9年6月 版 ，25.00元。

何事恁彷徨

“谈美”（美国的美）不是件轻松的事。爱美吧，肯定会招致板砖与唾沫齐飞，除非你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定力；反美吧，你又得考虑“为谁说话”，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合谋的尴尬境地。连清川表示自己既不是“爱美主义者”，也不是“反美主义者”，而只是想表达一个中国媒体人“在纽约：读书，读城，读世界”的感受，当然倾向还是很明确———9·11之后以迄于今的美国是个“彷徨的帝国”。

所谓彷徨，其实就是主义的迷失，而背后则是哲学的贫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路径无非两种斗争：进步与保守。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的叫‘进步自由主义’，里根的叫‘古典保守主义’；克林顿和戈尔的叫‘新自由主义’，布什、切尼的叫‘新保守主义’。也无非是两种路线：国内平权和国际开放，或者国内稳定而国际动武。两者之间，你方唱罢我登台。执政或在野，内心都跟明镜似的，无非就是什么时候东风压倒西风而已。”9·11之后，这两种主义都不敷用了，“因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朋友；一个恐怖主义的时代，每个人都是敌人。用康德的方法不行，用霍布斯的方法也不灵。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创造政治哲学的时代。”然而，“目前的美国，甚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实际上无法真正解答全球化所必需的哲学基础。”由于缺少哲学家，“应对一切的手段回到了原始丛林之中，以牙还牙，以暴易暴”。伊拉克战争就是美国对恐怖主义刺激作出的反应，但却“可怜金玉质，终陷泥淖中”。作为全球最为强大的国家，这种方向的错乱和措置的慌乱，不能不引起关注。

连清川的这本《彷徨的帝国》当然不是专门谈论救世哲学的，而是四类文章的结集。一是“2008，大选时间”，表达作者对2008年美国大选的一些随想；二是“纽约，观察空间”，记录作者在美期间的一些观感；三是“读书，品茗思想”，收集作者在书海中获得的一些碎片；四是“新闻，职业体验”，呈现作者作为职业新闻人的一些体会。虽是一个媒体人，但连清川“已经进入政治学和历史学领域，突破了国内传媒界青年记者的狭隘眼界”（朱学勤语），已然是一位学者型媒体人了。耐人寻味的是，连清川是在新闻理想和事业遭遇挫折的情况下负笈美国的，但对于这个“媒体是如此的狐疑，看上去再美的物体也难以逃脱他们尖锐的手术刀”的国度却难以掩饰自己的狐疑，包括媒体。

像《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和CBS这样的业界典型，在9·11之后突然都被“爱国主义”所劫持，在政府和公众面前变得唯唯诺诺，难得再有自己的声音。本来布什政府对媒体就肆意压制，在伊拉克战争的随军报道上更实行“准入制”，由不得媒体不与其合作。由于政府极力营造恐怖气氛，美国民众自然以“爱国”相标榜，如果有媒体质疑批评政府，也就难逃“不爱国”的舆论大棒（爱国简化成了爱政府）。美国的传媒在这个时代只能“竭力在理性传统、传媒伦理和当下环境中寻求平衡点”。以2003年的《时代》年度人物为例，之所以在萨达姆、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美国士兵等候选人中选择了美国士兵，乃是因为在爱国成为最大的政治正确的情况下，选一个看上去像英雄的群体，既不会像CBS那样因采访萨达姆而被指控为“不爱国”，又不至于显得非常地和公众意见、传统道德背离。尽管如此，也不必惋惜《时代》周刊堕落了，不像世界级传媒了，因为“它本来就不是世界的传媒，它不过是美国的传媒而已”。连清川这话的指向，应该还包括在商业或资本压力下经受煎熬的媒体已然有些张皇失措、歧路迷茫。

《世界是平的》一书风靡一时，连清川也读了，并写下了长篇书评。他的基本判断是：“弗里德曼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人，他有着天真的世界观和纯洁的心性。”言外之意，弗里德曼太乐观了。作为一个技术决定论者，他可能认为“通过技术的发展，能够消解掉人类的不平等、不公平和差距，从而达到天下大同的终极目标”。但连清川颇不以为然，“全球化固然在沟通整个世界的商品、资源、人力和知识，但同时也在推动着世界间经济不平等的加剧，并且通过不平等的贸易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安排，使一些文化、民族和宗教之间的冲突和对抗上升。同一和分离的推力都在加大，到底是谁战胜谁，还是一个未知之数，现在就预言一个通过技术实现平等的世界，未免过早”。在他看来，当今世界还是个等级制世界，第一世界国家生产技术，第二世界国家生产机器，而第三世界国家生产产品。全球化迄今为止并没有打破这些等级和秩序。因此，世界仍然是圆的，而承认这点，是为了更能够参与到扁平世界的竞争之中去，比如市场化更加彻底，法律化更加完整，对世界贸易组织更加主动地参与、服从或抗辩，教育投入加大和普及，技术和研发更加广泛地投入，核心则是消弭制度差异。连清川把自己的立场概括为“历史现实主义”。这篇书评，其实可以视为其“世界观”的集中呈现。

美国不是天国，世界不会大同。这一认知源于连清川的实地观察和深入思考，亦可以说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成果。尽管朱学勤先生认为这“明显带有美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视野局限”，但连清川毕竟已经“在路上”，多年以后再回来，说不定又是一重新境界。●胡堂

洪水猛兽的“可怕”也不过尔尔

中国意识

《民主的细节》文章选择的主题很有诱惑力。因为其问题的提出，一般都有一个强大的思想背景，那就是当下中国社会遭遇的难题。这本书虽然有个副题，叫“当代美国政治观察随笔”，其实，就连那些纯粹讲述美国内部问题的篇什，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也指向她极为关注的中国现实。更何况，有些话题，直接就是由中国时事热点引发。

政治学的专业训练，让刘瑜产生一个习惯，就是对一个典型事件做跟踪观察，寻求发生、发展、高潮，到问题最终获得解决的政治运行逻辑。凭借近水楼台，她一路追踪了哈佛大学内的清洁工被解雇事件。一名出身底层不懂英文的海地移民上班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哈佛校方以“上班睡觉”为名将其解雇。他有晕厥的病史，并有病历作证，于是，他寻求组织的帮助，他所隶属的工会遂发动游行抗议活动，学生组织也予以响应，地方政府、议会随后作出决定抨击哈佛的做法。于是，这弱势群体的一员，获得了强大的组织后盾，在与强大的哈佛校方的博弈中获得了全胜。

作为对照的是中国的山西黑砖窑事件，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路径来看，高下悬殊。事件曝光后，人们看到的只是黑窑工的孤独无助与沉默无语，听到的都是旁人的支招与热议，“组织”的声音千呼万唤始出来。

刘瑜的药方是让工人有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组织，为自己说话、撑腰，让强弱悬殊之势归于平衡。

从细节开始

刘瑜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曾表示，她对政治有兴趣，因为政治和生活息息相关，政治就是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的“基础设施”，比如粮食价格、比如房价、比如医疗，这些与生活休戚相关的东西，根子里都是政治制度。

这种认知显然决定了她的视野与选材。谈政治、谈民主有多个角度，刘瑜所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学，以活泼的心态叙述严肃的政事。她在书中谈权力制衡，谈美国大选，谈社会难题，谈财政预算，个个看起来都宏大得吓人。但由于是从个案着眼，从细节下笔，问题意识极强，遂能冲进杀出，把一个论题酣畅淋漓地擒于笔下。

凌空高蹈的政治概念之争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对当下政治与思想领域的“左”“右”之争，似乎兴趣不大。她在此书中摒弃了学院派擅长的逻辑论证方式，更喜欢把社会生活的实例一点点揉碎掰开，让读者看到政治行动背后的东西。从书中，我们认识了不少活生生的个体，他们都以自己极富个性的表现，充实着民主制度的内涵。逻辑论证总是不如讲述人物故事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文章且须放荡

国内对西方政治理论的译介，近些年来成果甚丰。圈里圈外，国人对民主、自由、宪政与制衡等理念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宏大概念”已耳熟能详颇有了解。但正如旅居美国的作家林达所说，“高等学府里，也有一些专学政治法律或社会制度的学者，也许，他们也难于不知如何向国内的学术圈外人开口，因为听众若是对美国历史不甚了了的话，要向他们解释清楚专门的理论，也实在很吃力，得不偿失。”

古人说“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刘瑜深谙此道，行文常常抛开成规，摆脱束缚，让笔下文字摇曳生姿。时而信息绵密，论证谨严，节奏缓和，一旦到了可“放荡”之处，则充分施展其语言技巧，倾笔泻出，耍乐一番。如在《哗众取宠主义》的结尾，刘瑜写道：“你也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这类精辟而富有辩证色彩的隽语，时不时在刘瑜文章的某个角落里闪光。

她的好文笔，应来自在网络江湖行走多年的磨练，她的评论也因此保持了网友的幽默和犀利，而不走一般学者严肃谨慎的惯常路线。其次，作为留美政治学博士，她有着对美国社会深入贴近的观察和体验，避免了隔靴搔痒，避免了游谈无根；而坚实的学术功底，则使她保持了清晰而具有穿透力的思维能力。

刘瑜在一篇博文中，记述了5名女博士一起考察资本主义最腐朽的一面：脱衣舞男俱乐部。最后她得出的结论是：“自由这个东西的可怕，不在于它会带来多少洪水猛兽，而在于，这些洪水猛兽出现以后，你发现它其实也不过尔尔。”无西方政治学术训练，如何能产生如此精妙的心得？●韦中华

细节决定民主

法国愤青托克维尔一百七十年前写在《论美国的民主》里的一段话，被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讲师刘瑜“仍然恰如其分”地用在了她的新书《民主的细节》的开篇：“在美国，我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国。在那里，我寻找民主的形象本身，它的倾向、特点、偏见和激情，从而了解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恐惧或希望。”

但这并非是一本晦涩难懂、枯燥乏味的政治学学术作品。我们能听她说说故事，看她讲讲数据，然后“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很多人会认为是概念性的东西，就能被她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描述成生活化的细部与切片。

绝对的真相是不存在的，正如不存在绝对的民主。刘瑜却是更多地强调了理性观察与客观视角，而不是除了时常无事生非外一无是处的意识形态，因为她相信“比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更重要的，是他抵达一个立场的方式”。在自己的博客上，她更是坦言：“对于那些怀疑它由于时效性已经‘过时’的读者，不用担心，这本书本质上是关于制度，而不是时事”。应当严谨地说，这本书是关于制度的细节的，是关于“精确性的议政方式”的。

于是，在刘瑜的笔下，美国的民主向我们展现了一种并不宏大却更为亲切的模样：当“选谁都差不多时”，选举议题的“鸡毛蒜皮化”可能未必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却有可能也表明美国社会在重大基本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且任何一个上台的政党都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与观点；当州政府因为与州议会的预算矛盾而被迫关门时，体现的也未必是“三权分立的伪善背后的效率缺失”，却有可能说明一个好的公共财政体系就是要通过政治博弈“让花别人的钱变得像花自己的钱一样心疼”；种种占领道德制高点、保护弱势群体的主张，最应当警惕的是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成为政治家道德造型的牺牲品、甚至最后伤害了弱势群体。

刘瑜在论说人物部分展示出来的举重若轻的学养、笔力与深度，绝不会让读者失望。被媒体和公众脸谱化乃至妖魔化了的新保守主义“哲人王”列奥·斯特劳斯，让她看出了一种既蔑视民主自由又捍卫民主自由的矛盾，还更为深入地拷问了斯特劳斯这种悲剧性的矛盾背后隐含的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悖论性。她在布什政府谢幕之际并未人云亦云地起哄造嘘，却看出了一个见证新保守主义激进冒险、目睹其勃兴忽亡的意义重大的时代，而且勇敢地道出这一重大的意义在于“为我们勘探了政治的边界，再次提醒了人类激进主义———无论来自右翼左翼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刘瑜在书中一再强调了公民实践与民主之间良性互动的必要性。托克维尔曾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刘瑜也认为如果说美国的民主比某些国家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普通民众在不断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激活它”，而不让它沦为一堆废纸、一套摆设、一篇说辞。事实上，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特劳斯，无不关注民众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对公共责任的自觉实践。我们必须明白，民主不是空谈，不是抽象、不是口号、不是标签，而是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同样地，只有在仪式化而非形式化、崇高化而非拔高化、庄严化而非威严化、参与化而非施与化的鲜活民主实践中，社会凝聚力才有可能得到增强。●米格

行走在中欧大大小小的城市、乡村，最让人感动的是这里的悠闲。这种悠闲对于中国游客来说，首先表现为不便。游玩一天，有的时候想买点东西，竟然无处可去。在我们所经过的几乎每个城市，到傍晚六七点，所有商店都关门了。

周日，商店同样关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在所有这些城市，到处都是咖啡馆。这里的咖啡馆，不像中国某些小资所想象或期望的那样充满情调。其实都很普通，类似于中国的小饭馆。只是随着城市改造，中国的小饭馆逐渐消失。咖啡馆则在高楼大厦中生长出来，还有一些集中的所谓咖啡馆街，比如说北京三里屯、后海。但它们从一开始，就弥漫着暧昧的气息。欧洲，咖啡馆却仍然像中国原来的小饭馆。同样是把桌子摆在门外，客人们则悠然地在这里消磨时间，也不怕“城管”来掀台。

当然，除了看到人们不在街上，我们并不知道欧洲人在星期天、在下班之后在做什么，但总体上，还是能够感受到欧洲人的悠闲。这让我们这群匆匆忙忙的中国游客感受很深。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几乎每个人，都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忙。甚至连乞丐、流浪汉，都忙着闯红灯去办事。

因为忙不过来，所以，国人拼命地延长工作时间。在中国，小店铺的业主自不用说，他们通常每天开业十六小时以上；南方各种制造工厂的外来劳工的工作时间之长，也是出了名的；看起来光鲜的白领们，也几乎普遍地被强制、半强制加班，以至于加班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不加班，白领们反而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当然，新闻媒体也告诉我们，老板们是多么地辛苦，而领导们又是如何地日以继夜地操劳。

总之，大约除了乡村的留守人员之外，生活在城市中的各个社会群体都十分忙碌。当然，人们的这种忙碌，只有一个目的，司马迁早就说得清清楚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大家都想挣钱。说到钱，恐怕不能不说，忙碌的挣钱生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心智结构。根据我的观察，欧洲人的算账技能似乎不如中国人。在中国，哪怕没有受过什么高深教育的小商贩，也有很高的心算技艺。在欧洲，收银员们进行心算似乎有点费劲。

简单地说，短暂的旅行过程中的肤浅观察让我觉得，中国人对于钱比欧洲人更为热衷，也愿意拿出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挣钱。整个生命的节奏被挣钱的欲望驱动，而比欧洲人快得多，生活也就显得忙忙碌碌。前些年老有人说，现代化意味着生活节奏加快，但至少在欧洲，并非如此。在这个高度成熟的现代化世界，人们的生活节奏显然慢于中国。

有人会说，中国人还很穷，所以必须拼命工作，才能改善境遇。但是，相信国内很多白领的收入，未必低于中欧相应群体。很多人也一向盲目地相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境遇大大地好于中欧。很显然，这种认知并没有让中国人把生命的脚步放慢一点。

所以，忙碌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水平无关，而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可能是文化，比如，由于缺乏宗教精神，中国人普遍具有根深蒂固的物质主义倾向，在仅有的一些宗教传统被销蚀之后的当代尤甚。也可能是制度。如果社会的各种制度安排让人觉得未来不可预期，那合理的对策就是尽可能抓紧当下的时间，拼命赚钱，好让自己在那难以预料的未来有一块立脚之地。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的忙碌其实是一种强迫症，是透支生命的无奈。由于未来的不可预期性，单位时间的生命价值被低估，人们只能通过“拼命”来提高生命的价值生产力，而文化则让中国人选择了通过身外之物来彰显生命的价值。心为物蔽，对生命内在价值的体会、追索，反而成为不可能。

语言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历史一次次地证明，表达方式本身就是表达。

多年以来，中国经常使用“不明真相”这个词，来表达威权统治的尽在掌握。只是，很不幸，如今这个词似乎很有从护身宝物率先沦为敝屣弃物的趋势。

纯粹从字面上理解，与“一小撮”、“别有用心”、“情绪稳定”这些词一样，“不明真相”本身并没有什么“天然”的不公不平之处，只是描述社会中一种可能存在的情形罢了。但以“不明真相”为代表的这一批惯用语，因有太多的似是而非附着其上，令民间论者恨屋及乌，见此用词便“气不打一处来”，于是群起围剿，也正合了近年网络消解意义之风潮。

表达方式是表达，表达者也是表达。在延后数日再以短稿通报吉林通钢事件之后，新华社发出记者黄冠署名时评《群体性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应当说，通过电稿系统接收此文的多数市场化媒体都展现了他们的敏感意识，多有都市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发，并特意注明此评系由新华社发出。虽然仍不能就此允许网民跟帖“以明真相”，但四大门户也均将之置于高位推荐。在我的所见范围内，过往所有对“不明真相”一词的抨击都没有获得如此重视。

也看到长平在报端尝试分析黄冠此文引发大家“异常兴奋”的“真相”：“（新华社记者）的文章有些是官方授意，有些也是个人发挥，不知道这篇文章属于哪一种。早已经对‘不明真相的群众’烦透了的媒体和网民，此时多么希望响起一个权威的声音，斩钉截铁地予以终结”。

数年以来，黄文之前，民间分析者对“不明真相”一词的不当之处已多有叙述，甚至据说省委书记一级（石宗源）也已公开要求属下打破思维定式。所以，不管黄文是不是“官方授意”，我推想“不明真相”一词都将逐渐消失在官方通报语言中——各级官员，尤其是宣传官员中，其实多有资深网民，就算不认同对“不明真相”的抨击，但也总懂得避避风头吧。

其实，我现在比较有兴趣的是：如果不能使用“不明真相”，又该怎么描述那群激愤难挡的民众？

通化、石首、瓮安，这些近年来的重大骚乱事件，从经过一段时间积淀后的各类报道相互补充来看，导火索本身确实都是“谣言”，官方人员当时所作的澄清与解释，哪怕是事后被处理的那些县长、局长们的言辞，至少不能说是完全不符事实。

仍以通钢事件为例，根据我素来比较信任的《财经》杂志的报道与评述，吉林通钢股权交易，其实是一宗“阳光交易”。之所以会发生民企派出的新任总经理陈国军上任当天即被殴致死的悲剧，其中一个原因即是受制于企业管理者（刚被免职的原董事长安凤成等）的有意阻碍，主要股东（国资委和民企）无法获得通道与通钢工人沟通。

如果工人们当真没法与主要股东实现沟通，没了解到“不裁员、不减薪、适时提薪”的承诺，那不正是“不明真相”么？那么，国资委和建龙方到底有没有宣示过“真相”？根据我个人目前的判断，“真相”至少是获得了宣示过程的：“从当天下午到7月24日，各类会议陆续召开，宣讲材料应有尽有”（引自《财经》）……“吉林省国资委、通化市政府主要领导，向围堵群众宣布终止建龙集团增资扩股决定，让大家放出人质，退离现场，大部分人员离去，但仍有少数人员不准进室救治已经奄奄一息的陈国军”（引自新华社对吉林官方通报记录）……

据此看，“不明真相”倒也还好办，只要当事方确实没有什么要隐瞒的地方，无非是要解决渠道，以各类媒体手段积级宣讲，只是技术问题。但事实上，“召开多个座谈会”、“主要领导向围堵群众宣布”……这些对“真相”的宣讲，都没能保住陈总的命。所以，对国资委和民企建龙，以及各级身处维稳前线的官员来说，寒心的应该不是“不明真相”，而是“不信真相”——正如胡舒立在当期《财经》开篇语中所说“无法取信于人”。

再回到这两年来那些引发全国性民众关注的事件，70码、邓玉娇、俯卧撑，包括努力取信于网民的云南宣传部副部长伍皓，主流声音陷入民间舆论困境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我问了一个对“不明真相”深恶痛绝的朋友，如果按照他的方式，应当怎么描述通钢事件？他给的描述方式是：一部分认为改革方案会造成自己利益受损，并且不信任官方承诺的激动民众，将股东代表人殴打致死。

可是，你不觉得这个描述太不“官方”了么？

其实，由于信息不对称，“不明真相”是信息传播中的正常现象。即使传播者愿意毫无隐瞒地宣讲“真相”，但由于沟通阻碍与损耗，一定会有受众“不明真相”，至少是“不明所有真相”。在面临冲突可能性时，“不明真相”可以通过“传播真相”得以解决（事实上，的确有一些冲突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平息）。但“不信真相”就麻烦了，这种信任危机在短时间内根本无药可治，涉事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洪流席卷——为自己的过去买单，为自己的同行者买单。

至于信任危机如何缓解，那恐怕又得推论到民主法治了。复杂艰巨，我也只能期待我们不至于为此付出太过惨烈的代价。

最关心公共事务的艺术家艾未未，专程到成都去参加维权人士谭作人的庭审，结果被成都警方非法监禁在宾馆，并受到暴力殴打。据艾未未描述，当天凌晨三点钟，警察破门而入，进来之后即迎面殴打之，“虽然不是很重，但是我的脸还是肿了”。当他谴责警察打人时，该警察说：“我哪打你了，我没有打你，谁见我打你了？”还说：“我打你，我打死你都可以！”艾未未感叹说：“他们已经完全是街道式的流氓。你无法想信一个国家穿着制服的执法者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中共政权彻底的黑帮化，由此可见一斑。中共自建立起便是一个秘密会党，其暴力革命及内部斗争之残酷，有甚于昔日之太平天国。中共以武力夺取政权之后，对待民众的态度一直是“我为刀俎，你为鱼肉”。他们想杀人的时候，便掀起血雨腥风的镇反、土改、反右、文革、六四，屠刀与坦克并用；他们想维持“稳定”的时候，便宣称“人权就是生存权”，将百姓当作动物庄园中的动物圈养之。自毛泽东以下，六十年来，“流氓治国”是中共的一大法宝。党魁是大流氓，党魁之下的党员、公务员、警察、军人皆是小流氓。

纳粹时代，亲自制定种族灭绝计划的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以及他手下的许多刽子手，在工作的时候“兢兢业业”地杀人；回家之后，却扮演着好儿子、好丈夫和好父亲的角色。他们给母亲和妻子买生日礼物，陪孩子做游戏，全家一起去听古典音乐会，在朋友圈子中彬彬有礼，与恶魔的形象迥异。今天殴打艾未未的这个警官也是如此。不过，自从有了网络之后，此类人物便无法心安理得地作恶了。

感谢网络的出现。殴打艾未未的警察的照片被发布到网络上之后，许多网友对其发起“人肉搜索”。据说，打人者正是金牛区西安路派出所所长，姓邱。我相信，此人的各种资料在数日之内便会一一曝光。如今，执法者往往就是作恶者，没有司法独立，他们固然可以逍遥法外，却无法阻挡成千上万的网友的“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可以让每一个作恶者身败名裂，让作恶者的家人看到他们亲人的另一面。“人肉搜索”可以让作恶者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认识到，他们的儿子、丈夫和父亲，究竟是在怎样“为人民服务”。如果稍有良知，他们发现真相之后，会为之而羞愧难当。

中共历来喜欢搞株连，像湖北因言获罪的良心犯杜导斌的儿子，便在学校遭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所以，我们要努力营造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评价标准和舆论氛围：良心犯的孩子应当受到尊重与呵护，流氓警察的孩子才应当受到非议与蔑视。如此，即便最残暴的流氓警察，在打人之前也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会立即报应到孩子身上？对于这类流氓警察，这是惟一可以制约他们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