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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波1998年在狱中写信给我，“我们所选择的道路问心无愧，即使理想永远不能实现，我们也必须拥有它，也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的天堂或彼岸，不在现实或未来，而在我们心中、血液里。马丁·路德·金说过‘手段代表了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明知走不到路的尽头，也必须全力以赴地赶路。”所以，他一直在赶路，永远在路上，并且几次从我的视线里消失。黑暗中，我只能在记忆中寻找他、触摸他、陪伴他。

我仅仅说谢谢大家是远远不够的，我知道有你们在，晓波走在路上不孤单。

——刘霞

我把刘晓波夫人刘霞的这段感谢话语，发到太太的邮箱。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段话让她整个下午泪水涟涟。其实我只想让太太知道，在她丈夫的朋友中，有一位刘晓波这样纯洁、高贵的囚徒，我们应该为拥有这样的朋友而自豪，也应该为中国有这样怀抱不灭理想、舍身取义的伟大知识分子而自豪，而更热爱自己的国家。

我与晓波先生交往不多，到目前为止，也仅仅见过两面，但2008年12月8日晚当局将他抓进监狱之后，我却频频与他在梦中相见。其中最伤感的一次，是2009年在春节前夕，我梦见他除夕回到自己北京的家中，与在孤灯下等待他归来的刘霞嫂子团圆。我在梦中连连说“总算赶在春节前回来了，总算赶在春节前回来了……”等到夜色欲浅，方知南柯梦短，让我潸然泪下，伤心满怀。

一、偶然识得“刘旋风”

我最初知道晓波先生，大约是1986年。那时我是一个20多岁的好学青年，整日埋身书堆，不问俗务，但无奈身处陕西东南一隅，信息十分闭塞。某天在省城回来的朋友带来的一本期刊上，读到了晓波的《与李泽厚对话》一文。在我几十年的阅读中，那种狂喜的巅峰体验有过很多次，读《与李泽厚对话》就是其中之一，永生难忘。我一口气读完，激动得在小屋里坐不住，只好到街上走走，慢走也不行，还必须以急行军的速度向前走。这和我大学时某夜读完杰克伦敦的小说《墨西哥人》，发现自己没法步行回到宿舍，只能用奔跑的方式冲向宿舍是一样的。因为内心已经激起的澎湃激情必须通过外部激烈的肢体动作来平衡。

20多年过去了，“理性板结层”、“迪奥尼索斯精神”等晓波文中使用过的词语，我仍然可以脱口而出。从少年读书开始，我就拒绝记读书笔记，认为凡是大脑记不住的，一定是毫无用处的，相反，凡是有价值的，当你需要时，大脑一定会从信息库中自动检索并呈现出来。我的这个习惯，曾得到过已故知名作家路遥的当面肯定。我至今在写作中，凡是要引用他人内容的，我全凭记忆写出，只求文意连贯，但不加引号、不注明出处。因为我无法确保其准确性，所以一律不模仿学术文章的必要规范。我在读《与李泽厚对话》时，发现晓波文思泉涌，下笔千里，凡是引用他人文字的，也一律不加引号、不注明出处。因为如果他停顿下来查阅资料、标明注解，就会破坏写作激情、葬送写作灵感。就像你在高速奔跑时，不可能停顿下来和路边的人一一握手、问候。他的这个行文特点，十分对我胃口，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那时我所在的县城还没有复印机，但读过之后，我还是想办法把这篇长文复印下来，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再留下一张纸条，云：“凡是走进我屋的人，如果我不在，请先阅读这篇文章。你从任何一页开始朗读，它都会让你激动不已。” 因为那时我有出不锁门、夜不闭户的习惯。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关注他，知道了他“刘旋风”的称谓，知到了他博士毕业答辩时的空前盛况，知道了他出国访学的行踪，知道他89年挺起脊梁骨的举动，知道他成为被抓住的“刘黑手”，并且在狱中从报纸上知道了他被释放的消息等等。从1986年的阅读开始，晓波就成为一个对我产生精神影响的人。我也曾向警察坦言，刘晓波是在我青年时代，就开始对我产生精神影响的人物，我当然尊敬他，当然要对抓捕他表示强烈抗议。

沪上巧遇“刘黑手”

2002年某天，我在上海出差，恰巧晓波刘霞伉俪南下散心，机缘巧合，使我有机会当面认识他。当面见到心仪已久的人物，激动是难免的。但这次相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点，一是晓波说话结巴，这令我大吃一惊！因为我读他文章时，把他想象成一个才华横溢下笔千言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之人；二是他滴酒不沾，这更加令人吃惊！因为我自己十分好酒，而且只好烈酒，每每和朋友在一起，无不肝胆相照豪情万丈大碗狂饮一醉方休。在我想象中的晓波，也是李白一类伟大的浪漫诗人，应该斗酒狂饮举杯放歌。无奈中，我告诉晓波，“喝酒不醉的人，可能是坏人”是我发明的人生定理之一，并且引用他发明的“理性板结层”，声称只有酒才可以迅速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人铸就的“理性板结层”，把生命最真实的一面呈现出来。但晓波坚持不饮，令我十分遗憾。与晓波的这一相识过程，在7年后的2009年12月10日，也被警察详细记录在对我的《传唤笔录》上了。

这次见面值得一记的一件事是，我当面向晓波兄求证，1990年初释放他时，媒体新闻曾称他“有立功表现”，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自从在狱中读到这篇报道开始，十多年来只有一个看法，那就是当局故意摸黑他，想损害他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道义形象。因此1990年5月30日我被释放后，在街头和朋友相遇，我握手时总是调侃说：“我没有立功表现”。但晓波兄诚恳的说：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人性的脆弱是难以想象的，他自己曾经的软弱，值得永远反思。这使我对他的认识更加感性了，对他也更加敬佩。后来我也看到了晓波此前就已经发表的文章，袒露了他在监狱里软弱的一面，并勇敢的直面了自己灵魂。就凭这一点，我敢断言，他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1989年之后的连续13年间，晓波在国内被完全屏蔽了，我无法知道晓波的任何消息。2000年有朋友拿来一篇未署名的打印稿《猪的哲学》，告诉我这是晓波的作品。我如饥似渴，一口气读完，感觉思想的清醒、文笔的流畅像他的手笔。这篇文章尖锐指出199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犬儒主义，但我至今未能证实这篇文章是否出自晓波之手。2002之后，拜互联网所赐，我可以在第一时间及时阅读晓波的最新作品。说起来可悲，1949之后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文学博士，要被送到劳教营再劳教三年，他写的文章，无法在国内任何地方发表，只能发表在国外，再被人转载回国内的一些小网站。而我也就只能通过这些地方阅读他的文字。

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几条短信，每每查找短信时，翻到这个号码，我就心中难过。因为这是晓波的号码。号码还在电话里，仿佛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立即接通他，就可以听到他说：“喂，秦耕呀……”但我知道，他此刻被囚禁在一间黑牢里，就是把这个号码重拨10000次，也无法听到他热情、坦诚、结巴得可爱的声音。我这个人无事不喜欢和朋友联系，甚至不喜欢打电话，和所有朋友都疏于交往。之所以和晓波有电话沟通，那是因为一件小事。一位身陷监狱的政治犯的女儿，获得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并解决了留学所需的学费，临行前仍没有购买一张去美国的机票的钱，令人十分心酸。于是晓波、我和另外一位朋友三人以“股份”的方式，凑钱为那位政治犯的女儿买了一张机票。晓波兄亲自跑腿办理了这件事，事后坚持要把这个孩子写的机票收条邮寄给我，我坚持不必了。让一位博士亲自跑腿代替我等办理这些俗务，浪费他的经历和时间，我已经十分不安。但他一定坚持要我收下对方的收条，无奈我只好说，好吧，等有机会出差时，我再亲自来拿。想起这话，如在昨天，但他自己已身陷牢狱，不知何日才能把那张他坚持一定要给我的收条交给我？

晓波对我的影响，从另外一件事上也可以看出。2004年12月14日夜，晓波、余杰等突然被警察抓走，传言抓他与笔会有关，我十分震惊。当天夜里，我决定申请加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唯一的原因，就是晓波和余杰都是这个笔会的会员。本来笔会在筹备和成立初期，曾有朋友邀请或建议我申请加入，但我没有行动，因为我不愿意成为任何一个组织的一员。晓波等的突然被捕，使我认识到，我必须和他站在一起，在他被抓走之后，我就应该出现在他曾经所在的地方。后来得知，经过马拉松式的审讯之后，晓波和余杰都被释放了。但既然已经提出申请，我也没有必要撤回。就这样我成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一名会员，与我敬仰的晓波成为会友。这也是我值得骄傲的事情之一。

拒绝作序《第一罪》

2002年，我完成监狱纪实作品《中国第一罪》，写作时我有意控制话语尺度，希望有机会在国内面世，但后来的事实是，国内竟然连在互联网上也不许存身。无奈，2005年只好决定先在国外出版。按照惯例，出版书籍，总得有个序言，而我心目中唯一合适的作序人选，就是晓波。我作品的主题是“爱狱如家”，表达的是对监狱的坦然、平静和无所畏惧。晓波拒绝流放，坚守国内，不避刀丛的凛然姿态，一定也能写出一篇我想象中的序言。但当我向他发出请求时，他拒绝作序。

他告诉我，邀请作序，已经成为中国文小的小圈子陋习，你吹捧我，我吹捧你，十分恶心，我等要自觉戒除这种习气。他同时鼓励我说：你的文字非常漂亮，不需要他人作序，我不给你作序，也建议你不要再邀请任何人给你作序。这话出自我十分敬仰的人物之口，我当然照办。于是我的《中国第一罪》就作为无序作品准备出版了。但2005年10月，我突然收到晓波发给我的一篇近6000字长文《自由人面对铁窗的微笑》，匆忙一看，正是给我书所作的序言，这时我也发现这篇序言已在国外媒体同步公开发表了。

我正在疑惑，晓波告诉我，在出版前夕，出版社认为本书必须有个序言，而且也认为最合适的作序人选就是他。接到出版社的邀请后，他欣然命笔，写下长篇序言。我问何故？他说，其实我早就想给你这本书写序了，但作者邀请和出版社邀请，是两回事，其意义完全不同。据我所知，这可能是晓波写的第三篇新书序言，在此之前，我仅见过他给余杰和王怡的书作过序。以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和地位，我想，邀请作序的人一定不在少数，但我们很难看到他署名的序言，也许那些邀请者有和我同样的经历吧。可见我是一个十分荣幸的人。

读过我书的人中，凡有机会当面交流的，都告诉我，那篇序言写得非常出色。我自己的看法是，那篇序言，是那本书中最值得阅读的文字，读者如果时间不够，只要阅读了那篇序言就可以了，因为你已经有所收获。

谨以上述文字，表达对监狱中的晓波的想念，也对等待丈夫归来的刘霞表示支持。

2009-08-11 

（一）“后援会”的性质：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简称“后援会”）是在澳大利亚注册的非政府、非营利的人道主义组织（注册号：INC9884000），旨在帮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被关押的良心犯、宗教犯。“后援会”成立于2005年3月24日。

（二）“后援会”的宗旨：

1、无名或知名度低，并且生活贫困的系狱者是“后援会”帮助的主要对象。

2、通过经济援助，使系狱者本人在监狱里能买得起罐头、方便面及必要的日常生活用品，使系狱者的家人有路费去探监，使系狱者的子女不必为学费发愁。

3、在“后援会”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帮一个是一个，多帮一个是一个。

（三）“后援会”的组织形式及财物管理：

“后援会”的组织者、捐献者均为义工；召集人为孙立勇，负责联系捐助人及受助人。

“后援会”的汇款及账目由财务人员负责。财务人员依据法律向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提供年度财政报告。

（四）“后援会”的捐助方式：

1、固定捐助：即捐款人自己或通过“后援会”每年固定帮助一位（或几位）系狱者，一直到对方出狱为止，每人每年600澳币（或相当于3600元人民币）。定向捐助每年从圣诞节开始，到春节前结束。

2、指定捐助：即捐款人自己或通过“后援会”不定期对某一系狱者或被迫害者的捐助。

3、不指定的大额捐助：即捐助人直接将善款汇入“后援会”账户、具体受助人由“后援会”决定。

4、小额捐助：即捐助人没有指定捐助对象且数额较小的，由“后援会”自行决定受助对象。

说明：

1、对于固定捐助和指定捐助，如果是通过“后援会”汇款的，“后援会”将在受助人接到捐助后向捐助人发感谢信，信中将提供受助人的联系方式，供捐助人进行核实；如果是捐助人自行汇款的，“后援会”在确认受助人已经收到捐助后，将向捐助人发感谢信；固定捐助是“后援会”采取的主要捐助方式；

2、对于不指定的大额捐助，“后援会”将在受助人接到捐助后向捐助人发感谢信，信中将提供受助者名单及联系方式，供捐助人进行核实；

3、对于小额捐助，“后援会”将向捐款人发感谢信；

4、除捐助者和受助者本人外，“后援会”严格遵守信息保密原则。

（五）“后援会”的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PERSECUTED in CHINA
P. O BOX 219 CAMPSIE NSW 2194 AUSTRILIA 联系人：孙立勇
联系电话：0061-424328130
邮箱：[email protected]

（六）“后援会”的银行账号：

银行：COMMONWEALTH BANK OF ASUTRALIA, Doonside Branch
银行地址：16 Hill End Road, Doonside NSW 2767, Australia
帐户名：SUPPORT NETWORK INC
开户帐号：062293 10141541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2009年8月9日于澳大利亚悉尼

中共「六四」之后的历史，基本上是江胡「一统江湖」。二○○二年底胡锦涛接任总书记后，两人在公开场合亮相，基本上都是「胡锦涛江泽民」并列，政治局九常委的名单见报后就变成了十个人的名字。五年前，○四年九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接替江泽民出任军委主席，到今年九月十七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恰恰任满一届军委主席。若无意外，胡锦涛的下一届军委主席任期可到二○一四年九月前后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既然邓规可以江随，江规也可以胡随。依此类推，若已满五十六岁的习近平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增补军委副主席，那么可以确定其接班人的身份。胡锦涛是在一九九九年九月十五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军委副主席的，当时仅差三个月满五十七岁。胡习两人在年龄上的优势旗鼓相当，日后若习近平成为接班人，势必要面对两个婆婆，至少需要十年才有可能转正，但共产党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吗？
后胡锦涛时代的危机

对胡锦涛来说，余下的三年总书记任期，机会不多了。谁对突发事件和人事更替拥有说话权，谁就有实力。党国运营六十载，运动一个接一个，党内的洗脑从未放松过，目前能在党内如鱼得水的人基本上都是深藏不露，老奸巨猾，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江泽民以二十年的资历和影响力打造了自己的权力金字塔。胡锦涛当政以来，江泽民从未停止过公开活动，而且越来越频繁。老人干政，并非等於胡锦涛就没有机会了，二○○三年「萨斯」时胡温当机立断，就是一次胡温新政的操练。不过胡锦涛总是忍耐高於一切，尊重江泽民这位「敬爱的」老同志，可老同志并非常有自知之明，动辄高调出场奥运会开幕式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扶上马送一程，一送就是六七年。余下三年，胡锦涛的机会就是争取民心，将新政和民生以及人权进行到底，胡锦涛手里的牌可以打出的至少包括：公民按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其未成年子女按实际居住地就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允许农民拥有农用地、宅基地永久性使用权和所有权，允许组织独立农会和独立工会，县乡镇长由所在辖区选民直接选举，设立巡回法院独立审判案件，撤销国务院劳教管理规定等，这样或许可以挽回一些社会民意。如再通过全国人大批准一九九八年就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宪政治国，并通过政治谈判使大陆和台湾政治联合，此举，即使受到反对派和党内势力的挑战，至少民众和历史这一边不会丢分。

不过，我自己也觉得上面的分析太乐观了，中国现实和政治的複杂性远非历史上哪个朝代可以比拟。江胡的真实关系如何，决定着共产党的生死存亡，若两个势力的关系靠共同的利益来维系，时间不会长，一旦经济危机加重，一旦共同的利益化为彼此对立的利益，眼下到十八大这段时期就是洗牌的时候。

江泽民在十八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曾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江泽民和胡锦涛也不能超脱，形成两派。他们目前也是在利益方面成为特别的朋友，因为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远远被抛在了利益之下。

中共的核心不再是党核心，而是枪桿子，「枪桿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邓小平基本上是控制枪桿子才控制党。最近人民网强国论坛贴上一篇文章《毛泽东对调八大司令员内幕：决不允许枪指挥党》，里面不少玄机：毛泽东对十一大军区中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桿子造出来的。枪桿子里出一切东西。」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解放军高级将领一番新的人事调整「不拘一格」，报道还开出很长一列军队人事变动名单，也隐约显出对「枪桿子」的担心。这次人事变动既有从总部机关、各大军区、军事院校内部拔擢，又有总部机关与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事院校之间交叉任职，不久前新提拔的三名上将中，就包括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和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的儿子张海阳。中共开国上将许世友的儿子许援朝近日也被任命为江苏省军区司令。这是胡锦涛第六次晋升上将，但这次「红色后代」清一色入围，显然是高干子弟在军中的势力不但没有随着元老的谢世和退休而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通俗地说就是加强党指挥枪的控制，党和太子党一起加分。可是，江泽民影子下的势力算不算是「枪桿子」呢？

枪桿子服从党还是服从江？

二○○八年十二月九日，《解放军报》发表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忆汶川大地震救灾的日子》，文章有五处提到「军委首长」，该首长显然不是军委主席胡锦涛，也不是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其他军委委员等，按照媒体公开报道的江泽民「中央领导」的不明不白的身份分析，应是江泽民。「五?一二」大地震后，温家宝在前线对着军方摔电话，说「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看着办吧」。震后黄金七十二小时之后，胡锦涛才赶到灾区，此前部队救援时都发生了什么，江泽民担当什么职责，只能从陈炳德的文章瞭解：「十二日十五时四十分，我签呈第一份出兵命令，派某集团军工兵团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赶赴灾区。十八时十分，『部队四千四百人正在向灾区机动，但道路保障情况不好。』」「一个小时后，经胡主席和军委首长审批，总参谋部发出《关於参加抗震救灾的命令》，调动三点四万名官兵参加抗震救灾。」陈文显然是为军方的行为辩护，上有胡主席和军委首长，总参不敢轻举妄动。而作为前线总指挥的温家宝，摔电话背后也有无奈，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温家宝在北京航天大学说了实话：当时不知道国家有多少直升飞机，我就给胡锦涛总书记挂电话，要直升飞机，要越多越好。后来，他才知道国内只有一架俄制重型直升机米──二六，但是飞了一天多就坏了，又向俄方租了一架米──二六。通过这段历史就可以明白，当年毛泽东、邓小平抓住了枪桿子就抓住了党，今天也不例外，难怪八月二日人民网强国论坛上公开顶一个帖子，即某个具有军方背景的太子党成员说：「那些文人骂骂老人家（毛邓）我管不了，但他们要搞事就让他们看看枪桿子厉害还是笔桿子厉害。」在中国当然是枪桿子厉害。在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前夕，除晋升三上将外，还有二十余军官警官获晋升：三位军官晋升海军中将，十二位军官晋升海军少将，两位军官晋升海军专业技术少将；公安现役部队三位警官晋升为武警少将。这都是一个争取枪桿子的信号，也是十八大人事变动的一个开始。自一九九三年以来，经江泽民之手提拔的将军总数增加到了七十九名。胡锦涛再任五年军委主席，按照中共高层领导连任不超过六十七岁的惯例，中央军委其它高层都将在中共十八大前退休，为新人让位。若今年秋天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改组中央军委，说明现在真到了中央军委「换人的时候了」，党必须指挥枪，否则十八大很难在平静中召开。

江胡走到今天，任何假设都有可能。谁站在历史这一边，谁就能担当历史责任，掌握主动权。时间不多了，机会也不多了，当前不是稳定压倒一切，而是机会高於一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赢得时间就是赢得机会。

南京学者郭泉，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指控送上法庭，他的母亲，体制内退休干部、作家顾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谈感受。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南京师范大学学者郭泉，“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上周三宿迁市一审开庭，当他的妻子不获准出庭，希望旁听的维权人士更在当地被强迫失踪之际，郭泉的母亲顾潇竟然被法官邀请前往宿迁参加庭审。这位老人与两名陪护进入法庭时遭到严格的搜查，以及被要求交出所有物件甚至手表之际，竟然发现厅内其他官方安排的旁听者都带着手表，顾女士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什么公开开庭，根本就是秘密开庭，如果我老太不来你今天就是秘密开庭，我来做你们遮羞布的么？   ”

顾潇休庭期间因要求与儿子面对面说话，遭到法官训斥，更被强行推出法庭、面对这不公平和不讲人性的法庭，这位体制内作家、退休干部庭审当天多次声泪俱下。“我老太真是无可奈何、无话可说、平时是欲哭无泪，今天终于可以声泪俱下。郭泉的自辩非常好，两个律师的辩护也都是有理有据的。但我心里也非常明白，改变不了任何东西，因为权在人家手上，人家搞这个开庭也就是走过场，让你有辩护的权力已经很不简单了。所以我不抱希望。律师也告诉我，他们定的这个罪是一档的最高，颠覆国家政权要判十年以上。我说随他了，儿子在他手上，要杀、要剐随他了。”

顾潇，1965年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省五七干校学员，解放军3304工厂宣传干事，《雨花》编辑部编辑，省作协文学报刊研究组副组长，省作协创作室专业作家。1991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电视剧剧本《大树底下》获中国第五届电视金鹰奖，中篇小说《梦追南楼》获第二届《莽原》文学奖。

在中共政治工作了几十年，顾潇说这次庭审对她来说是一次终身难忘的法律也是政治教育课。“我虽然在政治单位工作多少年，江苏省宣传部是省最高意识形态机构了吧！我在文化处、宣传处、出版处都转过，做审查什么的，反正你给我什么工作我做什么，其他我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从来没遇到过什么大事情，这次对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大事，快七十岁了还在这大风大浪顶上。我以前也确实不怎么理解我儿子，我总觉得多管闲事，你斗得过共产党么？共产党从上到下是一个严密的体系，不像当年国民党那样松散。你一个小孩搞这个干什么，不搞政治，你早做博导了。但是人生就是这样，我不愿意去，人家要我去，去了实际上给我上了一堂现实的法律课，倒使我反而开了窍了。我儿子真地从法律上来说一点没犯错，只是从党来讲、从政治上来讲，好像对共产党怎样了。这令我这个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反而开了窍了，这次开窍要感谢宿迁法院吧！但我想这案也不是宿迁法院就有权定得了的事情。”

8月的瑞士，风和日丽。日内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和平与中立的象征。由国际和解协会与瑞士西藏友好协会共同主办的“国际汉藏会议”，在此举行，恰当地象征了达赖喇嘛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中道”精神。

为期3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者达成诸多共识：西藏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共对西藏的专制统治和文化灭绝；西藏问题的解决与中国民主化息息相关；藏人的基本人权，包括政治选择权和宗教信仰权，必须得到尊重。

中共新华社发表专文，把与会华人称为“海外动乱分子”。这一谎言，连中共自己都不会相信，因为，受邀与会的，也包括与中共亲善的人士，正体现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博大胸怀、与各方共商汉藏关系发展的真诚心意。

对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赞同者，也有不赞同者。比如，达赖喇嘛谋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的“真正自治”，但多数与会者并不认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尽管如此，与会者仍然达成一项共识：高度尊重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及流亡藏人与海内外汉人的交流，是中共的恐惧所在。这种交流本身，将使中共炮制的有关达赖喇嘛和西藏的种种谎言，不攻自破；而任何聆听过达赖喇嘛演讲的人，多半都会被尊者的人格所折服而肃然起敬。中南海拥有硬实力，达赖喇嘛自有软实力。

中共不敢提大会主题：“寻找共同点”。这一主题本身，表明，大会目标，是追求合，而不是谋求分。而拒绝谈判、拒绝握手，才是分裂的表现。中南海与达赖喇嘛之间的谈判陷入停顿，来自于北京的权力傲慢。藏方诚恳表示：我们在等待，等待北京发出信息，随时准备恢复谈判。

就在这次“汉藏会议”上，达赖喇嘛再度阐明：愿意与中共对话，实现西藏的自治，而非独立。在与BBC中文网友的交流中，对“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这一说法，达赖喇嘛甚至也表示认同。

达赖喇嘛让步到底，按理，解决西藏问题，对中共来说，已无任何困扰。迎接达赖喇嘛、落实西藏真正自治、实现汉藏和睦，只会为中共领导人在历史上增光、在国际上添彩。但中南海依然故我，不管达赖喇嘛说什么或做什么，只管将“藏独”和“分裂”帽子死死扣在达赖喇嘛头上。其用意，是拒绝谈判。

中南海心病何在？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中共惧怕达赖喇嘛的道德力量。和平，宽容，善，这些词汇，对中共而言，仿如紧箍咒，或如照妖镜。经60年演变，中国共产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已经转型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利益集团，或曰，最大的腐败集团。

中共党内，从上到下，从左至右，利益联成一片，腐败均沾，追究起来，谁也脱不了干系。比如，不仅江泽民家族有问题，胡锦涛家族也成问题。江家族，盯住国内电力与土地资源；胡家族，则打起了国际合同的算盘。每一个人的辫子，都被拽在了另一个人的手上。索性“同舟共济”、“守望相护”。

中共官场腐败的数量与规模，急剧增长。仅举中共高层因权争失势的人物，做一对比：1998年，被判刑16年的政治局委员陈希同，涉案金额以数百万计；10年后，2008年，被判刑18年的政治局委员陈良宇，涉案金额竟以数亿、乃至数十亿计。数字的跃升，本身昭示中共集团急剧腐化的速度。对照以几何级数激增的腐败“速度”，所谓国民经济“翻两番”，实在是渺小得不值一提。

经济发展的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基础，来自赵紫阳、胡耀邦的奠基；“四个坚持”的政治路线，则来自邓小平的确立。江泽民、胡锦涛所为，仅仅是守成而已。近期，邓小平发妻去世，中共治丧规格，竟达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级别，足见中共当权者对邓的“凡是”情结。

面对国际潮流和国内变迁，江、胡等人，采全面守势，“以不变应万变”。不仅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有关中国的所有问题，中南海能封则封，能压则压，并无半点灵活空间。

不管西藏（或新疆）发生什么，面对外界关注，中共官员都转而谈经济，什么“保八”、“保九”，仿佛经济增长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唯一良方。但设在北京的民间组织“公盟”，经实地调研，得出结论：经济发展过程中，藏人被边缘化，处于贫困一极。援藏款项屡遭汉官贪污。（新疆情形类似，维吾尔人利益严重受损。）中南海非但没有听取“公盟”的诚意报告、吸纳“公盟”的善意建言，反而干出查抄“公盟”、拘捕其负责人的惊悚举动。再度证明：中南海诸公之要务，不在于治国，而在于死守其既得利益。为此，不惜跨越为政与做人的最低底线。

对比达赖喇嘛与中共领导人，至少有四大区别：前者每天讲真话，后者每天说假话；前者推广仁爱，后者痴迷暴力；前者布施宽容，后者散布仇恨；前者信守良知，后者追逐金钱。如此天差地别，又如何谈得拢？西藏问题无解，实受阻于中共党内的政治生态。

最早读徐晓的文字，还是1970年代末。当时，我在山西大学念书，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她是大学生办刊的活跃分子，我是从一份大学生刊物上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

认识她已经是1994年。当时，我刚开始研究文革期间的民间思想。徐晓通过赵振先找我，希望我能帮他搜集一些文革中的书信。我也想从她那里寻找一些原始资料，于是见了面。当时，她这本书信集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到位，也编得差不多了。我给她提供了几个朋友的书信。原来，她是《中国文化报》的编辑。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找她采访有关文革中的地下文学的往事，使她翻检了家中保存的一些旧日书信，触动她编书的念头，于是她开始向朋友征集文革年代的书信，并找光明日报出版社联系出版。书没出成，人却调进了这家出版社。

直到2000年的春天，徐晓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文革书信集》总算出来了，改了名儿，叫《民间书信》。我拿到这本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新书，屈指一算，已经八年了！徐晓在光明日报出版社，由编辑、编辑室主任干到了副总编辑，经她之手，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从大江健三郎的五卷本的文集，潘光旦四卷本的文集，到畅销一时的《逆风飞扬》。运作许杏虎、朱颖的《战地日记》，前后只用了八天的时间，唯独这本只有30几万字的《民间书信》，却经历了一场八年抗战，才在别的出版社推出，想起来真让人感慨不已。

我和徐晓有过几次合作。先是应她之约，与孙珉合编了一本《王蒙现象争鸣录》，交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此书给她带来了不大不小的烦恼；接着，徐晓又开始策划一本77、78级大学生口述实录。这个选题提出之后，许多人都很感兴趣。有人的兴趣是采访，有人的兴趣是接受采访，有人既采访别人，又接受别人的采访。我本人也是77级大学生，当时无意而为被访者，但采访卢叔宁、梁晓燕两人。没想到，对后者的采访，又给这本书的出版增添了波折。总算有惊无险，这本名为《洗礼岁月》的书不久还是问世了。

1996年春天，朱正琳从《东方》杂志退出，告诉我，想搞一套口述史丛书，问我能不能找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合作。当时我找到徐晓和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妹妹丁宁，四个人坐到一起，讨论了朱正琳草拟的方案，并开始寻找稿件。朱正琳找到了一部采访东干人的稿子，学术性比较强，大家感到市场前景吃不准；我去找白吉庵先生联系他对晚年梁漱溟的采访笔记，他说已经答应了另一家出版社；徐晓找贺黎、杨健，拿到了一本关于“五七干校”的采访录，但送审过程中又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久，朱正琳去中央电视台参加创办“读书时间”节目，从此被捆上了电视台的战车，忙得四脚朝天，再也无力旁顾口述史的计划。那个策划流产了，徐晓却没有放弃。

1996年底，姜诗元接手《华人文化世界》杂志，邀我和徐晓等人参与策划，于是，我和她一度同事。当时，她回忆丈夫的散文《永远的五月》已经发表，引起许多读者的感慨。我也建议她多写一些。可她是那种做事极其投入的人，执着地要让刊物按自己预想的方案办。我觉得，当编辑的上策是把作者手里现成的好文章编进去，比约请作者命题写作更容易操作。她却把写散文的事扔到一边，一心按照即定目标四处组稿。刊物改版几期之后，“口述实录”一栏陆续刊登了杨健、刘延民、王艾等人的采访录，果然引起反响，总算是没有辜负巨大精力的投入。后来，由于资金等原因，杂志的改版没有坚持下去，但徐晓对“口述实录”的兴趣却一发不可收拾。她促成了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的出版。“五七干校”是什么？现在20岁以下的人已经不甚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标榜的“新生事物”，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肉体的炼狱，“五七干校”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反思。此书采访的当事人既有学术界的，也有文艺界的，既有文化名人，也有普通人，既有在中央直属系统的干校的，也有在地方干校的，既有老人，也有跟随父母下干校的子女，涉及面十分广泛。

以后，我和她、徐友渔，合编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杂志没有坚持下去。徐晓才又拿起笔写作。但她出手很慢，往往一年才完成一篇。她对自己的文章期许很高，不动感情不下笔，要写，就要调动自己刻骨铭心生活经历。这样，我陆续读到了她的《无题往事》、《荒芜青春路》，都是沉甸甸的。记得有一次吃饭，我猛然发觉一桌人竟有半数在文革中坐过牢。我提议，应当写一写狱中回忆。后来，我看到了朱正琳的回忆，也看到了徐晓的回忆——《监狱中的日常生活》。这篇也是沉甸甸的。

很多读者喜欢她的文章。很多出版人想出她的书。她自己就是能干的出版人，推出过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等许多轰动国内外的好书。但她自己却迟迟不出书。原因很简单：手里的文章太少。终于，文章攒够了，足够一本书了。南方有一家出版社，拿了她的书稿，设计出了清样。她一看，却撤回了稿子。现在时兴图文书，那位编辑找了许多图片，插到她的书稿里。她觉得，这些图片和她的文章对不上。

一晃又过了两三年。

直到前年的一天，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我的书出来了，给你快递一本。我拿到了书，名《半生为人》。再一想题目，原来，作者已经过天命之年。真让人感慨。此时，我只想对徐晓说：书很好，可惜出得太迟了。

《半生为人》出版了，我又一次建议，你该多写一点。她已经主动辞去了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按说，应当有自己的写作时间了。然而，前几天遇见她，她说，哪有功夫写，又让一本书把我缠住了。原来，她又投入了一本关卞仲耘的书。

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是文革初期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中学校长。我去过他家两次。我知道王老先生几十年保存的史料的份量，也知道卞仲耘这一个案的历史价值。但我隐约感到，王老先生期望值太高了。他不是仅仅想编一本说得过去的书，而是想要一本具有微言大义的传世之作。他自己不动手，别人动手又很难达到他的要求。于是，我对王老说：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是史学的行家里手。我是后生晚辈，岂敢班门弄斧。

我急流勇退，徐晓却知难而进。对王老个性，她和我的感受是相似的。但她参与编书以后，既忍辱负重，尽量满足王老的要求；又坚持原则，婉拒某些不切实际的计划。这本书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已经基本成型了。将来不论王老是否满意，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刮目相看。

十多年前，因参与八九民运被关押两年的刘晓波，刚刚出狱之后便撰文批判中共当局有意诱导民族主义思潮的险恶用心。他是最早警觉到民族主义的危险的独立知识分子之一，一直将民族主义与独裁主义并列为两大批判对象，认为“民族主义和独裁主义是天生的孪生子”。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独裁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并已经产生巨大危害之时，人们才发现刘晓波那些先知般的预见。如今，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再度入狱，而他尖锐批判过的对象——十年前炮制出《中国可以说不》的那帮“爱国流氓”，再度炮制出续集《中国不高兴》，并再次红遍中国及海外的华人世界。这几名用民族主义来赚钱的无良商人，如同毒品贩子一样躲在宾馆里欣喜若狂地数点钞票。刘晓波与他们迥然不同的命运，正凸显出中国正在迅速走向法西斯化的趋势。此时此刻，研读刘晓波所著之《单刃毒剑——中国民族主义批判》一书，乃是中国人由臣民或暴民蜕变为现代公民的一门必修课。

刘晓波早年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经过“六四”的血雨腥风之后，转而全身心投入到时政评论的写作之中。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对于刘晓波来说，最伟大的理论都是在应对严峻的社会现实的时候产生的，而绝非“躲进小楼成一统”式的、书斋中的学问，比如：面对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美国独立战争的号角，柏克写出了《论法国革命》和《美洲三书》等坚定地捍卫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著作；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相继兴起的阴影下，哈耶克写出了《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等如同灯塔般照亮自由世界的巨著……可见，自由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主义，自由知识分子必须回应当代的课题。刘晓波的写作亦可放置在此一谱系中衡量：他无时不刻地与专制、独裁、野蛮和蒙昧战斗，他的写作深深地嵌入到当代中国的肌体之中。他的思想是真思想，他的学术是真学术。如果没有刘晓波如同孤胆英雄一般对抗民族主义狂潮，这个时代还有多少可以夸耀的思想与学术呢？

刘晓波在《单仍毒剑》中指出，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有三种具体的表现：一是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二是极端反日的民族主义，三是反台独的民族主义，另外还包括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与党和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许多本来对现实存在诸多不满、自身也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的国民，一说起美国、日本和台湾，以及西藏和新疆来，便立即青筋暴起、张牙舞爪、汗流浃背、喊打喊杀，这是什么原因呢？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以及国内各种矛盾的激化，中共当局将民族主义当作最后一张王牌。民族主义的“狼奶”通过从幼稚园到博士的整个教育系统，通过无所不在的宣传手段，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脑残”的青年人，比之三鹿毒奶粉更为可怕。梳理了二十年来民族主义病症的远因与近果，刘晓波认为，中共当局是操纵台面上愤青群体的幕后“黑手”。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爱国主义，“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诈。”而这种精神疾病会逐步加重，最终发展为迷狂状态：“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上变成唯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刘晓波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从“弱智”到“井底之蛙”再到“好战分子”的“愤青是怎样炼成的”之“三部曲”。

愤青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中国青年一代最可怕的精神疾病。刘晓波以“吸毒”形容“爱国主义”之鼓噪，德国人类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则使用“巫术词”这一概念。卡西尔发现，在原始社会里，巫术的语言具有一种占支配地位和压倒一切的影响。在奥维德的《变形记》里，巫师梅德亚说：“靠巫术的歌声和咒语，甚至可以把月亮从天上拽下来。”由此出发，他认为纳粹成功的秘诀正在于此。从《纳粹德语——现代德语用法汇编》一书中便可发现，纳粹创造了一套新的术语，“铸造这些术语的人对他们所从事的政治宣传艺术有着精湛的把握。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靠最简单的手段刺激起了最为强烈的政治热情。”纳粹掌握了最先进的科技，却用原始社会的精神控制术来蛊惑数千万德国民众：“在极权主义国家里，没有私人领域，没有政治生活的独立，人类的整个生活突然间被新仪式的高潮淹没了。它们就像我们在原始社会里所看到的仪式一样固定、严厉和不可抗拒。”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当局是“骗你没商量”，民众则是“被骗没商量”，即便是睿智如哲学家海德格尔，亦乖乖服从纳粹之训导，因为“政治神话的行动方式活像一条毒蛇，它在攻击其牺牲品之前先努力对其进行麻醉，使人们没有怎么抵抗就沦为它们的牺牲品，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事就已被击败和征服了。”可见，仅靠学识和良心，并不足以抵御民族主义加国家主义的催眠术。

今天的中国，情形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纳粹德国极为相似。中国的民族主义日渐高涨，而国际社会亦同步采取绥靖政策；不仅愤青迅速将民族主义提升到种族主义的阶段，若干学者作家也昧着良心推波助澜、添油加醋。被官方册封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季氏在《忆往述怀》中说：“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这就是中国的“学术泰斗”的思维水平，学院体制内的“学问”水准如何便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如此“爱国”，一个翻译家焉能攀升为国学大师？对此，独立学者冉云飞批评说：“‘爱国没商量’——这样的‘爱国论’与‘伟光正’在无视逻辑、撒谎的知识谱系、群氓心理上形成了强大的同构。官方不树立季先生为‘国宝’，他还树立谁呢？”他进而指出：“官方表面倡导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专制独裁才是他们的新国学造神运动的内核。而这样的运动正需要季羡林这样‘爱国没商量’的‘国宝’作为旗帜，起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号召作用。看看最高当局所有人都送花圈的高规格，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季先生在当今中国为什么这样红。”季羡林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不是“老糊涂了”，许多年富力强的学界名流，也作出了与他同样的选择。甚至有很多还是当年与刘晓波并肩作战过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刘晓波的批评向来是不惮于点名道姓的：“历史的轮回竟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还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论者，转眼之间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结而变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学者也被民族主义思潮裹胁而去，如甘阳、李陀等人，他们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却变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谬误、弘扬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行列。”与刘晓波一样，这些年来，我也看到身边不少朋友所发生的惊人的精神变异。读了刘晓波的分析，我才明白，这些所谓的“观念转变”，其实都是围绕着名利二字发生的。

与那些“变色龙”式的人物相比，刘晓波前后三十年持定自己的理念不变，他对名利的诱惑有免疫力，也就对民族主义的蛊惑有免疫力。他回顾说：“六四前，我作为极端的民主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既暴得大名又颇受非议。六四后，我作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为卖国主义者而痛加讨伐。今天，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化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于此的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此一宣告，掷地有声。刘晓波并非“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他热爱西方是因为人权和自由这些观念都是肇始于西方，他拒绝自己和自己的同胞被迫处于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奴隶的生存状态。法国政治学家菲利普•尼摩在《什么是西方》一书中指出：“思想自由在西方得到确立并一点一点渗透到社会习俗中。西方人领悟了人类能够而且应该走得更远去寻求真，人类面前是一个由无数新发现组成的未来。这种信念共存于我们的文明以及与科学研究并肩而行的一切精神价值和精神态度之中：理智的诚实、真实感和客观证据观念、学习的欲望、博学的目标、对权威论据的彻底摒弃。……所有这一切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别处发生，抑或如近来那样都是只在西方而非别处的影响之下发生。除了西方没有任何文明把精神多元化转化为一种积极的价值，也没有建立起特殊的制度来保护和实施这种多元制。”基于此，一个人权和自由得到保障的中国，必然是谦卑地向西方学习的中国，而不是挥舞民族主义的狼牙棒、以暴政和奴性为荣的中国。

少年时代，刘晓波是我没有见过面的启蒙老师；近十年来，刘晓波是我身边最亲密的良师益友。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长辈知识分子对我影响超过他，我的精神世界没有被“爱国主义”这个巫术词所掳掠，很大原因是他成了我的疫苗。因此，刘晓波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认定，也成为我永远不变的座右铭：“作为一个人，我渴望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创造性的真实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经历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人类成员。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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