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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五月九日
前言 专访学生领袖
学潮一浪接一浪的过去，北京高校学生仍坚持努力不懈，保留斗争的权利，他们曾经得到意想不到的辉煌成绩，四二七大游行之后再举行五四大游行，胜利似乎来得很轻易，学生好像松懈下来， 到底争取的是甚么？真正取得的成果又是甚么？这就要看他们的毅力能耐，和怎样进行学运不息的持久战了。
四一五胡耀邦逝世后，学潮酝酿爆发，高年级的研究生、博士生推动学潮，本科生随即呼应，早期在天安门的多次静坐中，都是以“乞求”的形式，争取民主改革。
发展到四二六《人民日报》刊登强硬语调的社论后，学生情绪便已到达忍无可忍的地步。“乞求”是无用的，政府若压制只会带来更大的反抗。四二七那天，学生天不怕、地不怕，带着沉重的、不惜流血牺牲的心情，冲破警察的拦阻围堵。他们胜利了，游行声势浩大，政府终於愿意跟他们对话了。
匆匆的，四二九来了一次对话。学生说：“这是骗人的！这是一齣荒谬剧！”对话戏剧性地上演了，但剧终时给学生大喝倒采，他们要真正有代表性的人上台表演真诚对话，他们要有自己的选角权利，他们要认真的进行对话，他们要求能言之有物地表达学生及民众的不满，他们绝不容许瞒天过海的胡混过去。
真正的对话始终没有到来，学生还在等，但政府不承认他们组成的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的合法性，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五四便要再来一次大行动。
五四游行不及四二七的轰烈，他们心里是很明白的，很多同学都被拖得太长的学潮弄得筋疲力竭，他们开始要思考到底学运应向哪个方向发展？他们怎样才能自强不息地继续坚持斗争下去？
虽然学生还在复课和罢课中犹疑，虽然他们明知道学生的力量是有限的，国家的民主改革过程是漫长艰辛的，一切都不可能一蹴即就。但是，他们还年少气盛，他们仍深深不忿，他们想争取的太多，所得着的太少，一切都太不实在了。他们还想继续往前走，走得多远就多远，他们还要坚持下去。
五一五戈巴卓夫访华，他们还会有新的行动吗？
江山代有才人出。这次学潮造就了几个学生领袖人物，他们举起扬音器在同学群中发表演说，高喊口号。他们备受中外记者包围，要求专访及透露行动消息，他们一下子成为国际瞩目的人物。学潮中到底他们扮演甚么角色？他们抱着怎样的心情投入学运？他们的个性有何特点，促成了他们愿意抛头颅、洒热血，哪怕要作出牺牲，也敢於站在同学和群众前面，推动学潮发展？
北京市高校自治联合会在学潮中，把各高校凝聚及团结起来，令每次行动都能在较有组织的情况下发动。北高联的常委和主席不断地有更替改换，主席更是七天一任。有说不想目标经常集中在一、两个人身上；有说某些常委多次犯错，已被罢免或引咎辞职；又有说因某君背景複杂，为避免嫌疑，他应该退下来。
北高联在决策和组织方面，确实是曾经多番犯过错误和表现得不成熟。他们还只是初次认识和尝试实践所谓的民主程序，他们还在摸索这场政治运动的节奏，他们需要时间逐步掌握这场政治游戏的动作，要怎样组织、协调、行动、指挥，才会产生高潮迭起的出色效果？
访周勇军 “犯错是因为不想同学过激造成流血”
周勇军最早冒出头来，悼胡时在人民大会堂前下跪，曾担任北高联主席，他本身是政法大学八五年政治系的学生。在学潮期间被同学指责他曾经犯过两次严重的错误.首先是四二七游行前的凌晨时份，到各校张贴告示宣布取消游行；其次是五四天安门广场的集会后，他站出来宣布五五复课，而这些举动均没有获得北高联的授权，他要为此承担个人责任。
犯第一次的错误后，他退下来，由吾尔开希取代了他的主席位置；到犯第二次的错误后，他被逐出北高联，不能再担当常委职位。
记者问周勇军，四二七凌晨临时决定取销游行，是不是因为害怕？他提高嗓子，带着激动和感到有点委屈地说：“是我最先提出游行，北高联很多代表都有退缩之意，后来大家都决定游行了。
四二六晚上，很多高校代表包括吾尔开希都来问我，是否可以不去，因为有消息说军队已抵达天安门准备镇压，学校附近又有武警驻防，学生上街会有危险.“
“事实上，吾尔开希也发了声明表示可以不去游行。凌晨四时，我以个人名义发消息取消游行，但同学情绪已到顶点，再阻也阻不来。这也正好表示，学生运动是自发的，非少数人可以操纵的。其实，我决定取消游行不是因为我怕，政府整我也不怕。我也不是犹疑不决，但我当时考虑到学生会有牺牲和流血，就对不住同学，对学运也有打击。我的顾虑是若上街游行过激，军警镇压，反而会是民主运动的倒退。”
“虽然同学对我不理解，但是我会以实际行动表示我不是懦夫，我没有退缩.至於当天没去游行，我实在也感到有点遗憾，下午我去到天安门时，已看不到甚么了。”
五四那天，周勇军在天安门向同学宣布五五复课，那时候，同学好像有点失落。后来坚持继续罢课的院校同学对周勇军更加不理解了。对周勇军的为人，有同学表示，他很冷静、理性，但把持不定，有点胆怯。其实，他现在才二十二岁，今年就要毕业了。他出生於四川，母亲是农民，父亲是国家干部，他说：“我家庭很普通，没甚么特别.”
跟他谈到自己在学潮中扮演甚么角色，他表示，自己在大学生中是较理性和成熟。他发表演说时，都是很希望同学能保持冷静，避免一些偏激的思想及言论，把一些同学的情绪引导到正确方向，不致於盲目地倾向一时的激情。他在四一七那天开始参与学潮，后来组织新华门前的静坐，并成为自发组成的政法大学筹委会主席。他承认，学运前自己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很少机会公开发表个人的观点.学潮期间，他把握了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和政治观点都表达出来了。
问他希望学潮能达致甚么？他说：“希望中国能以民主法治限制贪腐官僚的产生，把封建残余思想推翻。”但他深明学生力量十分有限，上街游行静坐只是希望唤醒国家人民，或起点启蒙作用。
他说：“学生的行动只是一种政治热情，若要实现学生所争取的，还只能靠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起来，要求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才行。也因此，学生希望有公开的对话，向政府表达意见之余，也想借此给全国人民提供思考元素。”
在北高联，他想做一个领袖人物，也确信自己理性，这样才能对学运有帮助。他又说：“北高联常委经常更换，主席七天便要再选一次，这样可起保护同学及转换注意力的作用。”
至於学潮中，有没有人恐吓过他们？他说没有，而且他相信政府不会压得太厉害，更不会把他们拉去枪毙，所以他没有像吾尔开希那样写下遗书。
提到吾尔开希，他说：“这人很有激情，但思想的深、广度不够。”王丹呢？他说：“王丹背景複杂，已给北大罢免了，原因是要对所谓『一小撮人』煽动学潮的讲法避嫌。”
访王丹 “担忧学生内部失控会导致运动的发展偏离轨道”
北大历史系八八年学生王丹否认退下来是因为背景複杂，他说：“退下来的原因是，学运发展至今，已很感疲累了，而且自己的学识能力也不高，所以希望选出更有能力的同学，在学运中继续发挥作用。”
王丹的所谓背景複杂，跟方励之有关吗？他说：“我跟方励之只是私人关系，我很敬佩他的勇气和政见。在知识分子中，他敢於批评政府和辩明事理，希望能以知识分子的团结力量向政府施压，为民主化奠定坚稳的基础.”
他最敬佩的人物除了方励之，还曾经崇拜过周恩来，而现在他没有真正崇拜任何一个人物，他希望有一个能结合所有名人优点於一身的人物让他可以崇拜。
另一个与个人背景有关的就是他的家庭，他说：“我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都在北大毕业，我是在北京成长和生活，父亲对我的政治观点和活动，是没有加上任何渗透和影响，只要是不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他们也会表示支持的。”
个人方面，他形容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他说：“民主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在最大限度内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也希望我能以社会良心的身份，对一切自由、民主方面不公的事情提出批评，起知识分子的独立作用。”
关於中国前途，他认为个人力量及大家的力量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他说：“中国现在已到了关键时刻，需要有人为中国发展作出努力，抛弃一切顾虑，勇敢地站出来。”
学潮中敢於站出来领导运动的人，他认为其实都不是能力很大的人。他感慨地说：“假如能有能力更强的人推动运动，应该会更符合民主化的发展，可惜这些同学还得顾虑将来的前途，所以不敢站出来。”
问他个人在学潮中敢於站出来，是否已作出了牺牲的打算？他说：“这感受还不算很强烈。学潮发展至今，我觉得相当满意，因为至少已产生了一定的政治收效，但也不能存太大的幻想。现时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希望能唤起民众的热情，并在同学中成立正式组织，继续运作。”
他续说：“学运还没有结束，我们会在校园内建设更多民主机制，同时知识分子写了倡议书，敢站出来在学生中做工作，这是非常可喜的进步。”
学潮是否把他造就成为一位学生领袖？他说：“我个人可以作为一位精神领袖，但我做不成一个政治家。我希望自己能起一种形而上的作用，把我和民主运动连系起来。”
对其他学生领袖有何看法？他说：“吾尔开希很有魄力、气度和勇气；周勇军则不够坚定，所以在做决策时曾有失误.不过，我觉得在这场运动中，有人敢站出来，已经很不错的了。对学生领袖不能太苛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缺点，若过份苛求，将不利於民主事业的发展。”
四二七之后，他和吾尔开希都得到消息，他俩已被点名，可能会被抓去。他说：“当时确是觉得有危险，所以不敢一个人独自外出，怕会无声无息地被干掉了。吾尔开希那时候躲起来，也是这个原因。”
往后的危机呢？政府会否来“秋后大算账”？他说：“没有太大的恐惧，可能将来会被关进牢里几年吧！但我走出来，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反而在这一刻，他隐约地透露了一些深层的隐忧，他说：“我担心的不是来自官方的压力，因为压得愈紧只会惹来更大规模的反抗，所以估计政府不会这样做。”
究竟担忧些甚么？他续说：“我一直有种来自第六感觉的担忧，不很明确的。我害怕学生内部某些事情，会导致运动的发展偏离轨道。但具体是怎样呢？我还不太清楚，但以后这问题应该会逐渐显现出来的。”
学潮过后，学生好像松散下来了。他承认这危险性是存在的，不过北大同学还热情高涨，北大有自己的传统，学生人数多，思想坚定的人也很多，所以能够继续坚持下去，没有像其他高校般慢慢平息过来。他说：“北大还会继续这种民主的呼声，在学运中扮演中坚力量的角色。”
访吾尔开希 “担心后半辈子是被人主宰和安排”
北京师范大学出了一位领袖人物，在领导学运时信心十足地拿起扬音器演讲，大力鼓动学生的情绪，带领游行队伍突破军警围堵。他胆色过人，能够连任两届北高联的主席不倒，他的名字叫吾尔开希。
跟他做访问时，他抽着骆驼牌香烟。他说：“我的名字在新疆语的意思是驼峰”。学潮期间，中外记者都找他做访问，他成为这场运动的明星。
叫他先介绍自己。他说这问题已回答得滚瓜烂熟了。“我二十一岁，生於北京。爸爸是新疆地区编撰委员会副主任，是干部、作家、翻译家及研究家，算是文人名人，但毫无政治背景可言。妈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现在做编辑工作，仍留在新疆。而我爸爸现时则在北京党校工作。”
四二七大游行出发前，他写了一封遗书给他的妈妈。他说：“我父母希望我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对这次学运，都是天下父母心嘛！他们都想我平平安安，在这基础下，也希望我能有所作为，成为一个比较出色的人。”
假如给抓了，会很伤父母的心啊！他说：“我爸爸已对我说，行动策略首要先考虑自身安全为主，其他的应该可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但父母还曾一再强调要考虑他们，因为若一旦出事了，他们肯定会伤心，所以对我来说，也多多少少会有点顾虑和构成压力。”
五四游行前几天，他隐匿起来了。他说：“这与上述考虑有点关系，但主要是为了保存自己到五四，可以举行大规模的行动，而不想自己有任何不测.我从来都没有害怕，躲起来只是考虑到学运及同学，因为万一有不测，会对学运及父母造成沉重打击，所以我不得不保护自己。”
现时，他没法知道危机是否已经过去，但他相信自己随时会有可能被抓去，而且秋后不算帐大概是没有可能的。他说：“将来肯定会出事，视乎大小而已。现在我也没有太多时间为自己考虑将来，我只想自己在未出问题之前，努力干好该干的事情。”
有否作好任何牺牲的打算？
他说：“最大的牺牲是自己的前程，因为将来我可能无法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生活，哪怕是坐牢，判五年、十年、二十年也好，往后的日子还属於自己的。但假如自己的后半辈子是被别人以有效的办法来主宰和安排，对我来说，是最大的牺牲。”
死亡呢？
“二十岁就完成，那已不错了。我所写的遗书，也不代表甚么，因为据当时的情况，很难估计会否失去自由和生命，所以要作最坏的打算。”他承认自己的理论水平不够高，学潮过后，学运仍将永远不停地形成下去。在学潮稍为平静后，他会与曾经积极参与学潮的人，好好坐下来为这次学生运动写文章。
问他最崇拜的人是谁？
他答：“贝多芬。我爱听交响乐，特别欣赏第五及第九交响乐，尤其最喜欢的是合唱《快乐颂》中那种天下大同的思想境界，我非常崇拜贝多芬和他的音乐所体现的崇高理想。”
还有呢？“我也很崇拜林肯，因为一百多年前，美国还不那么文明，还存在很落后和不公平的黑奴政策，当时林肯的贡献不仅仅是解放黑奴，还在人类史上的人权运动，将人权和个体解放的思想大大的提高，所以我对林肯比较崇敬。”
个人的理想是甚么？
“要能不停地奋斗就可以了！”他认为自己可能成不了政治家。
对中国的期望呢？
“我常想，中国应该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应该是富强的、民主的，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社会生活方式。这样的一个国家，我常常用美丽这个词，我希望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现在这美丽还缺少很多东西。”
学潮令吾尔开希成熟了很多，他觉得自己的分析和观察能力都有提高，学潮带给他最大的感受是“团结的力量”。作为学生领袖，觉得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才能？他说：“我们搞的是一场民主革命运动，民主体制是不需要领袖的。这场学生运动是有一种自发的、客观的力量存在。我只是曾经作领导者之一而已。”
担任北高联的主席，有何期望？
“我希望北高联可合法地存在。目前大陆的法治仍然很不健全，中央定的调子就是法，说非法就是非法，至於非甚么法就无从知道了。”
学潮应朝哪个方向发展？
“应该要稳紮稳打，步步为营.现时，我们的学生运动，已经将民主思潮打开了一个缺口，将来民主意识将会更为拓大。以后，会继续进行校园的民主改革，而剷除腐败，打倒官倒等口号，还会保存下来。我们学生的能力有限，将来的运动，应该走向与工农相接合的道路。但是，现在的历史时机还未成熟。”
吾尔开希，曾经被批评为高傲、冲动。他说：“我并不高傲，可能是个人因素，应该是太自负吧！说我冲动，我会尽量克服的，但我很有信心，将来我可以成为一个名人的。”
这次学潮是历史性的，他没想到会这么快自己便成名了，所以他的确表现得有点沾沾自喜。记者提醒他，还要在很多方面下工夫，他点头同意，说：“是的，作为名人，一定要加强自身修养，我须要在这方面有所提高。也许，这一次我是糊里糊涂地成名了，但也许我的知名度会更高，那时候就不会那么容易让人家一眼就挑出毛病来。不过，现在我被人看出的毛病，也可能就是我可爱之处吧！”
北师大曾经有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是批评吾尔开希的：“你不要在反特权中搞特权，不要在争民主中不要民主。”
前一阵子的学潮，他经常坐轿车出入饭店，抽名牌香烟，多次召开中外记者会。对大字报给他的抨击，他说没有看见过，他很不屑地自辩说：“我是用自己的钱，犯不着别人来管，我也不是行使特权。在民主进程，同学站出来代表其他人说话，一些人的民主就可能要被牺牲了。”
他的秘书女友程真一直陪伴着他，她补充说：“其实我们在学潮中也贴了很多钱出来，我把自己准备去外国留学的钱都拿出来用了，搞完这次运动后，大抵政府也不会给我出国留学的机会了。”
访马少方 “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呼唤民族醒觉”
今次学潮，大抵上不能说是因为有某些特别出众的人物在领导着学生。整个过程，每个学生都众志成城，满腔热情，抱着爱国忧民的心情，自发地组织了多次学生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学生领袖的出现，可能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些消息，直接参与行动的筹划和决策，所以成为焦点人物及採访目标。
记者曾与两位比较能顾及理论层面，及思想较为深刻的学生访谈，他们都曾经做过学生领袖，不过在学运初期，一直都拒绝接受记者的访问。
其中一位是中国电影学院的高年级学生马少方，他认为农民革命是绝不能达成民主这一步，只有通过知识份子的革命和觉醒，一次又一次经过漫长的斗争，才会取得一些胜利。
他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阶层，有才智和民主思想，能组成庞大的力量，提出不同的政见，及批评政府的错误.我认为，在这次学潮中，此趋势已逐渐形成。虽然我们大陆的知识分子地位很低，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在今次学潮中，学生採取温和态度和非暴力的方式争取，也正好反映中华民族的性格是善良的。幸好历史的潮流方向是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发展，尊重知识分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其地位将可获社会普遍的承认.“
马少方，曾经是北高联的常委。他说：“北高联在学运中其实没起多大作用，常委、主席也不能说是学生领袖，因为这几个人在学生中是没有号召力、感染力，亦没有传播过任何思想。他们的任务只是指定口号，决定游行时间和路线，其他事情都是各高校学生自治会自行处理的。”
他又说：“学运之所以能够一浪高过一浪，主要原因是政府一次又一次的失策，对学运估计错误.另一方面，同学间通过大字报的宣传，也大大鼓动了学生的情绪.今次学潮并没有产生过学生领袖，这些带头的同学其实只是敢说话，他们不能形成新权威，也未能产生凝聚同学时所需的精神力量。其实，我们是一盘散沙，只不过组织了一条气势庞大的游行队伍。我们学生自己和北高联组织本身，都经常会有犯错和失误，有时候某些行动也会刺伤了同学的感情，於是便会对学生自治组织本身失去信心，这对往后学生运动的发展会有不好的影响。”
访赵少若 “学生运动是在承担中为未来书写历史”
另一位比较激进的中央美术学院学生赵少若表示，学运发展到现阶段，应该要从理论上澄清一些问题，包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这几十年来，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对人民无可避免的思想控制。
他认为：“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并未能真正打倒传统封建思想，但盲目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命运，迎接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是应该要丢弃的了。”
他续说：“现代中国的道德观、价值观和思想都很麻木，假如书店不卖马克思的着作，不宣传这套思想，中国就应该会有进步了。”所以，他倡议成立全国民主学生党，以便更具影响力及更广泛地被社会各界人士注目，争取人民的支持，逐渐发展成为具合法地位的民主党派之一。
“学运是有其局限性的，如果能以民主学生党的组织出现，有民主理想的最高纲领和思想指导，应该可以将学生心声很快地在民间发生作用。”可是现时学生运动还主张要拥护四个坚持，他续说：“这是手段，否则会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很容易有借口消灭学生运动。如果社会主义是阻碍民主的发展，同学是应该要有勇气否定它，但是很明显现在时机尚未成熟。”
虽然他的想法比较激进，但他强调：“我赞成用和平手段争取，不希望有暴力打杀或你死我活的场面。不过，我支持应该採取一种可能会引起将学运推向高潮的一些具破坏性和象徵意义的行动，例如：将天安门的毛泽东像栽下来，或者把天安门前和新华门前的石狮子推倒，就像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一样。我觉得在五四那天，应该干这种有象徵性意义的行为艺术出来。可惜那天没有实现，整个游行活动也有很多失误.”
“毛泽东像是这个国家的典型代表，在今日已再没有甚么意思了；石狮子狰狞面目，像是要把反对他的人都吞噬去，这也太霸道了。如果能推翻这些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象徵物，对群众应该可以起极大的唤醒作用。”
他又说：“在学潮中，我曾经站过出来发表多次讲话，我们的行动是在承担中为未来书写历史。学生是对的，并且已经醒悟过来了，但民众还是普遍地接受共产党的威信，及政府给他们规定了的思维模式。我们这次运动的根本使命与五四不同，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面对的问题.我们这场学生运动带来的成果，不单为中国历史写下重要的一页，也将会在世界历史上取得很重要的启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