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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从政，是一出公竟渡河的悲剧，也是一个尴尬的两难处境，其实悲剧的来源有二。“文人”非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之气纠缠不去，现代公民意识不够健全；中国的政治土壤又非干净，连胡适倡导的程序正义都往往当了愤怒民意的替罪羊。也许对于陶希圣而言，汪精卫和蒋介石都是韦伯所言“卡理斯玛”型人物，个人身上超凡领袖气质和人格魅力构成了权威，不由使人产生皈依和信赖感，所以陶希圣之前会跟着武汉大本营的老大汪精卫出走，之后又为蒋介石捉刀《中国之命运》。当然，韦伯对于权威的服从的正当性依据分析出了三种：传统型的、卡理斯玛型的和法制型的，所幸宪政之下是个法制型的结构，人们信服成文法规甚于任何个人名望，让他者如痴如醉一往情深的个人魅力在一个祛魅后的世界里很难展现在公共政治空间里，要有，也只存在个人闺密的联谊中。

在缺乏宪政保障的社会里，从政的知识分子或者与体制抗争不断，或者与时代大潮离心离德。一边是专制政府，一边是乌合之众，清醒的个人如何选择，或是堂吉诃德，或是帮闲帮凶，所以还是胡适说得准确，“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我觉得陶希圣一代人的悲剧，大抵在此，一意孤行以为天下之事舍我其谁，殊不预见到民主政治下一个平庸的政治经理便可撑起大局，只要他遵守游戏规则，剩余的由选票来说话。换句话说，陶希圣作为一个有自我理性和时代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他的从政是文人和当局双向选择的结果，而并不仅仅是被时局和掌权者用人策略选中的结果，其悲剧在于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亦非个人理性可抵御。陶对自己的社会学理论的自信一直在支撑他自己，唯一真正糟糕的地方是他受英美宪政的熏陶不够。

所以，文人从政演化为一个悲壮的宿命，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民主制距离成熟遥遥无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再怎么风生水起，壮士还是要义无反顾前往的。陶希圣从政的积极意义，在此彰显莫甚，知识界的精英为一个威权政治源源不断注入了新鲜血液，保证体制母体不被官僚统治的陈血、病血败坏。当然，人若是想起唐德刚的三峡论，也就可以将悲观心理抛掷到爪哇国，两百年文艺复兴、一百年启蒙运动，与此漫长的筚路蓝缕相较，昙花一现般的风云际会，清季革命产生病恹恹的民国宪政，已是极不容易了，尽管千窍百孔。也正是因为知识分子们各自抱着种种目的和动机纷纷加入体制的修补，才使得民主宪政逐步走向成熟，没有实践的挫折，目标永远是一纸空谈，跟乌托邦排排坐。

密尔在《代议制政府》里分析到，政治制度需要的不是人们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那么，何为代议制，“代议制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一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代表中有精英、贵族，也有草根，所以美国最初便早早设立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相对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但随着长此以往受着良好的宪政训练和国民教育事业的普及，现在的两院，庶几是精英们济济一堂了，所以会有愤青说美国政治也是世袭制啊，君不见议员里面有的子承父业，可是他们的双眼何曾看到议员产生的程序是一丝不苟、按部就班的。以社会中最有智慧的成员的个人才智和美德，来直接对政府施加影响，照此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文人从政这一命题的实现。

作为脸谱化效应的一种强化和延伸，在大战时期一味诋毁对方，并非中国仅有。根据茨威格《昨日的世界》，我能看到这样的荒诞一幕，“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老牌的文明国度尚且如此，因为那是一个被无理性仇恨包裹的时代，对立两方彼此恨不得食肉寝皮，要在一个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接收到熟悉之人死亡消息的环境里重新用平和的理智打量硝烟背后的世界原貌，近乎奢侈的难，人该如何踌躇满志应对一个失子母亲的半夜恸哭？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战后的重新定位，能做好做一点的国家和民族，就有很多了。

李 菁：唐教授，我们都知道您为胡适、李宗仁、顾维钧这些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做了口述史，您的书在大陆也有很多读者，能介

绍一下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口述史工作的吗?

唐德刚：这个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上世纪40年代，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建筑是速成班，学一两年，马上就可以做事。然后看情况，毛主席要我们，我们就回去，不要我们，我们就在美国。我们那时才20岁，改行还很容易。我想改建筑，我会画画——我儿子后来就学建筑了，他用的那套工具还是我的呢!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后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那时候做助教被教授唤来唤去也不容易，洋人都干不了。我记得有个历史系教授，美国人，他说诸葛亮是山东人，孔明是湖北人；我说，诸葛亮和孔明是一个人啊!他说，诸葛亮，姓诸，孔明，姓孔，怎么会是一个人啊!

我第一次接触口述历史是为哥大一位教中国史的教授做助理，因为我会讲汉语。我自己做的第一个口述史就是胡适的。

李 菁：有人说您的运气很好，您在为胡适做口述自传的时候，是胡适先生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他有时间给你讲自己的那些经历。大陆这几年出现胡适热，您的作品又再度广为流传。

唐德刚：我开始认识胡适的时候，也正逢国内清算两个姓胡的，胡风和胡适。胡适怎么敢回去!胡适虽然有大使的退休金，但在美国过得很辛苦，他那时在美国跟我们一样，也没饭吃。胡适大博士，英文也讲得那么好，但他也找不到工作，他不想教教书?但谁让他教啊?他也不好意思开口求别人。

胡适那时候时间太多了!胡适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我们在这里还组织文学社，不但胡适，林语堂也在。林语堂比胡适过得好，因为他写英文书，英文书出版拿一笔稿费，翻译成中文又拿一笔稿费，所以他过得比胡适好。胡先生那时也很可怜，他生病也没医院保险，我们在学校念书，还有医院保险。他后来连看病都看不起。胡适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熟，我会开汽车，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都不会开车，我替他做的事可多了，他经常打电话，说：“德刚，过来帮帮忙!”他搬个东西都搬不动。

李 菁：除了胡适，您还给李宗仁、顾维钧这些人做过口述史，他们各自都有什么特点?

唐德刚：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哥伦比亚大学为了省钱，我和胡适讲的都是英文。打出来直接交给哥大就行了。那时候李宗仁在美国也没饭吃，但李宗仁日子比胡适好得多，他在银行存款还几十万哩。李宗仁是军人出身，文学、历史完全不懂，完全由我来扶植他。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懂。

有一次顾维钧告诉我他每天都写日记，我问他，你的日记用哪种语言?他不好意思地说是英文，他的中文不够用，他的母语其实是英文。后来他所有的材料都给我了，我一看，他几十年的日记，没有一篇是中文写的，有英文，有法文，我和他谈话百分之九十九是英文，那百分之一就是在说人名，像提到“袁世凯”的时候才用一点中文。

李 菁：我们知道当时很多人都在同您联系，想做自己的口述史，后来为什么只做了那几个人的呢?

唐德刚：国民党高官那时流亡国外的有几百人，他们都想做自己的口述历史，因为美国人给钱。宋子文找过我多少次，宋子文我并不认识，但他知道我，我也想做宋子文的，他是多重要的一个人!他和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文比中文流利，批公文都是“OK!”不像其他官员，“准”或“不准”。宋子文和顾维钧是桥牌伙伴，他告诉顾也想加入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说想找唐德刚。顾先生跟我提这件事，但我没办法，在哥伦比亚我不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主持政策的人。

李 菁：给他们做口述史，“哥大”会给宋子文、胡适和顾维钧同样的报酬吗?

唐德刚：不同的。它衡量每个人值多少钱、你有没有钱。美国人也知道胡适可怜，像他这样的人不能死在美国吧?那样就成了美国的大笑话了，所以他们一定要给胡适薪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李宗仁呢?)一个铜板没给，他有钱!但胡适是穷人，everybody knows。顾维钧也没给钱。

我还要提到一个人是陈立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做过院长，蒋介石的左右手，他是蒋介石的family member，但国民党破产，台湾也讨厌他，只给他一笔路费把他赶到美国来。他后来真是吃饭都成问题。自己开了个鸡场，上饭馆卖鸡蛋，卖鸡蛋的不是他一个人啊，大家还要排队，陈立夫也要排队，卖鸡蛋的都是穷人啊，结果到最后喂鸡的饲料比鸡蛋还贵，很多卖鸡蛋的都破产了。我后来到大陆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词，但我在北京就说，陈立夫可不够资格，他过得还不如我，我也不是陈立夫的什么人，我讲老实话嘛!

李 菁：大陆很多人都认为，您没有给张学良做成口述史是个很大的遗憾，您怎么看这件事?

唐德刚：我跟张学良很熟，但我跟他接触后发现，他的话我可以听，但张学良的书我不能做。你不做这一行你不知道，这个张学良是大而化之的人——你要听我的话，做学问，我是排长，你是小兵——他要怎么讲就怎么讲，你不能校正他。他的录音现在还在哥伦比亚大学。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但跟张学良不能这样工作。我说：“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

他说：“你知道什么?!”他是少帅，我连少尉都不是，所以他说：“你要听我的话!”

我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什么笑话，我讲我的故事，有什么笑话!”

所有的官场要人，都是如此。他们一出来，都在替自己说话，都认为自己对得不得了。口述史并不是对方说什么我就记什么，还要查大量的资料来校正他们。

我跟张学良说，汉公，你这个事情记错了，他说：“我的事情怎么可能记错了!”人的记忆有时也太不可靠了!顾维钧那么仔细的人，还有错，何况张学良?搞口述历史如果没有相当经验，没法搞。

李 菁：那您是怎么处理和这些被访者的关系的呢?

唐德刚： 对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办法。李宗仁也是我建议哥大为他做口述史的，但当我刚开始找到李宗仁时，他不敢谈。顾维钧最初对我存戒心，他们知道我的老婆是国民党CC系要人的女儿，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谈话都很小心(注：唐德刚的岳父吴开先为国民党元老，也被认为是CC大将之一)。有一次我们随便谈到这儿时，他说，德刚，这CC有功劳啊，我说，CC也未必有什么功劳。他说，德刚，你也敢讲你丈人啊!我说我是搞历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样。他很高兴，赶紧让郭德洁多做饭给我，李宗仁我给他搞了六七年，慢慢处得像家人一样。

李 菁：您接触过的这些名人，像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这几个人，哪个好相处?

唐德刚：还是胡适。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时比我还严格。有时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胡适对我非常信任，我和胡适还有些私交。有些事情，我还可以教训胡适一顿。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李 菁：所以他也愿意把他和陈衡哲的一段恋情告诉您吗?

唐德刚：他没跟我讲，也没跟别人说，是我自己考证出来的。

因为我跟胡适搞熟了，我同他乱讲，我说，你认识了陈衡哲，你是不是要同她结婚?他说，我和陈衡哲感情好得不得了，但她也知道我不能同她结婚。我要不同她(注：指胡适夫人江冬秀)结婚，三条人命—— 我太太自杀，妈妈也自杀，孩子也生不出来，所以三条人命。我说，胡先生，我们都不如你呀，我们都没你那么忠厚，不认得字的太太还要娶，那你也有比我们好的地方，你还有一个女朋友哩! (笔者插话：你开这样玩笑他不介意吗?)我和他很熟了，他也经常打电话到我家。胡先生打电话到我家来，有天我不在家，我太太的妹婿也是一个博士，在这接电话，问你是哪一位?对方说，胡适，胡适!妹婿紧张得把听筒扔掉了，谁不知道胡适大博士的名气啊!所以你interview学者或政客，你如果不同他搞得很好，他要隐藏很多东西。

李 菁：可是这种关系如何平衡——既要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让他们对您毫无保留，又要在操作上保持一定距离，不能有闻必录?

唐德刚：我这个人可能运气好，很容易和他们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厉害，对我像家长一样，经常教训我怎么做学问啊；李宗仁跟我连距离都没有了。李宗仁的太太到香港了，就剩我和李宗仁两人在家，李宗仁在家烧饭给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问他你女朋友叫什么名字的地步；顾维钧则始终跟我保持距离。 怎么平衡?我讲的是历史，是历史真相。我们学历史的人，跟做新闻记者一样，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一个是绝对的客观，一个是绝对的主观，不能相互混淆在一起。

李 菁：我注意到除了历史著作外，您也有许多涉及时政的文章或评论。有人认为，历史学家更应注重发掘新的证据或事实，过分跟进当下发生的事情、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做出评断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

唐德刚：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搞历史的要有一套历史哲学，我们不能拿中国的历史跟英国、跟罗马比。

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

中新网6月26日报道，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祁述裕做客人民网，就”网络问政”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时表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是一个党的喉舌，表达党和政府的声音；网络表达群众的声音，是群众的喉舌。我们不能把网络变成党的喉舌，那就完全失去网络存在的意义了。

建国以来，我国新闻界多被视为党和人民的喉舌，也就是反映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同时反映民公民社会的民间声音，即对下传达精神，对上反映问题，它是一种渠道，也被视为社会舆论的“阵地”。当祁述裕教授对网络媒体与党的媒体进行分工时，即刻引起网络舆论大哗，支持者认为网络就应该表达民间声音，而反对者认为，所有的主流媒体都应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不应该有功能性划分。而我们面对这样的网络争论之时，又会联想到前不久某区官员的“个人言论”，他质问采访他的记者，你是在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也就是你是党的喉舌，还是百姓的喉舌？

让我们探讨一下喉舌一词的来历：据学者俞月亭先生考证，最早的喉舌说，应该出现在《苏东坡全集》里的《叶嘉传》中。当时的皇帝聘用了民间智囊叶嘉，有关时政事宜多问政于他，当这位侍身帝王之侧的智识人士在朝中遭到谗言时，皇帝问清情况后，还请他一起喝酒，说：“始吾见嘉未甚好也，久味其言，令人爱之，朕之精魄，不觉洒然而醒。”册封他为钜合侯，位尚书，并对他的工作做了定性：“尚书，朕喉舌之任也。”

帝王视尚书为自己喉舌，这是家天下时代的规则，普天之下皆归属于君王，一个臣子被视为皇帝喉舌，当是他个人莫大荣幸，但即便是这样的时代，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武战死、文谏死这样壮怀激烈的场景。皇帝视臣为喉舌，但我们看到，有独立人格与正义追求的大臣，仍然大脑长在自己头上，用自己大脑主宰着自己说真话，为民请命，为天下太平而仗义直言。

祁述裕先生的喉舌功能划分，是现实的事实，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人民日报》与《求是》这样的大报大刊，就是党报党刊，就是传达中央的精神与方针，而我们看到的网络，更多反映的是民间社会百态与民间声音。但现实的并不等于就是合理的，对媒体喉舌论及分工论，我们还应该有更深入的分析与探讨。

我们都知道，过去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还有通俗说法，记者见官大一级，这说明民间社会对媒体的地位是有共识的，媒体代表的是社会正义与良知，是公众视线，是监督者与记录者，既然媒体地位如此崇高，何来喉舌之说呢？党和政府的喉舌，现在倒是出现了，就是新闻发言人，而反映党和政府决策方针的，多是通过文件的形式传达到各级政府单位。从这一角度看，媒体喉舌论当休矣。

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这种利益一致性不是口头上说道的，而是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党和政府如果决策错误，譬如大跃进与文革，它就会给国家人民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如果决策正确，譬如改革开放，它就会给国家与人民带来和平与发展。媒体在其中扮演怎么的角色呢？就是有独立的精神，真实的表达，向党和政府以及公众说真相，使党和政府做出正确的决策，使公民社会有对各种事件都理性的认识。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同的媒体应该有不同的视点，当不同的角度与立场都有充分的表达之后，真相就会呈现到世人面前，而这一切都不是所谓的喉舌所能做到的，而是需要“目光”，需要洞察力，需要一双追击真相的慧眼。

如果各种媒体仍然可以说是喉舌的话，我们希望它不是指一个器官，一个被动的工具化的器官，而是能够交流、辩论的独立的声音，而如果说它是公众的眼睛，这双眼睛也是可以交流可以沟通的眼睛。

这已不是一个自说自话的时代，而是一个双向交流多向交流的全媒体时代，每一个网民都可能在新闻现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喉舌自己的眼睛，都有着独立的表达与观察，而我们的主流媒体相比之下却严重滞后，他们可能还固守着自己的喉舌地位，不愿意放下身段来，做交流性、论辨性的改进。如果一本杂志与报纸只发表一种声音，那么它就不是杂志报纸，而是文件，杂志与报纸是通过发表不同的观点，让读者通过自己判断来做出认识，并最终达到共识，或求同存异。探索真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总在下结论做定性。

这已不是一个被动的喉舌传声的时代，而是一个吸引眼球的时代，是一个互动交流、全民表达的时代，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时代媒体的新特性，就会被现实淘汰，或形不成自己的影响力。无论传统的大报刊，还是小网络，都应该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而不是在自己喉咙里念自己背熟的经文。

是谁让美国看上去很美？

上次到美国的时候，一位美籍华人朋友就悄悄对我说，老杨啊，你赞扬美国的博文太多了，有些我看了都觉得过分了，人家美国人也不这样啊。再说，现在美国人都不批评中国了，可你……

我打断他反问道，那美国人在干啥呢？他回答我说，美国人都在批评美国啊，哪里有像你那样尽表扬美国的啊。我立即接住话茬道，是啊，美国人都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可我不是美国人，我也有自己的国家啊……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超级乐观派，我对中国充满了希望。而且我认为中国在进步——至少中国的民众在进步。我请读者回答一个问题：三十、二十，或者十年前，对我们国家的批评主要来自哪里？

毫无疑问是来自国外，很多对中国弊端的报道都是“出口转内销”，外国的报刊媒体“揭露”了一个中国的事件，我们官方的媒体再来辟谣，最后一般都会加上“反华势力造谣”。当然，政府也在暗中关注那些事件，有时还做了改进。

那么，请大家再回答一个问题：今天，对中国各种毛病的揭露主要来自哪里？答案也很简单：我们自己，中国人——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值得我们自豪的。只有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毛病，并不讳言说出来，才能改正，才能进步。

在《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一文中讲过，从十几年前踏上美国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是怀着“亡美之心”不死的心态，想找到美国的“致命弱点”，然后用我的笔狠狠揭露它讽刺它批评它甚至弄死它，可是当我发现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政权几乎口诛笔伐、群起而攻之，以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所有攻击美国的那些“毛病”，几乎都是美国人自己最先挑出来的时候，我的失落是可想而知的。

我被事实和知识启蒙的时间很晚，快到四十岁才悟出了一些简单的道理。原来，是美国的“批评者”让美国不但进步，变得越来越美丽。那些批评者也是美国真正的爱国者——这批名留青史的爱国者中只有极少数杀敌为国的战争英雄，却大多是那些冒着被主流社会歧视，甚至生命危险迫使政府回到美国的价值观，在艰难时刻呼吁民众坚守美国理想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维权人士和普通的民众……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网友谈一下的问题。“批评”两字很容易理解，做起来也不难，但如何批评？或者说，当你批评他人、批评政府、批评一个国家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标准？如果没有标准，我又如何知道你是善意的批评，还是恶毒的攻击？

美国人判断、批评政府和国家的标准是共同的价值观

如果你曾经在美国生活过，有机会近距离观察美国，这个国家大多时候和很多地方看上去并不那么“美”，可地球上各个地方渴求解放自己的人却把美国当成了灯塔。其实，世界上那些向往美国的人很少愚蠢到要把自己的国家全盘美国化的，也不可能做到。他们崇尚的是美国人拥抱的价值观，以及更重要的是，美国人那种把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当成目标和手段的美国精神。

当今世界上有些国家在以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及各种“特色”拒绝普适价值的时候，他们显然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年美国的先驱们要求按照建国的价值观念解放黑奴的时候，受到的阻力正是来自于美国的“爱国”精英和利益集团，而他们的理由竟然是：黑奴制是与美利坚合众国与生俱来的一部分，是美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废除黑奴制就是全盘否定了美国传统的文化，否认美国的特色，也就是背叛了美国！

这件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什么是一个国家优秀传统和优秀文化？拿美国来说，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黑奴制”？还是建国先驱们在《独立宣言》和《宪法》里确立的那些并没有完全实现的价值理念？美国的例子让我们至少认识到：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精华与糟粕，不同的是，我们选择什么！

美国的进步，就是在自我选择中实现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与抉择有关的危机。除了长期保持黑奴制度造成的危机之外，我粗略统计了一下，类似经济危机、战争、政府丑闻和信任危机、侵犯人权、大规模民权运动、引起国家上下不安的大案要案、民众抗暴、个体和族群维权等有记录的严重事件总共有50多起，这些危机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和现实危机，然而，当我们检视美国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是如何带领国家和民众走出这一场场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惊讶的发现，美国人用来共度时艰的最有效武器竟然是那些“虚幻”的被一些国家曾经攻击为“虚伪”的自由、民主、公平、宽容、正义等价值观念。

我们原本以为美国不搞“宣传”，不搞“精神胜利法”的，可哪里知道，他们不但搞，而且每一次都全民大张旗鼓，每一次都能够成功。原本唯利是图的美国人每次遇到现实的危机的时候，总是愿意最先从精神层面入手，把所有的危机都看成精神的危机。

让我们拿美国最近一次危机说事，也就是布什当政八年后的美国，那是一个典型的为了安全牺牲了自由、为了效率牺牲了民主的时代，国际上搞单边主义得罪了大半个地球，不受控制的资本家的贪婪又招来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要解决这些接踵而至的危机当然不那么容易，需要很多措施，收效也许得等到很久以后才能够看到，但美国人却在2008年率先从精神层面走出了危机——他们在一场向全世界表演似的总统选举中，象我们中国文革中高举毛泽东语录一样，高举起普适价值观念，向世界展示了自由、公平、宽容、信仰的精神力量，把一个黑人推上总统的宝座，也同时把美国留在了人类正确的轨道上……

正是这些看上去大而虚的词句在短短的时间内重新凝聚了美国人的心，把这之前大多数民众认为已经脱离正途的国家拉回到轨道上。当美国人经过了一场狂欢，任何实际的行动都没有付诸实施的情况下，我们目瞪口呆地看到美国人几乎在一夜之间重拾对国家和政府的信心。——你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比美国人更相信信仰和信念的力量？

我们也知道，美国建国后的多少年里，不要说在国外，就是在国内，以政府和利益集团为首，也从来没有不折不扣地实施美国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情况下，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美国眼前的国家利益和价值观总是或多或少有所冲突的。美国政府和民众为了效率牺牲民主、为了利益不顾价值观、为了安全牺牲自由、为了自己而牺牲他国的事情不在少数。正因为这样，我们才看到，一部美国进步的历史，也就是美国爱国者不停地与政府和利益集团作斗争，利用开放的媒体和言论自由的各种平台，一次又一次地把国家拉回到符合价值观的轨道上来的历史。

随着科技的进步，资讯的发达和全世界范围内民智的开启，美国人也逐渐认识到，坚守美国的价值观符合美国的长远的国家利益。希特勒德国没有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苏联阵营不能打败西方，不是因为他们的国家缺少飞机大炮，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强大，而是他们拥抱了错误的价值观，站在人类历史错误的一边。一个得到世界认同，不会被世界正义力量联合起来灭掉的大国是要靠经过检验的普适价值观来支撑的。

“这是你们的国庆，不是我的！”

1852年7月4日是美国的国庆节，这一天，一位叫Frederick Douglass的美国人在一次妇女反奴隶制协会的演讲中高喊：这是你们的国庆节，不是我的！

他的喊声震惊了美国人，一直以来，不仅仅是少数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白人认为7月4日是所有美国人的国庆日，连没有选举权的妇女和为奴隶的黑人也把这个国家当成了自己的。

这就是美国，虽然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民众对政权的认同之上的，但在二百多年的历史里，这个国家绝大多数的民众却被剥夺了投票权（废奴后直到1920年，美国妇女才获得普选权）；这就是美国，在建国的时候就确立了今天我们称为普适价值的理念，但直到今天很多理念还是有待实现的“理想”——而正是这些理想和追求理想的美国人，让美国变得如此美丽！

这就是美国，它不仅仅是因为地域、民族和宗教而成其为国家，更是出于对共同价值观的自觉承诺连为一体的。人权等普适价值观念并不是美国人发明的，美国反而更像是这些观念“发明”出来的国家。

在美国，爱国主义不但表现在对这块土地和上面生活的人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对这个国家秉持的价值观的认同。美国历史上那些所有和政府对抗的人，几乎都是拿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都承诺要遵守的共同价值观为武器，最后的胜利也往往属于他们。而当他们胜利的时候，又是国家进步和人民取得胜利的时候。

“这是你们的国庆，不是我的！”——单单这一句话，在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在现在地球上为数不多的国家里（例如北朝鲜），足足可以让喊叫者成为“叛国者”，可在当时的美国，以及在当今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里，喊出这句话的人，却很可能是“爱国者”。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后，国家的内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不再把皇帝、独裁者和执政者当成“国家”来爱，人们热爱的也不单单是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更让他们张开双臂拥抱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认同和珍惜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被文明时代的国家放在《宪法》里。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不会一帆风顺，风风雨雨免不了的，问题在于，只有那些被共同价值理念凝聚在一起的国民，才会与国家、政府风雨同舟，共度时艰……

杨恒均2009-8-6

报载，贵州纳雍县为解决拆迁问题出了一纸文件：干部、职员坚持不签拆迁协议的，停职停薪，有亲属或员工不签的，也要受到处理。话要从当地政府打算对旧城进行改造说起——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想改造、招商引资、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弄点政绩出来。结果小小的县城没有那么大的消费能力，而补偿又迟迟达不成协议。现在暴力拆迁老百姓的房子容易出群体性事件，那可是要丢官的，但用体制内的手段对付手下的公务员与干部总是可以得心应手，县城又不算大，基本大家都能拉扯上一些亲戚关系，“从源头着手”这句话的精髓就被发扬光大了。可人家当地领导说：这绝对不是“连坐”。

关于是不是古代风行两千年的“连坐”制度，相信任何有正常中文修为以及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或者有人会从政策上、法规上、党内党外的纪律上论证此事是如何荒唐，但这种论述基本是不必要的。李敖先生说过，他不但要说某人是王八蛋，他还要证明某人是王八蛋。但对着一只正在下蛋的王八还要论证从其体内滚出的东西是王八蛋，未免就有辱我等的智商了。

但不代表这种事情没有意义。前段时间，某地要求公务员都去卖房子，房子卖不出去就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当地的公务员也是叫苦不迭，而贵州纳雍县发生的故事虽然还处于房地产开发的前端工作，其背后的逻辑与公务员成为售楼小姐并无二致。

一般来说，公务员与官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是强势的一方，无论在社会资源的掌握上还是本身所享受的待遇上，都是我等平民百姓比不了的。但正如我国伟大的哲学观念与西方的辩证唯物法所揭示的那样，这个强弱之间其实是可以转换的，这要看面对的是什么了。

您看，面对暴力拆迁时，老百姓固然是弱势群体，但忍无可忍之下，尚且还能自我组织以抗拒开发商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合谋，反正老百姓一生心血不能被剥夺，如果被剥夺了就可能一无所有。一无所有也是无所畏惧的。而公务员与那些小官员们如果在这种状态下，其处境比之老百姓都有不如，因为他们还有一些可以被剥夺的东西，这些可以被剥夺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但被剥夺起来，可能更是有冤无处诉。

在长官意志与利益的合流之下，原本处于社会强势一方的人，转眼就变成了弱者，不能保护老百姓的同时，谁的利益也无法保证。但该地的长官也不忙高兴，其实他们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或许未必是拆迁他家的房子，也可能是其他一些什么原因，他的长官用其意志与利益的结合，最终使得现在下文叫嚣“不签拆迁协议的停职停薪”的人，也会成为新的一种弱势群体。

如果我们从空中观看的话，这里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天下奇观，能造成这样的天下奇观原因只有一个，即对于个人的权利与财产没有真正的进行保护，更是由于强势的集团本身在破坏着这种本来早就该有的保护。但是你们要知道，今日你们所破坏的东西，其实也保证着你本身的权益不受到损害。没有人能始终在任何情况下保证自己永远处于强势的地位，在自己被损害的时候不要后悔，因为这是你们自己造成的后果。

《每日新闻》网站上的报导“纳佗等待裁决（Gordon Nuttall waits for sentencing）”

 

最近，澳洲昆士兰州一名部长级人物因为接受两个富商的秘密捐款没有申报，而被判处七年徒刑，在澳洲社会引起轰动。这是一个典型政府官员腐败案，然而跟中国的腐败比起来，又可谓“一样腐败 两种光景”了。

澳洲的这起部长级人物腐败案本身并不复杂。被判七年的“故事主角”是纳佗（Gordon Nuttall），今年56岁，2005年因丑闻被迫退休前，曾担任过昆士兰州工业关系部部长、卫生部部长及第一产业及渔业（Minister for Primary Industries and Fisheries）部部长 等职务。

2006年，昆士兰州“罪行及不当行为调查委员会（Crime and Misconduct Commission）”开始了对纳佗的调查。2007年，委员会指控他秘密接受大矿业主坦尔伯特（Ken Talbot）近30万澳元的款项。2002年，纳佗还曾被指控接受另一商人杉得（Harold Shand）6万澳元的秘密佣金。

2008年12月起，法庭开始审理此案，到今年7月15日，由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认定纳佗有罪；7月17号，法官下达了七年徒刑的判决。据报导，纳佗一听到此判决就“崩溃”了；他也曾在法庭里公开的哭泣。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纳佗一直不认罪，并坚持自己虽然拿了两个商人的钱没有申报，但并没有利用职权给他们任何好处；两名商人给他钱，完全是“自觉自愿”、“不求回报”的。这算什么腐败呢？

但检控官反驳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nothing was for nothing）。”据说这一句话就定了纳佗的“终身”。

法官在判决词中说，因为纳佗曾经做过部长，他的这种身份让他的罪行“罪加一等”，因此是按法律的上限给予刑期的——也就是说，他的部长头衔，不仅没有像中共官员的“党票”那样，可以顶掉几年刑期，反而给他带来“灾难”，加长了他的刑期。

应该说，官员腐败、权钱交易，在哪里都不算太新鲜。但是，从媒体、公众的反应和司法制度的独立和健全等方面看，西方民主国家和一党独裁的中国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

首先，从媒体报导和公众反应上，可以看出澳洲民众对此种行为是嗤之以鼻、深恶痛绝的。一名记者以可称之为“幸灾乐祸”的笔触，描述了昔日衣冠楚楚的纳佗在法庭受审时衣冠不整、狼狈不堪、从精神上完全垮掉的样子，细节的描述之中，隐藏着记者对纳佗的道德鞭笞。在公众的眼中，纳佗从此就算是“身败名裂”了。

其次，从司法的独立和公正性看，腐败在澳洲确实会受到惩处。由于司法系统是独立于党和政府而存在的，陪审团是普通公民，法官是终身制，不受任何党派或政府换届的影响。“三权分立”不光是个概念而已，而是在实实在在的能够通过一件件事情得到体现，比如纳佗因接受36万秘密赠款而被判七年的例子。

反观中共国，腐败已是“遍地开花”。老百姓一方面痛恨腐败，另一方面却已无可奈何的接受了“现实”，很多时候甚至不得不参与腐败交易，比如连幼儿园的老师可能都会向家长索贿，而家长则不得不乖乖接受，腐败已经充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使人“久闻不知其臭”了。

最近著名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写了一篇数万字的雄文《腐败文化》，指出腐败已使中国濒临最危险时刻；中国的腐败已经是集团化、部门化、市场化和黑帮化了。在列举了很多触目惊心的实例后，沙先生最后得出结论：腐败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存在的根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有读者说，读完沙叶新的文章，“第一个感觉是心寒。不但心寒，而且从头凉到脚地寒。”

与澳洲相比，中共国让人“从头凉到脚”的是，连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保障——司法体系，也已腐败到家。比如最近在杭州影响很大的富家子胡斌飙车案。胡斌撞死了人，因民意反响太大，不得不处理。可是，却居然“胆大包天”到敢于找一个替身到法院去代替胡斌受审。而“调包计”被揭穿之后，法院居然亲自出来辩解，说没有什么替身。

这样的事情，在澳洲不但从未听说过，大致也连想也没有人想到过。怪不得有人会说：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对比澳洲跟中共国，这就是所谓的“一样腐败，两种光景”了。

2009-07-28

两年多以前,由于德国政府部门的电子系统受到来自中国骇客的攻击而一度中断，令这里的社会突然惊觉来自东方的威胁。其实专家们说，美国国会的电讯系统每天要承受数百万次的侵袭。现代化的信息战老早就无声无息并且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各地展开了，只要不向公众界曝光，那就只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没有人知道里面波涛汹涌的惊险。工业国家彼此之间窃取工业情报和商机信息从来都是常态。近年来中国融入了国际社会和全球商贸的大竞赛，就不时传出中国的间谍们四处横行的消息。在美国其实很多的华人深入在美国政府和经济、商贸、学术科研和国防的领域，近年来他们为母国进行窃取情报的消息不时曝光，令美国社会既担心又愤怒。德国媒体里最近也再度出现一些关于中国间谍的报道，令人感到大国的崛起很不和平。

两年前德国的《明镜》周刊的封面故事是以“黄色间谍”为主题，以嬉笑怒骂的笔触和充满偏见和种族主义的口吻来讥讽来自中国的间谍，引起了很多愤青的勃然大怒，加上他们读不到原文，以讹传讹，结果弄得不可开交。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个见仁见智的事，一般说来，自由媒体都爱揭短和报忧，要知道，他们对自己社会的阴暗面也是唯恐揭发不力、落后于人，那就会遭到读者的遗弃。中国愤青习惯了只听官方媒体的伟光正的大话，一听到来自外面的批评，民族情感就要决堤。

一般中国在西方的间谍以揆集商业和工业高科技的情报为主，中國駭客經由網路侵襲德國的狀況已經非常普遍，目標往往集中在汽車製造、新能源的研发、化學、通訊、光學、電機、材料研究與軍備器材等科技企業，其猖獗程度已經對德國的基礎建設造成威脅，特别是像電力供應系統等领域。憲法保護局反情報專家奥夫曼（Opfermann）指出，中國的骇客很用心地隱藏身分，透過夾帶木馬程式的電子郵件或是其他大規模的網路来攻擊，其手法也日漸精密。中國的“國家木馬程式”兼具了偷盜與破壞的雙重功能。中国的许多公安系统用的美国电子公司如思科（CISCO）提供的高科技来对他们欲攻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放毒”，将病毒传送给对方，见光死，能让整个系统瘫痪。偷盗的做法还可以勉强理解为，中国人想要取巧，无偿得到西方的科研结果，自己坐享其成，省去了科研的投资和开发。但是破坏功能就是恶性竞争的更为恶劣的手段了。

德国的专家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间谍不仅盗窃商机还进行对一些“不安分子”的监控，当然他们的手段不像在中国内部那样赤裸裸。德国人知道中国政府口中的“五毒”——

维吾尔人、法轮功信徒、西藏独立运动、台独和民运分子都在这里的各路间谍密探的监控范围中。南德慕尼黑是海外维吾尔族比较密集的大本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美国政府支持的自由欧洲电台里就设置了维吾尔语节目。从九十年代起，流亡的维吾尔人在这里成立了组织，大量吸引了维族的难民。2004年，“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在热比娅卡迪尔的召集下在慕尼黑设立了总部，热比娅虽然人在华盛顿，但是她成为全球流亡维族人共尊的领导。不同于华人民运组织的分歧和不团结，维族人和西藏人都非常珍视他们的精神领袖，很少听见有内部斗争和不合的消息。由于热比娅深受美国国会众多议员的支持，5月间这个被中共政权抹黑为恐怖组织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竟然能够在国会山庄举行他们的年度大会。这更令北京憋气了。

中国在德国的外交官往往披着外交豁免的外衣进行刺探工作。 最近德国政府拒绝了一位名叫纪武敏（Ji Wumin 译音）的领事入境，因为他在德国任职的数年之间，有十数次以上被这里的联邦反间机构探测到进行了间谍活动。此人对于维吾尔人的活动特别下功夫收集，2007年 他终于返回母国。大约功高慰主，现在北京又把他派来慕尼黑活动，但是这次德国政府不肯妥协，拒绝了他的入境。

由于来自中国的骇客和其他敏感情报领域经常受到中国大陆的骚扰和刺探，联邦宪法保卫局现在专门设立了一个中国小组，以应付来自彼岸的攻击。德国现在提防中国就如提防俄国一样小心谨慎了。几该局的估计，在德国本土有二十至五十名中国谍报人员，专心致志地为母国在收集情报。看来，随着经贸的竞争激烈和民族问题的矛盾凸显，中国将更进一步发展成为“谍报大国”了。唯一跟其他美、俄等大国相比而不同的是，中国的国安老是关起门来打狗，专门对付国内的自己同胞，他们的恶势力目前尚未伸展到外国，有一天中国的CIA和KGB把触角伸到外头，在域外进行绑架、威吓时，那就又是全新的局面了。

任命受阻改派辽宁

近期，掌控中共意识形态大权的李长春，可能预料到自已将不可避免地会在下一届党代会上，退出中共中央最高权力核心，故已开始安插身边的亲信到党政重要部门任职，而他熟悉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则为首选。所以秘书张江的调动引人注目。

据北京观察人土透露，去年底，经常跟随李长春出访，并在央视频繁露面的大秘书张江，忽然隐去无踪，引起新闻界议论纷纭。因为此前，李长春遥控新闻出版界，主要由秘书张江鞍前马后忙乎，他的讲话稿也一般由张江主笔，但近期张江已悄然离职，只是未能走出李长春的阴影。李长春原意提拔张江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等待适当机会，接掌刘云山退出后的位置。与中共其它官员一样，李长春拟在中共18大职务变动前，希望安排更多心腹充实班底，并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让自已通过原先信任的在各级宣传部门当权的亲信，继续发挥影响政局的作用。而他最欣赏的助手张江之变动，更是其精心思虑运筹帷幄的一着妙棋。

然而，据北京新闻界有关人士透露，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李长春却在此事上严重受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不同意张江上任，并以张江资历太浅尚需锻炼为由加以婉拒，让原辽宁日报记者，后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的焦利与其对调，出任中宣部要职。尔后焦利又改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而身为共青团派的李部长背后何人支持可想而知。李长春无奈，改为下策，只好同意张江出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江目前已走马上任，并在辽宁大展拳脚。

转危为安一路小心

张江，大连人，原毕业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70年代中期曾下乡到大连市新金县当知青，在农村酷爱写诗与杂文创作，其在当地知青时，与我，高满堂（电视剧《闯关东》作者），刘元举（报告文学《钢琴家郎朗》作者），刘尊利（辽宁日报政法部主任，已故）史卫国{大连《东北之窗》杂志总编辑}等，同拜诗人姜凤请为师，共同进行文学创作，在当地文坛影响较大，故被称为新金县“文学帮”，但张江80年代中期弃文从政，先在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市委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任科员，主任等职，后出任市委书记曹伯纯秘书，但因当时大连党政大权都操控在中共太子党薄熙来手中而郁郁不得志，后险遭政敌算计。为防止薄对其加害与进一步与薄及其死党进行较量，曹伯纯曾一度安排张江出任大连市人民检察院政研室主任，后随曹伯纯去广西壮族自治区任职，曹是书记，他是秘书兼办公厅主任。据我所知，张江博览群书，文笔老辣，多年涉政，深知官埸险恶，故在广西工作时小心谨慎，低调行事。连给家人朋友打电活，都三言两语，不敢多谈，以免薄熙来安插在大连国安局的秘书车克民等人监听与陷害。90年代末，为人处世精明的张江，通过曹伯纯举荐，调广东省委宣传部任部务委员，协助领导管控全省新闻出版工作，在打压《南方都市报》等自由媒体方面，他秉承李长春的旨意，做出许多具体的上传下达的工作，所以当地媒体人士对其看法不佳。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仕途升迁顺利。尔后他又被李长春重用，并追随李进京任秘书要职，大展宏图，此后忠实执行李长春的指示，进一步操纵新闻媒体，在京城名声贬多褒少。

有了官性没了人性

据我了解，李长春是大连人，其老母兄弟均仍健在，居住大连，因此李对老乡张江十分信任。张江常在北京与大连之间秘密往来，但除高满堂之外，不与任何旧友往来。据大连知情人士说，张江曾向李长春力荐当年知青高满堂创作的电视剧《闯关东》，并使它获得全国大奖，更破格邀请高满堂09年春节赴京到李长春府上过年，使其风光一时。可谓竭尽全力。高满堂返回大连后，大连五大班子的一把手，都曾云集他本人位于“中华名城”的豪华住宅拜年，并奖励30万元。此前高满堂自称电视剧《闯关东》每集6万稿酬，共收入312万元人民币，高已超过邓刚，成为千万富翁，位居大连文坛首富。据此，我禁不住回忆当年知青岁月，本与张江，高满堂等均有患难之交，只因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而成天壤之别。2006年初获释后，我连合适的工作都找不到，张江这个当年曾常到我家吃饭并与我一同到皮口海边吟诗做赋的老友，明知我是遭薄熙来诬陷下狱的良心记者，却默然以对。甚至今年初他另一个知青文友刘尊利患病去世时，张江正好在沈阳履新，是其上级直接主管领导，却也以工作太忙为借囗拒绝出席他的追悼会，只委托省广电局长某人代劳。这令我本人，也令大连新金县“文学帮”的朋友们十分震惊失望！

目前，我以年过半百刑余之身移居多伦多，但仍然清楚地记得1973年与张江相识的情景，那时我在大连第15中学读书，爱好文学，在校办内刊上发表了组诗《闪光的水珠》，所以在大连小有名气，张江读后激动不已，主动登门拜访求教，自此相识，后在乡下经恩师姜凤清介绍成为文学挚友，经常与张江，高满堂等人在一起改稿投寄，但发表不多。1975年张曾写信嘲讽江青，与我一同修改，可见张江曾亦是书生意气。后来张江考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需转户口与团组织关系，我曾一路陪同相送，后张江初恋女友不幸去世，我亦尽力安慰，多有协助，张江毕业前曾约我一同到新金县皮口镇游玩访友，我们在长长的海边防波堤上吟诗云：迎风指点牛眼岛，三山五水化尘埃……，可见我们一度交情之深，志向之远，胸襟之阔。

后来，90年代后期，张江在当曹伯纯秘书时，工作上与我合作过多次，但令我失望的是，他混迹官场，性情大变。有一次明明是我先提出采访书记曹伯纯写专访一事，但张却向曹邀功请赏说是他主动提议的，这令我颇为不悦，而且草拟的初稿张不满意，还由其指使另一科员撰写，他与我共同修改后送审发表，当然成绩全是他的了。总之我认为，张江当官后完全变了，不仅背离了当年我们的共同追求的理想与志向，而且对旧友冷漠，俗不可耐，官架子十足，倍显势力眼，特别是当了新闻官之后，还摇身一变，成了打压新闻媒体很积极的一个棍子式领导干部，这使我既难过又悲凉，亦使我想起台湾作家柏杨的一句话：人一旦有了官性，就没了人性。所以李源潮等人阻止他高升，我认为做得没什么不对。因为李长春搞得这一套，太左了，张江起的坏作用也不小！

2009年8月2日改于多伦多。

2009年是中共极权主义政权建立六十周年。对这六十年，存在各种各样的划分。有人将其分为”革命时代”与”改革时代”，还有人将其分为”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

实际上，这两种划分的本质是一样的：”革命时代”对应的就是”毛泽东时代”，而”改革时代”对应的就是”邓小平时代”。而且，从本质上说，它们使用的都是中共当局的话语体系。

为了独立于中共当局的话语体系，笔者试图从民间运动的角度，将这六十年分为四个时代，即”上访运动时代”、”民主运动时代”、”维权运动时代”与”宪章运动时代”。

上访运动时代

“上访运动时代”，从1949年开始到1978年结束。这一时代的主要诉求就是”平反”。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先后进行了”镇反”、”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批林批孔”、”四清”等一系列运动。在这些运动中，数以亿计的人受到迫害和摧残，其中甚至有数百万计或数千万计的人被迫害致死或饿死。

然而，面对这个极权制度造成的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人权灾难，受到迫害与摧残者以及其家属，不是去怀疑与否定整个极权制度，而是将希望寄托在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身上。他们以为毛泽东及中共中央是完全”伟大”、”光荣”与”正确”的，只是下面各级政府执行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政策时犯了错误，才导致他们受到迫害与摧残。因此，他们不断地向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写上访材料，企图引起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他们案件的关注，以达到给予他们”平反”的目的。

实际上，他们不明白的是，不仅各级政府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甚至连毛泽东及中共中央颁布的政策根本就是错误的。这一套共产主义的极权制度，其本性就是邪恶的，注定要对民众进行迫害与摧残。每一个公民都是它的受害者。甚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即使手拿宪法，也不能保护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上访注定是不会有效果的。不仅没有效果，而且还往往会导致迫害与摧残的加剧，甚至会因此而丧失掉生命。然而，直到他们冤死时，仍然未能获得一纸”平反”文书。他们要想得到”平反”，只能等到错误政策的颁布者，即毛泽东死去之后。

可以说，胡风是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胡风以《时间开始了》对其进行歌颂。然而，中共当局对此并不领情，却对胡风进行批判。实际上，早在其建立政权之前的1948年，中共在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就对胡风的文艺理论进行批判。面对被批判，胡风将希望寄托在毛泽东与中共中央身上，认为是”毛泽东和党的指示被少数几个文化官员歪曲了”。

为此，他写出《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进行申辩，并将其递交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试图获得”平反”。然而，他的申辩不仅无效，反而引来更大的批判，甚至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将其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受此牵连多达2100多人，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而胡风本人先被判有期徒刑，后又被改为无期徒刑。直到毛泽东死后之1978年，胡风才被”平反”，恢复名誉而出狱。

需要说明的是，1978年”上访运动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上访运动”就此结束。实际上，直到今天，这样的”上访”仍在继续，每年有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的人员在上访。他们仍然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地方不反中央。殊不知，中央与地方其本质还是一样的。造成他们受到不公与迫害的，依然是这套共产主义的极权制度。

也正是由于”上访运动时代”效果有限，才导致部分觉醒起来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这套共产主义极权制度。这种反思的结果，导致他们开始对制度进行怀疑，并希望对这套制度进行改变。于是，进入了”民主运动时代”。

民主运动时代

“民主运动时代”从1978年开始到1998年结束。其基本诉求是”民主”，代表人物是魏京生。1978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成为进入”民主运动时代”的标志。

实际上，最先在”西单民主墙”上张贴大字报的，主要还是反映冤假错案。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才开始对制度进行反思。反思的结果是要民主化。为此，魏京生于1978年12月5日贴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成为要求民主化得先声。

这篇文章说：”如果我们想在经济、科学、军事等方面现代化，首先就必须使我们的人民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现代化。”而要使人民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就必须民主。因为”民主是人类现在已知的最大限度可能达到的自由”。也正是这篇向邓小平及中共当局要民主的文章，导致魏京生在1979年被判刑十五年。

而十年后的1989年1月6日，正是为了让已经入狱十年的魏京生出狱，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建议在中共建政四十周年、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实行大赦，特别是赦免所有魏京生那样的政治犯。

随后，方励之、北岛等33位文化界人士发出”实行大赦特别是释放魏等政治犯”的公开信；接着，张显杨，李宏林等人发出”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公开信；紧接着，许良英等40多位科学家发出”释放一切因思想问题而被判刑或劳教的青年”的公开信；最后，戴晴、苏炜等人发出”呼吁请按惯例大赦在押人员、释放魏”的公开信。这一系列公开信，成为”六四”民主运动的前卒。而这些公开信，后来被中共当局作为”平暴物证”。

随后之”反官倒、反腐敗、要自由、要民主”的”六四”民主运动，则成为”民主运动时代”之高潮。然而，中共当局为了维护其极权主义体制，却逆潮流而动，悍然出动军队，以机枪和坦克进行残酷镇压与屠杀，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民主化的良机。

“六四”屠杀的发生，一方面使中共政权完全丧失其自称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使部分知识分子彻底认清中共政权的邪恶本性，而与之决裂。其后，部分人士流亡海外，在海外推动民主运动，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的支持。而留在国内的人士，虽然在极权暴政之下，仍然前赴后继的进行民主运动。国内人士最重要的行动，一是1992年之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一是1998年之组建中国民主党。

为什么说1998年是”民主运动时代”的结束？其一是因为这一年的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是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其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全国性运动。其二是因为，这一年之前的1997年，被称为”民运之父”的魏京生，被中共当局以人权外交的方式，让其”保外就医”流亡美国。

需要说明的是，”民主运动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民主运动就此结束。实际上，在1998年之后，海内外的民主人士，仍然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民主运动。

不过，由于”民主运动时代”的主角是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基本未能参与进来（”六四”除外）。为了扩大民众的参与，中国进入了”维权运动时代”。

维权运动时代

“维权运动时代”从1998年开始，到2008年结束。对此，许多学者一般把2003年作为”维权运动时代”的开始，如秋风、王怡在2003年《中国新闻周刊》的年终特刊中，把这一年称为”新民权运动元年”。

不过，2003年只是”维权运动时代”进入了大众与媒体视野，而其真正开始应该是1998年。这一年10月，黄琦在成都创立了天网寻人事务所，后改名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成为中国第一家维权组织，并成功运作了”解救7名农村被骗少女事件”。

可以把黄琦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人物，以他创立天网作为这一时代的开始，而以他在2008年的第二次被捕作为这一时代的结束。

这一时代的基本诉求是”权利”。这种权利可能是言论自由，也可能是出版自由；可能是通信自由，也可能是网络自由；可能是土地权利，也可能是住房权利；可能是工作权利，也可能是休息权利；可能是选举权，有可能是结社权……

如果说”民主运动时代”的主角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维权运动时代”的主角就是普通公民。他可能是一个农民、一个工人，一名医生，一名记者，一名律师，一名学生，甚至可能是一名家庭妇女。

这一时代之所以能够兴起，最主要的原因是侵权事件的普遍存在。这一点可以从每年数万起的群体事件得到证实。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共当局采取公然抢劫与掠夺的权贵主义，一方面大肆瓜分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强取豪夺民营资产和公民财产。也正是为了反抗权贵主义的公然抢劫与掠夺，才出现一波又一波的维权运动。这样的维权运动持续不断，此伏彼起。

虽然维权运动的最终目标还是”民主”，但毕竟每一次维权运动只涉及某项权利，离”民主”目标还是存在距离的。为此，”宪章运动时代”应运而生。

宪章运动时代

2008年12月9日，303名各界人士发布《零八宪章》，开启了”宪章运动时代”的大幕。虽然《零八宪章》倡导的是”公民运动”，但叫”宪章运动”更为合适。毕竟，《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被称为”宪章派”，与之相对应的就应该是”宪章共识”与”宪章运动”。

而且，”公民运动”一词所指实在太广泛。它可以是上访运动，也可以是民主运动，甚至还可以是维权运动。为了区别于它们，应该叫”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的诉求是”自由、民主、宪政”。这不再是一个单一的诉求，而是一个多方面诉求。这是因为，经过中共当局近六十年的残暴统治，中国存在的问题实在太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根本的变革，而不能一点一滴的变革。

总之，可以说，”上访运动时代”从胡风被批判到他被平反，持续了近30年；”民主运动时代”从魏京生呼喊民主到他流亡美国，持续了近20年；”维权运动时代”从黄琦组建维权天网到他第二次被捕，持续了10年。

可以发现，前三次民间反对运动的时间越来越短，从30年变为20年，再变为10年。由此可以大胆推测，”宪章运动时代”可能只需要持续5-10年，即在2012-2017年，就能实现其主要诉求。

这是因为，参与”宪章运动”的主体已经扩大到每一个公民。这正是《零八宪章》所说的”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不仅如此，无论是”上访运动”的主体，还是”民主运动”的主体，甚至是”维权运动”的主体，最终都会汇聚成为”宪章运动”的主体。

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宪章运动”持续的时间肯定不长，有可能只需要5-10年，就能实现国人百年来未能实现的梦想，即建立”自由、民主、宪政”的中国。

 

张祖翼书法

近代出国游历或考察的人，不少喜欢用“竹枝词”这样古老而通俗的文体描述他们的观感。诗体言说跟作者们的文人身份相符合，同时也使得游记文字变得琅琅上口，便于传颂。不过，它的代价却是过多地注重修辞，而不够细致，也缺乏分析，以至于不能给后人提供丰富的信息。

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作者在伦敦游历时的各种感受。其中有吟咏英国国会的一首：

国政全凭议院施，

君主行事不便宜。

党分公保相攻击，

绝似纷争蜀洛时。

诗后有作者释文曰：“国有大政，由议院上之女王画诺。主曰不，便可再议。主不能独创一议也。院有两党，曰公党，曰保党，各不相下。此党执政，则尚书、宰相、部院大臣皆此党人为之。进则群进，退则群退，君主不得而黜陟之也。”尽管说出了立宪君主制和代议制政府的若干重要特征，不过，还是失之粗枝大叶。

相比之下，驻英大使郭嵩焘在七年前的观察就要仔细得多，议论也更有深度。他直接将西洋的富强跟议院的存在相关联：“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引按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值得注意的是，郭氏对于两党制的价值和实际运行也有比张祖翼更深入的观察。他指出“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是一种“用意至美”的制度，因为军国大事的决定实在需要听取不同意见，否则，“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他告诉读者，两党之间，既有相持不下的争执，同时，也有着妥协精神；当决策一定，反对者又会转而从之，“无挟气以相难者”。这种既包容对抗，又倡导妥协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朝廷固然让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即便是一般百姓之间交流，也务求诚实，“不为谦推辞让之虚文”。正是西洋政制与民情之间的互动，使得郭氏最终得出了西洋文明高于中国的结论。这样的觉悟当然太早了些，难怪《使西纪程》遭遇毁版、他本人在谩骂讥讽中度过余年。

说郭嵩焘先知先觉并非夸大，后来中国议会政治的实践证明了他所特别表彰的妥协精神对于议院以及议会政治的健康运行是多么关键。观察北洋以及民国期间的国会史，可谓宪政理想逐渐破灭的历史。黎安友教授对此的解释是，某种悖论式的政治风气，导致了当时国会以及宪法政治的完全失败：一方面是宗派主义的任人唯亲，内部人不讲是非，另一方面则是不同集团之间将正常的政治妥协视为背叛，于是不同党派之间就只能是蜀洛纷争，水火不容了。这样的风气之下，宪法条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衡以及国民自由的保障规定得再完善，也必将是一纸空文。

在光绪年间关于议会的议论里，颇有趣的是黄庆澄的《东游日记》（1893年）。他在游历日本时曾“过议会所”，也许是道听途说，他称下议院肇始于美国，由华盛顿“忽发奇想”地创立了。尽管初创时“确有可致治平之效”，但是，他却判断说“百余年来，地球各国踵而行之，其流弊已至此极。”他的结论更是怪异——“庆澄尝谓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也。记之俟质诸千百年之后。”

今天已经是百年之后了，黄庆澄地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修改他治乱皆由议院的结论。不过认为民主必将带来动荡者，在当下却是不乏其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