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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无小事，那么，外事中的一些与军国大事无关的“小事”，便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点。

对当年独具“中国特色”的“万岁文化”，一些外国人确实无法理解，因此险闹后果可能严重的“笑话”。

周恩来会见外宾时，中联部工作人员齐锡玉先生曾当过几次翻译。据齐锡玉先生在《中共党史资料》第81期《为周总理作翻译的点滴回忆》一文中写道，1952年5月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邀请各国工会代表团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齐锡玉负责接待澳大利亚工会代表团，其中有位比尔·加德纳先生是煤矿工会代表。在大会闭幕那天，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接见全体代表和外国工会代表团。当中央领导出现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这时，毛泽东离开中央其他领导人向前走了一步，向人群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更加震耳欲聋。

这时，加德纳不解地向齐锡玉问道：“为什么只喊毛主席万岁，不喊周恩来万岁？”对此提问，齐锡玉心里暗自怪他“怎么会提出这样没有常识的问题呢？”但碍于领导指示，于是耐心向他解释说中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总理不是第一把手，主席才是全国的领袖……不想加德纳却不客气地打断齐锡玉说：“这些我知道，我的经历你却不知道。”原来在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时，澳大利亚工会发动罢工声援中国，抗议澳大利亚政府卖生铁给日本，加德纳积极参加了这次罢工。他说，之所以参加罢工，是因为当时看了一部新闻片，里面有很多反映日本侵略军暴行，让人毛骨悚然的镜头。而这部新闻片最后是周恩来答记者问，“周恩来的镜头很短，但是他的眼神和声音却充分表达了他的义愤和决心。从那时起，周恩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象征！”

会见结束时，外宾分成三队同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握手告别。加德纳在同周恩来握手时用英语说：“向你致敬。”周恩来直接用英语回答“谢谢你。”但谁也没想到，紧接着加德纳竟用英语喊出“周恩来万岁！”的口号。周恩来立即摆手示意，不让齐锡玉翻译。

的确，加德纳很可能以为“万岁”/“long life”只是向自己敬重的人表示一种美好的祝福、愿望，所以他很“不常识”地不顾“常识”，一定要喊“周恩来万岁”，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不知道“万岁”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代表高无上的神圣性和权威意义，不知道错用“万岁”有可能引起何等严重的后果。

在“政治”一定要侵入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早请示，晚汇报”是有段时间内每天都要实行的一种政治活动、仪式，即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或工作、学习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一天工作结束后或上床睡觉前要向“伟大领导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如果是集体生活，如住校、军队、干校，则每天的三顿饭前也要集体“汇报”。

“汇报”、“请示”的基本程序是大家面对毛主席像站立，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由一人“领读领唱”（可能是单位的领导，也可能不是，仅因其声音洪亮、普通话标准，当然首先要“政治可靠”）先大声说道：“首先，让我们敬祝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将右手向右上方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然后，这位“领导”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所有人此时同声高呼“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右手亦同时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或“东方红”、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或“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唱完颂歌后，就是读毛主席语录，由“领导”大声说道：“让我们翻到《毛主席语录》第X页，第X段。伟大领导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然后大家齐声朗读。至于读几段，并没有严格规定，往往是一到三段，所读内容尽可能结合当天工作或当前形势。

那时，还会强要外宾也来这套“请示”、“汇报”呢！当时外交部阿尔巴尼亚语主要翻译范承祚回忆，1968年初春他奉命陪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到天津参观访问，在这种“表忠心”、“献忠心”的场合，纳塔奈利也举手挥动《毛主席语录》，但是天津市外办的军代表让大使像中国人一样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时，这位大使却不愿意。这位军代表便一再要范翻译“提醒”大使，但范氏认为不能强外宾所难，于是对军代表说：“人家对自己的领袖霍查都不行三鞠躬礼，为什么要对毛主席像三鞠躬呢？”军代表回答说：“霍查是一个国家的领袖，而毛主席是世界领袖。”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后，专门开会，要外交部“立即下指示，通知各地，以后不准让外宾搞‘四大件’。”所谓“四大件”，即唱“东方红”、读《毛主席语录》、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范承祚：《风范长记教诲长铭――回忆我给毛泽东、周恩来做翻译的岁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资料》，2005年第4期，总第96期。）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相声《如此照相》曾轰动一时，姜昆由此名声雀起。直到现在，人们谈起相声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总是以此为例。不过，现在偶尔重播这段相声时，没有经历过“文革”荒诞时代的新一代虽也哈哈大笑，但总认为这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的确，非亲历者很难相信，曾有买东西时买卖双方都要先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才能交易；有时，正如《如此照相》那样，甚至每说一句话对话双都要背一段“语录”；而诸如问路、打电话等彼此也往往要先“背语录”然后才能说话的年代。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此情此景”我当然记忆犹新。但生活的荒诞有时竟超出想象，我确实没想到，当时在外交场合居然也曾经这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管、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2003年第1期刊登了那时在外交部工作的李达南先生《我所知道的周恩来与十年浩劫中的外交》一文，回忆了那种后人可能哑然失笑、而亲历者可能会有不堪回首之感的怪状。

李达南先生回忆说：“1967年12月17日，周恩来在接见学生时说：毛主席语录不要乱用，不然就没有什么针对性了。那天我到钓鱼台（国宾馆）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坐下，服务员就读‘一切魔鬼统统都要被消灭’那条语录，你这样做就等于骂他。巴基斯坦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这样做不对，牛头不对马嘴。吃饭时也读语录不恰当。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服务员背的这条“语录”是毛泽东1964年11月发表的《支持刚果（利）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声明》中最著名的一段，当时多数人都背得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气，敢于战斗，不怕困难，前赴后继，那末，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这篇回忆文章没有说那位服务员是用中文背还是外语背，如果是用中文，是否译为外语，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听懂了没有，反应如何，等等。巴基斯坦是我国的友邦，也一直是美国的盟友，所以巴基斯坦后来才能成为中美“破冰之旅”的秘密渠道。周总理当场的尴尬，可想而知。否则，他不会在“文革”最激烈的1967年劝红卫兵“不要乱用”毛主席语录，在当时这可是要冒相当风险的。虽然贵为一国“总理”，却也只能如此委婉相劝，委实无奈。

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当时“红卫兵小将”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时往往“强送”毛主席像章和“红宝书”，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的一部分，引起外宾反感。但在“左”的影响下，我国外交人员居然也如此“强送”，影响更坏，毕竟，红卫兵只是“群众组织”，而外交官则代表国家、政府。还是据李达南先生的回忆，当1969年夏回国参加“文革”的驻外大使们陆续返回所驻国时，周恩来利用接见他们的时机，针对“文革”以来外事活动中对外滥送毛主席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等情况，特别向他们强调要善于作对外宣传工作，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一定要注意别国国情，要慎之又慎等等。另外，当时所有的报刊头版每天都要登一条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新华社出的内部刊物《参考资料》也不例外。1970年9月2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等单位的领导成员说，《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后来经过外交部领导研究，并请示了毛泽东同意，才从9月5日起不登“语录”。今天看来不足挂齿的区区小事，当时连总理都不能决定，必须小心翼翼地请示主席才能最后拍板，足见兹事体大，非同一般。

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处理的军国大事何可胜数？相比而言，这些都是细碎小事。然而，唯其“细小”，则更生动地说明了周恩来总理当时的处境之艰难，更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氛围”之荒诞，“掌控”之严酷。后人看来，这些近似笑话，但万万不能一笑了之。

一

横向的河流象征着时间的无始无终，它推动水车转动不停，如天空中巨大的钟表，测算着古老的时间；吊脚楼的支柱和船上的桅杆纵向耸立着，密如树林，传达着关于停泊的信息。我注意到沈从文对户外生活有着天然的兴趣，大自然以生命代言者的身份大张旗鼓地进入他的文本，这样蓬勃充沛的自然在以前的中国文学中前所未有。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真诚、直率，不说谎，不作伪，不回避命运恶意的嘲弄，不以卑鄙的手段达到目的，《长河》中写到，地方上橘子丰收，他们宁肯让它们烂掉，也不卖给不正当的人，更不愿接受任何形式的施舍。贵生得了财主礼物，便坚决以自己的礼物回报，他们对城市中通行的利益原则一无所知，所以他们也无法获得进入城市的门票。

作为一个空间表述者，沈从文把一个异质文化（楚文化）的空间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空间取代了时间。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世界是一个取消了时间性的世界。在日升月落、四季更替、生命的轮回这些自然现象的启示下，这里的时间表现为循环时间，时间的指向不是前方。它是圆形时间——如同周而复始的钟表，而不是线性时间。所以，沈从文的故乡，完全是一个巴赫金意义上的典型的无时间性的空间世界：“这个不大的空间世界，受到局限而能自足，同其余地方、其余世界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世界里，世代相传的局限性的生活却会是无限的绵长。……世代生活地点的统一，冲淡了不同个人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生活的不同阶段之间一切的时间界线。地点的一致使摇篮和坟墓接近并结合起来（在同一角落、同一块土地上），使童年和老年接近并结合起来（同一处树丛、同一条小河、同一些椴树、同一幢房子），使几代人的生活接近并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所见景物相同。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1]

时间是主宰万物的君王，但是在湘西，它交出了自己权力。湘西的山川、百兽，已经摆脱了时间的统辖，并突出了空间主题。我相信一道布景、一个道具，可能一千年没有变化过。翠翠／傩送、萧萧／花狗之间的故事，几个世纪以前同样会发生。所以，沈从文的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时间模糊，甚至完全没有时间。作为一个无关轻重的角色，时间退席了，故事则在被抽空的时间中进行。比如著名的《月下小景》，通过标题我们知道，故事发生在夜晚，但我们无从知道它究竟是哪个世纪的夜晚；再如《柏子》，开篇便是空间的出场：“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2]但全篇找不到关于时间的提示，诸如：晨曦、夕阳等，构成沈从文小说的时间要素通常只有两个：白天，或者夜晚，仅此而已。相反，沈从文对空间的刻画却是异常细致，每个细节都纤毫毕现，并充满隐喻性，每个人物在空间中的位置，都经过了一丝不苟的规划。第二个特点，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许多没有名字。沈从文有意隐去了他们的名字，因为无论他们是谁，都必须承担这块土地强加给他们的规定性成长。他们的称谓，通常是“丈夫”、“女人”，等等。“这种丈夫，到什么时候，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妻，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妻的面了，自己便换上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上来，像访远亲一样，从码头第一号船上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为止”。[3]他讲述的是“这种丈夫”，具体是哪一个，不得而知，也并不重要，反正这样的丈夫，在江边到处都是。这是一种假定性叙述，这种故事即使没有发生，也可能发生——只有对恒定的生活状态，才能作如此处理。（翻译成英文，将遇到时态上的困难：用过去式，还是将来时？）《柏子》中的水保差点透露姓名，但还是被沈从文制止了：

“大爷，您贵姓？留一个片子到这里，我好回话。”

“你告诉她有这么一个大个儿到过船上，穿这样子大靴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我一笑，对沈从文的用心心领神会。

沈从文说：“有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砦。他们用另一种言语，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到这个世界一隅”[4].如果把这一切命名为“现实”，那么，这样的“现实”无疑会令我们感到新鲜、惊奇、迷惑、愤怒——这并非言过其实，汪曾祺回顾：“《边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5]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集中表达了这样的愤怒。这篇著名的檄文最初发表在1948年3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中，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名列“反动文艺”排行榜的首位，并被郭沫若称为“桃红小生”。1949年，它又以大标语和壁报的方式在北大校园重现，并继而被改编为恐吓信。这使沈从文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此时的他，已被定性为“反动黄色作家”，也就是说，他不仅“反动”，而且“黄色”。

这缘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我们已经习惯了将“现实”视为主观现实的客观载体，“现实”中的所有空间都必须接受政治意图的涂抹，传统的、原始的、自发的乡村被取缔了其合法身份。无论多么遥远、荒蛮、边缘的乡土，都必须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管辖。

在西方，历史时间产生于十八世纪。据巴赫金介绍，“十八世纪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占据绝对优势的是循环时间”[6]，但十八世纪是时间感获得巨大觉醒的时代。鲁迅是最早将线性时间，即历史时间带入乡土的作家之一。他为乡土大地标定了明确的历史时间，即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由封建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年代。

他率先对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进行否定，并纳入“改造”的议事日程。在他（们）眼中，乡土及其代表的农业文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藏污纳垢的大本营，诸如人身买卖、一夫多妻、缠足拖辫、生殖器崇拜、灵学、吸食鸦片、劫掠残杀等等，“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7]，乡下人——无论是闰土、祥林嫂、华老栓、七斤，还是阿Q——身上的“奴隶意识”像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从不舍得丢弃，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8]，麻木又愚蠢，可怜又可憎。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鲁迅是根据进化论的原则，把乡土视为野蛮和落后的收容所，“无教育的农民……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9].进化论是生物学上“一种乐观而空泛的学说”[10]，现代生物学已经提出有力的反证，但对于民族危困之际寻求解药的知识分子来说，将它引用到社会学领域，并奉为真理，恰好吻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具有极强的心理按摩作用。而他们对于以乡土为主体的传统生态和传统价值的否定，是从整体上进行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从国家秩序到宗族秩序再到家庭秩序，都始终是一体的，因而，他们不再承担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合理成分”的义务。汪晖认为：“当鲁迅把民族的自我否定作为价值的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他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必然形成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他不再费力地去寻找民族内部蕴含着的肯定性素质，不再在民族的远古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找契合点，更不会以今人的所谓‘创造性转化’去重新阐释民族传统，‘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平和之论不复出现——民族的过去与现在，旧的和新的，都由于与‘新思潮’（价值理想）相背离而遭到否定。”[11]

鲁迅以麻木、愚昧、顽固、残忍为乡土作出的定义，参照的背景是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科学、启蒙、进步等知识分子话语。也就是说，原始的乡村已被他强行纳入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中，他的脸上洋溢着启蒙者的自信。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进行的第一次重新阐释，它修改了乡村的含义，使它丧失了独立的身份，成为知识话语的一部分。自此，乡村自身的系统消失了，自先秦至晚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田园瓦解了，它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版图的一个局部。知识分子把各自孤立的乡村拉入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中，并把摆脱落后、追求进步，视为乡村的惟一使命。于是，乡村不得不与城市、甚至与西方文明直接对视，并根据世界的口令调整自己的步伐。在资本主义强制推行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主义者显示出无法掩饰的惊慌：“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12]，“‘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13]

鲁迅去世后，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普适化，乡土大地开始浩浩荡荡地进入革命的时间序列。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以后，乡土大地才陆续经过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毕飞宇等作家的经营而恢复原有的色泽。）乡土经历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升级过程。我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像《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这类文艺作品，早已宣布了革命主题对自然空间的绝对占有。从《白毛女》、《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中国作家赋予乡土全新的附加值。乡土成为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拼搏的战场，一直被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历史叙事所笼罩，自然界的万物，包括青山翠竹、虎啸龙吟、林海雪原，蓝天红日，都承担着意识形态赋予的重任。原生态的乡土经历了一个遮蔽过程。尽管梁斌、柳青、浩然这些作家对他们作品的历史价值怀有很高期望值（柳青曾一再强调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但是，我们现在重读他们的作品，发现那些图解政治的部分干瘪无力，恰恰是描绘乡土精神的部分，则格外驾轻就熟，生动传神，作品中对自然的直感性描写俯拾皆是。在描述阶级斗争的间歇，《红旗谱》对乡村生活有大量铺陈，比如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春天的原野上看瓜、打梨狗、赶年集、逛庙会、过除夕等民俗，运涛和春兰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大贵、春兰在棉花地里扑鸟等等，循环时间叠现在历史时间之上，流露出人类生活中某种稳定的部分，即“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14]与沈从文一样，梁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空间意识的作家，即使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下，他的空间意识也没有丝毫犹疑。他认为：“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出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15]“我要把故乡的人物、性格、风貌、民族及地方风光，活跃于纸上。”[16]天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对小说《创业史》也抱有同感：“觉得作家不是在写文章，写的不是故事，只是真的生活的细心的雕琢和挖掘，有时候显得在做文章，忽然来了，如写烟锅上忽明忽暗像天上的繁星；有时候一口气下来很凶，像巴尔扎克的小说，厉害极了。”[17]

沈从文在写作时，脑子里并没有一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启蒙、革命等等），用它们来解释他眼中的乡村生活。“这些‘类动物’的水手的生存境况，尤其是他们身上所谓的生命力，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快乐震撼了作者，使作者反观到自身‘进步’生活观念的空洞。”[18]他是一个回避参照系的人，永远听从于内心的指令。他拒绝把他的田园演绎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否则，他笔下的顺顺便会成为“水上把头”、“龙头大哥”、“团总”甚至“恶霸地主”。实际上，《边城》中的顺顺，不过是码头管事，有一点“资产”（顺顺的“资产”只是“八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又时常为人们排难解纷。《丈夫》中的水保，“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又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式。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官，他做了许多妓女的干爹。”[19]很难把他们划入阶级敌人阵营。他们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和生动的。对于理论家们的批评，沈从文的答复是：“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20]显然，某些先验性结论无法囊括广袤的乡土，田野以它自身的完整秩序抵挡着意识形态的入侵。张锐锋说得深刻：“（尽管）红色席卷了乡村的外表……（但是）农民们并不会被这样的生活所迷惑，他们深知自己的使命和生活的本来面目，不会因此忘掉村庄的土地、庄稼和度过漫长日子所必需的粮食。”[21]自然之中蕴藏着比任何先验性的思想更加强大的法则，它是一个古老的迷宫，容纳了人世间所有深刻的命题。

二

鲁迅为中国乡土宣判了“极刑”，这是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现代性的基点上回望乡村社会的。有趣的是，当鲁迅站在西方现代性的立场上驳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他既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也不隶属于传统文化，汤因比把这种“十三不靠”的身份命名为“联络官阶级”：“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22]针对乡土，鲁迅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出走”。与他相反，作为中国边缘部落的纯种后裔，沈从文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归来”，这直观地体现在他1934年所写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中。三部书稿记录了他的归乡过程，字里行间表达了当时已成为城市人的沈从文对于故乡的认同。故乡如同胎记，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的表情、伤痕、梦境和歌声，吸纳他的激情、青春和血，把他投入河流和与河流一起奔流的时光里。他已经变成一条船，河流是它终生的籍贯，只有在河流中，它才不朽，一旦离开，它将变成一只风干的标本。他最后四十年文学事业终止，除了外在压力外，他内心河流的枯竭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作为一个城里人，他已经被与故乡分割开，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存在，无法接受来自河流的恩典。归乡，于是成为他长久的冲动，使他不得安宁。

当然，归来的前提必然是出走，离开家乡的确曾经是沈从文苦心孤诣的目标，但他走得不远，因为他的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湘西。对于鲁迅而言，除了百草园，故乡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情的回忆，对于故乡，他表现出坚决的背叛的姿态；但城市所代表的所谓“进步文明”，却反证了故乡在沈从文心目中的价值，并且坚定了他对于故乡的信念。

沈从文与鲁迅的故乡都面临着相同的境遇，那就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正濒临瓦解，地区版图被纳入国家、乃至世界的版图中。无论沈从文是否承认，历史时间终将像一把利剑，刺入他心中那个封闭自足的空间。他们共同面对着若干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未面对过的历史主题，并且不约而同地背井离乡，投入到新的文明中去。但此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他们回望故园的眼光也大相径庭。对于乡土，鲁迅以憎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沈从文则以爱来包容他的憎；鲁迅重于描述“时间中的历史”，而沈从文着重描述“空间中的历史”。沈从文笔下的空间并不绝对是静态的，历史时间经常闪烁其间，比如在《长河》中，可以隐约窥见民国时代陈渠珍在湘西的独立王国被蒋介石挤垮、苗民叛乱等不平静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城市来的一批新主人使湘西变得衰落腐朽的历史过程。他甚至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进行恶搞：“妇人正因为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记忆中只记起五年前‘共产党’来了又走了，‘中央军’来了又走了，现在又听人说‘新生活’也快要上来，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拉人杀人。”[23]在《贵生》中，五爷催促贵生打桐子，并告诉他，“城里的油行涨了价，挂牌二十二两三钱，上海汉口洋行都大进，报上说欧洲整顿海军，预备世界大战，买桐油漆战舰，要的油多。洋毛子欢喜充面子，不管国家穷富，军备总不愿落人后。仗让他们打，我们中国可以大发洋财！”[24]乡俚村夫已经有了全球化眼光。但与鲁迅相反，在历史时间的流程中，沈从文采取的是反向的价值观，对“现代文明”进行毫不含糊地否定。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25]他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如《八骏图》，处处充溢着对现代文明的讥讽，那些活动在城市中的人物无不荒诞、堕落、情感枯竭、性压抑。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介入只能给湘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26]“这里的人从医学观点看来，皆好像有一点病”[27]只有在湘西，沈从文能够为我们贡献像翠翠这样健康的青春中国的形象。

必须承认，沈从文的湘西已经被纳入历史的时间表中，情愿，或者不情愿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从空间角度看，湘西的空间正在被一个更广大的空间所蚕食和覆盖，无论那个更广大的空间的名字叫“新生活”、革命，还是叫全球化。这种空间覆盖是附着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之上，由局部而整体逐步进行的。它们不请自来，显示出不可违抗的意志。即使如此，沈从文仍然顽固地捍卫着他内心的领土。他认为，在变化无常的时空中，必须以一些恒定的价值与其对抗，以避免自身的泯灭，而那个恒定的价值，便是美的人性，是民族的美德，是治事做人的正直素朴的老一套优美风度。公允地说，鲁迅对于传统价值并非一概否定，比如他抄古碑，在创作中大量借用旧戏的意境；而沈从文，对传统价值也并不一味奉迎，他时常以人性的眼光对乡土习俗中的不良成分进行挑剔，比如残酷的“沉潭”，就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呈现，我们能够从女人的落水声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疼痛。然而，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的强大攻势下，鲁迅更倾向于“求变”，表明了他全面接受西方主导的现代生存原则的决心，开始以“人类”的眼光代替“民族”的眼光；而沈从文则强调“不变”，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理论相映成趣，他主张“民族品德重造论”：“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28]，目的是使他所期望的“正直和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29]，并“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坚韧和勇敢”，战胜“民族忧患”。

三

自十五世纪以来，“全球化”便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授权下踏上征程，并愈来愈显示出不可一世、所向披靡的架势。即使这一进程借助了“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威力，但它仍然不能与“西方化”同日而语。“全球化”不是“西方化”的别名，而应当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融合的结果。如果把西方现代文明视为天下大同的最终模式，则势必导致文化的“偏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血气方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大声宣布：“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30]根据我的理解，他们的核心意念是“共享”，而不是“取代”；它的终极状态不是“全球一致”，而是“全球一体”，即“各自存在，相互补充”，这一点就像一种汽车的发动机在一个国家生产，而外壳在另一个国家生产一样简单和明确。它们之间并非取代与被取代的线性关系（像简单进化论表述的那样），而是相邻关系，即，最终不表现为时间关系，而是表现为空间关系。这使覆盖与抵抗之间有可能达成和解，或者说，抵抗可以更名为一种反向覆盖——覆盖是以双向，或者多向的方式进行的，它们具有平等的身份。凤凰的历史被世界所改写的同时，凤凰自身也参与了对世界的塑造——作家李锐把它称为“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31].

一种文化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空间转换价值”。所谓“空间转换价值”，就是指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和另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之间的价值差异。正是“空间转换价值”，马可·波罗、哥伦布、利玛窦之流前赴后继地踏上“发现东方”之途，而一个悖论又尾随其后——他们的行动，又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削弱了东西方差异；他们企图寻找“空间转换价值”，导致的结果却是“空间转换价值”在此后的历史中大为削减。到了二十世纪，现代性话语（比如革命）的介入，更使不同空间的转换价值趋近于零，也就是说，革命的空间意识形态已经抵消了空间的差异，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化合成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互可以“通约”，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旷野走向山岗，从江南走到北方，其实都只能算是在同一种性质的空间中的物理位移，不存在质的差异。这表征着寄身于这一空间中的人的自我内涵的趋同、归一——无论是现实中的人，还是文学叙事中的人。[32]全球化使这种状况进一步升级，从一座城市抵达另一座城市，意味着从机场抵达机场、从高速公路抵达高速公路，从摩天大楼抵达摩天大楼。一个跨越国家的巨大城市正在诞生，它使现代人失去方位感，自己不知道身在何方。

沈从文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转换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凤凰不是作为旅游的终点站存在的，它也是我们发现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起点，包括它的道德、宗教和审美方式——“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3].他永远不会放下他的妄想，让人们“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34]于是，翠翠的渡船，有了某种隐喻的意义。它成为此岸与彼岸的连接物。沈从文的回归实际上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一是对过去的投靠，二是对未来的期许。沈从文的湘西无须对历史时间存有敌意，相反，恰是历史时间（比如革命时代，或者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的介入，彰显了湘西的不可取代性。那里的山野溪涧孕育了充足的氧气，随时准备为我们虚弱的内心提供动力。

沈从文成为城市中的困兽，归来是他一生的渴望（他用翠翠的等待来呼应这种渴望），也是他一生中最苍凉的动作。它像一个慢镜头，贯穿了沈从文的大半生，并最终在他死后得以完成。他葬在沱江边上，黄永玉在墓碑上写：“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他无须再出走了，妄图出走的是我们，从城市中偷渡。我们能够穿越城市的封锁线，找到沈从文描述过的那个古老渡口吗？

注释：
    〔1〕〔14〕（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见《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429页。
    〔2〕〔3〕沈从文：《柏子》，见《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8页。
    〔4〕沈从文：《月下小景》，见《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页。
    〔5〕汪曾祺：《又读〈边城〉》，见《汪曾祺全集》第五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4页。
    〔6〕（俄）巴赫金：《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见《巴赫金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
    〔7〕鲁迅：《随感录四十二》，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7页。
    〔8〕鲁迅：《我谈“堕民”》，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9〕鲁迅：《迎神和咬人》，见《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8页。
    〔10〕王晓明：《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转引自《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
    〔11〕汪晖：《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12〕鲁迅：《随感录三十六》，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13〕鲁迅：《随感录三十八》，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14页。
    〔15〕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原载《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16〕梁斌：《我为什么要写〈红旗谱〉？》，原载《蜜蜂》1958年第5期，见《革命英雄的谱系》，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页。
    〔17〕转引自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原载《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
    〔18〕格非：《〈柏子〉与假定性叙事》，见《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3页。
    〔19〕沈从文：《丈夫》，见《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1页。
    〔20〕〔25〕〔33〕〔3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见《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4、5、6页。
    〔21〕张锐锋：《深的红》，原载《十月》2004年第2期。
    〔22〕（英）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2～193页。
    〔23〕沈从文：《长河》，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24〕沈从文：《贵生》，见《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71页。
    〔26〕〔29〕沈从文：《〈长河〉题记》，见《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27〕沈从文：《八骏图》，见《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
    〔28〕沈从文：《〈边城〉题记》，见《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31〕李锐：《另一种纪念碑》，见《重读大师》中国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32〕详见敬文东：《太过坚强的空间和过于脆弱的意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空间主题》，原载《阅读》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德国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顾彬（WolfgangK ubin）再度指责中国当代文学水准低下，不够资格归入世界文学。

顾教授说，最近20年来，“中国作家自己背叛了文学，他们为了赚钱而下海之后，放弃了创作。”

他批评近年来在德国出版的一些中国通俗小说，表示虽不反对德国读者“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他们的语言水平都太低了。”他说，“他们没有什么思想，语言水平也太低了。另外他们写作都是匆匆忙忙，莫言的《生死疲劳》是40多天之内写完的，另外一部作品是90天写完的，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800页出来，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他对老舍和1950年代的王蒙表示了有限度的欣赏。

改革开放三十年：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

我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报纸媒体上常常有发家致富的事迹，他们是在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指引下最先抓到老鼠的“好猫”，俗称“万元户”。这些人有靠摆摊发家的，有靠搞运输发财的，更多的是靠小工厂发迹，我和周围的人一样，对这些万元户是充满了佩服和向往的。

那时可能早就有了靠不正常手段发财致富的人，但在资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代，至少我们看到的“万元户”都是普普通通的中国老百姓中的一员。虽然这种印象被八十年代后期不断爆出的贪污腐败案破坏了，但总体感觉“邪不压正”，总觉得大多数致富的人还是靠自己的双手。

可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老百姓的心理发生了变化。进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这种变化就越来越显著了。最先意识到这种变化的还是“富翁”们自己，他们开始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了。整个九十年代，中国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诞生新富翁，百万富翁取代“万元户”用了十年时间，而千万富翁取代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取代千万富翁则越来越短，甚至给人一夜之间，易如反掌了。

这种看上去越来越容易的致富，渐渐疏远了普通老百姓，也让他们知道了“致富”与自己越来越无缘了。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初，你可以摆个小摊，起早贪黑，靠出卖自己的脑力和劳力赚钱，那么，进入新世纪后，你要想大富大贵，已经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出卖了。而这时，最容易致富和换钱的就是公权力、整个国家的道德底线，还有良心。

这个时候，民众依然渴望致富，但对于普通民众，靠勤劳和智慧致富几乎比买彩票中奖还要难。对于大多数人，致富变成了幻想。而仇富则成了天经地义的。

我不知道西方或者整个世界，从万元户到亿万富翁经历了多长时间，对于中国，也就是十几二十年。这个变化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可以理解的反而是整个社会对致富和富翁们的态度。

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有“仇富”心理，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是多大岁数，但从他们的心理年纪来判断，一定是“80后”，因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就一点也不仇富——当大家看到你的财富如何得来，当知道你如何致富的时候，他们对富人充满了敬意和向往。

茅于轼老师为富人说话为啥受到攻击？

改革开放后的发家致富是从小平的“白猫黑猫”理论开始的。可以这样说，小平当时提出“白猫黑猫”理论是有其不可替代的进步意义。中国人被管死，国家被管死的的时间太长了，老百姓发财致富的主观愿望与能动性被压抑得太久。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小平的号召在民间起到比任何政策都有效的作用。当时，能炒瓜子的就去炒瓜子，能蹬三轮的就去骑三轮，会种水果的不再种粮食……每个人的都找到了自己最有利可图的发财资本，可问题也同时就出现了，这一“不管白猫黑猫”理论也很快渗透到党政机关，国家干部也开始加入致富的行列，要不管白猫黑猫地去抓老鼠了，于是倒卖批文、划地圈地、收受贿赂等等都应运而生。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黑白不分的“猫理论”与时俱进，更上一层楼了，我们毫无保留地引进了资本主义那一套市场经济，却把另外一套用来调节和限制市场经济的民主机制（特别是监督机制）摒弃在外。

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底线被拍卖，底线一再被突破；公权力都被投入到自由市场待价而沽，其他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对市场经济的制约的游戏规则被我们拒绝，我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游戏规则。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普通中国人眼里，“富翁”不再是一个“阶层”，而是一个“阶级”，已经越来越接近于文革中以出身来划分的那种“阶级”——是天生带来的，或者命中注定的。

近日香港有媒体刊登了统计数据，宣称中国大陆91%的富翁是高干子弟或者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裙带关系，我对于这种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持怀疑态度，可当我和大陆朋友提到这一数据时，他们都认为这个统计是靠谱的。而且更让人寒心的是他们都会加上一句：其实不用统计我们都知道，这是常识！

一个“常识”的形成并深入人心竟然只用了短短十几二十年，当发财致富不再是普通民众可以望其项背，当富翁是一生出来就被注定了的时候，仇富变成了理所当然，于是要为“富人说话的”茅于轼老先生成了众矢之的。

茅老可能至今也没有搞懂他为什么受到攻击，颇感委屈，他老人家不清楚的是，他和攻击他的人都没有错，他们在两个语境中对话，一个在讲经济，一个在说政治。当茅老从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为“富人说话”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却在宣告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发财致富不再是经济问题，也不再是是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经常听到有识之士摇头叹气，为社会上的仇富风气担忧，认为这样下去对中国发展不利，可他们倒是很少去担心那个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造成仇富的社会现实，正在对大多数的老百姓不利。

穷人的心理不正常吗？

当今中国的富翁比30和20年前要多得多了，可媒体报道却少之又少。到现在为止，如果还有媒体和电视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推出一个典型富翁，那无异于是对那个富翁的公开预审。富翁们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不再张扬。可民众的仇富却在与日俱增，直到上个星期，一群工人殴打一位私企经理致死，我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痛快之声”。其实这一现象早就出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一个大陆的富翁被抓起来，民众几乎是一边倒地欢呼雀跃。

我不同意中国人有仇富情节这个说法，除了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外，还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我的观察，中国人对于国富民弱是可以容忍的。在过往观察国际问题时，我常常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中国人均GDP在全世界排名要到一百位以后，属于发展中国家中比较穷的，但中国政府却是一个富有的政府，国家公务员用公费出国的比例可能也是全世界各国中最高的，一个稍微有点级别的领导人出国就大摆排场，国家领导人更是财大气粗，在国际上大摆面子……

这种现象如果放在其他国家，民众早就不满到要上街游行了，毕竟一个国家所有的钱都是从老百姓那里得来的。国家花的钱都是大家的，政府花多了，用到老百姓身上的自然就少了。可受到几十年特殊教育的中国人就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国家有面子，强大了，是好事，即便老百姓穷点，少分点钱，也值得。中国人不管多穷，即便勒紧裤腰带，也不会让国家没有“面子”。这样的老百姓在世界上已经成为稀有品种了，主掌这样国家的政府，应该为此感谢苍天。

中国的精英和国外的观察家们早就清楚如下的现象：中国强大了，老百姓平均的生活水平却并不高。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GDP比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速度多了几倍，可中国工薪阶层的工资增长速度却比人家慢很多。要知道，日本经济大发展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增长水平比美国的快了70%.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都被“国家”拿走了，老百姓就算继续勒紧裤腰带，也不会仇富或者口出怨言的，问题在于，随着资讯的发达，互联网的成长和媒体的开放，普通百姓越来越看清楚，改革开放的红利都被一小撮“富翁”和权贵占为己有了，而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还往往打着“国家”的牌子。大家不妨看看各地征地、拆迁，本来是一个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下，用市场规律可以搞定的，可是各地都出动了维护国家政权的警察来对付弱势。这是最典型的拿“国家”来帮助富人发财致富的例子。

中国人“不患寡，只患不均”，这个“不均”的并不完全是说的“平均”，而更多地是包含了公正、公平与合理。老百姓为什么一看到有富翁被逮捕就咬牙切齿，甚至认为每抓一个都该杀？因为让富人们致富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违反了国家法律和老百姓心里朴素的价值观的，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种不被民众监督的权贵市场经济，很多富人致富之路也就是权钱勾结的犯罪之路。

富人的出路在哪里？

如果问中国富人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一定有恶搞的朋友说，当然是国外。这话一点不假，我想，中国当今的富人们即便没有外国护照，没有把孩子送到海外，那么也一定转移了可以供几代人享受的资产到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即便一些新富们，也一定在积极打算“走出去”。

其实，资本的原始积累，有哪一个毛孔是那么干净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富人积累财富的过程并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要邪恶和凶残。问题在于，那些曾经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到今天为止，绝大多数已经走出了困境，而我们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在扩大，仇富情绪在扩张。更糟糕的是，稍微懂得一点历史，看过几本书的人都清楚，我们至今放着河上的桥不走，还在小河沟里摸着石头过河。也难怪，从官员到富翁，到普通老百姓，心里几乎都感觉到，这样故意摸来摸去，总有人要淹死的。所以，能够转移，就转移吧。应了路易十五的话：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过往的社会变革大体可以归结为两条路子，民众自下而上的革命，以及有精英主导的变革。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由民众的革命推动的，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可惜，被农民起义推动的中国，要说进步，实在乏善可陈。

可见要想社会有一个良性互动，应该是上下一起动，政治、财富和知识精英应该扮演重要的角色。就拿中国目前来说，在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情况下，精英和富翁们应该反思一下，如何明确致富的游戏规则，如何用良性的互动推动社会进步，从而也让他们已经获得的财富合法化，让今后所有致富的行为合法化，否则，他们除了转移资产到国外的这条出路，就是等着中纪委半夜来敲门，或者更坏的结果，等到老百姓来收回自己应得的那份。

学界有两种理论，一种认为应该在民主化之后或者同时来分配社会财富（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公平和公正。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东欧那里，所以，社会变革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大体上却比较平稳；另外一派认为不妨让富人们能捞多少就捞多少，如果可能的话，把国家都变成私人财产的也在所不惜，希望寄托在捞到钱的富人和权贵身上——当他们把国家瓜分完了，把大家的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了，哇塞，私有制不就形成了？！

第一个理论听上去很美，问题在于在中国经过了三十年的“财富再分配”后，那样做的基础已经没有了。第二个理论听上去不美，但如果能够真实行起来，前景却一样很美。问题在于，中国的富人和权贵会听你的吗？他们是否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在自己的财产达到某一个界限的时候，突然良心发现，突然要从“带头致富”到“共同富裕”？他们能否改弦易辙，抛弃旧的邪恶的致富规则，而重新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香港的一点感受：路在何方？

我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香港开会，而香港却是一个贫富差距并不小的地区，可我没有在香港感受到弥漫中国大陆的那种仇富情绪。就在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注意到开会所在地的香港理工大学，置身在校园的时候，四周一望，几乎所有的楼房上都是香港富翁的名字。原来这些发财了的香港富人，不忘回馈社会，对慈善和教育事业多有捐出。

我很感叹，大陆的教授谈起这个问题，他们说，大陆大学的楼房也越来越多以富翁的名字命名啊。我问他们是什么富翁，他们开口说出了一串名字，我一听，又是我熟悉的港澳台富人的名字，大陆富翁的几乎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主要的是大陆富人们钱的来路不正，自然不能高调，否则投入教育事业，“包养”一个教学楼，就会成为别人质疑的对象。于是，和港澳台以及国外一些富翁们争着“包养”大学楼相反，中国大陆富翁们投入大笔的钱包养年轻的女大学生，包养二奶。

还有一个原因，港澳台地区和西方国家的富翁们很清楚，他们能够致富，除了自己的勤劳、智慧和机遇之外，和社会认同的致富游戏规则分不开，没有公平公正和合法的游戏规则，富裕起来的不一定是他们，于是当他们富裕了，很多时候想到的是回馈社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中国的富人们对公益和教育事业兴趣不大，但对于投资于政府官员和权贵，却积极热衷。他们很清楚，让他们致富的是官员，于是他们要回馈的不是社会而是官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每一个富翁落入法网，就能够牵扯出一长串贪官污吏；而每抓一个贪官污吏，又都能够顺藤摸瓜逮捕一大溜“包养”他们的富翁。权钱交易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以致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严肃地警告年轻官员，不要沦为富翁们的“家奴”。

普通民众都怀有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待权贵和借助体制先富起来的人也许会慢慢变得善良一些，更有责任一些吧，愿意制定一些大家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看到希望的游戏规则，可没有想到，一些富人继续帮凶，甚至主动作恶。把公仆变成了他们自己的家奴，随后，他们和自己的“家奴”一起，把国家的主人变成了为他们服务的“公仆”。

一个富人再怎么剥削人，甚至花钱去道德败坏，他损害的只是他的雇员和少数愿意被他玩弄的女人，可当这些无良的富人学会了权钱交易的时候，当他们用那些肮脏的钱和官员一起同流合污，继续坑害老百姓的时候，他们污染的是整个国家，损害的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普通民众。中国的仇富，也许更多的是出于这些原因吧？

杨恒均2009-8-4

1986年春天，菲律宾反对派领导人科拉松 阿基诺和当时的总统马科斯进行总统竞选时，我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上学。对于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来说，80年代中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时期，但我们往往把这个值得怀念归因于文革结束后特定的国内历史因素，而忽略了一些国际因素，好像国际大气候要到80年代下半期戈尔巴乔夫完全露出他的改革派真面目时才到来。实际上，我记得很清楚，阿基诺的竞选和后来的“人民权力”革命–即马科斯见选举“失控”，要武力镇压反对派，结果军方在受到人民支持的阿基诺呼吁下反戈一击迫使他下台——受到了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密切关注，只是这种关注在和中国现实的直接联系上还比不上苏联后来的“公开性”罢了。

和当时国际舆论对菲律宾民主派的大力支持和对马科斯的强烈抨击相反，中国政府对菲律宾局势的演变态度暧昧，外交部和驻菲律宾使馆的反应一直到很晚还试图让人相信马科斯仍然权力稳固，与此同时很多国家政府都已呼吁马科斯尊重选举结果，放弃武力对抗，让出权力，而中国政府仍然以“不干涉内政”为借口不表态，同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还不断报导马科斯政府的活动，贬抑民主派，维持对马科斯政府的外交支持。社科院研究生院由于“身份”特殊，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机构有联系，有些学生本来就来自这些单位，和一些比较开明的上层人物有特殊关系，他们时常透露一些内部消息，对政府在菲律宾局势演变上的反应迟钝和亲马科斯非常不满。

中共对菲律宾局势的演变之所以态度暧昧，直接原因是马科斯政府是中共的“老朋友”。自70年代初以来，中共见世界革命无望，反过来和昔日的国际反动派连手对付苏联，坚决反共的马科斯于是成为数次成为北京的座上客，毛泽东甚至在中南海肉麻地吻了伊梅尔达·马科斯那只被菲律宾人民痛恨的贪得无厌的手。毛死后马科斯政权又成为中共在东南亚制约越南的因素而进一步升温。间接原因是中共经过1979年民主墙事件后对“民主”早已开始防备，因此对菲律宾民主派决不会有任何好感。

但中共没想到的是马科斯政府竟然如此脆弱，不但输掉大选，而且被马科斯控制的军方也在关键时刻选择了站在民主派一边对他逼宫。由于这些原因，阿基诺上台后两国关系一度不是很“和谐”。相反，尽管美国曾经把马科斯当作冷战盟友而大力支持，但也给阿基诺和他的丈夫提供了在美国的庇护，支持他们的民主事业，并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压马科斯放弃权力，因此和菲律宾新政权的关系反而升温。

阿基诺领导的菲律宾民主革命是世界范围内第三波民主化早期的重要事件，给了世界各地与独裁和极权统治势力作斗争的民主势力极大的鼓舞，这是我们今天悼念这个亚洲女政治家时不应该忘记的。菲律宾1986年“人民权力”革命有它的的经典意义，这个经典意义已经被1986年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就是，第一，一个专制政权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国际压力也好，国内困境也好，统治者由于过分自信想作秀也好，或者统治者内部分裂想借助于社会力量也好，只要它开放言论和党禁，就必然把自己置于迅速产生的社会主流舆论的对立面并面对一个拥有强大民意的反对党和民主选举的要求；第二，只要这个政权不选择压制，而是心存侥幸，以为依靠国家政权的资源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加上舞弊就能够和反对党进行竞选，就必然面对一个让它下不来台的选举结果；第三，到了这个时候，如果它既想镇压又出于种种原因–例如如何收场，国际影响，或者军方的分裂等等–下不了狠手，那么它就必然会被反对派取代。一句话，专制政权如果在民主问题上开一个口子，就会面对一个最终令它崩溃的历史过程。

1986年被中南海喜欢和信任的马科斯政权就是这样垮台的。马科斯的垮台不但让中南海吓了一大跳，而且为三年后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一步都不能退”作了注。这个“一步都不能退”在今天看来，实际上是邓小平的政治遗嘱。它的后续是江泽民的“严防死守”和胡温的“维稳”。

（续上期）

对邓帝国未来的“政治交代”

毛泽东传世的，只有一部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收集的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建国前的着作。毛去世后，华国锋一度宣佈将出版《毛泽东全集》；但只出过一本《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很快停止发行，再无下文。当时对《毛选》出版有一场争论：康生、李鑫主张按原着本来面目出版，胡乔木、邓力群主张按现实需要对原文作修正。后来胡乔木按照邓小平“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指示，创造出一个办法：凡毛泽东原着中不符合“完整、准确”标准的，就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剔出来；凡中央领导集体（如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思想中符合“完整、准确”标准的，可放进“毛泽东思想体系”。因为“毛泽东思想体系”，是胡乔木所谓“集体智慧的结晶”。至於从“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剔出来的毛泽东着作，则叫作“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以区别於“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那末，由谁来决定“完整、准确”的标准呢？当然是胡乔木、邓力群，或者邓小平自己了。

胡乔木的这个伟大发明，经邓小平肯定，作为《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论断“毛泽东思想体系”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准绳.但《决议》好写，以此标准来编毛的遗着，却直到胡乔木去世也未编出。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卷，收入的是些残章断简，唯独不见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关键言论。

鉴於毛泽东的教训，邓小平晚年甚为关注自己的“理论遗产”。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后，邓小平已很少过问日常政务，把注意力集中於出版自己的论着，特别是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邓小平办公室通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亲自点名：郑必坚、龚育之、逄先知三人为主编。

一九九三年五月四日，编辑组报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一批文稿。邓小平开始逐篇审阅，并向编辑组下达指示：“内容不少，可以编一本好书出来，但要加工，仔细推敲。现在有些东西没有理清楚，看起来费劲，文字上要下工夫。不成熟的东西，连贯得不好的东西，解释得不清楚的东西，宁可不要。”

七月七日，邓小平审阅文稿时再度下指示：“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希望编辑人员要加加班，速度快点，争取早点出。”

八月十七日，审阅完一批文稿时又说：“这是一本比较好的书，没有空话，要快出。”

八月二十四日，审阅文稿时指示：“文选印成清样后，发一、二十位同志看看，请他们提意见。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

九月三日，审阅完最后一批文稿后说：“大功告成”！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选编的是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二年二月的言论，也就是邓小平一生活动中关键十年（七十八岁至八十八岁）的代表作。一九九二年以后，邓小平又生活了五年，但他已无言，表示他“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的话，在这本第三卷中已经讲完，这本第三卷已经完成了他的“政治交代”。

邓文章中两种矛盾的思路

只要把第三卷和第二卷作点比较，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邓小平独锺第三卷了。现在以第二卷中四篇主要讲话为例，略作说明：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急就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二、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

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这四篇文章的两种思路，几乎可以视为出自两个邓小平。第一篇和第三篇是接近民主改革派的思路，第二篇和第四篇几乎是“全面专政”派的思路。可见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到一九八○年这两年，邓小平还没有完全把握住自己的思维方向，容易受到外界（包括人和事）的影响。

第一篇我们已经知道，是受当时中央工作会议上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民主改革派和会外民主墙上社会舆论的影响。使邓小平一时倾向於自由民主价值，抛弃胡乔木为他起草的稿子，另拟出这篇“解放思想”的急就章。但仅仅三个多月后，经历访问美国和对越南的那场打得很不漂亮的仗，再加上民主墙出现矛头指向自己的大字报，邓小平回到了他原来抛弃的思路，请胡乔木替他起草了那篇杀气腾腾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於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请看，把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扩展到“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难道不是回到毛泽东“文革”时代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论了吗？

第三篇我们也知道，是当时接受李维汉建议，放弃“兴无灭资”，提出从肃清封建主义影响角度改革政治制度。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之后，反对派陈云、胡乔木利用波兰事件抵制，并在三个多月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治上反自由化、经济上“抑需求、舍发展、缓改革”的调整方针。邓小平让邓力群为他起草了那第四篇在政治、经济两条战线全面退却的讲话。十几年后邓力群还得意洋洋地表功：“这个讲话，是邓小平、陈云合作最明显、最确定的一个标志，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方针给予全力支持”。但邓小平不久后就后悔，表示“那次会议让步太多了”。此后邓小平只在反自由化、废黜胡耀邦、赵紫阳时，与陈云有“明显、确定”的合作。至於经济领域，邓不再让步了。

邓小平帝国的政治纲领

经过邓小平亲自逐篇审订的第三卷，已没有第二卷中这类前后不一致甚至冲突的问题了。邓小平所说“从大局讲的”，“对未来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硬”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自由化问题上不能让”。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用专政手段巩固政权”。

──“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

──“防止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在打一场无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三代核心”论。

──“警惕右，主要防止『左』”。“自由化、动乱是右，认为和平演变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是『左』”。

这八条，可以说是邓小平帝国的纲领.邓小平曾经在会见尼克森等外国人时反覆强调：“不管我在不在，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邓小平去世已十二年，确如他所言，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邓小平的路线、政策、方针都没有变。今天的中国，依然是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帝国。

在八条中，邓小平前后变化最大的，是政治改革这一条，今天在中国争议最大的也是这一条，因此有必要作点补充。

第二卷中，邓小平提出政治改革的目的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邓小平还曾提出：“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邓小平在第三卷中大谈政治改革时，这些思想不见了。他完全改变了自己过去对政治改革的看法。邓小平说：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於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这种办法我们不能用。”

这种邓小平式“政治改革”，其内容只限於“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等行政改革的范围；而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际是从根本上取消民主。

邓思想变化的历史根源

邓小平这一变化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国共十年内战时期，邓小平是毛派（“邓、毛、谢、古”指邓小平、毛泽覃、谢维骏、古柏），在共产国际路线统治时期算右派。一九五六年邓小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在八大当选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毛、刘、周、朱、陈、邓，他虽排在最后，但深得毛泽东倚重。国内、国际大事，毛均委以重任。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邓小平在第一线主持。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毛泽东宣佈自己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时党内有议论：“置刘、周於何地”？）中苏论战，毛指是邓小平挂帅同赫鲁晓夫辩论；并由邓主持撰写九篇反修文章（《一评》至《九评苏共公开信》）。

那时邓小平是左派，反右派时他比毛泽东更左，“兴无灭资”也是邓小平率先提出。一九六二年邓小平虽讲过“黄猫，黑猫”，主张包产到户合法化。但当天（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晚上听了毛泽东的意见后立即自行修正。

邓小平与毛泽东的主要分歧在“文革”。毛泽东视“文革”为一生两件大事之一，是他的重要“遗产”。邓小平主张“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对“文革”还有其独特看法，认为“文革”就是“大民主”就是“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第三卷中，凡谈到反自由化、反“两方民主”时，邓小平必会拿出“文革”相提并论。他从“全盘否定文革”导致全盘否定民主。

现在有人惋惜“邓胡赵三驾马车”、“十年改革黄金期”的消逝，认为邓小平听信左派谎报军情，把学生的民主要求误判为“动乱”，造成“六四”屠杀的悲剧。

这显然是低估了邓小平。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明白，邓小平废黜胡、赵和镇压学运，是他对付国际民主浪潮“大气候”（他叫“和平演变”）和国内民主浪潮“小气候”（他叫“自由化”、“动乱”）的大战略。事后不但毫无悔意或检讨，而且一再重申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平息暴乱”“实在是好事情”，“一个很大的胜利”；“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

“邓胡赵三驾马车”，不过是邓小平利用胡、赵，制衡陈云集团的权宜之计。照邓小平自己的说法，“当时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

邓需要的是另一个“华国锋”

对胡耀邦，邓小平已经同胡启立打过招呼，指称“胡耀那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表现软弱，作为党的总书记是根本性的缺点”；也就是对胡耀邦政治上失去信任之后，仍要胡耀邦主持起草十二届三中全会《关於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因为那时只有被认为“不懂经济”的胡耀邦的新经济思维，才能克服被认为“最懂经济”的陈云的旧经济思维.

对赵紫阳也一样，胡耀邦下台前，邓小平已经同邓力群议论过“赵紫阳热衷於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但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还需要赵紫阳来抵制陈云、姚依林、邓力群们把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变反进经济领域。这就叫做“天坍下来胡、赵顶着”。

“六四”枪响，大局既定，天坍不下来了。胡、赵的利用价值已经用完，邓小平就把“天下”交给“第三代核心”江泽民了。

难道不是吗？假如邓小平真心帮助、支持胡、赵，怎么还要用胡乔木、邓力群去监察，听他们对胡、赵的“小报告”？对胡、赵的“小报告”？何况他明知胡乔木、邓力群在把他往“左”边拉。

邓小平对江泽民则完全不同。江泽民执政头三年（一九八九─一九九一），放弃改革，同邓力群一起搞“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受到许多人包括杨尚昆、杨白冰兄弟的抵制。一九九二年邓小平举家南巡，杨尚昆“保驾护航”。结果邓小平反而撤“杨家将”的职，帮江泽民扫除独掌军权的障碍；还委婉地提醒江“同邓力群保持距离”。

奇怪吗？从个人的领袖素质来说，江泽民根本无法同胡耀邦或赵紫阳相比，怎么邓小平从来没有思考过让胡、赵两人中任何一人当“第三代核心”，而只让他们当“实际上第二代核心”的工具使用呢？

原因很简单，邓小平只是在开创改革大业时，才需要胡耀邦、赵紫阳这样有新思维的开创型人才。等到天下大定，邓小平担心的正是开创型新领袖的新思维，会改变他邓小平帝国的旧路线，特别是他“绝不能让”的政治思想领域。他需要的正是另一个“华国锋”，遵循他邓小平的“凡是”永远不变。但鑑於毛泽东的历史教训，他必须替这另一个“华国锋”除掉周围可能存在的另一个“邓小平”。那就是邓小平同他最密切的战友杨尚昆为什么必须分手。

看得准，动作快，下手狠。这是邓小平胜过毛泽东的地方，也是邓小平帝国得以延续至今的秘密。

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台湾淡水红树林

（未完待续）

一、中共民族政策之发端中共立党之初，曾一度坚持激进的民族分裂立场。其支持外蒙古独立的故事已尽人皆知（当然，外蒙分离的责任不在中共，它只是迫於苏联压力、接受既成事实而已）。人们不一定知道的是，中共还曾经高调主张境内所有少数民族均可独立建国。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该“共和国”《关於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中共宣称“主张民族自决，一直到弱小民族组织独立国家与政府为止”，“绝对地、无条件地”承认西藏、蒙古、新疆、云南、贵州各少数民族均具有“是否愿意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分离而另外单独成立自己的国家”的单方决定权。更有甚者，在“长征”途中，中共领袖们还亲自出马，以实际行动煽动和支持途经地的土着民族搞分裂、闹独立。

当年，中共之所以持有上述激进主张，主要是出於理论上的偏执和政治上的私欲。在理论上，中共认为民族、宗教冲突不过是历史假象，实质上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只要消灭了剥削阶级，推翻了“三座大山”，民族问题将迎刃而解、从此灭迹.而且，依经典共产主义学说，民族乃至国家终将消亡，在这个意义上，列宁主义、第三国际的所谓“民族自决”并非为了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是将民族矛盾当作斗争砝码、革命工具、政治棋子，藉以削弱政府权威、扰乱社会秩序。所以，尽管有“民族自决权”作为堂皇的依据，早期中共在民族问题上的主张仍然显得“别有用心”：一是具有讨好斯大林、向苏联老大哥献媚的不良动机，二是具有挑拨国内矛盾、煽动民族叛乱的犯罪嫌疑。在骨子里，中共当时的民族政策意在混水摸鱼、乱中取胜，以民族问题为幌子，为本党谋私利。追根溯源，立党之初的中共民族政策即已表现出此后长期存在的两大弊病：一是教条主义与极端主义，二是机会主义与本位主义.凭着乌托邦幻想，为了一党之私，竟敢置国家利益与社会大局於不顾。

二、毛时代的极权主义民族政策

中共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其民族政策大为变异。“民族自决权”被悄悄收回，修改为“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而所谓“自治”，只是“党治”的掩饰。中共宣称：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使旧的民族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各民族利益的天然代表，毛主席是各族人民的大恩人、大救星（还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导师），因此，各民族的特殊利益融入“人民”的整体利益之中，已不复存在、并永远消失，“民族大团结”的神话从此成为既定事实，且千秋万世不可变更。

在毛泽东时代，中共系统地实行极权主义的民族政策。具体而言，就是以阶级关系统辖民族关系（即以“阶级仇”取代“民族恨”）、以爱国主义（实为“爱党主义”）消解民族认同、以意识形态排斥多元文化、以个人崇拜取代宗教信仰、以政治一元化否定族群多样性、以专制高压营造“民族团结”、以暴力专政维护国家统一。实际上，也就是提前实行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民族消亡”进程。中共对国家、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以便建立一套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党国集权秩序，达到党国内部“同心同德”、“高度统一”、“步调一致”、“紧密团结”。这就意味着，必须对各民族进行去特性化、去民族化的全面改造。中共试图彻底消灭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宗教上的独特性，将民族独特性一律视为“落后意识”或“反动思想”，穷追猛打，不留余地。文革中对所谓“内人党”、“伊玛尼党”的栽赃污陷、大规模株连迫害，便体现了中共对所谓“地方民族主义”的极端仇视。

有人将毛时代中共的民族政策称之为“大汉族主义”或“汉族沙文主义”，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毛时代的民族同化政策与中国传统的“以夏变夷”完全不同，它并不以文化上的汉族优越性或政治上的华夏中心论为依据，而仅仅依凭於共产党伟大、毛泽东神圣的极权意识和一党专政的政治秩序。在这套秩序之中、在党和毛的无上权力之下，汉族中华文明同样遭遇浩劫，汉族与少数民族一同处於受压制、被奴役的地位，被压制的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而是一党专制的左翼极权主义.

三、当今民族政策及其内在矛盾

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的民族政策有过一些微调：对少数民族的政治高压有所松动，宗教宽容度有所增加，也实施了一些区别对待的经济优抚措施。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各民族与党国的关系，不仅没有大的改观，反而呈现出矛盾表面化、冲突激烈化的趋势。

这并不奇怪。共产极权主义的退潮使被暴政长久压抑的族群意识逐渐苏醒并畸形发育，区别对待的民族宗教政策激活并扭曲了少数民族的特异性，经济优抚措施则更加凸显了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劣势与弱势地位，经济改革、工业化、城镇化混乱无序的迅速进展，又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少数民族的悲情意识、危机意识、不安全感与不公平感。国内的左派民族主义愤青声称“中国不高兴”，另一个更加显明的事实他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比“中国”更不高兴的大有人在：“维吾尔不高兴”、“西藏不高兴”。

面对新的情势，中共继续採取胡萝蔔加大棒的传统应对措施。大棒不灵，则胡萝蔔只能越来越多；胡萝蔔又不灵，则大棒只能越来越大。水涨船高、难以为继，进退失据、左右为难，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中共的民族政策陷入越来越深的内在矛盾。中共乐於继续扮演少数民族恩人的角色，对少数民族给予一系列优先权或特权，在入党、提干、升官、晋级、高考、计划生育等方面予以某些特别的优待（这甚至诱使一部分汉人假冒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在人大、政协、政府中有更高的入选比例（却只允许作政治花瓶之用），基本社会福利也有更高的财政支付标准（对藏族居民的国家补贴尤其突出），甚至还对少数民族实施“两少一宽”（少抓、少杀、从宽处理）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些措施让同等条件下的汉族人感到不公，在客观上，却又并没有起到拉拢少数民族群众的作用，反而激活了狭隘自私的族群观念、加深了“民族隔离”的程度。而且，这些民族优先权未能由少数民族成员公平共享，在更大的程度上它们只能造福於少数民族中的极少数权贵人物，结果，造就了少数民族中一个失去族群根基的附庸型“亲共”精英阶层。在中共方面，这是拿汉族人的利益去讨好少数民族权贵，以换取少数民族对一党专制的忠诚，而在少数民族的大多数而言，这不过是假仁假义、招摇撞骗，招降纳叛、分化瓦解少数民族的丑恶伎俩而已（那些民族权贵在本民族的名声相当於所谓“汉奸”）。

问题的实质仍然在於，共产党只愿施恩、不肯还权，它太乐於“领导”各族人民（尽管它的“执政能力”已经使它“领导”无方、疲於应付），总要凌驾於各民族之上，恩威并用、予取予夺，弄权术、搞名堂，拆东墙、补西墙，施小利、失大义，却始终不愿意各族人民真正平等地自由发展、民主自治。最可悲的是，明明是千疮百孔、一塌糊涂，还自以为铜墙铁壁。

四、中共的民族政策彻底失败

“七？五事件”是一场骇人听闻的民族仇杀悲剧，其残酷、惨烈，令人震惊，更令人痛心。中共一口咬定是“三股势力”、“分裂分子”、“世维会”、热比娅所为，更一口咬定“这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真是此地无银三百？），意在掩盖其民族政策之失败，以回避现实、掩盖真相、拒负责任。

只有瞎子才看不到“七·五事件”明确且强烈的族群背景。新疆“七·五事件”与内地“群体性事件”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有三点：一是冲突的双方不以朝野、官民、穷富或利益、立场的不同为分界，而仅以民族身份为群体认同的对象、以族群标识为划分敌我的标准；二是街头群众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却不是以个体或临时性群体的名义出现，而是明确以民族代表的名义出现（当然，代表权是自封的）；三是“暴乱”者没有、甚至不屑於提出具体的请愿要求，而是公然诉诸暴力，以寻仇报复、伤害杀戮无辜平民为其“闹事”的直接目的。如果这还不叫民族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叫做民族问题？

暴徒理应受到谴责和制裁，然而，中共的民族政策更难辞其咎。人之初，性本善，与汉族一样，维吾尔族也没有天生的暴徒。“七？五事件”其来有自，正是拜中共民族政策所赐，族群之间的相互猜疑、妒忌、恐惧、愤怒，血腥的敌意、无情的冷酷，才达到了相互杀戮才得以发泄的程度。“七？五事件”戳破了几层窗户纸：其一，新疆所谓“民族自治制度”没有、也不可能为这个“自治区”名义上的自治主体维吾尔人提供和平表达不同意见的渠道，维人的长期不满已经积聚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其二，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其对新疆的强权治理，在客观上破坏了民族团结、加深了民族隔膜、制造了民族仇恨，而不是相反；其三，中共所谓“民族平等”、“宗教自由”不仅虚假不实、一戳就破，而且必将遗祸子孙、后患无穷，更大、更严酷的民族危机和国家危机只怕还在后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双重受害者。一方面，在“民族自治”（而非住民自治）的劣政之下，当地定居的汉人及汉族新移民的权益与少数民族相比是极不平等的，政府给予少数民族的优先权和特权往往以当地汉族人的权益损害为直接对价.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眼中，当地汉人尽管作为个体也是弱者（甚至是更弱的弱者），但他们来自强势民族，是本地区的“侵入者”、“殖民者”，注定要代人受过，直接承受少数民族的愤怒和敌意。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在中共民族政策中的角色，有时是“人质”，有时是“弃儿”：政府安抚少数民族，以他们为牺牲；政府欺压少数民族，以他们为掩护；政府防禦少数民族，以他们为盾牌；而在少数民族方面，则以他们为愤怒和仇恨的直接对象。去年“三？一四”和今年“七？五”，正是他们遭受了最直接的民族灾难.

“七？五事件”之后，中共最该做的事情既不是粉饰“民族团结”，更不是寻找替罪羊，而是一要实事求是、检讨问责，二要深思熟虑、改弦更张。苏联的民族分裂、南斯拉夫的种族清洗，其惨痛教训值得全体中国人民深刻记取，这个教训就是：建立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幻想和一党专政基础之上的民族政策必须推倒重来，也必定会推倒重来。如今，形势逼人，时不我待，中共的民族政策已经到了不可不改、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宣传工作历来是中共的“强项”，尽管这种宣传有很多虚假、隐瞒成份在其中。在该党宣传工作中，新政治术语的“发明”又可谓其强项中的强项：从1949年以前的“右倾机会主义”、“抢救运动”、“整风”、“四大家族”到中共建政后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再到改革开放后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共的政治术语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政治术语时效性很强，比如“清除精神污染”；有些术语则是长期沿用的，比如“人民”、“民主”等。“人民”这一高度政治化的词汇在中共历史及现实中使用得非常广泛，诸如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法院、人民政府、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战争、为人民服务等等。

正如江湖黑话如果不经“翻译”外人难以明白一样，中共此类政治术语如果不经“翻译”，其他人或者似懂非懂，或者产生误解。下面我们就从中共宣传中最常见的“人民”一词入手，揭示此类政治术语的“翻译”方法。

《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篇著名的《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在1946年8月的国共内战初期，当这位美国记者向毛泽东问及：“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他的答复是：“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须自卫。”这种回答明显将中共与中国人民混同。不过，这倒给我们翻译中共政治术语中“人民”一词提供了线索——“人民”首先应该“翻译”成中共。这样一来，所谓“人民战争”可翻译成“中共战争”，所谓“人民解放”可翻译成“中共解放”，等等。

中共执掌全国政权后，中国政治转型的实质可以说是反政府者（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说法就是“匪”）的官僚化。这样，中共宣传中“人民”一词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那就是“官僚”或“官方”。把握了这一层含义，用“官僚”（有时用“官方”）去翻译中共许多由“人民”派生出的词汇就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人民代表大会可翻译成“官僚代表大会”，为人民服务可翻译成“为官僚服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可翻译成“官僚利益高于一切”，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都也可以用“中共”来翻译，比如人民政府可翻译成“中共政府”，“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可翻译成“中共利益高于一切”等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比较喜欢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甚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前段时间对法国佳士得公司拍卖圆明园两件铜像也有这种说法），而中国民众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尽管感情未必被伤害但也只能继续保持沉默。这里如果应用上文对“人民”的译法，那么“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就可以翻译成“伤害了中国官方的感情”。不过某“官方”似乎并无“感情”可言，这就用到政治术语辞典中另一词汇“感情”的翻译——有时它可翻译为“面子”。

一些带有“民”字的词汇比如“民主”、“民意”等也都可以采用类似的译法：中共宣传中的“民主”一词可以翻译成“官主”，“尊重民意”可以翻译成“尊重官意”、“尊重党意”。值得注意的是，对“民主”、“民生”及由其派生出的词汇除按上述方法翻译外，还有以下译法：比如“民主主义”可翻译成“民奴主义”，“民生政策”可翻译成“民病政策”（或“民穷政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