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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惨案真相，中共与海外维人各执一词.中共运用谎言和暴力成性，很难取信於人。人在海外的胡锦涛匆忙返国，以表示支持他的亲信王乐泉。

二○○九年七月五日夜，新疆，乌鲁木齐，浓烟弥漫，火光冲天，枪声四起，又一起重大流血事件，发生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盛世”中国。一夜之间，一百八十四人死亡，一千六百八十人受伤（之后，死伤数字在公佈中继续攀升），联合国对事件中死亡人数之高“感到震惊”。乌鲁木齐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

同从前一样，中共将暴力的起因、行为、责任，一律归结到少数民族（维吾尔人）头上，指控境外的维族人领袖热比娅及其领导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煽动”暴力。后者断然否认，指责中共血腥镇压维族人和平示威。

在舆论压力下，事件发生近一周后，中共才公佈死亡者中的民族构成：一百八十四名死者中，汉人一百三十七名，维吾尔人四十六名，回族一名。但境外维族人组织坚称：维吾尔人死亡达五百余人，其中，四百余人死於乌鲁木齐，一百余人死於喀什。而许多维族人相信另一个传言：三千多维吾尔人被中共军警打死。（编按：中共官方七月十七日公佈死亡人数上升至一百九十七人，十九日称事件中警察开枪击毙十二名暴徒。）中共当政以谎言和暴力为基础，数十年其本性未改，七五事件的官方数字我们不能轻信。

重大疑点谁是攻击者？

七五新疆事件，起因於六二六广东韶关事件：谣传维吾尔人“强奸”汉族女工，引发汉族人群起攻击维族人，中共警方不作为，任凭暴行施虐八小时，两名维族人当场死亡，百余人受伤。

视频显示：汉族这边钢筋铁棒、灭火筒、消防栓、水泥路砖，都用上了；维族那边，则拿出刀具对抗。目击者描述：地面都被维族人的血染红了。次日，旭日厂一百多名搞卫生的工人，整整用了两个小时，才把遍地的血迹沖洗净……网友评论：这不是种族冲突，而是种族仇杀！

故而，七月五日，在乌鲁木齐，上万名维族人走上街头，诉求明确而简单：不满当局对韶关事件的处理，要求追究幕后黑手惩办凶手，维护维族人权益。中共派出军警，驱散并抓捕和平请愿的维族人，维族人不从，中共即开枪镇压，这一过程符合中共处理“暴乱”的一贯镇压模式。

境外维吾尔人有关共军“用冲锋枪扫射”的说法，未必是危言耸听，否则，如何解释视频上密集的枪声和数小时内就死伤枕藉的事实？不排除中共军警开枪后暴力反抗和暴力泄愤的部分。

七五事件疑点重重。由中共当局提供的照片和录影，显示有人挥拳头，有人砸车窗，有人推翻车辆；并展示街上流血的受伤者横卧的屍体.却没有任何镜头展示，攻击者与受害者同时出现的画面，比如，有人受伤或被打死的过程。事件一发生，当局立即封锁互联网、瘫痪电话电讯服务、全面控制舆论。使其他省市的民众，几乎不知道新疆出了大事。封锁意味着隐瞒.

中共假意开放外国记者前往新疆，但处处设防、层层控制。前往新疆的境外记者披露：与中共官方媒体记者相比，境外媒体记者受到区别对待。许多地方，境外记者遭阻扰，无法进入，中共记者却畅行无阻；有境外记者拍照，被武警勒令交出记忆卡，採访维族人或拍到公安对维族人施暴，竟遭公安查扣、拘留，中共记者却无人享受这等“待遇”。

定性中少一个“杀”字泄露天机

在北京，各律师事务所接到该市司法局“紧急通知”：“慎重接受”涉疆案件的委託代理，受理涉疆案件时，要“及时上报”，“主动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的监督、指导”。直接和赤裸裸地干预司法。

中共把维族人上街定义为“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而不是“打砸抢烧杀暴力犯罪事件”，如果真是维族人制造了血腥，那么，中共的定义里绝对少不了一个“杀”字。这无意间泄露：“杀”，不在维族人一方。

官方在电视等媒体上一边倒地进行仇恨宣传：维族人杀汉族人。於是七月七日数万汉族人手持木棍和铁棒上街，见维族人就打、见维族人开办的商店就砸，当局仅用催泪弹驱散，官方喉舌对这些汉人的举动未予谴责，也未定义为“暴力犯罪”。

双重标准及两面手段，反映中南海的厚黑，也反映他们骨子里极端的种族主义.长期的妖魔化，在汉人面前，中共已经把藏人或维吾尔人塑造成“野蛮人”暴力的化身。无形之间养成汉人的偏见，埋下种族歧视和仇恨的种子。

这次乌鲁木齐的抗议几乎才刚刚开始，中共就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开枪镇压，可谓快速有效。连国际上都反应不过来。快速镇压之后，如何定义和描绘事件，就只能由中共一家说了算。为此，国际人权组织呼籲：就事件展开独立公正调查。中共避而不答。

胡锦涛仓皇返国为挺王乐泉

新疆出事后，胡锦涛放弃峰会从义大利仓皇返国。对此不寻常举动，外界有诸多猜测.最大的可能性是，胡锦涛中途折返专挺王乐泉，防中共高层出现歧见。

王乐泉与胡锦涛最早的渊源，要追溯到八十年代，王任职於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期间.九一年开始，王调任新疆，先任副主席。九五年，王出任新疆第一把手。因“严打三股势力”有功，○二年被擢升为政治局委员.王主政新疆，迄今长达十八年，任该区第一把手，也已长达十四年，大大超过通常的十年任期。王乐泉副手、同属“山东帮”的张庆黎，於○五年调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标志着胡赏识王、张两人在新疆的高压手段，希望张把“新疆经验”带到西藏。从此，新疆西藏两大自治区都落入“山东帮”团派之手。

说起来，新疆惨案，又与腐败相关.眉心上长了一颗硕大肉瘤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号称“新疆王”，不仅是杀人不眨眼的残暴魔王，而且是利欲薰心的腐败巨虫.此人任职期间，以新疆为摇钱树，为个人、家族和“山东帮”牟取暴利。王以“对口援疆”为名，将新疆项目几乎尽都批给山东企业.

新疆建设项目众多，如果就地设厂，一可利用新疆原本就有的丰富资源，二可促进当地人尤其维族人就业，但王乐泉却舍近求远，“连砖头都从山东运进”。就在韶关事件次日（○九年六月廿七日），山东、新疆签署“两省区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定”。

在西藏新疆的汉人中，官商集团大获其利，而当地原住民、藏族人、维族人，都被边缘化，沦为贫富分化中的贫困一极.这恰恰是西藏、新疆相继出事的源头之一。

从六二六韶关事件到七五新疆事件，胡锦涛听任广东、新疆两地官僚一再的事先不作为、不防范，致使乱局死伤枕藉，令民众难以释怀的是，而迄今从韶关市到广东省，从乌鲁木齐市到新疆自治区，没有任何官员引咎辞职，没有任何官员受到“中央”处分。“人民公仆”何在？“问责制”何在？原来腐败与屠杀都在胡锦涛和中南海的庇护之下。

自《新青年》声张民主与科学，”民主”一词业已形成国人的世纪情结。此一情结，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至今依然有增无减。但《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导向是有问题的，它把专制作为自己的对立面，却忽略了民主自身亦有走向专制的可能。此一可能对于20世纪来说，业已成为历史。问题是，由此导致的历史苦果，至今并未使得参与这一历史构成的人所明白，当然也包括长期以来的我们。

1999年，比五四还年长两岁的李锐先生为纪念五四80周年，著文《又谈德先生》。该文的立论是：”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是的，把民主和专制对立起来，乃是当年《新青年》的作业；以民主反专制，更是由《新青年》发变而成的历史走向。在这一历史洪流中，无数的李锐和李锐们走上了以反专制为诉求的民主革命的道路。结果，一个世纪下来，当五四90周年时，我们依然没有走出《新青年》的历史格局，依然在这一格局中千呼万唤”德先生”，依然希图借五四之力，还民主之魂，驱专制之鬼。既如此，这个”德先生”就不仅是一种世纪情结了，更是一种我们到今天也未化解开的”世纪症结”。

解开这一症结，我以为，当把历史推到《新青年》之前，回到梁启超那个时代的公民常识和政治常识。1915年6月，亦即《新青年》诞生的前三个月，商务印书馆为中学生推出了一本类似公民教科书的《法制概要》。在介绍”国家”问题时，教材紧扣”国体”与”政体”而展开。这样的介绍框架、思路和内容，主要来自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亦即包括他在内的立宪派。梁氏的思想作为法制常识普及给中学生，但它显然不如后起的《新青年》那样喧嚣夺人。在《新青年》看来，推翻专制，靠的是民主。因此它呼唤”直接行动”的国民运动乃至国民革命。但梁启超至少在辛亥前就指出，民主本身即有走向专制的可能，尤其是它需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实现时。

根据梁氏的立宪派，国家政治权力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表述，如果国体用以表述”权力属于谁”，政体表述的则是”权力如何用（或：权力运用的表现形式）”。就国体而言，当时世界上的国家一般来说有两种，一是”主权在君”的君主国，如俄国、中国；一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如美国、法国。转就政体言，也有两种形式，即专制与立宪。专制政体在权力运用上是权力者对于政权的全部垄断，立宪不然，它是打破垄断，把政权分解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并且它们俱受宪法制约。如果以这样的政治构成来看，《新青年》的”民主与专制”就不是对立的概念，它们不在一个范畴。真正和”民主”对立的是”君主”而不是”专制”；正如和”专制”对立的是”立宪”而不是君主。这就意味着作为国体概念的民主除了与君主对立外，它和政体范畴中的”专制与立宪”没有必然的联系因而也没有必然的对立，亦即它同时具有立宪和专制的两种可能。李锐先生的”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是由《新青年》导出的一个政治学误区，它直到今天还让我们认为：民主与专制势不两立，只要实现民主，专制就不复存在。

这不妨是一个逻辑矩阵，它上面两只角是国体中的”君主”与”民主”，下面两只角是政体中的”专制”与”立宪”。这四只角可以构成国体与政体间的逻辑交叉有四种。君主国体既可以是专制政体，即君主专制（如俄国）；也可以是立宪政体，即君主立宪（如英国）。同样，民主国体也可以既是立宪政体，即民主立宪（如美国），又可以是专制政体，即民主专制（如纳粹德国）。美、德同为民主国，如果美国的民主在制度上具有立宪性；纳粹虽凭选票上台，但，它的民主不是立宪民主而是专制民主。由于权力俱在希特勒之手，因此，这样的专制可称”民主专制”。”民主专制”这个词，我个人以为是梁启超的独特贡献，据我自己的阅读，它也许最早出现在1906年的《开明专制论》中。当近世学者大都认为国家形态大略有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时，梁启超独辟蹊径地指出：”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有立宪之名，无立宪之实，则等于非立宪）。”非立宪的政体即专制政体。当一个国家获得民主后，如果权力运作没有做到法治意义上的”限权”与”分权”，它就是专制政体。有意味的是，如果考查20世纪方始出现的新型专制即”极权主义专制”，可以看到，无论是左的极权如前苏俄，还是右的极权如希特勒，俱出自号称为民主的国家，而无一例是君主国。

一个世纪以来，国人如此痛恨专制，却不知道，在反专制的道路上，至少有立宪和民主两种不同的方式。比较之下，立宪的方式是改良，它不触动国体；民主的方式必须改变国体，因而是革命。革命的问题在于，革命者很难在成功之后做到自我立宪。当然，有这样一种理论，认为国体决定政体，比如君主必然专制，民主必然反专制。其实不然，解决国体问题，无以保证同时解决政体问题。倒是反过来，从政体问题入手，最后则必然触动国体的根基。以英国为例，保留君主的名分和权力，但条件是必须以议会限制君权。结果，看起来，国体未变，但，立宪之下，君就成了”虚君”，权却掌握在民的手里。梁启超将此称为无革命之名有革命之实，即形式上依然保持君的地位，但制度的性质却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只要走上立宪的道路，民主其实是迟早的事。但，这个命题不能反过来，即只要是民主，就一定走向反专制或非专制。专制与否，只在立宪与否。如果立宪的根本是限权，那些经过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从而获致权力的民主国家，依其惯性，权力只会更放纵，却无以反身自噬。当年，梁启超言及”民主的专制国家”时，举例就是英国革命后的克伦威尔政权和法国革命后的罗伯斯庇尔政权。待至后来苏俄出现，所谓革命不过是更换了权力者，权力的性质却没有变。甚至，和当年君主的权力相比，布党的权力远远地超过它，直接垄断社会的一切。这样的民主，声称主权在民；但因为没有立宪，民便成了”虚民”（这个词是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很准确）。

这样就可以看出梁启超的高明。辛亥革命前，他一人在《新民丛报》上和孙党往复辩论，力反革命而坚挺立宪。梁启超除了担心国体变更而于政体无补外，按照一位日本学者的看法（佐藤慎一），梁启超的忧虑还在于”民主专制比君主专制更加危险”。”因为在民主专制下，由政治家煽动操纵的民意肆意地用暴力破坏既存的社会秩序而创造出无秩序状态，而且可以以民意为名使其正当化。”（《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明》）从后来的历史看，梁启超的担心一概变成了现实。

这是晚清革命党和立宪党的不同，革命党的革命首先是推翻满清（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排满的民族主义，梁启超将此称之为”种族革命”），而梁启超的立宪党才是和种族革命相对应的政治革命的反专制。在反专制的路径上，梁氏坚持认为政体比国体更重要，换言之，则立宪比民主更重要。用民主反专制，却可能走向专制，甚至是极权式的专制；但用立宪反专制，专制则无遁身之余地（哪怕国权仍然象征性地在君主之手）。梁启超明察如此。然而，在精神影响上，主导20世纪的，不是梁启超，而是《新青年》（亦即不是政体的改革，而是国体的革命）。北洋以后的中国历史是沿着《新青年》的方向延伸的，梁启超早已被历史边缘化，尽管他对历史的未来有着惊人的洞见。

“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业已构成一个百年迷途，我们至今尚未知返。如果《新青年》为其首途；那么，在政治学的识见上，《新青年》及其时代，委实是梁启超时代的倒退。当年，梁启超们解决了的问题，《新青年》却又把它搅混了。《新青年》的政治误区在于，北洋时代并不是专制时代，尽管有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独断专行，但这种擅权不是制度意义上的专制。《新青年》鼓吹民主，发起国民运动，后来更发展为推翻北洋的国民革命。那些读着《新青年》的青年们纷纷南下，投入国民革命的洪流，结果，非专制的北洋给推翻了，迎来的却是货真价实的专制（国民党一党专制）。然而，历史并不到此为止，国民党专制只是20世纪中国专制的一个驿站。受五四精神影响，李锐那一代人（比如李慎之、李普等）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为反国民党专制，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抛头颅洒热血。于是，种瓜得瓜，1949年，历史终于迎来了”Totalitarian society”中的另一种政体，这就是毛泽东称谓的”人民民主专政”，至今它依然悬在我们的宪法上。

季羡林教授，他的成就是研究梵文非常深入，他还研究巴利文和一些中亚文字，是个古语言学家。但是在最近这十几、二十年来，他身上产生了不少风波。

第一个是很好的一面。因为他在“六四”学生被镇压的时候，站在学生一面，支持学生。但是慢慢就变掉了，被共产党攻心之法攻下来了，变成歌功颂德的人了，专门提倡中国民族主义，所以他晚年这十几年，就被共产党不但捧为“国学大师”，而且还成了“国宝”。温家宝胡锦涛等人，对他敬礼有加，所以他也在二零零五年写《泰山颂》，歌颂泰山，其实歌颂的主要就是共产党。说共产党来了以后，现在天地都变了，人和政通，所以引起民间许多冷嘲热讽。

同时，他研究的是印度文、古印度文字。这古印度文字、跟东南亚文字、中亚文字，与中国毫无关系，怎么可以变成“国学大师”？所以又在网上引起很多批评。

他也听到这些不大好听的话，有一次就公开宣布，第一，他不是“大师”，尤其不是“国学大师”。以为这样子就能平息闲话，可是事实上没有用。共产党官方已经把他封定为“大师”了，因为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好象德高望重的人来支持。

所以他的晚年完全变掉了，从最初这个抗议天安门屠杀，到后来歌功颂德。写书，他早已停止了。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后来反右啊种种，跟其他人一样，也不能怪他。总而言之，这个人也是一个读书人，也是读出相当成绩的人。可是因为政治上的反复，变成这样一个“大师”，是很叫人啼笑皆非的。

另外一个任继愈先生，我个人也很熟，他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熊十力跟我的老师钱穆先生很熟，所以任继愈跟我也算是同门。我一九七八年到北京的时候，他那时侯是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他还特别到旅馆来看我。后来，到美国来，还在我家住过一阵子，我们有些私交。他当然也算是“大师”级的，年龄比季羡林小不了多少，这两位都是念书人，原本都应该还是不错的。可是任继愈也是很早就陷入权力、势力范围之内了。很早就变成毛很喜欢的一个私人顾问，常常让他去讲佛教。他早期也做了一些学问，他写过佛教史的论集，也是跟季羡林一样，都是早期的作品，到后来就没见到有什么新的工作了。这是环境使然。

这两位先生现在都已变成“大师”，也可以这样说。可是我们要看看古代的“大师”，远的不说，象清朝的戴震、钱大昕，更早一点的顾炎武，那才是真正的“大师”。到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有孙诒让、周里德等；再下来，章太炎（章炳麟），还有康有为，这些都是“大师”，那是真正的“大师”，是大家公认的。这些人跟政府的关系，都可以说并不是完全一面倒的，有时候支持政府，有时候反对政府，能说出话来，都是独立的、独立发言的，在社会上是非常有重量的。

再后一代，象胡适，也变成“大师”了，也是负国家重望，说出每一句话来，都受到重视。他批评政府也很严格，从大陆一直到台湾，都是如此。蒋介石一方面非常讨厌他，一方面又非常尊重他，不敢动他的手。

所以过去的“大师”至少可以发挥中国学术界对政府一种监督的力量，或者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正因为这种监督和批判力量，才长久地获得学术界的尊敬。而学术界也因为有这样的“大师”，也慢慢地得到一种应有的地位。

这个地位本来有它的尊严，学术界不是给政府歌功颂德的“歌德派”。一变成“歌德派”，学术界的人就马上看不起你。所以在过去，“歌德派”的人，绝不会成为“大师”。而在共产党之下，只有“歌德派”，才有成为“大师”的可能。换一句话说，学术界没有独立的力量，这是中国最近六十年来，最不幸的一件事情。

这个不幸的事情，当然跟它的政治制度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在共产党底下，不会让你跟党的基本的教义、或者基本的意识形态相抵制而存在。现在虽然不坚持马列主义这一套，可是还有一点是一定坚持的。就是一定要恭维现在的政府，说现在的执政党是伟大的、中国前途完全靠它这个党、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前途等等。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如此。包括科学界大师，象杨振宁也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师”，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有一点是跟过去绝对不同的。因为以前的“大师”是监督政府的，或者说是批判政府的。这种力量是独立的，政治领袖没办法在过去的时代制造出“大师”来，就是从前清朝的皇帝也造不出“大师”来。“大师”是社会上、从底下念书人心里头慢慢形成的，而且是长期形成的，不是短期、不是任何人捧得出来的。任何人捧、任何人吹、特别是政府方面一吹一捧，那就更糟糕。

所以这是所谓中国未来要担心的地方。如果社会不能制造独立的学术界、没有一个独立的是非标准，使得学术界、精神界出现人民、或是一般人所共同承认的一种“大师”、一种精神领袖的话，那最后就只有歌功颂德的人，就象写这个《泰山颂》的季羡林先生一样的“大师”了，季羡林先生也不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但就是没有一种硬骨头，能够跟政府相争，然后又是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激荡，就一切不顾了，说起话来毫无根据。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很大的危机。

不久之前，也就是六月中旬，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一条消息说，美国驻华使馆空气污染数据大受欢迎，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美国大使馆自己设立了一个空气监测站，并且每天发布空气污染的消息。后来发现呢，北京人对这个监测站发表的数字，很感兴趣，主要的原因是这个监测站的数字和北京官方的数字不大一样。比如说六月十八号这一天吧，中午时分，凡是在北京室外活动的人，都会觉得有些不对劲，天气暗淡到汽车大白天都要开灯。美国大使馆的空气监测站发表的数字是PM2.5，悬浮颗粒物水平达到五百，即美国环保标准的最高级，也就是危险级的程度。而北京环保部门在互联网上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六月十八号只是轻微污染。

北京人普遍感觉到在奥运之后，北京的空气品质直线下降。但是通过北京官方的数字，你看不到这种空气品质不断恶化的趋势。美国大使馆的监测数字大受欢迎，这使得美国人开始紧张起来。大使馆发言人谨慎地表示，美国使馆设立监测站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自己工作人员的健康，而且一个监测站的数据不能代表整个北京的空气质量。

但是《时代周刊》并没有象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那样紧张。《时代周刊》援引一位美国环境专家的话，说中国政府有意把一些空气质量监测站设在低污染地区、以及改变空气污染指标，把重点放在那些不太普遍、不太严重的污染物上。《时代周刊》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北京的蓝天数量正在迅速减少。随着这个城市进入炎热潮湿的夏季，以及沙尘暴不定期的来访，北京空气品质有可能会以惊人的速度恶化。

美国大使馆对每一位前往北京旅行的美国游客发布健康警告，说北京空气严重污染，在前往北京旅行之前，建议咨询自己的家庭医生。

美国《时代周刊》还直言不讳地指出，近几天，北京环保局公布的二十四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在一百五十左右，被称为轻微污染。然而任何人到外面的街道走走，就会立刻体会到，事情远比官方的数字来得糟糕。

这篇消息上网之后，引起了热烈的响应。绝大多数网民都给予正面的回应，对美国人提供真实数据表示感谢。但是有一位网友写道：“强烈抗议美国无理、粗暴地干涉我国内政。”这就引起了一系列有意思的跟贴。

一位网友写道：“外交部发言人哪里去了？”另一位网友说：“打倒他们！毕竟中国比美国强五倍呢！”有人说：“内政包括什么？是不是国土上面的所有现象都是内政？”有人问：“我们的人有没有在美国地盘上设立监测设施呢？”这意思大概是说在美国建立一个监测站，就扯平了。

有人说：“没事！当官的也还不是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黑天灰云之下？”有人回答他说：“太傻，太天真！官员会跟你一样吗？他们使用的可是新风系统了。中南海装的那套设备来源不清楚。国内远大也有出品，家用最便宜的型号，也是要两千以上的。官员怎么会跟平民一样？”

还有一位网友出谋划策说：“这个容易对付。把他们发布信息的IP设置到滤坝里去，当黄色信息处理。当然还可以通知国内各愚民简信服务提供商，把它列入黑名单，直接针对它的一个跟贴室、借贴。”

让人联想起最近最搞笑的一件事，“我爱北京敏感词，敏感词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敏感词……哈哈哈，真搞笑。”我同意这最后一贴，整个事情实在是很魔幻、很搞笑。

新华社刊发时评文章，英明的指出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在群体性事件发作的时候，应该少用“不明真相”来形容之。文曰：不明真相是因为真相并不透明，为什么不能让真相透明呢？

透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走光。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很透明的请医生用手术刀把自己的胸部割开，走光的肺部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所有医院可以通过X光就能诊断出的职业病——尘肺，在专业的郑州新密的职业病防治所那里，这只能算是肺结核。另外一个事实是，如果没有这一刀，我们就不可能知道真相是什么。遮蔽这个真相，就会让很多藉着农民工血汗的工厂、机构活得心安理得。这是透明不得的。

杭州飙车案的主角被判刑三年，看上去法庭定罪的理由也算无可挑剔，只是出庭的人白胖且温然，让人觉得看守所是个好地方，满脸横肉进去、白面书生出来，然后大家就怀疑他们在演练“大变活人”。官方出来辟谣两次，但依然没有打消大家的疑虑。相反，新闻与当时庭审中吝啬的那一些影像资料都被搜索出来了，不知道是像素还是什么其他的缘故，当事人胳膊上的伤疤在官方嘴里是有的，而在录像上消失了。而当事人在出事之后并未被马上拘留，这个情况的真相在那里？

周三A股“跳水”，央行表态要继续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似乎是在托市之中。只是统计数字现在各个机构都不许发布了，一切以统计局的数据为准。谁能告诉我们，当前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到底是什么？有多少“被宽松”的资金进入到了本来并不想进入的领域？又有多大的可能性造成通货膨胀与泡沫？真相能被揭露么？

真相为什么不能透明？因为让大家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的话，在没有东窗事发的时候可以蒙混过关，在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可用来打击领头的“一小撮”而从理论上解脱大多数人，法不责众是金科玉律嘛。而谁能告诉我们“通钢”打死了民营企业派驻的总经理是怎么回事？我们只看了领导的关注与慰问。就连铁路公检法转制归于地方这件事，相关部门都以没有接到通知为由而拒绝回应，这之后的利益纠葛与背后运作的真相又在哪里？一篇综述里用了如许多的问号，我们因此证明还是在“不明真相”当中，而真相不会自己跳出来。

晨起除了看有关谭作人一案的新闻外，特别注意到前中共领导人万里最近的讲话《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这说明中共党内讲真话的人还没有死绝。一些退了休的中共高层老同志，如李锐、杜导正、谢韬、李慎之、胡绩伟等，他们“两头真” ——少年时代为理想，老来时讲真话，但自己在位时别说不堪，至少也没有想像那般光辉。这不是责备他们在位时没有勇气讲真话，纠偏政府工作中的失误，而是描述一个基本事实，他们在位时顾虑太多，而丧失了基本政治伦理。自然，万里也是如此。他在位时不敢讲真话，如今出来讲真话，我们依然欢迎。但他们之所以“两头真”，而在位时不敢讲真话，就是因为执政党没有基本的政治伦理，不仅党外打压民众不同意见，即便在党内也压制不同的声音。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执政党没有基本的政治伦理的欲加之罪，而这样的法律条款是典型的恶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前身是反革命罪。执政党不断折腾，他们视之为革命，你起来反对他们胡折腾，争取自己的权利，便视为反革命。而此种罪名之恶之宽泛，使得所有的反对者屏息敛气，收声自闭。即便你什么也不做，只要执政党看你不顺眼，也有可能用此罪名将你判刑，我所看到的过去许多荒谬的历史材料中可以清晰地证实这一点。九十年代，官方觉得反革命罪太老土，太具有政治杀气了，于是“与时俱进”出笼一个“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批评政府视为颠覆国家政权，其实就是把政府视为国家，把国家当一党一派的禁脔。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罪名从法理上很荒谬，从逻辑上很混乱。国家和政权（包括政府）完全是两个概念，国家永远不可能被自己的民众颠覆——国家被颠覆消亡，只在异族占领，完全消灭该国文化以后才能叫完全被颠覆，这种概率是不多的，这就是为什么明朝被满族征服后，不算是颠覆国家的因由——只是政权（政府）可被改易。宋朝把唐朝的残余五代十国给灭了，是不是颠覆国家呢？中共把国民党给消灭了，是不是颠覆国家呢？不是。那是朝代改易，只是血腥的朝代改易，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政府更替原则。现代文明政治的原则就是，政府是拿来颠覆的，比如美国就四年一次地合法颠覆政府，其他民主自由的国家也是大同小异。要言之，国家是铁打的营盘，政府是流水的兵；国家永远不会被自己人颠覆，而政府是拿来颠覆的。当然，最好的颠覆办法是民选，是和平更替，是选票决定政权，而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是血腥暴力。

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很多时候是官员假公济私，挟中央以令老百姓的报复性恶法工具。很多地方官员打压诸种言论，不是那言论在颠覆国家，而是那言论在影响他的官声和官位，因为那言论可能批评了他治下的腐败，以及民不聊生的情形。但地方官员害怕用一般性的因言治罪，于他本人官声不利，于是大手一挥，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来惩治那些敢说话、敢行善的人。我觉得除了刘晓波案可能是中央政府出来定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以外，其他被关进监狱的人，有许多都是因地方政府拉“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块大旗来作虎皮，用大罪名来让支持者和受惩者本人收声，让社会上不明真相的群众相信你们的诬枉之辞，以为他们真的在颠覆国家政权。封疆大吏、地方官员频频使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把杀手锏的目的正在于此。如果判错了，也是因为封疆大吏爱国家，而非什么私心所致。

其实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容易以公狭私，假公济私，在谭作人案中特别明显。其实官方真正打压谭作人的是，他反对彭州石化和调查死难学生名单，建立学生死难档案，因为这两件事涉及地方官员的政绩和利益，但地方官员他们害怕用这两件事来判罪，特别是判颠覆国家政权罪，于理于法不通，有民意上的压力。但他们用谭作人纪念六四和发表关于六四的言论，来打压他来判他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显得冠冕堂皇，成功绑架中央政府，因为六四是中央政府定的性，我地方政府只是执行规定。即便判错了，也不是我地方政府出于私心，而是出于为中央政府保社会稳定所致。这样一来，既可打压本地的反对者，掩盖自己所做的恶所犯的错，又可以不担当因压制本地声音而产生的罪责。

如果刘晓波、谭作人等说点真话，给政府提意见，都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的话，那么我弱弱地问一下中央政府，万里老同志《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这篇讲话是不是也犯了颠覆国家政权罪？按你们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恶法，那万里同志是难逃此厄的。如果万里同志一点事都没有，那么刘晓波和谭作人却要担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恶名，是不是你们坚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万里老同志这篇讲话，值得中共所有党员看看， 可以这样说，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一个执政党没有基本政治伦理所制定出的恶法，必须予以去除。

 

 

 （本文全部图片由原作者蔡淑芳提供给本站，转载请注明出处）

5.22坚持留守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体力过度透支，这阵子我无惧军管镇压，却担心自己体弱昏倒。连续几个日夜的紧张焦虑，我精神睏倦，呆滞恍惚，身心疲劳，痠痛无力，感觉身不由己，沉重迷茫，惶惑晕眩，别真的病倒啊！

实在没法安静休息，惦念着广场，决定再去通宵守夜。香港记者大夥儿出发，都从大门出饭店的，我习惯在西门爬过栏杆跳出去，想避过一些监视跟踪的耳目。在长安街找自行车，一青年肯停车载我，交谈过后才知道他并非学生，而是内地记者。

到广场，我们出示证件之后，经过几重纠察关卡，到位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广场总指挥部，听取透过喇叭发出的紧急呼籲：“若学生市民与解放军对峙，必须坚持和平非暴力，不还手、不反抗。我们并非一小撮，正义在人民的一边，北京没有发生动乱.同学们，切勿喊出过激口号，军兵不明真相，应避免发生误会。”

这时，“学运之声”的喇叭在嘈杂的背景声发出一段沙哑的宣布撤退的广播，吾尔开希代表北高联发言，建议广场学生撤退，因为形势严峻，戒严部队即将会到广场镇压，学运失败之后，学生领袖将会被捕，所以他希望同学们一起撤去使馆区静坐，保存实力。

撤退的消息十分震撼，广场同学鼓噪起来，议论纷纷。纪念碑东侧其他院校的广播台即时否定这项建议，高喊：“绝不撤退，绝不投降。”发言的同学说：“一定要坚持下去，有四百万的市民支持，绝不能撤。头可断，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休，假如我们撤到使馆区，只会给政府找到借口。”

有一位曾绝食七天的女学生说：“我刚才返回广场时，看到很多市民都起来行动，群众在街头演讲，北京老百姓会保护我们的。为了人民，为了国家，绝不能撤。假如我们撤到使馆区，就只能保护广场上静坐的人，但外面很多拦截军车的学生和市民可怎样？我们绝不能撤。”

广场一片混乱，吾尔开希个人仓卒的决定，涣散了全体留在广场上的同学的士气和斗志，北高联的代表立即透过“学运之声”的广播，声明有关撤或留问题尚未讨论，请各院校委派代表到纪念碑进行民主表决.后来，广播强调目前形势并不危急，请大家保持安定，不要争论。

北高联的常委王超华以坚定的声音发表讲话，平伏广场同学的情绪，她说北高联并没有作出撤退的决定，请大定保持安静和镇定。表决进行时，广播不断向在场同学解释，没有作过撤退的决定，刚才关於撤退的发言只是个人意见，不代表北高联，请保持安定。

听说，吾尔开希因过度激动，给抬走了。我对吾尔开希再度表现盲目的个人英雄主义感到非常失望。我直觉认为撤退是卑劣的行为，而且去使馆区静坐是极不理智的。军队未到，广场学生已匆忙撤退，势必出现更难掌握的混乱场面，说不定军队正好借机到来镇压，更何况使馆区比广场更加敏感，是受国际法保护的外交重点地方。舍广场公共空间而闯入外国使节禁区，是罪加一等的严重捣乱

行为。更何况，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已经守在前线，以身躯拦挡军车，怎么可能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已身处安全的大后方，竟为个人的安危而撤退，放弃集体的民主抗争运动，这说得通吗？

表决应该完了，见程真和马少方离开，程真看见我，流着泪的说，吾尔开希是对的。我叫她振作，要继续斗争，不要哭。她留了一个签名在我的笔记簿上面，告知军队会来，嘱我四时前一定要撤，不要留在广场。

她和马没多说话就离开了。广播继续呼籲同学要冷静，原地坐下，说军队不会进入广场，请大家不要慌张。之后，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更向广场上的同学和市民讲话，请大家注意，要安定、克制下来，任何事态若发展下来，造成混乱，就会有可能採取行动，强行戒严。他保证，如果大家能够镇静，保持良好秩序，部队是不会採取任何暴力行动。

附近来了些游行队伍，大喊：“不许进场，反对戒严”的口号。广播又叫大家保持安静，并请群众一起唱国际歌。接近四时半了，没有发生甚么危急事情，也没发现军队有任何异动。广场喇叭传出广场学生高喊的集体誓言：“我们宣誓，无论发生任何情况，我们誓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存亡。我们一定坚持到底，我们不会退缩.”然后广场全体同学又跟从学生领袖的带领齐喊口号：“为了祖国，为了明天，头可断，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休，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换取共和国更美好的明天。”

充满激情的宣誓把广场混乱不安的局面平伏过来，血气方刚的大学生抖擞精神，以激烈的鼓掌声，重振士气。有同学继续在广播中发言：“同学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现在我们的运动不仅仅是大学生，而是全市人民和全国人民的斗争。同学们、市民同胞们，让我们斗争到底罢.”

然后“学运之声”广播台又分别由女声及男声广播，宣读紧急关头的声明：“现在民运已经转折到紧急关头，我们会坚持斗争到底，与广大学生、广大市民共同献身：（一）大家要维持秩序，紧守岗位；（二）坚持斗争到底；（三）坚持不撤离广场。”

振奋人心的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市民代表也发言了：“我们全体市民与你们同在，我们与你们并肩作战到底，团结战斗，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胜利属於正义，胜利属於人民，人民万岁，民主万岁.”

最后王丹代表北高联发言：“同学们，我是王丹。我代表北高联宣佈，北高联是代表广大学生利益基础上的一个团体组织，任何人都不能以自己个人名义作出任何决定。北高联的决定是：今天我们绝不撤退，我们的信念是要坚持斗争到底，绝不退出广场，誓与市民共存亡。我们的宣言是：为了中国民主化进程，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我们以我们的热血和生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民主万岁，自由万岁.坚持斗争到底，绝不退出广场，誓与人民共存亡。”

天快亮了，军队没有入城闯进广场，当然也没来镇压学生。吾尔开希激动的宣佈撤退毁了他的声望。不过，这场运动，学生并没有把任何一个人视为领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思想，即使任何一个所谓的学生领袖，作出了明显错误的决定，全体同学都会清醒地指出错误所在，并集体商议和决策应该如何坚持下去。

这夜，狼没有来，又虚惊了一埸，很大的折腾后，又平安地度过广场上的这一个晚上，大家总算能够松一口气了。清晨，在绝食车上熟睡的学生，好像不知道晚上曾经有过激烈紧张的争论，散开的同学有些爬上车顶静坐，有些席地躺卧车底下面，在宁静安然的气氛中，有清洁工人到来清理垃圾，广场真的很髒，很臭。

晨光曦微，广场上、街道上的民众，完成守夜，纷纷回家休息了。我只能在早上睡几个小时，醒来又赶着外出工作。先到天安门广场，又见军用直昇机在上空盘旋，投发传单，呼籲学生尽快撤离广场，表示还有许多渠道跟学生对话。学生凑热闹涌上前抢传单，白色的单张在空中缓缓散落在广场上每一个角落。同学抢过来后拿开来看，看完就揉成一团，说：“没什么好话。”

我拿不到传单，看见有一张在绝食车的车顶上，请同学帮我取来，到手后也没好好看一遍，继续观察北京市面的情况.街道的围拦挂满横额布条，其中有一条是北京印染厂写的，标语句子是：“毛有子上前线，周无子拚命干，赵有子搞彩电，邓有子搞募捐，人民有子谁管？”

把传单带返北京饭店，打算先传真回报馆.在饭店门前看到曾载我去看军车的三轮车伕，他在等客，但又不接客。我上前跟他打个招呼，他像等到想要等的人，很高兴的对我说：“小姐，我想载你去看坦克。”

这些天来，很多三轮车伕都在车上挂一个牌，说明义载学生。学生很受市民支持，而记者也很受市民尊重。我们都被感动了，本来我早就有打算再去双井那边看军车动静，由於市面的出租车已经局部恢复正常服务，我原可找相熟的出租车司机载我去远一点的城郊，但看见车伕那么热心，又刻意等我，不好意思推却，向同事交代一声，买了些饮品，就随他的三轮车去了。

三轮车缓慢地在街上走，北京城在戒严时期交通瘫痪，粮食物资供应不足，听说抢购现象十分严重，尤其是盐、油、蜡烛、火柴等必需品。我叫车伕顺道看看市场有否抢购现象，经过一些大街小巷，发觉萧条两日的北京城，好像回复正常，商店开门营业，照旧有买卖，没有出现抢购。

在天桥底的墙壁上，市民贴上标语：“疲累战术，突然袭击”、“你们在写历史”等字句。

到双井，看不到有学生和军车，都撤走了，不知到哪儿去？路口有些拦路的公共汽车，学生们把车厢内，当成纠察队总部及宣传队的联络站。

问路人知否哪儿尚有军车？有路人说：“东高地还有，而且是坦克。”问他有多远，他说：“不远，一个小时可以到吧！”

车伕的年纪应该有五十岁了，我问他是否想去，怕他辛苦。他说：“小姐，你想去，我一定会送你去。你看过坦克没有，没看过，我就载你去看。”

北京市日间天气非常炎热，烈日当空，我坐在有篷的座位内，而车伕则无遮挡地任由太阳照晒，还耗力地踏车，看到他汗流浃背，渗透了衬衣。见他口渴了，给他汽水，他说不解渴的。他停在路旁，去附近商店，请店主人给他开水。

从双井到东高地，路程非常远，由城市去到绿油油的市郊，车伕带我到一间小店吃饺子。下车时，他叮嘱我不要说自己是从香港来，更不要说是记者，他说：“你口音一听就知道不是本地人，你说深圳来，去旅游逛逛，人家会相信的。”

小店的主人和客人都在谈论北京城出现军队的罕见现象，又说天安门广场还有很多学生，都捱坏身体了。小店主人没去看过学生，但很关心这件事。吃罢，车伕去问路，店主人说：“不远，很快就到。”走了半个小时，车伕又停下来问路，路人说：“前面就是，没多远.”又半个小时，我坐在车上也疲倦和辛苦得睡着了。太阳好猛烈，车伕费力地踏车，说：“怎么会不远，却还是未到？”

大概两个多小时过去，又经过绿油油的田野，才到达一个小镇，问了很多路人才找到这个有坦克的地方。

我拿起相机就想拍照，那么辛苦才到，一定要多拍几张。有同学来阻止我，我给他们看记者证，他们带我去见队长，说可以拍，我就随心所欲到处拍，拍的时候尽量避免对着同学的正面，怕给充公后，被极权政府拿着图片认人对证，抓捕这些学生。

是的，我没有这种採访经验，脑海浮现的是电影《布拉格之恋》（改编自昆德拉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的某几个镜头片段。苏军压境，坦克走进街巷，女主角和途人所拍的照片被官员用作认人，多怕人啊！虽然戒严之后，我算是小心谨慎多了，但谁知道官员会否真的来抓人，说我违反戒严令，把照片拿走？虽然中外记者都不会错过这次难得的北京採访机会，不会放过任何场面和镜头.在极权政府一日没正式採取严厉措施之前，我们都敢於放胆报导，无畏惧地追踪寻访，要把事实真相弄个清楚明白。

学生拉起布条挂在路边一辆辆的军车与军车之间，当作临时的帐篷，日夜守住，间或看过一队同学来到，另一队同学就撤走，原来他们採取了轮班制。同学们见我拿起相机想拍照，都举起胜利手势来，他们不怕被我摄进镜头，我便放心按下快门，他们说：“在这里守了三日三夜了，军队没什么动静.”

在东高地这里，军队的斗篷车约有十多部，装甲运兵车（我一直以为是坦克车）有四十部左右，我没有仔细地四处巡察，但见人们在街上如常的来来往往，在军车旁边穿穿插插的通报消息，有些蹲在地上跟学生们讨论民主运动抗争的进展，有些询问解放军部队最新的动向，他们对入城三天的戒严部队停驻於此地已见怪不怪了。

我走到装甲车前面探问这群学生，很佩服他们不眠不休围困军车，不屈不挠献身勇挡坦克，想起吾尔开希说要撤离广场，而这些同学在通讯设备极差，后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只知坚持而不思后退，他们的精神确是可嘉可敬。

同学知道我是记者，完全没有戒心地与我坦诚交谈，我坐在他们中间，才知道他们正与一名年青的解放军聊天，这解放军有点害羞，对我微笑并表示不介意我加入。

我问他们知不知道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他们说，消息传得很慢，他们不太清楚。我告诉他们，天安门广场里面的同学每晚都很焦虑紧张，怕大军会来镇压，昨晚有同学作出了撤退的决定，后来北高联表决过后，清晨前全体学生宣誓绝不撤退，坚守广场，誓与人民共存亡。同学听罢，说：“广场同学不能撤，广场是斗争的象徵，是最后的防线，必须坚持到底才有希望。”他还拜託我，传话

给广场同学们知道，他们在这里堵军车的人，一定不会让军车和坦克进城，一定会在这里守住，坦克先要压过他们，才可以前进，他们绝不会让军队佔据广场。

我真的很佩服他们，也爱上这群孩子，他们才是真正勇者。哪怕要他们牺牲，他们也在所不计，比起广场上说要撤退的人伟大，为保卫广场挺身而出，面对危难自愿无条件地为国捐躯.

坐在旁边的解放军没有说话，很沈默。我问学生，解放军了解你们吗？学生说：“解放军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好，现在他们都不怕跟我们交谈，有说有笑，他们本来对学运真相不了解，慢慢解释清楚后，得到他们信任，还告诉我们，在五月十六日接到上级命令要调派进京，没有说明将要执行什么任务。换句话说，政府早已部署要派军队来对付我们，但五月十八日，李鹏还虚伪地与学生对话，

多卑鄙啊！政府根本没有诚意跟学生解决问题.“

我问旁边的解放军，假如上级发佈命令，要来对付学生，会执行任务杀害这些学生吗？那解放军说：“我们上级没有说过要对付学生，我们也不会用枪口对着学生和人民的。”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心话，有良心的也不会不讲道理对付这些善良的，没有搞动乱的学生吧！事实上，《人民日报》也刊登了一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所发的《告北京市民书》，解释部队来北京是执行戒严任务，为维护首都治安，恢复正常秩序，决不是对付爱国学生的。此外还提到，执行戒严任务的部队会严守纪律，并已开展了“热爱首都，热爱首都人民，热爱青年学生”的教育。

在京期间，风声鹤唳，令人迷惑，军队若不是来对付学生，是来做什么？为什么要派二十万大军进城？还出动军用坦克呢！对付学生根本毋须派遣那么多解放军和坦克部队的。真的，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突如其来的首都戒严，迟迟还未动手的坦克压城，内里乾坤怎样才能搞清楚？

我离开东高地之前，还继续去拍坦克，见军人从车顶，从车的后门进出。我又偷偷拍了几个镜头，市民从门外窥望车内，对照起来很有趣。不过，车顶一名解放军见到我，喝令不许拍照，我马上收起照相机离开，那军人还在骂我，我快步走开，怕惹麻烦，幸好他没爬下车来抓我。车伕送我回饭店的路程似乎比去的时候短，可能因为我昏睡过来，没有知觉.直到入城，经过天安门的时候，才晓得已经接近傍晚。

这晚，在丰台发生过警民冲突的事件，我和阿冼在广场守夜的时候听到这则消息，那是大喊狼来了的第三夜，我觉得广场不会发生镇压和冲突事件，所以请阿冼陪我一起去丰台，了解一下前线学生怎样保卫广场？

我们截停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赶去，在六里桥仍然有军车，市民组织起来行动，一夫当关，振臂高呼，说丰台冲突还未结束，大夥儿便马上骑自行车赶去声援。抵达丰台西仓库，群众围住门口，学生坐在前面维持秩序，又有一批从卡车下来的学生纠察队前来协助声援，群众有些好奇观望，有些情绪十分激动，学生要声嘶力竭地叫大家后退，不要给学生帮倒忙，不要给政府有把柄，请大家合作，冷静下来。

很多学生在无扬音器的情况下喊唤着群众守秩序，嗓子喊得沙哑了，群众很听话，学生喊：“一、二，坐下”的时候，他们都乖乖的蹲着，避免制造事端。

市民说，看见有军车及部队驶进西仓库；另一市民说，受伤学生都在内面，学生代表现正与里面的军队谈判。又一市民说：“我们要来堵住军车，我们知道在西仓库里面地底有一条秘密通道，可以一直走到人民大会堂的，若不堵住他们，就会给他们突破市民拦阻的防线，从地道攻入天安门广场的了。”

由於场面混乱，很难确定冲突如何发生，事情经过是怎样的，所以我找一个学生来详细问清楚。那学生说：“冲突是在九时三十分左右发生的，那时有一大批群众跟军队对峙，学生夹在军队和群众之间，跪在地上不让群众前进，忽然间有一军官大喊：『打！』，士兵就往前冲.於是学生马上围起来，手拉手挡成路障，群众在后面往军队里扔石块，双方大打出手，军队除下了皮带，因为我们学生夹在冲突双方的中间，所以群众的石块打在我们身上，军队的皮带也打在我们身上。”

他又说，士兵大概有三百多人，群众也挺多的，有好几百人，学生也有一百多人。因为学生的宗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所以石块及皮带都落在他们身上时，很多同学都受伤了，有一位女同学的头被打破，一位男同学的眼被打伤，都给送去医院救治，然后有同学把士兵的头盔抢过来，好留证据。此时，学生实在支持不住了，群众都涌过来，官民双方又再互相冲击起来。

5.23

风起云涌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在北京期间，天气乾燥，日夜温差大，我是病倒，但没有卧床不起，最难受的是几天以来都咳得很厉害，胸口心肺都感觉很痛。阿冼来京援助我，带来的咳药水，药力很强，又有镇静安眠作用，可马上止咳了，但却手脚痠软，全身乏力。服用第一口时，没多久就头晕眼花，以为自己病重，差点休克昏迷；第二天再服，发现有同样反应，昏昏沉沉的，吓得我不敢再吃药，怕自己反应迟钝，出外会不支倒下，被迫卧床休养.

我坚持每晚都要到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这夜，我在广场碰到一个很可爱的青年学生，那时候气氛仍然紧张，狼来了的戒备还不能解除。我坐在纪念碑东北侧的矮栏上休息，这位青年穿白袍，自我介绍时说是医科大学的学生，他见我不停的咳嗽，很关切的上前问候，说要带我去救护站看医生。

这学生很开朗，笑容满面，我感激他的关怀，跟他去了救护站，医生说我应该要多些休息，睡多一点，吃中药才可以调理好身体.我对他说：“现在没时间休息，也不能够病倒呀！”他笑了，给我喉片及药片，我跟那学生就走了。

我们回到纪念碑静坐，谈天说地，他说喜欢香港一些歌星，很天真活泼的一个孩子，没跟我严肃地谈论学运.后来，我想他给我留个名字，他说不喜欢这一套，没有必要，又说自己常在这里，我可以找到他的。

他的另一位同学听我们交谈，对我说：“他是怪人。”我问：“他有甚么怪癖呀？”他阻止那同学说话，我笑他，他靦腆地容许那同学给我告状，原来是告诉我，他是绝食的同学，不过中途回家，吃了一顿饭之后，又跑回来决定做救护人员，但期间却一顿饭也没吃，他是又做救护工作，又绝食的学生。

我问他为甚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来绝食时觉得很有意思，后来觉得广场乱得一塌糊涂，像你们记者不准入进广场採访，我觉得不应该嘛！所以我退出，回家了，吃了一顿饭后，觉得很对不起绝食的同学，心里内疚，要惩罚自己，所以回来工作赎罪，也觉得可以继续绝食。”

我很怀念这穿白袍的医科学生，可惜他不肯给我留下联络办法，也许他是对的，广场上到处都有这纯真的希望和情谊，留下美好印象，何须记下名字？

天开始亮的时候，我才回饭店休息。快抵达北京饭店时，有一少妇在街边叫踏上归途的市民不要回家，说危机没过，学生还需要保护.政府在学生最衰弱的时候才会进侵，这是常理，市民比学生还焦急，怕回家休息了，政府才出动军队。

经街妇这般劝喻，有些踏自行车的会掉头回去。那时候忽然间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灯被关掉了，遇上突如其来不寻常的漆黑暗夜，我心里忽然生了一阵莫名恐惧，於是也赶紧返回广场，后来才知道天亮前街灯熄灭是正常例行的。

毛像被泼污后刮起风沙骤雨

睡了一个早上，下午才去天安门广场。各地来京声援的同学越来越多，市民自发组织的游行队伍仍集结在长安街上逡巡。

在天安门城楼下，人声鼎沸，像发生了甚么骚乱事件，大家都凑过去看热闹.我挤进人群中，只见有群学生手拉手开路一直向前行，中间有几个同学合力捉住一个人，押他向前行。

我随即拍了一张照片，想攀过栏杆看清楚一点，怎料一辆木板车驶过，把我夹在栏杆和木板车之门，我爬越栏杆时，板车夹住我的脚踭，痛得我大叫，也吓得那木板车伕连忙扶我坐在板车上休息，频说对不起。

知道他不是有意，只怪自己倒霉，休息了一会才一拐一拐地走，实在很痛，但也不能怪车伕的，围观的市民都好奇想知道到底这里发生了甚么事，秩序无法控制，我不想在人堆中再添混乱，迳直往广场去採访和追查刚才被抓走的人的情况.

在绝食车附近碰到一些同学，说刚才抓到三个便衣，装扮跟学生模样，头带红布条，衣服都有签名的，现在已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去查问。

我赶去纪念碑时，见学生把这三个便衣围住，向记者展示他们的身份证和工作证，其中一人是湖南《浏阳日报》记者喻东岳，他们被学生审问时，说他们是十九日到达北京，认为应号召全国总动员来参与运动，又说是自己决定来此，对自己所干的负责，喜欢带他们往哪儿就哪儿。其后，知情的同学说，这三人用鸡蛋、墨水投掷和泼向城楼上的毛像，被体育学院的纠察队员在现场发现，把他们捉住，押来纪念碑总指挥部调查，现在还未明他们的具体动机何在。这三人后来被转送往公安局。

同学猜疑这三人是便衣公安，别有用心地去进行破坏及挑衅，制造动乱因素，为了表明这事并非学生和市民指示的，在城楼下面5月23日喻东岳向毛像泼墨后，被学生误作破坏者逮住。后无辜被重判，狱中遭受虐待同学马上挂起“这不是学生、人民干的”白布横额.

其实便衣公安混进学生堆中，真是轻而易举.这时，很多外省同学到京，广场的纪律已经越来越松懈，同学的作战状态亦渐渐消失。

在纪念碑的第三层上，有位新华社记者对我透露，已有便衣警察混进新华社，打算在报社实行军管。我不认识这位记者，但是他很想告诉我实情，他们连向外间通电话也不方便，因为全都有偷听。

我再去城楼看过究竟，长安街上游行队伍络绎不绝，我抄了几句市民高举的横额标语，例如：“公审李鹏”、“四海翻腾唤民主，五洲震荡除李鹏.”、“消灭法西斯，自由属於人民”、“现在到底谁怕谁？”、“抗议戒严，要求民主”、“李鹏──人民将审判你”、“要求人大罢免李鹏”、“反对暴政”等下午三时许，为了再睹毛像如何给涂污，我走到城楼下，拿起傻瓜机照了两张，立刻给在场维持秩序的同学阻止，他说：“这个不好照，人民不喜欢.”

刚想离开，就发现有官方人员利用云梯，与城楼上的工作人员配合，把一块绿色的帆布挂在毛像上，我偷拍了一两张，明知会拍得不好，但总感到这很不寻常，尤其是官方人员的迅速反应，和人民的反常情结，对毛像好像很有感情。

一位外国人士不理会群众的喝止，站在高处连拍了好几张照片，马上给群众揪住及企图殴打，还有人说要拆菲林，幸好有学生在场，协助调解后才得以脱身。群众的一般反应是感到干这等事是有辱国家和党的象徵，毛泽东是神圣不可侵犯和玷污的，他无上权威的幽灵还影响着中国。一个学生对我叹息地说：“无论是人民、学生和群众，都绝不希望有此等乱事发生，尤其是怕有藉口给政府抓把柄。”

激进的行为艺术不受欢迎

我记起早前访问赵少若，他很遗憾五四那天没干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他认为应该像打倒孔家店般把毛像栽下来，他曾说，崇拜过毛泽东，但现代中国不需要权威，而是需要民主，这些封建残余物必须打倒，才能唤醒人民。

我不知道泼墨一事，赵少若是否有份参与，但我却感到这三人不一定是便衣公安，他们可能真的只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表现出一种对抗权威的姿态，企图唤醒人民。很明显，现在的群众不理解、不接受这一套，群众在清醒和盲目之间徘徊游移。更令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当毛像被帆布全部覆盖之后，北京城随即由晴转阴，并忽然间刮起大风沙，广场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气氛，像天谴般出现一片万马齐瘖的现象。好像有人暗中作法，呼风唤雨的把京城变得乌天黑地，并由沙尘暴转为降下滂沱大雨，人们纷纷找地方躲避风沙和暴雨，这是毛泽东显灵还是恶魔在作弄人？

难道毛像真的是挑衅不得？老天爷真的认为中国人注定要在毛泽东幽灵的威严下甘作顺民？奇怪的巧合，竟把人引导到可笑的因果关系的迷信观念中，我只希望这三人不会有事，赵少若别牵连在内。

几日后，我碰到赵少若，他告诉我认识这三名泼鸡蛋墨汁在毛像上的人，也曾劝他们不要这样做，他们不听。但是赵少若却又想出另外有一件可以大干一番的事可以做。他说，要把邓少平、李鹏、杨尚昆的人头像用油漆画在长安街上。我问他有何用意？他说：“让经过的车辆辗过他们，让游行的队伍践踏他们，挺有意思啊！”我听他这主意，感到大乐。这时候，民主女神像刚完成，快要运来广场，若加添这别出心裁的邓李杨人头倒地的画像，实在叫人兴奋.

赵少若的宏愿没有实现，原因是没有经费，也极有可能是因为怕触怒三名高层领导人，根本没人会支持他。也幸好他没干这事，否则的话，下场跟那涂污毛像的三人一样，肯定会被判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那三人（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在八九年的八月中被法院判决罪名成立，分别为终身监禁，十多二十年的监禁徒刑，多重的判罪啊！他们果真是触怒了天庭么？一幅无生命的毛像，竟

因为泼墨宣泄情绪，胆敢向神权挑战，便落得有这惨澹的牢狱之灾，丧失了起码的自由和人权。这真是一个没有天理的国家，叫活在这国家里的人民怎么能活？刚刚苏醒的公民意识，刚刚萌芽的民主种子，总是很快就被扼杀和摧毁！

香港传来李鹏下台的消息

二十三日傍晚，经历广场刚刮过的一阵急风骤雨之后，回饭店听说从香港报馆得来的消息，说官方高层召开重大会议，又传中共中央政治局已接纳李鹏辞职。听到这传闻，我们在北京通宵捱更工作的同事无不感到错愕。本来李鹏辞职是喜讯，但这不是常理推测可以接受的，更何况这几天盛传赵紫阳辞职和遭到软禁，从种种迹象显示，赵失势是更为可信的。

其实，只要简单分析，再看表面迹象来判断，这场高层权力斗争应该是李鹏稳坐其位，赵紫阳地位不保。据我观察，赵紫阳在十九日清晨看望绝食学生时流泪，而李鹏晚间发表强硬的党政军讲话，两人的态度明显有别.赵紫阳缺席高层会议，而且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北京此间已盛传赵被迫下台。

晚上，我们报馆同事汇报北京的见闻，又向内地记者打探消息，归纳所得比较准确的讯息绝非李鹏下台的大喜讯，而是确定赵紫阳失势，他被指反党及搞分裂，我们要核实的消息是赵紫阳遭到罢免的正式官方通告，却没想到会来自香港传来李鹏下台的谣传。

另一方面，我们同事去城郊视察军车佈防时，发现军队只是后撤，而并非撤退，而且在南苑机场还发现有很多新增的部队乘坐民航飞机抵达北京，这是不可思议的。北京城完全未脱离危机，如果李鹏下台，固然是大家所盼望的，但是却显然内有古怪，至低限度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尽管我们都希望能成事实。

那晚最先向外发佈这消息的是香港商业电台，查问商台在京记者有关李鹏下台的消息可信性有多大，因为报馆想发号外，要我们速报新闻，又说其他报社也赶紧印发号外，想大做文章。商台记者说，这则新闻是香港收到消息后，由在北京採访的记者报播出街的，据知从香港获得的消息来源十分可靠。

我知道箇中的内里乾坤后，更觉得消息不可靠。之前已跟报馆总编理论，希望他们不要陷害在北京仍执行採访工作的记者，若乱发消息，会失信於读者，也失信於北京学生和市民。我强调，若要发这则消息，必须说明消息来源的出处，引自商台或其他报社都可，千万别说这是来自北京的某某记者採访报导。

我想，我不能不据理力争，在无法求证李鹏下台消息是否真确的情况下，我再三向报馆说明我们採访工作的难处，高层消息很难获得，而且谣言、传闻太多，必须要小心处理。

外省学生成为广场新血

连日来，外省赴京的学生为数相当多，广场上绝食的同学及北京高校同学都已逐渐返回校园，广场扬起来自外省高校的旗帜，同时他们像注入新血活化了广场这学运心脏.外地赴京学生组成了自治联合会，简称“外高联”。据一位外高联的代表说，至五月二十三日，外高联已有一百九十多所外地高校赴京学生参加这次学运，有二十所高校今日赶到，将会陆续还有更多学生会到北京来。

这位外高联代表又说，外省新闻封锁厉害，戒严期间，外省学生们完全没有北京消息，而北京亦不知道外省发生甚么事，即如武汉曾经发放过催泪瓦斯镇压学生，很多人都不知道。

关於撤离广场，他说，同学们都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辩，有认为应该撤，因为已经戒严三天了，拖下去不是办法，市民都疲累了。现在北京市交通瘫痪，是政府不准开工及出车，牛奶、报纸、粮食等被切断，老百姓和人民开始有怨言。除非现在政府採取行动镇压，市民肯定是会支持学生，但若单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要声援广场的学生已不容易了，更何况现在已经涉及政治斗争。他又说，主张及坚持不撤的认为应该把运动向全国推进及发展，可是现在停止了绝食，各地新闻被严格封锁，运动的蔓延有阻滞，要向其他省市推动民运，只能坚守北京天安门广场这中心命脉.

其实，学生在戒严第二天已打算撤退，凯旋地离开广场并返回北京校园，好让各省市赴京同学各自回家，把运动的火种撒向全国，这样做才有意义.当时大部份同学表示应该作出撤退的准备，撤离后的广场只剩下院校大旗及营幕，学生可以保留实力轮班制紧守广场这个重要阵地。

他慨叹吾尔开希急於宣布撤退的时候太过冲动，不够冷静，没法让群众理智思考和讨论，一下子把广场秩序弄乱了，他已经第九次入院了。

6.2 – 6.3解放军进城

一九八九年六月二日至三日

按：六月二日下午，侯德建、刘晓波、周舵、高新四君子在纪念碑前开始七十二小时绝食行动，发表《6.2绝食宣言》，批评政府处理这次学运犯了连串错误，李鹏应引咎辞职。同时，亦批评学生财务混乱、物资浪费、有夺权意识.六月二日晚至六月三日，我的记忆空白，从笔记簿抄来一些有关军队进城的资料：“前门口有二百名持枪军人，人民大会堂有二万人，南池子有一千人，新华门有几百，永定门及机场附近有一百辆军车，四周都有军人，从地下通道进来，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地铁站都有发现部队和军警。”回港后，我向香港律师所作的证词，隐约补白这段记忆。

六月二日晚，从广播台听到有军车撞死三个人。我没有去到现场，我去了珠市口，我在三个不同的地点，三个不同的时间，见到好几队便衣，十七、八岁的军人，他们在徒步跑，他们流着汗，神色颇为慌张。市民一发现他们便围着他们，他们的目的是往天安门，但士兵们不能前进，便坐在商店门口。

六月三日早上，我向东行，然后围着北京城游一周，在建国门看见有堵军车，及在市郊见到空的军车。我再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及与北高联的同学倾谈。获悉新华门及六部口有冲突，我在傍晚四时左右到六部口，见到几部被毁烂的汽车，有人走上汽车找残余物，地下有玻璃碎及砖头，汽车包括小型巴士。之后我到新华门，沿途也见到破坏了的车辆，曾在新华门的学生已经离去，现场很多

人，很乱.一群同学围在军队前面维持秩序，有些人在游说新华门外的军队。

坐车回天安门，到人民大会堂西面，车行不动，我下车徒步前进.下午五时许，到人民大会堂西面，发现好几千解放军，坐满路，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及路边坐了很多市民及学生，围着坐在路上的军人。我站在人民大会堂西面的一条巷观察军人。军人没什么表情也没恶意。我见到一个学生用棍拿着血衣，出示给解放军看，说解放军打学生，解放军没反应，市民唱国际歌，部份军队也唱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群众也喊“李鹏下台”，当时见到外围在骚乱，我跟着市民去人民大会堂大闸门口，听说是军人向外掷石，企图挑起事端。下午六时左右，我到达人民大会堂大闸西门口，沿途我看见有些市民向人民大会堂内掷石头，过了一段时间，我离开人民大会堂回北京饭店写稿。

──摘自《六四见証──四十八名目击証人的报告》页486

“六四见証”编辑委员会，一九九零年六月

●透过赵紫阳回忆录，可见李鹏有预谋地以四二六社论激化矛盾，发动一场推翻赵紫阳的政变。

赵紫阳回忆录《改革历程》出版以后，海内外评论如潮。有的人从中看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新思路，有的人看到他晚年反思的人格升华，而在我看来，这本历史资料中有关六四事件的一个要害问题，是本书的最大亮点.

这个要害，就是“四二六”社论。今年六四二十周年的讨论中，香港的《明报》专门就“四二六”社论的问题组织了文章，但是我认为外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还是不够。事实上，我认为“四二六”社论是整个六四事件的最大的关键点.学生运动为什么会不断升级到全民政治运动？中共决策高层内部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分歧？以至於最后为什么当局採取了那样血腥的处理方式来对付抗议者？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离不开“四二六”社论。

四二六社论发表令人莫名其妙

作为一个当事人，我至今对於“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感到莫名其妙。整个八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学潮发生，一般来讲，在学生大规模上街之后，如果当局没有採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学生的行动自然会逐渐平缓。毕竟在八十年代的北京下，学生与当局的关系，在当时，还没有到很对立的地步。所以到了四月廿二日数万名学生佔领天安门广场，参加了胡耀邦追悼会之后，我按照以往的经验猜测，这一次学潮基本已经结束，因为我当时已经在思考的，就是怎样延续这次学潮的成果的问题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四月廿三日到廿五日，北京并没有学潮继续扩大的蹟象。然后，突然就出来了“四二六”社论。而且，“四二六”社论的措辞之严厉，立场之保守，是十年来没有见过的，完全是“文革”语言，这是最令我吃惊的地方。整个社会，对“四二六”社论的反应，只有“惊讶”两个字可以形容。众所周知，四月廿二日的学生的行动，秩序是十分良好的，也是与天安门广场管理当局取得了协议的，这种情况下，突然给学生扣上“动乱”的帽子，说学生悼念胡耀邦是要把中国引上动荡的深渊，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含血喷人，导致的结果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把学生推到政府的对立面上去。

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开宗明义就提出：“四二六社论激化了矛盾”。这一点外界早有认识.但是，是谁策划了“四二六”社论？是谁背着赵紫阳搞这样的政治动作？而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过去外界一般把矛头都指向北京市委李锡铭、陈希同一帮人。但是赵紫阳的回忆告诉我们，在李锡铭，陈希同的背后，更加高级的黑手就是李鹏.

李鹏以四二六社论绑架邓小平

赵紫阳回忆说：“（四月十九日）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听取他们的汇报。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四月廿五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四月廿六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可见，“四二六”社论的基调的始作俑者是北京市委一批人，但是真正把这个基调上升到《人民日报》社论的高度，通过怂恿邓小平讲话的方式把这个基调定位对学生运动的政治定性的始作俑者和真正的决策者，却是李鹏.也只有作为代理总书记职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有权力作这样的政治动作。李鹏强推“四二六”社论，就是为了在政治上绑架邓小平，让他在立场不能后退。

更值得注意的是，赵紫阳的回忆录第一次披露出一个以前外界不知道的事，那就是邓小平对“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是不满的。尽管“四二六”社论依据的是邓小平对李鹏、陈希同等人的谈话的要点，但是根据赵紫阳的回忆：“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月十七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显然，政治经验丰富的邓小平，这次也被表面听话忠实的李鹏摆了一道，真正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还是要承担起全部的责任。难怪邓家的孩子对李鹏一直很不谅解。这里就可以继续推理下去：以李鹏的胆识，怎么可能居然不经邓小平的同意，擅自扩大传达邓的讲话呢？他难道不怕邓事后追究他吗？是什么使得他有恃无恐，居然敢摆邓小平一道呢？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保守派预谋推翻赵紫阳

八九年的时候在中南海工作的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吴稼祥若干年前就曾经写过文章，指是中共内部的保守派推李鹏出面，用“四二六”社论作为激化事态的手段，目的就是给赵紫阳制造麻烦，以便推翻他的总书记职务，最终目的是停止改革。换言之，当时的中共内部有一些人，显然想利用这次学生运动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而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学生果然一下子就被激怒了，四月廿七日就发生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学生游行。

学生与政府完全站到了对立的立场上。这时候偷笑的，应当就是李鹏和党内的保守派了。他们通过“四二六”社论，既挑动了学生的情绪，又挟持邓小平站到强硬立场，是成功的“一石二鸟”之计。

可以说，六四事件本来就是一场由李鹏等人发动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而最后以血腥代价取得成功的政变，而“四二六”社论就是这场政变的信号弹。

（王丹：一九八九年北京学生领袖、曾两次被捕判刑，九八年流亡美国，二○○八年获哈佛大学博士。）

有关新疆的历史，最早的记载来源於中国史书。即照此一面之词，新疆要到清朝乾隆才真正归於中国版图。而且自清以降中国政府在新疆一直是铁腕军事统治，造成多次屠杀惨案。

维吾尔是中国一个主要少数民族，但真诚地与他们交心，聆听他们的声音的，在我们这个大汉族的圈子中，王力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了。他为之坐过牢、并差点丧命的新疆考察报导《我的西域，你的东土》让我们看到维吾尔民族较真实的内心世界，亦让人看到汉维两个民族之间的鸿沟之深。就如本书的书名所揭示，对中国西部这片广袤的土地，中亚民族几千多年世代居住的家园的历史，汉维两个民族的认知也是有天渊之别的。

被中国史书最先称为西域的现中国新疆，有关其历史的最早记载，主要是中国的史籍，如《汉书》、《后汉书》等，因此中国人对西域的认识基本上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记载，这也构成今天大汉族主义者的「新疆自古以来就属於中国」的历史依据。

不过即或只以中国史书的一面之词，如果实事求是，不以中国传统的君临天下观作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解释，也很难认定现今中国历史教科书所谓「新疆自古以来属於中国」的论断，毕竟古人写历史，即或有大汉民族的偏见，也根本不可能考虑到千年之后的子孙立场，笔者辛苦查阅了好几天的历史资料，觉得有关新疆一些基本历史事实还是很清楚的。

现今中国的新疆地区在清代之前漫长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曾被中国政权统治的时间其实很短暂，仅两个朝代而已，加起来一共两百来年，而且是否为有效统治仍然值得商榷。

西汉唐朝时的西域

第一个时段为中国西汉时代。在汉武帝以大军攻破西域楼兰、车师、大宛三个西域国家后，於公元前六○年在今新疆天山南麓的轮台县设西域都护府，总理西域事务，并在高昌故城和楼兰驻军屯守。从地图上看，这三个地方只是西域通往西亚的丝绸之路天山南麓段的孤零军事据点，据中共《中国新疆历史与现状》编委会资料，三处驻军估计约四千兵卒。西汉帝国以如此军力要在广袤的西域地区维持长期的统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可能是以一种点线军事佔领作威慑之势，以换取西域数十小国家的臣服，目的是在北方强敌匈奴与汉帝国之间建立缓冲地带，并保障中国商旅前往西域的丝绸之路畅通。严格来讲，西域诸国与西汉帝国应该只是一种藩属国关系而已。在这种关系中的西域是否也算属於中国？

此藩属关系到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西域都护府撤销而告终，前后不到一百年。尔后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只是去搞符合东汉王朝利益的合纵连横外交，根本说不上对西域的统治。

西汉末以后又过了六百年，到公元六五七年，唐帝国击败控制西域（唐称碛西）西突厥汗国后，在天山南麓的库车建立安西都护府并驻重兵，并於今和田、喀什、焉耆三处屯守驻防，总称为安西四镇。随后又在公元七○二年在天山北麓建北庭都护府。这是所谓中国统治西域的第二个时段。看谭其骧编制的唐时版图，唐朝的势力范围可达帕米尔高原以西直到波斯。唐朝对西域的控制约一百四十年，到安史之乱后结束。唐对原西域各王国实行的是羁摩政策，即在西域表面行唐朝行政制，封各国以唐官名，实际是完全的统而不治。各国原国王部落首领权力皆世袭，并保有独立军队，除朝贡，并不向唐帝国缴税，其内政亦不受唐帝国干涉，这仍仅是一种藩属朝贡关系，只是比西汉多了些门面功夫。

当时进入新疆的汉人主要是在军事据点区域的戍边屯田，因为新疆离中原太遥远，只能靠自我生产来提供给养。总的来说，除在靠近甘肃的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的高昌国有明显的汉化现象，如政制仿中原政制，在广袤的西域其他地区，汉人一直未形成真正具规模的根本土的移民社会，所以即或在唐朝所谓完全控制西域的时代，唐人王维诗句仍说「西出阳关无故人」。

维吾尔民族居新疆已上千年

阳关现於甘肃敦煌城西七十公里处，是汉唐时中国进入西域的边关。当时商旅要去西域，需在朝廷设在阳关的都护府申请出国护照「关牒」，才得出关。可见汉人文化圈在阳关就止步了，而阳关离现今新疆边界还有一段路程。

即或有少数戍边屯田於西域军事据点的汉人及后裔留在西域，最后也在漫长的岁月中消融於西域中亚民族中。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焉耆回族自治县共有八十六万回族人。史载其祖先是十三世纪蒙古军西征中国时从中亚西亚带回来的兵卒和工匠，以及清代从内地移民新疆的回族，但估计也有唐代时戍边屯田的汉人血统，因为此两处当时皆是唐代军屯重镇。

一九四九年中共进新疆时，全疆人口四百万，汉人约佔百分之五比例，维人佔百分之七十五。历史学家认为百分之五的汉人主要是清代以后迁入，定居历史最早不过两百年。

新疆最古老民族被认为是主要居於南疆的欧罗巴人种的土着居民。这些南疆民族后来被移民而来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同化融合，现在仅存的只有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人口为四万。

其次古老的均为讲突厥语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乌兹别克的突厥民族，其定居新疆至少一千二百年以上，并佔现新疆总人口一半，维吾尔八百八十二万（中共官方承认维吾尔是新疆世代居住的主体民族。）哈萨克一百二十一万。至於人口所佔比例很少的鍚伯族、达斡尔族及满族，皆是清朝时随清军从东北进入新疆驻防而定居下来。天山北麓邻接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还有一个蒙古自治州和一个自治县，总人口十六万，是十三世纪随成吉思汗西征而留下来的蒙古人。

东土耳其斯坦公认是地理区域

这次新疆七五暴力事件，西亚国家土耳其反应最激烈，举国声援新疆维吾尔人，因为他们都是突厥族人，有血缘之亲。现公认为，土耳其人是西域古帝国西突厥后裔，西突厥被唐帝国灭亡后其一部份在公元十一世纪西移到小亚细亚，先后建立塞尔柱帝国、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崩解之后，一九二三年建土耳其共和国。

在中国史书中，维族人最初起源於居住於漠北蒙古草原的狄人，后狄人北迁到现贝加尔湖与叶尼塞河之间，又称为赦勒、高车、铁勒。在西突厥被唐灭后，铁勒人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一个幅员广阔，其疆域与后来蒙古汗国相当的回纥汗国。九世纪回纥汗国崩溃后部份族人逐渐西迁到新疆，有部份更翻过帕米尔高原来到今日中亚突厥国家。

维吾尔人与土耳其同为突厥种族，今天几乎已是定论，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在一八九三年成功解读出公元六世纪铁勒人的碑文。发现这是一种古代突厥文，铁勒人自称Turk 或Turuk，即突厥人之意，而汉文的翟、狄、丁零、狄历、铁勒都是这两个突厥词的音译。回纥也是突厥语Uighur唐代的音译，即团结、同盟之意，现译为维吾尔。

对於西方地理学家，所谓土耳其斯坦或曰突厥斯坦（两词为Turkestan的不同音译），是指中亚突厥民族聚居的地区。这是一个地理区域，现包括中亚突厥五国（土库曼、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阿塞拜疆），土耳其、俄属土耳其斯坦（鞑靼共和国等突厥民族居住地区）、阿富汗土耳其斯坦，以及被中国称为新疆的东土耳其斯坦。因为中国新疆位於此地理区域的东部，故名东土耳其斯坦。此区域的突厥各民族可互通语言，不需翻译。东土耳其斯坦与唐朝灭掉的古代突厥汗国是两回事。突厥汗国疆域东至辽海，西达海，南自蒙古大草原，北到贝加尔湖，后分为东西两部份，先后被唐朝所灭。中共将新疆中亚民族的东土耳其斯坦运动翻译为东突厥斯坦运动，可能是要坚持中国历史记载的传统，但却产生了某种混淆，网上即有中国愤青指责道：古代东突厥不在中国新疆地区，东突厥斯坦运动的主张没有历史依据。

清朝以暴力征服统治新疆

中国近代统治新疆，是从一七四五年清乾隆派兆慧向天山之北的准噶尔蒙古发动战争，以野蛮的种族灭绝方式获得新疆的统治权开始。此时离唐朝失去对西域的控制已有一千年之久。对准噶尔一战现佔据中国影视舞台被吹捧为英明伟大帝王的乾隆皇帝是个杀人魔王，亲下手谕，命令前线将领对准噶尔人「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彻底剿灭，永绝根株」。清军展开惨绝人性大屠杀，杀得「数千里内，遂无一人」，五十万人的准噶尔国家被彻底从地球上抹掉。乾隆将这片新吞佔的土地命名为「新疆」。

然后清政府在新疆重兵佈防，驻军达一万九千人，驻军之多，全国仅次於北京和东北，可见清朝是以残暴的军事征服方式统治西域。

清朝同治年间，因太平天国之乱，清廷一度对新疆失守，只剩下几个军事据点，一八八一年左宗棠以洋人枪炮收复新疆失地。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左宗棠此人是个种族屠夫，最恶名昭着的是以种族灭绝方式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屠杀陕甘回民近三百万，仅陕西一省一百八十万回民，杀得只剩三万人。当时的童谣唱道，「杀得十村九村烟，血水成河骨成山。回军损失几十万，见回不留血洗完。」

中国民族主义者一贯罔顾中国传统政治十分黑暗血腥的历史事实，却大讲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是和平仁爱，但在这位死后溢为文襄的典型的着名儒家知识份子政客身上，和平仁爱无从说起，残忍血腥倒是多多有余。

西汉征西域灭楼兰、车师、大宛三国本是一场侵略战争，人家国破家亡，但在唐人王昌龄的眼中却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情壮志。今天中共统治者以民族主义立国，以大一统作为意识形态，所有对中国拓疆扩土有功的人都成了民族英雄，而不论他们是如何的血腥残暴，一律予以歌颂，其屠戮暴行也就被淡化了，甚至被说成是统一中国必要之恶。作家柏杨读清史乾隆血洗准噶尔民族之惨烈愤而写了篇历史小说《塔什干屠城》，取材於唐朝名将高仙芝征西域血洗石国（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唐时属西域）的历史惨案，对中国人发出诅咒，实际是寄寓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历史种种反人道行为作出反思，不要再沉迷於甚么天朝上国的虚妄价值中。

中国是东土运动的始作俑者

清廷亡，以暴力统治少数民族国家的传统在中国仍延续不绝。民国时代，新疆先后为三位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统治，採用铁腕手段治疆，不断激起新疆人民的起义反抗，而中国军阀都一律以血腥镇压。盛世才更被冠以屠夫之名。在民国时代的少数民族起义，其中两次是宣佈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独立运动，即今东土运动的滥觞。

第一次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新疆喀什喀尔宣佈成立的伊斯兰共和国，次年被回族军阀马仲英镇压摧毁。第二次是苏联策划，中共支持参与的所谓「三区革命」，由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发动起义，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后因斯大林改变政策，与国民政府达成和议，取消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之名，但以三区建成一个分离的三区临时政府，与国民政府一直对峙到中共上台。中共执政后三区军队改编成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第五军团。参与三区革命曾任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的维族中共党员赛福鼎后长期任新疆自治区政府和新疆军区领导人。另一位参加三区革命的维族人包尔汉是共产国际特工，但一直以非共身份活动，一九四九年一月任国民政府新疆省主席，九月起义通电宣佈新疆和平解放，后任中共高职。因为后来中苏失和，参加三区革命的中共人员先后被捕，有的则逃亡到苏联。

现在被中共视为极反动的东土其斯坦分裂运动，中共实际是始作俑者，而且还是真正在外国（苏联）策划煽动下分裂自己的国家。证诸今日中共的言行，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中共治新疆，沿袭清朝铁腕军事统治政策。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铁血将军王震率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疆，成为新疆最高军政统治者。进疆途中，凡遭武力抵抗，王震即大开杀戒，每一解放军被杀，即杀十倍的维族人以报复，有村庄窝藏叛军或不交出袭击解放军的疑犯，王震军队以大炮轰村进行屠杀。王震在新疆推行极左铁腕政策，杀了数以十万计少数民族，造成五十万人逃离中国。王力雄的《我的西域，你的东土》引维族异议知识份子资料说，王震杀害了六万维族知识份子和宗教人士。王震因杀人凶狠，新疆人民竟以王震之名来吓唬小孩。一九五四年王震在新疆建立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仿汉唐清帝国屯垦戍边制度，为殖民主义行为，是今天新疆民族骚乱不绝的原因之一。

概述之，即按中国史载，所谓新疆自古以来即属中国是无论如何说不通的。如按凡我们中国人佔领过的土地即属中国的奇怪逻辑，则被日本人佔领过的台湾和东北乃至抗战时被日佔的半个中国都应该属於日本。此结论中国人能接受吗？

况且在王权时代，帝王将相武力佔领一个地区即宣佈拥有其主权，是那个时代的丛林法则，但在当今人民主权的普世价值举世公认的时代，土地的主权自然应归於在该土地上世代繁衍生息的在地住民，只有住民才有权决定其土地的归属及选择其在此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因此新疆的前途命运也只能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来决定，不必扯上一千年两千年前的甚么唐皇汉武。

但不论新疆前途如何，新疆是统还是独，过去的历史是决不能为现实的利益所扭曲的。

中国已经进入多事之秋，边疆地区的冲突正在蔓延，而内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让地方党政官员焦头烂额。作为一个执政60年的政党，为什么会陷入如此窘境？当前党政官员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沟通。因为没有沟通，所以缺乏信任；因为没有沟通，所以积累矛盾；因为没有沟通，所以缺乏成效；因为没有沟通，所以失去了执政的基础。

其实，在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不乏关于沟通的规定。无论是常态化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政府举行的座谈会、听证会，都是为了加强沟通，确保执政的科学性。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执政者取得政权之后，从农村走向城市，他们丢掉了在田间地头和农民促膝交谈的良好传统，也忘记了扩大民意基础的重要性。党政机关森严壁垒；外出视察前呼后拥。就连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下乡调研，都有大量的地方干部陪同。这是一个早已脱离了群众的封建王朝，也是一个逐渐走向腐朽和没落的权贵朝廷。

在这个政权体制内部，建立了层层叠叠的官僚等级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官大一级压死人，各个衙门里端坐着无所事事的官僚，他们的吃喝拉撒全部由纳税人提供。如果他们想要伸展筋骨，出外考察，那么地方官员必然会兴师动众。在这个官僚体制的内部，个别官员试图接近群众，可是他们非但得不到体制内部的认可，而且也得不到群众的认同。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他们的每一次亲民，都会给地方带来更多的灾难，比如个别被高官宠幸的居民，会强占国家和他人的资源。

当年“马锡五”在陕北高原可以盘腿坐在农民的炕头审理案件，如今这种“不专业”的审理方式，早已被程序严密的司法诉讼所取代。这是进步吧，但随之而来的是，乡民要想打官司，必须不辞辛苦地长途跋涉进入城中，诉讼对于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痛苦而又漫长的历程。这样的司法专业化，没带来效率，带来的却是司法的神秘化，许多法官只有在法庭上才和当事人见面，他们用当事人听不懂的术语，解决当事人之间的争端，最终的结果是原告被告都莫名其妙。

进入网络时代，执政者仿佛找到了与公众沟通的捷径。最高当局鼓励官员上网，在网上倾听民众的呼声。于是乎，大大小小的官员坐在办公室，沉溺在互联网，试图通过互联网与公众沟通。或许他们不知道，和他们进行网络交流的多是匿名者或不谙世事的未成年人；或许他们根本不清楚，他们以这种方式征求民众的意见，恰恰被少数当事人所利用，他们借助于互联网的虚拟性，不断制造一个又一个热点事件，从而使执政者忽视了绝大多数民众，在网络媒体的操控下疲于奔命。

可怜的执政者，仿佛已经年老体衰，双目失明。他们要么不愿意走出家门与群众沟通；要么根本无法走出家门。更糟糕的是，在干部的提拔和任用方面，为了表示倾听民众的意见，组织部门设计了公示环节，希望以信息公开唤起民众的支持。可是，由于候选人是由组织部门决定，而所有征集到的意见并不需要反馈给公众，结果这种半开半闭半推半就的沟通方式，非但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使公众对干部的任用冷嘲热讽。民众认为这样提拔干部，不是尊重民意，而是公开强奸民意，执政者将所谓“公众意见”当作强行个人旨意的挡箭牌，他们通过制度化操作愚弄百姓。

现在中国有了政府发言人制度，每当出现群体性事件或者突发事件，政府发言人总是会煞有介事地站出来，宣读官方准备的材料。有时候政府发言人也会邀请若干官员解释政府的立场或红头文件。但是，这种半导体式的沟通方式，让人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政府发布信息的目的，不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而是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所以，每次政府发布新闻之后，总是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

人们感到奇怪的是，一个靠发动群众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政党，为什么在和群众沟通方面出现了如此大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善于制造群众运动、不断进行阶级斗争的执政团队，在执政60年后却越来越不敢面对公众？按照马克思所构想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现公有制，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源的分配，政府官员必须时刻生活在群众之中。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明确规定，人民代表的工资不得高于普通劳动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害怕执政者脱离群众，以权谋私，损害公众的利益。可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制，豢养了大大小小的官僚，他们只进不出，从而使整个官僚体制越来越膨胀。为了平衡执政党内部利益，最高当局不得不默许或者纵容官员以各种手段掠夺财富——以分赃体制保持执政党的内部稳定（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官员的基本工资都不高，但是他们的公务消费却名列世界前茅）。

可怜的普通民众，面对官员们的深宅大院和壁垒森严的政府办公楼，不得不强忍泪水，把牙齿吞到肚子里去。从表面上看，整个社会秩序井然；但从深层次来分析，人们就会发现，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昭示如此执政的执政党已彻底腐烂。最高当局试图通过一系列的修修补补苟延残喘，但事实证明，一旦失了民心，即使再精妙的算计，也无法再取信于民。如果中国实现民主大选，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目前的执政党一败涂地。中国执政当局似乎面临两难：如果加快民主改革的步伐，那么必然会失去政权；如果原地踏步，将会积累更多的民怨。

世界上历史优秀的政党，往往是那些具有开放性、不断吐故纳新的政党，他们通过改变自己的党章，吸收新鲜的血液，与时俱进。而那些封闭的政党，虽然可以依仗强权继续执政，但内部早已腐化堕落，一旦出现强有力的政治竞争者，那么将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因为这些党的执政者脑满肠肥不思进取，他们的所谓改革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现在中国正进入历史的转折时期，民主作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早已写进了各种法律文件之中。但是在制度化操作的过程中，由于执政党始终不愿意面对公众，不落实宪法履行法律，所以中国的政治呈现出许多荒诞性。一方面执政者表示尊重公众，可是另一方面在官员任命中，却公开强奸民意。老百姓一次次地希望，又一次次地失望。

在这个周期性的政治恶性循环之中，执政者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他们的任何举措都会遭到冷嘲热讽。尽管媒体不敢鼓吹推翻政府，但是民众却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愿意看执政者的笑话。有一个笑话，说领导下乡视察，中途迷路，司机向路边的小贩问路，小贩故意将其引入死胡同。更令人深思的是，现在有些干部被杀害，不论原因，人们不谴责凶手，反以各种方式赞之为英雄。这说明了什么？民众已经将执政者作为了敌立面。孤立中，执政者面对波涛汹涌的愤怒，其各种政策非但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危急关头，他们反而会被民众推入汪洋大海。

过去执政者控制新闻媒体，总是宣扬形势大好，但现在新闻媒体也不得不改换腔调，需要经常报道些负面消息，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民众需要。在危机的漩涡中，有些官员指望以提高GDP收拢人心，殊不知他们是弄巧成拙，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加剧，民众产生了更多的怨愤。还有些官员说要吸收民众参与决策，实现还权于民，但这算什么还政于民？假如在半个世纪以前，这样做或许还有用，可是今天民众已不再相信权力者，他们会以各种方式进行抗争，直到真正实现人民主权。

中国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在公民，如果没有公民的广泛参与，那么任何改革的设计都可能是画饼充饥。中国需要尊重民众的权利，自下而上重新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当局乏善可陈。近年来，执政者实行了不少体制“改革”，比如行政减员、部委合并，但是这些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所谓减员增效的行政体制改革已为笑柄，一次次的行政机构合并，换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财政支出；一次次更换政府机关的招牌，结果却是官员更多，纳税人的负担更加沉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已经陷入到了“提着自己的头发向上爬”的荒谬中，每一次改革触及到执政者的切身利益总是戛然而止，每一次改革总会使既得利益者占有得更多。

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体制内个别执政者曾想改革，使中国走出绝境，但是他们最终失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只留下孤独的背影。而大多数官员看到了大势，他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利用经济变革时期出现的各种空子，千方百计地囤积财富、占有资源。甚至有些官员已经做好了溃败的准备，把自己的家人连同财富转移到国外，一旦有变，就像非洲那些被赶下台的政客一样到国外做寓公。可怜的是那些底层民众，他们除了以死抗争之外，几乎没有其它生存之道。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中，中国如一艘濒临崩溃的大船，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在相互拉扯之中，很可能会同时被淹没。

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景，所以我们希望执政者能后退一步，给民众以希望。当年英国约翰王曾经在充满杀机的温莎城堡接受贵族提出的条件，签署了《大宪章》；中国的执政者也应该在民怨沸腾的大背景下，重新选择自己的姿态，尊重民权，还政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