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盛雪  刘劭夫

纪念六四20周年的活动结束之后，胡平等海外民运朋友提出了“民运如何再出发”的问题，这确实是当今中国民主运动亟需厘清和解决的首要问题。许多朋友参与了讨论，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不无启迪。我们在这里就中国民主运动新形势提出一些思考，不揣简陋，就教于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化的朋友们，希望引起讨论，以期对中国民主化转型有所稗益。

一，30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

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是从1979年民主墻为发端的，至今整整30年。30年过去了，民主还是没有来到中国，是民主运动自身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还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太过复杂和残酷所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八九民主运动的高潮过去之后几年间，中国民主运动开始呈现式微和冷寂的状况；而中国的专制统治政权，反而以大国崛起的傲然，成为世界专制阵营的最强大的堡垒并蛮横地逞强于世界。

30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国的民主化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很多人甚至在中共的监狱里度过宝贵的生命。可是中国民主化的道路还是漫长不见尽头，这是为什么？难道中国真的是能够保持专制政体而独步全球？我们应该如何来认识30年的中国民主运动？

1，中共政权残暴无道

中国民主运动是在极为特殊和艰苦的环境下的政治启蒙运动。首先，中共倚仗它所垄断的国家资源，对一切危及它统治的所有隐蔽和公开的异议行为给以无情的封杀。中共镇压异己政治力量毫不手软，毫无人道，毫无底线，是全方位的，无所不用其极，古今中外少见。中共的政权是一个现代政治怪胎，它全面掌控、调动、利用全部国家机器、民间资源、社会公器，什么党、政、工、青、妇，什么军、警、宪、特，什么报纸、电视、电台，甚至网络，这一切都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维护中共的统治。因此，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人们不仅需要民主政治理想和坚韧不拔的信念，更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和牺牲精神。所有从中共监狱里出来的人，无不身心遍体鳞伤，备受摧残。中共这个草根出身的，靠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政治集团，执政60年以来，成功的封绝了曾产生毛泽东、刘少奇及一大批中共党魁的社会环境，甚至也封杀了曾产生鲁迅等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中共把人类统治术推上了极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试想，像在六四事件中这样动用大规模正规军，赤裸裸对平民的屠杀，除了中共，世界上还会有谁能干得出来？！

其次，中国的民主运动还受着两个传统的影响和腐蚀：第一个是几千年的皇权传统。皇权主义渗透在中国人的骨髓里，尤其是读书人，学得帝皇术，货与帝皇家，出将入相，封妻荫子是其人生理想；或者乱世辅佐奸雄，做开国功臣，成为不少读书人的人生选择。皇权思想对中国民运队伍的毒害，造成了民运反抗暴政的局限性。也造成民运山头林立，各事其主，许多人下意识就是一个山大王，都想“杀到东京，夺了鸟位”。第二个传统是共产文化的新传统。共产党的政治文化里的残酷斗争，阶级路线，打破道德底线，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等功利主义行为方式，毒害了每一个中国人，也自然侵蚀了中国民主运动队伍的机体。因此，尽管中国民主运动是一个需要拥有很高道义责任的政治运动，然而，从事民主政治运动的人们也不能幸免地在用共产党的思维方式，一遍遍演练着共产党的发展模式。

2，中国民运艰苦卓绝

正因为中国民主运动是在一个如此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所从事的艰苦卓绝的政治运动，因此，30年的坚持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就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功绩。回首中国民运所走过的30年历史，每一次面临国家的重大转折关头，无不是中国的民主力量站在时代前列，直面中共的专制统治。

七九民主墻时期，中国民主力量首先提出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时代最强音。当时在十分苦难的条件下，进行自毛泽东极权统治以来最为广泛的全民民主启蒙运动，使民主墻运动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发端。民主墻运动产生了中国一代民主活动家，其中许多人一直是中国民主运动的骨干。八六年的学潮，是在“清除精神污染”流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背景下波及全国的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当时的中国民主力量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以及王若望对民主启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使学潮成为直接的政治改革诉求，为八九学生运动做了铺垫。八九民主运动，更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民主运动。八九民运直接提出了政治制度的改革诉求，在一个多月的民主运动中，人心的背向大白于天下，人们享受到了难得的新闻舆论自由，中国离民主化转型只是一步之遥。在这场震惊世界民主运动中，学生作为运动的主体，代表着当时中国的朝气和未来。虽然八九民运被中共残酷镇压了，可是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将会长久地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

30年来，中国民主运动受到残酷的镇压，受到无情的驱逐流放，受到阴险的分化瓦解，受到刻毒的妖魔化，可是，中国民主运动大旗屹立不倒，民运队伍不散，对中共的压力不减，中国民主运动始终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的政治反对派而存在，并且引领中国民主化的前进，因此，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功绩必定会载入史册。

二，维权抗暴是民主运动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说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事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分野，应该不会有问题。在此之前，中国的社会关系基本上保持着毛泽东时代的格局，国家的性质名义上还是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工人和农民名义上还是国家的领导阶级；社会贫富差距小，除了共产党高层的特权阶层能够享受物质特权之外，社会处于全民皆贫的状态；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基本上是全民所有，也就是共产党官僚集团所有；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主要还是靠打江山的那一批工农出身的党政军头目以及在历次运动所冒升的积极分子，即所谓的工农干部；主流的意识形态在有限度的非毛化之后依然打着马列毛的旗号。

可以说，在六四屠杀之前，共产党人还残存一点理想主义，或者说还在寻找社会主义的道路。公开镇压之后，共产党迅速调整结构，使其执政基础改变了，组成了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合利益核心；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完全沦为社会边缘的弱势阶级，丧失了名义上的政治权利和基本的经济权利；六四20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权贵阶层，完成了对国家财富的瓜分，把全民所有制变为权贵家族私有制，中国的社会财富以惊人的速度高度集中，中国的阶级分化在20年里已经完成；中共抛弃了原教旨的马列主义和毛思想而改为更为实用的所谓邓思想和三个代表，或者持续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中共执政当局以民族主义作为凝聚民心的法宝；在执政指导思想上以维持中共政权为最高目的，不遗余力的维持稳定，中共统治集团已经蜕变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寄生利益集团，六四之后中国的法西斯化就是民族主义加独裁统治。

六四的镇压，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倒退。在八九民运时期全民的政治热情高涨，对国家前途给予极大期待，对民主转型有高度共识。而这一切都已不复存在了。血腥的镇压造成了恐惧效应，也极大的伤害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良知。20年来尽管经济高速发展，可是由于社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人民没有公平享有经济发展带了的成果。社会普遍缺乏公义和正义，阶级对立极为尖锐，社会矛盾极为严重。六四镇压带来中国的道德灾难、人权灾难和环境灾难是对中国现状最好的注脚。黑砖窑事件、豆腐渣工程和毒奶粉事件是当今中国社会的最准确的写照。

六四的屠杀是对中国社会的生气，民族的希望，人民的信念和理想的极大扼杀。六四造成了中国人文环境的极大退化，全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毫无诚信。六四20年过去了，中共依然还在坚持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依然对人民抱有深深的敌意，依然心存危机感。事实上，镇压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稳定，相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新一轮治乱循环的迹象。

2008年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和陇南事件，可以视作为中国社会发生激变先兆的标志性事件。前不久发生的邓玉娇刺官事件和石首骚乱，同样标志着中国民众的觉醒和反抗。

我们认为，所谓民主运动，就是人民自觉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是通过抗争改变不合理制度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中国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事件就是民主运动在中国社会条件下的新形式。因此，中国民众的维权抗暴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可能更富意义。

邓玉娇事件所引发的全社会的反响，尤其是人民通过互联网表达了对中共官僚集团的义愤和声讨，使官方在处理邓玉娇事件时不得不有所顾忌。互联网和短信等现代通讯科技的普及，已经打破了中共的舆论信息封锁和愚民政策，成为了人民表达意志，沟通民意，揭露中共的有力手段，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维权斗争的利器。

在民众的维权抗暴斗争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也跟全中国人民一样，开始走出六四镇压所遗留的恐惧，勇敢的参与了全民的维权抗暴斗争中。尤其是信奉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知识精英利用有限的舆论平台，直言时政，主持正义，抨击弊端，呼唤民主，这对引导启发民众的觉悟，鼓舞人民的维权抗暴行动，有着重大的意义。中国有良心的一批知识分子，正在开始集结，与民间维权抗暴力量相呼应。

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民主诉求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就是《零八宪章》的公布和在民间的广泛签署。这是20年来，中国国内民主力量作为一个政治力量公开向专制当局宣战的重要事件。《零八宪章》总结了人类宪政思想，总结了中国百年宪政道路，以理性和温和的话语，为民族贡献了一份伟大的政治文本。《零八宪章》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政治理论和宪政思想的成熟，《零八宪章》必定成为中国人民追求国家民主化的指引。

中共政府对《零八宪章》和签署人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恰恰说明了中共当局害怕民主，死保专制特权，拒绝和平民主转型的真相。他们也公开地再一次把自己陷入了一个以人民为敌，以民主为敌的境地。《零八宪章》好比是历史上的“公车上书”，中共所作所为，说明他们连晚清的西太后都不如，表明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环境倒退到了何等地步。

三，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调整

中国海外的民主运动的现状，常常叫人扼腕长叹。如何走出海外民运的困局，是许多民运人士多年来所殚精竭虑的课题。

1，适应国内新形势，海外民运作中国民运的配角。

国内风起云涌的维权抗暴斗争，是对中共独裁暴政的巨大冲击，动摇了中共独裁统治的政治基础，实质上已经是中国民主运动在当今中国社会条件下的形式。当今遍及全国的此起彼伏的全民维权抗暴斗争，是中国人民不堪忍受中共统治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奴役的伟大政治斗争。我们可以预见，国内的维权抗暴斗争，将会随着人民的普遍觉醒，成星火燎原之势，最终埋葬中共的独裁统治。

在这个意义上，海外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已经落后于国内的民主运动。如果说10多年前，海外民运保存着中国民主种子和薪火，还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旗帜和先导，还是在思想上引领和启蒙国内民运的话，那么这些年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人民的觉醒，尤其是近几年国内抗暴斗争烽火燎原，加上海外民运的分化和中共的隔绝，海外民运已经在完全落在了中国如火如荼的民主运动之后了。当今的海外民运不仅思想陈旧落伍，而且基本上没有行动能力，对国内的影响微乎其微。形势的发展已经使海外民运不能担当领导中国民运的历史重任，海外民运实际上已经边缘化，我们必须认清这个形势，摆正自身的位置，从中国民主化的中心舞台退到边缘，成为中国大陆民主化运动的配角。

2，海外民运应该有高度默契和整体协调能力

中国海外民运的联合有着失败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中国民主运动说到底就是一场以结束中共暴政，建立民主制度为目标的伟大政治斗争。现代政治斗争要能够最大限度的调动民众，要有能够依赖的能代表民众意愿和利益的党派或政治势力。在运动当中，个人的力量，只有通过组织化的形式才能发挥出来。中国的民主化斗争，更是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民主政党或民主力量群体来领导和对民众进行动员。海外民运之所以这些年来逐渐式微，民运队伍不断分裂有一定的责任。

中国民主力量在面对政治事件和非常局面时的高度默契和整体协调配合能力，是中国民主运动是否能够真正取得突破性成果的重要保障。中国国内人民维权抗暴的斗争，正在以迅猛的发展势头，冲击中共政权的基础。海外民运必须以一个统一的姿态，才能因应国内局势的发展，才能配合国内民主斗争并给以支援。

许多为中国民主化奋斗了几十年的朋友，至今还抱残守缺，不愿意以一个开放的胸襟来接纳跟自己理念相近的人，还坚持党同伐异。作为民主政治家，需要雅量和远见。承认失败和错误不仅不会失去什么反而会获得敬重和拥戴。我们民运最缺乏的是什么？不是人和钱，是每一个民运人士的操守和德行。所以，海外民主力量的高度默契和整体配合，不仅是民主政治斗争的历史任务所必需的，也是每一个民主人士的民主理想和信念所决定的。第三，默契和配合首先需要在最低纲领上达成共识，做到用一致的声音向中共喊话。各个团体和派别之间，要有协商的气氛和雅量，并有负责沟通和协调的能力和人才。海外民运的整体运作能力将为国内民运提供不同质量的后援。

3，海外民运必须做好国内民运的配角和后勤

既然海外民运的角色有所变化，成为国内民主运动的配角和后勤，那么我们具体做些什么呢？概言之，大约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人道救助。国内受到中共迫害的政治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海外进行道义和经济救助，这不仅帮助了那些受难的民主人士包括家属，坚定他们的信念和对他们的心灵抚慰，也是对其他反抗暴政的人们的鼓舞，这也是凝聚民主人心重要一环。海外的人道救助在加拿大、澳洲、美国加州等地都坚持了多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舆论支持。对于国内的维权抗暴斗争，对于国内的维权人士的事迹，我们海外给予充分的报道和声援，如此可以扩大影响，推波助澜，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共形成舆论压力。第三，海外游说。利用海外的优势，对所在国的政府进行游说，对救援国内民主人士，对世界认清中共的面目，加大对中共的压力，使中共肆虐有所顾忌，有着十分重要作用。第四，理论准备。身处民主国家的海外民运，亲身经历民主社会的生活，为将来中国民主转型提供借鉴的经验。

4，积极介入国内的民主运动——闯关和回归

海外民运对国内的形势发展不能束手无策和隔岸观火，我们必须具备行动能力。

最近吾尔开希闯关澳门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大胆尝试。首先显示了吾尔开希的个人胆魄和勇气，尽管闯关失败了，可是吾尔开希却获得了道义胜利。他叫中共十分尴尬，置中共于不义。所以，在一些敏感的时期，组织越多的人进行闯关，不仅可以展现海外民运的行动能力和民运人士的无畏精神，还可以吸引国际舆论的关注，引起新闻热点，更是给中共出了难题。闯关的人数越多，保险系数越大。如此多次闯关，必定会最终把中共流放民运人士的这道国门冲破。

海外民运人士有条件回归参与国内的民主运动，这是把海内外民运连成一气的初步做法。等到条件成熟，回归就成为一种组织行为，这个时候，海内外里应外合，共同造就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这方面台湾的民进党的经验值得借鉴。

杨建利的公民力量是一个好的做法，目前公民力量的发展模式正在功能演练和推展，包括在国内进行公民行。尽管目前受到一定阻力，可是锲而不舍的话，一定能打开缺口的。

利用互联网的现代科技，打破中国的封锁，也是海外民运必须下力气做的事情。为了纪念六四20周年所举办的全球网络会议，为联络国内民主力量做了有益的尝试。中共不遗余力的进行了破坏和干扰，会议还是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今后我们要经常召开与国内联网的网络会议，包括专题研讨会，这样，不仅可以加强跟国内民运人士的联系，而且可以统一思想和行动，形成常设机制的话，一旦形势变化，互联网可以号令天下。

在中国民主运动迎来30年之际，凡是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人，都应抱着对国家和民族负责任的态度和勇于思考的精神为民主运动，深刻反思，大胆建言。

（2009年7月2日）

今年是六四20周年，海外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六四的书籍。其中，赵紫阳的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正如杜导正先生在序言里说的那样：“二十年来，赵紫阳的访谈记，围绕赵紫阳谈六四的，谈改革开放的，谈中共成败前途的，境外出版了十几种。不过，现在这本依照赵紫阳谈话录音原原本本形成的书，无论在完整性方面，深刻性方面，特别是本人认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方面，无疑都是别的任何有关书籍所不可比拟的。”

和先前出版的赵紫阳谈话相比，这本《改革历程》讲出了不少新内容。这里我只提一件事。

在6月20日于纽约举行的赵紫阳录音回忆录《改革历程》研讨会上，八九民运知识界代表人物、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严家祺问：当赵紫阳的温和路线在政治局常委会遭受挫折时，他为什么不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呢？在当时，支持赵紫阳的中央委员明显占多数。如果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赵紫阳完全可能反败为胜。严家祺举到当年赫鲁晓夫的例子。1957年，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遭到保守派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人的突然袭击，被逼下台。赫鲁晓夫拒不接受，立即召开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利用中央委员中的多数，反倒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严家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诚然，在八九民运期间，赵紫阳先生宁肯下台，也不肯用武力镇压民众；宁肯被软禁到死，也不向强硬派低头认错。这是极其令人感动令人敬仰的。但是也一直有人批评赵紫阳做得还不够，为什么不像叶利钦那样跳上坦克车呢？在我们原来的印象中，自从颁布戒严令，赵紫阳就失去自由，就只是消极抵制而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了。然而，《改革历程》这本书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在《改革历程》这本书里，赵紫阳讲到：在5月17日邓小平家开了决定戒严的政治局常委会后，赵紫阳就被排除在高层决策之外，但是赵本人并没有放弃努力。在5月18日，赵紫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明确提出改变426社论的定性。在5月19日戒严令公布后，百万民众自发走上街头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并拦阻军车。据赵紫阳说，5月21日，乔石到赵紫阳处谈了这些情况。乔石说，不少人已经感到有点骑虎难下了。赵紫阳说，他“当时考虑，只有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由人大这个权力机关以民主与法制的形式，来扭转这种局面”。于是，赵紫阳找到了阎明复，谈了这个想法，并请阎明复转告杨尚昆，看是否可行。据赵紫阳说，在这之前，人大副委员长彭冲就已经找过赵紫阳谈话，说人大委员长万里在国外，他召开了人大副委员长会议，大家一致主张提前召开人大常委会；彭冲还专程到玉泉山找彭真，彭真也赞成。21日下午，胡启立到赵紫阳家，说人大常委要求万里提前回国的报告现在没有人批复，搁在那里。赵紫阳就让胡启立告诉彭冲，由人大党组直接发电报给万里，促万里提前回国。胡启立问赵紫阳，可不可以说已经你同意，赵紫阳说可以。随后赵紫阳又给吴学谦打电话让他设法把电报发出去（《改革历程》第52－53页）。

赵紫阳之所以想到通过人大解决问题，那不仅仅是因为人大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属于温和派。赵紫阳在《改革历程》里讲到：“5月3日我到万里家，同他谈了我对学潮的看法，还谈到现在一些领导人中，对学潮提出的问题所以反应过度，主要是长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下形成的思维方式，一种老的思维方式。现在时代变了，顺应民主与法制的潮流，应当改变这种思维方式。他对我的意见完全赞同。他还说，天津、北京的领导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对学潮的态度太软了。看来这是受了旧的思维方式影响，他主张要解决这些问题。在5月8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或是5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记不清了），他讲了一篇很好的意见，内容是要顺应世界民主潮流，正确对待学潮中学生提出的要求。所以他在召开的人大委员长会议上，完全支持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确定近期要召开人大常委会议，要把这些问题列入人大常委会议程。5月9日他又到我家，说他要出访加拿大和美国，本来出国前他要找邓直接谈一谈，但时间来不及了。他去加拿大和美国后，几次谈到北京的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万里在学潮问题上所采取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张开放民主，支持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不赞成。他曾对决策民主化问题做过专题讲话。在中央领导人中间，他是坚定支持改革的人物”（《改革历程》第41页）。如此说来，倘若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能够召开，六四屠杀就可以避免，八九民运的结局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上述谈话第一次透露了赵紫阳在戒严令颁布后做的大量努力。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519后，大批党政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发表声明乃至走上街头表示支持学生，恐怕也和赵紫阳的努力分不开。邓小平、李鹏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开成了，他们的镇压计划就流产了。所以，他们一方面软禁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一方面绑架征集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联署的曹思源、高瑜，并在六三之夜悍然血腥清场。由此可见，六四不只是屠杀，而且就是按照现行中国的宪法、法律及有关程序，六四也是一场地地道道的政变。

电视政论系列片《河殇》，是席卷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热”的集成、普及、顶点和终结，《河殇》最后导向了全民运动和80年代的光荣落幕。

维基百科上面的《河殇》条目说：“《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6集电视纪录片，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总撰稿人为苏晓康和王鲁湘，导演夏骏，但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为学者谢选骏。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河殇》分为6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无情剖析和嘲讽，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所谓“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是因为《河殇》倡导了“从黄河到蓝海”、“从黄河文明走向航海文明”，但是日本学者对此却评论说，《河殇》体现了深刻的“中华思想”，是中华民族企图再度崛起、走向世界中心的努力——这种矛盾的两极评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作为《河殇》的主要参与者，由我自己来谈论“《河殇》与1989风潮”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是由于今天的会议给予我“《河殇》与1989风潮”这个命题，我也就可以用更为客观的立场来谈论有关问题。此外，由于我个人在六四镇压以后的20年来，受到了各个方面的长期禁锢——因此反而有幸获得了意外的机会，得以在禁锢不用中，通过冷静的旁观，进行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思考和最为深入的研究。

现在，经过了20年的思考和研究，请允许我运用一个比较旁观的方式，那就是串联一些左中右各派人士的相关评论，多种维度地呈现一个“《河殇》与1989风潮”的主题。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传播更多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见解。

一、《河殇》激起了全国震撼

说《河殇》激起了全国性的震撼，并不过分，当时甚至连远离震中北京的广东，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据林傲松《<河殇>广州辩论记拾遗》说，六四惨剧的发生的前一年，政论片《河殇》在央视和各地方电视台热播，一时间，《河殇》就像一场思想风暴，几乎荡涤了全国每个角落，街头巷尾，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甚至他在广州茶楼里都见到喝茶的老人，都参与了议论。他从未见到过这样为普罗大众所热心关注的现象，大脑在那段时间也异常的兴奋，只要有时间就守着电视机旁搜寻《河殇》看《河殇》，思想随着《河殇》的画面和那极思辩的旁白解说，不停的思索，思想和心灵的震撼，促使他到处找人议论，现在回想起来也颇有意思。“和我一起讨论得最多的是共青团广东省委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的记者（未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不便使用真名），讨论间，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想到策划组织一次《河殇》广州大辩论。几番商议，我负责联络主办单位和赞助企业，他负责联系辩论队伍、辩论场地、新闻媒体等。分工既定，就各自走马灯一样在城市里奔跑。很快，得到了共青团广州市委的支持，答应出面做主办单位，同时又落实了赞助企业万宝冰箱公司，万宝冰箱还要求作为辩论的一方参加辩论。”

林傲松承认：《河殇》在当时的确促使全民对传统文化和政治现状进行反思，并且成为一年以后学潮和民运的思想号角。假如没有《河殇》，可能就没有六四后期的大规模的民众普遍参与。当局在镇压八九民运之后，展开对《河殇》的批判，原因不在于《河殇》否定传统文化，使人们去反思传统文化（因为中共一直就是否定传统文化的急先锋），主要的是《河殇》造成的思想冲击，使人们进一步怀疑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基础产生了动摇。在六四屠杀之后，当局对《河殇》进行批判和清算，林傲松本人也因参与组织《河殇》辩论，也成了被整肃的对象，不久就被迫离开了政府机关。

网人“瓦斯弹”的回忆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了《河殇》的冲击力量：“当年《河殇》很红，校团委和学生会组织播放了三次，场场爆满，看完后没人鼓掌，大家都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睡前的恳谈会也没人提起。《河殇》的立论太震撼了，说《河殇》是‘六四’的战前思想动员并不夸张。……‘长城，我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这句，很有冲击力。”

二、六四是最大的“河殇”

和薪《“六四”是最大的<河殇>》一文指出：人们怀念“激情如火的1980年代”，那好像一个黄金时期，因为那时的“文化热”有如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席卷大地，冲毁了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的思想壁垒，从而把启蒙的种子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在那个激情如火的岁月里，学者们中间流行以文化传统来解读中国现实，并力图从中找出一条中国的自我拯救之路。1980年代的“文化热”在1988年的一部风靡全球华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直到今天，《河殇》在许多人心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

和薪认为：六四印证《河殇》，《河殇》预言六四——1988年6月，《河殇》播出；1989年6月六四发生。六四与《河殇》之间正好相隔一年，这其中是否有着因果关系，或是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见仁见智，众口不一，但是有关的话题却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六四与《河殇》，像是一道永恒的伤口，搁在中国人的良心上。因为六四就是最大的“河殇”。六四印证了《河殇》所言不虚，而《河殇》则预见了中国社会的陷阱，六四的爆发不过是这个“黄河文明即将死亡”的总危机一个部分罢了。结果之一，就是《河殇》作者群体全被列入全国通缉的名单，或逃亡，或被捕，无一幸免。

三、《河殇》走出了延安精神

赵建国《历史真相：<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指出，面对九一一事件开启的“恐怖战争时代”，健忘的世人好像淡忘了冷战和苏联帝国的垮台那一段历史。其实这相当短视。由于中共政权的存在，冷战实际上没有彻底结束，搜集了国际共产主义残余势力如越南共、高丽共、古巴共之散兵游勇的中共政权，正企图结合苏共残余势力，先掌握住俄国，再徐图恢复，如破坏国际反恐战争，施展国际阴谋等。因为说到底，国际共产主义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种，支援国际恐怖主义，就是支援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因此，纪念“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死亡，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回顾是为了展望。知道了苏联所哺育的“延安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也就明白了延安精神所主导的中共改革，到底能走多远，到底能不能走出它自己挖掘的致命陷阱。

1989年在北京爆发的八九民运，虽然也有胡耀邦那样的中共体制内部的力量参与，但是六四屠城的血腥却警醒了东欧的人民，7月8月9月直到12月，1989年下半年，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共产党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应声倒地！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汇入了消除社会专制主义的世界洪流，它必将在消除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中，警醒世人。

赵建国认为，东欧和苏联极权统治的崩溃，是从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中开始的。而导致六四屠城的八九民运与一年之前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呐喊有关。《河殇》激发了整个中国争取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大屠杀事件”，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慨，冲倒了柏林墻，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无怪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要宣布，“《河殇》是1989年六四反革命暴乱的蓝图”。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对中国根本不像共产党所说的是什么“悲剧”。相反，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解除了中国民族的心腹大患。因为苏联帝国，实际上是满清、蒙古、突厥、鲜卑、匈奴、猃狁等草原内陆霸权的继承者，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渗透和征服，事实证明从头到尾给中国带来的是绵延一个世纪灾难，尽管这个灾难是红色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其版图和“蒙古汗国联营”，正好是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越南，但都无法进入西欧、日本、爪哇。

四、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墙

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的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着：《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1989），他在其中写道：1989年6月4日，他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几个小时以后的同一天，他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波兰发生的革命事件：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而一天之前在北京发生的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则摧毁了共产主义最后的神话。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最后证明，北京戒严以及随后发生的六四屠杀，对波兰选举结果，的确开创了欧洲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1989年6月27日，奥、匈外长洪恩和莫克剪破矗立于两国边界上的铁丝网，象征分裂的东、西欧展开统一之路。2009年6月27日匈牙利总统苏里翁表示：“6月27日是欧洲结束分裂的纪念日，我们绝对有理由齐聚一堂庆祝此日。剪断铁丝网是个直接的象征，让全世界了解，在欧洲的核心发生了这件大事。”事实上，那时铁幕已名存实亡、残破不堪，连小动物都不怕。当年的边界警察表示，为了找一段可让两国代表举行“破坏铁幕”仪式的完整铁丝网，官员可是煞费苦心，最后总算顺利拍下历史性的照片。

天安门屠杀5个月以后，达菲尔德目睹了柏林围墻的倒塌，而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警告欧洲人民不要重蹈覆辙。1989年10月初，达菲尔德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六四惨案元凶之一、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祥的征兆”。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模式”解决问题。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的屠杀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然而，六四的鲜血却唤醒了德国人的良心，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的示威。苏联也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11月9日，柏林围墙倒下，1990年两德正式统一。柏林墻倒塌10年后，达菲尔德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五、《河殇》显现了思想史意义

《河殇》不仅总结了中国经验，而且推动了历史的演进，这一点甚至连左棍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河殇》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河殇》是近年所谓‘文化反思’浪潮的一个恶性产品，也是近年流行的某些文化观念具有集大成意义的一部代表作；另一方面，《河殇》还是近年流行的一系列西方意识形态经过浓缩的一个拼凑。《河殇》产生影响的社会心理背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重大的思想困惑与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映现了改革开放环境下，许多人们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自卑于落后、希望一步到位即实现现代化的急躁心理。《河殇》是对中国文化价值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之所以值得重视，倒并非由于它多么有力；我认为恰恰相反，是由于这部作品那种公然和大胆地主张浅薄观点的勇气。”（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在《20年时间显现了<河殇>的思想史意义》一文中，左棍何新进一步分析说：“《河殇》的推出，加剧了普通知识群体趋向于怀疑主义思路，使原本鉴别能力和批判力较弱的普通知识群体对于《河殇》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也就是说，《河殇》确实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并因此在思想领域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从而使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使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面临瓦解的危险。加之它的推出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电视传媒形式，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由此引起的震荡，或许是当时的创作者和有关的审查部门所没有料到的。这一点，可从1989年的政治风波得到印证。而最初针对它的批判，只是来自于高层的权力和少数洞察力敏锐的知识分子。这场轩然大波表明，增强执政党对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洞察力和免疫力尤为重要。为此，执政党把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建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规划国家发展的‘八五’计划中，突出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被定为重点课题，而意识形态研究的课题成为重中之重。由此可以看出，执政党加强意识形态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与《河殇》的推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由左棍的上述批判，可以看出《河殇》20年以来对中国官方的文化政策甚至是对民间思想界所发生的深刻影响——《河殇》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动，但《河殇》的精神不死，融入了中国的社会演化进程。

六、《河殇》骂皇帝仍有现实意义

《河殇》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其超前性质的感召，不仅推动了1989风潮，而且对于后来兴起的“反动帝王戏”都有“反面作用”，这种“负负得正”、“否定之否定”的效果，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史式的《<河殇>骂皇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一文指出：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更早触及了“皇帝”问题：《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与斟酌才说出一段话：“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对电视面前的观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1988年当时的中国，正是邓小平罢免了胡耀邦、即将罢免赵紫阳、推行“垂帘听政”的黑暗时刻。

1994年2月，史式又在《人民政协报》上读到一篇反对皇帝戏的短评，印象深刻，他当时就想写文章响应一下。但转念一想，皇帝戏越拍越多，可能只是一时现象，反对的呼声多了，一定能够得到纠正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史式的意料。10多年来，皇帝戏不是逐渐降温，反而急剧升温。黄金时段，屏幕上几乎是皇帝戏一统天下。几乎一打开电视机，就听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看到皇帝脚下跪着的黑压压一片。由于编导的卖力，戏也逐渐升格，从故事、戏说升为历史、正剧，一部片子的投资从几百万升到几千万。一些有名的暴君，竟然被捧成盖世英雄。

史式认为：皇帝戏的泛滥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担负着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营养重任的屏幕应当得到净化，屏幕上的“皇帝热”应当降温，屏幕上的皇帝戏可以休矣！看来，“《河殇》骂皇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真正的先见之明；而更早触及了这个“政权问题”的《河殇》遭到邓小平等老人集团及其继承人等的秋后算账，更是说明皇帝的阴魂直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河殇》骂皇帝，不是海瑞骂皇帝那样批判某个皇帝，而是摧毁了整个皇帝神话、龙神崇拜、延安精神，难怪会激怒邓小平集团。

其实，延安精神的代表作《东方红》，就是一种皇帝神话和龙神崇拜，所谓“太阳”，正是古代暴君夏桀的自称。毛泽东是不学无术还是有心作恶？竟然自命为夏桀？

七、《河殇》的三象征与三本书

上面六个小标题，都是左中右各派集思广益的产物，并非我的一家之言。下面说几句我自己的话。

《河殇》批判了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象征：龙、黄河心理、长城保守精神。《河殇》的这些批判，其含义众说纷纭。但是这三个象征的批判，在当时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三个批判之间显然有个一脉相承的线索。这个线索在当时被认为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这是“骂祖宗”、“逃避对于中共现实政治的批判”。

由于这三个象征主要是我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走出黄河心理》等论着提出的，因此我自己的解释应该是最权威的。

我想说明的是：上述“骂祖宗”、“民族虚无主义的”、“逃避对于中共现实政治的批判”等等解释，都是误解。下面我逐一作出说明。

1、正如本文第六节所揭示的，《河殇》批判龙神崇拜，其实是在批判皇帝制度的影响、批判统治中国人意识的皇权思想。这一批判的现实意义，很快就在一年以后显示了出来：1988年《河殇》批判皇帝的非人性质，其实预言了邓小平在1989年进行的六四镇压是必然的。《河殇》骂皇帝，这是一个披翻逆鳞的动作，触怒中共是必然的。但是真理无法掩盖，史式先生后来继续了这个思路，发扬光大，写出了《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需要说明的是，皇帝既不是具有神秘性质的天子，也不是依据习惯法进行统治的王，而是依赖外来的暴力进行征服的强暴者。特别能代表皇帝这一特质的是秦、元、清等外来征服者的霸权，因此，正如批判龙神崇拜就是批判皇帝，批判皇帝就是批判霸道而非批判王道。

2、《河殇》批判“黄河心理”，其实是在揭露延安精神的危害：“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给中国造成了普遍野蛮化的后果。“黄河走向大海”是在隐喻：延安精神需要让位给蓝海精神，这指引了中国21世纪的出路所在。现在中国的当权集团，一边批判《河殇》思想，一边执行《河殇》战略，这是可耻的剽窃行为。这也再度证明：“黄河心理”，其实是一种灾民心理；延安精神，其实是一种暴君主义。对灾民心理和暴君主义的继续揭示，后来有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

3、《河殇》批判“长城保守精神”，是在提请大家注意《义勇军进行曲》具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做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贱民哲学。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我们汉人为什么这么贱？为什么倡导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任人宰割？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对付日本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西方人那样用战略去回击殖民侵略者？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商汤那样起来推翻夏桀的暴君统治？《河殇》意识到，中国只有突破长城的限制，才能进击世界。

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贱民哲学。贱民哲学就是轻视人命的哲学，贱民哲学让人屈服于龙、屈服于暴君、屈服于皇帝、屈服于长城。长城不仅会保护人，也会奴役人——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就是一个“《河殇》批判长城的事后证明”：是“钢铁长城”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贱民哲学不仅招致南京大屠杀，也招致天安门大屠杀。而前几年出版的《血酬定律》，探索的实际上也是“血肉长城”的“命价”问题，是六四的余波和对六四的反思。一个隐瞒天安门大屠杀的社会，没有资格纪念南京大屠杀：因为两个大屠杀的基础，都是轻视人命的贱民哲学。1989年中国政府所说的“牺牲20万人，维持20年的稳定”，不正是依据了1937年日本军阀“南京大屠杀”的同一逻辑吗？可惜到了2009年，20年的气数已经满了。现在，“维稳办”作为“维持会”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疑问。

最后，值得思考的一点是：在《河殇》批判的三个象征：龙、黄河心理、长城保守精神之间，有无共同之处？有无一脉相承的线索？

答案是“有”：那就是“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对龙、对黄河心理、对长城保守精神的批判，都可以从“批判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这个角度去观察。但这一线索在1988年撰写《河殇》时，是不能明说的，否则《河殇》就会被老人政治“扼杀在萌芽状态”、胎死腹中，所以《河殇》只能发出一声叹息：“文明衰落了！”

从公元前200年的秦始皇时代，到21世纪的军阀、僭主时代，导致文明衰落的要素，都是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而要结束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必先结束贱民哲学的统治，这就是《河殇》的意义所在。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2009年6月26日，7月4日修改，纽约）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Constitutional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The Democracy Wall——Tiananmen——Charter 08”上的发言稿。）

上周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最大赢家是奥巴马。奥巴马以人权问题的低调换取美国国家利益的策略，收获之大，超出许多人的意料。中国当局不仅将继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而且愿意在碳排放这个重大问题上，与美国进行实质性合作。这将非常有利於奥巴马克服国内的政治阻力，加快美国经济转型的步伐，同时，也有助於支持美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的领导地位。

看清楚奥巴马有求於中国的急切之心，中国当局一方面力排国内各种非议，在环境问题上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对中国的民间组织和知识分子在网上的舆论空间进行了空前力度的围剿。就在中美高官在华盛顿举杯相庆的时候，北京的国安警察把中国人权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许志永从家中带走，他创办的维权组织“公盟”也面临灭顶之灾。

2003年，农民工孙志刚被广州地方执法人员非法关押并殴打致死。许志永和其他几位法学者借这一事件引发的民愤，利用刚上台的胡温急需民意支持的政治形势，成功地推动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成就了中国当代民权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他创办的维权组织《公盟》，积极介入许多重大维权案件，包括“三鹿”毒奶粉受害婴儿的赔偿案。

《公盟》多年来得到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支持，胡锦涛访美曾在耶鲁发表演讲，国安部门对《公盟》不免投鼠忌器。但这一次，中共选择在华盛顿中美战略对话的时机，对许志永和《公盟》下了狠手，联系到此前不久对刘晓波正式逮捕，以及最近对知识分子最活跃的天益网进行封杀，北京当局向华盛顿和民主国家发出了强烈的政治信号。

这个信号就是，中国做什么让步都可以，唯独不能动摇帝王和臣民的主仆秩序，不能挑战主子随意处置奴才，特别是处置敢借洋人之势犯上作乱的奴才的权利。这才是中国不容挑战的最核心的利益。

凡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尤其是熟悉晚清历史的人，对这种思维都不会陌生。当然，自称共产党人的胡锦涛，还是逃不掉中国的文化宿命，走不出中国末世帝王的心态，实在令人感慨，耐人寻味。

中国的民权志士们自然会发问，奥巴马这样利用胡锦涛的末世帝王心态，放弃支持人权来换取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否有失道义原则？而那些一直认为西方和日本居心叵测，“亡我之心不死”的人，则对美国政客一反常态，霸气全无的新面孔，疑窦丛生，美国人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他们的甜言蜜语究竟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真正的事实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对中国这个偏执弱智的庞然大物，骂也不是，捧也不是，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戴秉国对美国人说，不要睡不着觉，中国并无对外扩张的传统。但问题是，中国有官逼民反的传统，有自相残杀的传统，有少数人争权夺利?不惜生灵涂炭的传统，有自己不怕死也不怕别人死的传统，因此，这个世界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国的强大，而是怕中国人老也长不大。

深陷合法性危机的中共政权，外强中干，百孔千疮。中国的竞争对手，当然不希望中国太强大，但他们现在真正害怕的是中国像二十世纪前叶那样，乱作一团。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大乱不仅是中国人的灾难，也是全世界的灾难。而胡锦涛的末世帝王心态，正在增加中国大乱的可能。末世帝王的典型表现，就是外不能御强敌，内不能修善治，除了陷害贤良，唯一的本事就是敷衍度日。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断用前朝末世的教训来警示胡锦涛。最新一篇是雪珥的“帝国末世的预言”（中国经营报7月27日）。文章告诉读者，大清劲敌?日本改革功臣伊藤博文遇刺前曾深为中国发生革命而忧虑，并准确地预言了革命爆发的时间。作者隐喻当今中国像当年大清一样，是一条“没有舵手的航船”。文章结尾是这样的︰“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清帝国这条‘泰坦尼克号’没有了舵手，冰山还有多远呢？”

●巫宁坤先生继《一滴泪》后，出版《孤琴》，以亲身经历生动描述上世纪中国知识份子苦难中的传统、道德及人格，感人而深沉。

●巫宁坤一九九四年六月，摄於日本横滨.

阅读这本书以前，巫宁坤先生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他问起我做的文革历史研究怎么样。我说，我尽力做，但总的来说是非常不够。於是我提起俄国人为他们的近期历史所做的工作。他们有一批高品质的历史书籍，即从《古拉格群岛》到被称为“第三代”作品的《古拉格历史》等书的撰写。他们有一批高品质的个人回忆录，其中包括斯大林时代的走红作家西蒙诺夫的回忆录，因对历史和自身做了比较深刻的反省而得到一定的好评.他们做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收集工作，其中包括把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七百九十六名政治迫害受难者的名字和简历做在光碟上，把莫斯科城的一万二千名受难者按照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列出而成为一份受难者地图.

《孤琴》由许多独立短篇组成

巫先生说话一贯诙谐风趣。记得一九九三年他在英文版《一滴泪》（A Single Tear）新书发佈会上提到，他是扬州人，那里出过“扬州八怪”（画家），他愿为“第九怪”。可是对我的以上说，他的反应却严肃得有点出乎我的预想。

他说，那是因为中国文人有和西方知识份子不同的传统.中国文人是“士大夫”，学而优则仕。换了皇帝，换了朝代，换了服装还照样做官。我的同代人中，有的人非常聪明，而且不但受过很好的传统中国教育，也有机会到西方着名大学留学，比我受到的教育远为完整系统，可是没有能在思想和学术方面真有建树，甚至“曲学阿世”，令人惋惜。

按照我的理解，他的这番话不仅仅是一个泛泛的观察，而且表明了他自己的价值追求。因而当我开始阅读《孤琴》的时候，我不但注意他写的人和事，也注意他怎么克服中国文人缺乏一以贯之的原则和追求真理不够认真的弱点.

和他的上一本书《一滴泪》中文版不同，《孤琴》由许多独立的短篇文章组成。《一滴泪》是自传，以时间和年龄为主线，记述他在五○年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回国到文革的生活，如何在一系列的政治迫害运动中经历了“坦白交待”“劳动教养”“斗争会”“牛棚”以至“插队落户”。《孤琴》则是他一生中的许多短故事。余英时先生在序言中形容说，《一滴泪》是经，《孤琴》是纬。这是很准确和有趣的形容。

《孤琴》中的文章，一部分是关於文学作品的，从中国的杜甫、沈从文到外国的惠特曼、费滋傑罗（《了不起的盖茨比》作者，巫把此书译成中文）等等，都有非常精彩的说明。他本人作为“右派分子”被抓进北京的半步桥监狱时，他带了一本杜甫诗选和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这两本书在他生命中的作用使得这两本书的文学意义得到空前的彰显.在缺少宗教传统的中国，文学的意义可能也应该超越文学在其他国家或文明中的作用。他的这些文学评论，实在值得学文学的大学生认真一读.我也真希望他们能够读到。

书中还有很多文章写了他的师辈和同辈学者。一个动人的故事是关於沈从文的。在西南联大，沈从文是老师，巫宁坤并没有上过他的课，只是在一九五○年代初拜访过他。七三年，沈从文先生给在安徽农村被“专政”的巫宁坤一家写去了分别长达六页和八页的信。那可是一个朋友家人都要互相“揭发”不敢说真心话的时代，一页日记和通信都可以被当作罪证判处死刑的时代啊。巫宁坤先生把信念给全家听，连十岁的小儿子都听哭了。

沈从文来信与〈燕京末日〉

这个故事无疑会帮助理解沈从文的作品，也展示了人在苦难中的崇高情谊.我也喜欢巫宁坤先生讲述师友的笔调.他显然挑选了他喜爱的人，但写的绝不是一般性的名人轶事，而像是在和他所描写的人物一起认真地探索怎样做人与治学，怎样保持自己精神世界的整合。所以他的讚扬因不是应景之论而感人，他的批评因充满了同情和谅解而深沉。在对他人的追忆中，也看得到作者的智慧和境界。

书中最有分量的文章，要数〈燕京末日〉一篇。而作序的余英时先生也追忆了他的燕京时代，正好补上了巫宁坤到达之前的那段描述空白。燕京大学在五二年被取消，校园归了北京大学.然而“末日”的意思并不仅仅在此。他们共同写出了人怎样被迫害（仅仅燕京大学的五名英文教授中，五七年，三名男教授全部划成“右派分子”，两名女教授的丈夫也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两名女教授一人“自杀”，一人精神失常。两名男教授和两名女教授的丈夫都被迫害致死），也写出了人的道德怎么被改变（学生揭发老师，老师揭发校长），写出了学术风气怎么被改变，也写出了即使是那些积极追随革命的人、甚至是领导革命迫害他人的人，也在最后被迫害致死。

这场转变、毁灭或者如权力者所说的“革命”，由他们实在而明晰地刻画出来了。除了关於生命和人权的主题，他们其实还讨论了知识份子的道德问题，也讨论了有深度的事关学术和教育两大重要领域的重要问题.这不仅仅是燕京大学的事情。这些题目应该由更多人来写，也应该由未来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研究（他们现在做些什么题目呢？），不过现在还少有人考虑.我注意到，北京一位作家刘自立已经在关注和思考。他的父亲毕业於燕京大学，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四九年后成为高级干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刘自立是另一代人，但同样关注燕京历史和历史背后的道德与理念。至少在这一方面，现在可以说“孤琴”不孤。

高龄着述不为名利而志於道

十几年前，一位生於五○年代的朋友形容她那一代人，“出生就挨饿（指五九至六二的大饥荒），上学就停课（指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学校全面停课，学生只从事”革命造反“和学习毛泽东的书），长大没工作（文革中绝大部分十六七岁的人都只能”上山下乡“当农民），生娃只一个（指八○年代初开始实行每家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她还说，我这一代人长大时用过”粮票、布票、油票、肉票、豆腐票、肥皂票……“，就是没有用过”选票“。尽管她嘻嘻哈哈油腔滑调，其实她心里是在严肃地考虑自己的人生。她也并没有用这种发牢骚的说法来为那一代人的缺乏知识及能力辩护，而是话锋一转说，上一代人（出生於二、三十年代）不同，他们受过较好的教育，也有机会接触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相比之下他们有较多思想资源，为什么他们连自己经历的惨痛历史都没有能力记录和分析？

她的观察并不背离事实，但是只能当作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笼统的观察和指责。作为个人，巫宁坤先生就是一个反证.他在二○○三年出版《一滴泪》中文版后，去年以近九十岁的高龄（他生於一九二○年）再出版《孤琴》，两本书都长达四百多页。他用他的笔，记事实，明因果，辨是非。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真理。

其实，并不能说俄国知识份子和中国知识份子截然不同。孔子强调“士志於道”，孟子也说“无恆产而有恆心者，唯士为能”。“志於道”和“有恆心”，在中国传统中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只有个人採取建设性的行动，才能使其由少变多。而这责任，也应该由几代人共同来承当。巫宁坤先生正在通过他的书写，发展中国文人追求真理的传统.他奏响了他的孤琴（这典故来自唐诗）。让我们听到他的琴声中的召唤。（《孤琴》允晨文化公司出版，台北，二○○八年。余英时作序。）

●网民已非当年堵军车的一代，也不会唱《血染的风采》，却可以掀起“网络暴动”，还有新式武器“人肉搜索”。

●中国网民向当局挑战，以各种方式恶搞其封网软件绿坝。

从木樨地的血肉横飞，到互联网的民情汹汹，中国走过二十年，我们看到一条不同的长安街，依旧令“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个高压社会不敢稍有松动，且支付高昂费用。很难说，相对於以肉躯抵挡坦克，以即兴、诡谲、调侃的新词横扫网络、风靡天下，就一定是某种退却、软弱、世俗化，那不过是愤怒的方式不同而已，也是不同世代的性格变迁，其间的异化、转轨，反而更富悬念。

“半压抑”撩拨的快感

尽管半个世纪前的文革被刻意遗忘，它那阴影的长尾巴还是拖进互联网来，与今日的造词风气有渊源关系.中国人何曾有过放纵口舌、畅怀直书的福气？但是，压抑只不过改变了大家的发泄方式而已，比如大陆学者诠释文革时代的地下手抄本现象，指出它与主流话语“既对抗又调情”，有某种“集体偷情的快感”。

与文革时期文字落罪的恐怖相反，网络时代的书写，可说是便捷、随意、氾滥，却依然受到类似文革的一半程度的压抑，导致欲言又止、欲罢不能的情绪梗阻、快意中断，似乎不足以引发真的愤怒，而只有顽童式的报复，倒也契合“玩得就是心跳”的通俗文化大潮色调，所以网络上的视频“恶搞”和造词风气，是网络世代的傑作，才气和粗俗尽在不言之中。

不再偷偷摸摸，却依然有横遭禁止、获罪的预期，而互联网的每个终端前面，都是孤独的个人，与文革恐怖中的个人相比，并不具有更多的安全感，这使得“既对抗又调情”的行为模式愈加适宜；对於那些藏在萤幕后面的“五毛”——网评员、网监、网管、网警的总称，似乎不必认真——网语称“我闪”，意即惹不起躲得起，临走还要幽他一默，造出一个新词来，然后在乱哄哄间不胫而走，传檄天下，大家在加速使用这新词的频率之中，背靠背地享受“集体偷情的快感”。

这个“五毛”的戏称，也是造词一例，典故出自党的宣传部门规定，网评员每发一个贴子领取五毛钱，嘲讽意味丰富。网评虽属“报刊检查”式的言论钳制，毕竟也算精神活动，却以“计件工资”取酬，就等而下之了；以监视他人的思想为“饭碗”，令人联想起德国电影The Lives of Others（港译《窃听风暴》）里监视他人私生活的那位秘密警察，到中国变成了“五毛”之后，网民封他这个昵称，又平添一种分寸感：你也是挣一口饭钱嘛，给自己留点人性吧。

网上“裸”字横飞

一场剿“词”大战在中国方兴未艾。哈佛大学法学院有一份关於《中国互联网过滤报告》称，早在○五年就有一千多个不能说、不能写的辞彙黑名单。○三年中国的网络警察编制已有三十多万，专门打击反动网站、过滤敏感资讯和封杀境外涉及政治的网址，人员多年轻且具备电脑网络技能。全部现任国家领导人的名字都要过滤，单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有五种以上的过滤组合：胡紧掏、胡锦滔、胡锦淘、胡景涛、胡总书记等。新生辞彙“破坏、颠覆”汉语纯洁性的忧虑与日俱增，○九年版《辞海》将不会收录目前社会热门的网络语言……

成了洪水猛兽的网络新辞彙究竟是些什么？它从英文单词的缩略、複合、派生等等缘起，就略去不说了，倒是众多汉语新辞彙，以借代、隐喻、类比等方式生成，别有一番语言学风景，但它背后的构词动力，却是非常社会性、政治性的。比如你很难想像造词有瘾的中国网络不给眼下这个权贵社会留点记号：吃喝叫“腐败”、请客叫“反腐败”，至於谐音新词：前腐后继、淫歌艳舞、攻官小姐、提钱释放等，已近乎中国的另一个土特产“顺口溜”。关於腐败的最新出炉妙语是“裸体做官”，已登入全国“两会”大雅之堂，亦是主流媒体照单全收的一个网络怪词，模仿蜂起，殊为罕见，背景无疑是贪官大逃亡惊心动魄，官方杂志《半月谈》说，全国至少四千名贪官携款五十亿美元外逃，这还是○三年的资料。

为官而“裸体”者，泛指将妻儿全数移民国外，孤身一人在国内大捞特捞。此“裸”字，无疑借於色情场合之“裸泳”“裸聊”等新词，词义却转换为“无后顾之忧”而“赤膊”大干一番，稍嫌牵强却惟妙惟肖，毕现民间之恨意更甚於揭露贪官之无耻，言外之意又在痛斥制度的纵容：这帮贪官都脱光了屁股，你们也看不见！一时间网上“裸”字横飞，稍作综合便可得以下联句：

为防范贪官“裸奔”，须在舆论阵地设置“晒裸”栏目，大力倡行“裸体行政”（“官员个人财产申报制”，严格出国申报制度，把好出入境检查关口等），让那些已经“裸体”、“半裸体”或正欲“裸体”的官员们产生足够的敬畏，死了那份“裸心”。否则的话，便是“裸官已乘黄鹤去，但留裸民在血路！”

其实对“裸”字到位的解读，是整个中共政权已经“裸体”——资本主义救共产党，也是一个绝对经典的“皇帝的新衣”故事新编，因此，与其说它有一个“裸体”的过程，不如说它对国人的视觉有一个“剥落”的过程，即它的合法外衣，那些言之凿凿的“代表人民”“共产主义”“共和国”等等，没有一块招牌是真的，其大言不惭的“先锋队”性质，恰好是“先富起来”的无所顾忌，而执政当局没有廉耻，要“领导”整个社会去堕落。

做人不能太CCTV

今日网民已非当年堵军车、挡坦克的一代，也不会唱《血染的风采》，却可以对中央电视台横挑鼻子竖挑眼，还有新式武器“人肉搜索”。能让他们露一手的机会也许不多，但是逮住一次，就会诞生一个窜红的网络热词.比如那句被称为“开创○八年首句流行语”的五个字“很黄很暴力”，从一个十三岁的小学生，还是个女生，在央视《新闻联播》的访问中脱口说出来，竟天下譁然，细节已很着名，无须赘言。

极相似的另一件事，是奥运开幕式上的“假唱”，也是女孩，但有两位，一个露脸，另一个出声，拼接成一曲“祖国颂”，骗了全世界。这一回央视很不幸，连中国网民都没骗过，他们不相信那女孩说得出这种“大人话”来，怀疑是央视记者事前导演、教唆的，於是《猫扑论坛》率先将此新闻的视频片段发於网上，号召“人肉搜索”，通过搜索引擎迅速查到该小学生的个人资料，包括出生年月、所在学校、平时成绩等；各大论坛议论沸腾，大量相关恶搞作品涌现，如漫画、评选中国十大“很黄很暴力”的网站（央视网站排名第一位）、推出“很黄很暴力事件排行榜”、“体坛八大很黄很暴力事物”，等等。

值得分析的倒是网民的愤怒，那反而跟“色情”“暴力”丝毫无关，而是有关个人与公共（public）的紧张关系，这个讲“大人话”的女孩，向央视出让（alienation）了她自己││她的无辜纯洁、她的身份、声音、模样，总之是一个具体的人，供覆盖全国的一个电视台向几亿观众宣传它想灌输的东西，这才是一种真的“暴力”││就像杨沛宜出让了她的歌喉，而林妙可出让了她的容貌，任由张艺谋支配，用她们的天真无邪，去装点那面血迹斑斑的“五星红旗”；而全体中国人很久都在不知不觉地向这个暴政让渡他们的所有，从肉体到灵魂，此即为何偌大一个中国没有讲理的地方。广大网民也许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出让或已经出让了些什么，但他们从那个女孩的遭遇里，读出了这种剥夺的残酷和真实，也就在一瞬间恍悟到微弱的权利意识.

网络时代的这种警觉和拒绝“再让渡”，体现在网上流行的另一句话：做人不能太CCTV！对媒体暴力的抵制，在一个商业化、娱乐化的社会里，绝对可以媲美当年的堵军车。中共垄断媒体，坚守报禁，远不如民族主义话语霸权的宰制、阉割，对人的控制来得彻底，但狭隘、粗糙的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乃是欺负中国人的个体意识尚未觉醒，而需要超越个体的所谓“大我”聊以自慰，一旦个体觉醒，则“民族主义”也将沦为“裸体”，其煽动起来的愤怒，就不会只知对外，也会转向对内。

所以，胡锦涛在高唱“和谐”的同时，频频出动军警，四处围堵，只剩下这把枪桿子好耍了。折损了笔桿子的共产党，别说冠冕堂皇，连色厉内荏也做不来，甚至也“裸体”不了，只剩下盾牌、钢盔、防暴车。但只要民间骚动一起，互联网上便另闢战场，杀声震天，如去年轰动的甕安事件，当地聚众烧毁政府大楼，互联网也同时发生一场“网络暴乱”。网民大规模发帖“侃甕安”，帖子铺天盖地，各大网站对此一律阻拦、删除，有的帖子存活不超过三十秒；天涯社区展开了一场版主与网民的大规模廝杀，凯迪网络上对新华社报导的帖子几小时内跟帖近二百页；网管当局动用了最大的删帖能力，而网友的发帖和跟帖则要“累死版主”。由此观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上海的杨佳事件、巴东的邓玉娇事件以及石首事件，如何在中共垄断所有媒体、舆论的闷罐中，互联网竟奇妙地彰显了民意，使中南海退避三舍。

主流话语：从盛世到山寨

二○○八年主流话语里有个词叫“盛世”，大概是奥运会哄抬的一场迷幻，邪乎得连三个月前埋葬了五千儿童的汶川大地震都没拦住它，可见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走火入魔。然而，这件彷彿晚清的旧货，却被“对外开放”作了洋化处理，没有一丁点关於这个民族的真货，从里到外都是舶来品。

所以，关於中国世道的描述，民间生出另外一个词来：“山寨”——一切抄袭、剽窃、仿制等行为的便捷总称.这个词也可算作九十年代后，中国“速食化”地複制西方物质文化的总描述，后来又延伸出中国内部乡镇複制都市、边陲複制中心的描述，其核心含义就是“廉价”二字，一种野蛮生长方式。网上曾贴出一篇从结构主义解读“山寨”现象的文章，作者据介绍是一个“从小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美国青年”，他分析：

“地方政府搞的山寨天安门和山寨阅兵当然是对更高级权力所具有的享乐和寻租能力的崇拜，农民搭建的山寨鸟巢更是一种对北京作为权力中心的崇拜。富人也同样是山寨的，在这个没有贵族的社会，他们以效仿西方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来标榜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贵族地位。中国成了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第三世界国家自我堕落、自我流放的最典型代表。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山寨。”

这种很西方式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中国现实，我是怀疑的，虽然作者“从小在中国生活”。我则倾向於回到中文语境里来解释这个“山寨”，据说它最早出自一句广东话，但它在汉语里的基本指谓却是清晰的，那就是与朝廷、官府分庭抗礼的所在，所谓“江湖”、“瓦缸寨”、“水泊梁山”是也，或者“佔山为王”、“绿林好汉”等，虽然它的这次再现，携带着“市场经济”、“贫／富”、“生产／消费”、“边缘／中心”等新意，但若抽去它的基本词义，这些新附着上来的词义外延便皆不成立。

仿制、剽窃、抄袭，是无视版权、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形同打家劫舍的行为，矛头直指西方的和国际的，而中国政府不过是它们的附庸和代理││西方大公司欣赏的统治效率和乐於接受的优惠待遇，但恰是这一层夹在中间的“专制”及其颟顸的“贫富扩张术”，使得经济的终端，即民间的上述行为竟统统变成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网上的说法是“一次流氓无产者的技术暴动”。这差不多是把李自成和马克思结合在一起了。

至於“山寨化”走向文化市场，誓如有人要在网上办“山寨春晚”跟央视别苗头，是否草根阶层对主流社会的反讽解构，则令人怀疑，因为主流殿堂上文化霸权的符号人物如赵本山，已经是一个来自底层的愚昧无知的集大成者。而中国的“奇蹟”统统是关於经济的，到经济之外去解释“山寨”现象，显得多此一举，就像网上的一句文化评论：恶搞是挖心窝子，山寨是挠胳肢窝.

网上还有一句话：你登你的庙堂，我上我的山寨——这才是山寨的草根意义.在朝廷（庙堂）之外尚有空间，这个社会才不是有病的，我们所憧憬的“公民社会”，大概要从这里起步，但也可能没走到那里，中国就真的变成一座山寨了。为什么呢？且看网上出现新的热词和热闹：

“屠夫维权”样式

五月间有网名“屠夫”者，又叫“追风的土匪”（瞧瞧这名字起的，都为了“吸引眼球”？），只身到巴东，潜入医院拍摄邓玉娇被绑在病床上的十九秒视频，上传凯迪网络，掀起“百万点击率”大波澜，促使那姑娘被解除变相监押，他并说服邓家接受其引见的北京维权律师，此桩维权成功，几成奇蹟。

外界称颂这是一个中国版“牧童大卫用石块击倒巨人戈礼亚”（David and Goliath）故事（《旧约全书》），也是“以崭新的方式突破维权困境”（打官司、上访乃至拦路、“跳楼秀”等），甚至“算得上中国网络论坛从地下公共空间向现实公共空间延伸的第一步，其意义非常重大”（评介皆引自网络）。原来“巴东侠女”的背后，还另有一位“大侠”，且不必咬文嚼字去管他既要“维权”何必自称“屠夫”，让我们看看网上如何形容此君风格：

“打通网络与现场，网上网下形成联动，在关节点，挖出猛料，抓住社会关注度；不具法律和媒体从业背景，没有理论，以无赖式对付流氓化的警方，敢於挑战司法机构，单刀赴会，”刁民“特色，痞气、豪爽、灵活，熟知人情世故，不跟官方硬碰硬，甚至对网友也颇野蛮、粗鲁、不拘小节，跟知识分子作派完全不同；名利冲动，又远离媒体，行动公开透明；跨地域维权，避开打击报复。”

据说，这是新型维权模式。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海内奇谈”，总之中国是有“好汉”了。最后，让我们引一首山寨版《好汉歌》：

大河向东流哇

网上的山寨连成片

观念一变天地宽哇

该山寨时就山寨哇

真真假假谁怕谁哇

7月13日至7月16日，我代表香港中国笔会出席了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亚洲太平洋地区会议.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文学组织，香港中国笔会是其145个成员分会之一。国际笔会总部执行主任卡罗琳？麦考密克（Caroline McCormick）、国际项目主任弗兰克？吉瑞（Frank Geary）、国际项目助理安娜？弗莱彻（Anna Fletcher）和来自17个笔会的代表出席了开幕会议：日本、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菲律宾、韩国、蒙古、新西兰、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非洲的塞拉利昂等。这是国际笔会自1921年创会以来第三次举办亚太地区会议，第一次会议於1966年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会议於2007年2月在香港举行。与会者同属於中国的代表还有：独立中文笔会来自美国的副会长巫一毛，来自中国的张博树，来自日本的赵南和王进忠；来自瑞典的维吾尔笔会秘书长凯撒；来自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海外作家笔会副会长更特东珠。遗憾的是，已报名参加会议的中国笔会中心的代表没有到会。

香港属於富裕地区，除酒店和宴会之外，不获会议资助，来回机票和伙食均需自掏腰包。会前Frank从伦敦打电话来香港对我说，最后一天有一个关於中国言论自由的专题讨论会，我的议程已结束，可自由选择是否参加，如参加的话，需自付酒店费用。我想，既然外国朋友都如此关心中国的言论自由，我作为中国人怎么能置身其外呢？於是我一口答应参加。他还问我有中国笔会代表从大陆来，彼此相处是否有任何问题？我认为虽然大家政见不同，但我相信其他来自海外的中国代表不会对他有任何歧见，不过，这个可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代表最终并没有来，反是独立中文笔会张博树先生冲破重重阻碍，来到东京，大家对他的到来报以热烈掌声。

根据会议日程，首天全体大会每个笔会代表有三分钟发言时间，主要讲述各自的文学创作环境，面临的挑战和如何迎接这些挑战。我在美国生活了六年，0四年回到香港后退休在家写作，已很少说英语，好在近半年来在网上和一个外国朋友互教中英文，天天说半小时，才不至於忘光了或结结巴巴。第一天的全体会议，我已向大家讲述了香港回归以后所处的特殊政治环境，一方面中共政府利用手上的政治经济大权，力图在各方面渗透和影响香港社会，以致香港传媒出现了“自我审查”的怪现象；另一方面，因为香港是中国唯一具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国内的作家纷纷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香港来出版，国内的游客又纷纷在香港购买带回大陆。因此，香港完全可以利用这个特殊身分，在以文学推动中国民主化方面起更积极的作用。我的讲词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新西兰代表Mr.Nelson向我要了讲稿，大会助理Anna也要了存档.我并代表香港中国笔会联合独立中文笔会一起提出动议，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先生，获会议通过.

来自北京的张博树先生是中国社科院学者，中国转型智库负责人，着名自由派作家，在香港美国已经出版了五本有关中国宪制转型的专着，这次能够突破中共的封锁与会，很勇敢也很不容易（另一名独立中文笔会的代表赵晖先生就未能成行）。为了开好中国言论自由专题研讨会，我还特意为张博树先生将中文发言稿翻译成英文。可是由於出席会议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会议的时间又很紧迫，议题又多，原定16日的这个专题研讨会临时被取消了。15日我知道后，立即在会上提出动议，要求保留这个专题研讨会。16早上巫一毛女士也立即与会议组织者交涉，结果大会电话紧急通知各与会者，中午12点半召开这个专题讨论会。大会期间因为新疆发生大规模种族屠杀事件，各国笔会代表都表示十分关注。来自瑞典的新疆作家凯撒曾经对我说，如果没有中共，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起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不会再有事情发生，甚至北朝鲜、缅甸等都会变得和平。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所以在会上引用了他的话。我说，中共现在是世上仅存的几个独裁专制政权之一，亚太区甚至世界上很多文明与野蛮的冲突，归根到底就是民主与专制的冲突，罪恶的根源在中共政府。而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正的文学艺术，所以希望全世界的作家都对中国的言论自由给予更多的关注。由於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国内和世界的民主与专制两种力量在这里交锋，香港文学界应该起到更积极更直接的作用。

以前我曾经在东京转机，但这次才是第一次真正踏足日本。一出机场，途中就被满眼碧绿的自然环境所吸引，同样是田野和山丘，却整整齐齐地种着庄稼和栽满了树木青草，居然看不到任何其他颜色，也就是找不到任何未被覆盖的地方，可见日本人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作为建筑师出身，我特别留意日本的建筑，虽然沿途甚至东京市内的房屋都不是香港那样的高楼大厦，但他们的房屋都很精緻漂亮，看得出每一栋都经过精心的设计。更特别的是每一座建筑都非常乾净，没有一丝半点雨水沖刷的污渍，我想很可能是有组织排水设计的精密，和研发新型易洁的建筑材料的原因。进了酒店客房，就更令人叹服。大会招待我们入住的大概是三四星级酒店，费用每晚7900日元（相当於800多元港币），全部单人房，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只有一张单人床、梳妆台和其下一个小冰箱，一张小摺叠帆布櫈，但却佈置得十分典雅和紧凑。各种电器设计非常先进，超薄型的桌面电视机、小型的电热水壶、自行调节的灯光和空调，无不给人舒适的感觉.大约只有两平方米的洗手间更是集中表现了日本现代的设计技术，里面有自动为用者冷热水沖洗的座厕，水箱则设计成盥洗台，所有的墙面地面都使用新型的建筑材料，天衣无缝，令人讚叹.更令人感到日本人办事认真的是，无论你是否继续居留，酒店每天都更换全部床上以及洗手间用品，让你感到宾至如归.

东京的面积非常大，有两次休会期间我出去转了一圈走了两个半小时，在地图上不过一小段。他的外表虽然没有纽约和香港那么多摩天大厦，可是他的内涵却无人能及，到处都是非常整齐清洁的道路，连小巷都是小柏油路，路边的树木都用通花铁盖或平整的沥青盖住泥土，简直是一尘不染。张先生对我慨歎道，东京从二次大战一片废墟上建成今天的世界大都会，中国却几十年停滞不前，实在值得中国人好好反思。东京白天路上行人稀少，即使是最热闹的银座，也很少行人。我问过日本笔会的朋友，东京有过千万人，怎么路上不见多少人？他们说都在地下。他的地铁线路很多，四通八达，上下班时间挤满人，要靠站台助理大声指挥旅客。但有一个缺点，和香港一样都是用xx线命名，用不同的颜色区分。这样对於日本人中国人可能不会有大问题，对靠日文拼音区分路线的外国人就不如纽约以英文字母及数目字命名简单方便；而且因为路线多，用於区分的颜色有时只是深浅的区别，色盲或者色弱的人士就很难阅读路线图了。

最近公布的世界生活指数调查，东京名列首位，香港位居第五。就居住价格而言，我比较过东京地产代理所张贴和散发的单张，将平方米和日圆转化成平方呎和港币，则相差无几，至多稍为高出一些；可是，餐饮的价格就比香港高出一倍有多。大会招待我们的晚宴日本餐、中国餐、印度餐都可能价格不菲。平日午餐我们在街头路边餐馆，叫一份“定食”至少五六百日圆（相当於五六十港币），一碗普通麵条至少也要三四百日圆.路边普通时装店，男士西服至少一万多日圆，女士普通上衣五六千日元。交通费用也比香港昂贵，的士首两公里起錶费710日圆，地铁只有160和190日圆两种，相当於17元和20元港币，也比香港贵，可是地铁车站和车厢都略显陈旧，比不上香港。

会议的主人日本笔会据说拥有数千会员，可能是最富有的笔会之一，不但拥有一栋四层的办公楼，而且还有若干受薪职员.他们这栋小巧玲珑的办公楼极富特色，显然经过建筑师精心设计。黑色外形像椭圆柱体，三四楼之间有一个打通两层的会议厅，各层还有办公室、小会议室等，就算是楼梯都与众不同，明年的世界笔会会议将在这里举行。日本笔会的朋友很热心招待我们，办事极有效率。见面第一天，就给每个代表准备了一份档案，里面除了有各种会议文件之外，还有每人不同的会议内容和时间安排。有东京地图，还有酒店到会场的详图，每个代表的迎送都有周到的安排。无论在酒店、商店和银行里，日本职员都很热情有礼，我找HSBC换钱，酒店和银行的职员都copy一张地图给我。美中不足的是，日本人和韩国人一样，英语程度普遍较低，即使是机场、警察和银行等有机会接触外国人的职员，甚至是学生，大多不能说流利的英语，比香港差很多。有一天，我们正赶回去interview，地铁在日比谷（Hibiya）车站发生故障，有人离去，也有人坐等，但却没有任何英语广播，我们非常焦急，询问周围几个日本人发生了什么事？竟然没有一人能用英语回答我们。所以我想像日本的现代化，很可能主要还是靠自身的努力，日本人的等级观念很强，在三菱银行问路，接待的职员坚持不肯坐下来，我拉他坐下来，他居然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这可能是他们高效率的原因之一。由此更加深感香港坚持英语教学，走自己国际化路线非常必要非常重要……

临走的一天我和张先生去池袋游览，进城前走进路边一间小餐馆，坐下来叫餐后，才发现竟然是一间“一人餐馆”！十多平方米的厅堂，里面有六张桌子，二十二个座位，一个五十多岁的老闆，包揽了厨师、招待、收银所有一切工作，只见他跑出跑进，忙得不亦乐乎，但却有条不紊。餐后客人少了，他送我们出门，指指二层楼上，告诉我们这是他的住所，可能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可是却乐乎乎的，不觉得辛苦。我曾经在纽约开过餐馆，也见识过世界各地许多餐馆，可是这样的“”一人餐馆“还是第一次遇到。我对张先生说，日本人的聪明和勤劳，可能是他们成功的原因；张先生说怪不得日本有不少人过劳死，看来任何社会都有它的两面性。在池袋我买了两个电脑用的麦克风，我想日本制造的质量高，谁知道回港一看却是Made in China，价钱足足比香港贵四五倍！连以电器生产闻名的日本都在销售中国产品，此消彼长，估计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指日可待。

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是香港而不是东京，这次去东京有了体会。行前我想在附近的汇丰分行兑换日圆，但分行没有足够的现金，要去总行或预约，行程匆匆来不及了。想起多年前去韩国，也是要到汇丰总行换韩圆，谁知到了汉城机场兑换更便宜，於是就打算到东京再换.谁知道到了东京机场，排队的人很多，第二天好不容易才找到HSBC，却说这是总行不兑换.附近很多日本银行都只兑换美元不换港币，只有一家三菱银行换，可是汇率只有一港元兑9.58日圆，而香港汇丰分行告诉我的是12.20日圆，在日本临走的一天在池袋看见有HSBC分行，好奇进去一问是10.95，三者之间相差最高达21%；而同一家三菱银行的港币买入价14.44与卖出价9.58差价竟达33%，令人吃惊.这和香港几乎所有的银行分行都能兑换各种外币，彼此之间的兑换率相差无几，同一外币买入卖出价也不至相差如此巨大相当不同，所以看来香港作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当之无愧，希望香港能够继续保持这一优势。

参加这一次亚太笔会会议，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让我见识了共产专制对全人类遗害之深。会议第一天下午来了两位内陆前共产国家的代表，其中一人像极了矮胖子金正日，整天戴一副黑超，一句英语也不会说.日本笔会招待我们吃日本餐，他因为太胖坐不进矮桌，唯有靠墙坐在后面，他只喝酒不吃东西，时不时敲手掌叫大家安静下来听他讲话唱歌，大家都只有服从他，可是不一会他就大打呼噜睡着了。外国朋友见面喜互相轻亲脸脥，他却紧抱着伦敦来的女士不放。最丢丑的是，会议结束一晚日本笔会举行盛大酒会欢送我们，到会者数百人，衣香宾影，卡罗琳女士在台上逐一介绍我们出列鞠躬致意。介绍到这位仁兄的时候，他居然不请自来地用本国语发表演说，同来的一个英语极差，两人结结巴巴的不知说些什么，令在场的所有朋友目瞪口呆。我想像如果中国大陆或者北朝鲜的代表来了，也许也会作出如此的举动，因为他们饮下的狼奶太多了，以为开会必有“首长讲话”。就像澳洲墨尔本笔会代表Ms. Berni对我说的，这些人与世界隔绝太久了。幸好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了，否则也难免像这两个前兄弟国的代表一样在世界大家庭面前出丑.在当今的世界上，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的冲突远未平息，作家作为社会的良心，有责任用自己的笔为推动世界的文明进步贡献力量。

（写於09年7月18日-7月20日，香港）

（刋於09年8月号“开放”杂志，刋出时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最近分别发生在中国和俄罗斯的两件事，表面看上去渺不相关，其实质却惊人地相似。中国的一件，是政府税务部门以执法的名义对民间公益组织“公盟”处以极其严苛的142万元罚款；俄罗斯的一件，是政府有关部门同样以执法之名突然关闭切尔基佐夫市场，致使中国商户遭致巨额损失。

从法律的字面意义上看，两国政府确实是在严格执行法律。实质上却完全相反，两国政府根本是以法律作为推行自己专断、任意的，非正义政治意图的方便工具——当法律对自己某时某事有利时，就“严格执法”；反之，则无所作为，视法律为无物。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团登记管理办法》明文规定，任何“民间社团”要想合法成立，除了民政部门之外，还必须找到另一个政府部门作为自己的“业务主管部门”，该部门可以任意干预“民间社团”的任何活动。这就意味着，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合法的NGO，而任何合法的“民间社团”都是非民间的，都是被政府牢牢控制的。事实上中国确实存在着、艰难活动着大量真正的民间社团，它们要么干脆不去合法登记，于是只能成为非法组织；要么就是只能作工商登记，合法倒是合法了，然而必须按工商企业照章纳税，公盟就是其中之一。简而言之，中国一切真正公益性质的、享受免税待遇的NGO一定是非法的，而一切合法的公益性的组织一定不是NGO，一定不是民间社团！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在这样一部恶法的钳制之下，中国政府的民政部门居然还能冠冕堂皇地大谈特谈中国民间社团即NGO蓬勃发展的巨大成绩，而更不可思议的是，国际社会居然还让中国政府充当过NGO国际会议的主办国！

不可否认，比起公然宣告自己“无法无天”，“有党的政策，还要法律作什么？”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法制有了巨大进步。然而，这是“法制”，却不是“法治”！“法制”，是执政党用法律管制人民，自己却高踞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可以任意立法废法，可以随自己的需要任意决定执行或不执行法律，人民对之无可奈何：“法治”却是法律至高无上，法律有效地约束每一个人、并且首先是有效约束政府，约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同时，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与一视同仁地平等保护每一个公民基本人权的、公平正义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相吻合。毫无疑问，中国今天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法治，那个只能说是蛮横无理，公然剥夺公民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恶法——《社团登记管理办法》，就是江-李时代中国立法部门倒行逆施，肆行非正义立法权力的一个典型标本。在这样一种根本性的非正义法律管制之下，法网愈是严密，人民受害愈大；反过来，恶法不被严格执行，实际社会危害小一点，但法律的严肃性却荡然无存。无法想象，在这种局面之下，人民怎么可能形成尊法、守法观念！

俄罗斯的问题几乎完全相同——首先是一个接一个地出台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恶法，甚至到了企图立法禁止谈论苏联时代种种反人类暴行历史事实的地步，谁敢揭穿这些历史真相，谁就会被以“污蔑诽谤”和“反国家罪”治罪；其次，执法或不执法，完全随心所欲，怎么做片面地对俄国政府或俄国人有利就怎么做，并且不预告，不给受害者丝毫赔偿。需要中国产品时，就对灰色通关不闻不问；政治需要不同了，就突然把脸一翻，“严格执法”起来了！你们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当初那些玩忽职守的执法部门至今没有受到惩处？

从俄罗斯“严格执法”的事例中，我们还应当引出一个严重的教训：没有法治和宪政对民主即“多数民众的意志”的切实约束，民主可能随时成为祸害。俄罗斯政府现在关闭市场也好，过去对灰色通关置之不理也好，都可能受到绝大多数俄国民众的衷心拥护——随时命悬一线的反正不是俄国人！所谓“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乃是一句民粹民主派疯狂僭妄的胡言乱语，任何人，包括“人民”在内，都是有罪性即兽性的肉体凡胎，因此，任何人的声音都不是、并且绝不可能是上帝的声音；只有切实保障每个人天赋人权的公平正义良法，那才最接近上帝的声音，它决不能服从任何人——哪怕是全体人民或者议会——的意志，就像牛顿定律不会服从任何人的意志一样！正义良法是隐藏在人类社会背后的社会规律，它是由无数世代的思想家的艰辛探索，和自由宪政曲折坎坷的历史演进，两者交互作用所得到的科学发现。古往今来，“人民”自身，和以人民的名义所犯下的罪错数不胜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拿破仑，希特勒，和其他许多独裁者，都是通过民主选举或全民公决上台掌权的，纳粹德国、法西斯日本和斯大林俄国的内外政策也一直被几乎“举国一致”地支持拥护。人民崇拜和领袖崇拜一样，都是无神论者僭取神位的渎神大罪！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警告过王若望等激进民主派，第一不要高估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成效，第二那种办法用在中国只能是灾难性的。事实证明我的预见是对的，自由民主不可能速成，徒有自由民主的制度形式，没有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条件与之配合，制度不过是纸面上的空中楼阁。尽管俄罗斯人民为激进主义的休克疗法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今日的俄罗斯却在自由民主方面大幅度向旧日的苏联倒退，它的政治现实和中国越来越相似，这一对难兄难弟如今仍然是“拖着极权尾巴的专制政体”，离真正的法治国家还有十万八千里，争取实现法治与自由宪政仍然是两国有识之士居首位的历史使命。作为坚持原则的体制外改革派，我们仍然不得不长期面对法治现状进两步、退一步的无情现实，还得在倒退的时期中仍然本着建设性立场压抑满腔怒火，尽可能地保持乐观态度，坚持合法抗争。亨廷顿先生在《变动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一再说，改革是比革命艰难得多的事业，需要改革者具有极大的道德勇气、政治智慧和坚韧不拔的耐性——就让我用这句话和公盟许志永、王功权等“中国人真正的脊梁”们共勉吧！

2009.7.19.

●上海电视台“眼界”节目《直击朝鲜》获得金正日政权批准，深入朝鲜实地拍摄，首次对中国观众披露不可思议的真实朝鲜的落后与封闭.

●上海东方卫视纪实频道《眼界》摄制人员到朝鲜採访十日，图为编导金蕾（右）与朝鲜军队一位中校。

今年七月二十至廿四日，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晚上八点黄金时档节目“眼界”，十分惹目地连播五集《直击朝鲜》，每集廿五分钟。本人第一感觉：“中朝鲜血凝成的友谊终於绽裂了！”

今年五月，沪视“眼界”记者凭藉“友好国家”得允入朝。朝鲜一向拒绝外人“偷窥”，尤其“感冒”记者。“眼界”摄制组能够进入，靠的是中国持续援朝五十余年，每年无偿援助数十亿元：五十万吨粮食、一百万吨石油、二百五十万吨焦炭。但是，今年三月十九日，朝鲜再次启动核子试验；五月廿五日地下核爆，接着宣佈退出“朝鲜半岛无核化”六方会谈，再退出五三年停战协定，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日发射示威性七枚导弹。这等於要求重回战争状态.“革命战斗性”如此坚强，事情已经做绝，且不顾中国颜面。

因此沪视这趟“友好採访”可视为中国回击朝鲜的背信弃义.五月採访，七月播出，超长间隔，内中的原由，非同一般。公开暴露朝鲜实况，负面评价他们，几近闹翻。

似曾相识的领袖崇拜

《直击朝鲜》一照面，金氏崇拜扑面而来。六十余年，朝鲜人民一直生活在资讯遮罩之中，网站只有一个红星网站，与外通道只有官方媒体.他们深信全世界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的饥饿之中只有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因为在金日成将军的怀抱中││住房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免费，领袖全包。板门店军事分界线一位专职接待中校认定：南方同胞尚在苦难之中，等待他们去解放。金氏父子是全人类的太阳，朝鲜人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民！一位中年知识妇女哭着说：“如果没有领袖，我们不如死了算了！”

朝鲜人民被要求深刻领会“主体思想”，金正日一段自吹语录赫然张布：

民族的伟大性不在於领土的辽阔或历史的悠久性，而是在於引导民族的领袖的伟大性。谈论没有领袖的革命胜利，就像奢望没有太阳的花一样。只要领袖伟大，小小的国家也会成为伟大时代思想的祖国、思想的强国和政治大国，四射光芒。

“主体思想”认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要在慈父般领袖的指导下进行。朝民三分一时间用於思想教育，每周六为“主体思想学习日”，领会“主体思想”越深刻越透彻，才会越优秀，越忠诚於领袖。朝鲜青年在学习日发言：“我们的祖国是金日成祖国，我们的民族是金日成民族。”

《直击朝鲜》曝光：一九四二年出生苏联远东的金正日，八三年开始被说成出生於圣地白头山，诞生时雪崩为兆、天显彩虹、新星闪烁.金正日大学期间，写了一千四百余篇论文，平均一天半一篇。金正日就学的平壤一中，永久保留其当年就坐的教室和座位。

除了无处不在的金像金画与人人必佩领袖像章，最有创意的崇拜行为是九七年废止西元纪年，採用“主体纪元”，金日成出生的一九一二年定为“主体元年”。金日成的生日则定为太阳节。最常见的统一标语：廿一世纪的太阳，金正日将军万岁！

简单的白内障剥除复明手术，朝鲜国民却需要被挑选接受手术的数百患者举行仪式，他们揭开纱布眼罩后，马上跪拜金氏父子像，而非感谢医生，因为真正让他们复明的是领袖（编按：此片断疑选自西方纪录片，做白内障手术的是外国医生。美国电视曾放映过）。

熟悉的标语、夸张的政治漫画、充满敌对的口号、声嘶力竭的呼喊……“眼界”解说员很年轻，但也评说：这一套对我们似曾相识.

参观样板单位掩饰不住的虚假

採访时，中国记者身后永远有一位忠於职守的速记员，他们详细记录交谈内容，解说员特意点出这一细节：“这种一路陪同的监听监视，令採访者与被採访者都无法轻松。”朝鲜国民被严格规定不能随意接受外国人採访.外国人参观的都是样板户、样板农场、样板医院、样板工厂、样板学校、样板幼稚园，连语言都有样板。在青山里农场（金日成去过八十五次的农业先进、影片《鲜花盛开的村庄》原型地），摄制组吃到进入朝鲜后最好的一餐饭菜，但这家主人夫妇却未上桌，陪餐的是当地官员.当问烧制这桌饭菜的女主人：“平时吃什么？”回答令人大惊：“每天吃的都像今天一样！”

板门店军事分界线朝鲜一侧，建造了一幢幢漂亮住宅，但却是空壳，而且是只有一面墙体的“节约型”佈景。据说用以吸引“南脱”者，向南方同胞展示“社会主义的美好”。

平壤居民不能在阳台上晾晒衣服，因为他们需要为城市整洁作出牺牲。官方对此解答：朝鲜人民习惯在室内阴乾衣服。

《卖花姑娘》是金日成宣扬阶级斗争的作品，由金正日七二年编导拍片，至今是忆苦思甜的国剧。年轻女主角说：虽然她很难理解阶级斗争的感情，但要将此剧再演一百年。

当前，全朝鲜正在掀起“一百五十天战斗”。一位女青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思想强国、军事强国，只要再搞成经济强国，到二○一二年便会像领袖所说成为真正的强国。

最惊人的虚假是板门店那位中校胜正哲，他带领记者参观停战协定签字小屋后说：“由美国发起的三年战争，以我们的胜利结束了。”他恐怕不知道韩战是金日成打的第一枪。

困窘经济却狂言打败美国

在农业先进青山里，四十六岁的社员李正烈於一九九○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工转农”，从平壤电器厂技术工人转为农民。他说：“田里的活虽然辛苦，但能吃饱饭。”他向中国记者介绍：“我一年挣六百工分，可得四百公斤粮食，吃饱饭没问题！”一家中朝合资的饲料厂朝鲜官员说，他们的奋斗目标是为朝鲜人民每天供应一个鸡蛋！

接受参观的样板幼稚园，“幸福儿童”手中的食物是土豆。平壤街头，一只议价烧鸡卖一万二千五百朝元，相当普通国民三个月工资，一般人自然吃不起。朝鲜食品仍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朝鲜国民的月收入、国家经济GDP，均属最高国家机密。中方投资商王先生说中朝经济与社会整体相差几十年。

记者在平壤街头不见一辆自行车，问及原因，回答自行车是落后国家的交通工具，朝鲜不需要。平壤街头没有红绿灯，由千挑万选的女交警指挥，但女交警十分寂寞，车流量稀少，一分钟不足十辆车。但公车十分拥挤，因能源短缺，间隔时间很长.公车已十分古旧苍老，仔细一看，还是中国七○年代援赠的车厢。通往开城的高速公路上，除了军车，几乎见不到其他车辆.朝鲜服装还停留於“灰、白、蓝”。经济凋弊，一叶知秋。

平壤以外不让参观，但“直击”透露外地有很多“三无医院”——无药品、无自来水、无肥皂，用具老旧，没有抗生素与麻醉药，啤酒瓶当点滴瓶。就是摄制组参观的全国顶级平壤医院也缺医少药，先进设备会操作者很少。尼泊尔医生桑都鲁特这次专程赴朝十天，为超过千名的白内障患者复明，但他需要自携发电机，因为朝鲜每年停电二百次以上。

朝鲜儿童从小就被培植对美仇恨，游戏都是击打“万恶美国佬”的塑像！他们被教育生来就是为了保卫领袖，祖国时刻处於被侵略的危险之中，全世界都对朝鲜有敌意，打败美国才能统一祖国。朝鲜经常搞空袭演习，全城停电，制造战争气氛，推助反美情绪.朝鲜近三分一财政为军费，团级干部工资相当副部级，大校则接近总理，朝鲜姑娘首嫁军人，“因为人民军战士在保卫领袖的战斗中会第一个冲上去！”一位工农赤卫队女兵连指导员说：“如果不能嫁给人民军战士，宁肯一辈子不嫁人！”二千三百万人口，一百一十万现役军队，六百四十万工农赤卫队，七百五十万总兵力，全球第四。赤卫队女兵认为她们能够用一九五○年代的步枪与高射机枪打下今天的美国军用飞机！朝鲜一定能够打败美帝纸老虎！如果美国胆敢引燃侵略之火，朝鲜军民就会将美国从这个地球上整个烧掉！

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导：朝鲜今年约八百七十万人（超过全国人口三分一）需要粮食，有人正在依靠野生食物维持生存，也许会再次像一九九○年代一样饿死三百万人。

用枪保卫万景台血统！

去年朝鲜国庆六十周年阅兵式，金正日龙体欠安未露面。今年，人民军主管“思想纪律”的金正阁大将放言：“要用枪保卫万景台血统和白头山血统”，明确暗示金氏血统者接班，要出现金三世了。其实，“金太阳”升起的万景台原为墓葬区，金家只是看墓人。

笔者早就通过海外报导“熟悉”朝鲜了，但这回通过大陆媒体《直击朝鲜》，第一次听着如此评价《阿里郎》（十万人排演四月、动作高度统一精准的歌剧）：“极权社会才能展现的艺术”；听到旁白：“严格的计划经济是衣食无忧的保证还是物质匮乏的根源？”深感历史的嘲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抗美援朝耗费了中国百分之五十的国家年度财政，总耗资六百亿美元，投入志愿军一百三十四万人，入朝部队佔全国陆军百分之七十，阵亡十一万五千余人，非战斗伤亡四十一万余人。志愿军的鲜血保卫了什么？“国际主义”结出了怎样的果实？

●季羨林和任继愈两位学者离世，官方给予备极哀荣的体面。而九十八岁的北大教授周辅成五月二十二日谢世时却一片冷清。但周先生才是我们民族需要的知识份子。

●季羨林。                    ●周辅成。

九十八岁的季羨林和九十三岁的任继愈同日去世，尤其是季羨林的离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们的遗体覆盖着鲜红的党旗，缀拥在一片鲜花之中，党国要人或送花圈，或戴白花，官方媒体以铺天盖地的好词好句为他们送行，可谓备极哀荣.在这片依然在强权的铁索主宰之下的土地之上，在这个充满谎言、谄媚和奴颜的时代里，两个老人的葬礼和所有的哀荣，为一切依附於权力、臣服在权力脚下的知识份子提供了又一个范例，只要与权力保持这样一种良好关系，为“盛世”唱唱讚歌，或者至少与“盛世”保持合作，不仅生前可以享有荣华富贵，死后同样可以得到巨大的风光体面。对於缺乏超越性追求的国人来说，许多人往往过不了这一关.

知识份子的公德高於私德

我无意苛责这两位谢世的老人，毕竟他们在各自的专业上都是有贡献的，何况他们之间也很难一锅煮。相比之下，任继愈先生主要是学问中人，少问世事，低调为人，生前没有在公众视线中频频出现，也没有抛出什么引起非议的观点，至少在私德上是无亏的。关於季羨林先生，广为流传的那个故事说他曾在路上为北大学生看行李，就算真的，其实也只是老人的私德。中华民族向来不缺对个人私德的要求，也不缺在私德上站得住的人，缺的是怀抱公德心，为民族正气、为文明进步孜孜努力的人。梁启超先生一百多年前率先引入的“公德”这个维度，正是通往一个健康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现代社会在评价一个知识份子时，应更多地使用公德的尺度。

两位老人身后的哀荣，使我想起另一位北大老人，九十八岁的伦理学家周辅成先生，他在今年五月二十二日谢世后的冷清和寂寞，举国媒体的沉默，评论家们的缺席，我只在北大哲学系的网站上看到一则讣告。原因何在？当然不是周辅成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够，作为中国伦理学这个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宣导者，北大哲学系的资深教授，他在专业上同样有出色的贡献，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持编译的《西方伦理学原着选编》、《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有关人性论人道主义言论选辑》，给国人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精神资源和思想火种，受惠的不仅是那些专业研究者。

周辅成教授葬礼一片冷清

就因为他追求浩然独立的人格，就因为他的良知常常悖逆官方的意志，他成了官方不喜欢的人，很少在媒体露面，从而被这个蝇营狗苟的所谓主流社会刻意遗忘了。周先生的关门弟子、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万俊人曾在电话中向四川的萧雪慧老师感歎：葬礼太简陋了。周先生当然不会在意葬礼的冷清，更不会把官方的奖赏当作宝贝，他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生前的荣誉、鲜花和掌声他尚且毫不在乎，何况身后。

说到底，真正值得举世尊敬的是周辅成先生，因为他保持了中国知识份子最可贵的品质，不仅是私德上的无瑕疵，更重要的是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公德心，他向一个杀害无辜的强权说不，他为一个现代中国仗义执言，他为那些有理想、有才华的学生、后学的不幸遭遇而忧心。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一个坚守道义立场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他的学生胡平因参与区人大代表直选，并以力倡言论自由被北大选民选上之后，却遭报复，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以七十多岁高龄乘公共汽车在北京城里四处奔走，为学生联系单位。因此招来有关部门这样一句话：“胡平自由化，他的老师比他还自由化！”西南民族学院的萧雪慧老师因卷入八九年的民主浪潮而身陷囹圄，一九九一年出狱不久，她竟意外地收到了周先生的明信片，她为此而深感温暖，此前他们之间并无交往。萧老师告诉我，长期以来，周先生对她一直关心有加，为她的遭遇深为不平。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周辅成先生在其着作《论人和人的解放》后记中写下：“知识是可贵的，道德是可贵的，文化也是可贵的。这些都是人民艰苦奋斗、用血汗换来的成绩。切不可算在名利熏心的『英雄豪傑』们的帐上……我佩服古往今来站在人民一边，捍卫人民的权利与人格的有良心的志士们的气节与灵魂。我手中只有半枝白粉笔和一枝破笔，但还想用它来回应这些古今中外贤哲们的智慧和勇敢，向他们致敬。”他自己同样保持了这样的气节和灵魂，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古今中外贤哲的行列中。在北大朗润园他家的墙上，有一张他亲手书写的条幅：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他以孟子的这番话自励，实际上，他不仅做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丈夫，而且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份子，在一个不义的强权面前，他始终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保持着独立的批判，努力发出不苟合的声音。

六四后保持知识份子气节

如果说二十年前的那个春天，呼籲民主是当时的风气，周辅成先生在要求释放魏京生等良心犯的公开信上签名没有多大的风险.那么，在一九九五年，经过血腥的“六四”大杀戮之后，多少人被淋漓的鲜血吓破了胆，在知识界盛行犬儒主义，人们纷纷选择明哲保身的大趋势下，他在许良英先生起草的〈迎接联合国宽容年，呼唤实现国内宽容〉公开信上签名，就需要足够的道义勇气，在这份公开信签名的人包括王淦昌、楼适夷、杨宪益、吴祖光等在各领域有影响的知识份子，曾引起强烈的反响，也让杀人者大为吃惊，当时离“六四”不过六年。如果放在历史的天平上，不是以现实利益的得失来权衡的话，他们在一个人权缺乏保障的时代，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权大声呐喊，为一个古老民族的文明进步而承担自己的责任，不仅大大彰显了人格的力量，而且呈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在公德层面的担当意识.替学生看一次行李虽也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美谈，但不可与此同日而语.

同为穿越了二十世纪无数风云变幻的学术老人，三个人身后哀荣的巨大反差，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更需要什么样的知识份子？固然我们需要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出现私德无愧的专家型知识份子，对他们的贡献同样要给予足够的评价，但是，我们更需要周辅成先生这样的知识份子，不光在专业上有卓越的建树，并且热切地关怀社会，不因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掌握了现实权力而屈膝，持续地捍卫自己的独立选择，一如既往地保有纯洁的良心，承担自己该承担的一部分，哪怕为此而“因故退休”，哪怕因此而被边缘化，被官方所冷落。

如果一个民族，毫不吝啬地把最高的荣誉都献给了那些被官方认可、受官方肯定的文化人，跟在官方的屁股后面乐颠颠的，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被愚弄、被导向了，完全忽略了那些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知识份子，那才是最大的悲哀。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深信，最后挺立在精神史上的将是周辅成先生这样的民族脊梁。毕竟，官方的荣誉归官方，历史的荣誉归历史。